第十六条除国内外国立大学外，其他大学所给予之学位经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认可方为有效。
第十七条工程师学位与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相等者，可由大学评议会指定之。
第十八条国内外大学同等级之学位而取得之度有差别者，可由大学评议会指定之。
第十九条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历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
第二十条大学教员以专任为原则，如有特别情形不能专任时，其薪俸得以钟点计算。大学教员薪俸（月俸）表（单位：圆）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级〖〗500〖〗340〖〗260〖〗180二级〖〗450〖〗320〖〗240〖〗160三级〖〗400〖〗300〖〗220〖〗140（上表根据《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和《大学教员薪俸表》整理，原载《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这个“大学教员薪俸表”的框架范围，同1917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相比，大学教授一级月薪从400银圆增加到500银圆，而助教的最低月薪从50银圆增加到140银圆。原分为6级的“正教授”10年后改称为“教授”分三级；原称为“本科教授”的改称为“副教授”；原称为“预科教授”的改称为“讲师”（大致如此，并非完全套用），薪俸标准都有显著的提高。这个方案在《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公布后，经过三个月的征求各方意见和讨论修改，到1927年9月又正式公布了修正案，把薪俸标准又加以大幅度提高，现将原文抄录如下——
大学教员薪俸表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教育行政委员会修正公布
类别〖〗月俸数〖〗类别〖〗月俸数教授〖〗400至600圆〖〗讲师〖〗160至260圆副教授〖〗260至400圆〖〗助教〖〗100至160圆附注
1. 大学教员分为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
2. 大学教员之薪俸如上表。
3. 以上各教员之薪俸，得因各大学之经济情形，而酌量增减之，外国教员同。
4. 曾经政府认可或授予大学教员资格，而不在大学服务者，不支薪俸。（引自《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教育部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月3版。）［附录］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抗战初期）
第一条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之聘任及待遇依照本规程办理。
第二条大学及独立学院聘请教员，应按照教员审查合格之等别聘任之。
各校聘请教员时，得验其审查合格之证书。
第三条教员资格等别，未经审查核定者，得于聘任后输审查手续；但此项任期不超过一年。
第四条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之聘任期间：第一次试聘一年，第二次续聘一年，以后每次续聘为二年，各于聘约载明之。
第五条各校应于每学年开始两个月内，造具教员名册呈报。
教育部审核务案名册，应报项目另定之。
第六条在教员聘约有效期间，除违反聘约之规定外，非有重大事故，经呈准教育部者，学校不得解除教员之聘约。
第七条在教员聘约有效期间，教员欲辞职者，须于辞职三个月前提出，经学校同意后，于学年终了时方可解除职务。
第八条大学及独立学院专任教员薪俸暂定如下：〖〗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第六级〖〗第七级〖〗第八级〖〗第九级助教〖〗160〖〗140〖〗120〖〗110〖〗100〖〗90〖〗80讲师〖〗260〖〗240〖〗220〖〗200〖〗180〖〗160〖〗140副教授〖〗360〖〗340〖〗320〖〗300〖〗280〖〗260〖〗240教授〖〗600〖〗560〖〗520〖〗480〖〗440〖〗440〖〗370〖〗340〖〗320第九条大学及独立学院初任教员以自最低级起薪为原则，曾任教员或有特殊情形者得酌自较高级起薪，其任教著有成绩者由学校得酌予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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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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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八条及第九条所规定教员薪俸，各校得斟酌学科需要及当地生活程度与本校经济状况，酌量增减。
第十一条教员以专任为原则，应于学校办公时间在校服务。教授副教授讲师授课时间每周以九小时至十二小时为率，不满九小时者照兼任待遇。但担任行政事务或实际上须以充分时间从事实验或研究，经学校允许，得酌量减少授课时间。
教学实验之时间，以两小时作一小时计算。
第十二条专任教员不得在校外兼课或兼职，但有特别情形兼课学校选商得原校同意者，每周至多得兼课四小时。兼课以与原校所授课目性质相同者为限，兼课薪金并得由原校具领支配。
第十三条专任教员之薪给概以每年十二个月计算，在校内兼任职务者不另兼薪。
第十四条兼任教员之待遇标准另定之。
第十五条教授连续在校服务七年成绩卓著者，得离校考察或研究半年或一年。离校期内仍领原薪，但不得担任其他有给职务。
第十六条专科学校教员之聘任及待遇，得比照本规程办理，惟教授月薪以第六级为最高额。
第十七条本规程呈奉行政院备案后施行。（引自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中华书局1947年5月版。）
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据30年代初、抗日战争前的大学生张孟休、谢兴尧、张中行、柳存仁、朱海涛、邓云乡等人回忆，当时北平一般大学生的生活很简朴，清寒的大学生可以自给自足。
成绩优良的大学生，有希望获得助学金。1936年北大得助学金者83人，名额不算少。全份助学金每年160银圆，丰衣足食毫无问题。即使得不到此项补助，学费一年仅20圆，而学生宿舍免费，最低限度每月只要4—5圆钱便可维持。
大学生的衣着
在北京沙滩红楼和马神庙之间，最流行的是四季可改装的蓝布大褂，短装则以军训制服最通行。
20—30年代北平大学生没有制服。一般大学生穿蓝布长衫上课，是习俗，不是法定，所以少数学生可做西服。他们总是往东安市场选购外衣、长衫，以及内衣、内裤、背心等。蓝布长衫有制成品，衣料是阴丹士林（新染料名）的，试穿合适才付款，时价纸币1圆。量体裁衣，布料结实，不敢丧失信用，两三年穿不坏。一套哔叽料子的西服要卖18圆，加上皮鞋、衬衫总共约30圆。有位大学生做了一套很贵重的西服，浅灰色，纯毛派力司的，要30圆钱，合今人民币约1000元左右。但多数大学生，四季包装不变——蓝布长衫。
大学生的伙食
吃饭的方式任选。包饭便宜些，每月通常自6圆到8圆，一菜一汤，米饭、馒头管饱。但大学生包伙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北大学生食堂只有两所，每所占屋一大间，布置七八张方桌。固定就餐的同学，两处总共不满一百人。西斋包饭费每月6圆。也可以先交7圆或8圆的“押柜钱”立一个折子，随吃随记账，放假前总结账。西斋的食堂，老板据说自光绪年间就包下来了，的确是价廉物美，以小盘小碟小馒头出名。馒头两个对粘在一起，不知怎么蒸的。素菜4分一碟，很好的荤菜8分一盘。因为碟小，所以可多叫几样，不像别家大盘的单调又浪费。三院有他的分号。但包饭确有不便处，譬如住在三院，每天到一里路外的一院上课，或一里半外的二院去做实验；更何况有时还到更远的北平图书馆去，赶回来的车钱就够在外面吃一顿了。
谢兴尧回忆说：北大红楼即文科第一院所在的汉花园，有学生宿舍东斋，东边“便宜居”饭馆，是四川人开的，那里的包饭每月9圆，每餐合1角5分，还可吃米粉肉、炒肝尖等荤菜，总是两荤一汤，至今思之，不禁神往。如果常去北平图书馆，定会在那桌子擦洗得发亮的食堂（称得起模范食堂！）内享受那2角钱一顿的两菜一汤，大蒸糕和米饭。
在大学附近，零吃方便而价廉。最便宜的一餐1角钱也可果腹。刻苦的学生，只要自己笔下能写，或者在中学教几点钟的课程，或者弄到家馆（家庭教师），他可以不靠父母供给，生活也不至于恐慌。
沙滩红楼周围的小饭馆星罗棋布，不下二三十处。自西往东：有二院对面的华顺居，景山东街东口内路北的德胜斋（回民或称教门馆子），东斋北侧的海泉居，斜对面的林盛居，沙滩西端路南的切面铺，一院对面的川菜馆。此外江苏馆，湖南馆，北方馆应有尽有。
海泉居最贵的一道拿手好菜是“炒腰花儿”，一客4角钱。普通客饭一荤菜（如特色菜“张先生豆腐”之类）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1角5分至1角8分，已经很不错。面食更便宜。10个水饺4分钱；10个肉馅饼8分钱；最经济的是三碗面皮6分。
脍炙人口的是德胜斋的烧饼和炖牛肉，切面铺的烙饼和肉片熬白菜豆腐，林盛居的张先生豆腐。30年代的北平饭馆，以姓氏命名的美食有三种：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据《石屋余渖》自述，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胡博士鱼传说为胡适之所创，在王府井的承华园（后改名安福楼），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是沙滩一带的名菜，几乎家家有，而不见于其他地方。菜里有笋片，推想首创者张先生是南方人，公认美味，1角6分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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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如果没有课，在学生宿舍看书不愿出门时，每每拿一角钱叫工友出去买10个包子或烙两张饼加葱花麻酱，分外节省时间，还香了一屋子。
大学生有时出去改善生活，可以到西单，甚至前门外，实际上常往东安市场，因为离得近，还可买其他用品。东安市场饭馆不少，高档次的有森隆、五芳斋，低档次的有春元楼、俊山馆等，中等偏上的有润明楼和东来顺。到润明楼，吃豆沙馅包、红烧肉条，很美。最常进的是东来顺，它生意做得活，比如20个羊肉饺子8分钱，加一碗小米粥1分钱，共9分钱。羊馅饼或牛肉饼，1角多钱，很好吃。再提高些，三四好友登楼喝几两，下酒之菜酥鱼、酱肉腱子各一盘，价钱都是1角6分；料上等，工细致，味道绝美。还有几分钱一碗的酸辣汤（内有鸡血条和豆腐条）和不要钱的高汤，上好的是鸡鸭汤撒豆苗，可惜后来绝种了。秋天涮羊肉上市，东来顺楼上挤满了学生，１圆钱可开一桌，饱餐“涮锅子”。又鲜又嫩的羊肉，物美价廉，人人倾心向往。前门外致美斋是有名的美食馆子，10人聚餐，总共花费只有10圆左右，平均每人摊1块银圆，很满意的享受。（陈注：据1940年12月《宇宙风乙刊》第34期，1944年1月《天地》杂志第4期，1944年10月《东方杂志》40卷20号等史料整理。）
大学生租房自住，还可以自做自吃；但人数不多。北京有一句俗话：千算万算，不如起火做饭。30年代物价低，香油与上等鲜猪肉等价，都是1圆钱4斤半，或每千克4角4分。比如三四个人吃炸酱面，自做肉丁炸酱一碗，5分钱就够了。红烧肉3斤下锅，成本不到１块银圆。缺点是要自付劳力，太费时间。
早点则有三种吃法。上等的在一院红楼对过吃那5分钱一件的西点，喝牛奶可加糖。中等的在西斋对过面包铺喝豆浆或西米粥，吃豆沙、山楂馅儿面包。下等的在沙滩路口，有一位和善老头挑担子卖3大枚一碗的杏仁茶，这浓腻香甜的杏仁茶啊，配着那才炸出来的焦黄果子夹热烧饼，它点缀着北平，点缀着大学。
周末逛商场和戏院
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下午，在东安市场里、丹桂商场的书摊上，有不少大学生沉迷在书堆里翻来翻去，犹如发掘宝藏一般。
有些学生却似毫无目的地在市场的人群中闲逛，那里有馥郁的香气使人陶醉，珠光宝影使人目迷；还有婉转缠绵的大鼓书，锣鼓喧天的京戏；有咖啡馆，有弹子房，有棋社……
北平影戏院也不少，有真光、光陆、平安、飞仙……学生影迷，每当星期假日都争先恐后在那里钻动着。
大学生的住宿
老北大有多处宿舍，登记后听候分配，不久就可以得到。住学校宿舍有优越性，不花钱，没有飘零之感。宿舍也可以分级别，评家的标准是两个：一是宽敞或拥挤；二是方便不方便（上课、吃饭等）。女生少，住宿也就形成女尊男卑，突出的表现是女生一个占一间，男生就不成。
录取之后、分得宿舍之前，有一段时间只能住“公寓”这种专为学生准备的特殊形式的住所。它的性质不同于旅店的贵，住客常来常往，公寓则以月计，价钱便宜，如果不见异思迁，可以连续住几年。租民房，北京有不成文法，要成“家”，至少夫妻两个，房租也以月计，要有铺保（某商店担保能准时交租），不管租几间，都是室内空空；公寓则租给单身学生，室内有桌、椅、床等用具，还供应开水，有伙计料理些杂事。显然，学生如果不能挤入宿舍，公寓就成为理想的住所。公寓有明和暗两种。明的挂牌，如银闸北口内路西那一家，门口就有牌匾，曰“大丰公寓”。暗的没有牌匾，经营方式与有牌匾的相同，常在沙滩一带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明暗相加，沙滩一带的公寓，总不少于二十家吧，哪里有这样多的学生来往？是因为没有归宿的文化青年不少，都集中在这一带。这样，住公寓，除了每月掏二三圆房租之外，也会带来学校宿舍所没有的好处，一种是私有一室，多有自由；另一种是可以山南海北地交朋友。大丰公寓的主人姓刘，瘦高，严谨，没见过他有装扮的笑容。照料的伙计未成年。房子虽然在街西，布局却也是坐北向南，分里外两个院子。外院西房最北一间，面对街门，出门右手有老槐一株。
租住民房，因经济能力的大小可以分两类，独院和杂院，北京习惯称后者为大杂院。有能力住独院的是少数，尤其学生；有能力租民房者，也只住杂院。当然这会有多种麻烦，如没有内装修，但也要打扫打扫，窗、顶棚不完整，要糊。清洁了，如果没有家具（包括做饭用具）还要买。都齐备了，迁入，就要间或买米面，买菜，每日围炉，为三餐劳累。幸而北京人情好，杂院人多，总会有精力有余的二大妈来帮忙，至少是闲扯张家长，李家短，听听也不坏。与学校宿舍和公寓相比，住民房是由山林迁往闹市，但正如西谚有云：“我也知道清水好，可还是常在浊水里走。”
1931年朱海涛、张中行所住北大宿舍，是离沙滩红楼较远的第三院口工字形楼，但也有优越性，是离东安市场近，吃东来顺，到丹桂商场买书，都方便。在一院和北大三院，都有球场，到冬天，红楼后面还有冰场。
一年级新生的公寓生活维持到11月底，冒着大雪迁入三院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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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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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院那时已经调整，除了少数储藏室外，整个划作一年级和研究生的宿舍。指定了乙巳楼（入门正对面的建筑，在网球场边上的）给研究生，其余工字楼等归一年级住。工字楼本来是课堂，房间很大，住上八人至十余人还很宽裕，每人一桌、一榻、一凳、半个书架。不过有一点很特别，屋子里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
乙巳楼是上下南北共四间大屋子，各用木板隔出六小间来。每人一间，一个炉子，但板子只隔了一丈来高，上面仍是通的，“鸡犬之声相闻”。大家索性利用这空间，隔着好几间屋子，“打起无线电话”来了。不过这六间房经常总有好几位缺席。
电类用得非常痛快，从公寓老板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像报复似的买了最亮的灯泡点，亮得怕伤眼睛，于是高高地吊起它来。熄灯在每晚12点钟。
厕所却不敢恭维。盥洗室较可满意，在工字楼地下室，有冷热自来水，可以自己取用，不必像在西斋那样老爷味十足地喊，“茶保，打水”！
到季节时，三院的网球场上生意很好，但背后大操场上却很少见人打球。住三院的同学，真正的活动中心还是在大红楼。操场旁那座礼堂，一到开会时，雄赳赳的纠察队拦住三院门，更有时包围圈外再有大包围圈（北平市警察、宪兵和二十九军的官兵）。那回纪念郭清的棺材就是推倒了操场的墙，才从孔德小学的大门突破包围抬到南池子口的。
正统典型的北大宿舍却不是三院，而是东、西斋。东斋的院子不大，房舍较小，格式很简单，一排排或朝南，或朝北，都是一房间住两个人。位置在一院西墙外，大门也是向西开的。房间比较小，两人住勉强还算舒适。仍是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但房主人却以此为快。据说有同屋四年，见面只点点头儿，一句话没说过的。
西斋在二院旁有极深的过道，两边一排排的房子分作天、地、玄、黄等字号。房间较大，在新宿舍未完成前，是最好的房子了，也是一间两人。这里隔离的工具却是大书架。门背后就是古色古香的大尿桶。从过道一直进去，可到食堂。
北大的公寓生活向来是有名的，但自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红楼以北的椅子胡同新宿舍“新四斋”完成以后，除了有特殊原因者外，很少有住公寓的人了。新四斋楼房，男女都是一人一间。
蒋梦麟校长为新宿舍费了不少心血。这楼完成之后，北大宿舍乃压倒了燕京、清华。这是四层楼立体式的钢骨水泥建筑，在一院空场的最北头，远看像兵营。里面的格局也很特别，口字形缺了一面半，当中圈住一个空场，楼内自上而下纵切而隔成各不相通的八部分，各有一座精致的楼梯，里面每层七八间，十分适合北大爱好个别发展的胃口。更妙的是一人一屋，偿了几十年来北大同学求隔离的宿愿。每屋附有一小间放箱子挂衣服的暗室。热水汀、弹簧锁，家具摩登舒适，使你完全忘了这是老北大。每一层有一间盥洗室，冷热水管，应有尽有；大小便抽水设备不必说，还分成了坐桶和蹲坑两式，于是“南北咸宜”。光线明亮，空气清洁，一切卫生条件都具备了。够资格享这福的是四年级毕业班。
中国的“拉丁区”
法国巴黎有一个著名的“拉丁区”，是那些“物质贫困、精神富足”的大学生们聚居之处。北京沙滩附近号称为“中国的拉丁区”，这一带有许多小公寓，住着一些不知名的学人，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旁听生。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子里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正房厢房都分隔成几个小间，里面一副铺板，一张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黄的白纸，衬着那单薄、褪色的木器，在16烛的灯光下倒也调和。公寓的钟通常比学校的快半点，这样，老板娘夜间好早点关电门。
这里物质环境保存着京师大学堂的原状：不干净的茅房，雨季从墙里面往外渗的霉气，每天早晨你得拉开嗓门喊“茶房！打水！”但是先后有过几万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住到这19世纪的公寓里，恋恋地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直到迫不得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著名的三老胡同就是沙滩附近的东老、中老、西老三条小胡同，布满了公寓。在20—30年代，如果你第一次到北京，冬天的半夜里出了前门火车站，坐着辆洋车在漆黑中摸索到一位朋友住的公寓里，轻轻地推开门，就会见到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只剩下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幅图画会给你留下一个永世不灭的印象。
多少无名学者在这里埋头苦学。当时这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4—5圆钱够了，差一点的1—2圆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不远处就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欢迎你进去。如果你高兴溜达一下崇祯殉国的煤山，宣统出宫的神武门，供玉佛的团城，和积翠堆云的金鳌玉带桥，你可以走进那钉着九九八十一个金黄钉子的朱红大门，踱过那雕龙舞爪的玉石华表，以一位主人翁的姿态进入金碧辉煌的北平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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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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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痛快的是求师。北大的学术之门向贫寒的知识青年开放。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盘查你的来历。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提出论文来请它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替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
就这样，形成了“拉丁区”最可贵的“区风”——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
20世纪30年代北平一般生活费用
据民俗专家金受申先生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所写的《北京通》连载文章称：“牡丹每朵花价在十银圆上下，一盆三朵，便是寒家一月生活之费。”（引自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１０页）可见，当时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３０银圆左右（合现在人民币1000元左右）。
北平的知识阶层一般比较富裕，四五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娱乐、应酬等）平均都在百银圆以上。
全国各地到北平求学者，几年后得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资格，生活是不犯愁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北平谋生有一定的困难，但往往能获得前辈学者教授的资助，因为他们富余的钱比较多，支援十来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
杨沫回忆：１９３５年她２１岁时，和丈夫马健民住在北平一个小四合院里，一间东屋分成里外两部分。马健民在《世界日报》社当一名小职员——校对，月薪２０多银圆。每月房租６银圆，菜金８银圆左右，有时花１角钱买点儿猪肉（１银圆可买７—８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她这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生孩子以后，没有工作，全靠马一人收入维持大小三口简朴的生活，手头比较紧。她有时写几篇文章换取稿费，但是发表的不多。
20世纪30年代北平娱乐场所的票价
３０年代北平最盛行的娱乐享受是“听戏”（欣赏京剧）。大致说来，名角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是每张１银圆左右，当时最红的武生杨小楼，票价１圆２角。北平戏园子和戏院的票价还分几个档次。
文明茶园
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煤市街南口外。票价：戏场散座每人铜子儿１６枚（合４分钱，１分＝４枚铜子），茶水钱４枚（合１分钱）。池子内都是圆桌，每桌１银圆可坐６人，每人约１角６分钱；茶水和椅垫钱铜子２４枚（合６分），即每人４枚。以上说的是楼下男座。二楼座正楼、东西楼大包厢是头等，每间４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合１角钱）。二等包厢（靠北边小包厢）每间３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正楼包厢后是正桌，可坐６人，每人３０枚（合７分钱），茶水椅垫钱２４枚，每人６分钱；东西楼包厢后是散座，每人铜子儿３０枚，茶水椅垫钱４枚，合１分钱。
也就是说：连戏票带茶钱，最便宜的楼下散座每人５分，正桌每人１角７分，楼上散座每人９分；比较贵的楼上包厢，每人６角到１圆左右。（当时国币１圆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天桥大棚
北京前门大街南面就是天桥。清代以来，有许多贫苦艺人集中在此卖艺，五方杂处，戏园子、杂耍场、书茶馆、落子馆等约２００多处。这是社会底层的娱乐场所。
３０年代天桥兴建的演艺场有天乐园、小桃园、万盛轩、丹桂茶园、小小戏院等。一般用方木搭架，篱笆抹灰为墙，顶上覆盖瓦棱铁或铅铁板，仍然是棚式结构。可容纳三五百人。棚内一端堆土成戏台，观众席设茶桌长凳，供应茶水、小食品、手巾把，与大戏园子类似。门口设五彩牌楼，进门收钱，开场时铜子６０枚（合１角５分），中轴减为４０枚（合１角），到大轴时只收２０枚（合５分）。设备简陋，收费低廉，演出辛苦。然而天桥娱乐场出了不少名角大腕、天才艺术家，如荀慧生（白牡丹）、新凤霞、侯宝林、雪艳琴、月明珠、李桂云等。
哈尔飞大戏院
位于北平西单刑部街的哈尔飞大戏院，于１９３０年９月开始营业。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２５日，黎锦晖率领上海市明月歌舞团来北平首演于哈尔飞大戏院。每场票价３角、４角５分、７角，包厢３银圆、４银圆（每人１银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平舞台上首次展现。
１９３８年１月６—２２日，哈尔飞大戏院举办１７天曲艺杂耍大会，票价１角５分、２角５分。由于上座率很高，２２日以后继续上演。３月又举办一台曲艺杂耍大会，票价１角５分。
北平电影票价
３０年代北平的著名电影院有开明、新明、真光等。
开明（吉祥）电影院是一座大众化的电影剧场。从１９２１年２月初北京《晨报》登载的广告可见，东安市场开明电影院（即吉祥剧场，设在吉祥茶园内，白天演戏，每晚放映影片两场），第一场７—９点，第二场９点半—１１点半。票价：正面包厢七座４银圆，五座３银圆，两座１圆２角，合每位６角；侧面包厢每位５角，眷属同座；正厅座每位铜子６０枚（合２角），普通座每位铜子３０枚（合１角）。１９３１年《世界日报》刊登的“吉祥影戏院”广告，票价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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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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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戏院故址在前门外香厂路，可容纳观众1200人。1927年６月，新明戏院改为电影院，全新设备，专门放映电影（默片，有中文字幕），每天两场，夜场加奏西洋音乐。日场下午３点30分，夜场８点30分开演。票价：楼上包厢每位大洋１圆，楼上散座５角；楼下前排４角，楼下后排６角。日场优待学生一律收国币（不用收银圆），以制服徽章为凭。
坐落在东安门大街中段路南的真光电影院（原址即今中国儿童剧场），当时是座具有先进设备的电影院，可称为“豪华型”娱乐场。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开张，可容纳800观众（一楼500，二楼300）。票价比较贵，是北平电影院里面最高的。分三个档次：一等价是专利特轮名片，即独家放映的世界获奖影片（如《自由魂》及《乱世佳人》等）票价６角—１圆５角；二等价是多家放映的头轮片，５角—１圆；三等价是复映片，４角—８角。
附：真光电影院职工的月薪
电影放映员月薪１５—３０圆，讲画师（默片放映时担任内容讲解的）月薪３５圆，勤杂工月薪最低，10圆。一般职员月薪３０圆以上。（那时一袋面粉价２圆）
另有在大光明电影院卖说明书的小孩子，每份说明书２分钱，提成十分之一，每天能挣上二三角钱。肚子饿了就到西单饭摊子上花一角钱吃上一顿。
国剧（京剧）票价
２０—３０年代，北平公演京剧（当时称国剧、大戏、平剧）的高档场所是：第一舞台、开明大戏院、真光大戏院等。
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东的开明大戏院，是中日合资的西式建筑，可容纳观众800人，影戏合营。观众席为新式单座折叠椅，二楼设包厢。票价：楼上散座１圆５角，包厢４座８圆（每人２圆）；楼下前十四排每位１圆２角，后十排每位８角（根据《晨报》刊登的开明大戏院广告）。
第一舞台位于北平西珠市口大街中段（柳树井），观众席有３层，共容纳2600人。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介绍：“这里的一切建筑、灯光，完全模仿上海二马路大舞台的形式。……在民国初年的北京，这应该算是首屈一指最新式的一个戏馆子了。”
第一舞台是上演义务戏募捐济贫、赈灾次数最多的一个剧场。例如，在1930年11月17—19日，梨园公会在第一舞台为辽宁、陕西、北平水灾举办３场筹款赈灾义务戏。出场的有梅兰芳、萧长华、杨小楼、尚小云等名角作大反串。由于是募捐，票价比平时高出好几倍：特级包厢６０圆，一级六座包厢３０圆，一级四座包厢２０圆，二级包厢２４圆，三级包厢１６圆，正厅４圆，中厅３圆，旁厅２圆，木炕２圆，后背１圆，三楼一律１圆。
1931年初第一舞台一场义务戏的收支情况是：票款收入2537圆，世界红十字会捐款1000圆，上海大舞台老板黄金荣捐款1000圆（由梅兰芳返北平时携回），梅兰芳捐款1330圆，共收5867圆。散发给艺人、职工困难户917人，每人４圆；伶界孤寡120份，每份５圆。余下1599圆作为梨园公会经费。
西餐的价格
1938年春，长安大戏院的２楼和３楼改建为“长安大餐厅”。按照西洋餐厅的标准装修布置，供应西式大菜和套餐，可同时接待上百人。根据现在可以找到的菜单，价格如下：
一汤一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５角；
一汤二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７角５分；
一汤三菜、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
一汤三菜、小吃、水果、点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２角。
此外，长安冰棍机房（进口现代化设备）日产冰棍８000支，每支售价３分钱。
酒菜价钱
３０年代北平通行的酒主要两大类：一是烧酒，就是白干，又称“高粱烧”，是老百姓都欢迎的传统酒类；二是黄酒，主要是南方传来的绍兴黄酒，饮用者大多是中上层文人。
北平零卖白干烧酒的平民化酒店称为“大酒缸”，经营者多半是山西人。著名的如大栅栏口同丰号，零卖碗酒，以茶碗盛酒，每碗仅２０枚铜子（合不到５分钱），酒味之醇厚，堪称第一。下酒菜有多种多样，每大碟３枚铜子（不到１分钱）；热菜最贵的有定制“苏造白鱼”，每尾６角。此外食品还有“清水饺子”２０个一角钱，俗称“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山西馆子拿手的“刀削面”和“拨鱼儿”加肉汤，２—３分钱一大碗。
黄酒馆子主要卖绍兴黄酒，分为女贞陈绍（竹叶青等）和花雕（据知堂老人周作人考证：绍兴当地并无花雕之名），以年代定价值的高下，最远的据说有６０年陈绍。价钱最便宜的２角８分一斤，最贵的４—５圆一斤。但在饭庄菜馆喝黄酒却没有准谱儿了，以字号大小定价，普通的要４角一斤，也就是酒店里卖２角８分的那一种。除了绍兴黄酒以外还有山东黄酒，每斤２角或２角４分钱；酒味淡薄，和山西特产的汾酒，同为“大酒缸”的附属品。再便宜的有号称“玉泉佳酿”的北京黄酒，以护国寺西口“柳泉居”和崇文门外“仙路居”最有名，酒价每斤１角７分。
有以麻雀做下酒菜的，１９３７年１圆钱可买麻雀１００只。１圆钱可在东华门大街金华楼吃春饼，带一大“什锦盒子”的熟肉菜；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粱红”肥大螃蟹，伺候十分周到；还可到“烤肉宛”或“烤肉季”、“烤肉王”饱尝烤肉，其实只要几角钱就足够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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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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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６月《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的报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现按照这样的划分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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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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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
（１） 著名的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圆（合今人民币12000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６０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１９２７年末—１９３１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300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文学丛书编辑费每月200圆）、茅盾等。
（２） 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３—５圆左右，可住三间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圆，生活费至少１６０圆左右；月收入必须200圆（合今人民币6000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是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
（３） 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２—３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１５圆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２０圆以上，生活费１２０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的收入，从四等升为三等；夏衍、胡风（作品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２圆，后来才升为３圆。这表明他们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４） 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１—２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２０—３０圆。一旦结婚成家，如何维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间房费１０圆，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４０圆，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圆（合今人民币1800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
作为参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旧式商店的店员月薪10—30圆，新式商店普通职员月薪20—40圆（１圆合今人民币30元左右）。
３０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
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四五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100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十四，共计114两。每两作１圆４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的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
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繁荣的机会，沿海城镇的市场有所进步，中国银圆坚挺，在国际上的汇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国１银圆可以兑换日本74日圆，1931年初100银圆＝４６日圆，1932年初100银圆＝６９日圆，1933年初100银圆＝98日圆，1934年初100银圆＝115日圆，1935年初100银圆＝125日圆……中国推行法币以后，大致上100元法币可以兑换１０５日圆。总的说来，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东京可以过两个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准，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数大学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么为什么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呢？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巴金这样的文坛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专制镇压（国民党政府不能进租界搜查和逮捕人），相对来说还有些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年北京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人纷纷南下。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会员约５０人，1936年初自动解散。
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２０圆。1933年８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２０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５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５０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３０圆，等等。
除鲁迅定期捐助２０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１５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３５圆（折合现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 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1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1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