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皇上都说有理，和珅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看着纪晓岚苦笑两声，自觉不如纪晓岚才思敏捷，越发对他敬畏了。
方圆实战：不可与小人物计较短长
一次，纪晓岚微服回乡省亲，总管向他报告纪家的佃户庄子和侯陵屯的李戴发生争执，听说李戴正要上告官府，兴起诉讼。
这李戴是侯陵屯村的首户，是闻名乡里的土财主，他虽无功名，但广有土地，饶有资财，金银满柜，米烂陈仓，更兼熟读大清律条，有“土刀笔”之称。他不轻易惹人，但人也不敢轻易惹他。
纪晓岚家在侯陵屯附近有个庄子，居住着纪家的几十家佃户，在这里租种纪家的土地。这周围的土地，除了纪家的，就是李家的。自然纪、李两家很多地块都是地邻。
纪家财大官高，佃户也气粗胆壮，说话办事就有些傲气。
别看纪家在这里没人，但主子多大，奴才也就多大。这佃户庄子里的管事人依仗纪家势力，无论什么事都要高人一头，强横一点。两家土地相连的地方多了，为地头地边就免不了犯些争执，虽未大动干戈，但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年秋收时，李戴家的人到地里收获，把骡驹子带到地里去，忘了给牲口驹带上笼嘴，骡驹跑到纪家地里，啃吃了几口庄稼，这事被纪家的管事人看见了。
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由于双方已有了嫌疑，没事还想找事，管家的看这事有了借口，那肯轻易放过，就叫人把骡驹子赶到自家庄院去了。
李戴知道这件事后，责怪家人一番，带牲口下地不可大意，一定要带好笼嘴，但也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事，牲口驹子嚼啃庄稼固然不对，但鸡上墙头猪蹿圈，牲口驹子啃地边，这都是常见之事，派人说几句好话，把牲口驹子牵回也就是了。随即打发人前去道歉，讨要骡驹，不料去的人空跑一趟。
纪家管事的说：“李东家也太小瞧纪家了，牲口啃了庄稼，哪能随便来个人说说就完，你们李家牲口不懂事，难道人也不懂事吗？回去告诉你们东家，鼓乐吹打，花红彩礼地前来谢罪，就可以放回牲口驹，不然休想。”李戴一听，这个条件提的太苛刻了，真叫人下不来台，你纪家的牲口，啃吃我的庄稼也不知多少次，我李戴何曾计较过一回，纪家仆人太甚，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说和人往来说和，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多少趟，双方都不肯让步，只好撒手不管了，李纪两家的事就这样僵持下来。
李戴见纪家无礼苛求，不肯放回骡驹，知道这事不惊动官府，是不会善罢干休的，遂写好状纸，到县衙告状。纪家管事的听说李戴去县城告状，连忙到崔尔庄来报信，并说李戴蛮横无礼，牲口吃了庄稼，不但不道歉承认不对，反而到县衙告状。纪家总管家一听，真是岂有此理，牲口啃了庄稼，不给道歉还算罢了，反而兴起诉讼你李戴真是光棍一条，蛮不讲理，欺侮别人家可以，欺侮纪家不行。管家添油加醋，拨火弄焰要东家出面，给县官传个话，打赢这场官司，给李戴一点颜色看看。
纪晓岚听了管家的禀告，沉思起来。他居官位显，阅尽了宦海风波，对官场上人和人的关系，了解得非常透彻，官场往来，无非是尔虞我诈。有些人在官运亨通时，人人出来捧场，自己也逞一时之欲，图一时之快，为所欲为，出尽风头，耍尽威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终因树敌太多，招致物忌，被人暗中中伤，引起皇上猜疑，到后来身败名裂，康熙时的鳌拜，就是前车之鉴。他在位时手眼通天，皇上也让他三分，而且他是功高位显的满族大臣，到后来都未能免得身首异处，全家抄斩。何况自己是一个汉官，更要为官谦慎，恭俭忍让，在对人对事上力求宽恕，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肯结下冤家对头，他虽在交友会客时戏谑无常，但事后常道歉解疑，让人们觉得只是玩笑而已，并无恶意，在情谊上一如既往。
对眼前这事，他告诉管家尽量别去衙门，免得伤了两家体面，找人调解一下算了，不必把事弄大，也不必争个事坡下岗。
纪晓岚回到县城，拜会家乡父母官，县官见他是当朝重臣，这次又陪王伴驾微服私访，心中无限敬仰，便也百般趋奉，遂将李戴讼状传与纪晓岚。纪晓岚淡然一笑，似无其事，说声“知道了”，随即请县官当个居间人调停一下这场纠纷，不要把这事张扬出去。县官见他这样看中自己，受宠若惊，夜不能寐，百般揣度着如何了结此事。
纪晓岚回到北京后，县官将李戴传来。出乎李戴意料，这次不是在公堂上审案，而是在署解摆上酒席，热情款待，心中便明白纪家不愿堂上相见，而要调解私了。
县官本想，用纪晓岚的名义摆上酒席，坐下来哈哈一笑了事，也算给了李戴面了，谁知县官把调解的意思一露，李戴竟然不允。
李戴见纪家不想打官司，心想不打官司也行，但是应该纪家做出点表示来，好让人们知道我李戴不是好欺负的，将来这事传出来，别人会说连纪家也敬我三分，那我将会身价倍增。
李戴如此想来，便又提出了条件，要纪家用红彩礼，鼓乐吹打着把骡驹子送回，再不然，有纪晓岚道歉的一封信也行。
这当然是强人所难。县官办不到，也不愿意去办，更觉得有伤自己体面，县官心中很为恼火，只好让李、纪两家公堂相见。
李戴以往常代人诉讼，兼又熟悉清律，在公堂上往往胜诉，人称“唇如利剑、舌似钢刀”，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刀笔”。何况这次理由充足，更是得理不让人。
在公堂上，李戴据理力争，纪家仗势不让。县官心里偏袒，但又知道李戴非常之辈，不敢妄然行事。连过几堂，均无结果。
这天再次升堂，县官对李戴不识时务的作为十分恼火，便故意用话激怒李戴，李戴不知是计，怒火中烧，在大堂之上，与县官吵嚷起来。
这下子麻烦了，被县官抓住了把柄，说他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当堂打了四十大板，拉下囚禁起来，批驳他的诉状是强词夺理，判他包赔纪的损失，这场官司就这样输掉了。
但事情到此，仍未完结，李戴怒不可遏，哪里肯服县里的判决，提出上诉河间府。县官见事情闹大了，赶忙叮嘱纪家的人进京禀报，让他想办法了结此案。
纪晓岚听完来人的禀报，“唉”地长叹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知道，自己是皇上的宠臣，地方官巴不得有机会效力讨好，趋奉谄媚，但此事如此处理就成了仗势其人，实在是有违初衷埃早知李戴死要面子，给他道个歉，不就了结了吗，乡里人将会议我礼下谦和，又何必与这个土财主去争高低呢？但事已如此，又不便责怪县官，那将会毁掉他的前程，人家会说他恩将仇报，传为话柄。又转念一想，总管说这个李戴依仗财大气粗，一贯挑词架讼，鱼肉乡里，如今为牲口驹子吃口庄稼，即使家人有什么不对，我已托县令代为转换了，总算让了你一步，你何必得理不饶人，看来家人所言不假。又想到四叔信中所说“钱花得起，人丢不弃”这句话。思想至此，还是借这个事教训教训这李戴也好，免得他今后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只好因错就错了。于是又写了一封信给河间知府，让来人带回，求他加以照应。看来一个人办错事，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有的是因听片面之辞而做了错决定的。纪晓岚对李戴这件事就属于后者，致使李戴气愤而自杀。时人也有对这件事抱不弃的，知道打官司无法平反，所以才编一出戏，叫做《李戴活捉纪晓岚》。说的是李戴死后，到阎王那里告了状，并得到准状，李戴将纪晓岚的鬼魂提出，到阎王那里质对，当然阎王是没有的，不过这个戏说明人们对官府这样判决是不服的。
李戴上诉到河间府衙，知府已收到纪学士的来信，早知此事，上堂之后对李戴的状纸看也不看，也不听李戴的诉说，将状子驳回，维持原判。
李戴仍然不服，又上诉到保定直隶总督衙门。到总督衙门告状谈何容易，李戴是花了很多银子，才打通关节，将状子递了上去。
总督看状子写的好生厉害，不仅告纪晓岚纵奴逞恶，连知府不依法而断都告上了，心想如果依法断案，必然得罪纪晓岚。纪晓岚是当今圣上的宠臣，万万得罪不得。如果维持原判，这状子写得确实理由充分，既然敢上督衙，难保不传御状，皇上知道了，也是非同小可，想来想去，还是一推为妙。
于是总督说道：“牲口吃点庄稼苗子，屁大点事儿，也值得到总督府告状，实在荒唐！”便命转到巡抚那里去。
巡抚是个老滑头，看过状子，很是气愤，心想总督这不是将屎盆子往我头上放吗？你不得罪纪晓岚，我是更不得罪他。于是照方开药，也说这是小事一宗，要河间府秉公而断，又转回了河间府。
河间知府看过批文，明白了督、府两衙的用意，自己寻思，你们不敢惹纪内阁，我是更惹不其他，也仿照总督、巡抚的办法，将此案批转回献县。
这样李戴的官司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又原路而回。献县知县无可推脱，只得硬着头皮重新审理此案。
在大堂之上，知县常被质问得无言可答。知县看李戴硬梆梆地难于对付，最后只得当了个诸葛亮、周瑜密谋破曹的故事，在手心之中写了“官官相护”四个字，让李戴跪到近前观看，并对李戴说：“依本县之见，你还是撤诉吧，你的官司是打不赢的。”李戴看了县官手中的字，仰头高喊一声：“苍天啊，公理何在？”知道这官司没法再打了，只得忍气退出堂来。
下堂之后，李戴越想越生气，更觉得这次跟斗跌得太大了，丢人现眼没有出路，还有什么脸回去见乡亲。转而又想，纪晓岚啊纪晓岚，我李戴不求升官发财，平生没有怕过什么人，这次算让你欺负死啦。你纪晓岚手眼通天，难道阴曹地府，五殿阎君也受你摆布不成？我今天和你拚得一死，也要见个高低，我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告你三状！
他等儿子前来探监之时，问儿子有无胆量进京，给他传御状报仇，儿子看万贯家财，已折腾去了不少，到头来落得个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好好的父亲已被折磨得遍体伤痕，早已是仇恨满腔，一不做，二不休，答应父亲告状，为父亲雪耻申冤。
这时李戴又问儿子：“为父报仇舍得舍不得花钱？”儿子向父亲哭诉：“为了这场官司，家产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没有多少钱财了，儿子为父报仇，舍得拚出去死。”李戴擦擦横流的老泪，对儿子说道：“依爹看来，你只要舍得花去下房屋里的那一囤黑豆，你爹的官司就能赢。”儿子心想一囤黑豆能值几何，爹是让人家给气糊涂了，就满口答应下来。
李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状纸，交给儿子，然后将三尺多长的乌木烟袋杆，在膝盖上折为两段，随后将烟袋杆顺口插入喉中，倾刻倒地身亡。
儿子悲痛欲绝，抱病殓葬了父亲后，决意遵照父亲遗言，进京传御状报仇。看家中的金银细软所剩无几，也只好变卖粮食，就用口袋去装那囤黑豆，准备到集上把它卖掉。
不料囤里的黑豆只有上面薄薄的一层，下面却是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足有四五百个。面对这两万余两白银，儿子犹豫起来，这才明白父亲是让自己用这些白银，买通皇上身边的人，打通关系，去打赢这场人命官司。可是这些银子数量太大了，原以为已经成了穷光蛋，也没什么值得吝惜的了，索性豁出去，告他个地覆天翻。如今花掉这些银子，可就真得穷到底儿了，纵然出了气，人死不能复生，那纪晓岚最多落个丢官破财，却也偿不了命，自己日后的生活可又怎么过呢？说不定还可能再次输掉官司，那就更没价值了。如果官司不再打下去，把这笔银子留下来，也可以过几辈子财主日子，不愁以后没机会雪耻，还是不打这场官司为好！
他翻来复去，反复琢磨，打消了告御状的想法，一场人命官司就此中止。
但李戴儿子要进京告御状的事，十里八乡都知道，可是后来没有进京的消息，人们都为之纳闷。直到从他家的长工口里传出黑豆囤中藏有银子的事，人们这才明白，李戴儿子舍了爹，舍不得银子，暗暗地给他起了个“李舍爹”的绰号。
经历了这件事，纪晓岚买到了一个教训，与小人物计较没有什么意思，倒是自己的名声受损不小。譬如过道里遇上了一条疯狗，你让让它，让它先走就得了，真的争执起来，它即使被打死也不过只是一条狗而已，你若被咬上一口，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方圆斗争之道二：斗权臣，需要一生的智慧和积累
——与能力不同、职位不同的人斗，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不同的。弄死一只蚂蚁不费吹灰之力，瞬间即可完成；打死一只老虎就要细心制定方案，认真准备，周密实施。用对付蚂蚁的手段对付老虎和用对付老虎的手段对付蚂蚁都是愚蠢的。所以，斗权臣，不可草率行事，要动用一生的智慧和积累。
方圆实战：大处着眼，善察对手一生发展的曲线顶峰
纪晓岚与和珅德恩恩怨怨，贯穿于乾隆一朝。与和珅的斗争，纪晓岚是不动声色，暗暗观察。他用一生的心机来绊倒和珅，为天下除害。纪晓岚把和珅的一生观察的通通透透，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决不和他相碰，等到他的权力到了极点，螃蟹熟了，强弩之末时，一举把他拿下。
权臣不好斗，尤其是奸佞小人，更不好对付。但权臣有他的弱点，长期形成的势力使他野心膨胀，所谓船大难调头，一旦新君即位，往往他转不过身来，或者想转也转不过来，这种机会要抓住，关键时刻给他致命一击，必然大快人心。
乾隆五十二年，纪晓岚升任礼部尚书。在六部中，礼部可以说是最赋闲的衙门，除学校考试、外国贡使等事情外，主要负责国家的重大典礼等活动，但纪晓岚任礼部尚书前后时间颇长，三掌礼部大印，而且，就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乾隆向新皇帝平稳交权的大事。纪晓岚自然不轻松。
由于皇帝权势的特殊性，即使在老皇帝健在的时候，围绕着皇位这一诱人的权势，在当今皇帝与准皇帝之间，大臣们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因为伴随着皇位传承，必是文武百官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有的人一朝显贵，通达王侯，而有的人则一落千丈，粪土不如。这就是宦海的沉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和珅是乾隆的宠臣，势焰熏天。随着乾隆与嘉庆的权力交接，和珅的权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与历史上皇位继承时多次发生惨剧相比，乾隆与嘉庆的交接却是在平静中渡过的。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是在激烈的皇位之争中登上皇帝宝座的，鉴于他对康熙末年发生皇位之争的经验教训，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就是不提前预立储君，只在一定时候，由皇帝秘密写下他选定的储君的名字，密封置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后，一旦皇帝驾崩，由顾命大臣从匾后取出宝匣，公布新皇帝人选并当即即位。这样就避免了诸皇子之间的钩心斗角。
乾隆帝就是遵循雍正所定的家法秘密选定储君的。颙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世时，他的十四个兄长中已死去八个，其中较受乾隆宠爱的皇五子颙琪，几年后也死去，可备乾隆选择的范围实际上已经很小，究竟屑意于谁，已经与年龄、排行乃至生母的地位并无太大关系，而全看各人的表现了，这就给了颙琰一次大机遇。
颙琰是乾隆的第十五子，在乾隆的十七个儿子中排行靠后。他的生母魏佳氏，是内管领清泰之女，本属汉军，后抬入满洲旗，并无特殊背景，入宫后很长时间都是个一般的“贵人”，乾隆十年（1745年）封为令嫔。她为乾隆生了四子二女，因此于三十年（1765年）被晋升为贵妃，四十年死去。一生未得乾隆特别的恩宠。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日，颙琰出生于京郊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殿。此时的乾隆，已年逾50。排行既后，又出于庶妃的颐琰，按说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但机遇却偏偏落在他头上了。
颙琰性格内向、凝重，虽不像十一阿哥颙理那样才气横溢，但勤奋好学，守规矩，尤其是重视仁孝。这些表现，都是已年逾花甲的老皇帝所特别欣赏的。乾隆选继承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后来者必须继承他的政策，把自康熙开创的盛世保持下来。颙琰无疑符合乾隆帝的选嗣标准。连当时来京的朝鲜使臣也多次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说：颙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皇上喜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年已六十有三，建储一事刻不容缓。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乾隆未与任何人商量，即将建储的密旨写好，藏到正大光明匾后，事毕之后，他也未召集诸王和文武大臣宣示，只是向军机大臣通告了一声而已。他所立的储君，就是十五阿哥颙琰。
此后，乾隆皇帝用了20余年的时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颙琰的品质和才干，而能在众多兄弟中被独独挑选出来，又在14岁到35岁这样漫长的时间经受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种种观察、考验而终于被确立为继承人，说明颙琰的资质也不一般。
颙琰从6岁起跟随师傅，侍郎奉宽读书，13岁学通五经，然后从工部侍郎谢墉学今体诗，从侍讲学士朱挂学古文古体诗，打下了较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乾隆严格管束下长大的颙琰，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而且特别能够约束自己，他多少能体恤民生疾苦，一心想有所作为，做一个好皇帝。不错，翻阅清朝正史，找不到对他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笔记、逸闻，也查不着他的哪怕一件风流韵事。可是，清朝的统治，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他手中衰败下去，他没能有所作为——他是清朝近300年中最没有特色的皇帝，也许是因为他生不逢时。
决定当政60年就传位给皇子，据乾隆自己说，是他即位当天向苍天许下的诺言。那是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暴死于圆明园，遵照雍正遗诏，其子弘历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就是乾隆帝。在举行即位大典时，他焚香告天，郑重宣称：“当年我的祖父康熙皇帝曾御极61年，我实在不敢相比，若是承蒙皇天眷佑，到乾隆六十年的时候，我就85岁了，一定会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很难说得清一个25岁的年轻皇帝此举，是心血来潮，还是什么。但60年在他眼中，肯定是个非常遥远的过程。
首次披露归政，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向皇子们下达的谕旨中，曾提及“朕八旬开六归政”。第二年，十五阿哥颙琰被密定为皇太子。归政一事，至少在皇帝胸中有了大致的轮廓。与此同时，皇帝为归政以后，有个优游颐养之所，加紧了圆明园以东长春园的修建工程，到他60岁时，又下令在紫禁城内预茸宁寿宫。乾隆四十三年，东巡时发生了锦县生员金从善跪在御道旁上书“建储”、“立后”的事件，68岁高龄的皇帝经过反覆权衡，终于认为已到了向天下臣民公开表示自己无意“贪恋天位”的时候了。在杀掉了金从善的同时，向全国颁布了“明发谕旨”，郑重宣布乾隆三十八年时已将皇太子秘密选定，并亲书密旨缄封，到乾隆六十年一定“传位皇子，归政退闲。”皇帝为了表白自己的诚意，在谕旨中特别交代，如果在预定的归政之年以前，身体状况不佳，“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贪天位以旷天“。一句话，皇帝随时准备交出国家最高权力。
当时作为礼部尚书的纪晓岚，有幸成为这一历史盛典的具体操办者，他的心情也极为复杂。
禅让制度本是中国传说的远古时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即由四岳推举舜为他的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观察考核后，开始让舜帮助办事。尧死后，舜即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确定禹为继承人。禹即位后，又以东夷族首领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东夷族首领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禹的儿子启杀伯益即王位，确立传子制度，禅让制度也就废除了。秦始皇确立家天下的制度后，后代有的只是名义上的禅让，实际都是胁迫，如东汉末帝之禅让曹魏、唐采帝之禅让后梁朱温等等。唯有乾隆皇帝传位与其子嘉庆皇帝尚有此义。
所以说，乾隆此举，在有清一代近300年中是第一次，就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恐怕也是惟一的一次，因为这是在和平气氛下父子之间亲自实现交接的，所以应该算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此事一直拖到乾隆六十年的最后一个季节才开始着手办理。
方圆实战：小处着手，抓住对手关键时刻的重大失误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一日，乾隆皇帝召阿桂、和珅等8位大臣进宫议事，拟立颙琰为皇太子，并定于明年元旦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对乾隆皇帝内禅让位，众皆无异议。一是乾隆皇帝早有言在先，近几年他也不只一次表明此意；再是乾隆皇帝已八十有五，虽然神采奕奕，毕竟精力不济，所以大臣们口头上说两句：“圣上身体尚且康健，内禅之事可从缓计议”的话，谁也不再说什么，唯独和珅极力反对。这是和珅的致命错误。
据说当时群臣退出之后，和珅流着眼泪告诉乾隆说：“皇上恩施天下，四海之内仰皇上若父母，皇上多在位一天，百姓也多感戴一天，臣沐恩养恩慈，犬马尚未效尽，皇上念臣念百姓一片心诚，也不该这么急着就内禅让位呀！”
虽然乾隆皇帝是把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可真到了让位的时候，从他的内心来说也是不愿离开他坐了60年的宝座的。可作为皇上，登基时就发过誓的话，是不能食言的，他的内心是矛盾的，所以他听完和珅的一番话后只是长吁一口气道：“朕已经老了啊！”
和珅见此马上说道：“皇上怎么能说老了呢，相传尧在位73年，舜在位90年，尧舜的年纪都在100岁左右，如今皇上龙体康泰，肯定会比尧舜还要长寿的，再过几十年传位于太子也不晚呀！”
乾隆皇帝捻着胡须踱了几步，又停下来，终于说道：“朕蒙天佑，甲子已周，怎么还敢再生奢望呢？此事，和爱卿就不必多讲了！”
可和珅继续劝阻说：“可太子年幼，这朝政大事，只怕，只怕是……”
和珅的话未尝没有说到乾隆的心坎上，只是乾隆自己心里也很矛盾，所以和珅的话使他很烦躁，故乾隆皇帝说道：“和爱卿不必忧虑，朕躬尚在，若是太子初登大宝不谙国事政事，朕可随时训示于他的。和爱卿如无他事就退下吧，朕想一个人坐一会儿。”
和珅不愿乾隆皇帝退位，尤其不愿让颙琰继位。他对这几位皇子最知根底，他知道这几位皇子中颙琰是最有心计的一个，且对他和珅存戒心最大。如果颙琰做了皇上，将是对他最大的威胁。他从乾隆皇帝的神色与口气里看出乾隆皇帝不想退位，立刻暗下活动几个亲王，并于当晚联名上奏，请皇上暂缓归政。乾隆皇帝想来想去，觉得已经把内禅让位之事同8位大臣议决，绝无再收回的道理，只好又把曾对天盟誓“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等同”的话说了一遍。
和珅见无可挽回，第二天一早便来叩见颙琰，恭贺大喜。他嘻着笑脸奉承道：“太子聪敏睿智，相貌奇伟，中外属望，太子继位，真是我大清社稷之幸，百姓之福呀！”
颙琰是一个行事致密，含而不露的人。和珅不愿他继承皇位，暗下活动，他通过耳目已知道得非常清楚。可他更知道和珅在父皇心目中那非同一般的位置，只要父皇在世一天，决不能惊动他，否则，如果他在父皇面前极尽谗言，哪天被父皇废掉也未可知。于是，他笑微微地说道：“和爱卿乃朝廷中坚之臣，为父皇所倚重，将来朝中一应大事，和爱卿还要多多劳心才是。”
和珅立即回答说：“臣自当效犬马之劳！”
颙琰又把和珅夸奖了几句，给了和珅一颗定心丸。此时，和珅的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九月初三日，乾隆对传位大典的仪式、提法一一作了具体安排，命军机大臣草拟了有关文件，决定于明年正月元日举行大典，大典一应体式程序由礼部拟制，录奏圣裁。
在清朝，内禅之礼过去还没有进行过。纪晓岚作为礼官之长，领着一班人翻阅查看了历代所有的内禅程式，但苦于与这次内禅的实际意义不同，因而不便援引，最后他只好斟酌综合，历时三个月才拟写出来。这也是才思敏捷的纪晓岚交卷时间最长的一份答卷。乾隆皇帝见仪式安排得隆重、威严，很有气势，非常高兴，朱批照行。
在制定大典礼义程序过程中，纪晓岚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因为他是汉礼部尚书，又博通古今，有这方面的优势。
王昶说纪晓岚：“逮为礼官之长，遇乾隆皇帝内禅之礼。进册授宝之礼之所未备，礼臣参稽经训，综以会典，斟酌进呈，次第举行，亦君所拟定者为多。”此说应非虚语。
“太上皇”一称是由中国历史上确定“皇帝”名号的秦始皇首创的，他追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那是死后的追赠，自然不足与自己比拟。太上皇帝心里这样想。汉高祖刘邦虽然尊称在生父亲太公为太上皇，那不过是做儿子的施给其父的荣光。至于后来唐高祖因太宗兄弟阅墙，唐睿宗怵于武德殷鉴，唐玄宗仓皇入蜀——他们都是为其子所逼，不得不放弃帝位，作一个毫无实权的太上皇而已。宋高宗则外惕强邻，内耽逸豫，则更不足挂齿。三代以下如此，那么，远古时期的禅让呢？太上皇帝心里也不以为然。唐尧、虞舜禅授贤能固然足称盛事，但授受者，并不是一家父子，只能称之为“外禅”。就禅让而言，太上皇帝有充分理由认为，眼前的授受大典，“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
的确，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在北京紫禁城内太和殿举行的帝位禅让大典，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堪称中国古代交接国家最高权力的空前完美的典范。
归政盛典为乾隆皇帝竖立起了又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政治丰碑。
方圆实战：公开表态，与对手分道扬镳
眼看就到了传位的日子，和珅察觉到嘉庆帝对他不太喜欢，有事常把刘墉、董浩、纪晓岚召去商量，这几个人都是他的死对头，心中十分不舒服。但他想即使皇上退位当了太上皇以后，那说话也是算数的，仗着太上皇的势力，新皇上也无奈我何。将来太上皇过世，我就来个辞官不做，颐养天年。
为了不让嘉庆帝立刻执掌大权，他暗暗地怂恿乾隆帝传位不传玺，对嘉庆帝加以限制。
皇上果然听了和珅的话，元旦这天早朝，举行禅让大礼，宣布乾隆皇帝退位，皇太子颙琰继位，改年号为嘉庆。当宣布授玺时，麻烦出来了，军机大臣和珅站出来宣读乾隆谕旨：“朕于今日传位于皇太子颙琰，犹思传玺一节乃为最要，特定日后另行庆典。”这道谕旨一出，整个太和殿乱做一团，乱哄哄的议论声打破了这里往日的威严。刚坐上皇帝御座的颙琰不知如何是好，一时呆呆地愣在那里。
这时听到大臣中一声高喊：
“当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
声音一出，乱哄哄的太和殿立刻安静下来。人们寻声而去，此人正是内阁大学士刘墉。
押班主按礼仪的礼部尚书纪晓岚，刚才看授玺一节没有按他事先起草的授受礼举行，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看刘墉站了出来，心里立刻镇静了，当即宣布：“传玺另行颁礼，与祖制有违，待礼部奏请皇上，传玺一体举行，贺礼暂停。”太和殿里又乱了起来。
纪晓岚走出太和殿，刘墉紧跟了出来，他俩要一同入宁寿宫觐见太上皇。
见到乾隆，二人一同跪拜，纪晓岚说道：“启奏陛下，传玺一节改行颁礼，群臣议论纷扬，言说不合古制，纪晓岚以礼部之责，奏请陛下授玺，陛下英明万古，早做决断，以平文武百官之议。”乾隆对这乃早有预料，坐在那里不急不忙，也不讲话。他其实心里清楚，哪有传位不传玺的道理？只是禁不住和珅的窜掇，对执掌了六十年的国玺恋恋不舍，在前一日写下了谕诏。到今天早晨，心想这样做实在太不合适，心中又犹豫起来。
刘墉、纪晓岚两人跪在地上不起，乾隆帝也不说话。于是刘墉奏道：“陛下临御六十载，亲政爱民，国泰民安。今日陛下不能绝系恋王位之心，则传禅可止。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谓陛下何如？蒙请陛下圣裁？”事已至此，乾隆也十分尴尬：不传位吧，已经不行了；当个逍遥自在的太上皇吧，又舍不得手中的权力；不传大宝，这传禅大典就无法举行下去，也招架不住这帮老臣的劝谏，眼前的刘墉、纪晓岚，是自己宠爱的老臣，急得不要命地力争，再坚持下去，岂不逼得天下大乱？
思虑再三，最后乾隆同意交出玉玺，但同时给嘉庆定下手谕：所有一切奏章，都须送朕阅看，既便是军国大事，也须由嘉庆皇帝去请过太上皇训，才可以执行。
太和殿里早已经等急了，大臣们一看刘墉和纪晓岚真的把大宝从宁寿宫抱了出来，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个个目瞪口呆，只听礼部尚书纪晓岚说道：“宣太上皇圣旨。”文武百官立刻跪下听旨：“朕原想在禅礼之日，亲手传玺，不料近日欠安，不能亲行颁礼，拟颁礼迟行。又思传位不传大宝，史无前例，特赐传玺之礼一体举行，自今而后，朕不再御太和殿。钦此。”圣旨宣毕，大臣们立刻欢呼：“太上皇万岁，万万岁！”传禅之礼随之告毕，一场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闹剧，就这样拉下了帏幕。
一朝同时有两个皇帝，这在历史上是绝少有过的现象，而对当时的臣子们来说却并不是好事，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主子，老皇帝余威犹在，得罪不起；新主子早晚会总揽大权，可以决定你以后的命运，当然更惹不起。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方法，做到左右逢源，这是每一个臣子头痛的事。
乾隆皇帝禅让后是一丝一毫也不肯让权，他是那种越到晚年，对虚荣和权力的欲望越强烈的人。决定传位的同时他就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他决不会置之不问，而仍要亲自处理。他命军机大臣拟定的传位规定，使太上皇的礼仪规格和实际权力，都远在嗣皇帝之上，嘉庆虽贵为天子，他却是凌驾于天子之上的天子之父。他决不甘心做历史上常见到的那种虽然养尊处优可是毫无实权的太上皇。
按他的规定，太上皇帝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题奏行文时，遇天、祖等字高四格，太上皇帝高三格，嗣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要称万万寿，嗣皇帝只好降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新任官员离京赴任，都必须觐见太上皇，恭请太上皇的“恩训”。这还不够，传位以后，乾隆借口已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才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到早就修茸好的宁寿宫。于是，理应入主养心殿的嘉庆皇帝，只好仍屈居在皇子所住的毓庆宫中，乾隆还给毓庆宫赐名“继德堂。”
还有，嘉庆改元，全国上下当然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是清官中还是用乾隆年号，譬如乾隆六十一、六十二年等等。据说，纪晓岚就曾留有这么一本皇历。新皇帝即位，按说钱币也该改铸“嘉庆通宝”，可在这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各半分铸。
方圆实战：冷眼旁观，假手于上
此时的嘉庆皇帝，已是35岁的壮年，满肚子抱负不得施展，反倒成了太上皇的陪侍。正月初一，御太和殿的不是皇上，而是太上皇，皇上只能率领着王公大臣以及百官在殿下向太上皇庆贺行礼。太上皇外出巡幸，他不得不跟随左右，太上皇面南听政，他只能在西向侍坐，每日只全神贯注于一件事，就是太上皇帝的喜怒哀乐，这是嘉庆皇帝修心忍性的一段日子。朝鲜史书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也就是传位大典举行的半月以后，朝鲜到清朝朝廷进贺的使节李秉模，被乾隆召见于圆明园的山高水长阁。诸位使臣到乾隆御榻前跪叩之后，太上皇帝便派和珅宜旨说：“我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就不必差人来谢恩了。”黄昏时分，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出来登上一只小船，嘉庆皇帝也坐上一只小船跟随着，让李秉模等人乘大船跟在最后，行几里许，下船进入庆丰图殿，又见太上皇躺在楼下的榻上，嘉庆皇帝侍坐一旁，看戏喝茶。
回到住所后，李秉模曾遣人去礼部询问：“从今以后，我国凡有进奏进表的事，是不是要在太上皇帝和嗣皇帝面前，各进—份呢？”他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军机处还未定例，以后会发文书的。”二十六日，李秉模等人被召到礼部，官员向他们宣读了太上皇的御旨：“以后外藩各国，只须查照年例具表进贡，就没有必要添备贡物给太上皇帝、皇帝分成两份呈进了。”
三月十二日，朝鲜国王召见了回国的李秉模。国王问他：“太上皇身体还康健吗？”
“还好”，秉模回答。
“听说新皇帝仁孝诚勤，声誉远播，是吗？”
“看相貌倒是和平洒落，只是看他在终日欢宴游戏之时，总是目无旁视地侍坐在太上皇身旁，太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也就知道他是什么样了。”
实际上，这正是嘉庆帝的韬晦之计。他平日起居和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于色。可每当举行经筵典礼的时候，他却倾听得特别专注，而最受他眷注的，是阁老刘镛和纪晓岚等人，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朝野德高望重，为人正直，而且惟独他们不阿附和珅的缘故吧。
嘉庆当嗣皇帝的那几年，如果说对当太上皇的老子尚可容忍的话，那么最让他忍无可忍的，就算是太上皇的宠臣和珅了。
乾隆禅位给嘉庆后，虽然仍不肯放权，但毕竟已八十有六，记忆力大为衰退，所热衷的只是享乐游宴，和珅便成了出纳帝命之人，所传的太上皇意旨是真是假，谁也无从印证，于是和珅专擅日甚，甚至敢在嘉庆帝面前炫耀老皇帝赋予他的特权，竟毫不顾及日后会招致的杀身之祸，真是十足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在太上皇的“训政”之下当皇帝，那滋味已够嘉庆难受，再出来这么个“二皇帝”，嘉庆又怎能不切齿？只是所谓的“投鼠忌器”，碍着太上皇的面子，表面上不动声色罢了。
乾隆六十年公布皇太子人选之前，和珅先抢了一步，给颙琰呈递一柄如意，意思是向他透露消息，表明他的当选皇太子，都是和珅拥戴的结果，颙琰自是十分恼火。传位大典举行之后，和珅又以拥戴自居，出来进去一派狂傲之色。有史料根据的一件事可以说明和珅当时的影响：嘉庆即位后，曾有意把他的老师、时任两广总督的朱硅调来京师任大学士，并已征得太上皇的同意，嘉庆非常高兴，便寄诗向朱硅告知消息并表示祝贺，和珅知道后极为不满，立即在乾隆帝面前挑唆说：“新皇帝想示恩故人”。结果，已在北上途中的朱硅被发到安徽去做了巡抚。
一次宴席上，他又挑唆着乾隆减掉太仆寺马匹，弄得嘉庆叹气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
可是当人们看不过，纷纷议论时，嘉庆又装得若无其事：“朕正依靠着相公（指和珅）治理四海之事，你们怎么能轻慢他呢！”
然而和珅尽管狂傲，也深知太上皇来日无多，所以对嘉庆处处提防。嘉庆也深知自己嗣皇帝的位子能否坐稳，决定于太上皇的好恶，所以决不能让和珅抓住把柄，二人的斗法，从嗣位之日即已开始。和珅把自己的心腹吴省兰安插到嘉庆身边，明为帮助抄录诗草，实为监视他的动静，嘉庆心下明白，虚与委蛇而不露破绽，韬晦之功，委实不浅。不过，嘉庆也知道，和珅再狂，毕竟身分是个奴才，在合适的场合，他也会抖抖皇上的威风，来个“偶尔露峥嵘”。相传有这样一则逸闻：
一次，和珅与朝贵们谈话，言必盛称太上皇，嘉庆闻知，在私下里怒骂：“和珅这个狗奴才，可恨他竟敢蔑视朕躬，不给他一点颜色，他还做梦哩！”第二天，便把和珅召到便殿，低声问他：
“太上皇待你好么？”
“太上皇恩典，天高地厚，奴才虽死不忘。”和珅顿首回答。
“那么，我待你又如何呢？”
“陛下待奴才恩典，虽不能与太上皇相比，奴才亦誓以死报！”
好个誓以死报！”嘉庆冷笑，又问：“太上皇与朕，哪个贤明呢？”
“……这个，奴才不敢说。”在嘉庆的强行追问下，和珅只得回答：
“太上皇有知人之明，陛下有容人之量。”
“好个容人之量！你等着吧！”嘉庆又一次冷笑。
和珅吓得浑身战栗，及至出得便殿，已是汗流浃背，身上几层衣服都被浸得透湿。
民间还有这样一则传说：
太上皇训政时，一日早朝罢，太上皇又专门召和珅入见。和珅进去时，见太上皇南面独坐（这历来是皇帝的位子），皇帝则西向坐在一只小杌上（太上皇训政以后召见臣工，都如此坐），和珅下跪良久，只见太上皇双目紧闭，口中喃喃好像在说什么，嘉庆极力倾听，却怎么也听不懂一个字。过了好久，太上皇突然睁开眼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和珅马上应道：“徐天德、苟文明。”太上皇又闭上双目念叨起来，过了很久，才让和珅退下。
这一场景，令嘉庆十分惊骇，便去问和珅，和珅告诉他：“太上皇念的，乃是西域一种秘咒，只要对所憎恶的人诵读此咒，这人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会无疾而死，或者遭到奇祸。我刚才听太上皇念这种咒，就知道他肯定诅咒的是教匪（指当时刚刚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无疑，所以我就拿教匪中两个首领的名字来应对了。”
嘉庆闻听，益发惊骇，他知道和珅肯定也娴于此术，若是哪天一不留神得罪了他，让他咒个无疾而终，岂不太冤！所以，嘉庆就下定决心要尽早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方圆实战：除恶务尽，落井下石
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纪晓岚无疑是个明白人，他依然站在一帮正直大臣和新皇帝嘉庆一边，并能与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进行周旋，始终不与之同流合污。嘉庆四年，朝鲜使者徐有闻就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硅、纪晓岚、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
嘉庆帝登极以后，心中十分感激刘墉和纪晓岚，以宝册元老对待，而除治和珅的念头，一天更比一天强烈。
转眼到了嘉庆四年的正月初三，乾隆死在乾清宫。初四，嘉庆便降下谕旨：褫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命他与福康安昼夜守在直殡殿，不得擅自出入。
满朝的忠正大臣终于等来了奏劾和珅伸冤出气的机会，谁也顾不得去考虑如何追悼先皇，料理殡事，却纷纷上疏，言举和珅的种种罪行，几日内，嘉庆帝收到大臣们的奏折上百件。
正月初八，嘉庆帝下旨，命成亲王、仪亲王带御林军捉拿和珅，又怕路上有人劫夺，又派御前侍卫勇士阿兰保，沿路保护，把和珅一直拖进刑部大堂。嘉庆帝派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军机大臣刑部侍郎董浩，会同八王爷永璇等严刑审问。和珅让大刑一伺侯，立刻疼得哭爹喊娘，熬不过，只得一一招供。同时嘉庆又派人查抄和珅及其家人的家产。并宣布和珅罪状，要求地方督抚设罪，继续揭发检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