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同理心产生的那一刻就消除了地位和差别。这仅仅意味着在同理心拓展的那一刻，其他的社会壁垒——财富、教育以及专业地位，在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人的苦痛，提供安慰以及支持的过程中暂时中止作用。平等所表示出的含义并不是有关平等的法定权利，或者经济利益，而是一种观念：他人如同我们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凡人，值得拥有成功的权利。
毫无疑问，地位等级旨在造就不平等。地位就是有关排名以及要求获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每个社会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排外的圈子。一个高度等级分化的社会通常同理心意识很低，因为这样的社会划分了太多的地位等级，要想在自己所属的圈子以外拓展同理心，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是有限的。
另外，如果一个社会较为复杂，差异化和人格的发展良好，大部分居民生活舒适，且收入差距不大的话，人们往往更快乐，更宽容，更少嫉妒他人，更能对他人产生同理心——想想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
无论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哲学家，还是崇尚世界性身体体验的热心人士，都会认同自由是建立平等的必要前提。然而，他们对自由的哪种定义会更好地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推进平等却意见不一。现代主义者会继续视自由为保障政治上的公民权，保护个人财产权，保障个人获得市场的机会，而世界主义者们则更进一步地视自由为使社会权利最大化，建立、培养和鼓励同理心拓展的环境，进而凭借它撼动传统的社会层级，并缩小社会差异。
由人识己，由己识人的能力是一种深刻的民主化体验。同理心是民主的灵魂。同理心承认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剥夺的，值得公众平等看待。同理心的进化与平等的进化在整个历史上是并肩前行的。一个文化的同理心越多，其价值观和统治机构就越民主。一个文化的同理心越少，其价值观和统治机构就越极权。尽管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令人奇怪的是，针对历史和统治形式进化的研究对同理心拓展和民主的拓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居然关注得这么少。
向死亡妥协
如果现实是身体体验的反映，为什么人类文明在脱离实体体验的迷惑下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有形体验究竟有哪一点，让世上伟大的宗教和理性时代的哲学家们感到如此厌烦？那就是，身体体验不断地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不可避免。
在史前的采集狩猎文化，甚至早期的园艺社会中，死亡在人们的心里并没有那么严重。尽管意识到了死亡，但在当时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由死亡联想到恐惧的情况。直到人类远古的祖先打破了自然界的循环，一点点儿产生历史意识，对死亡的恐惧才开始笼罩他们的生命。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人们过着群居生活。自我意识模糊，个体的概念并未完全形成。史前意识无异于婴儿和五六岁小孩的意识，对史前人类而言，对死亡的概念和他们自身死亡是意识模糊的。古代的男女认为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季节的更替记录了时间的流逝。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命，认为生命像季节更替一样，每年周而复始地出生、死亡和重生。而死亡本身甚至被认为仅仅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死去的人们进入了某种冬眠或沉睡状态。
我们曾在第1章里提到，自我意识和初期的个体概念是在伟大的水利农业帝国时代开始产生的，与之相伴的是原始的同理心向更加成熟的同理心意识的过渡。然而，只有当人对自己独特的生命和肉身的存在有了高度的意识，同理心的表达和拓展才有可能。毕竟同理心是能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只有当人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才有可能产生这种能力。其他的哺乳动物体验原始的同理心，类似于人类的婴儿，对其他动物的痛苦表现出悲伤，甚至前去安慰它们。而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死亡，则产生了更加成熟的同理心。
有趣的是，同理心意识是和脱离实体的信仰相伴发展起来的。伴随信仰时代和理性时代同理心意识大爆发的是宇宙哲学的论调，宣称决心抹杀一切对肉体存在的有限性的承认——要么通过信仰来世，要么通过物质进步的理性化，以及创建未来的永恒的人间理想国。
西方文化已经通过宗教和政治的方式使永生的形象成为惯例。上帝和伟大的领袖被奉为我们的保护神，使我们免受时间的摧残。布兰登在他的主要著作《历史、时间和神》中研究了世界历史上各大宗教信仰，并得出结论，“许多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实践，有着共同的潜在动机——想要打败或逃避时间流逝所必然导致的衰退和死亡过程”。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避难所，以对抗人在世上生命的终结。每个宗教都承诺要么打败时间，要么逃避时间、克服时间、重设时间，或者完全否认时间。我们将宗教作为载体来进入涅槃，进入天国，或者许诺之地。我们开始相信轮回、重生和复活，以期逃避必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
我们精神上对永生的追求在现代早期开始让位于世俗的追求。启蒙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支持人类进步的激进思想，集体声援这个西方文明中全新的世间永生的思想。
进步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新观念。在这个新的思想格局中，时间不再用来准备基督的再次降临，而是作为一种途径来推动进步的新表象。相信进步，就是相信未来总会更美好、更广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更长久。进步是没有终点、不可阻挡、毫不间断的。进步将我们加速带进了一个无边无界的未来，一个无限拓展的“永恒的”未来。这种未来的新形象充满了物质主义——物质进步是我们通往永生的入场券，是我们欺骗死亡，克服短暂生命的方式。
科学与技术成了获得救赎的新手段。在危机时刻，我们仰仗科学和技术产品来从混沌势力中拯救失足的人类，这些混沌势力常常干涉我们竭力维持一个安全领域的努力。现代科学技术是物质世界的现世救世主。它们保障我们的安全，并最终保障我们的永生。通过科学技术，我们将延伸对未来，对自然力量，以及对我们自身寿命的掌控。我们将活得更好，活得更久，享受好生活，并进入我们自己创造的人间“伊甸园”，那里物质丰富，将成为我们对抗时间摧残和死亡宰割的堡垒。
这种对未来新形象的理论似乎所向披靡。人类如今相信，他们积聚的物质财富越多，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刀枪不入”。在他们眼中，到处都有人类不断进步的证明。
现代社会初期，当这个新发现的关于进步的未来形象，以其繁盛的姿态首次给欧洲意识留下深刻印象之际，法国贵族孔多塞抓住了横扫知识界的欢欣鼓舞之感，写下了后世不朽的文字：
“人类能力的改善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人类的完善是绝无止境的。因此，这种完善的进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大自然将我们置身于地球上，地球能存在多久，人类就能存在多久，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限制。”
组成信仰时代和之后理性时代的脱离实体的宇宙哲学，投下了对死亡极大恐惧的阴影，与成熟阶段颂扬生活的体验性同理心意识截然不同。
当一个人对他人产生同理心，这种体验就是对其存在的肯定，是对其生活的颂扬。同理心时刻是我们最生动的体验。我们感到充满活力，因为同理心行为始于身体体验，在这种行为中，我们“超越”了身体的局限，在短时间内活在共享的脱离肉体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将我们自己同周围的生命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相互联系，嵌入了由我们的关系所创造的现实。我们的同理心意识越成熟，我们参与生活就越密切和普遍，我们对现实层次的理解就越深。颂扬生活意味着与他人一起坚定地生活。同理心浅薄、体验有限的人，活得并不彻底。独居的生活永远活得不丰富多彩。
设想存在永恒的天堂和人间的理想国，两者都有着对追求完美的迷恋。追求完美，就要超越人类身体受到的时空限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完善人的技能或手艺，而是完善人的存在本身。在定义一个完美的人类概念时，我们会想到某人不受厄运和灾难打击，不受压力和悲伤影响——而凡人往往被这些困扰。完美的人类是没有缺点的，与生活中乱糟糟的部分一刀两断，不受衰退的摧残和岁月流逝的影响。追求完美就是要赶走死亡。
在宗教体系中，完美意味着过禁欲的生活，不受肉体存在的种种污点的损伤。独身者是脱离世界最高程度的表现。顺从的基督徒被指示要时刻仰望神的慈悲，拯救人舍弃肉身进入天国，人的灵魂居于最崇高的完美境界。奥古斯丁告诫信徒们，现世的生命仅仅是救赎路上的一个小站：“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在理性时代，完美的概念有了现世的时间维度。超越了肉体的局限，这是宗教意识的标志，逐渐让位于对人的寿命的逃避。效率代替禁欲成为完善自我，阻挡死亡的手段。
在18世纪工业革命的曙光来临之前，“效率”一词有着神学上的隐含意义。上帝是高效的。《创世记》，即《圣经》新约部分的第一部书，并没有以“很久很久以前”为开头，而是讲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使上帝成为最高效的创造者。
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开始波及欧美，“效率”一词在化学家和工程师的手中变形了。热力学定律的引入激起了人们对机器内部能量流动实验的浓厚兴趣。效率发生大转变。在新的工业化社会里，效率被重新定义为以投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劳动、精力和金钱来获得最大的产出。工程师们梦想着拥有永动机的完美效率，希望能够克服热力学第二定律。追求完美的效率就是要尽可能地产出最优产量，而不需要花费任何时间、劳动、精力和金钱。上帝创造整个世界时仅仅思考一下，世间万物就诞生了，这就是完美的效率。
效率变成了现世的一种争取永生的手段。一个人的效率越高，产出就越多，积聚的财富就越多，损失的时间就越少，就越接近一种超越热力学定律和令人恐惧的熵的状态。效率开始意味着“争取时间”。
效率的概念快速地进入工业领域，并由提出了科学管理原则的弗雷德里克·泰勒在各大工厂和管理部门加以普及。从此以后，效率又进入了学校、公共生活，甚至涉足家庭关系。追求效率成为现代人的最高美德。在这股狂热之下，有一种潜意识或至少是一种没有明说的感觉——效率越高，人就能从某种意义上节省时间，从而逃脱死亡。
在这种现世的注重效率的价值观下重建经济和社会关系，会产生一种让所有关系为产量服务的效应。所有的事物和人类活动都变成了一种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的手段。然而，我们会以一种注重效率的方式对待我们真正关心的人吗？我们会以花最短的时间、最少的劳动、经历和金钱来获得最大产出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爱与情感，展现我们的热情与关注吗？一个人能高效地体验真正的亲密或者快乐吗？我们可能以高效的方式深刻地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吗？将关系变为追求效率以获得产出的手段只会使同理心精神遭到破坏。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将“珍贵时间”的理念引入了家庭关系中，要求父母在超负荷忙碌的一天中保留一小段时间来和孩子们“接触”。而这种有组织的亲密行为强迫出来的效率往往难以奏效，深厚的关系需要花时间来培养。
现代对效率的近乎病态的痴迷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对死亡的恐惧，希望能够通过节省时间让人在世上生存的时间无限地向未来延伸。任何人如果曾经接触过某个效率极高的人，都能察觉到这种恐惧。想要接近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同理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超越了死亡——不是抑制身体体验的短暂性，而是承认它，无论它有多么脆弱，然后最充分地享受生活。追求完美逐渐让位于寻求自我实现。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试着将生活发挥到极致。诗人赖纳·里尔克写道：“正确地理解和颂扬死亡，就同时赞美了生存。”黑格尔提醒我们，所有的生命“在存在的那一刻就撒下了死亡的种子：诞生之时即是死亡之时”。承认了死，我们就肯定了生。
我们对他人跟死亡做斗争，努力求生的行为感同身受。从他人的虚弱无力中我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没有人能对一个完美的人产生同理心。对他人的支持，安慰和帮助正是对他人活着的肯定与赞颂。这种共通的纽带强化了我们自身活着的感觉。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满怀同理心的拥抱更让人感到充满生机？
成熟的同理心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只有活着的、有血肉的人类才能体验。这就是为什么教徒能够服从和侍奉上帝，却不可能对他的灵魂产生同理心，因为教徒认为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是永生的，与凡人不同，因此无法体会他们独特的痛苦与挣扎。我们没有办法对神有同理心，当然，上帝也没有办法对人有同理心。
使徒保罗和早期的基督徒试图理解神，名为耶稣的人类其实是上帝的独生子。成千上万的人类可以对耶稣早年的苦难和因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早逝产生同理心。然而，耶稣复活成了不死之身——这个2 000多年来争议的焦点削弱了原本人能感受到的强有力的同理心纽带，本来耶稣的故事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故事。如果历史上的耶稣知道自己是上帝之子，派到人间去拯救人类，而上帝必然会使他复活，让他进入天堂，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赴死的故事就没有那么令人叹服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不会真正地死亡。
同理心意识无论是与天堂还是理想国，都毫不相称。没有凡人的痛苦，就没有同理心的纽带。
还应注意到的是，同理心意识旺盛之处，对死亡的恐惧便消退了，追求来世救赎或人间理想国的悔恨也消失了。年轻的后物质一代，有了更多的同理心和精神追求，不再那么迷信宗教，对来世或者理想国也不那么感兴趣，这或许并不是巧合。如果人此时此地能过着充满体验，充满深入参与的生活，他或她就不太可能梦想着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个完美状态下找到安慰了。
同理心时代的信仰和理性
如果同理心意识由身体体验产生，是对生命的颂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生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信仰和理性？信仰和理性是脱离实体地看待现实，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的两种方式。正如我们以同理心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真理、自由、勇敢、平等、民主以及死亡的概念，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定义它们的方式，这对信仰和理性同样适用。
当我们对信仰的概念进行解构，会发现在核心处有三个基本支柱：敬畏、信任和超越。信仰宗教的冲动始于敬畏，对生存的奇妙感觉，既神秘又神圣。敬畏是对生命的最深刻的赞美。我们对大自然的一切感到惊奇，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我们所惊叹的奇妙世界。当我们伸出手，去亲身体验，去拥抱“他人”，让生存变得完整，就会发现我们自身与这个宏大的自然框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理心是我们通过探索自己同令人敬畏的自然的关系来超越自我的途径。亚瑟·乔拉米卡利和凯瑟琳·柯茜在他们合著的《你的感觉，我懂！》一书中写道，这种超越的冲动来自“对建立联系的渴望，渴望与某种比我们自身更大、更强的东西建立关系”。那个更大的东西就是我们所敬畏的生存的秘密。
虽然敬畏能通向超越，但也可能通向绝望。如果人不能领悟生存的意义，敬畏会很容易地变成恐惧。那时，我们就面临着一种个人意义的危机，也就是信仰危机。毕竟，信仰是相信生存是有一定意义的。
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就和我们大部分人曾经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过的那样，经历了信仰危机。他这么写道：
“我感到我的体内有某种东西破碎了，那是我的生命赖以栖息之地，我失去了我所坚持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害怕活着，我想要逃离，尽管如此，我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
两年来，托尔斯泰为他在世上存在的孤独与放纵痛苦不已。而后有一天，当他在树林里散步，突然间领悟了信仰。他意识到信仰是相信人的生命是值得活着的，而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生命在大的自然框架里就有了意义，因此需要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关系以便活得充实。托尔斯泰得出如下结论，
“信仰就是生命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人就不会毁掉自己，而会继续活下去。信仰是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力量。如果人类不相信自己必须为某事而活，那他根本就无法活下去。”
尽管信仰由敬畏产生，要相信人的生命在更宏大而普遍的意义上是有意义的，但信仰也可能被偷换概念并塞进某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强迫人顺从，助长对死亡的恐惧，采取脱离实体的方式，建立严格的边界来区分哪些是被拯救的，哪些是被诅咒的。大部分有组织的宗教就是这么做的。
利用敬畏和信仰在生存意义上的作用，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实体体验得到发展，让同理心意识得到壮大。
同理心意识始于敬畏，当我们对他人产生同理心时，我们亲眼见证了我们自身神奇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将我们与其他的生命联系起来。同理心是我们对所谓的生存这个模糊的词的深深敬意。即使我们并不确定生存到底是什么，解释起来也很困难，但“当我们体验了就能明白”。它激发了敬畏，因为它是如此的强大与神秘。它到底来自哪里？它是怎么到那里的？我们为什么是它的一部分？它有什么意义？它有目的吗？
正是敬畏激发了人类所有的想象。没有敬畏，我们将不再惊奇，没有惊奇，我们将无法进行想象，也因此无法将别人的生活“想象”成自己的。我们知道同理心不能没有想象。而想象不能没有惊奇，惊奇也不能没有敬畏。同理心代表了敬畏最深刻的表现，当然，同理心也被视为最神圣的人类品质。
而同理心也需要信任——愿意将自己屈服于生存的神秘，无论是上至宇宙，还是下至与他人的日常生活。信任是同理心成长所不可或缺的，同理心反过来能让我们探索存在于万物中的神的影子。同理心成了仰望神的窗口。我们正是通过同理心的拓展来超越自我，并开始与生存的神秘联系起来。我们的同理心体验越深刻、越普遍，我们就越能体验生命的完整性，我们变得更能参与一切、知道一切，并且属于一切。
倘若仔细观察世界上有组织的宗教，就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用这种体验的方式在字里行间探寻神的踪影。神学家称为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
万有在神论作为一种认识上帝的方式既肯定了上帝的超越性，又肯定了上帝的内在性。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并不是“外在”的某个存在。希腊语词根指出了它的意思：pan意味着“一切”，en意味着“在……之内”，而theis意味着“上帝”。上帝不只是一切（因此，上帝是超越的），而万物皆在上帝中（因此，上帝是内在的）。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就在这里”，正如上帝也不只“在这里”。
而世界上主要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核心教义大部分仍然是脱离实体和现世的，切断了同理心的拓展以及对上帝的内在性探寻。
在同理心时代，精神性将不可避免地代替宗教性。精神性是一个深层次的个人发现之旅，而身体体验一般情况下会成为建立联系的指南，同理心会成为促进超越的途径。世界价值观调查同其他无数的民意调查显示，新一代人对神的态度有了转变，工业化国家里的年青一代逐渐对有组织的宗教感到厌倦，转向对个人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在自然中得以体现，并以同理心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同样也可以将理性从脱离实体的启蒙运动的根源中提取出来，在体验的同理心框架里重铸并加以利用。尽管理性一词往往被联想到合理化——将现象抽象化并加以分类，通常需要可量化的度量工具，然而理性的含义不只是如此。理性包含了留心、反思、反省、沉思、冥想，以及揣摩，还包括修辞和文学上的思考方式。理性包含了这一切，甚至包含更多。我们想到理性时，通常想到的是从直接的体验中后退一步，在我们的记忆中探寻是否存在类似的体验，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恰当的判断或者决策，从而做出最佳的反应。
关键的问题是，理性是从哪里来的？笛卡儿哲学和康德哲学认为理性的存在是一个先验的现象，独立于体验之外，静待人类获取，而这并不符合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运用理性的方式。理性是一种组织体验的方式，依赖多种精神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理性绝不是脱离于体验之外的，而是一种理解和管理体验的手段。
正如我们之前了解的那样，体验始于与他人接触产生的感知与感觉，并在理性的帮助下迅速地转化为情绪，然后再次在理性的帮助下转化成有目的的行为。体验并不总是有序地进行的。人的感觉仍可能是不成熟的，未成形的。人有时甚至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同样，我们的情感也可能走向极端，给我们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
同理心将感知、感觉、情绪，以及理性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联系起来，为了达到与我们自身之外的芸芸众生共享的目的。如果同理心不存在，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或者说有情绪和可以理性地思考。许多学者错误地将同理心仅仅联想为感觉和情绪。如果这就是同理心的全部，那么同理心意识就不可能存在了。
我们开始了解到同理心不仅需要亲密接触，还需要一定的超脱。如果我们把情感完全宣泄在他人身上，或者他人的情感淹没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会失去自我和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他人境遇的能力。同理心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行为。人要怀着开放的心态体会他人的痛苦，就好像自己的经历一样，但不能被痛苦吞没，牺牲自己作为独特的独立生命的自我意识。同理心需要一个我和你之间可以互相渗透的界限，让我们两个生命可以在一个共享的精神空间里融为一体。
尽管感知和感觉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初步建立联系，但它们会迅速地被我们过去的记忆过滤，并且被我们运用各种理性的力量加以组织，从而建立一种恰当的情绪和认知，并做出反应。整个过程就组成了同理心意识。正如在第1章里提到的，同理心既是一种情感体验，也是一种认知体验。
那么，理性就是我们控制情感世界的过程，来创造心理学家所谓的亲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交智力。同理心是这个过程的实质。随着社会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差异越来越明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样，理性也变得越来越老练。与他人接触得越多，需要组织的情感就越多。理性变得更加擅长将涌动的体验情感抽象并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具世界性。这并不是说理性就不能用来开发其他的东西，比如达到自恋的目的，或者在人群中制造恐慌。
通过重新塑造作为同理心意识亲密伙伴的信仰和理性，我们创造了一股新的历史合力，将信仰时代和理性时代的许多最有力的、令人叹服的特征包含其中，而将动摇对生命的颂扬的脱离实体的故事情节，则抛在身后。
缩小“实然—应然”鸿沟
将敬畏和理性这样的核心特征融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同理心意识，让我们超越了身体体验与规定行为之间自古以来的分歧——长久以来困扰着神学与哲学的所谓的“实然”与“应然”的鸿沟。
因为无论是基于信仰的意识还是理性的意识，大部分都贬低身体体验，认为人类的肉体和动机在宗教里是堕落和不纯洁的，在世俗哲学中是寻欢作乐和功利主义的，总是需要自上而下地施加道德规范来确保亲社会的行为。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肉体的感觉、情感和热情是邪恶的、不可理喻的，或者有可能是病态的，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不断地加以控制。亚伯拉罕诸教依靠上帝的权威，以遵守十诫为准则，不断保持道德上适当的行为。而犹太人引入了黄金律作为一种最高道德，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律最初常常用于否定意义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亚洲的宗教和思想流派，包括印度教、佛教、儒家哲学以及道教，也阐述了它们各自不同形式的黄金律。
我们将在第6章看到，古时对黄金律的广泛宣传是一个强有力的同理心激增的表现，也是人类意识的一个质变，然而它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与之相伴的假设都是脱离实体的。虔诚的信徒，尤其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信徒，必须遵守黄金律，不是出于对他人的感受，而是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律法需要服从，以免激怒上帝遭到惩罚。
甚至连《圣经》新约部分中《路加福音》里慈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也认同这个观念，即注重对上帝的义务，而不是对一个陌生人产生同理心。在这个寓言中，一个法律学者问耶稣：“我必须做什么才能继承永恒的生命？”耶稣回答说：“你应当爱主，你的上帝，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待邻如己。”如果一个人同情陌生人并且爱上帝，那么他必将获得永恒的救赎。安慰陌生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与争取天堂的席位联系在一起，因此将其归于功利行为也无可非议。
康德在他的绝对命令中阐明了黄金律在现代的理性作用。康德的命令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只按照能够变成普遍法则的箴言行事。”其次，“要如此待人，不管是对待自己还是他人，总是作为一种目的，而从不简单地作为一种手段。”尽管康德除去了大部分宗教体验中包含的做善事出于私利的方面，他也除去了“感受的”体验，这个让同情心如此强大和令人赞叹的成分。
正如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康德称感觉并不是可靠的道德行为指南。感觉、情绪以及热情都太主观，太随意，无法建立普遍的道德标准。相反，他认为他的绝对命令是对普遍的道德准则的阐发，这种普遍的道德准则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可能的情况，不依赖于实证情况。换言之，纯理性超越了情绪的主观性，规定着人的道德义务。有道德的人是冷酷的、超然的、无私的，受理性和道德义务的驱动而不是情绪与热情的驱使。
甚至连弗洛伊德在他对理性意识强势的正面进攻中，也感到不得不引入一个脱离实体的道德机制，来监督他所认为的无理性的性冲动。“潜意识”这个观念的引入严重破坏了一个旧观点，即认为一个理性的头脑做事冷静，统治着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他暗示，人类充满了原始的性冲动——这就是本我的领域，受唯乐原则的支配。
尽管弗洛伊德认为现实原则和自我形成在婴儿早期就被迅速引入，控制了这些强大的力量，但他仍然感到不得不引入第三个结构——超我，作为一个脱离实体的道德权威来统治社会行为。超我作为思想的道德权威，独立于身体体验之外而存在，并作为道德指南针的作用，很像康德的绝对命令。
在这三个阶段的人类意识中——神学的、思想的以及早期心理的，道德权威是脱离实体的，至少主流的正统说法是这样。这是因为身体体验被认为是堕落的，无理性的或者是病态的。结果纵观历史，人的身体体验与我们的道德规定之间存在着鸿沟。似乎我们的身体体验需要被强迫、被定型、被诱导来遵守道德准则。换言之，隐含的猜测是人性与符合道德的行为相抵触，需要“用鞭子引导其走上正轨”，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事实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时常暗示的实然—应然鸿沟，即无法缩小人类“实际的”和“应该的”两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差距。只要身体体验被认为与道德律法不相关，或者相抵触，那么在人类现有的行为与人类应有的行为之间就永远存在差距。
同理心意识克服了实然—应然鸿沟。同理心行为是实体的体验，是充满了敬畏的，并且依赖情感和理性。同样重要的是，同理心意识既是描述性的，同时又是规定性的。在“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是什么”之间并不存在分界线，它们完全是一回事儿。当一个人设身处地地同情他人的痛苦，通过安慰和支持他人来赞美他们的生命，这个人就活得真实，活得完整。他的自我放大了，拓展了，满溢了，进入了更广阔、更宽容的，富有同情心的群体。产生同理心的过程拓展了道德的领域。
任何体验过同理心的人都知道，同理心不可能出于“是人的道德义务，因此是一种普遍义务”的理由而被命令感受到或者追求到。同理心能够同时被感觉和理性捕捉到，是一种重大的体验。
因此，同理心意识并不依赖一个外部强加的道德准则，而是存在于一个培养的环境里。一个人道德敏感性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人自婴儿时期起，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提供适当的社会和公共语境，社会能呈现出这样的环境。尽管原始的同理心潜质也存在于某些哺乳动物的大脑中，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但是要达到人类那样的成熟表现则需要学习和实践，以及一个良好的环境。写在法律和社会政策里的道德准则可以作为学习指南和标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倘若一个人行善是被迫而为的，或是不做会遭受惩罚，或是做了会获得回报，那么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善良，真正的善良源于人有同理心的本性。我们并不是因为命令或者承诺而将道德上适当的行为内在化，而是通过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将道德行为具体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就是要有普遍的同理心，因此，人的身体体验在道德上应适当。
同理心近来已变成了公共讨论的一个流行词，成了政策领域、专业群体和民间团体争论的焦点。这个词近来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该词的支持。奥巴马将同理心作为他个人政治哲学的核心以及政治决策的中心，从实行外交政策到选择最高法院法官都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能恰当地理解同理心在人类历史上的演变，那么我们就会冒着将这个词泯然于众的风险，甚至使其沦为嘲笑与讽刺的对象。正如在一个媒介驱动的社会里所常见的，这种社会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从一个儿童时期的小毛病突变为整个社会的流行病。因此，肩负着重新思考人类同理心性质的机会很有可能变成短时的媒体炒作，导致这个词沦为死气沉沉的陈词滥调。在人类历史的紧要关头，没有什么比进行一场关于“同理心在人类事务的发展和经营上的作用”的有意义的文化辩论更重要了。
这样的一场辩论不再是某个小圈子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必要行为。我们日益复杂的、高耗能的全球文明正逐步将人类推向灭绝的边缘。倘若科学家说的是真的，那么不用一个世纪，人类就有可能从这个星球上销声匿迹。尽管我们正迅速地进化为同理人，然而我们欠下的熵账单还是为我们接近世界意识顶峰的努力蒙上了阴影。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回顾我们的脚步，来了解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从而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更加安全的前进路线，让我们从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繁荣地发展，同时又减少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与人类同胞和孕育生命的生态系统和谐相处。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仅有几年的时间来为人类文明寻找一个新的经济路线图——它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能源机制，更加可持续，并且能给高烧不退的生物圈降温。
人类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要违背历史并创造一个新的、更加相互依存的文明，消耗的能源更少而不是更多，而同理心要继续发展成熟，全球意识要进一步拓展，直到我们将同情心与慈悲心充满整个地球，而不是耗尽地球的能源。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我们了解，随着人类文明一代代演变得越来越复杂、耗能越来越高，人类的意识是怎样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起来的。通过对人类过去的重新发现，我们找到了重要线索为有意识的未来改变方向。随着自身的生存陷入危机，我们无法再漫不经心地面对同理心意识如何在整个历史上进化，以及我们居住的地球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回顾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能源通信体系、同理心的提升和与之相伴的人类意识形式，以及它们产生的熵，将给我们描绘出一个人类社会地图，能了解人类从何而来，也希望这个地图会成为一个指南，纠正我们的前进方向，帮助我们驶向同理心时代。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第二部分
同理心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