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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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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例如乡镇企业和商贩、个体户先富起来，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万元户”。那时人民币１万元，按照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十几万元。目前的文化人，达到那样水平的还不多。
根据史料查明，早在20—30年代，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相当多的学者教授成为当时货真价实的“万元户”。
2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银圆（大洋），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次高260银圆；最低的教授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一万元；当时北大教授约80名。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师，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银圆计算，如果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8000元。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50—100银圆之间，约合今人民币2000—4000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20—30年代抗战前仍通行银币，1936年以后才只用纸币（法币）。
1927年6月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7000元，二级教授450圆，三级教授月俸400圆。副教授一级月俸3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二级副教授320圆，三级副教授300圆。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人民币9000元，二级讲师240圆，三级讲师220圆。助教一级月俸18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元，二级助教月俸160圆，三级助教月俸140圆（根据《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这比五年前大为增长，而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到了30年代，教授的数量和薪金都显著增加。胡适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收入，他成了“文化万元户”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钱玄同、黎锦熙、郭绍虞、陆侃如均收入不菲。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这样的“文化万元户”不胜枚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优惠的。学生的待遇也不错。据曹禺回忆：3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月有30银圆生活费（合今人民币1000元），“足够你开销的。真要是沉下心来做学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曹禺又说，他在1933年夏天从北平清华大学西语文学系毕业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保定教书，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可见当时清华毕业生待遇之高。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华罗庚关于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当时年方20岁的华罗庚在一所中学当会计），就想聘用华罗庚。但是华只有初中学历，只好在算学系担任行政助理，月薪4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元），此后在清华5年内发表了十几篇数学论文。第二年成为助教，月薪80银圆（合今人民币２４００元）；第四年升级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程，月薪12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相当于法币4000元，今人民币120000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据黄宗江回忆，他的父亲黄曾铭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担任电话工程师，30年代初的月薪300余圆。阮若珊的父亲阮慕韩1931年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归国在北平担任大学教授，月薪200多圆。她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父亲和杨秀峰、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等都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参看阮若珊《我的良人》）
30年代中国学者在北平的收入，跟在美国的工作相比是差不多的。例如1938年7月27日周一良在给北平谭其骧的信中说：“持宇（陈注：邓嗣禹，1937年赴美国）最后为外人治清史，年酬600圆，兼领哈佛燕京资金500圆，尚须为《亚洲学报》任译事，年得250圆（陈注：总共1350圆），生活当无可虑。”这有代表性，也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120圆，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所以“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还可以提供几个史料作为参照：30年代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约为100—200圆；高、初中都教的教员，以及主要课程国文、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而学校行政人员月薪为50—100圆。勤杂人员月工资30—40圆；小商贩和粗工等10—20圆，厨师和招待8—12圆。不知何为脑体倒挂。（陈注：20年代初银圆或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40元；30年代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30—35元。）
花费了很多工夫查阅、核实、分析了上述史料，我心想：难怪当时到欧美日本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后大多回国报效中华文化事业，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不外流。
1. 顾颉刚
顾颉刚，１８９３年５月生于江苏省苏州。１９１３年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２０年毕业，时年27岁，担任北大图书馆员，月薪５０银圆；又帮助胡适之教授编书，每月补贴３０银圆，共得８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3200元），还不算多。１９２２年因祖母去世返归苏州老家，不久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专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４年回到北京，时年３１岁，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月薪１００银圆；兼任孔德学校教员，月薪５０银圆，共得１５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6000元）。而立之年算是初步进入了“中间阶层”。后来到厦门大学任教，月薪300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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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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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９月，顾颉刚３６岁时又回北平，在燕京大学就职，搬家到海淀成府蒋家胡同；起初月薪２９０银圆，第二年增加到３２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1万元）。同时，他婉言谢绝了北京大学让他担任教授月薪４５０银圆的聘请。
从助教晋升为教授，为时9年。这在当时还算是慢的，当时有一定学位的文化人大约30岁出头最多不到40岁就可以受聘为教授。
１９３５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聘顾颉刚为历史组主任研究员，月薪４００银圆；他仍兼任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160银圆，月收入共56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1万元（合今人民币30—40万元），进入了“文化万元户”的行列。
为了组织“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以及办各种事业，顾颉刚不仅争取社会有关方面的赞助，并且经常捐献自己的薪金。如在１９３５年，顾颉刚每月收入６１０银圆（其中北平研究院全薪４００银圆，燕京大学半薪１６０银圆，兼职北大讲师薪金５０银圆），他以５０银圆捐献《禹贡》，又以１６０银圆支付出版物的绘图、印图费用。从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禹贡学会总共收到捐款４３２４银圆，其中顾颉刚捐款１５００银圆，占三分之一强。
当时北平学术界流传一句话：“北京城（学术界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他们各拥有一班学者的队伍，好像形成三个学派。其实，胡适之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又掌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各自拥有雄厚的经费。然而顾颉刚除了自己的薪水以外，并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他竟然做成了一番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支学术力量，真不容易。
１９３６年夏天，顾颉刚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为历史学系主任。开学后，他因每日往来于北平研究院与燕京大学之间，两地相距３０里，所以购置一辆汽车，每月除汽油费以外，支付司机费２０银圆。此时居住在北平城内西皇城根５号。
３０年代北平各大学争相聘请著名学者兼课、兼职，并且各支付全薪。有些学者常兼任几个职务，月薪可以达到１５００银圆左右。他们生活富有，多用于购买房产等等。但是顾颉刚的兼职所得，完全用于学术事业和培养新人，自己毫无积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顾颉刚离开北平。１９３８年辗转来到重庆，担任中央政治部设计委员，月薪２００银圆；又与生活书店签约，编写通俗读物，每月稿酬８００银圆。收入甚丰。
１９４０年顾颉刚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时开始通货膨胀，生活与事业都发生了困难。
2. 谭其骧
谭其骧，１９１１年２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原籍浙江省嘉兴。１９２５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由于家境贫寒，在学期间由谭氏宗族义庄资助１００银圆，两位姑母又资助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７年又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每月生活费１０银圆。１９３０年被推荐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
１９３２年谭其骧２１岁从燕京研究院毕业，被录用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员，月薪６０银圆。同时，他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兼讲师，教“中国地理沿革史”，每周２点钟（２节）；第二年又在燕京大学兼任同样的课程。上零钟点课程的待遇是每小时５银圆，谭其骧兼课４点钟，每月（除假期）可多收入８０银圆。
１９３５年初，谭其骧辞去了北平图书馆馆员职务，专门教零钟点课程，同时靠著文补充收入，稿酬一般也是千字５银圆，与上一节课相等。这样，他每月可以保证１００多银圆到２００银圆左右的收入。
谭其骧单身时住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的景山涉山门大街宿舍，一间２０多平米的房子，月租金５银圆。在食堂吃包饭每月１０银圆，有时外出吃小馆子一顿饭几角钱就够了。１９３６年初谭其骧结婚后租赁四合院有十来间房子，月租金十来银圆。
出门到处有洋车，从景山到东安市场的车资只有３分钱。在北京大学宿舍外面，还有专门在晚上拉到八大胡同的包车，包一夜的代价是５角钱。
谭其骧晚年回忆往事写道：“这三年（１９３２—１９３５）的图书馆生活，确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这固然是指学术和交游上的收获，也有感于当时的生活。谭其骧业余的主要享受是吃馆子、听戏（主要是京剧）、逛旧书铺书摊，夏天上公园喝茶谈天。
其间有一段时候谭其骧到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教授），不久又回北平燕京大学任教。１９４０年初，他离开北平南下，辗转奔赴贵州青岩浙江大学任教。他刚到大后方时，印象最深的是惊人的通货膨胀。
大学教员资历要求
大学教员的素质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效能高低的主要标准。民国政府教育部在蔡元培领导下，努力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为了保障教员质量，1927年6月大学院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项法规就是《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每等又分三级，并同时规定教员薪俸。据我查到的政府历史档案资料，将当时颁布的公文摘录如下：大学教员资格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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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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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