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著作物之装帧印纸及定价等，由发行者全权办理，惟著作者得参加一部分之意见，以供发行者之参考。
五、 著作者与发行者双方合意，以著作物售价之百分之拾伍，归诸著作者作为版税。倘遇售特价（照实价打七折以下之折扣，称为特价）时，特价期内售出各书之版税，亦照比例减折计算。每年逢四月底十月底结算一次，届时发行者当有版税结单及领款单，寄至著作者，由著作者盖章签字后，按期向发行者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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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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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著作者在著作物未出售以前，不得预支版税。
七、 著作物出版时，著作者于每册书后，可盖一著作者之印章，作为凭证。作者不盖印章者听便。
八、 著作物初版再版之印数及再版与否，由发行者斟酌情形而决定之。
九、 发行者为发行上之便利计得将著作物加以订正，其订正处之责任，由发行者负之。有特约者，不在此例。
十、 著作物出版后，如有第三者对著作物版权有所争执时，一切责任，由著作者负之，发行者如因而有所损失，由著作者悉数赔偿。
十一、 著作物出版时，由发行者赠十本予著作者，自后著作者购买著作物，以现款八折计算，照抽版税，惟不得挂帐。
十二、 著作者及发行者如欲将本章程增删，彼此协议后，另纸抄录，粘贴于本合同后，并加盖印章为凭。抽取著作物版税合同
著作物名称：山村一夜
抽版税成数：百分之拾伍
著作者姓名：叶紫现在
永久通信处
保证者姓名：现在
永久通信处右著作物发行权自本召起归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所有，至于著作权仍归著作者。关于抽取版税之一切办法，悉照前列条件办理，空口无凭，立此为证。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著作者：
保证者：
发行者：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
根据1935—1936年间《上海顾问》、《上海向导》等史料中可得知——
30年代我国大学已有新闻科，但服务报馆的人，都以情面介绍采用专门人才，学识经验并重，还无流弊。现把上海各报馆书局的待遇，汇计如下：
报馆的最高职务为总理（或社长）。馆主自任者，月薪自定；雇佣者自200圆至400圆。
总主笔，总编辑，月薪自150圆至300圆。
编辑主任，月薪自120圆至200圆。
电讯、要闻、地方、本埠，各编辑，月薪自60圆至100圆。
特派记者（驻重要都会、司发电通讯职），除交际费外，月薪在100圆左右。
外埠特约通讯员，以篇计的，2圆起至10圆止。
本埠自雇外勤记者，除车费外，月薪40圆至80圆。
普通访员兼任他报（如经济访员，公堂访员等），月薪自10圆至30圆。
副刊编辑，自40圆至80圆，编译约60圆。
校对和译电人约20圆左右。
其他附刊增刊（如教育，文艺，经济，汽车，妇女诸栏）或延专家主任，或由团体编辑，私人待遇30圆至40圆。团体义务居多。
营业部长为商人性质，月薪自100圆至150圆（薪水之外有佣金可获。）
广告，发行，会计等，月薪17圆起20圆止。
与前文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的记载相比较，可见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在十几年间有明显提高。
又据陶希圣回忆：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国内教育界多为留日学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欧美的毕业生纷纷返国，逐渐控制了国内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会上也存在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
例如，以出版教科书而名噪一时、在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即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至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至150圆，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仅80圆。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这种等级观念，“留学生为社会地位及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不植党以谋生活上之安全，遂致留派与留学西洋归国者相互排挤”，加重了文人相轻的习气。（参看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一文）
报刊稿酬
从30年代《上海生活》、《上海顾问》及《上海向导》等史料中可得知——
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所以新闻事业十分发达，虽然不能和欧美日本著名报刊销数百万份并驾齐驱，可是像《新闻报》以日销16万份自豪，已执得国内之牛耳了！
报纸是新闻性质，因此文字方面的需要量，虽比其他的刊物来得宏大，可是容纳文艺作品的，只区区一角而已！并且附刊只为余兴性质，报馆当局并不重视，聊备一格，文人也轻薄它为“报屁股”。
上海各大报附刊
现将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大报附刊的名称、性质、主编（编辑人）姓名，取稿方针，以及稿酬标准，列表如下：报馆〖〗附刊名称〖〗编辑人〖〗取稿方针〖〗报酬办法新闻报〖〗新园林〖〗严独鹤〖〗国内外有趣记述短小精干有泼辣性之文字〖〗千字2圆至5圆新闻报〖〗茶话〖〗严谔声〖〗关于茶的种种文字和可供解颐的文字〖〗千字1圆半至5圆（续表）
报馆〖〗附刊名称〖〗编辑人〖〗取稿方针〖〗报酬办法新闻报〖〗本埠附刊〖〗小记者〖〗本埠的片段纪事欢迎儿童的天真作品〖〗千字2圆至5圆申报〖〗自由谈〖〗黎烈文〖〗海外印象和富有幽默性的短论和纯文艺作品〖〗千字2圆至5圆申报〖〗春秋〖〗周瘦鹃〖〗讽刺小品和妇女儿童等文字〖〗千字2圆至5圆申报〖〗本埠附刊〖〗李公朴〖〗幽默评论社会素描文艺时尚〖〗千字2圆至5圆申报〖〗电影〖〗凌鹤〖〗剧本翻译国内外银坛新记观影短评〖〗千字2圆至5圆时事新报〖〗青光〖〗黄天鹏〖〗唯美文字清灵小品〖〗千字1圆半至5圆时事新报〖〗新上海〖〗〖〗本地风光的杂式文字幽默的小品〖〗千字1圆半至5圆时事新报〖〗电影歌剧〖〗刘豁公〖〗电影与戏剧学故消息评论等文字〖〗千字1圆半至5圆时报〖〗电影〖〗邓树谷〖〗国内外银坛消息明星生活最欢迎照片〖〗千字2圆半至5圆民报〖〗民话〖〗姚苏凤〖〗辣性文字社会作品〖〗千字2圆至5圆晨报〖〗晨曦〖〗徐则让〖〗文艺创作社会生活素描〖〗千字1圆至5圆晨报〖〗每日电影〖〗姚苏凤〖〗硬性曲剧评译述著作〖〗千字2圆至5圆晨报〖〗妇女与家庭〖〗〖〗妇女家庭方面的讨论文字和有趣味记载〖〗千字2圆至5圆晨报〖〗夜谈〖〗汤增扬〖〗同上〖〗千字2圆至5圆大晚报〖〗辣与檄揽〖〗张若谷〖〗辣性文字婉约小品〖〗千字2圆至5圆［注］当时读者对附刊兴趣提高，所以各报除上列每日固定的栏目外，又轮流增出特刊，譬如《新闻报》的“医药”、“无线电”，《申报》的“业余”、“汽车”、“国货”、“经济”，《时事新报》的“储蓄”、“卷烟保险”，《晨报》的“科学世界”、“时代文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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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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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优惠稿酬
《申报·自由谈》当年给鲁迅的稿酬是优惠的，千字6圆（合今人民币180元），有《鲁迅日记》为证。查《鲁迅全集》，鲁迅在1933年1月，在《自由谈》上发表《逃的辩护》和《观斗》，都是千字文。再查《鲁迅日记》，鲁迅在1933年2月8日收到《自由谈》稿费12圆。《自由谈》是每月结算稿费的，下月初寄给作者。这年2月，鲁迅在《自由谈》发表千字文8篇，3月8日收稿费48圆。3月发表11篇，4月7日收66圆。6月发表7篇，7月6日收42圆。由此可算出《自由谈》给鲁迅的稿费标准。
不但《自由谈》给鲁迅千字6圆，当年《现代》杂志也是这样，或略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1933年4月的《现代》上发表，全文5000字，付稿费30圆。鲁迅的《关于翻译》在9月的《现代》上发表，1100字，付稿费5圆。
1935、1936年，鲁迅的稿费大致仍在千字6圆左右。如1935年10月的《文学》第5卷第4号上发表杂文《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和《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两篇，共2900字，得稿费17．50圆。又如1936年2月24日《申报》发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550字，得稿费10圆。这都说明每千字仍是6圆。
鲁迅生前拿过千字10圆的优惠稿酬。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发表在《作家》第一期上，4300字，得稿费40圆。该刊第2期又发表《〈出关〉的“关”》，3000字，得稿费30圆。可见该刊主编孟十环对鲁迅的特别优惠。（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稿酬和当今的稿费》，1996年。）
新闻出版界具体收入记载
《新闻报》：1922年《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为200银圆，聘徐沧水主持“经济新闻”版，月薪180银圆。当时的主任、编辑、记者月薪100银圆左右。老报人顾执中在他的回忆录《报人生涯》中说，他在1923年进入上海《时报》当记者，月薪80银圆。到1935年他在《新闻报》任采访科主任时，月薪为170银圆，年终还有双薪（也就是每年发给13个月的薪金）和分红。
《申报》：1912年《申报》总主笔陈景韩（冷血）月薪300银圆，1927年增为600银圆，其他高级职员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正之的月薪为400至500银圆。徐铸成1927年进入《大公报》时，还是个学生，试用期月薪起点30银圆；到1938年他的月薪提高到170银圆。据徐铸成回忆，当时一般资深编辑月薪100银圆左右。
从这些实例来看，在20世纪20—30年代，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差不多：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至100银圆，像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但是出版家张静庐民国初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时，每月只有20圆的薪水，且还要分几次在柜上领取。
1919年10月，谢福生在商务印书馆定月薪200圆。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商务印书馆的薪金参见前文《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至20银圆。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待遇微薄。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发起人中，夏端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印刷工人出身。
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提高了工资待遇。
1927年《申报》第一次成立工会。工会出面跟《申报》老板史量才商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29银圆，春节前发一个月双薪，还有一定奖金。
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营业部有部长，纯粹为商人性质，须干练而长于会计，月薪约在一百圆左右。
属于其下，有专司广告者，有专司代派者，有专司订报者，有专司零售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专司中外书牍者，有兜揽广告者，有承接制版印件者，其月薪每人均在三十圆左右。
印刷部由娴熟于机械者管理之，或由营业部长兼任。属于其下者，有排字之工人，有铸字之工人，有打纸版浇铅版之工人，有印刷之工人。其制版有直接雇佣者，每名月薪均在十圆至二十圆之间，但仍须择一人为领袖。便监察一部分之事务，月薪约四十圆。
制铜锌版者，另为一部分，有时兼外出照相，月薪均约在三四十圆之间。作为一个参照，兹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４１.９圆（约合今人民币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３０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左右。戏剧、电影业的兴起戏剧、电影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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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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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真正的开端。作为这个开端的路碑，有如下一系列事件发生——
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堂创办，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
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
1899—190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徐汇公学的同学演出欧洲戏剧。
我国第一代文化人，这时从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娱乐演出三个方面，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的情况，还要从我国传统的老戏园子——茶楼说起。
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
广和楼坐落在北京市区前门大街（旧称正阳门大街）肉市街路东，是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著名剧场，旧社会叫做“戏园子”。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朝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初刊本）提到：“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清朝戴璐《藤阴杂记》（1796年成书）载：“《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所说的太平园、四宜园早已无踪影，仅存查家楼，就是广和楼的前身。
清雍正五年（1727）因查嗣庭文字狱案，查楼被朝廷没收后，归于清廷内务府掌管，并向民间出租。几易其手，均以合股方式经营。改名“广和楼”当在此后。
戏园子在清朝初年是以茶座为主的，戏剧只是作为茶客品茗聊天之余附送的一种娱乐。那时茶园子老板只卖茶座钱，没有“戏票”一说。戏园子里面的坐席也是双排对放，舞台置于茶座一侧，茶客赏剧，要侧着身子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在茶园里主要是喝茶，附带着听听戏。所谓“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剧场里常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多年以前逛戏园子喝茶“听”戏养成的习惯。
从这坐席的设置，也说明茶客消遣本来是品茗闲谈为主、赏剧为辅；而当时赏剧则是以听为主、以看为辅。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当时叫做大戏）逐渐普及深入人心，人们进入戏园子慢慢地转成以赏剧为主、以饮茶为辅了。于是，茶楼——戏园子开始出售戏票。
“喜连成”科班
京剧在清末民初称为“大戏”，正统“京朝派”的摇篮是“喜连成”科班，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在广和楼唱戏，大约在1909年离开。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1913）广和楼跟“富连成社”（原“喜连成”改名）签订长期合同，双方又合作大约20年。
在广和楼唱戏的“富连成”科班演员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唱逗戏（取乐逗笑和调情戏）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好多不雅之词；同时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怎能坐在一起看戏呢？所以广和楼一直不卖女座。民国八年加演夜戏时，楼上就一律卖女座，楼下仍一律男座；但白天的日场还是不卖女座。票价每位16枚铜钱（1919年北京1银圆可兑换铜钱130枚）。民国二十年（1930年，又一说到1931年）呈请社会局经批准后，才开始男女合座。
广和楼怎样收钱
从前广和楼的规矩，听戏不买票，只收茶水钱。只要一坐下，“卖座的”（即服务员）就给沏一壶茶，拿来一个茶碗，当面收茶水钱，这里包括有听戏钱。当时的钱叫做铜子，“当十文”的是一枚，“当二十”的铜元又称大枚，两小枚换一大枚，5大枚叫一吊钱，只花十六枚（即160文，合8大枚）就能听戏。20—30年代，北京市面上的铜钱不断贬值，一块银圆起初可兑换15吊，即150枚，或75大枚；后来可兑换30—40吊了。
收钱的是个“头儿”，这个“头儿”腰带正面挂一个一尺长半尺宽的蓝布钱袋，当中有一个口子装钱，收了茶水钱就装在这个钱袋里。散戏后除交柜外，其余的，伙计们大伙儿分。茶钱有多有少，熟座来了卖座的给沏包好茶叶，他就多得点小费钱。当演戏到中轴，大轴戏快要上场的时候，柜房就下来人查座（查票），有多少人坐着，就向卖座的头儿要多少钱。有的熟座专为听某个角色唱的戏，当这个角儿（演员）要上场的时候来了，卖座的给他沏了茶他也不喝，听完了这出戏就走了，他给的茶钱也多，这钱就入了卖座的腰包了。
1934年的变化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后，广和楼改成听戏买戏票，原来长条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横排带靠背的椅子了。这样一来，听戏坐着舒服了，尤其楼下坐在池子里听戏不用歪头扭身子了。座位宽敞了，日场票价（前排）调整为每张3角5分钱，夜场每张4角钱，此外还要加捐税15％，实收4角6分钱。改座以后，座位固定了，戏园里“池子”容纳的人少了，卖座儿的也不能取巧了。过去坐在一条板凳上，卖票的可以随便加入，直到把听戏的挤得不能再挤时为止；如果查票时正好赶上有听戏的上厕所了，查票的也看不出有空位子，卖座的说是几个人就是几个人，这样柜上丢了戏票钱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没有改座以前，卖座的赚了不少钱，广和楼卖座的有好些都置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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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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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演员的酬劳
喜（富）连成戏班一共办了七科，每个学员按科排字（喜、连、富、盛、世、元、韵）叫名，每科都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脸）、雷喜福（老生）、于连泉（花旦）、马连良（老生）、谭富英（老生）、马富禄（丑角）、裘盛戎（铜锤花脸）、孙盛武（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脸）、李世芳（青衣）、刘元彤（青衣）、黄元庆（武生）等。富连成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主要在于制度严、管教严。凡是到富连成学戏的，都是贫寒家的男孩子（不收女孩），录取后家长要给科班立字据，允许科班打，不出科不许接走，吃、穿、住都由戏班供给，不挣工资。
一立字据就是七年，年满才能出科。出科拿份（挣工资），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铜元10枚或大铜元5枚。（20年代银洋一圆可兑换30吊，合今人民币30—40元。也即每吊铜元合今人民币1元左右。30年代铜元不断贬值，银洋一圆可兑换40吊甚至50吊。）
买票看戏
看戏买票，理所当然。但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北京老戏园子的看戏者并不都买票。除了军警以“维护社会治安”即剧场秩序为名义的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却从不花钱。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所谓红角儿）掏钱买票，雇人捧场。这些专门捧场的“啦啦队”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大喝“倒彩”的“看客”。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曰“听蹭儿戏”。
吴小如老先生回忆道：“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交给家长赎出来。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25圆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20圆。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45圆。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
由于经常买票看戏，所以吴小如先生至今对30年代各戏班演出所售的票价大体还有点印象。就他亲身经历，最便宜的是“富连成”在1934年广和楼演日场时所售的票价，前排每张只卖3角5分钱，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4角钱。如富连成社演夜戏，则票价每张4角，加捐后为4角6分，不论在华乐戏院即先前的天乐园（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尔飞大戏院（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这个数目。华乐戏院，地处正阳门外鲜鱼口，现在是“大众剧场”；哈尔飞大戏院，地处西单旧刑部街，现在是“西单剧场”。
从1930年9月14日开业到1937年初，是哈尔飞大戏院的兴旺时期，这与西单地区只此一家和经营者的灵活手段是分不开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举办的游艺大会，从中午到夜晚连开四场，每场两小时，重点节目话剧和京剧每天不重复，而且票价不高，每场4角、5角、7角，包厢4圆，结果场场客满。这样的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戏院的声誉。1930年11月初，京剧名家马连良的扶风社与哈尔飞大戏院商定，每周三、四夜场长期在这里演出，每场票价1圆2角。
11月14日夜场，梅兰芳演出代表作之一《黛玉葬花》，票价最高2圆。
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锦晖为社长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京首演于哈尔飞大剧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轰动。从22日至24日，每天一场，先后演出了《湘江娘》、《大江东去》、《醉沙场》等21出歌舞剧。25日改为日夜两场，节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画家》等。每场票价为3角、4角5分、7角，包厢3圆、4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京舞台上首次展现。
中华戏校在东城区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当时称为坤角）每票不过6、7、8角。
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吴小如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地处正阳门外西粮食店，现为中和剧场）看《牢狱鸳鸯》，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2圆。
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1圆2角钱，加捐后为1圆3角6分。
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郝（寿臣）同台或杨（小楼）郝同台，票价都在1圆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7、 8、 9角，最多不超过1圆，加捐15％在外。
1934年秋余叔岩在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5圆，却仍然万人空巷。
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5圆。吴小如少年时代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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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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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
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
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
30年代北平其他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
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最初似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
1932—19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八九出之多。
1935—19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轮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仍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两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当时每1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戏。
（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从而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
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的介绍）。
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1919年，南通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的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
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1922年，新剧界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一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上海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的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而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片、古装戏曲片、纪录片等，既有《白芙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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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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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一尺，副片2分钱一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子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入，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
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一百零六家电影院，共六万八千个座位。它们分布于十八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
1930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二角到三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亦不过是上海12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维多利亚（Victoria）、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
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LadislausHudec）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美沪报和水星》为“大光明的新发明”登了这样的标题——《中国风：给本土影迷的大恩惠》。
电影院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中国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早期电影制作环境简陋，但中国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力争跟上西方电影的潮流。早期电影业的一大赞助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到20年代，从流行小说和戏剧中取材的中国无声电影已经有了相当的观众。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说话”的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
1930年，明星、友联等影片公司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片的摄制。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两家公司采用了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方法。1931年3月15日，明星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轰动全国及南洋华侨社会。接着友联生产的《虞美人》也于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与观众见面。同年，天一、大中国和明星三公司，又聘请外国技师，分别摄成了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歌场春色》、《雨过天晴》、《旧时京华》三部新片。
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上海的电影票价
上海放映电影的场次，有“首轮、二轮、三轮”之分别。头等电影院，专映首轮影片，特别是名片。二等电影院，专映第二轮放映的名片，和小公司出品的影片。三等电影院规模狭小，完全放映三轮、末轮片（旧片）。所以电影票价的档次差别比较大。
不仅有首轮、二轮、三轮的级差，而且有日场和夜场的级差。同一电影院又有楼上、楼下，中排、前排、后排座位的级差。
一般说来，在20—30年代，上海电影票价的档次约为——
日场：7角、5角、3角、1角；
夜场：8角、6角、4角、2角；
夏季露天电影一般票价仅为1角钱一张。
头等电影院放映首轮名片的票价，夜场为8角至6角，日场为7角至5角；最贵的是1圆。三等电影院票价仅为1角至2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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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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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各电影院的票价
经多年搜罗，我找到1916—1938年间先后6部以《北京指南》、《北京便览》、《北平指南》为书名的游览手册，可以看出这二十多年间北京电影业发展之一斑。
根据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出版的《北京指南》卷五所载“电光影戏”一条，民国初年北京电影院情况如下——
“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专设常演之处，亦无多多。于戏园中加演之余，则东安、西安市场中间或有专演者。看资则贵贱不等。大抵专门常演之处，则取资贵，优等须八角，头等四角，二等二角半，起码铜元十二个。其稍便宜者，则以铜元为标码，头等二十四枚，二等二十枚，三等十二枚。”
电光影戏之专演者（两处）：平安电影公司——东长安街；大观楼电影公司——大栅栏。加演者：三庆园，升平电影（场）——大栅栏南；庆乐园，华安电影（场）——大栅栏中。
又，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出版的《北平指南》第八编所载“戏园电影院”条目——
“北平电影院价目，平时最高者五角，最低二角。有加演特别片时，加价不过一圆而已。”电影院列出十家：中天电影院——绒线胡同，真光电影院——东安门外大街，平安电影院——东长安街，中央电影院——北新华街，吉祥电影院——东安市场内，春明电影院——东四商场内，大观楼电影院——前门外大栅栏，青年会电影院——米市大街（即后来的光陆电影院），通俗教育馆电影院——钟楼，国货陈列馆电影院——前门箭楼。
其中设备最好的真光电影院，票价大体分三个档次：一等是专利特轮名片，即“只此一家”上映的获奖的世界名片，如《赖婚》、《自由魂》及后来的《乱世佳人》等，最高票价银洋1.5圆，最低6角；二等价是多家上映的头轮片，最高1圆，最低5角；三等价是复映片，最高8角，最低4角。那时银洋2圆可以买一袋面粉（注：合40斤）。1922年3月曾举办特场电影，上映《书痴福》，最高票价5角，最低2角。
20世纪３０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
３０年代，由于一批左翼作家、演员的努力，中国的电影事业迈进了新阶段。上海成为东方电影艺术中心，影星云集。1931—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了电影小组，剧联成员夏衍、阿英、郑伯奇、沈西苓、赵丹、魏鹤龄先后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1932年，田汉、阳翰笙等作为严春堂的总顾问，筹建了艺华影片公司，并拍摄了《生之意志》、《肉搏》等影片。金焰、郑君里等分别在联华公司当演员；汤晓丹、司徒慧敏则进入了天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