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国电影步入黄金时代，以《渔光曲》、《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为代表的影片已经走向世界。电影艺术中心——上海的影业公司有4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明星、天一、电通、联华、艺华等。
昔日明星们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未见系统研究。但我从先辈们的遗物中找到当时留下的两种史料：（1）若干部影片主要演员的片酬合同；（2）影业公司长期聘用的月薪合同。当时片酬最高纪录是胡蝶，2000圆（合今6万元），但其中1０００圆为现金，另外1０００圆为股本入账；其次阮玲玉，1000圆（合今3万元）。普通演员月薪最低起点为30圆（合今1000元），较高的为数百银圆。一般收入的幅度在这两端之间。不妨再举几个例证。
1. 陈波儿
1907年７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原名陈舜华。
我查到了第一手史料：当时陈波儿留存的两份片酬合同。
1934年４月，陈波儿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５月签订了拍摄无声影片《青春线》的合同，期限为４个月，片酬300银圆。见证人张凤梧（阿英）、郑君平（郑伯奇）。
几乎同时，1934年５月，陈波儿又与电通公司签订了拍摄有声影片《桃李劫》的合同。约定从５月１６日到８月１５日，整整三个月期间参加影片《桃李劫》的拍摄工作，担任女主角，片酬300银圆。分两期支付：第一期150银圆在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第二期150银圆于全片完成后支付。合同介绍人司徒慧敏，证明人应云卫。
这一年１０月２９日，《现代演剧》杂志记者吴湄采访了陈波儿。记者问起：“陈小姐每月的生活费要多少？”回答说：“不到一百块吧。”
1934年，陈波儿不仅成功地主演了两部电影，还发表了２３篇文章。稿酬为千字３银圆。因此，她每月收入超过２００银圆。
我还查到了当时陈波儿留下的两份长期合同。
在1935年５月，电通公司跟陈波儿签订了长期聘用合同，时限为二年。约定薪金为：
从1935年５月到1936年５月，月薪１４０银圆；
从1936年６月到1937年５月，月薪１６０银圆。
但是电通影片公司于1935年底被迫结束，陈波儿转到明星公司二厂。1936年５月，明星影片公司又和陈波儿签订了聘用合同，为期三年，从1936年６月１日起，到1938年５月31日为止。合同规定月薪为200银圆（一年后，1937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合同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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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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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艾霞
生于1913年。她在30年代初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做普通演员，试用期月薪只有30银圆。
1932年她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主演，月薪由60银圆增加到100银圆。1934年初，艾霞自杀身亡。
3. 王莹
1913年３月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原名俞志华。生母早丧，幼年被继母卖为童养媳，出逃后被舅妈收养，改名王克勤。１７岁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
1932年王莹进入电影圈，首次在天一影片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然后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铁板红泪录》、《同仇》。两年内积攒了将近1000银圆，于1934年３月赴日本东京留学，旅费100银圆，在日本每月生活费50银圆（合７５日元），一年后归国。
３０年代中，我国许多青年从上海到日本去留学。当时上海是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日本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东京可以过上两个月。
4. 周璇
周璇，又名周小红。据说原籍江苏省常熟（一说常州），在上海长大。大约生于1919年（一说1918或1920年，难以确定）。
1932年，大约13岁的周小红参加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因为嗓子好又善于唱歌，第二年演唱歌曲中有一句“誓与敌人周旋在战场上”受到群众欢迎，故改用艺名周璇。歌舞团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后来歌舞团解散，周璇参加新华歌剧社，社址在巨泼来斯路美华里2号。
1935年“新华”又解散了。周璇经丁悚和龚之方介绍，加入艺华影片公司担任配角，处女作是《花烛之夜》；一开始月薪50圆。她曾回忆说：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陈注：相当于９０年代的人民币1500—2000元）。1937年初，主演《马路天使》获得空前成功。此后月薪提到200圆，成为公司老板的摇钱树。
此外她还唱流行歌曲，还有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唱片的收入。抗战期间周璇滞留在上海租界（当时称为“孤岛”）继续演艺生涯。
5. 蓝苹（即抗战初期到延安后的江青）
原名李云鹤，1914年３月生于山东省诸城。
1931年李云鹤担任山东青岛大学图书馆职员，月薪３０银圆。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第一个有关蓝苹收入状况的数字。当时李云鹤自留２０银圆生活费，１０银圆寄给老家的母亲。
1933年４月李到上海，寄居田汉家中。不久参加中国左翼戏剧联盟。
1934年５月，李云鹤跟着俞启威来到北平，在沙滩租了一间寓所，每月租金２银圆，生活费６银圆，非常贫困。
1935年初又回上海，以“蓝苹”为艺名，主演名剧《娜拉》。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月薪60银圆。（据1935年8月《民报》连载的《蓝苹访问记》）
6. 舒绣文
原名舒彩云，1915年生于北京。父母原籍安徽黟县，是中学教员。自幼家境贫苦，她曾改名许飞琼进舞场伴舞谋生。16岁独自离开北京南下上海，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30大洋。后来参加集美歌舞剧，又到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
19岁那年（1934年）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合同订期三年，基本月薪60银圆。在上海演戏、拍电影之余，她用许慎、苏谦的假名进补习学校努力学文化。
成为正式演员以后，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并且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开始演主角。除了基本月薪以外，每部影片的酬金为300圆左右。有了固定收入后，就先把母亲许佩兰接到上海，后来又把父亲和弟妹都接到上海，一家人住在一起。
7. 赵丹
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省肥城。1915年８月生于江苏省扬州，一年后随父母迁居江苏南通，在南通长大。
父亲1928年春天以3000银圆开设了一座“新新大戏院”，共800个座位，放映电影（当时叫影戏），每张门票１角５分，一场就收入120银圆。1930年春节聘请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社（有赵铭彝、郑君里、王莹等）前来公演，影响了赵凤翱走上艺术之路。
1930年秋天赵凤翱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12月因在美专主演话剧《Ｃ夫人肖像》而被明星公司导演看中，课余参加拍片，以“赵丹”为艺名；1933年试用期月薪30银圆，当时仍继续学业，半工半读。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跟明星影片公司订了合同：起初月薪50银圆，不久提为70银圆。（又一说：1933年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成为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员，月薪60银圆。跟上述说法略有差距，备考。）后来又升到100银圆。
先后拍摄默片与有声片30部左右，其中以《女儿经》、《上海二十四小时》、《小玲子》受到广大观众欢迎。1936年月薪150银圆。1937年上半年因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获得成功，赵丹月薪提为200银圆。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赵丹参加抗敌救亡演剧队，辗转经武汉到重庆。
电影工作者加入文化人的行列
1936年9月在上海公布了《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宣言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沈西苓、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等电影工作者。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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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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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当时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其中，上海《电影·戏剧》１卷2期刊登了署名韦彧（沈端先）的《鲁迅与电影》一文，文中又出现了“文化人”这个概念：现在不论怎样，文化部门里面总算有了“电影艺术”这个名称，一切“文化人”的集会团体里面，也算有了“电影艺术家”参加的机会。但是在五、六年之前，情况就和现在两样，“影戏”这种“娱乐品”完全是“文化人”注意圈外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认为从1931年以来，进步的文化人开拓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方向，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电影工作者们也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这是我在30年代报刊里面查阅到的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史料之一。
30年代电影明星们的收入，跟同期的教授、学者、作家、主编们（一般每月200圆至500圆）相当或稍低。经济地位虽然类似，但是文化素质高的人们更受到尊敬。当时在影星歌星的心目中，文化、学问、教育、修养占据很高的位置，普遍地热爱读书，渴求知识。这有当时许多史料和逸闻为证。
演员们有不少在大学里上课和从事写作的，如陈波儿、王莹、艾霞、凤子、赵慧琛等，她们的文笔风格一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王莹的从艺和留学经历，即体现了当时追求知识的风气。她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后来还写了两部小说。
以生活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6年银圆或法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作比较：抗战前夕，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市场上，大米每斤5—6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l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等等。跟今天相比，几乎都在30倍左右。
为使大家对于抗战前夕的城市生活费用有个形象的了解，不妨再举些例证：
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为例，1936年一份普通西餐2角钱，大菜套餐为5角—1圆2角钱，普通的炒肉一盘1角多钱，一碗阳春面4分钱。
信件的国内邮资3—4分钱。
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比较贵的是1—2圆；一份报纸3—5分钱；公交车票价5分至1角钱。
公园门票5分钱。剧场和电影院入场券1角至1圆。
根据当时经济学家们的几十次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贫民五口之家维持生存的最低开支为每月法币27圆（合今人民币800元），而知识阶层的最低生活费为每月法币50圆（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圆（合今6000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月薪有所增加，现将一次发薪名单照抄如下：
黎莉莉340圆舒绣文330圆白杨320圆
张瑞芳300圆顾而已300圆魏鹤龄300圆
施超280圆谢添250圆陈天国250圆
吴茵230圆杨露西120圆熊辉100圆
秦怡60圆
电影明星们的收入，仍然跟学者、教授、作家、主编们处在同一档次而稍低些。
1940年以后，席卷大后方国统区的法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日趋严重，几乎每年涨幅为两倍甚至更多。包括电影明星在内文化人的收入不断贬值，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从而激发并增长了他们对蒋介石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情绪。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特别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我国文化人的影响迅速增强，文化人的队伍迅速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中院校联系在一起的。民国初的北京大学封建的陈规陋习“官僚气”、“名士气”非常严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见《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引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
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特别是力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反对专制愚昧，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灵魂。但是在五四时期，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旧中国文盲占成人的90％以上；民国初年，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千年不变的传统农田耕作，只有不到1％的就业人口在近代产业部门。
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幼稚和经济状况的贫困。
1912年，北洋政府开始统治时，全国有4．1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小学生279万，中学生13万多，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000人（估计数字），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
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全国有4．65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914万，其中，小学生888万，中学生23．5万，大专院校学生25198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2275人。
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掌权，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进步显著，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拿我们的邻邦日本作对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国情落后的严重程度：1925年日本国有0．59亿人，是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学生总人数为1147万，超过我国25％。其中，小学生799万，中学生336万，大专院校学生126842人。按绝对数字，中学生是我国的14倍，大学生是我国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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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电影业的兴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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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比例数字，日本的中学生比我国多110倍，大学生比我国多40倍。（这还是用日本1925年的数字跟我国1928年的数字相比。）
况且我国文化分布极其不平衡，20年代知识阶层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相对说来爆发力很强，他们播下了现代化的星星火种。
五四期间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学者杜威，在1919年6月给女儿的家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使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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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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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
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蔡元培校长的名字格外凸现出世纪的光辉。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已不用后生赘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期的一大关键，似乎所知者不多。这就是他在九十多年以前旅欧留学爬格子为生的经历。
蔡元培于清代同治六年（１８６８年）阴历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21岁时就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24岁时于北京保和殿应试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那时毛泽东、郭沫若等刚诞生）。甲午年（１８９４年）26岁时授职“编修”。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维新不久，他目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六君子”，罢免维新官员数十人，痛感清朝廷“无可希望”，遂抛弃官职回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自认为“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１９０１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又任中国教育会长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他首先订立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编撰体例，每一课文稿酬（编辑费）5角钱。
为了开拓现代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当时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名额有限，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已经37岁走入“下半生”的蔡元培，毅然辞职赴青岛从头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
１９０６年他闻讯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不甘心，再三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这时，他已是临近不惑之年，必须抚养妻儿四口、负担甚重的一家之长了。
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子３０两，合４２银圆。于是在１９０７年春末，蔡元培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然而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居柏林，大不易！
眼看财路不济，怎么办是好呢？蔡元培作了一个当时可谓大智大勇的决定：既不求“官费”，也不用老家变卖家产筹划“私费”，而以在国外爬格子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自筹留学费用。据我所知，这乃是我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中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他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圆（编译）和5圆（著述）的标准，每月致稿酬100银圆（约合今6000元）。一部分汇款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交国内妻儿家用。
蔡元培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完全自食其力、自行其是。他严格遵守了协议，留学期间著述不辍。根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蔡元培稿酬账单，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汇付给他１６２１德国马克，合900圆；支付国内蔡夫人２５０圆；代付购寄书报等费用为４６圆，连同历年余额尚结存200圆（当时１块银圆可买４４斤大米，约合今人民币６０元）。
几年以后柏林的生活费用更降低了。据１９１９年初由官商资助到德国考察的梁启超记述，他在柏林住一旅馆“今所居极安适，日租金五十马克，可称昂贵，然合中国银只得一圆耳”。这位后来担任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维新人物又在通信中写道：“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圆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或四十圆（陈注：即1500或2000马克）尽可从容度日，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五千或万圆，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白华等人，步蔡元培后尘陆续留德。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归国，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召，首任民国教育总长。１９１２年４月赴北京，７月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
１９１３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以编译费支持他在欧洲游学考察。这时他爬格子的稿酬增加了：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1000字，每月3万字可得200圆，即千字７圆。
从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５年，蔡元培先后旅欧留学，几年期间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１９１６年冬，蔡元培从欧洲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首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力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僚、不做政客；不酗酒、不抽烟、不杀生”的八戒进德会。在他的教导感化之下，一扫清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封建官僚腐败习气，脱胎换骨，风貌一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成为了“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这一切，是跟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接受的新思潮分不开的。
蔡元培在德、法留学多年依靠爬格子为生的亲身经历，影响深远。此后，他特别尊重和爱惜爬格子的人才，这有他一系列言行为证，举不胜举。不妨称之为爬格子情结吧。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爬格子的新文化闯将，都是他在北大时期一手扶植起来的。特别对于比他年轻13岁的鲁迅，蔡元培在民国教育总长任内，举荐初出茅庐的鲁迅为教育部公务员主管美育，月津贴60圆，不久定月薪300圆；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聘请鲁迅为中国小说史讲师；他在大学院院长任内，又聘请鲁迅为特约撰稿人，月津贴300圆，提供爬格子的优越条件。这些，在鲁迅一生的几个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鲁迅很念此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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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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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蔡元培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发表《不合作宣言》，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７月举家赴西欧。商务印书馆仍采取约稿致酬的办法，约请他编写师范和高中所用《哲学纲要》等教科书，并为《东方杂志》撰写论文及杂记，每月致编译费200圆、调查费100圆，共计300圆，使他有了固定收入。
据现在留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给蔡元培信的手迹：“兹送呈全年薪水计银二千四百圆。又敝公司遇有研究之问题及调查之事项，拟求我公担任顾问，亦荷俯允，兹将全年薪水一千二百圆一并送呈，统祈察入。”蔡元培在欧洲期间，写了《中国之文艺中兴》和《简易哲学纲要》等。１９２６年２月由欧洲回到上海。
蔡元培开风气之先。从他开始，在国外以著述编译所得稿酬自筹留学经费，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信念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独立精神（周有光语）；
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行为，自由达观（宗白华语）。
李大钊论经济权
在五四运动的闯将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人民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物质和精神》的短文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同时他在《大联合》与《生活神圣》两文中支持北京各校教职员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权所做的斗争。他说：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连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174—176页）李大钊不仅关注教师学生的经济（生存）权，而且关注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他在1919年3月写了一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他访问的结果，其中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注：每月工资六银圆）……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地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圆半圆钱，好去嫖赌。（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李大钊于1924年9月写了一篇《上海的童工问题》，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资料说：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圆，人力车夫月得八圆。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亦月须十六圆，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圆，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的苦况，可想而知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790页）
“独立进款”的理想
１９２２年５月，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政治独立宣言。他们起草了一个政治纲领，提供给大家批评、讨论。联合署名者还有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１６名教授学者。
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包括：
（１）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２）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参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１７—２１页）
在讨论中，２８岁的赴英国留学生金岳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５日），文中提出了他的四个希望：
第一，他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的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做官（这跟蔡元培的“八不”进德会主张一致），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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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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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他希望知识者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他认为：“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参看谢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页、第１９０页）
这表达了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经济独立”的要求。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鲁迅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1000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根据《１９１９年１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洋（合今人民币12000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80银洋（合今11200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今4800元）。……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鲁迅当时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洋，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１９１８年直到１９２２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的《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
另有资料表明：１９１９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至300圆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圆。又，２０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１１７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500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100至200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１９１８—１９８０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之下。
据记载，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三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２—３圆（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今为鲁迅故居），售价国币1000圆。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当时新建的有轨电车路线，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从宣武门到崇文门，车票只要８分钱，比人力车便宜，更方便得多。
较为有钱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鲁迅一家四口（加上母亲、妻子和女佣）每月日常开支还不到此数，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鲁迅的资助。鲁迅在北京的嗜好是：吃酒席下馆子，看戏（但不爱看京戏，有时看话剧、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花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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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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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郁达夫、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１）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１角；（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
从《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记载，两大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８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在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
从《鲁迅日记》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１日），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记载。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１—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
根据１９２７—19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200圆编辑费，以当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１９２２年左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1926—19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费用
五四运动前夕，与陈独秀《新青年》相呼应的《新潮》杂志，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同学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从教育经费中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创刊时，由傅斯年（1896—1950）任主编。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1897—1969）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顾颉刚接编。
在现存的鲁迅书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新青年》和《新潮》等新刊物的一些情况。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当时任江西教育厅长）的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3月10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5月29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陈注：指小说《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但过了一年《新青年》、《新潮》销路增加，影响很大。
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陈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和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
当时主要的几种新文化刊物定价如下——
一、 《青年杂志》月刊，第一卷于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9月15日创刊，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印行。大16开，约100页。零售价：每册2角银圆，订购半年6册1圆，全年12册2圆。邮寄费每册1分半（国内及日本）；欧美邮购每册邮费6分。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月刊，发行量迅速上升到1万册、2万册。定价及邮购价不变。《新青年》第三卷各期（1917）刊登合订本（半年每卷）售价1圆，邮费5分。
二、 《新潮》月刊，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发行所地址：北京汉花园。大16开，150页。零售价：每册3角。订购全卷5册1圆2角；全年2卷（10册）2圆4角。邮费：本国及日本每册3分，欧美各国每册6分。
三、 《少年中国》月刊，创刊号于1919年7月15日在上海印行，此后每月15日出版；《少年世界》月刊每月1日出版，上海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发行。定价相同：每册1角，邮费2分。订购全年1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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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