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喜欢喝酒，喝醉了，便又是唱歌，又是说胡话。有一次，他又喝醉了酒，坐在地上唱了一首歌，歌词说：“陆地上没有水，可我却沉没了，避世在这金马门。这煌煌的宫殿中，就可以避世全身，何必定要到深山之中，茅屋草庐之下。”
有一年，长安城建章宫的后阁栏下面出现了一只奇异的动物，形状有些像糜，却叫不出名字。官员们将此事上报，武帝听说后，亲自跑去观看。武帝问左右群臣中那些博习经书、知识渊博的人这是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来。武帝又派人去找东方朔。东方朔来了以后，探头看了看，便对武帝说：“我知道这东西的名字，但请陛下赏赐臣一桌美酒佳肴，臣才说出它的名字。”武帝答应了。过了一会，东方朔又说：“某个地方有公田渔池蒲苇数顷，请陛下将这块地赏赐给臣，为臣再说出它的名字。”武帝急于知道，又答应了。东方朔这才说道：“这个东西叫驺牙。远方的国家将要来归顺朝廷，驺牙就先出现以示兆。这种动物的牙齿前牙和后牙长得大小一样，分不出来，像没长牙一样，所以叫驺牙。”过了一年多，因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攻伐，匈奴的浑邪王果然率领着十多万人众投降了汉朝。为了东方朔的这个预言，武帝又赏赐了东方朔不少财物。
东方朔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经常上书，但汉武帝就是不重用他。当纪晓岚读完东方朔的《七谏》后，对“初放”一节大为感慨，说自己在二千年前找到了知音。
经历了放逐新疆的曲折，面对人生的得失荣辱，纪晓岚不禁有一种苍凉感。从乌鲁木齐被召回京的那年冬天，有人拿来一幅《八仙对弈图》，求他题诗。图上画的是韩湘子与何仙姑对弈，吕洞宾、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和曹国舅五仙旁观，铁拐李却超然物外，躺在旁边树下石头上，枕着葫芦酣然大睡。纪晓岚觉得很有人生意味，觉得自己应像铁拐李那样，置一切世事于不顾才是最大的智慧，也是最大的幸福。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思想家孙奇逢有句名言：“风波之来，固自不幸，然要先论有愧无愧。如果无愧，何难淡然当之。此等世界，骨脆胆薄，一日立脚不得。若做好男子，必须经磨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闷，又何济于事？患难有患难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时理会。”
纪晓岚经过卢见曾一案的牵连，经过二年多西域风霜的锻炼，洞视人间的世态炎凉，功名利禄之心大减；恃才傲物的性格为之一变，变得世故老到起来。这未尝不是一种收获。
也可以说，纪晓岚是中国士人中少有的由聪明变“糊涂”的人之一。他以后在乾隆身边几十年，除完成旷世大典《四库全书》外，久居高位，但“一无建白”，因此“平生恒内愧”，但正是这种淡得无味的生活，才保全了文网严密、专制酷烈下一个知识分子的躯体。
这是一个只需要英明皇帝的时代，这是一个只需要臣仆和奴才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多少年后，大才子梁启超入木三分地说：清代是一个不需要名臣的时代，而一旦“为名臣、为名辅、为名将，其性命之虞至矣。”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极富理想主义，也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为己任。但同时，他们又是实用主义者。在逆境中，往往又取老庄人生哲学以为自己的目标。大诗人白居易早年仕途顺利，“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他当时在朝中任谏官，刚直敢谏，是极优秀的官员。他的“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之类诗句，完全是舍生取义的架式。这正是儒家入世精神的精髓。
但白居易在开始遭受挫折，被贬到江州任司马，他反省自己的前半生，说：“三十气大壮，胸中多是非。”似有悔恨之意。后期生活，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他将儒家“乐天安命”、道家“知足不辱”、佛家“四大皆空”融合到一块，浮沉于宦海，成为世故的官僚。他的好友刘禹锡描绘晚年的白居易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非常确切。他虽然一直在作官，但他已经不关心朝政了，所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世界尽不关吾事。”所谓“大隐隐于朝”，他晚年走的正是朝隐的道路，而且他晚年念佛茹素，俨然是一位居士了。
道家学说对失意士人来说，的确有精神调节的作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在思想方面对儒家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魏晋玄学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官场黑暗，政治斗争残酷，士人视仕途为畏途，惧怕当官又不能不当官，身在官场回避官场的倾轧，内心具有莫大痛苦。我们从阮籍的《咏怀》诗中很容易看出当时士人的焦虑、困惑、迷惘甚至恐惧的心理：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在政治恐怖的高压之下，避世远祸，成为士人很容易选择的道路。当政治黑暗、仕途特别险恶的时候，佛老思想往往盛行，隐逸之士便多了起来。
“万里从军鬓欲斑，归来重复上蓬山。”回到京师的纪晓岚经过谪戍乌鲁木齐的挫折，心理气质发生了很大变易，他的心路历程走着同白居易、苏东坡等等名士—样的路径。“早岁登金马”的意气飞扬不见了，他像受了伤的败鹰已经不能引翅高飞了。后期的纪晓岚一天天走向深沉。在因罪谪戍的日子里，他认真反省个人经历，由此而生颇多悔悟，为此，他在多封家书中殷切叮嘱弟弟秀岚放赈施药，劝诫琳妹勿鞭捶婢女，训诫诸子“四戒四宜”：勿持傲慢，勿尚奢华，勿轻贱农夫，勿盛气凌人。他还在家书中语重心长地向家人讲述世禄之家盛衰荣枯、盈虚进退之理。对生活真实的贴切认识，使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时的心情“反较京华畅适。”
同时，谪戍乌鲁木齐的经历也使纪晓岚对君主意志的随意性、官场的险恶与人事的炎凉有了较为真切的体会，一种人生空幻感与迷漫感伤的情绪不由萦绕心间。他曾为从乌鲁木齐携回的一砚赋诗：
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
在昔日朋友疏淡之时，纪晓岚倒为老仆人王德的“义气”所感动。他在写给弟弟秀岚的信中直抒胸臆，打算回家拜望久违的乡亲。四年远别，今日重来，城郭依然，而市廛景象非复旧观，能不令人兴今昔之感吗！他的仆人王德，纪晓岚出京时他恳乞随行，纪晓岚念其年老，远赴西域，于心不忍，遂转荐于董尚书，不料其犹恋恋于故主。纪晓岚人刚入都门，他已肃候道左矣。纪晓岚为此大发感叹：“当此世道凌夷，人心不古，士大夫都尚锦上添花，殊少雪中送炭，而奴仆辈反能不忘故主，甘同患难，实属难能可贵焉。”
纪晓岚并未因为官场的险恶就消极避世，仍然是积极入世，大隐于朝，出淤泥而不染，从而既保证了生前荣华富贵之身，又保证了身后万古流芳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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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子孙教诲不倦，对晚辈疼爱有加。晓岚在写给夫人马氏的家书中，训诫诸子要做到“四戒四宜”，即“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并说“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虽仅十六字，浑括无穷”，“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叮嘱马氏夫人“细细领会”，“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诸子。”他在其余诸多家书中也谆谆教导诸子，勿持傲慢，勿尚奢华，勿盛气凌人，勿鞭挞仆婢，勿轻贱农夫。他还在家书中语重心长地向家人讲述世禄之家盛衰荣枯、盈虚进退之理。
纪晓岚共有四子：长子汝佶、次子汝传、三子汝似、四子汝亿。长子汝佶，字御调，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三十年举人，候选知县。娶宛平县（今属北京市）吏部稽勋司郎中张模之女为妻，生子六人。《大清畿辅书徵》载：“御调字侠如，又字半渔，有《半舫诗抄》。”次子汝传，字绪承，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十三日，卒年不详。由《四库全书》馆议叙，历任湖北布政司经历、江西南昌和九江等府的通判。娶河北武清县赵晶之女为妻，生子五人。三子汝似，字象庭，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不详。由鸿胪寺序班加捐广东候补知县。梁绍壬《两般秋雨庵笔记》载：“鸿胪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兴）宛（平）生员为之。河间纪象庭二尹，晓岚宗伯之少子（此乃梁氏误记，当作三子）尝为此职。”娶河北文安县井其相之女为妻，没有子嗣。四子汝亿，字万斯，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年不详。娶河北深州田自福之女为妻，没有子嗣。
纪晓岚有女三人：长女嫁给山东德州卢见曾之孙卢荫文，次女嫁给长山（今山东邹平县）袁守诚之子袁煦，三女许配给河北献县戈源之子，未嫁而亡。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滦田消夏录》卷五第三十八则牛饱蘸依依难舍之情，记述了三女儿同他父女情深的极为感人的一幕：三女卒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夏至那一天，只有十岁。夏至前一天，亦即五月初八，三女已病危，当时的纪晓岚正在安定门外的地坛主持祭地大礼，难以离开。三女忽自言自语道：“今日初八，吾当明日辰刻去，犹及见吾父也。”家人问她何以知之，她却闭上了眼睛，不做回答。纪晓岚初九归邸，果然还来得及为她送终。待她气绝时，墙上的洋挂钟整整响了八下，正是辰正时刻。由此亦可见纪晓岚同儿女们感情之一斑。
对长子汝佶，纪晓岚格外疼爱。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的附记中说：“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做八比。”遗憾的是，汝佶虽极负才华，惜不永寿，享年只有三十三岁。纪晓岚认为，这都是因为汝佶“见《聊斋志异》抄本（原注：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由此可知，纪晓岚极力非难《聊斋志异》，除了文学观与蒲松龄不同外，还有失子之痛这一层关系在内。
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的附记中又十分伤感地说：“其遗诗遗文，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余未一为编次也。唯所做杂记，尚未成书，其间琐事，时或可采。因为简择数条，附此录之末，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汝佶出生时，纪晓岚只有二十岁，他极喜欢这个宁馨儿，并对其寄有厚望。他叮咛长子要遵照《论语·季氏》中“三友”的教诲，小心谨慎地交朋友，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纪晓岚与汝佶定然有过一段父子相悦、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生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晓岚已是七十岁的古稀老人，汝佶亡故也已十七年，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卷三第二十五则中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当他被谪戍乌鲁木齐的时候，汝佶去山东泰安投奔他的门生朱子颖知府。
朱子颖送给汝佶一方大理石镇纸。这方镇纸是明代王寅的故物，天然纹路十分精美：“一面悬崖对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顺流下；一面作双松欹立，针鬣分明，下有水纹，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两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题曰‘轻舟出峡’，一题曰‘松溪印月’，左侧题‘十岳山人’。”待纪晓岚自乌鲁木齐返京后，汝佶将这方镇纸献给了父亲。二十二年后，纪晓岚重温旧忆，不无惋惜地叹道：“余于器玩不甚留意，后为人取去烟云过眼矣，偶然忆及，因并记之。”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亦即汝佶亡故十三年之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卷五第二十二则中忆及汝佶弥留之际的一件琐事：汝佶病危时，他的女儿为父亲焚化一匹纸马。汝佶绝而复苏，说：“吾魂出门，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仆王连升牵一马来，送我归。恨其足跛，颇颠簸不适。”焚化纸马的那个仆人闻听此言，流着泪说道：“是奴罪也。举火时实误折其足。”这则笔记说明，长子虽已亡故多年，他却依然久久萦绕在心间，难以忘怀。汝佶亡故时，纪晓岚曾亲为长子拟了一副挽联：“生来富贵人家，却怪怪奇奇，只落得终身贫贱；赖有聪明根器，愿生生世世，莫造次各种因缘。”（杨涛《纪晓岚外传》）这副挽联，既为长子的夭折而惋惜，也在埋怨《聊斋志异》这等“杂书”断送了爱子的性命。
常言说，物在人亡尤使人悲怆，而纪晓岚遇到的却是人亡物也亡。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四第二十八则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家中原藏有两方古砚，一方是明熹宗时镇守辽东的重臣熊廷弼的遗物，一方是明末著名总兵官孙传庭的遗物，均交长子汝佶收藏。“汝估夭逝，二砚为婢媪所窃卖，今不可物色矣。”古人云，睹物可以思人。纪晓岚遇到的却是：不仅长子人已亡故，连长子收藏的古砚也无物可睹。这该是多么大的悲哀！所以，他在家书中一再叮嘱次子汝传：“汝佶死后，（二砚）被婢妪所窃。此乃前代遗物，岂容散失，尔宜留意，时往古董肆及旧货摊上物色，务求原璧归赵。”此犹不足，在同一封信的末尾，他再次强调：“因得此砚，而忆及汝佶死后之失砚，嘱尔注意物色。勿懈。”对这两方古砚，纪晓岚所以如此不肯罢手，除却古砚本身的价值，还有睹物思人一层意思在内，是想为亡儿汝佶留个纪念。
长子汝佶死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汝佶迷恋《聊斋志异》等“杂书”以后，纪晓岚很失望，便把满腹的希望都寄托在次子汝传身上。汝传比长兄小四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纪晓岚出任福建学政，汝传随父到任，在衙署读书，此时他十六岁。他在写给马氏夫人的家书中说：“二儿早经娶妻生子，阅历稍深，堪为雁行之导，宜嘱其加意防范，勿使其误交损友，引作狭邪游。”寥寥数语，纪晓岚望子成龙之心切，已跃然纸上。他希望汝传不要交结坏朋友，不要去逛妓院，要做弟弟们的表率。纪晓岚在写给汝传的家书中更是耳提面命，不肯放松分毫：“当世宦家子弟，每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不知重与不重，视所自为。苟道德无愧于贤者，虽王侯拥彗不为荣，虽胥縻版筑不能辱。可贵者在我，在外者不足计耳。如必以在外为重轻，待人敬我我乃荣，人不敬我我即辱，则舆台仆妾，皆可以自操荣辱，勿乃自视太轻耶。先师陈白崖先生尝手题于书，言曰：‘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斯真标本之论，尔当录作座右铭，终身行之，便是令子。”这段话给儿子讲如何做人的道理，虚实相间，深入浅出，教导汝传万万不可学纨绔子弟，以势欺人。
纪晓岚不仅对次子寄望尤殷，对次儿媳赵氏也颇为满意。他在写给汝传的家书中说：“昨得尔母来书，云此次得以不死，全赖次媳纯孝格天心，始得喜占勿药。盖当病笃时，尔妇曾背人割臂肉入药以进。并且两月来，夜夜衣不解带，在病榻前侍奉。家门出此孝妇，殆尔母平生未尝骂奴扑婢，因是修得之耶。荣幸之至！”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三第七十则中又说：“次子汝传妇赵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尽孝。马夫人称其工容言德皆全备，非偏爱之词也。不幸早卒，年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惋惜之情，尤在言外。
纪晓岚得三子汝似时四十三岁，得四子汝亿时六十一岁。汝似比他长兄小二十四岁，汝亿则小四十二岁。也许是年龄相差太多的缘故吧，到纪晓岚辞世的时候，四子汝亿才二十一岁，所以他对这个小儿子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倒是对三子汝似颇多述及。他在写给汝似的家书中批评三子：“尔之诗文，果然语语珠玑，绝无瑕疵可摘，人皆赞美之不遑，乌有人指摘一字？尔莫谓登贤书是尔学问优长，有以致之，乃是赖余之微名，始得侥幸成名，莫怪士林中啧有烦言。”他在信中告诫三儿“以后勿再傲岸自大，愈谦抑，则人愈敬重，愈狂妄，则人愈轻视”，并给他讲了一个葛生“纵意狂谈”、“高自位置’、最终招致鬼魂痛驳的故事，告诉他“勿蹈葛生之覆辙，戒之，戒之。”汝似年轻时极喜打猎。对此，纪晓岚颇不以为然，曾三次写信相劝相戒。他在第一封信中说：“新春游戏之事亦多矣，猜灯谜，放纸鸢，皆属有益无损之举。偏尔不为，而喜人山林旷野张弓布网，猎取斑鸠、野兔，以供大嚼。夫生前口腹造孽，死后罚转轮回，投作猪、羊、鸡、鸭，任人宰割烹调……至于鸠焉、兔焉，并非供人口腹之物，食之岂不罪过。若为游玩计，则载酒听鹂、登山观瀑，尽足消遣；若为馋吻计，则鱼肉荤腥尽可大嚼，何必为一饭之微而残杀禽兽之生命耶？戒之，戒之。”他在第二封信中说：“尔好射猎，前已告诫，可曾遵改否？尔须知无端残杀生物，终必偿命。”他对汝似为病后补养“日食童鸡一头”，在第三封信中又提出了批评：“纵有补身之功，太觉造孽矣。”再次强调：“莫谓羽族无知，既能报德，必能报仇，戒之哉！勿再日杀一鸡，以重口孽。”纪晓岚这种因果报应、阴阳轮回的思想贯穿他的一生，《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许多故事也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
纪晓岚对汝似的交友也十分关注，在《蒋东桥兵部五十序》中，他说“余颇恶儿辈事征逐。”起初，他见汝似与兵部主事蒋车桥（号东桥）之子蒋诗（字秋吟）来往频繁，甚不高兴，不久见到蒋诗的《考具诗》，知此子能传其家学，方“听其往来勿禁。”蒋诗通过汝似求纪晓岚为其父蒋东桥五十大寿做序。尽管纪、蒋二人从未谋面，他还是愉快地答应了。此后，竟一发而不可收拾，由子交而父交，遂成两代世谊，纪晓岚频频为东桥父子的诗文画作题咏。约在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四年间（1786—1789年）蒋诗画了一幅《江边垂钓图》，纪晓岚为之题诗：“买得渔庄近钓矶，每逢风浪便先归。门前万里长江水，一任惊帆片片飞。”对青年时期的蒋诗即有此超然洒脱之情，不禁赞自由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他又为蒋诗的《考具诗》做跋：“辛亥七月，偶于姻家陈君闻之处见此册，诵读再三，喜其点化故实，笔有炉锤，而寄托又复深远……因题数语于册末，以质当代之称诗者。”对蒋诗的诗才，也颇多赞誉。嘉庆元年（1796年），蒋诗做《保阳诗》，纪晓岚又为其题诗云：“莫讶行踪多落落，前生似是六朝人”、“攸然长啸人高云，天马行空气自豪。”赏识激砺之情，已盎然纸上。约在嘉庆二年（1797年），蒋诗的诗集《沽河杂咏》编次成书，纪晓岚又为之做序，说：“余不至斯土（指天津长芦）五十余年矣，读之，宛如坐渔庄、蟹舍之间，与白头故老指点而话旧也。”又说：“读秋吟所引，风流婉约，亦足当尝鼎一脔。”《沽河杂咏》勾起纪晓岚对往事的串串回忆，故而引起他与蒋诗在思想上的共振。纪晓岚为东桥父子题咏的最后一笔是为蒋东桥的遗照题写的两首五律。他在诗中回顾了两代友谊的发端，说是“久与东坡友，原应识老泉”，将东桥父子比作了苏洵、苏轼父子，可见对东桥父子的推崇之重；又说，今日东桥兵部已经作古，“空教图画里，风度想当年”，实在令人黯然神伤；使人稍得慰藉的是还有东桥兵部的遗照在，“伊人如宛在，便拟一招魂”，真是追忆之思，悠远而绵长。纪晓岚对东桥父子的情谊，始自三子汝似；此后的不断发展，为的也是汝似，可见对汝似的爱重之深。
纪晓岚不仅对汝似，而且对汝似之妻井氏也颇为满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疼爱他的四婶去世。他“敬遣第三子汝似妇井氏，以刚鬣柔毛、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四叔母尊灵”，并特意在祭文中交代：“子妇井氏，本叔母之外孙女，适归宁还里，得与其母同归旧土，谨遣代荐芳醪，略抒沉痛。”由此亦可看出他对三儿媳的信任与倚重。
纪晓岚的长孙树馨是次子汝传的长子，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一日，比他的四叔汝亿还大十三岁。嘉庆元年（1796年），由一品恩荫任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嘉庆九年（1804年），又升任刑部陕西司郎中。这两次擢拔，纪晓岚都有谢恩折子。后来，纪树馨曾出任湖北宜昌府知府。对长孙树馨，纪晓岚尤为关爱，且时时引为骄傲。树馨曾得一紫玉砚，他亲为长孙题写砚铭：“端州旧砚，稀若晨星。树馨得此，我为之铭。摭一语于葩经，曰‘尚有典型’。”葩经《诗经》的别称，“尚有典型”一语，出自《诗经·大雅·荡》。纪晓岚在铭文中引用此语的意思是说，其孙树馨的人品尚有古君子遗风。他在写给朝鲜友人洪耳溪的书信中也情不自禁地夸奖树馨几句：“前两接手书，俱已装潢成轴付小孙树馨收贮……此孙尚能读书，俾知两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将来佳话也。”纪晓岚晚年，编修陈梅坨以李邺侯若干首试帖诗呈阅。他“把玩数日”，觉其“清思妙悟，取题意于芒忽之间，而传题神于町畦之外”，遂“摘为句”，但因年事已高，难以亲自把笔作答，说是“昨蒙来问，不得已，使树馨代写，希为转呈，并代达快睹、幸睹之意。”连答复友人书信，也由树馨代为捉刀，可见纪晓岚对这位长孙的确宠爱有加。而纪树馨也并未辜负乃祖的良苦用心。因纪晓岚晚年将文稿和来往书信均交树馨收藏，故在他百年之后，树馨为其祖编定了《纪文达公遗集》，含诗、文各十六卷，并付诸梨枣，刊行于世，此乃树馨一大功绩。
纪晓岚对自己的儿女谆谆教诲、情深意笃，其舔犊深情，卓然可见，极为真挚感人，反映了他这位性情中人一贯的性格特征。
方圆实战：在虚幻的世界里享受理想人生
乾隆统治后期，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军备废弛，镇压乏力；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标志着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苦心经营的强盛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但乾隆帝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至少表面上他不承认。他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是一个强盛的大清。但一些理智的大臣却没有跟着乾隆一起发高烧，乾隆手下的百余名显贵高官没有几人好好地坐下来反思一下整日活在一个灿烂的梦景之中，能够反思并倡导改变的大臣整日只有忧心忡忡。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阿桂就有一种危机感。他曾就清朝所面临的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提出了节省开支的主张。但乾隆却要“施恩”于民，欲在他归政之前不惜经费，“散帑项”，广赈恤，以粉饰太平，炫耀盛世。阿桂曾就山东巡抚国泰名声不佳，建议撤换，乾隆却以“国泰察吏过严，诸事认真”，认为是属员忌恨而谗。阿桂只能从命，却不能不对日渐深重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嘉庆二年（1797年），阿桂在临终时曾感叹说：“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思遇无比可死，子若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
可见，阿桂虽贵为首辅，却也难能在皇帝面前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且，直到卧病在床的弥留之时，他仍然是积郁满腹，惆怅盈心。盼望着能在临终之前，见到嘉庆亲政，好一吐心声。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能如愿。但却不难看出，乾隆在当时是多么的固执与自负。他对群臣的钳制，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
纪晓岚也同样如此，这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啊。
在现实世界里，纪晓岚尽管经过种种努力，追求幸福适意的人生，但与他的理想追求，毕竟还有距离。在那个专制的社会里，他只好自己构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借以抒发他的真情实感，排解忧绪沉思。
纪晓岚曾有诗写道：“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这是他在写《阅微草堂笔记》后所留下的诗句。不过，纪晓岚晚年也确实与鬼神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阅微草堂笔记》记下了多少个鬼怪故事啊！仿佛就是为了塑造一个鬼神世界。那么纪晓岚为何会如此钟情于这样一个虚幻的所在呢？
早在巫风盛行的楚国，鬼神就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六朝志怪小说中，鬼神无疑是以主人公出现的。每逢社会激烈变革时期，大概就有鬼神之盛。与纪晓岚同时代的人，也颇喜谈鬼。这或许是文网严密，只有谈“阴间世界”才能呈文人之笔怀吧。如袁枚写《子不语》，主要谈鬼神，还有蒲松龄写《聊斋》，更是十足的鬼世界大观。以至于当时还有画鬼的画家。
纪晓岚长期为礼部尚书，是士林表率，按他的地位不应好鬼，但他一生尤其是晚年十分好鬼。“鬼才画家”罗聘画鬼，受到许多人指责，纪晓岚却倾心与交，题诗赋词，欣然乐从。“晚来亲鬼神”，晚年的纪晓岚越发离不开鬼。
在这个高度人格化了的鬼神世界里，鬼与人是毫无二致的。鬼也经常纷乱不安，好像有什么营求，鬼也有喜怒哀乐，大约鬼与鬼之间的竞争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在地下，也没有终了之时。
可以认为，纪晓岚所塑造的鬼神世界，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一种折射；而另一方面，它也不妨是一个赋予了理想化色彩的世外桃源。在那个世界中，做鬼的乐趣比做人的乐趣多幽深险阻之境，人不能到，而鬼却可以以魂魄游；寂寥清绝之景致，人所不能亲眼目睹，而鬼神得以清夜独赏。这个理想化的梦幻境界，多少带有一些纪晓岚的向往之情。
从纪晓岚对地狱的描写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种理想色彩是多么浓重：生前善于阿谀逢迎的人，到了地狱便被割去嘴巴；生前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人，到了地狱中便被处以屁股向上、脸部向下，两手撑着走路的人；前世处事圆滑、城府太深的人，死后便被挖去五脏六腑；生前妒忌多疑、爱听小道消息的人，在地狱中便没有了耳朵眼……冥司的律条就是这样铁面无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丝毫不会有差错。除了儆戒世人之外，也同时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愤激不平情绪得到慰藉。这便是纪晓岚设计鬼神世界的良苦用心。
在《滦阳消夏录》第六卷中，纪晓岚就借那个自称是东岳冥官的顾德懋说：“在阴曹地府中有着十分严格的冥律，最看重的是节烈贞妇，因为贤臣也被分为三等，只知道畏惧法度的人是下等人；爱好声名气节的人，是中等人；以国计民生为重，不计较一己祸福毁誉的人，才是上等的人。地府中最讨厌为追求名利而竞争，认为它是种种罪孽的根源，所以往往让他们坎坷一生，得不偿失。人心越是机诈，则鬼神对他们的安排也越巧妙。”这完全是纪晓岚对人世间种种丑态的折射了。在纪晓岚的笔下，地狱诸相不仅用以维持人世间的公道，更加上了他自己对事物的感想及意见，而他的才华又足以让他在鬼神世界里虚实相涵，游刃有余。所以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评价《阅微草堂笔记》为“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
《滦阳续录》卷五第十则记述了一个欲奸污友人爱妾反遭羞辱的故事。某人交一狐友。一天，他对狐友说，他看上了朋友的一个爱妾，请狐友设法在夜间将他弄到这个爱妾的绣房里，以便成其好事。狐友“沉思良久”，勉强答应了。一天夜里，狐友没等他穿好衣服，便拉着他飞了起来，飞到一间屋外，告诉他“到了”，扔下他便走了。“此人暗中摸索，不闻人声，唯觉触手皆卷轴，乃主人之书楼也；”慌乱之间，他不小心碰倒了一个高几，惊动了守夜的人，便把他用绳子捆了起来。主人来到一看，原来是他，特别吃惊。此人忙说：“我得罪了狐友，他就拿我开涮。”主人笑道：“你那位狐友是想让我狠狠揍你一顿。得，我也不打你。来人哪，给我轰了出去！”事后，他颇有感慨地对一位密友说：“狐狸就是狐狸，终归不是人。它和我交往了十多年，还想出这损法儿来捉弄我。”密友怒斥道：“你与那位朋友相交，已不止十多年，还想借狐友之力，淫污他的爱妾。这难道是人干的事吗？狐友虽然对你的无情无义很气愤，也不过是借机相儆而已，还给你留了一条自我解脱之路，已经够忠厚的了。假如将你华服盛饰，扔到主人的卧榻之下，你又有何词为自己开脱？由此看来，它虽是狐形却有人心，你虽具有人形却是兽心！”从此，这位密友与他绝交，狐友也不再来。
《如是我闻》卷四第五十六则载，甲乙二人素有怨恚，乙日日夜夜想谋算甲。甲知道后，暗遣心腹混入乙家，帮助乙出谋划策，事事成功；凡乙有所为，甲都暗中出钱相助，每每“费省而功倍。”一两年以后，甲暗遣的这个心腹已充分得到乙的信任，言无不听，计无不从。一天，此心腹怂恿乙诬告甲，乙便拿出许多银两让他去办。此心腹用乙的银两多方为甲打点，上上下下都用钱买通了，然后将伪造的甲的所谓“恶迹”和“证人”姓名一一告诉乙，让乙去官府告甲。待官府将众人传来勘问，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全部“证人”也都纷纷倒戈，异口同声地为甲作证，乙遂一败涂地，被官府以诬告罪判充军发配。此时，乙虽然知道上了大当，但因为自己所干的全部坏事都掌握在此心腹的手中，也不敢声张，竟活活气死了。所以，纪晓岚在《槐西杂志》卷一第三十则中借一位世家子之口说道：“自称非狐鬼，其为狐鬼也确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称小人者，岂唯不自称，且无不痛诋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观此数语，的确堪称警世之语。
纪晓岚在《滦阳消夏录》卷二第三十六则里写一个人为躲避仇家藏匿在深山里，夜间见鬼伏而不敢出。鬼强见之，问他为何不出？此人战战兢兢地答道，我怕你。鬼笑道：“鬼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莫过于人了。请问，吓得你藏到深山里的，是人呢，还是鬼？”
《阅微草堂笔记》中便收了不少恶人横行于世、好人备受欺凌的故事：
《槐西杂志》卷一第四十二则写了这样一个心黑手辣的人。有个人想谋害异党，苦无善计。有人向他呈献毒药，说：“此药人腹即死，与病死的没什么差别；即使蒸骨检验，也同病死的一样。”此人大喜，就留献毒者饮酒，暗将毒药放入对方饮的酒中，杀人灭口。
《滦阳消夏录》卷一第七则载，沧州城南上河涯村，有个无赖吕四，“凶横无所不为，人畏如狼虎。”一天傍晚，他与众恶少在村外纳凉，忽然雷声隐隐，风雨将至，远远地见一少妇避人河边的破庙中，便伙同众人前往，欲行淫乱之事。此时已入夜，阴云黯黑。吕等突然闯入庙中，捂住少妇的嘴，就扒少妇的衣服，肆意猥亵。正巧一道雷电闪过，朦胧中吕四见此少妇像是自己的妻子，忙撒手相问，果然不错。气急败坏之下，吕四提起妻子就要往河里扔。其妻边哭边喊：“你要奸淫别人的妻子，致使别人奸淫了我，天理昭昭，你却想杀我！”吕四无话可答，忙去寻找妻子的衣裤，不料已被风吹落河中，无奈，只好背起一丝不挂的妻子回村。此时已云散月明，村人见了，一片哗然，故意上前相问。吕四无可答对，竟投河自尽。这也倒算是恶有恶报吧！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大谈狐鬼，于是有人便指责他宣扬封建迷信，实在是冤枉了他。他在《笔记》中以谈狐鬼为由，实则寓以劝善惩恶的深意。其实，他对鬼神始终持有信有疑的态度。在《如是我闻》卷一第七则里，他毫不含糊地对鬼神的有无提出了质疑：“人死者，魂隶冥籍矣。然地球圆九万里，径三万里，国土不可以数计，其人当百倍中土，鬼亦当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见皆中土之鬼，无一徼外之鬼耶？其在在各有阎罗王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批驳封建迷信的笔触比比皆是。《如是我闻》卷一第四十一则，他据理驳斥了看风水点墓地的无比荒谬。他说：“俗传鹊蛇斗处为吉壤，就斗处点穴，当大富贵。”接着，他便引述了自己亲历的事实，戳穿了此论的荒诞不经：“余十一二岁，淮镇孔氏田，尝有是事，舅氏安公实斋亲见之。孔用以为坟，亦无他验。”继而，他对鹊蛇争斗做了颇有见地的科学分析：“余谓鹊以虫蚁为食，或见小蛇啄取，蛇蜿蜒拒争，有似乎斗。此亦物态之常。”此犹未已，他进而又分析了事情的偶合和人们的心态：“必当日间有地师为人卜葬，指鹊蛇斗处是穴，如陶侃葬母，仙人指牛眠处是穴耳。后人见其有验，遂传闻失实。”最后，他又反诘一句：“然则因陶侃事，谓凡牛眠处必吉乎？”言外之意，天下之牛何其多也，牛眠之处又何其多也，哪会有那么多的吉地！
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纪晓岚还无情地揭破了搞迷信活动者的一些鬼把戏：
《槐西杂志》卷一第三十三则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扶乩者。有个仆人的妻子窃资潜逃，这个仆人问是否还能追回来。扶乩者曰：“你前生曾以财诱人，买其妻；又引诱对方赌博，取其财。今生此人拐走你的妻子，是对你前生买其妻的报应；让你妻子携资潜逃，是对你前生骗取他钱财的报应。此事冥数已定，你必然落个人财两空，追是追不回来了，不如干脆罢手。”有人怀疑：“此扶乩人多从狡狯恶少游，安知不有人匿仆妻而教之做此语？”于是，他们暗中使人侦察此扶乩人的行踪。傍晚，果然发现他们进了一条曲折的小胡同。大家便趴在屋脊上暗中观察，看到扶乩者一帮人正在赌博，那位仆人的妻子打扮得挺漂亮，忙着向这帮人劝酒。有人悄悄地将巡逻的士卒喊来，包围了这所宅院，扶乩人一伙只得俯首就擒。
八、纪晓岚方圆立身之道：做一个有特色的人
纪晓岚才华横溢，但历史上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一个人要想立身成名，首先要有才气。但这只是必要条件，仅靠这个是不够的。
性格与聪明是发挥人的天赋资源的两个依托。凡欲使其天赋得到自然发挥者，须使其才华依托其性格与聪明二者。若只依靠其中一个，则只能获得一半的成功，甚至不能成功。光靠聪明成不了大事，还得有一个适合你的聪明的性格才成。
纪晓岚一生并无显赫事功，也没有提出什么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经世方案。但他何以立身于世、步步高升？这就是他把过人的才气、智慧与其诙谐、滑稽、风趣的性格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方圆立身之道一：要表现自己的才气，要隐藏自己的智慧
——做学问，需要的是才气，做官，需要的是智慧。纪晓岚立身主要是靠做学问的才气，他的才气，历史上有名。纪晓岚能够立身于世，总攥《四库》，首先是因为他的才气和学识。其次，纪晓岚做官是为了更好地做学问，其学问也使他的官位更稳。他以圆滑老练的处世智慧辅助他桀骜不驯的冲天才气，在学术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显露才气，隐藏智慧，在历史上树立了自己不朽的形象。
方圆实战：学术为本，才气立身
从乾隆二十年至乾隆四十五年的二十六年，纪晓岚除却总纂《四库全书》并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还领纂了多部巨帙，又至少点勘了近二十部文史名著。从而在历史上树立起了一位博洽多闻的学者形象。同时，他还是一位长于目录学的编撰学家，一位小说家、文论家、史评家、诗人和思想家。至于其官职，人们倒不甚了解了。
乾隆二十年（1755年），纪晓岚三十二岁，正在翰林院充庶吉士。庶吉士的任务就是在翰林院听小教习讲课，三年后经考试合格，即可擢升。在此期间，他编次《主客图》。《主客图》乃唐代诗人张为所撰。张为，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唐才子传》作闽中（今福建福州）人，撰《诗人主客图》，开唐人诗派之说。纪晓岚于中、晚唐诗歌流派的划分和对诗人的评价，与实际情况及一般见解颇有不同。张为《主客图》编次后，自为序，但未标年代。此序约做于乾隆二十四年。纪晓岚在序中说：“张为《主客图》一卷，世无刊本，殆佚久矣。其文时散见《唐诗纪事》中。长夏养疴，即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钩稽排纂之，可以考者犹七十有二，张氏之书，几还旧观矣。”至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他出任福建学政后，将《重订张为〈主客图〉》、《沈氏四声考》、《点论〈陈后山诗集〉》、《点论〈李义山诗集〉》、《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删正方虚谷〈瀛奎律髓〉》、《唐人试律说》、《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庚辰集》、《馆课存稿》等十种编在一起，称之为《镜烟堂十种》。镜烟堂，即纪晓岚在福建学政衙署中的书斋名。据传，张为的《主客图》重新经纪晓岚编定后，友朋传阅，甚为赞赏。当时，纪晓岚住在虎坊桥给孤寺旁，与他仅一墙之隔的内阁学士、著名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题诗相赠，给予高度评价。
乾隆二十四年夏，因清代科举考试将增试律诗，此时官居功臣馆总纂的纪晓岚，便为外甥马葆善，门生李清彦、侯希班、郭墉等讲解唐人所做的试律诗。后来，马葆善将纪晓岚所讲的内容缮勒成卷，六月脱稿，七月做序，未及校正，便以之付梓，坊间率而印行。次年，纪晓岚发现坊本论舛颇多，重为点勘增补，并自为序：“是书也，体例略仿《瀛奎律髓》。为诗不及七、八十首，采诸说不过三两家，借以论诗，不求备也。诗无伦次，随说随录，不更编也。其词质而不文，烦而不杀，取示初学，非著书也。持颇刻核，欲初学知所别择，非与古人为难也。”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十七岁的纪晓岚在国史馆总纂官的任上，公余多暇，他点阅了韩偓的《香奁集》。韩偓（844——约914年以后），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唐末诗人。其诗多写艳情，词藻华丽，有香奁体之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对于五代人和凝做《香奁集》而让名于韩偓的说法，后人早已辨其非。但称专以妇人身边琐事为题材的诗为“香奁体”的说法，却已流传至今。纪晓岚在《书韩致尧〈香奁集〉后》说：“《香奁》一集，词皆淫艳，可谓百劝而并无一讽矣。然而至今不废，比以五柳之矣。然但有悱恻眷恋之语，而无一决绝怨怼之言，是亦可以观心术焉。”纪晓岚认为，《香奁集》虽然“词皆淫艳”，却是远比昭明太子萧统开明。萧统在编定《陶渊明集》时，曾在序中说：“白璧微瑕者，唯在《闲情》一赋……惜哉，无是可也。”这种偏颇的观点，鲁迅先生是不同意的。他说，陶渊明并非像人们所说，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味地飘飘然，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缠绵浪漫。这些话与纪晓岚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纪晓岚删正了由二冯评点的《才调集》。《才调集》由五代后蜀的韦毂编选，共十卷，每卷录诗一百首，包括唐代各时期，但不按时代先后编排。其选诗宗旨崇尚晚唐的温庭筠和李商隐等人，题材偏重于别情闺怨，风格尚浓艳。清初有冯舒、冯班评点的十卷本。《才调集》以“西昆体”为正宗，其诗论则力主“以温、李为宗而溯其源于骚、先、汉魏六朝。”平心而论，二冯将《才调集》引为“西昆体”正宗，实在是一种出于门户之见的误解。纪晓岚便评道：“二冯《才调集》，海内风行。虽自偏锋，要亦精诣，其苦心不可没也。第主张太过，欲举一切而为之，是共病耳。”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才调集〉提要》中说：“韦毂生于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豁丽宏敝为宗，救粗竦浅弱之习，未为无见。以冯舒、冯班意欲排斥宋诗，遂引其书于昆体推为正宗。不知李商隐等，《唐书》但有三十六体之目，所谓‘西昆体’者，实始于宋之杨亿等，唐人无此名也。”这种以史实做论据的驳谈，当然最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