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哈佛大学负责审查通用教育课程设置的工作组提议：所有大学生都要修一门主题为“理性与信仰”的课程。该提议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了全美议论的焦点。忽然间，人们对一个早已建立的毋庸置疑的知识再度产生了疑问，将学术界和宗教界再次分开。
宗教领袖和许多学者欣然抓住这一提议并表示，这所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学府终于意识到并承认了信仰在人类生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大学新生中，有79%的人信奉上帝，69%的人祷告并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力量、支持和引导。
而哈佛大学偏世俗的教授们担心，要求学生在哈佛修这样一门课可能会为宗教在校园的复苏敞开大门，并且会促使其他宗教类课程的设立。他们不愿意重新开启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古老辩论——那场激辩几乎持续了两个世纪。更重要的是，人们担心一旦哈佛批准了该提议，便会开了先河，全美其他大学都会纷纷开设类似的课程。
就这样，一个单纯的学术提议逐步升级成了重大分歧，导致占主导地位的两个世界观再一次兵戎相见。该课程设置委员会试图做出解释，称他们的意图不是要引入宗教式教学，而是要帮助学生仔细观察“宗教与国家、社会及国际文化的相互作用”。他们称此举不是要让理性和信仰对立，而是要用理性的思维仔细观察信仰，以便更好地为学生参与深入的宗教探讨和思考做准备。然而，他们未能平息事态。专栏作家、政治权威，甚至电台脱口秀节目都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急于激发更深入的讨论，去探究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人类意识的方法孰优孰劣。
该课程设置的提议在提交数周后就仓促地收回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组建议将“理性与信仰”课程换成关于“做人意味着什么”的课程。
哈佛大学这场信仰与理性之争尽管持续时间不长，却让我们回忆起了前人为了调和理性与信仰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中世纪晚期，圣·托马斯·阿奎那就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13世纪，由圣·奥古斯丁精心构造的基督教世界观在基督教时代初期就开始阐明该问题。市场经济开始从封建生活阴暗的深处萌生。新技术，尤其是水磨、风车以及新农具的使用正在提升农作物产量，产生盈余产品，促进人口增长，带来城市生活——这是自罗马帝国沦亡以来的第一次。新的技术进步激发了人们对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去组织生活的兴趣。对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重新发现——摩尔人通过征服西班牙将古代文字重新引入欧洲，激发了基督教学者对逻辑和理性思维模式的兴趣。
到了13世纪，理性秩序下的思考和行动获得了生命力，开始向以信仰为基础的教会准则发起挑战。初期是以实际的方法组织生活，从而帮助改善整个人类生活。不久之后，世俗理性就遭遇到了超世俗的慈悲与救赎。
托马斯·阿奎那是13世纪伟大的传教士和学者，他担起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调和两大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调节现实秩序的方式，希望既能保全信仰，也不谴责理性。在他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两部著作中，圣·托马斯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哲学同基督教神学进行协调，一些学者称之为“精致的组合”。圣·托马斯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宇宙是有序的，理性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但圣·托马斯称这个仅仅是可能，因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个有序而理性的世界。人类有理性，这给了人们一扇仰望上帝的窗户。人们在理性的帮助下了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进而接近了上帝。正如中世纪历史学家霍伊特指出，“在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的过程中，必须是“亚里士多德成分”去适应基督教体系，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理性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让人们从窥见神创造理性世界的大能中受到鼓舞，进而信仰神。然而，只有当世人获得“启示”，窥见上帝的伟大设计时，理性才有可能正确。因此，如果启示和理性两种真相并存，那么理性总是第二位的。如果理性与启示发生冲突，那么理性就会出错，必须用额外的推理加以纠正，直到排除错误。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也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他们向圣·托马斯提出的上帝创造了神奇的理性世界的概念表示敬意。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对上帝创造了理性世界这一点从来没有过质疑——与他同时期的大部分人也是如此。然而，笛卡儿试图发现上帝对宇宙设定“自然法则”。他这么写道：
“当我仔细思考，就逐渐明白了所有物质本质上皆为数学运算，只不过研究秩序和计量方式不同罢了，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数字、图表、星星、声音，还是可以测量的其他任何物体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认为一定存在某种科学通论可以从总体上解释物质元素，解释秩序和计量方式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称为普遍数学。这种科学应当包含对人类理性的最基本的知识，其领域应延伸到探究每个主题的真理。”
笛卡儿仰望上帝的创造，看到的是一个理性的、可以计算的领域。“放胆直言，我相信，比起上帝赐予人类的其他手段，它（数学）作为万物之源，是更为强大的一种了解知识的手段。”
这个重任落在了艾萨克·牛顿的肩上，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发现了笛卡儿梦寐以求的数学方法，来描述管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力学运动。他的物质和运动三定律正是试图解释上帝蓝图的工作方式。
人们赞美上帝是最伟大的缔造者，创造了一个合理的、计算精确而又和谐统一的力学世界。然而，不久以后，神灵的启示被淡化了，变得微不足道，因为随后世世代代的学者、商人和手艺人们更愿意利用自然法则为人类效力，而不是对“神”这位工程师表达敬意。中世纪基督教的造物主变成了远方神圣的钟表匠，转动宇宙的发条，然后静待其旁，让他的人类代理者照管机器。
而在遍地煤矿、炼钢炉和蒸汽机车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红红火火世界里，在这个看似拥有了预言中那样丰饶的物质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对那种此生受苦，期待上帝慈悲救赎，相信有来世的古老想法不再那么感兴趣了。
然而，尽管世俗论者与信教者之间不时会互相攻击，信仰与理性这两者仍然弹性十足。正如圣·托马斯以及其后的启蒙哲学家们试图调和这两派思想一样，一些其他的现代学者同样为此付出了勇敢的努力。
尽管这些努力看来令人钦佩，而且人们无疑是欢迎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的，但这些努力往往收效不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种叙述方式都未能深刻地指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从而给我们的宇宙学仅仅留下了不完整的故事，也就是说，它们未能触及存在的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并不是否认这些让信仰和理性的故事如此令人信服的关键因素，只是有些必要因素缺失了，缺失的就是“体验”。
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东方的佛教、印度教和道教都贬低肉体的存在，或是否认其重要性。现代科学和启蒙时期的理性哲学亦是如此。对于前者，尤其是亚伯拉罕诸教，肉体是堕落的，是罪恶的源头之一。肉体的存在不断提醒着人性的堕落。而对于后者，肉体不过是装载思想的脚手架，一个必要但麻烦的提供感官知觉、营养和移动能力的物体，是思想用来在世上执行其意愿的一部机器。肉体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转瞬即逝。肉体充其量是一个可以忍受和操控的东西，但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东西。最差的情况是，不断地提醒着人类自己的弱小和必死的命运。肉体在年轻时被用作满足性欲的“对象”，到年老时则被嫌恶，因为它会衰弱，会在我们脚下腐朽。
最重要的是，肉体是不可信的，尤其是与外界的不断接触和反应中产生的情感，则更不可信。无论是《圣经》还是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除了将情感贬低，认为其不但不可信，而且会成为对神的顺服或者对理性意愿的阻碍以外，都没有为人类的情感留下空间。
《圣经》中的一幕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上帝召唤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来表明他对上帝权威的坚定服从。亚伯拉罕极度的情感痛苦在统治宇宙的上帝的盛怒之下，并未得到关注。亚伯拉罕诸教信仰的是上帝的律法。而犹太民族正是《圣经》中所描述的民族。人类的感觉和情感往往是将人引入歧途的根源。甚至连《新约全书》的使徒和神学家们，尽管强调友爱，但也将肉体视为腐化堕落、令人厌恶的，提醒着人们一个转瞬即逝的堕入尘世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身体体验以及其引发的劫难与痛苦被视为一种苦修，是为了来世得到永恒的救赎。
而在近代，人们强调理性、客观和超脱，人类的情感被视为非理性的、不切实际的、无法客观体现、独立评估而又难以定量的。甚至在当今社会，不让情感阻碍合理的推理与判断也是常识。有多少次我们听到有人说，或者对别人说过，“不要那么情感用事，理智一点儿”。这传达出的清晰信息就是情感比不上理性。情感的肉欲太强，太接近我们的动物性冲动，而不值得人们认真地对待——更糟糕的是，它们玷污了推理的过程。
追溯感觉和情感的历史
无论是基于信仰还是基于理性的意识，都以一种脱离实体的方式看待存在。然而，正是被他们所贬低的感觉和情感使人类能够发展同理心关系，进而成为完全成熟的社会人。没有了感觉和情感，同理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世界与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新发展为大规模重新评估人类意识打下了基础。现代化之前的理念——如“信仰和上帝的慈悲是窥探真理的窗口”以及启蒙运动的观点（理性是现代意识的顶点），都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复杂的思维理论。
各领域与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同理心意识背景下，重新调整某些信仰和理性关键特征的优先次序。他们指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实体的体验，也就是与他人一起参与的活动，而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并做出反应，更是人类接触世界的关键方式，这不仅创建了个人身份，开发了语言能力，学会了推理，增强了社交能力，建立了文化叙事，而且定义了真实与存在。
身体体验的理念，对基于信仰和理性去看待意识的旧方式提出了直接挑战。尽管这个新的思维理论在一个更广阔的同理心框架下为前两种方式都留下了空间，但这两种方式已不再作为探究真实的独立方式而各自为政。身体体验的理念带我们走过信仰的时代和理性的时代，走进同理心的时代，却并没有摒弃过去这些世界观的特殊属性，这些特殊属性仍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类去信奉。
“我思故我在”或许是现代最重要的一句哲学话语。笛卡儿是在1637年的《方法论》一书中写下这句话的。这部学术著作成为我们此后思考人类意识的方式的基础。关于阐发这句名言的起因，笛卡儿是这么解释的：
“如果我望向窗外，看到一些人穿过广场，正如我碰巧做的，我通常会说我看到了这些人。然而，我看到的不就是一些帽子和外套吗？下面或许隐藏了什么自动装置也说不定，而我却判断他们是人。所以，我觉得某些东西是我用眼睛看到的，但这些实际上仅仅是我的思想中的判断。”
笛卡儿将人类的构成看作由身体的机器发出感觉信号给脱离实体的思想，然后思想用理性思维破译信息并形成判断。笛卡儿认为尽管身体和世界保持着联系，思维却是一个单独的领域，独立地起作用。他认为思维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并如此写道：
“它不需要地点、不依赖任何理性，也不依赖任何物质化的东西；所以，这个‘我’，我称其为我的灵魂，是与肉体完全不同的。”
笛卡儿描述了无形的思想统治着肉体，引申开来则是自然之躯。他的观点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并一直延续至今。当人们听到笛卡儿的学说，无不惊讶于他的思维过程与当今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认定的“高功能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性格是如此相似。笛卡儿想要除去他所认为的体验中不确定的成分——杂乱的、不可预测的、不由自主的感觉和情感因素，这些因素不断地爆发，中断了思维，表现出一个活跃的、有知觉的人的特征。他从纯思考的世界中寻求慰藉，深信数学证明提供了一种确定性，让人类的思维能够命令、控制和掌握物质世界。
笛卡儿眼中的人类是上帝派到世上的监督员。正如上帝是精神的本质，将这个无生命的世界安排得井然有序，用思维的力量控制世界的运转——上帝终究是宇宙思维的核心。人类，凭借天赐的理性，充当着上帝在世上的监督员，以同样的方式用意志力驱使着世间万物，包括人类肉体本身，使其运动并参与活动。
理性计算的敌人是情感。如果任由情感漫游，情感会分散甚至淹没理性思维。通过在人类“方程式”里除去情感因素，笛卡儿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感觉的、纯理性的、精于计算的生物，比起他所归类的本质上是机械的物质世界，这种生物反倒在很多方面都更像一个机器人或者如机器一般。笛卡儿对人类的这种观点被流行的电视剧《星际迷航》中史波克这个角色讽刺挖苦了一番。史波克是从瓦肯星来的理性生物，外形酷似地球人，但是缺乏表达人类感觉和情感的能力。他与非常情绪化的柯克船长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是这部电视剧主要的看点之一。在危急情况下，史波克的判断，尽管完全合理，但往往缺乏必要的同理心，无法恰当地处理眼下的社会现实情况。他的冷酷、超然以及空洞的人格使他无法理解情况背后的情感因素，结果，他的建议往往被驳回。
通过漠视体验的具体性，笛卡儿同追随他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将人类的死亡本身也一并排除了。活着就是有实体的，有限的，终有一死的。我们应当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死的必然。活着就需要不断地奋斗，忍受疼痛、磨难与苦闷，以及拥有快乐的时光。如果世上没有了感觉和情感，人们如何庆祝生命的诞生，哀痛亲友的故去，或者拥有一段亲密的情感呢？
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他的《笛卡儿的错误》一书中，提醒我们如果接受了人性脱离实体之说，我们会放弃什么。他这么写道：
“或许我们人类最不可或缺的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里，提醒我们自己和他人，我们人类是复杂的、脆弱的、有限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我们压抑实体的存在，剪断以实体方式联系人类与世界的情感纽带，我们将失去与他人产生同理心的能力，而这正是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本质所在。
达马西奥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情感在组织人类思维以及亲社会行为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为此，他研究了大脑部分受损对人类行为以及决策能力的影响。他就一个大脑部分受损的神经病患者的病例做了报告。这名患者从表面上看一直很正常。他表达清晰，注意力集中，保留着以前的记忆，也能进行计算，并能解决抽象的问题。然而，他的病损伤了大脑中能让他正常地体验感觉的部分。结果，他的推理过程是有缺陷的。他无法准确地解读情况并以恰当的方式做出反应。他缺少了一种“社会罗盘”。达马西奥的结论是，“情感与感觉过程的某些方面是理性必不可缺的”。
达马西奥和其他神经病学家观察了一些脑部受损，尤其大脑控制感觉、情感和推理部分受损的病人的一些奇怪行为。试想一下，有一种医生们称为疾病感缺失的情况，临床表现是无法认知疾病。比如，罹患致命性中风的患者，当被问及感觉如何时，他们的回答却是“感觉很好”。尽管意识到他们已局部瘫痪，但他们的大脑特定部分受损，使他们无法就他们的情况进行情感表达。当得知自己的危险处境，以及即将面临的可怕后果时，他们的回答却是一片空白，令人奇怪。他们从来没有表达难过、焦虑、愤怒或者恐惧的情感。结果，他们缺失了针对病情治疗情况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同样缺失的是计划未来并做出适当的社会性决定的能力，而这一切都与理性思维相关。
近来，神经病学家们集中关注了大脑中情感和理性相互作用的区域。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是前扣带脑皮质。达马西奥指出：
“这一扇区的受损不仅会受损运动、情感和注意力，还会导致动作与思维程序实际停止，使理性不复存在。”
科学家们迅速指出，没有一个单独的部分只负责我们所谓的思考行为。相反，他们认识到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用达马西奥的术语，像一个“合奏组”。我们所谓的思想是一支复杂的管弦乐曲，由生物化学与神经系统的调节回路组成一个整体运作，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只有在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才能充分地理解心理现象”。
换言之，思考行为以实体的方式将知觉、感觉、情感，以及抽象的推理结合起来。“我参与，故我在”——这与笛卡儿提出的思虑深远的、超然的自主思想完全不同，也并未体验到肉体的玷污。
对脱离实体的理性做重新评估的，不只是神经系统科学家们。新一代的生物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也开始投入这场大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实体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本性，这种方式正在重写人类故事并且为新兴的同理心时代奠定基础。将各学科研究成果联合起来的全是这样一个信条：我们每个人都仅仅存在于和他人的关系中。俄国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如下言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存在意味着交流。存在意味着为他人存在，并借由他人，为自己存在。一个人并没有内部的主权领土，他完全是而且总是站在边界上；观察自身内部，他观察的要么是另一个人的眼睛，要么是用另一个人的眼睛观察。”
这与笛卡儿描述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在笛卡儿的世界里，每个思维都是独立运作的，是脱离实体的，因此，没有必要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了解自己或者体验自身的存在。在这个脱离实体的纯理性世界里，只有先验的真理等待着每个人类独立地发现。真理的确定性已然以事实的形式事先存在，受数学证明的管制，只需要纯思想来使用它们，去理解、解读、归类以及评价我们的物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
而身体体验的倡导者们对这一想法避而远之：知识、理性和思想的存在是先验的，只需要探求之心从苍茫宇宙中摘取它们并存储在意识里。这些倡导者也对信仰牛顿学说的人们提出的观点感到不快，该观点认为真理的组成是离散的，可以单独地衡量、归类，并遵循一种单调的因果联系。
相反，他们主张精神生活总是与人联系的，因为精神生活是基于我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以及我知道你所知道的观点——这就是思维理论的概念本身。因此，思维本身的发展需要与他人的关系。的确，我们只有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了解自己。正是通过不断地同他人接触，我们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所吸收的、同别人的经历的一种体现。而语言本身，即用言语构建思想的能力，也只有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仅仅由机器人带大的孩子，没有同人类的接触，如何能够开口说话，因为语言本来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关键在于，我们个人的身份和意识正是在我们同无数其他人独特的体验中形成的。没有一个单纯的独立的“我”，只有一大群独一无二的“我们”。
心理治疗师约翰·罗恩和米克·库珀发现：
“我们‘内心’生活的内容并不是彻底地藏在个体的‘内部’；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于我们与周边发生相互反应的一项项活动里。”
罗恩和库珀称，如果这一点是事实，那么“我们所有真正的精神活动首先是‘在外部’世界，在人与人之间发生——那就是精神活动产生之处，那也是精神生活最有意义的地方”。
伊曼纽尔·康德是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同勒内·笛卡儿一样，应该会认为体验知识是错误的。康德认为存在先验的、天生的归类，是认知的基础，这与柏拉图式的纯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高处，超越了尘世的喧嚣，存在于某个至高无上的领域。康德赞美这个永恒不变的领域的崇高秩序，与这个虚妄世界的日常体验有天壤之别。他沉思说：
“我们如今不仅仅探索了纯粹的理解（先验范畴）并仔细地调查了它的每一部分，而且还测量了它的范围，并合理地给万物分配其应有的地位。这个领域是一座岛屿，被自然本身不可改变的界限所环绕。这就是真理之岛——多么迷人的名字！被浩瀚而汹涌的海洋围绕，那是错觉的故乡，雾堤滚滚，迅速消融的冰川比比皆是，造成了彼岸的假象，一次又一次地迷惑着喜欢冒险的海员，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康德在动乱的世界里寻求确定性，并在纯粹思考的先验范畴中找到了它。然而，真实的世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甚至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在永远变化着。我们所认为的有身体的自我更像是一种活动形式，不断地与世界进行着索取与给予的交换。从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延伸的生命，都生活在这股混乱的潮流中。因此，有形的“我”在每时每刻不断被重塑，然而我们的身份却看起来保持不变。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相信，或至少部分相信脱离实体的模式。比如，当一个人失去一只胳膊，他不会把这只胳膊当作自己的身份，而是会当作一个附属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一种指导性的意志，掌控着我们有形的身体。正如已故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巴雷拉指出：“我们并不说‘我是身体’，而说‘我有身体’。”
2008年，一位名叫玛丽亚·西姆诺维的波兰医生成功地为一个被严重毁容的女士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面容。公众对这个富有争议的过程非常感兴趣，想知道这名患者最终在镜子里看到另一个脸孔时，会不会产生根本性的身份危机。西姆诺维随后称，这名女士对新面孔感觉舒适，并没有觉得它改变了她的身份。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人们接受了器官移植、整容，以及变性手术，获得了人造心脏、四肢以及类似器官，而这些人也有着相似的反应。
身体体验学派的倡导者们辩称，虽然人们感觉他们的自我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过程是在体外的某个领域。相反，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是谁，是与我们与他人的种种经历与关系的兴衰起伏紧密相连的，正是这些经历与关系给了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历史。尽管这些经历是具体的、有形的，而与另外一方——无论是人类，还是另一种有情感的生物，还是自然分享时光的“共享”意识是无形的，它变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历史和身份。
认知语言学教授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巧妙地总结了脱离实体的与有实体的方式对于理性功能的不同影响。脱离实体的观点认为：
“有形的身体在思维的内容，即实际概念的形成塑造方面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没有给予任何重要的推论。该观点认为概念是形式的，来自于产生形式结构的思维能力，来衍生更进一步的、推测出的形式结构。”
相比之下，体验的方式称每一个物种都具有其独特的感觉器官，设定了如何感知现实的限度。举某种动物为例，如海豚和鲸鱼，它们只能看到黑白两色，而永远无法得知人类眼中的丰富色彩。看到非黑即白的世界塑造了这种生物的心理与现实，与看到彩色世界的物种完全不同。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
“概念本质属性的创造取决于大脑与身体的组成结构，以及它们在人际关系和在物质世界中起作用的方式。”
老鹰能从一英里[1]外的高空看到兔子。老鹰在高空的定向体验与海豚在海洋上的浮沉是完全不同的。莱考夫和约翰逊写道：
“传统观点认为，理性不是脱离实体的，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体验。使我们能够感知和走动的同一种神经和认知机能，也创造了我们的概念体系和推理模式。从任何角度而言，理性既不是宇宙的超验特性，也不是脱离实体的思想。相反，对理性的塑造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类身体的特性，是人类大脑神经结构令人赞叹的细节，是我们在世上每天具体的生活。”
例如，人类是唯一的完全用双足直立行走的高级哺乳动物。在世界上直立行走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时空定位，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真实感。尽管你的宠物狗也许特别地通人性擅表达，但是四条腿的参照系使它对于它必须行走在并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性质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位。弗洛伊德指出，人类与自然很深的疏离感源于“采用了直立的姿势，以及嗅觉的退化”。一个主要依赖嗅觉的物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显然与以视觉为主导的物种完全不同。
现实靠我们自己理解
不同物种对现实的认知很明显是完全不同的，但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人类的身体体验。我们是唯一可以将身体的认知转化成语言的物种，语言可以用来创造初级的隐喻，进而创造更加抽象的隐喻。
当我们不再去想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有多少关于身体的隐喻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身体体验对于思维过程有多么重要。很多与身体体验有关的词语都变成了人类思维的组成部分。我们“抓住”一个想法，与现实失去“接触”，“延伸”我们的思想，“抓住”一个可能性，“走”过一个问题，“感觉”某人的痛苦，“嗅到”老鼠的味道，“看透”别人对我们说的话，“败退”，“站起来”拥护我们的信念，“跑”单，在一段关系中“失足”等。
莱考夫提醒我们，我们正是通过使用隐喻，想象并建构了我们大部分的现实。使用隐喻是丰富我们身体体验的一种方式，并且给了我们一条让他人能和我们产生同感的故事线索，因为他人的体验也是基于共同的身体、空间与时间定位，这是全人类所共通的。
隐喻的使用为两个人分享彼此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载体。在符合人类每个成员共同经历的简单的初级隐喻上建构更为复杂的隐喻，是人类想象彼此“现实”的关键所在。比如，当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大头朝下“坠入”爱河里，我们必然会“抓住”这种感觉：他想表达的是自己已失去理智的“落脚点”，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感觉，感到既兴奋又危险，以及将全部的自己托付于人的脆弱感。
身体体验的理念为同理心时代提供了严谨的知识结构，正如笛卡儿先验的脱离实体的真理和圣·奥古斯丁对启示录和上帝慈悲的解读一样，为理性时代和信仰时代分别提供了知识基础。
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参与，故我在”的伟大转变，将同理心推到人类故事的中心——这个中心一直被占据着，但从来没有得到社会的完全承认和认可。波兰哲学家享里克·斯科利莫夫斯基写道：“成为参与式社会的一员就需要承认参与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了这种关系，事实上我们就承认了同理心。”
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参与式的世界里，而我们的身体体验恰恰是我们同他人不断接触的活动之一，那么同理心就变成了我们更深一步地走入彼此生活的途径。同理心也是我们相互理解并塑造共同现实的途径。然而，我们中仍有许多人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观念：现实是我们凭借彼此结交的关系而创造的对周围的世界的集体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从小就习惯于“科学方法”，它告诉我们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能够变成外在的观察者来了解现实——这恰恰与身体体验之于现实的方式截然相反。
启蒙运动之前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杰作《新工具论》中谈到一种理解和控制现实的新方法。培根概述的方法后来被称为科学方法。不满于古希腊对于科学事事强调问“为什么”的方式，培根将注意力转向了“怎么做”。他写道，古希腊人没有“举出一个倾向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并造福世人的实验”。培根对“如何利用自然进行生产”比仅仅思考人类为什么存在感兴趣得多。
培根的方法深受来自革命性的艺术界“视角”的新观念影响——了解现实的唯一方法是抛开自我，创造一个中立的界限，从而使脱离实体的思想可以对作品进行观察并做出价值中立的判断。培根相信科学方法是一个强大的新思想工具，使人类思想能够“战胜并征服”自然，并且使自然恐惧。培根说，新科学的目的，就是“建立并拓展人类主宰宇宙的力量”。
培根和追随他的理性哲学家们相信，自然只不过是一个装满宝贵资源的仓库，与我们唯一起作用的关系就是对其的控制。对培根而言，现实是客观的，是通过人类的利用表现出来的。我们通过操控自然来了解自然。
相反，研究身体体验的哲学家们暗示，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不是靠从外在施加影响力，而是来自内在参与和同理心共享。人类彼此间的同理心程度越深，参与的程度越强烈，生活的现实领域则越丰富。我们参与的密切程度定义了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程度。我们的体验也变得越来越有全球性和普遍性。我们完全变成了见多识广的人，沉浸在全球事务中。这就是生物圈意识形成的开端。
真理、自由与平等的彻底重塑
以参与的或者身体体验的方式来了解人性的本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思想最基础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还包括对真理构成以及如何定义自由与平等的概念。
当我们谈起“真理”的概念，我们通常指的是什么是“真实的”，与其相反的概念是“虚构的”。获得真理往往与现实是同义词。我们常常用“区分事实与虚构”这个短语，事实就是存在于现实中。但是，什么是“真实的”？在笛卡儿的哲学体系中，现实是由事实组成的，存在一种先验，并且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可以发现真理，但不能创造真理。
在体验哲学的框架中，真理存在于别处。这些新一派的哲学家们认为如果现实是我们借由分享的体验而共同构造的，那么真理则不是客观的、自主的现象，而更像是我们对彼此分享的共同体验的解释和说明。当我们说“寻求终极的真理”，我们真正表达的是：想充分地了解我们的关系是如何适应大体系的。我们所追求的真理就是探索我们是如何属于这个全局的，以及为何如此。
当有信仰的人们称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们指的是上帝知悉组成这个参与式的、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所有关系。有实体的人类体验是朝着建立所有联系努力的途径，这些联系组成了我们所谓的现实。同样重要的是，仅仅凭借参与的过程，我们也创造了一部分新的现实。我们的身体体验和相互关系越广阔，我们创造的现实就越多，我们就越接近包容一切的现实以及存在的真理——至少是反映人类参照系的真理。
总而言之，如果现实是体验，而体验永远是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关系越广，我们就能越深入地洞察现实的诸多层面，更进一步地去理解存在的意义。
因此，真理是关于万事万物彼此如何联系的解释和说明。真理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存在于“我”与“你”共建的共同体验的间隙中。这就是“创造现实”。
我们所谓的真理仅仅是对我们现存关系和普遍共识的一种组织。人类存在的真理是：存在离不开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体验的哲学方法与信仰和理性完全相悖，后两者忽视了我们体验性的存在。
当我们开始思索生存的意义这个问题时，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生存是否存在某种目的或者方向，如果有的话，每个人该如何适应它。经院哲学家们会辩称，生存的最终目的是热衷于信仰上帝的慈悲，顺从上帝的意志，以求得天堂的某一席位。理性主义者会称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追求物质进步来获得最大的快乐。进化论者的答案是为了生存和繁育后代。然而，身体体验哲学家们认为生存的意义是与他人建立关系，从而尽可能深入地体验生存的现实。生存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地活得充实，活得精彩。
我们在如何思考生存意义这一点上有着根本区别，这改变了我们对于自由的概念。自由是理性时代的核心观念。理性主义者称，要自由，就是要自主，不依赖于他人，也不对他人感恩戴德。自由在现代被紧密地联系到“控制自己的劳动以及保护自己的财产”的能力上，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快乐的方法。自由也被紧密地联系到政治领域的代表制，以及市场领域的选择上。法国革命者们高呼每个人在公共领域中都是有主权的个体。古典经济学家们称每个个体在物质世界中追求自我利益的程度是自由的。两者都被视作保护个人自主权的方式。在理性的模式下，自由是被动的——自由地排外，独立于他人，成为孤立的个体。要自由，就是要“自我控制”，自给自足。
自由意味着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个人生命中的潜力，而且真正自由的生活充满了友谊、爱与归属感，这些情感在每一次更加深入且有意义的个人体验，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完善。因此，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在充满“同理心机会”的社会里成长。
检验自由的哪一种定义更为出众的试金石，是临终之时的判断。当一个人回顾自己的一生，很少有人会以累积金钱的多少或是获得多大的自主权来衡量其生存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财富越多，自主权越大，往往人越孤立，无法与他人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我们生活的现实会变得越来越封闭，我们会活得越来越孤独。临终之际，多数人会回忆起与他人有着深深羁绊的经历——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同事。只有充满同理心的时刻，才是人生中最强烈的记忆，正是这些体验给人以安慰，给人一种互联的、参与的感觉，给人在世间的停留赋予意义。
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由观点相伴的是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力量与勇敢的观点。当我们想到自由，通常联想到的是独立与勇敢。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最后一句唱道：“自由的土地，勇敢的故乡。”在那个将自由视为财富，需要奋斗去争取的年代，勇敢变成了一种符号，象征了我们强烈的、独立自主的决心，要做“命运航船的船长，自己灵魂的主人”。我们认为自由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自由战士”甚至将自由等同于刀枪不入——美国开疆扩土的英勇事迹所歌颂的是完全的自给自足的人。那些先驱者、开山者、牛仔们独自动身驯服荒野的事迹被传颂成拥有真正自由精神的传奇故事。
先驱者的精神确实值得赞赏，但体验学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主张真正的自由需要人们表现出弱点，而不是“刀枪不入”。如果自由是充分发挥潜力的能力，如果衡量人生的标准是关系的亲密程度、范围及多样性，那么人越多地示弱，他或她就越开放，进而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亲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示弱并不是指虚弱，或者表现得像一个受害者或猎物，相反，示弱是愿意进行人与人之间深层次交流的开放心态。
体验倡导者们认为，真正的勇敢是勇于展露自己，毫不掩饰地为他人展现自己，愿意将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告诉他人。示弱是信任他人的表现。信任，就是相信他人会将自己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你不会被他人出于私利去利用或操控来实现其应急目的，而是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存在。当一个人被他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对待的时候，这个人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一个人人彼此猜疑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在这样的世界里，自由即刻沦为消极的、对他人关闭心门、封闭自我的能力。独裁社会里偏执与猜忌盛行，人与人之间针锋相对，自由精神受到了压制。
因此，自由的根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开放。自由从来都不是孤家寡人，像理性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约翰·韦恩独自在边境，而是一种深刻的公共体验。只有当我们彼此信任，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分享他人的奋斗与蓬勃发展，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信任反过来也为将同理心意识延伸到新的、更加亲密的领域提供了可能。
纳尔逊·曼德拉是体验自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入狱23年多的时间里，在常常被独自监禁的环境中，他选择对狱卒以朋友相待。他以一个自我挣扎的独特人物形象主动地接触他们。曼德拉并没有试图表现得无坚不摧或是坚韧不拔，而是表现得很亲切。狱卒开始感受到他的人情味。先前的偏见逐渐消融，他们开始钦佩曼德拉，并最终信任他，相信他与普通人一样，有着和他们同样的烦恼。
体验性自由的概念之所以能与大部分人产生共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吸收了人类组成的深层意义。而那种刀枪不入的模式——完全控制自己情绪的独狼性人类很罕见，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没见过。表现得毫无弱点就是不需要他人，能够孤立地生活。尽管有些苦行者和遁世者能以这种方式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完整。他们关闭了情感通道，而正是情感通道使人类成为最具社会性的动物。
“刀枪不入”使人联想到了超人，不受种种弱点和缺陷的妨碍。然而，正是这些弱点和缺陷让我们不够完美，需要彼此帮助，因此更有人情味。心理学家迅速指出，如果一个人假装“刀枪不入”，并且表现出对个人权利极高的自由精神，缺乏情感与同情心，那么这种人其实往往对自己的弱点极度恐惧，而他所展现的大男子主义就成了一个掩盖恐惧的面具。
除非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有着同样的弱点和挣扎，则他无法真正地对他人的弱点和痛苦生同理心。倘若一个人锁住了他所有的情感，那么他是完全不自由的，因为他禁锢了自己的灵魂，封锁了他独特的存在，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表达，也无法与世界接触。他变成了禁锢自己人格的狱卒。永远没有人可以了解“真正的他”并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他是真正孤独的，与被排斥或被流放的人无异。
自由与平等在历史上是并肩前行的。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们认为两者密不可分。它们成了时代新秩序的全部。在理性主义模式下，平等是一个可估量的法律现象。法律的颁布是为了保障政治主权、个人民主权利，以及市场准入。
体验哲学家们用偏心理学的方式去定义平等。他们询问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人和自己是平等或不平等的。他们视同理心的拓展为伟大的“调平器”，这种力量扫除了将人们分成主体与客体的种种形式的地位区别。他们提醒我们，只要平等还是以物质的狭隘形式来衡量——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机会，即便是按功绩而不是世袭财富论——最终也总是免不了以“我的”和“你的”这些词语来定义。财富、专业以及学术方面的不同将继续带来地位的差异，将人与人划分开来。
同理心拓展是在人与人之间创造真正平等的唯一表现形式。当一个人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彼此的区别就开始消融。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本身就是平等意识的终极表现。一个人无法产生真正的同理心，除非与他人有同样的情感。如果某人觉得地位比他人优越或是不及他人，因而产生差别与嫌隙，再想设身处地去体验他人的痛苦或喜悦就变得困难了。一个人也许会同情或怜悯他人，或者为他人感到遗憾，然而，要想真正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则需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感受并产生反应。在产生同理心的那一刻，并不存在“我的”和“你的”之分，仅仅是“我”和“你”。同理心是一种志趣相投的共通情感，它产生的时空超越了社会地位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