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人类意识发生了多次变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人类意识的变化总是伴随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尤其是能源利用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生活在狩猎和采集时代的人类与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人类肯定具有不同的意识，而生活在工业时代的人类与生活在农业时代的人类肯定也具有不同的意识。这是因为能源利用机制的质变往往伴随着人类通信方式的变化，而通信方式的变化重塑了人类大脑理解现实、组织现实的方式。
在所有以狩猎与采集为基础的社会中，文化都是以口述的方式表现，而口述文化根本创造不出文字。相似地，几乎所有农耕文化都创造出某种形式的文字和计算体系，以便安排粮食作物的种植、储藏和分配。如果没有书面交流方式的出现，人类就无法在19世纪安排和管理好煤炭、蒸汽机和铁路，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期，第一代电子通信产品的出现，尤其是电话和之后的收音机、电视机的出现，变成了人类主要的管理和营销工具，它们的出现推动了以内燃机与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形成。
通信机制反过来改变了人类意识。口述文化充满了神话意识，书写文化催生了神学意识，印刷文化伴随着思想意识，第一代电子文化催生了心理意识的全面勃兴。
当然，一切并不是都严格按照这个顺序进行。这些阶段的意识并不是像变魔术一样，在适当的时间节点突然跳出来组织新的能源和通信机制。一般来讲，旧意识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新兴的能源和通信革命早期。然而，旧的能源和通信技术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孕育了新意识。
不同阶段的意识是人类精神世界对观察视角的重新定位，当新的能源与通信革命催生了新的社会制度时，这种重新定位就会发生。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集体拓展到了新范围和新领域，经历了心理学家们所说的“格式塔转变”，借用机械学的一个简单术语来讲，就是人类意识的时空维度经历了“再校准”。我们看事情的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在重新解读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人类会努力寻找自己在新环境中的地位和目标。这个重新解读的过程会受到人类与周围环境的新关系的制约。换句话讲，我们当前同自然界、世界和宇宙发生互动的方式，会直接影响我们看待和解读它们的方式，甚至是我们在描述对自我和现实的感觉时所用的隐喻，也是从这些关系中借用的。在农耕文明中，人类用农耕方面的隐喻来描述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的思想意识是围绕着机械学领域的隐喻展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则使用与电力有关的术语来重新解读宇宙。
不同阶段的人类意识划定了现实世界的外部界限。它们捕捉并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时空维度，反映了人类集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当前文明状态下的拓展范围。神话意识、神学意识、思想意识和心理意识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时空维度是截然不同的。每一个后起的社会秩序都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架构更为复杂，时空维度更为广阔，还有可能促进人类同理心的拓展，并提高地球生物圈的熵的总体水平。
不同阶段的人类意识还重新划定了“我们”与“它们”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就像一堵墙，墙的一边居住着“我们”人类，另一边则是居住着“它们”异类的无人地带。对于神话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非人类的事物，或者说恶魔、怪物。对于神学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异族人或异教徒。对于思想意识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野蛮者。对于心理学时代的人类而言，“异类”指的是具有病态心理者。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能源与通信革命都扩大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范围，将越来越多的“它们”纳入人类熟悉的范围。今天，全球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和空中旅行将接近2/3的人类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每个星期7天、每天24个小时的连续反馈回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同理心作用范围的拓展到了地球的整个生物圈，异类的范围正在缩小。然而，人类同理心拓展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熵账单增加的速度。
每个阶段的人类意识都是一部逐渐展开的伟大戏剧的组成元素。这部戏剧位于人类发展历程的中心，就是同理心表达方式的演变及其造成的阴影——人类造成的熵账单。
但是，人们如何验证同理心表达方式这种没有固定形态的事物呢？幸运的是，我们记录了同理心与人类意识的演变过程，证据就存在于人类的对话中。人类正是在历史中通过对话讲述了关于自身的故事，它存在于我们留下的叙事中。
首先产生了文字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科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一生致力于揭示光和颜色的奥秘。他为我们讲述了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歌德童话：青蛇和美丽的百合花》中，歌德写道：“国王问青蛇：‘比黄金更美好的是什么？’青蛇回答说：‘是光。’国王又问：‘什么比光更令人舒畅？’青蛇回答说：‘对话。’”据我们所知，在各种动物中，唯独人类才会讲故事，即只有人类才有叙事能力。叙事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每当人类意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叙事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核心主题。我们之所以能彼此沟通，倾听彼此的故事，是因为我们在寻求彼此的陪伴，希望同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和情感，提高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人类的会话与交流，无论是语言表达、文字表达，还是互联网媒介表达，都是我们向他人展现自我、了解他人真实情况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人面临的现实因素融入我们自己的现实状况中。美国耶鲁大学宗教哲学教授路易斯·杜普雷在《启蒙运动与现代文化的知识基础》一书中指出：
“对话需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己的立场，了解他人的真实情况。我越是向他人袒露自己，我越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并获得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感。”
因此，对话成为人类相互交流情感的必要工具。正是通过对话，我们建立了关系，这些关系塑造了我们独特的个人故事和身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和传播学教授佩吉·米勒进行了一组有趣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一些生活在巴尔的摩蓝领工人聚居区的年轻母亲和儿童，研究目的是评估叙事在日常社交过程中的作用。米勒用录音机录下了他所听到的成年人与孩子的对话，结果发现，在一个小时的对话中，大约出现了8.5次叙事，或者说，每7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叙事，而75%的叙事都是由母亲完成的，孩子的角色只是倾听者。叙事过程都是从一个突发事件开始的，涉及主角、原因、受害者以及同谋者。所有叙事都是线性叙事。换句话说，从一开始，成年人就让孩子明白生活是一场逐渐展开的戏剧，以故事的形式被人讲述。通过讲故事，人类得以梳理和回顾自身的经历，并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
为了促进儿童语言能力与社交能力的发展，人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讲童话故事。孩子一边听到父母读童话故事或其他故事，一边看着书上的图片和书页上的字。童话故事都是构思简单的戏剧性叙事，让孩子对社会关系形成初步的了解。这些故事具有世俗性，内容往往都是人类的历史经历，所以讲故事的一个隐含目的就在于提供一些可能对未来有用的启示和指导。当父母给孩子读一篇童话故事并让他们进行反思，或者当父母让孩子反思刚刚经历过的一个事件时，孩子就会在反思的过程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自己的认识。反思就是思考一件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以便从中汲取对于未来行为的重要借鉴价值。
第4章中提到的介导联想就是父母试图用叙事帮助孩子从自己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孩子通过“内化”事件，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并在之后的游戏过程中用实际行动将戏剧性叙事演绎出来。事实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叙事过程的一部分。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以及冲突解决方式都是通过叙事过程介绍给孩子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在《有意义的行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感召力的观点：“叙事能力是维护和平的主要形式之一。”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和戏剧化，能够让人们退后一步，全面地审视这一事件。叙事需要叙事者具有真正的思考精神和思考能力，同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叙事者才能缓和局面，甚至能够从多个视角进行讲述，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减少潜在冲突。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冲突发生后，观察者让当事人冷静和放松下来，叙述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叙事者在重新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时，如果能远离自己所叙述的事，保持一定的客观与理性的态度，就能够将所有发生的事情联系一起进行分析，获得更加全面的了解，从而能够重新控制事件的进程。
在日常交谈中，同一个事件通常由几个人讲述，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解读。孩子们倾听了多人从多个视角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后，就会逐渐明白每个人的社会互动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并逐渐认识到别人的感觉可能和自己不同。同样重要的是，在倾听他人对某一事件的解读时，孩子们不仅会识别出不同的观点，还会试图寻找共同的情感。这是孩子们在形成自我意识阶段的一种必要的学习体验。自我意识形成后，孩子们就有能力将他人视为一个具有独特情感、视角和故事的个体，并能够寻找与他人共同的情感基础。叙事在将同理心痛苦转变为同理心参与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有叙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生活体验。辛辛那提大学麦克密根文理学院院长瓦莱丽·格雷·哈德卡斯尔为我们揭示了所有人类交流对情感的重要影响。她在《自我的发展》一文中写道：
“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故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遗忘，但有些会被讲述一遍又一遍，最后构成一个核心，影响着周围的其他事件。但所有故事的核心是讲话人所表达的一些情绪化的反应……叙事是我们整合与巩固对周围事件的情绪化反应的一种方式，是让生活故事对我们和他人产生意义的一种方式。叙事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理解生活的方式。”
通过复述和重塑自己的生活故事，我们不断地磨炼自我意识，以便适应不同的人生阶段，适应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经历。无论是我们自己讲述的故事，还是别人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元素。
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过多次通信方式的革命，无论是口头语言、书写文字、印刷技术还是电子技术，每一次革命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先进的交流途径，便于我们分享个人和集体的故事，并将同理心的适用范围拓展到更多的人和动物。通信技术革命跨越时空界限，以更快的速度将更多的人联系在一起，使人类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享我们的故事，也推动了同理心的普及。
从宏观视角分析能源与通信范式，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同理心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并评估它们对于拓展人类同理心意识所做的贡献。
神话意识
在远古时代，人类生活中超过93%的时间都在采集，只是偶尔会打猎。同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一样，我们古老的祖先也是依靠土地生活，他们每天、每年的劳作安排与季节的变化保持着同样的节奏。
当时，基本的社会单元是只有数十人到百余人的氏族，比这更大的社会单元几乎不存在。人类过着群居生活，但不具备内省和反思能力。自我意识不得不等到文明的曙光和更复杂的社会制度出现之后，才得以逐渐形成。当时的人类社会正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几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劳动产品也没有盈余，因此也几乎无法将氏族成员的地位区别开来。同我们的“亲戚”大猩猩一样，当时的人类社会尽管也存在着原始形态的“啄序”，占据优势的通常是阿尔法男和老人——他们是氏族集体记忆的传承者和智慧的储备者，但当时的社会比之后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平等。不过，不要与现在的民主社会混为一谈。
通过研究现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旧石器时代的部落遗址，我们发现，早期的人类必须善于探索周围环境，并且具有良好的记忆力，能记住哪些植物、昆虫和小动物能吃，哪些不能吃，还必须谙熟季节的变化，因为谙熟只有在顺应季节变化的前提下，他们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达尔文对原始社会人类敏锐的模仿意识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不断地观察，并模仿其他动物的行为，强烈地希望把这些行为变成自己的。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模仿可能是早期人类最重要的发明，它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周围环境的资源，以确保自己的生存。他在《技术与人类发展》一书中写道：
“原始人类充满了模仿欲和好奇心，可能从蜘蛛那里学会了诱捕，从小鸟的巢穴那里学会了编制箩筐，从海狸那里学会了修建堤坝，从兔子那里学会了挖洞，从蛇那里学会了使用毒药。与大多数物种不同的是，人类会毫不犹豫地学习其他生物，效仿它们的方法。人类通过改善饮食结构和获取食物的方式而增加自己的生存概率。”
同黑猩猩一样，古代人类的绝大部分食物都是水果和蔬菜。偶尔的狩猎会让他们尝到肉的味道，但这无疑也会触发他们原始状态下的同理心意识，给他们带来痛苦，尤其是在这些早期人类还并未明确地将自己同动物世界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分散和渗透的，人类、动物和植物相互存在，并不断地互动和融合。举行仪式时，人类普遍穿戴着鹿角、毛皮、羽毛和动物身体的其他部分，并在舞蹈中模仿动物的动作。当他们杀了野兽，他们会哀悼一会儿，请求动物的理解——这只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生存而迫不得已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仅会表现出一种亏欠感，还会表现出原始的同理心痛苦。
远古时代的人类无法区分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想象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以及有生命的世界和无生命的世界。他们只经历了有限的过去，对未来几乎没有感觉。他们的生活经常遭到自然力量的影响，需要立即做出回应。每个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力量——风、雨、落石、太阳、月亮和其他生物，都代表着一种神灵或恶魔，被他们视为朋友或敌人。如果石头从山崖上滚落下来，砸伤了他们，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巫师向石头施法来伤害他们，或者把石头看作石人，是石人在伤害他们。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吕西安·莱维–布吕尔将“原始思维”称为“前逻辑思维”，因为原始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神话和神秘的世界中，虽然他们深度参与了这个社会，但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原始人类认为老虎和大象都是人类，像人类一样生活，只不过具体的表象变成了老虎和大象而已。
最重要的是，同小孩子一样，原始人类没有一个清晰的个体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区分开。布吕尔指出，原始人的思维中没有“我”，只有“我们”。虽然可能存在一点儿“我”的意识，但原始人显然不理解这种意识的内涵。原始人只有在伤害到其他人、杀死一只动物或砍倒一棵树时，这种“我”的意识才是最明显的。因为原始人将动物和树木视为具有另一种表象的人类，而且他们没有个体意识，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攻击行为针对的是对方的整个氏族。因此，被伤害者在采取报复措施时也会针对施暴者所在氏族的任一成员或全部成员。由于不存在个体意识，伤害和反击往往针对的是一个集体。任何一个人都是他所在集体的代表。氏族和部落的仇杀和复仇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模糊的个体意识。
因为同理心的表达需要人类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能够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将其他人视为一个不同于自己的独立个体，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原始人的同理心只是停留在基本阶段的同理心痛苦而已，和六七岁的儿童差不多。
如果说在这种模糊的、没有身份差异的生存状态下还有一丝希望的话，那就是远古人类并没有死亡的概念，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终究会死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所有的原始社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观念，即人们不会死，只是睡着了，进入了另外一个与当前世界同时存在的世界，还是会偶尔以其他的状态回到当前这个“凡人的”世界。
原始人既没有“死”的概念，也没有“生”的概念。“生”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圣灵感孕”之类的事情，一个神灵进入了女孩的身体，然后她就生下了婴儿。原始人对婴儿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理解，他们认为婴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而是一半属性是人类，另一半属性是神灵，并且婴儿出生后与出生前的那个世界仍然保持着联系。这种混合性质的婴儿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经过多个仪式，逐渐变成了人类社区的一分子。人类世界与神灵的世界就像一道旋转门，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居住一段时间之后，终究要回到神灵的世界，然后再偶尔转世到现实世界。前世可能是老虎、植物、岩石甚至星星。原始人的转世观念将生者的世界和死者的世界永恒地、完美无缝地对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空间。
由于原始人没有明确的生死观，生死界限极其模糊，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死没有形成独特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同理心一直停留在原始形态，只是对其他人的苦难感到痛苦，而不会跟自己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产生认同感。在原始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用成熟的同理心去看待他人的痛苦，他们的同理心跟今天五六岁的儿童处于同一水平。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死亡”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意义。同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生”的意义，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动植物的驯化与人类的进化
随着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能源消耗机制也发生了过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我意识的曙光冉冉升起，而且在之后的数千年间，同理心意识逐渐形成和深化。
新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当时，新能源机制的基础是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这种新机制磨炼了人类的驯化能力。当时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女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大部分男性则放牛牧羊。驯化动物和植物都需要人类具有持续不断的专注力，注意观察它们的自然繁殖规律。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意味着人类的生存范围变狭窄了，居住地更稳定，粮食供给更可靠，人口也会随之增加。在中东、印度河谷、中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村落。
在第1章里，我们提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一项关键的发明——容器。人类开始用罐子、篮子和箱子等容器储存粮食。人类能够储存过剩的粮食后，便能够提前规划农业生产活动，修建堤坝，应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粮食出现剩余后，经济学问题便随之而来。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大家庭，即谁生产了粮食、谁储存、分配给谁以及分配比例是多少。
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如同牛一样储存的粮食，是形式最古老的资本。他提醒我们，在货币出现之前，商业交易几乎一直是以粮食作为衡量尺度的。
把容器比作人类子宫，对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而言很恰当。子宫可以保护和孕育胎儿，而人类发明的密封容器可以保护和储存粮食。二者均可储存能量，都是受到保护的空间，需要持续的照看。虽然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后往往更重视驱逐、砍倒、切碎、杀死或移动物品的工具，但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没有“人工子宫”——容器的发明，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出现。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一个时代。几乎没有任何考古学证据表明当时存在武器。那个时代可能是唯一一个符合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理念的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是一个主要动力。关于当时人类对植物的保护，芒福德写道：
“人类保护自己喜欢的植物，有利于保护、培育和理解生命的力量。如果顾名思义地说狩猎是一种掠夺性的做法，那么驯化植物则是一种共生性的做法。在早期阶段的生态模式中，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显而易见，而人的直接参与则是实现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前提条件。”
人类保护、照顾与驯化动植物不仅推动了人类育儿方式的改变，还带来了其他一些附带的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促进了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剩余食物和固定住所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使父母能够更加专注地照顾婴儿，同婴儿产生情感依恋。关于这一点，芒福德指出：
“由于村落能够更好地保护人类，使人类生活方式更有连续性，父母们便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去专心地守护和教育孩子们，对孩子们的兴趣越来越大。孩子们现在可以得到更多的关爱，就像宠物狗和宠物猫得到我们的关爱一样。”
人类文明的破晓
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的同理心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发展势头不断加快。然而，只有在文明的曙光出现后，人类才开始形成完善的自我意识，同理心才开始超越最基础的“同理心痛苦”阶段，除了对其他个体的不幸遭遇感到痛苦之外，逐渐开始做出一些相关的反应。
在公元前4000年，中东地区以及亚洲西部、西南部地区的大河谷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基于农耕文明的城市。人类通过建立复杂而精致的运河、堤坝“驯服”了时常泛滥的河流，从而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易于操作的水利设施系统，为灌溉土地和种植谷物创造了条件。
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聚落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建立的。以良好的水利设施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提高了人类利用太阳能的效率，作为之后出现的城市工业文明的前驱，为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不得不在契约的束缚下修建和维护堤坝与运河。要完成这些工程，以及组织粮食的生产、储藏和分配，劳动者必须具备专业化的工艺技术。建筑师、工程师、矿工、冶金家、簿记员等人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专业化的劳动力队伍。苏美尔人在拉格什、尼普尔、乌尔、乌鲁克、埃利都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城邦，并建立了多处神庙来祭祀神灵。
最重要的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文字系统的出现帮助苏美尔人实现了对于农业生产体系和社会运作体系的管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中东国家、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只要存在大规模的、复杂的农耕文明，人们都会创造出某种独立的文字系统去组织生产、储存、分配和运输等流程。
苏美尔人最早的手稿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的文字系统不仅用来管理商贸、行政和宗教事务，还用来从事文学创作，使文字成为艺术的载体。黏土板、羊皮纸、莎草纸和蜡板成了书写载体，笔是鹅毛笔，“墨水”则用各种菜汁调成。
早期的文字是铭刻在黏土板上的象形符号，之后出现了语音。苏美尔人设立了一种被称为“泥板书舍”的特殊教学机构来训练寺庙的书吏学习文字与符号。有限的读写能力保证了至少熟练工匠、商人、政府官员和神职人员能够相互交流。后来，泥板书舍逐渐演变成了学校，成为苏美尔人学习的中心。尽管苏美尔城邦里估计只有不到1%的人口能够识字，但这依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学校课程还包括了数学、天文学、魔术和哲学。
文字催生了法典的编纂与法令的公开宣布，使司法更具系统性。后来，使用闪米特族语言的阿卡得人征服了苏美尔人，将之前半独立的、有围墙的城市合并成一个巴比伦帝国，并进一步完善了司法体系。将来自多个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汇集到一起，就需要一部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确保所有人获得正义的法典。以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命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旨在保护个人有限权利的成文法典，尤其是在获取、持有和继承私有财产方面的权利。阿卡得人对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系统进行了改造，使其更加符合闪米特族语言的特点。巴比伦帝国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上理应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的社会。
《汉谟拉比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个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促进自我意识的发展，为人们判断自己与他人的社会行为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公共的参照标准。这部法典在制定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多个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的各类不公现象，并开出了纠正不公的“处方”，最终形成了一部平等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典。这就会激发人们反思和解读，以便弄明白自己遭遇的事情是否符合当前这些盛行的、超越部落界限的准则。与法典相比，在单一部落文化中，禁忌是清晰、明确的，几乎不需要反思和解读。人们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只要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祖先留下的关于“合适”的准则就行了。这种墨守成规的口头文化会造成僵化的情感与行为反应方式。相反，书面文化则会激发个体在新的、独特的情形下根据法律体系中的多种抽象准则做出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抽象的法典创造的一套法律条文平等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要求所有社会成员予以遵守，削弱了传统的部落权威，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之前对部落的从属关系。《汉谟拉比法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认了个体的独立地位。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粮食产量的激增，使人口大大增加，继而催生了最早的城市聚集区，居民多达数万人。一些面粉厂、窑厂以及作坊等生产活动的中心雇用的人数超过1 000人，这标志着城市开始出现了雇用劳动力。
在整个河谷从事规模庞大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一种新形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体系。伟大的农耕文明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府机构。在官僚机构中，一切权力被集中到一个统治者手中，统治者被宣传成神的后代，像神一样被崇拜，在被统治者面前享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埃及法老的权力范围覆盖着广阔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在被罗马帝国征服前，一直是无法超越的。官僚机构在其所辖地区内监督着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在某个时节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疏通河道，运输、存储和分配粮食，管理与附近地区的商业活动，向人们征税，以及组建军队保卫边境。
社会的组织结构具有等级色彩，统治者凌驾于政府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士之上，这些专业人士包括神职人员、文人、熟练工匠和士兵。在等级阶梯的底端是普通劳动者和耕地的农民。
虽然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0%，但这一小部分人代表着文明生活的发端。
人类为了走向文明付出了多重代价。一方面，人类常常受到无情的纪律约束和严格的控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了强大的官僚机构和享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的控制。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出现了专业技能和需要利用专业技能才能完成的劳动任务，出现了形式有限的个人财产与货币交换，也出现了工资，这些都促使个人远离了史前社会集体意识中的“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自我意识的形成。
苏美尔的商人所享有的独立和自由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熟练工匠。虽然他们也被要求对统治者唯命是从，但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贸易活动。这些商人成为历史上最早的“私营企业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个体摆脱了对于部落的从属关系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并且独特的个体，开始迎来了自我意识的微弱曙光。
苏美尔人的城市生活与自我意识的诞生
所有主要的农耕文明都建立了复杂的道路和水运系统，用来运输劳动力和动物，从事商贸活动，交换粮食和其他商品。除了轮式战车和帆船之外，“国道”也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大发明。作为一个帝国的交通干线，国道除了具有运输功能之外，还可以用来维持整个帝国的通信。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建立了“国道”。除了苏美尔人之外，希腊人、印度人、罗马人以及中国人也修建并拓展了国道的延伸范围。印度的国道遍布全国。公元前221年，中国也修建了庞大的国道系统。这些国道的出现，为城市生活提供了可能。
苏美尔农耕文明以及之后其他的农耕文明，都形成了丰富的城市文化。国道促进了人员流动，为城市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城市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城市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开放包容的精神。接触新事物往往会带来冲突，但却扩大了人们的接触面，接触到了一些之前被视为“异类”的人。此前，人类表达同理心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少数的近亲和孤立存在的氏族。城市的出现给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异类”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加强和深化了同理心，有史以来第一次促使同理心的范围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界限。
这样一来，一方面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接触了之前被视为“异类”的人。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趋势的汇合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时刻，接触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增强人类的自我意识。虽然人们常说城市生活让人感觉孤立和孤独，但它也促使人们产生独特的自我意识，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并通过同理心与其他独特的个体产生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集体的隶属关系之后，人类开始同其他人建立联系。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一个单独的人，这样一来，便进一步促进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们还远远没有形成面向全体人类的同理心，但这标志着人类同理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类的祖先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自我意识，但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是否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穿越到4 500年前乌鲁克的街头，与一位有文化的居民聊天，那么作为两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我们相互理解对方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虽然我们永远无法肯定这样的对话会是什么样子，但有一些考古学证据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窥探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对于自身以及人际关系的想法。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听起来具有现代感。
1844年，一个名叫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的英国人正在研究摩苏尔的（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土丘，结果把尼尼微宫殿遗址发掘了出来。其中一个宫室是亚述帝国末代国王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627年在位）的藏书室。莱亚德发现了两万多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这些泥板后来被运送到了大英博物馆，但当时人们忽略了它们的价值。直到1857年，考古学家才意识到泥板上的文字是闪米特族语言，即巴比伦帝国的文字。1872年，博物馆馆长发现一块泥板上的文字讲述了一位苏美尔国王的生平和不寻常的经历。这位国王就是吉尔伽美什。他在约公元前2750年曾经统治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乌鲁克城。事实证明，这位馆长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叙事诗。《吉尔伽美什叙事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诗人赖纳·里尔克曾经对这部史诗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太了不起了！我认为它是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最伟大的事情。我已经完全被它吸引住了，在这些伟大的片段中，我看到了具有魔力的文字勾勒出的无与伦比的作品。”
这是关于一位统治着乌鲁克城的伟大国王的故事。英雄吉尔伽美什被描绘成一个错综复杂和困惑不安的灵魂，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悲伤。在这部史诗的开头，旁白说：“他见过一切，经历过所有的情绪。”他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傲慢的暴君在经历严重的悲伤和绝望之后，变成了一位仁慈和善良的统治者。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自我意识在城市文明萌芽时期的发展状态。从表面上看，吉尔伽美什似乎拥有超人的特质，但在战无不胜的外表下，他却是一个心理存在严重缺陷和非常脆弱的人，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不遗余力地寻求长生不老之道。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也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爱情故事。有趣的是，这里讲的是同性恋的故事，是两个巨人的故事——吉尔迦美什和恩奇都，两人从敌人变成亲密的伙伴。（至于两人是否真的是情人关系，则留给读者去思考了。）
吉尔伽美什说服他的朋友恩奇都出征雪松林，杀死危害人间的护林怪兽洪巴巴。虽然表面上的任务是清除世界上的邪恶，但吉尔伽美什私下里对恩奇都说，他真正的潜在动机是通过杀死怪兽获得名声，并被人永远铭记。
事实证明，洪巴巴并不代表邪恶。恰恰相反，他是奉神灵之命来守护这座森林的。当吉尔伽美什拿着刀抵着怪兽的喉咙时，战斗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洪巴巴恳求宽恕。于是，吉尔伽美什犹豫了。但恩奇都不理会怪兽的请求，竭力主张吉尔伽美什杀死怪兽洪巴巴。恩奇都渴望吉尔伽美什成功获得名誉和荣耀，这种渴望超过了他对洪巴巴的同理心。
最后，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理心，没有宽恕洪巴巴。吉尔伽美什明显感到困惑不安，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和懊悔感，他的朋友恩奇都却没有这种感觉。由于恩奇都冷漠麻木，没有同情心，便被众神惩罚，病重而死。恩奇都死去，吉尔迦美什十分悲伤。
由于太过悲伤而难以自制，他便放弃了王位，穿上兽皮，离开了乌鲁克城。他的悲伤很像是今天的儿童看到他人遭遇痛苦时，在同理心作用下体验到的那种悲伤。
尽管朋友之死令他难以自制，但他的悲伤主要是因为自己。他开始担心自己也会死亡，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便问道：“我也会死吗？”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导致他踏上了漫漫的探索旅程——首先是为了让自己免于死亡，然后是问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死，最后是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曾经骄奢淫逸、力大无穷、狂妄自大的国王，如今变成了一个谦卑而脆弱的人，他孤独、恐惧、无法理解生命的奥秘。
吉尔伽美什走遍天涯海角去追寻答案。最后，无尽的探索使他实现了精神的蜕变，意识到死亡是不可能避免的，开始形成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如同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那个老吝啬鬼斯克鲁奇一样，吉尔伽美什也意识到生活应该在与他人的友谊中度过。慈悲的行为最让人感觉有活力。吉尔伽美什回到了乌鲁克城，给居民带去了礼物。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的统治中没有暴力和自私。他接受了生命有限、自己终将死亡的事实，同自己的子民形成了牢固的团结关系。他已经具备了自我意识，成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
虽然吉尔伽美什不能完全理解或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也不能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人的痛苦，但他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开始和他人建立适当的关系。他的故事标志着自我意识的开端。
神学意识的黎明
人类普遍的同理心最初是以神学意识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中东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多神论，后来演变成一神论。众多具有人类特质的神涌现出来，对旧石器时代的“精神世界”和新石器时代的“生育女神”构成了挑战。
应该指出的是，旧石器时代，甚至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并不会感觉到自己优于其他生物或自然力量。他们也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恰恰相反，他们有时觉得低人一等，对其他生物表示出尊重，或者供奉半人半兽的神像。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神话意识。远古时代的人类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怀有感恩之情，因为正是这些事物维持了他们的生存。出于这个原因，每一种力量和现象都可能被精神化，这也反映了当时人类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赖性。
当人类变得更善于为了自身目的而操纵、征用、捕获和改造自然力量时，就开始缓慢地同其他生物分离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也开始出现界限。
随着伟大的农耕文明的出现，人类能够将多种自然力量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而分散的农耕社会分布在中东国家、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等地的河谷地带，但通过武力和征服，它们逐渐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庞大的王国。如前所述，权力集中到了统治阶层的手中。在社会结构的顶部，只有一个人占据着统治地位，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能指挥洪水，决定水的流向以浇灌庄稼。他的祭司观察天空中行星和恒星的运动，描绘它们的运动轨迹，以便更好地预测季节的变化，进而做出灌溉、播种、收获的决定。得益于天文学、数学以及后来的气象学知识，人类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创建复杂的历法，可以非常精准地规定什么时候应该开展什么活动，确保能够获得好收成。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十分宝贵的能力就是破解大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规律，并将其应用到现实中，管理王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新石器时代向农耕文明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人类对动植物之神的崇拜变为了对天神的崇拜，崇拜的对象包括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等。刘易斯·芒福德指出，之前的神灵显得脆弱和软弱无力，而天神显得比较强大、遥远和无情，与统治农耕社会的国王非常相似。阿图姆、恩利尔和马杜克都是“宇宙力量的化身”。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埃及法老建造庞大的金字塔，将死去的法老安葬在里面，就是为了表明他们与诸神和宇宙的联系。
在所有伟大的农耕文明中，国王的神圣属性越来越强，并最终把自己视为神的儿子。埃及、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的农耕社会都是神权政治。芒福德总结了当时的社会史，他写道：
“神权统治的主要领域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以及权力和秩序上。月亮和太阳的周期性变化，或伟大的自然力量的展现，比如洪水、风暴和地震等，都给人类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少数统治者心中激起了模仿诸神行使自身权力的兴趣。”
国王们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理念，将自己同超越人力的、无所不能的神灵联系在一起，从而确保了其在地球上统治王国的合法性和权力的稳定。据说，苏美尔国王尚在母体里就获得了神的特质，出生之后便由神灵抚育。他的登基加冕将其提升到了神的高度。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奉神之命来统治地球。
埃及人认为宇宙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的太阳神，在其他王国备受崇拜的诸神逐渐让位于太阳神。在第五王朝期间，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就是太阳神。公元前18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宣布太阳神是埃及唯一的神，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关闭祭祀其他神灵的庙宇，废除相关的神职人员，消除其最高权威面临的挑战。虽然他掌权时间不长，但一神论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之后，埃及征服和占领了其他国家的疆土，埃及的最高神灵——太阳神也成了“宇宙之神”。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令人惊讶地提出了“一神论是宗教领域的帝国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周朝以及之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自称“天子”，虽然他们也被视为人，但同时也被视为宇宙之神派往人间的特使。随着地球上的农耕社会之间不断兼并融合，统治权力逐渐呈现出集中态势。与此同时，宗教领域的各种神灵也呈现出集中的态势，这不足为奇。人类历史上的每个社会、每个文明都构造出了错综复杂的神学理论，以反映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神学理论为既定的秩序提供了合理存在的理由，因为统治者根据神学理论，宣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宇宙规律和天道，以此为权力的合法性寻找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