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纪晓岚点论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玉器生诗说》。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器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李商隐是晚唐杰出的诗人，与杜牧、温庭筠齐名，时称“温李”或“李杜”。有《玉器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南四六》甲、乙集各二十卷传世。纪晓岚颇为欣赏李商隐的献计献策风，称其“以情韵胜人”，“宛转有致”，“比兴缠绵”，“性情沉挚”。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中说：“自释道原以后，注其诗者凡数家，大抵刻意推求，务求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而《无题》诸篇，穿凿尤甚，考商隐《府罢》诗中有‘楚雨含情皆有托’句，则借夫妇以喻君臣固尝自道。然《无题》之中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流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见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以往的评家均将李商隐与温庭筠视为同一流派的诗人，并称“温李”。纪晓岚却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中评道：“商隐诗与庭筠诗齐名，诗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李商隐的诗风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宋代的杨亿、刘筠、钱惟等诗人刻意模仿李商隐的诗风，并将相互间唱和的诗编成《西昆酬唱集》，于是便有西昆体一派产生，亦称昆体。李商隐的诗固然文采华美，间律和谐宛转，但却流于纤称。纪晓岚评李商隐的诗屡用“晚唐纤体”、“纤语”、“纤佻之极”、“情致有余，格律不足”等词语。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二冯评点才调集〉提要》中说：“学江西者，其弊易流于粗犷；学昆体者，其弊亦易流于纤秧。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齐亦未必得也。”
乾隆二十七年，纪晓岚点论了黄庭坚的诗集。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黔江居士，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进士第，除叶县（今属河南）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以诗为苏轼所称赏，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同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之一，与陈师道、陈与义并称“三宗”，生前与苏轼齐名，在宋代诗坛地位颇重。他平生标榜学杜（甫）、学韩（愈），强调“无一字无来处”，讲究“点铁成金”。他的诗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甚至费解。做文方面，他主张“文乃道之器”、“理得而辞顺”，反对“好做奇语”，故而其文流畅圆转，形成了与其诗风完全不同的风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也很出色，名列北宋四大书家之一。纪晓岚在《书（黄山谷集）后》中评其五言古体“大抵离奇孤矫，骨瘦而韵逸，格高而力壮”；评其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语”；评其五言绝句“大抵皆粗莽不成诗”；评其七言绝句“佳者往往断绝孤回，骨韵天拔，如侧径峭崖，风泉泠泠。然粗莽支离，十居七八，又作平调，率无味。”然而，黄庭坚毕竟是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风格瘦硬，以俗为雅，对当时的诗坛影响极大。后来，方回编撰《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说，更使江西诗派颇具阵容。黄庭坚诗风的主向是为禅学说教，且又典故连篇，故而形象枯萎，意境单调。所以，清初的冯舒、冯班起而“右西昆而辟江西”。冯班讥方回的《瀛奎律髓》：“方君所娓娓者，止在江西一派，观其议论，全是执己见以强缚古人。”他又在《同人拟西昆体诗序》中称：“自江西派盛，斯文之废久矣。至于今日耳食之徒羞言昆体。”为排斥江西诗派，二冯将《才调集》引为西昆体正宗，极力推崇。被西昆体诗人奉为圭臬的李商隐诗，却寄托深远，情意缠绵，词藻华丽，音调和谐，颇得纪晓岚的赞赏。与二冯针锋相对，江西诗派搜刻《宋诗钞》一百零六卷，唯独不收《西昆酬唱集》中的任何一首。于是纪晓岚将此“断为门户之争。”他本人却以超越门户之见的博大胸怀去评析江西诗派和西昆体各自的得失。而且，他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诗派的衍变与交替，提出了“极而将返”的命题。他说，宋初西昆体以讲典丽矫正晚唐诗风的猥琐之弊。“西昆过于雕琢”，欧阳修、梅尧臣以朴雅矫之。“元佑（宋哲宗年号）伤于平易”，苏轼、黄庭坚变而为姿逸。“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于是，“穷极而变，乃复其始。”元初杨载诗作，又开始“风规雅瞻，雍雍有元佑之遗音。”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纪晓岚为父守孝期满，重新补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擢左春坊左庶子，又任三通馆提调兼纂修。公务之余，他为儿辈讲述唐代刘知几撰、清代浦起龙注的《史通》，用朱、绿、紫三色笔正论删削，终成《史通削繁》一书。《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后世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书编纂等学科的建立影响很大。时人徐坚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也。”宋人黄庭坚认为《史通》“讥弹古人，大中文弊，不可不知也。”全书二十卷，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分内、外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原三十九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时亡佚）；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述史籍源流和古人修史得失。全书本着“实录”和“直书”的精神，对以前的史书，包括被奉为经典的古代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做了全面系统的指评总结。归纳古史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统归为纪传、编年二体；将史学辅助科学细分为编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流。《史通》一书，因笔锋犀利，观点有悖于封建传统，颇受后世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的非难。自元至明中叶，世人知之者甚少，连《永乐大典》也未将其收入。明以后，版本渐多，注家也相继而起。明神宗万历（1573—1619年）以后，有李维桢和郭孔延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解释》一书，注释比较翔实，为较好的注本。浦起龙（1679—？年）字二田，江苏无锡人。曾任苏州府学教授。除《史通通释》，还著有《读杜心解》等书。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鼓城（今江苏徐州市）人。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武后时历任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管辖今湖北安陆等县）别驾，不久去世。他年轻时便以文词知名，善于辩论，又好言时政得失，词旨直切。他执掌史职近三十年，专攻史学，善于分析名史的利弊得失。又因屡次参与修史工作，对某些流弊看得很清楚，提出了“史才三长”（指才、学、识）的著名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除《史通》这部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他还参与编纂了《文馆词林》、《姓族系录》等著作。纪晓岚所以要删削浦氏注的《史通》，不仅仅是为了教授儿辈，更是为了实践他一贯的论史“要当以人重，不当仅求之词藻间”的史学观。而他的论史方法则主张博采史料，善采史料，慎采史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完成了《史通削繁》一书的删正编撰。纪晓岚在《{史通削繁}序}中说：“刘子元（原为子玄，纪晓岚为避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以元代玄）激于时论，发愤著书，于是乎《史通》作焉……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恿，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变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注其书者仅数家，互有短长，浦氏本最为后出，虽轻改旧文是其所短，而诠释较为明备。偶以暇日即其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三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抄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他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通通释）提要》中也认为浦氏注本改正了郭、王、黄诸注本的论舛，而浦本也有因臆改以致误之处，故不惜精力笔墨，对浦注本做了细致入微的删正。清人黄兰修为黄注纪评本做跋，曾说：“昔黄鲁直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论史则《史通》，学者不可不读’。余谓文达（纪晓岚卒后谥文达）之论二书，尤不可不读。”可见当时学者对《史通削繁》一书的重视。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六，纪晓岚多次评阅《文心雕龙》告竣，书年月日于该书第十卷末尾。《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末，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编，各五卷、二十五篇。上编前五篇《原道》等属导论性质，阐述其基本文学思想。第六至第二十五篇分述各种文体的特征与源流演变，可说是后世分本文学史之鼻祖。下编二十五篇，末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其余各篇探讨文学创作与指评的原则、方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鉴赏等问题。全书主导思想属儒家。其文学思想主要挟击“为文而造情”的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主张“为情而造文”，但对形式的积极作用也很重视，并具体探讨构思、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其文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且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约465—约532年），字彦和，原籍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年笃志好学，因家贫未能婚娶，依靠和尚僧佑的接济为生。梁武帝时，他曾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得昭明太子萧统的重视。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早在南齐末年，他便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巨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梁代，纪晓岚指出：“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中最早提出的该书“成于齐末”说。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文心雕龙〉提要》中亦做如是说。在《文心雕龙·原道》的眉批上，他又论说：“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足见在六朝士之上。”对刘勰在文学理论上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纪晓岚评定的是清人黄叔琳辑注的《文心雕龙》本，后人将黄注与纪评合刊，这便是《文心雕龙》研究者所熟知的《文心雕龙》黄注纪评合刊本。纪晓岚所以评阅《文心雕龙》，是因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在许多方面与刘勰相通相近。刘勰在《知音》篇中认为：“缀文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纪晓岚则认为：“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情性。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共人品。”这里，纪晓岚不仅肯定了刘勰提出的命题，而且发展、丰富了这个命题：文章关乎性情，文章关乎人品，文章关乎学术。然而，他们之间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依然是人品、文品这个问题，刘勰为论证“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举了大量文学史上的实例，因而断言：“触类以推，表里必符。”纪晓岚却不同意他这种绝对化的说法。在纪评《文心雕龙》中，他写道：“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的许多诗文评里，便屡屡揭示出文学创作活动中“人与文绝不类”的种种情形。刘勰主张用比较的观点去评论作家和作品。对此，纪晓岚给予极大的认同。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宋人邵宝编纂的《苏门酬唱集》评论说：“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见诸集，易于互勘，谈艺者亦深有裨也。”正是因为纪晓岚在《文心雕龙》中写下了大量的精辟博深的评语，所以在清代便有黄兰修等人断言，《纪评{文心雕龙）》尤不可不读。”
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王子安集》。王子安即王勃。王勃（649—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隋末著名学者“文中子”王通之侄。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举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即注《后汉书》的章怀太子）慕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当时京城长安风行斗鸡，诸王子也乐此不疲，王勃戏做《檄英王鸡文》。高宗知道后，认为这是在诱使诸王子争斗，将他赶出了沛王府。他在四川漫游了一段时间后，被补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参军。因恃才傲物，同事们都嫉恨他。官奴曹达犯了死罪，藏在王勃的住所。他怕走露风声，便杀曹达灭口。事发以后，本应处死，后遇赦革职。其父王峙也被连坐，由雍州（今陕西西安市方围：东至渭南县，西至乾县，南至秦岭，北至铜川市）司功参军贬为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西北）县令。高宗上元二年，王勃去交趾探父，渡南海，堕水溺死。王勃六岁时便善写文章。他与李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们虽仍承六朝余习，却又积极倡导刚健雄迈的文风。王勃在文学上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长于记、序、碑铭体的写作。他的《滕王阁序》是历代传诵的名篇。王勃原有集二十卷，已散佚。今传《王子安集》十六卷，是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书采辑而成的。清代蒋清翊有《王勃全集笺注》，见《全唐文》第一百七十七至一百八十五卷。纪晓岚点勘的《王子安集》即明末张燮依据《文苑英华》诸本采辑而成的十六卷本。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王子安集〉提要》中说：“勃文为‘四杰’之冠，儒者颇病其浮艳”说，并解释道：“‘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指‘四子’也。”他又在此《提要》中引唐代一行僧、段成式、韩愈和宋代洪迈等人推赞王勃的文字作为论据，并进而说：“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绝古今，二甫、韩愈诗文亦冠绝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百战之徒，掇拾语录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动其喙，殆所谓蚍蜉取撼树者欤？今录勃集，并录成式及迈之所记，庶耳食者无轻底焉。”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纪晓岚对王勃的诗文也是极为推崇的。
乾隆三十六年，纪晓岚点勘了《韩致尧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韩内翰别集〉提要》中对韩偓的评价极高：“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纪晓岚点勘的即《韩内翰别集》。他对唐以后一些评家责难韩偓诗风的香艳很不以为然，在《〈韩内翰别集〉提要》中，为此大鸣不平：“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雅，圣人不为，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
纪晓岚一生评论的书籍，远远不仅这些。这些评论，皆属当时学术前沿的焦点问题，奠定了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地位，是纪晓岚之所以成为纪晓岚的根本原因。
方圆实战：要隐藏自己处世做人的智慧
势不能为则不为，如果势不能为则偏偏要勉强为之，必然是既不会获得成功，甚或因此忍受失败和屈辱。因此他讲，“连环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这是纪晓岚的人生智慧。做人的智慧要隐藏起来，不可向人卖弄，卖弄处世智慧会令人反感。
纪晓岚的朋友何子山先生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雍正初年，有一道士善于用符降妖。他曾经到西山极深密处，爱其林泉，打算结庵习静。当地人劝告他说：这里是鬼魅之巢窟，伐木采薪者非结队不敢入，甚至连狼虎都不能居，先生应该慎重考虑。然而道士仗着自己有道术，因此并没有在意当地人的劝告。
不久而鬼魅并作，或盗窃其盖屋所用木材，或迷惑其工匠，或毁其器物，或弄脏他的饮食。如果道士行走在荆棘中，总是步步挂碍。如遇到野火四起，风卷树叶，千手千目，应接不暇。道士非常生气，便利用道术结坛召雷将，欲对鬼魅进行讨伐。然而神降则妖已先遁，大索空山无所得。可当诸神离去，则鬼魅数日又集。如是者数回，诸神厌恶道士虚报敌情，再招时便不复应。道士无奈一手结印，一手持剑，独与鬼魅相战，竟为鬼魅所败，被拔须败面，裸而倒悬，遇樵者始得解，狼狈逃去。
纪晓岚因此感叹说：“道士不过是依仗其道术罢了。然而势之所在，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逆；党群之已成，即使是至尊的帝王也不能破。事久则难变，人众则不胜诛啊。所以唐代想除去牛、李之倾轧，甚至难于河北之藩镇。道士不明白众寡形势，客主之局，不量力而婴其锋，取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有一则故事：浙江有一僧，立志精进，誓愿艰苦，甚至从未有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一天夜里，看到有一美艳的女子从窗户中偷看，知道是心魔来了，立即禅定，如同没有看见。女子蛊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如此连续数夜，也终不能使该僧起一念。
女子觉得黔驴技穷，便远远地对他说：“师傅有此等定力，我当然应该断绝妄想。虽然，师傅为作天中人，知近我必败坏道，因此怕我如同虎狼，可即使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也不过柔肌著体，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见尘埃，仍是不能远离色相啊，如果心到四禅天，则花自照镜子，而镜子可以不知花；月自映水，而水不知有月，这才是远离了色相。如果能达到诸菩萨天境界，则花亦无花，镜亦无镜，月亦无月，水亦无水，乃无色无相，无离不离，可以为自在神通了。师傅如果敢让我接近一步，仍是一尘不染，则我也钵依佛门，再不敢相扰于你。”
此僧自认为他的道力足以胜魔，便坦然同意。结果，此僧最终经不起女子的千般娇媚，万种风情，败在她的石榴裙下，与她媾合了一夜，毁了戒体。事后懊悔失志，还俗了事。
纪晓岚就此评价说，“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大贤以下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此僧中人激将法，遂开门揖盗。天下自恃可为，遂为人所不敢为，终至溃败决裂，此僧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纪晓岚所持的仍然是中庸之道。中庸，即可物我两忘。中庸，即不偏不倚。中庸者，决不偏执，不执著。纪晓岚深谙中庸之道，从他对待收藏品的态度上就可感觉到。
纪晓岚拥有过不少古玩，然而，他不是占有狂，也不是守物奴。纪晓岚是位比较开明的收藏家，他认为世间万物，有聚有散，并无固定不变的主人。即使终身厮守，百年之后，又不知为谁人所占有，于你只不过电光一瞥，雁过长空，虚幻一场，不如“且随现在缘，领此当前趣”，想铭刻，就铭刻，愿把玩，便把玩，打算送人，就毫不后悔，让其为我所用，为我所乐。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一第二十三则讲述了一位收藏家高风翰。高风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曾得汉朝司马相如一玉印，“古泽斑驳，篆法精妙……恒佩之不去身，非至亲昵者不得一见”，秘为至宝。他任江淮盐场官员时，德州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听说他有此印，会见之际，想要一睹为快。高风翰“离席半跪，正色启曰：‘风翰一生结客，所有皆可与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卢见曾闻听大笑：“谁夺尔物者，何痴乃尔耶？”难怪清末著名藏书家叶德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堂匾，并非独创，多半出于此处。
纪晓岚认为“有形自古无不尽，惟有文章之寿不随万物归其根”、“惟其书之传，乃传其观”，所以对器物的得失更加坦然。“于器玩不甚留心”的他，曾经藏获的古物精品，随手抛赠，不知凡几。比如，朝鲜使臣郑思贤，赠给纪晓岚两盒围棋棋子，天然圆润，不似人工。其黑者乃海滩碎石，年久天长为潮水冲激而成；白者为小贝壳，也是海水所磨莹，已很难得，再逐个检视，发现它们每一个厚薄均匀，轮廓周正，色泽如一，只有日积月累，比较抽换，才能集得如此之多，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纪晓岚把它置之书斋，颇为雅玩。就是这样一件宝物，后来他却送给了户部尚书范宜恒。
纪晓岚有一同年好友王昶，任陕西按察使时，曾寄给纪晓岚数片汉代未央宫的旧瓦，经行家鉴定，其中一片乃是两千年前的古物珍品。不久，这片汉瓦就被嗜古成癖的学生伊秉绶要去，“束以铜而琢为砚”，纪晓岚还欣然为他题刻了砚铭。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小楷法帖《黄庭经》，历来被书法爱好者所珍视，纪晓岚就曾拥有过一册宋拓本，上面还有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题跋，最后被宗室瑶华道人索去。纪晓岚之子纪汝佶，曾将朱子颖送给他的一方明代诗人王寅的天然大理石镇纸，转赠给父亲，可是纪晓岚连送给谁都忘了。
“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宋代吕蒙正为相，有人以古镜献者，云：“能照二百里。”吕说：“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为？”又有以砚求售者，云：“一呵即润，无烦注水也。”吕说：“就使一日能呵一担水，亦止直十文钱而已。”纪晓岚也是吕蒙正般不羡奇、不自欺的收藏者，他收藏器物，很富理性，而非一味搜古猎奇，沽名钓誉。他在考虑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器物的实用性。他对“得一宋砚，虽滑不受墨，亦宝若球图；得一汉印，虽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的鉴赏家，嗤之以鼻，大不以为然。《如是我闻》卷二第五十三则记有一事：有人拿来后周世宗柴荣时烧制的柴窑碎磁片，向纪晓岚兜售，要价数百金，自称把它镶嵌在甲胄之上，临阵打仗时，可以躲避枪炮。纪晓岚说：“何不用绳子悬起这块磁片儿，拿枪击之。如果不碎，要价数百也不算多；如果碎了，则根本不能避枪弹，那就不应该要这么高的价了。”卖者不肯，说：“您于鉴赏并非当行，太煞风景。”揣上磁片，匆匆走了。后来纪晓岚听说，一个富贵之家花百两金子买了下来。
纪晓岚所煞的风景，还不止这一处。有一次，邻居老翁，困于饥寒，把珍藏多年的一方铜雀瓦砚，硬卖给了纪晓岚。砚背凸现有汉献帝的年号“建安”字样，砚额上刻着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铭词。“平生雅不信古物”的纪晓岚，始终认为“瓦能宜墨，即中砚材。何必汉未央宫，魏铜雀台？”所以他每次打开砚匣，都要皱上一阵眉头。偶然一次磨墨润笔，这块瓦砚居然非常好用，纪晓岚顿生怜惜，“惜其本质原不恶，俗工强使生疮痍”，别人视为至宝的建安字样、苏黄铭词，在纪晓岚看来却成了砚身上的赘疣和疮疤。纪晓岚忙叫书童搬来磨刀石，亲手将砚上多余的文字尽数磨掉，直磨出原来的真面目，这才觉得心舒神畅，分外高兴！朋友们见了又惊又笑，说纪晓岚此举简直就像把原来罕见的方竹给削圆了一般，大煞风景。纪晓岚一笑置之。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卷一第二十五则中曾说：“余尝与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为泡影，区区者复何足云。我百年后，倘图书器玩，散落人间，使赏鉴家指点摩娑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饱虫鼠，委泥沙耳。故我书无印记，砚无铭识，正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偶与我逢，便为我有。迨云烟过眼，不复问为谁家物矣。何能镌号题名，为后人计哉！’所见尤洒脱也。”
一般都知道，中庸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孔子不是就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究竟什么是中庸？却不容易说清楚。孔子除推崇中庸之德外，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如果孔子所说的“中行”性格就是中庸的话，那末它是在狂狷两端得其中。狂者进取，可能的流弊是急功近利，狷者有所不为，可能的流弊是消极退缩。中庸就是能兼具二者之长又无其弊的一种理想性格。
“中庸”一书对它的意义有较多的发挥：1．中庸是戒惧，谨慎的态度。2．中庸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合者为君子，不合者为小人。3．中庸是不偏不倚、合适而又难以企及的生活理想。
中庸虽是儒家的重要学说，这个理想却不专属于儒家，被后世儒者目为“异端”的释、老，同样也具备这种理想。
佛陀说：“精进太急，增其掉悔，精进太缓，令人懈怠，是故汝当平等修习摄受，莫着、莫放逸，莫取相。”此颇似孔子中行、狂、狷之说。佛教要人不可执“有”，也不可执“空”，应该修习“中道妙理”，也正是中庸之道的表现。
老子观察到许多人生两极端的现象，如进与退，盈与虚、福与祸、智与愚等，在现实人生中，不是得于此，就是失于彼，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很难达到均衡无失的状态，因此为人间带来无穷的问题。老子针对这些问题，做了极富智慧的提示，他提示人欲进故退，警告人盈不可久，劝慰人祸福无门，鼓励人大智若愚．这些无一不代表“择乎中庸”的人生智慧。
当代作家林语堂，在他两本极为流行的作品里，竭力宣扬中庸之道，认为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道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庸”，它是以综合折中为手段，经长久的演进，应用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国人把宇宙一切事物，综合为“三才”，就是天，地，人，在这领域中，中国人折中之，以“人”为中心。天为人而立，地为人而成，就是这个道理。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中国也综合之成为三层，就是群、家、己。我们把他折中在“家”这一层，这是我们的风俗习惯，都以家为出发点的缘故。社会组织是以家为基础，而个人不过是家的一分子。
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中，中国人也分之为三态：张放、节制、弛紧，我们又把他折中在“节”态之上，所以一切的心理修养，都要以节制为基础。
在人与时间的关系中，中国人又综合之为三段，就是既往，现在与将来。在这领域中，我们又折中，以“现在”为中心．我们习惯要讲“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综合折中之说，说明中庸的主要意义，是在强调既不太过，也不不及的择乎中庸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曾见之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中，亚氏和孔子一样，视中庸为道德的真谛。在对人的态度上，他认为阿谀嫌太过，轻视又不及，友爱最合乎中庸。在社交方面，傲慢嫌太过，卑屈又不及，诚实最合乎中庸。在处事方面，粗鲁嫌太过，怯懦又不及，勇敢最合乎中庸。使用金钱浪费流于不过，吝啬流于不及，慷慨才是中庸之道。
为何中国，印度，希腊的圣哲们，都一致提倡中庸之道？除了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大中至正的生活理想，在两端之间择乎其中的过程，也是人类获得愉快和谐生活的方法，我们的社会是依赖着它调适其间，才不致完全崩溃和毁灭。
中庸，就是纪晓岚秘不示人的处世智慧。
方圆立身之道二：要张扬天真的个性，要形成自己的风格
——有才者往往不易令人接近。古语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善于消除别人的防卫戒备心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做一个受到广泛欢迎的人，是成功的根基。有的人靠虚伪的矫饰，靠浓妆艳抹，靠装出来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来消除别人的戒备，往往适得其反。只有天性善良、本性流露，行事风格与个性协调一致，才能产生无穷魅力，打动人，感染人。天真的个性、鲜明的风格，是获得大家认可立身于世的强大武器。
方圆实战：无时无刻不流露自己至情至性的个性
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时，前后十余年，由编修升至礼部尚书，文人的习惯始终保留。为编《四库全门》查找秘籍，他曾四进承德避暑山庄查点文津阁秘籍。
有一次，在承德避暑山庄检点自己编纂过的书稿，忽然从书中掉出一张纸条，他捡起来一看，不由得高兴地大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沉没数百年，终见于世，岂非贞魂怨魄，精贯三光，有不可磨灭者乎？”陆锡熊等同僚见他这样高兴，不知何故，都奇怪地望着他。
原来，他见到的是几年前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出的一首不见传本的佚诗。此诗抄后夹入书中，后来书被人搬动，竟忘记夹在哪一本，多次查找，均无所获。现偶然得到，岂不令他高兴异常！
这首诗题名《李芳树刺血诗》，没有注明朝代，也未说明李芳树是什么人，更未注明为何而作。当时陆锡熊为它作了一次小小的考证。根据诗在诸诗中的排列次序，断定李芳树为宋人。即使是宋人，到清乾隆间也已几百年了。诗作缠绵悱恻，婉转哀怨，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颇为类似。纪晓岚本是个多情种子，见此绵绵情诗，怎不珍爱非常？诗云：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
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
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
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
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
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
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
云何尺咫间，如隔千重山？
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
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
手裂湘裙裾，位寄稿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
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
不然死君前，终胜生弃捐。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这首诗写得何等凄怨，难怪纪晓岚爱不释手了。由此也可见纪晓岚的文人纯真气息，以及对人间挚爱真情的歌颂与向往。
本来，在宋明理学的体系中，只有“天理”才是惟一的、实在的，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则被绝对加以排斥，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乃是中国传统道德可怕的变态和扭曲。
但是，压抑从来不是万能的。理学家们消灭欲念的强力主张，自晚明以来便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击。纪晓岚在写作《四库全书》提要时，也站在这一阵线之中向理学出击。他叙述了如下两则抉择于“欲”与“理”之间的故事，它们的主人公分别是北宋陈烈与南宋胡铨。
陈烈一次出席宴饮，东道主请来官妓于席间助兴，“烈闻妓唱歌，才一发声，即越墙攀树遁去，讲学家以为美谈。”对于理学道德准则来说，陈烈确是严守名教大防、坚守纯正“天理”的典范。
胡铨是南宋名臣。绍兴年间，秦桧主和，金使南下诏谕江南，他上疏请杀秦桧和使臣王伦，被谪吉阳军（今广东崖县）十年，直到孝宗即位，才被起用。在从贬地北归的途中，胡铨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曰：“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所谓“梨颊生微涡”者，即“侍妓黎倩也”。胡铨之诗后为朱熹所见，于是朱文公题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见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在这位理学大师看来，胡铨虽气骨铮铮，却因把持不住“方寸之间”的自我，从而在一念之差中堕入险恶的‘人欲”陷阱。系于人生全副身心和性命之上的伦理道德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终于无情坠落，胡铨由此而被判定，“自误平生”，此番情形正如乾隆帝所声言的：“天理与人欲，只争一线多。”“出此入乎彼”，其间绝无调和余地。纪晓岚却不然，他针对朱子对胡铨的斥责而发出这样的议论：
铨孤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误平生，其操之为已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
在这里，纪晓岚以一种现实的富于人情的态度来解说胡铨“归见梨涡却有情”的“失误”，其批判锋芒所及则是理学扼杀人的情感欲望的禁欲主义以及道德神圣、道德至上的泛道德主义。其立场和旨趣大不同于宋明理学家。
纪晓岚所撰《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记载了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
余幼闻某公在部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来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趑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跑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
一对情窦初开的小儿女，只因相遇而笑便在严密礼教的窒息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现实生活中，宋明理学确乎扮演了一个非常凶残、丑恶的角色。“以风化为己任”的理学家将本来契洽人情、助人向善的道德伦理，变成“忍而残杀之具”，进而“以理杀人。”表面上堂而皇之，骨子里男盗女娼的理学家还将道当作遂私欲的再好不过的器具。
与此相比，纪晓岚以礼部尚书之尊，著书立说，有的明显赞扬至爱真情，无疑是可贵的。
方圆实战：行事多风趣，令“闻者绝倒”
谈吐能直接反映出一个人是博学多识还是孤陋寡闻，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还是浅薄无知。一个不善言谈、沉默寡言的人很难引起他人注意。在社交中能侃侃而谈，用词高雅恰当，言之有物，对问题见解深刻，反应敏捷，应答自如，能够简洁、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就能表现出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风度。
然而，高雅的谈吐是无法伪装出来的。卖弄华丽的词藻，只会显得浅薄浮夸；过于咬文嚼字，又会使人觉得酸味十足。不背后议论人，讲话注意分寸，背后表扬人，多讲其优点，当面批评人，指正其缺点。
一天，纪晓岚的朋僚、《四库全书》的另一位总纂陆锡熊的母亲70大寿，家中张灯结彩，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纪晓岚与几个同僚前往祝贺，陆锡熊见是纪晓岚等人，特别客气。纪晓岚妙语惊人，才气不凡，待宾客到齐后，特请纪晓岚撰写祝辞。
按当时的习惯，为高官的老寿星撰写祝辞的人，不是官高位显，就是饮誉文坛。这时的纪晓岚仅仅30多岁，官职也只是个编修，主人陆锡熊请他写祝辞，这已是特别看得起他。纪晓岚却丝毫没有推辞，连说：“谨遵台命。”
纪晓岚提起笔，望了一眼在座的宾客，写下第一句话：
这个婆娘不是人，
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与他同来的朋友看到纪晓岚的举动，知道他要开玩笑，但在这喜庆而又严肃的场合，如此出言，大家都没有料到。陆锡熊更是惊得手足无措，坐在堂上的老夫人，满是皱纹的脸上结了一层寒霜，那怒火像正要发作。这时纪晓岚不慌不忙写下了第二句：
九天仙女下凡尘。
笔调轻轻一转，语意全变。大家哄然一声，笑了起来，正要发作的老夫人也转怒为喜，陆锡熊乐得直拍手。正在大家开怀的时候，纪晓岚写下第三句：
生个儿子去做贼，
这下又把大家弄糊涂了，不知纪晓岚到底要说什么，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那老夫人和陆锡熊眼睛直呆呆地望着纪晓岚，似乎要看透他。纪晓岚也不说话，直待大家胡乱猜测的时候，他才写下了第四句：
偷得蟠桃寿母亲。
这下大家方才明白，于是众宾客都欢呼起来：“高才，高才！”
老夫人和陆锡熊也满意地笑了。
其实，纪晓岚的这四句话，并非什么上乘之作，它的意义太单薄。纪晓岚这样作，只是显示他的幽默和机智，以博得大家一笑而已。
历史上不少文人也有过类似的戏谑。据《葵轩琐记》记载，明代风流才子唐伯虎，当住在对面的富翁母亲70寿诞，向他求诗时，也曾写下这样四句话：
对门老妇不是人，
好似南山观世音。
两个儿子都是贼，
偷得蟠桃献母亲。
唐伯虎恃才傲物，潇洒风流，开这样的玩笑是可能的。纪晓岚的四句，与唐伯虎的四句话如出一辙，但第二句不同，意义更为合理。纪晓岚广读诗书，不管他是借用还是独创，都说明他机敏灵活。
流传下来的一则他为人写春联的故事，也可以反映出他的博学。
春节到来，人们都知道纪翰林善于题联，一时间上门求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使他真有些应接不暇。不过他也真有办法，无论谁来，上联都用唐代高适的一句诗：圣代即今多雨露；下联也集唐诗中的句子做对，而且大多切合请托者的身分时况，很受请托者的喜爱。
一开始，他这种办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可是一连几天过去，手不停挥地打发走了上百个请托者，上联总是那句“圣代即今多雨露”，下联却绝无重复的句子，翰林院学士们觉得十分惊奇，禁不住拍案叫绝：这河间才子纪晓岚，究竟会背多少首唐诗？
恰好，有位前任侍郎，不久前被贬去官职，受命到翰林院行走。他看纪晓岚给人的春联，无一例外地用这句上联来颂扬皇帝圣明有道，对臣民宽厚仁慈，普施恩泽，便有意要为难他一下，也来向纪晓岚求写春联。
纪晓岚见侍郎也来求联，很是高兴，口中寒暄着，随手提笔写出了上联：圣代即今多雨露，那位侍郎看了，微微笑道：“敝人新由卿贰贬到翰林院行走。”
纪晓岚一听，忍不住嘴角一翘，心里话，这回有点不好办了，看来侍郎是有意开我的玩笑！这侍郎所说的卿贰，就是侍郎的别称，因为六部尚书为正卿，各部侍郎的地位仅次于尚书，所以又称做卿贰。这位侍郎被贬回翰林院行走，只是来这里协助工作，并不是专职官员，一下子就是连降了数级，跟“圣代即今多雨露”一句，完全是两码事，但上联已经写出来，又不好不用啊。
纪晓岚抬头看看身边的同僚，他们眼睛含着笑意，分明是要看看他这次如何写就下联。纪晓岚略一思索，有啦！抬头向侍郎笑道：“大人来得正好，有一唐人诗句，只有给您用才最合适！”
说完笑盈盈地提起笔来。同僚赶紧凑到他身边观看，只见他写道：“谪居犹得住蓬莱。”
这句下联，用的是唐代元稹的诗句，纪晓岚把翰林院比作蓬莱仙境，给侍郎用上了这样一句，说他虽然被贬，却因祸得福，到底还是归于“圣代即今多雨露”啊！
侍郎看了，佩服得直点头。同僚们也称赞起来，说他真不愧为才子。
令“闻者绝倒”这样的事，纪晓岚似乎终生乐此不疲，亦颇有一些得意。在关于他的传说中有多少“令人绝倒”，谁也说不清。他的幽默总是来得那么突兀而又自然而然，他很天真地捉弄眼前的人物，有时也自我解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