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闻名全国。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1898年，南洋公学筹建译书院，选译东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学生和国内人士阅读。出版西学书籍是“成才之助”，强调“兴学之要在译书”。9月，戊戌政变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新党，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杀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新党则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张元济（菊生），于1898年10月逃难来到了上海南洋公学。
1899年南洋公学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译书院，由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负责编辑近代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当时一批逃亡到上海的新党，通过张元济的介绍借住在商务印书馆楼上，其中有吴稚晖等。当时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张元济编辑经验丰富，这就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进展。例如英汉对照的四卷本《华英国学文编》，是我国最早的英汉对照读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商务出版物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好多书销路很广。同时新党也借此宣传“变法维新”。
张元济先生受聘主持译书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去世，张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第二任总理，兼管译书院，月薪为银洋350圆（合今人民币约２万元）。译书院逐步扩大，还聘请了外国人做译员，开办了“东文学堂”，同时组织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如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严复的译述，全套几十本都是由译书院首先刻印发行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也由此闻名全国。
1901年商务印书馆原发起人邀请张元济、印锡璋等合资，成立有限公司，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折合银洋26250圆，加上新股23750圆，共计资本5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50万元）。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先在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几位先生翻译西洋东洋的科学书籍，由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不久高梦旦亦由张元济约来帮忙。
因出版经营有方，盈利不少，逐步添置了机器。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几十年，由编译所长，而经理、监理、董事长，同夏瑞芳、鲍咸昌、高翰卿、高梦旦等一起惨淡经营，逐步将一个小小的印刷工场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清朝末年，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圆，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银圆，占三分之一。
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圆，占五分之二。
1902年商务出版的书籍仅为15种27册，到1914年增加到293种634册，在13年间增加了大约20倍。
1902年1月4日（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主编是张元济。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编辑的是日本人，其中有好多文章是由日本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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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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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作者的经济关系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渊源长久。1903年，商务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共出三年72期，该刊成为晚清的四大文学刊物之一。也是从1903年起，商务开始出版“说部丛书”，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名噪一时。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成为新文学运动刊物之后，续出《小说世界》，将原《小说月报》的通俗文学作家继续网罗在商务的招牌下。商务印书馆大力推出这些文学书刊，繁荣文学市场，对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反过来，文学市场也给了商务印书馆巨大的名声和经济利益的回报。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的版税为40％，是最高的。
一些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译费，常是一次性付酬，不采取版税制。
1912年丁文江编著的《动物学》一书，酬金为400圆，秦蘅茫编的《代数》、《几何》，稿酬共700圆，景阳编的《三角》，稿酬400圆。
1913年1月，郁少华修订《英华新字典》，连校对在内一年完成，酬金750圆，分五期支付，先付150圆，然后每次校对交字付150圆，再三次排校毕付清。
1916年3月，范云麓编《春季单级国文》十二册教科书，并编《学生自习字典》一本，酬金合2400圆。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1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期第1号首版第一篇，发表了署名“周倬”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文中有十来处圈点，文末加了评语：“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机灵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短汀，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焦木即编者恽铁樵，“周倬”是谁呢?当时社会上谁都不知道。
整整21年以后，鲁迅本人才在通信中表明，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34年5月6日，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了《小说林》（?）上……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评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时过境迁，这么长久，鲁迅难免对细节记不清楚的，因为当时并不是他经手把稿件投到《小说月报》去的。鲁迅逝世以后，周作人对这件事作了具体的说明：鲁迅“辛亥（按即1911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前夜的事情，颇富于讽刺的色彩”，“未有题名……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引自知堂《关于鲁迅》一文）
这篇经周作人加了“题目与署名”的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在1912年12月6日寄《小说月报》，12日就收到复信，28日收到稿费5块银圆，并于1913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登载。
商务印书馆付给梁启超的优厚稿酬
民国初立，北洋政府便通过法令，发还梁启超、康有为被查抄的家产。之后，梁启超以共和党党首身份加入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和制币署署长。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8日梁启超致函张元济说，他遵照约定将他关于佛学的稿件寄上，请按信上的要求在《东方杂志》刊登。信又说：一、 《历史研究法》请即照梦兄（陈注：指高梦旦）来书，再版印三千部（此书此间尚存千数百册，拟日内移交津馆代销何如?）其办法仍照从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帐”，印费请先垫付，在售价内扣除，书价三节结算。（陈注：三节指端午、中秋、春节）
二、 《历史研究法》第三期书价（第一次之六千册）定本年秋节交清，前此除一次由律馆交来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劢千圆，余数若干，希饬算拨付。（陈注：菊兄指张元济，君劢指张君劢）张元济回信说，他将遵照梁启超的要求，将文章“先登杂志，既印单行，已示梦旦，一切当遵办”；同时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千字二十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5页）。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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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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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由商务印刷、发行《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专著及通俗教育丛书，由华法教育会人员修订商务教科书，代北大订购外文书籍，以及请北大教授兼为商务采集标本等等。
通过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印书馆则获得了最高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它在国内外出版界的地位与声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规定：（一） 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
（二） 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 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 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 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 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200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国初期，国内大学毕业生极少，一般相当于高中文化者入馆，通常试用半年，合格后才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每年增加1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50元）。
民国初年的薪金标准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考核转正后，月薪30银圆；第二年40圆，等等。
据包天笑回忆，1912年他在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点，星期日休息），担任小学图文教科书的编辑，月薪40银圆。当时编辑共约40名。
就连沈雁冰（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定为30银圆。以后每年晋升10圆或20圆。1921年为10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向馆方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增加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1916年9月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
20世纪20年代的薪金标准
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据唐鸣时回忆，1921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起点月薪为60银圆，以后一般每年增加10圆或20圆。资深编辑的月薪可达100—200银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
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据陶希圣文章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进退听之当局。我初进所，月薪银圆八十圆（当时米一石只得五圆）。满一年之年终，当局给予书面通知‘台端月薪加为一百圆’；再过一年加为一百二十圆。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职工大罢工，向当局提出十九条要求。自此以后当局不得任意开除职工，而待遇公开。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资十圆的工人，加三圆；原工资十至二十圆者，加百分之二十；原工资二十至三十圆者，加百分之十五；原工资三十至五十圆者，加百分之十；学徒练习生满一年加一圆，满二年加二圆，等等。即如编辑人员，年终普遍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二圆七角五分，或加七圆五角，多的可加十七圆五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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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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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00人。
20世纪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产生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２０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10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层）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１９２４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的究竟。
《晨报副刊》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８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
此答复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９月２日澄清说：他当初和陈独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决定：杂志如有2000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经营这三个铜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
每年年终的“花红”
除了月薪，商务印书馆职员每年还可分一些花红。不过，花红等级很多，差别很大。
20年代初，商务的一些股东们得到了如下的花红（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456页）：
姓名职务1921年1922年1923年1924年
鲍仲言总经理8000圆9000圆7000圆6750圆
高翰卿监理8000800070005950
张元济监理8000800070005950
李拔可经理6000700075006370
王显华经理6000700085007225
高梦旦所长6800700065005525
王云五所长8000400050004250
而一般职工所得“花红”大约为一个月的薪金（职员）或工资（工人）。这有时称为“每年的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分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业工资情况说——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十五圆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钱分三等：头目二十圆至五十圆；下手十圆至三十圆；学徒一圆至十圆。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二十文；二页的每千页五十文；三页的每千页七十文；四页的每千页九十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七文，也有每千页九文的。钉书：本装一本五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圆，初学者，每月只得二三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8月22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布了“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宣言指出：“馆中亦每年有所谓花红者，在几个当局，确实可以称为花红（例如经理月薪三百圆，而年得花红二三万圆）；在我们薪水小者，却也可叹（月薪十余圆者仅年得花红十余圆，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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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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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加总分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戌、学生满１年加１圆，满两年加两圆。（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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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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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凤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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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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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所谓“爬格子”）为谋生方式的作家。他们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20世纪初叶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体。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300余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烈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凤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福州路周围这一地带还有一些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饭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厢，这里是鸳蝴派文人和报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陈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鹃这些人就常在书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闲暇。
总之，四马路是20世纪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诗人徐迟在《江南小镇》一书中，激动地回忆1930年代，他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下上海时，作为一个写作新手，由挚友施蛰存带领着到四马路逛书店的情景：先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它有自己的外文图书馆），然后一路浏览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店，接着去喝下午茶。这几乎也是很多作家的日常行踪。在中文书店里，他们不仅能找到他们的作家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和译作，还能看到书店自己最近发行的期刊。在外文书店，他们可以买到外文书，还能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预订。此外，在一些旧书店和书摊可以轻易地找到西文旧书——主要是小说，其中不少是外国游客在航海时的读物，轮船到上海他们登陆后就贱卖掉了。
清朝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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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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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20％；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所记：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三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四圆而止，普通者亦三圆为率。记载门则二圆内外，此其大较也”（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
周作人回忆：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００圆，１０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见《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
《大清著作权律》、《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施行细则》
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200年。它共有５章５５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始受到法律保障。
20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1）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2）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3）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我国版税的具体规定，开始于１９０１年３月东亚益智译书局在上海《同文沪报》上刊登广告，提出“译出之书……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这“售价二成”意思就是版税２０％；而更早一些，上海《申报》馆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刊登“搜书”启事，提出“以书申酬”和“出价购稿”，也就是买断版权的办法。
还是举鲁迅和柔石的例子来说明：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鲁迅介绍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当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的一百圆的书，分给你二十圆（陈注：当时上海各出版社所订的版税通常为１５％—２０％）。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圆，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圆，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圆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鲁迅的出版合同通常约定抽版税２０％，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回忆说：“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民国初年的稿酬和版税幅度
民国以后，一般报刊和出版社支付的稿酬标准略有降低——
中华书局创办《中华小说界》月刊，1913年6月21日在《申报》刊登广告：“征集小说，备刊行小说界，编译均可。”公布的稿酬标准分为四个档次：甲、千字5圆，乙、千字2圆5角，丙、千字1圆5角，丁、千字1圆。长篇以8万字为限，短篇至少4000字。1914年1月该刊创刊发行。
1915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编辑费为每期200圆。稿酬标准：“或撰或译，每千字二圆至伍圆。”但是一度又成为同人期刊，取消了稿酬，只付编辑费。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前文所述之例。
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六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刚来北京大学任教不到一年，已是著名文化人，故有如此高的稿酬。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圆。
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薪金标准
关于上海新闻出版界经济收入的状况，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记述如下：总理为一馆之领袖，故宜知编辑、营业、印刷三方面之真相，尤贵在知人善任，以全力尽忠于其职务。其月薪约在三百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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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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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亦称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总编辑常兼司社论，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圆至三百圆之间。
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月薪在一百五十圆左右。
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取舍关于全国或国际间之新闻。有地方新闻编辑，取舍关于一省一县或一地方之新闻编辑，其月薪均在八十圆左右；
有特派员，如上海报馆必有专员驻京，或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每人月薪均在一百圆左右，交际费在外。
有特约通信员，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大率以篇计算，每文一篇，约在十圆左右。
有访员遍驻国内各要埠，专任者每名月薪约四十圆，兼任者仅十余圆。
有缮译，每名月薪约五十圆至八十圆。有校对，有译电人，每名月薪二十圆左右。
本埠编辑亦可称城市编辑，亦为编辑部之要人，……其月薪约在八十圆左右。
属于本埠编辑指挥之下者，有特别访员，月薪在四十圆至六十圆之间。
有体育访员，月薪约在三十圆左右。
有普通访员，每人月薪约在十圆至三十圆之间。
副张（即副刊）均载文艺及滑稽之作，另有一编辑司之，月薪约六十圆左右。对于1912年至1927年间上海的报社的组织机构及各类人员“按劳取酬”的经济待遇标准，这是一个全面的综述。此外，我还从当时一些具体人物的史料中，考证了实际薪金情况。
20世纪20—30年代的稿酬与版税
《鲁迅全集》载有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稿酬标准。
鲁迅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投稿，每千字２—３银圆；另外《晨报》馆有一种“特约撰述”，每月除稿酬外还加酬金30—40银圆（见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１—３圆。因为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鲁迅全集》有几处提到当时上海的稿费标准，最低者（陈注：小报消息或“报屁股”文章等）每千字5角钱，高者每千字3圆。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圆，有时千字5圆（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鲁迅的稿酬标准），《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圆，这在上海就是比较高的了。
商务印书馆所定稿酬：郭沫若千字4圆，胡适千字5—6圆，林纾和章行严（士钊）千字6圆。……
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
至于特别优惠的稿酬当属梁启超，为千字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
但是民国以后，出版的书籍通常计算版税，也有按照字数付稿酬或将版权一次买断的。
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上海出版界拟订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25％之间。例如，1921年泰东图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北新书局支付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甚至达到25％；而梁启超的身价最高，达到40％，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帐”。版税的支付时间，按照惯例为“三节”核对实际销售数结算。
３０年代中国的稿酬标准跟２０年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鲁迅在30年代出版的著作几乎也都是拿版税的。查《鲁迅日记》1933年5月15日记有：“《两地书》五百本版税百二十五元。”《两地书》定价1圆，按前面所说的版税公式推算，《两地书》的版税率是25％。又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15日记有：“以选集之稿付书店印行，收版税泉支票三百。”这是指《鲁迅自选集》，天马书店出版，初版印1000册，定价1.20圆，鲁迅得300圆，版税率也是25％。这在当时是特高的版税率了。
据赵家璧回忆：“《良友文学丛书》对所有作家都实行版税制，一般都是按售价作者抽版税百分之十五，一年结两次，交稿录用时，都可预支一部分。仅对鲁迅作品按百分之二十计，这是上海各书店为尊重鲁迅而共同执行之惯例。”（见《文坛故旧录》P．44，三联书店出版。）30年代享有版税率20％至25％者，还有胡适等名家。
一个典型的版税合同
下面提供３０年代一个典型的“版税合同”原样本——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抽取著作物版税合同条件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订一、 著作者允将著作物全部交发行者发行，所有著作权，仍属著作人，而发行权则属诸发行者。
二、 所有著作物上之责任，由著作者本人负之。
三、 著作物交发行者发行后，著作者不得将该著作物全部或一部另交第三者发行，如有上项事情发生，发行者一切损失，由著作者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