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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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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重心向西部开拓
据估计，抗战期间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90％和中级知识分子的50％，从沦陷区迁移到大后方，我国文化科技教育重心明显地向西部开拓。
向西部转移的最著名学府，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起初联合大学共有三个，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上海临时联合大学”，但是后两者都是临时性的，“联而不合”。
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分为五部分：综合大学（在陕西城固县，学生800名），工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820名），农学院（在陕西武功县，学生500名），师范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500名），医学院（在陕西南郑县，学生200名）。1939年9月分别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又把师范学院迁移到甘肃兰州，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了，来自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师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西北地区已经有8所正规大学，包括从平津迁移过来的5所大学。
上海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也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先迁往江西庐山，后来两校分别迁往四川重庆和贵州贵阳，各自独立。
在西南地区，转移到川东重庆一带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大学等，还发展了重庆大学；转移到川西（成都一带）的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等，还发展了四川大学；转移到贵州（贵阳一带）的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转移到云南（昆明一带）的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悍然占领上海租界和香港等地，又一批高校和教会学校的师生西迁。……总之，抗战八年期间，我国文化教育重心向西，特别是向四川云贵一带转移。这些，对于我国西部内地的文教事业的开拓、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在坚苦卓绝、勤俭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学校师生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少变化？日常生活水平如何？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那么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不能不对于他们的行动、思维、言论、著述乃至个性发展、风格和道德面貌等，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若要理解知识阶层的人品、文品特点及其变化的轨迹，必须调查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对此专题作初步探讨。
青年学生几乎一无所有
柳无忌教授在《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写道：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满和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307页）抗战时期不少家住沦陷区的青年纷纷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十一条。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据《教育通讯》第3期，1938年4月9日）1938年，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1939下半年，教育部根据大后方物价上涨幅度，并“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十元至十六元不等。”1940年5月，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至巨”再次要求提高学生膳食贷金，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需条件”为限。（据《教育通讯》第3卷第21期，1940年6月1日）
抗战中的教育及生活
1939年中央大学600新生中，留级和退学的占三分之一，能全部课程及格直接升级者，仅170人。生活困难，功课繁重，又缺乏好教授，是大多数学生学业程度比抗战前低落的主要原因。
大后方一般的大学生，最感缺乏的就是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央大学搬到四川的50万册图书，为了怕轰炸，只有两万册破旧的放在外面供人阅览，而图书室小得只能容纳300人；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山，理学院的学生一年不能做实验；唐山交通大学在贵州平越开课时，没有任何仪器；西南联大的情形更糟，教学仪器大部收藏起来，学生看书和听课都要“抢”。宿舍无书桌，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联大的学生自己这样描写道：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又得挤到台前抢接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见《战时青年》二卷五期）读学分、考分数，仍旧是大学生的天职。教授在讲，学生听、写、考试，一切照常轨进行。然而由于学校内迁到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不能不受艰苦环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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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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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的课程，因战时条件的困扰而造成更大的缺陷——以现在抗战期中的情形来说，因为自己出产水泥及钢铁量太少，所以很多建筑用木材及石料来代替。但在学校里对于木材及石料构造的课程虽有，然而太不注意了。……教授们的虚构设计及不令学生观察及研究实际的建筑物，真是缺点。同时于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多省略不说，这便使毕业了的学生在外面工作时感觉到与未读大学一样。（见《读书月报》第十二期）农学院的困境跟工学院差不多。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园艺、耕种、病虫害、蚕桑等学科，一半是全讲理论，一半是理论与实习并重。但是所谓“实习”，仅止于画图、看显微镜、答问题。西文教科书则是几年前的舶来品。
40年代校园基本稳定以后，课堂座位仍是不够，宿舍没有书桌(根本就没有自修室)，画图室与实验室依然拥挤不堪，空气恶劣。设备是出人意外的简陋，甚至很多学校没有操场。至于其他的文化娱乐，等于缘木求鱼。……生活指数在不断上涨，学校制度不见改革，说不定我们“今后还要走上更悲惨的道路。”（引自《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育》一文，原载《中国青年》二卷九期，1940年7月5日出版。）
抗战期间小学教师们饥寒交迫
1940年2月《抗战导报》新一卷第5期，披露了当时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摘引如下：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许多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许多教师不得不回家取款或赊借来应付伙食。一个教师极力俭约，只顾自己的生活，就已入不敷出，无法维持，何况他们大批是贫苦的子弟，大部分有父母弟妹妻儿的系累，等待着他们赚钱去抚养呢!
在普宁一带，许多教师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他们没有钱又没有衣服，没有亲戚朋友也没有产业，只带来赤手空拳，带来一批妻儿弟妹！你想这每月不到10块钱的“硬工资”将怎样生活呢?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的薪水用光了，而家庭又很穷苦，父亲又很严厉，孩子又多，他害怕被家人谴责，结果虽学校放假了也不敢回家去。
一些经济支绌、环境恶劣的学校，更发生欠薪、歧视教师、侮辱教师等使人痛心的事情。他们简直就把教师当做奴仆，把学校当做养活“教书人”的收容所。学校现在还欠着上学期的教薪，如××小学不发膳费不发零星用款，教员饿肚子上课等都是例子。教师在一些对教育没有认识者的眼里，真是不值钱。
1940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刊载的《生活在雾中的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愈是辛苦的人，愈不一定能得到应享的代价，25元钱一月在小学教师的待遇方面已经算得上是高额，普遍的月薪额都在20元以下，在川东拿18元、16元、14元是很平常的。川北最低的薪水只有8元。而川南小学教师的聘书上，薪水常常以一学期计算，70—80元甚至40—50元便可以买住园丁一学期的时间；有的地方，则计算得更为精密，2角钱一节课(一节为30分钟)，上一节算一节。
大多数贫困的小学教师都有沉重的家庭负累。十来块钱的薪水，除了伙食衣着之外，一月所剩有几呢？何况几经周转，钱到手里已经打了折扣；记得××小学的一个教师向学校告假省亲，假满后不见回来，学校当局着人到他家里去找，回答是整整跑了四天，都在筹措家人的生活费。以前我们总以为“家徒四壁”，“贴在墙上喝西北风”等词是文人夸张之笔，但若为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与负担计算一下，会相信这些都是真事。
1940年5月10日《群众》杂志13期刊载的《小学教师生活谈》一文中说：小学教师的待遇是至低至微的，最多不过30—40元一月，少的10元，还要除去各种捐扣，及每月的伙食。有个朋友教了一学期的书，到了放学算账送薪时，只剩l角6分钱，试想这如何能维持生活?
1940年11月6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小学教育近影》一文说：县立的完全小学，在一九三九年度教师薪金每月只有二十元，到一九四○年度，就是上学期才加到二十二元，本学期是二十八元。拿这增加的数目与物价高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太多了。有一位小学校长诙谐而惨然的说：“三年来，百物都昂贵了，只有小学教员和地瓜没有涨价”。这是发自身受者嘴里的慨叹，也确是毫不夸张的实情。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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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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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他们必须要另谋出路：许多教师不是改行去做生意，就是考入什么短期训练班，受训后就可以在下层政治机构里做个小官。小学教育苗圃中的园丁们，一天天减少。新学期开学，各地都深深地感觉到教师的恐慌了。
有位小学教师说：“地方上还有这么多光支经费不办事的机关，假若把这些钱用来补助学校不是很好吗?教员无论怎样饭桶，至少他每天总要上几个钟头的课呀!”
川北青年教师的心里话
1940年在“川北小学教师座谈会”上，有几位典型的青年教师的发言，摘录如下——(1) 我第一次担任教职的学校，是个初级小学，那里共有同事三人，每天上课七小时，薪水一学期按照五个月计算，每月只有八元一角钱。除了伙食以外，所余存的实在是最少数了，因为经济条件这样的恶劣，我的伙食只好自己办理，买菜烧饭，把课余的时间全部占去，什么娱乐、读书、自修呀，都是我们份外的事。
(2) 我自战训班毕业后便分在家乡小学担任教职，每周授课二十六点钟，每月薪水十二元。
(3) 还在学生时代，我便志愿将来从事教育事业，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实行我的理想生活，月薪也只有十六元。次年稍增加，但是校长很狡猾竟克扣不发，没有办法，在学期结束后另任城内小学教员，可是薪水一样发不出。我本来是个穷人，家里更带不出柴米，因此无法再干下去。
(4) 我们的生活也真苦极了，每日三餐的清茶淡饭，实在有饿肚子的风味。工作方面更是忙碌，幸而学生们敬爱师长，稍能得些安慰。但是待遇薄得每月只有六元，生活的不安定，真使我感到有说不出的痛苦!除伙食外一无余钱，所以也不能不忍心离开那些可爱的小天使另找活路走了。我认为乡村教育，这样办下去，将来会弄得文盲更多。这话怎说呢?就是形式上教育很发达，各村镇都有学校；而实际上乡村儿童读书的机会更少，因为教师们被生活所困，没有心教书呀！
(5) 最初我曾担任过民众教育馆里教育成人的教职，那时只有十七岁，教着二十岁以上的成人，常常有些心慌。半年中慢慢的倒也混熟了，在暑期才算圆满地宣告结束。这时接着参加短期小学工作，那时虽然是炎热的天气，但是看到一群褴褛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心里感到无上的快慰。不幸得很，政府迟迟不发学校的公费，工作无法进行了。只有忍心离开这群孩子到成都去求学。
(6) 五年来的教书生活，真使我透不转气来，每月的薪金只有十块钱，但是我得抚养幼弟弱妹，生活的困苦不必说了，到今年，物价这样昂贵，再也没法维持，不得已，弟妹白天出去捡些柴草，自己晚上加紧纺纱，连油灯都没法点用，只能用线香代替了，黑暗中摸索工作，稍事贴补。因此我们对教书的生活实在有些灰心而且厌恶了。至于说到工作也无法做得怎样好，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样整天整晚的劳作着，也没有时间去准备教材，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7) 待遇每学期六十七元，我自己开火煮饭那里够用呢?还得向家里去拿。乡村小学教师想求得丰衣足食，实不可得！……
西南联大的吃、穿、住
西南联合大学的伙食，在抗战头两年还算可以，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但到4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师生都感紧张。尤其是学生，远离家乡，许多人无经济来源，更为窘迫。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自办的大众厨房，每人每月伙食费随物价上涨而涨，另外也可以在小厨房包饭，甚至个别在教授厨房私包，自然这价钱都层层相应往上涨的。
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萝卜丝加点儿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菜加米饭；10天一结账时，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白开水了。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很困难，跟战前无法相比。三天两头请客聚餐也取消了。连像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也不得不闭紧嘴巴，只能偶尔设法弄块西点解解馋。一些单身教师和青年助教，便也跟学生一样自办“饭团”，改善生活就难以提上日程了。
40年代，学生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得不到保障。为了继续学业，维持生活，有一半以上的人兼做商店会计、中小学教师、家庭教师、机关学校文书等。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许多学生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大学才得毕业。
师生们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教室都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雨声，听不清教师的讲话声。新校舍都是土坯茅草房，一个房间20张双层木床，两两相靠，用床单或蚊帐隔成无数个小单元，彼此不免影响。也有个别学生在外租房。住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工学院的学生，都是二层小楼，条件比新校舍好一些。由于学生课多，活动多，因而对住处还不太挑剔。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向校风质朴，在抗战之前几乎一律学生制服。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艰苦，制服依旧，但质量逐年下降。流行的学生服装是洗得褪色泛白的黄制服，黄制帽，冬天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是绝大部分同学一年四季的服装。其次也有少数蓝布大褂，西装较罕见。女同学穿蓝色布褂者较多，都是从平津、长沙、香港沿途带过来的。脚上皮鞋半数以上，多是本地产的三元一双的货品，其余胶皮底鞋和粗布鞋的不少。袜子多是破线袜，有的也穿着打了补钉的粗布线袜。当然男女同学有个别出格的，女的浓妆艳抹，同学称之为“妖”，男的奇装异服，大家呼之为“怪”。如此妖怪，全校不过几人，屈指可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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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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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比，教师服装形色稍多一点，西服革履者有之，长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装，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种相当于学生制服的教师服装，大家都这么穿惯了。教师中“奇装异服”的也有：其一是吴宓，吴先生爱穿紧身细腿的旧式西服，脖子上一个炸弹形的脑袋，在联大校园内，很是显眼；而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一条黄咔叽布裤，膝盖上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钉多个，在教授们的各种补钉中也是很有名的。
朱自清先生，那时生活很清苦。有九个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扬州，家庭负担很重。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钮扣丢了也不钉，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云南“马锅头”用的粗毛毡披在身上；头上戴着大耳的帽子，用来御寒。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回忆，他在昆明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说：“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个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至于鞋袜，多数教授和学生一样，穿本地土产的皮鞋或布鞋，许多教授的鞋子和学生的一样，前后开口。哲学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袜子，只穿着又旧又破的布鞋上课的情景，让同学们一辈子无法忘怀。
从1941年以后，西南联大参照其他学校的办法，在教职员月薪之外，每月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由此“薪水”改称“薪津”。其中“津”的部分愈来愈超过“薪”的部分。教职员的和公务员的名义“月薪”类似，因有政府明文规定的死标准，不能逾越，只能作象征性的晋升。在西南联大校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提高每月的“生活津贴”。首先是按照市场大米涨价的情况补助各家每人每年一石（160市斤）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条件。此外，则是“爱莫能助”了。
为了补贴家用，人们从东部老家撤退时随身携带的一点积蓄和金银首饰已经消耗殆尽。有些教授和讲师只好典当家具，出售衣物。例如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就摆个小摊出让衣衫，换取食物。不久，大家已无多余的衣物可卖，正像生物学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只有剩下的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云贵高原，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１９４１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3000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大法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
“半工半教”
昆明物价更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西南联大师生沦落最底层，在饥饿线上挣扎。
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
汤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般教师的生活可想而知。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头是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
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不得已，卖裘、书以购药，拖了一年才好。黄先生为此曾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
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同学们“半工半读”，而老师们则“半工半教”。
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畅销昆明。
梅贻琦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梅夫人一开始便想去做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有时只好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变卖儿女们的孩童时的衣服，换钱以补家用。又做一种点心取名“定胜糕”，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
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则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
无力经营的只好出去谋兼职，许多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兼课，或者去教家馆等。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撰写寿文、墓志铭，换取酬金。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刚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啼讥号寒”，不得不忍心送给别人抚养。
真是“十儒九丐”。教师兼差既多，不免影响教学。个别不负责任者，上课迟到或由助教代课，但大多数教授仍坚守岗位。
物价高涨，高级人物并不在乎
《大公报》社论1939年11月3日指出：抗战两年多，物价平均涨了两倍，老实说，高级人物对此并不在乎，豪华奢侈的生活并无影响。尽管产品稀少，运输艰难，他们照样能用飞机把香港的牛油、洋烟、洋酒、华衣运到内地来享用。即使就地购用涨价的物品，在他们的开支上，也不算一回事。不过，这级人毕竟不太多，中下级社会的人却大感物价高涨的压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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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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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1939年12月2日文章指出：“有钱的人不在乎物价昂贵”。汽油的来源是何等难，汽油的价格是何等贵，私人汽车依然不绝于途。商店中的货物，无论怎样贵，依然是有许多人去买，商人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于顾客不加选择，既然有人肯高价来买，当然乐于高价出售。
1939年12月《国民公论》指出：物价高涨，使少数人变成暴富，而大多数人生活恶化。尤以目前中国这些暴富者，因为钱赚得容易，挥金如土，过着极糜烂的浪费生活。这固然影响国民的精神动员，同时也是浪费物资，促成物价的更加高涨。“一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今日的大后方，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就抗战的立场讲，这种荒谬的情形，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孔祥熙送来的钱
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搜刮民脂民膏，富得流油，人人唾骂。
1942年见到过孔祥熙的舒芜回忆，此人“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号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滚圆，蓝缎袍子，套件小坎肩”。有一次，孔祥熙到中央政治学校向全体员工讲话，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上呼声正高的“公务员要求加薪”问题。
孔祥熙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但听他厌烦地回答：“加薪，加薪，加什么薪呢？！”接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块钱的法币，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说：“你们看看，我口袋里这张五块法币，摆了好几个礼拜了，也没有用它。真不明白，你们要加那么多薪，有什么用？！”（陈注：1942—1944年，舒芜和路翎等在“中央政校”当助教，亲耳听见他就这么说的。）达官贵人孔祥熙，当然几个星期也花不掉那5块钱了。南温泉那么大一个孔公馆，大片树林、大片建筑金碧辉煌，占据风景最好的地段；家里侍候他的男仆女佣数不清……他怎么要花那5块钱呢？
孔二小姐和飞机洋狗事件
舒芜还说：“最有花边新闻的，是孔祥熙的宝贝女儿孔二小姐，那完全是个横行霸道的人物。我也曾经在南温泉街上碰到过她——男装、男式礼帽、金丝墨镜，嘴上叼支雪茄烟，腰间配支盒子枪，手里握根马鞭。屁股后边跟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卫士。冷不防从一个高坡下来，一副刁蛮无忌的模样，路边的行人见了直躲。平常在南温泉街头，制服上标有‘孔卫’二字的家伙时而出现，大家对这些走狗都是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惹！”
那时在大后方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很多关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飞机洋狗事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军进逼香港。滞留香港孤岛的不少文化人、民主人士如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以及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无法及时撤离。重庆政府派专机去香港抢救那里的一批元老。飞机返航时，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的家眷们接到通知都前往机场迎接。谁知机舱一打开，却走出了孔二小姐带着她的宠物洋狗。原来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机，专事抢运私家财物，甚至连孔家的洋狗也占了飞机的座舱！
12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一文，披露了“飞机洋狗事件”，国人长叹，舆论大哗。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醒目标题《从修明政治谈到飞机运洋狗》介绍了王芸生的文章，由此引发一场“倒孔”运动。
无独有偶。1943年蒋宋美龄访美归来，竟动用“战时驼峰”（即美军高原空运大队）的军用飞机运回大批化妆品、珍宝服饰，引起美国飞行员的公愤。后来，宋美龄跟孔令伟合伙把持中华航空公司许多年。这些腐败的劣迹是造成国民党崩溃的原因之一。
“倒孔”运动
1941年12月底，吴晗教授在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将孔祥熙同南宋的投降派“蟋蟀宰相”贾似道相比，称孔祥熙为“飞狗院长”。同学们格外愤慨，写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的经过》、《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以及《告国民党员书》、《告三青团员书》等文，抄成壁报，大书一个“喊”字作为报头，次日清晨贴到新校舍墙上。同学们看后，纷纷以某年级或某宿舍的名义贴出“拥护”、“响应”的告示。２６名有正义感的三青团员，联名发表了《讨孔宣言》。
1942年１月６日午饭后，西南联大土木系同学在白色床单上画了“孔祥熙的肥头大脑钻在钱孔里”的大幅漫画，悬挂在昆华宿舍楼，聚集了几百个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大家举着这幅漫画，高喊“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走上了昆明街头。途中陆续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校及一些中学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扩展到两三千人，经过省政府门前，云南当局未加干预。
此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院校都起来响应，热烈声援，震动了大后方。
校园经济生活跌到谷底
1943年是一个转折点。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中间知识阶层，对于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已经不再抱有希望。这一年５月来到昆明的美国教授费正清说：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府，使当代极权主义更加强了。蒋介石对于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侮辱接连不断。……这一年是人们心理上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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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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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日益明显。他极力加紧控制，实行个人领导，结果并未奏效，可能局面因而更加糟糕。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薪金阶层的人们，营养不良，失去希望。外国观察家们开始认为左派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通货膨胀这场消耗战的继续发展，驱使政府日益集中力量去维持它的权力。新的思想、改革计划等都成为次要的事情。
委派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是加紧政治思想控制的一个步骤，它当即引起北京来的那批开明教育家的不满。他们对于国民党本来就不抱有多少热情。蒋介石拒绝美国民间通过联合援华会资助国立大学教授……暗中的含意则是告诉昆明的教授们：由你们挨饿去吧！（引自费正清《中国之行》，转引自《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第79—85页。）另一位美国学者谢伟思说：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学术界不仅被经济困难压得透不过气来，人心涣散；而且多年来承受着政治控制和镇压的重担，正在失去他们曾一度拥有的知识活力和领导地位。（同上书第３０页）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
大学生们惟有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代做办公室文秘，或担任公共汽车售票员，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以菲薄的收入补贴最低水平的生活费。
“你不艰苦！”“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1944年3月，行政院长孔祥熙来到昆明，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同学们讲话。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时，同学们立即齐声高呼：“你不艰苦！”接着会场发出一片嘘声，弄得腰缠万贯的“肥头大脑”狼狈不堪。孔祥熙表示对大学生们生活困难十分同情，将请求中央政府给予关怀。4月，果然重庆政府拨款４０万元法币，作为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救济金。
大学生们经过热烈讨论，议决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难民同胞。
孔二小姐代表“长官爸爸”孔祥熙向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赠送慰问品时，东西被扔在地上，学生齐声高呼：“我们不要你的慰问！”（引自《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48页）
自食其力，自行其是
1942年以后，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生活跌落到了谷底。到1943年末，教授们每月“薪津”大约3700元，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标准银圆９圆；1944年末，“薪津”大约18000元，只合战前１２圆５角；1945年末，“薪津”大约113000元，实际购买力略有回升，但只合战前１８圆6角；一直到西南联大结束前夕，最后一学期教授们的月薪为法币141000多元，也只合战前的银圆27圆５角。（陈注：根据1946年９月出版的《观察》第一卷第九期。原文中有计算错误，现按检验结果予以订正。）
讲师教授们惟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学校等）以及中学兼课，或如冯友兰、罗常培卖书法，或如闻一多卖图章，或如朱自清、王了一卖文稿以补贴家用。
笔者从档案中找到1943年教授们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这个史料尚未公开发表过，特地照录如下：［署名：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等十二教授］
文值：颂赞题序五千元，传状祭文八千元，寿文一万元，碑铭墓志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值：喜寿颂祝一千元，哀挽八百元，题咏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联值：喜寿颂祝六百元，哀挽四百元，题咏一千元（联以十二言以内为限，长联另议）
书值：楹联四尺六百元，五尺八百元（加长另议）
条幅四尺四百元，五尺五百元（加长另议）
堂幅四尺八百元，五尺一千元（加长另议）
榜书每字五百元（以一方尺为限，加大值亦加倍）
斗方扇面每件五百元
寿屏真隶（书法）每条一千五百元，篆书每条二千元（每条以八十字为限）
碑铭墓志一万元
篆刻值：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陈注：按原件照片抄录。1943下半年的100元可以购买大约５斤米，合２０元一斤，再过一年每斤米价４２元，又翻倍了。）
中华民族的脊梁
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经济状况之下，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奉献了他们的累累成果。仅在1942—1944年获得教育部嘉奖的就有——
1942年：冯友兰《新理学》，华罗庚《堆垒素数论》，金岳霖《论道》，许宝禄《数理统计论文集》；
1943年：周培源《湍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钟开莱《概率论与数论》，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李谟炽《公路研究》，王力（了一）《中国语法理论》，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冯景兰《川滇铜矿纪要》，费孝通《禄村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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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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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楚辞校补》，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天气之涡旋运动》，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高华年《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等。（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520、 528、 534页）
正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继承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正是这样一群社会精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就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上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任伪教育部长；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署长是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所以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开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面(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他日用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会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或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的1938—１９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北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从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Chronicle（北平记事），在忧患中仍没废弃研究，写论文稿。他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协和医生诊察，断定是胃癌。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在1937年11月4日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于悲愤中死去。
缪金源教授体弱累重，无法离开北平，1937—1938年度一整年隐居不出，食贫自守。1938年秋天才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几点钟书，月收入130元。后来因发表了“非宗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战前他收入相当丰厚，每餐都有鱼肉珍馐。但沦陷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1939年离开辅仁大学后，生活更加困难。他在1941年4月25日给魏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里说：“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老父因仰食者众，且季弟营小医院于沪，两年来亏耗血本万金，今年不复能相济。然誓饿死不失节！……”自此以后，他从每天一粥一饭减到每天两顿粥，到最困苦的时候，全家只落得一天只喝一顿粥了！经这样冻馁折磨，一死了之。北大同人赞颂缪金源是位“傲骨嶙峋，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朋友”！过了两三个月，他的夫人也因贫病交迫追随金源于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