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意识向神学意识的转变，以及多神论向一神论的转变，堪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宇宙学理论日益呈现出显著的人性色彩，标志着人类认识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诚然，在伟大的农耕文明中，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如同神灵一样的国王，才具有真正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只有国王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个体。自由对于人类心灵会产生深刻的震撼，所以国王会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将自由封闭在自己的神袍里。在之后的数千年里，虽然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变得更加个性化，更加独立，但他们仍然被禁锢在神学意识中，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仍然不可挑战。直到近代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自我意识才真正变成被人普遍接受的理念。但在古代的苏美尔和其他农耕文明中，通往自我意识的道路是从国王开始的。国王创造了一套神学理论来为自己的自由与权力进行辩护，宣称自己受到了神灵的委派，或者宣称自己与神灵具有某些血缘联系，这样一来，国王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
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几个重要的农耕文明信奉的神灵日趋呈现出人性化和单一化特征，为一神论的形成以及为世界几个主要宗教的出现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中东国家的犹太教及其分支、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印度的佛教都是在农耕文明期间或农耕文明前后形成的。
书的民族
早期的神话意识反映了采集者、狩猎者以及小规模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是通过口头方式传播的。与神话意识不同的是，神学意识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的产物，是通过书面方式传播的。即便在今天，犹太族仍然被称作“书的民族”。犹太族的整体文化水平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已经非常高了，而其他文明在进入近代以前，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构成神学意识的故事是书面的，而不是口头的。人类叙事方式由口头到书面的转变，催生了人类意识的重大转变。
一神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同理心的发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书面交流（或书面认知）与口头交流（或口头认知）的差异。两种交流方式都能让人类讲述故事，但交流方式会给叙事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记，因为交流方式在传播人类意识的同时，也会塑造人类意识。已故的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高度概括，指出媒介即信息。
口头传播的意识依赖听觉，而书面传播的意识依赖视觉。仅仅这一项差异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书面文化与口头文化会导致人类意识出现深刻变化。听觉是内化作用最强的一种感觉。虽然触觉、嗅觉和味觉也会触动人的内心世界，也具有一定的内化作用，但听觉的作用更强。对于这一点，善于欣赏音乐的人都能很好地理解。如果依靠听觉来交流，就需要交流者深度参与，交流者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交流过程，沉浸在声音之中。
与听觉相比，视觉则是亲密感最低、抽象性最强的感觉。如果依靠视觉进行交流，也就是通过书面形式来交流，人们就不必聚在一起，可以相互分开，也有时间去分析交流的内容。正如圣路易斯大学荣誉教授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理想化的视觉是清晰、明确，具有离散性的，理想化的听觉则是协调一致，具有聚合性的。”
口头文化具有深度参与性。如果一个人来自书面文化较为发达的社会，那么当他来到一个书面文化不发达的社会时，往往会对当地社会话语的属性感到惊讶，甚至反感，因为在口头文化中，人们在说话时往往会挤成一团，而且常常是一群人同时说话，几乎没有“人际边界”的概念。有时候，客人会认为这种近距离、面对面的交谈是对人际边界的一种侵犯。虽然参与者能跟上谈话的节奏，但往往无法分清谈话对象。在一个口头文化较为发达的社会里，维持社会凝聚力比能否听清楚更重要。人们通过对话表达社会性，但这种对话不是一对一的，不是一个人说而另一个人听。相反，他们的对话是集体性的，往往是很多人同时说。个人所说的话并不会被视为独立的话语，而是被视为集体对话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每个人听懂了什么，而是集体对话产生的社会意义。
然而，视觉体验往往是一对一的个性化体验。当一个人借助视觉去看某个物体时，人与物体的界限非常清楚。视觉会促使人们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思考问题。
声音环绕在对话者的周围，而视线则会向远方延伸。借助口头方式交流会束缚人的意识，而借助书面方式交流则会拓展人的探索意识。在口头文化中，人类过着群体生活，不存在隐私概念，不会将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也不会在对话过程中突然离开，不然就会招来质疑的目光。法国历史学家的乔治·迪比指出，直到中世纪时期，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很低，意识仍然主要依靠口头方式来表达，孤独地徘徊被视为精神错乱的表现，只有特立独行的或愚蠢疯狂的人敢去冒险这么做。退出小组活动会招致他人不满，甚至公开指责。
由于在口头文化中，人类过的是公共生活，隐私被视为一种奇怪的事物，所以对于自我观念的形成和同理心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的隐私观念也几乎不存在。在集体主义至上、依靠口头方式来交流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总是聚在一起，挤在一起睡觉，甚至连性行为也几乎不加掩饰。
写作则会催生隐私概念。在创作一个语句的过程中，人们会独自思考，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即便在早期的书面文化中，人们仍然会经常聚在一起大声阅读手稿，最终阅读变成了一种个人的、孤立的行为。但即便在独自阅读时，人们也总是大声读出来，这再一次说明听觉比视觉更便于记忆，更具有内化作用。
在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漫长过渡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手稿在讲话过程中只是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认为手稿是一种不太可靠的交流媒介。在中世纪，连账簿也要大声读出来，以便让大家相信上面写的账目是可信的。在人类社会由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过渡期间，“audit”一词保存了下来，从而印证了人类过去对口头交流的重视和对书面交流的质疑。公元4世纪基督教最著名的拉丁教父之一、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在评论《路加福音》时也认为，“视觉往往被欺骗，听到才有保障。”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成千上万种语言，但能产生书面文学的也只有106种语言。已故的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门罗·埃蒙森提醒我们，在今天仍然存在的3 000种语言中，只有78种产生了书面文学。
口头语言通常只包含几千或几万个单词，但书面语言通常包含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个单词，英语有超过150万个单词。这意味着书面语言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广泛的词汇选择空间，让我们描述现实情况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感觉、意识状态和人际关系。书面语言包含大量的隐喻和术语，人们可以借助它们解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理解别人的感受和想法。
当人们能够使用语言来描述感受、讲述故事、分享经历时，就会增强和深化表达同理心的能力。人们用来描述感受的词汇越是具有微妙的意义，人们就越能对自己面临的情况做出深刻描述，并促使他人产生强烈的反应。如果不能向别人描述自己的感受，就会弱化自己表达同理心的能力，也会弱化他人的同理心反应。因此，如果一篇故事对某位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动情，即便这个主人公是虚构的，或者读者从没有见过这位主人公，那么读者往往也会产生较为强烈的同理心反应。
口头文化依赖公式化的表达方式，以确保记忆的可靠性。助记符和重复是人们传播集体知识的基本方式。只有通过一遍遍地重复标准化的思想表达方式，才能保证社会交往的可预测性，但公式化的反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一般性，适用于普遍存在的语境，因此往往无法深刻地触及独特情况的核心之处，不能充分地描述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然而，书面语言打破了公式化交流方式的禁锢。每个语句都具有独特的构思，来阐述某个情形的特殊之处，也就是说，沟通具有了个性化特征。
如果孩子们在书面文化中长大，他们在与别人交谈时，也会逐渐使用非公式化的话语。获得读写能力之后，每一个生动的语句，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会被视为一个构造独特的话语——一个由独特个体针对某个独特经历而形成的话语。沟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话语越来越微妙，个体真正认识到其他独特个体的想法和感觉。换句话说，在公式化的口头文化中，人们往往使用一般性的重复语句相互交谈，还是集体对话，并没有深刻地触动对方。与口头文化不同的是，书面文化会推动语言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体现在写作和社会话语中，这样一来，就会提升人们的个体意识，进而有力地推动人类同理心的深化和普遍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个性化。因此，书面文化的出现成为人类同理心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
苏联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在1931~1932年研究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偏远地区没有文字的社会。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中的人类意识，尤其在情商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卢里亚试图引导那些没有文字的研究对象进行自我分析。沃尔特·翁指出，一个人若要具备自我分析能力，需要将自我同集体分离开来，以便于反省和描述自我。在口头文化中，集体性质的“我们”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几乎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也无法进行自我分析。
卢里亚在报告中提到了居住在山区牧场中的一个中年男人。卢里亚问他：“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性格怎么样？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你会如何描述自己？”这位不知道文字为何物的牧民回答说：“我来自乌赫库尔干，我很穷，现在我结婚了，有孩子。”卢里亚问道：“你对自己满意吗？你想改变自己吗？”对方回答说：“如果我的土地多一点儿就好了，我可以种小麦。”卢里亚又问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我今年播种了一普特[1]的小麦，我们正在逐渐解决缺点。”
卢里亚发现，受访者无法分析自己的感受，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情感，缺乏自省意识，只能用最具体的、最肤浅的方法来描述自己和他人的人际关系。卢里亚的研究对象也无法抽象思考或创造符号。例如，当卢里亚向他们展示一个几何图形时，他们无法识别出这是符号，只会将其视为具体的事物，给他们展示一个圆圈时，他们会称之为一个盘子、月亮或手表；他们把一个正方形称为镜子或房子。他们也没有能力对事物进行分类。例如，卢里亚为他们展示了锤子、锯、原木和短柄小斧，要求按照功能进行分组，功能相似的物品分在一组。结果，受访者只知道根据自己运用这些物体的情境去思考问题，而不会根据它们的实际用途进行分类，所以最后没有将锤子、锯和短柄小斧划分到“工具”类别。一位受访者说：“它们都是一样的，锯会把木头锯开，斧子会把木头砍成小木头，如果非让我放弃一个，那就不要斧子了，因为它没有锯用着方便。”
翁深刻地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我分析思维和分类思维是在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阅读行为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体验。在阅读过程中，人们摆脱了集体性的对话，可以独自一个人去阅读他人的思想，即便他人距离自己很远也无妨。虽然阅读过程中没有了口头文化中那种深度参与的亲密感，但人们在阅读中会有所反思，可以独自一个人去理解他人的想法，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阅读为人类提高内省能力——吸收领会自己阅读到的内容创造了条件。
翁对埃里克·哈夫洛克在《柏拉图导论》一书中的分析表示了认同，指出：
“文字写作导致了认知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形成良好的内省能力，人类心灵第一次开始认识外部客观世界，也开始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
翁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字的出现、文字对内省能力的促进作用与世界几大宗教的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得出结论：
“文字写作使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内省传统成为可能。这些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
根据《出埃及记》的记录，最初的文字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亲自用指头将十诫写在石板上，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石板交给他，让他传播开来。这意味着人类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转变。
当摩西领受十诫之后下山时，发现了希伯来人的背叛。原来，在他离开期间，人们担心他不再回来，便背弃了上帝，制造了一尊金牛犊来做礼拜。于是，摩西便告诫人们从此只可遵循十诫。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了文化和意识的冲突。一些希伯来人没有遵循摩西的告诫，倒退回之前远古时代的意识水平，宁愿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大地之神，也不寄托给上帝。然而，摩西最后还是占据了上风。他的子民永远地成为“书的民族”，成为上帝的子民。全能的上帝将自己的谕旨传递给地球上那些先知和牧师，形成书面记录之后进行传播，通过这种方式与众生交流。这样一来，人们对上帝就产生了一个抽象认识。上帝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存在于人类的内心世界，具有超验性。上帝选择一个抽象的媒介来传达他的思想，与他所选择的人进行对话。
在上帝开始感化人类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一直信奉的是世俗的神灵和宇宙力量。之后，人类开始同上帝交流。上帝是抽象的，人类不得直接呼喊上帝的名字，以免亵渎上帝的威严。
希伯来人的故事始于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父亲——他拉，离开了长期生活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迦勒底的城邦——乌尔城。亚伯拉罕出埃及的历程讲述了人类逐渐摆脱原始的部落文明并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度的故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从多神论到一神论，从口头文化到几乎人人都能识字的书面文化。
在地球上的各个民族中，希伯来人最早通过书面文字来传播自己的文化。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单纯用作书写的文字约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是由居住在迦南地区的闪米特人发明的。希伯来人使用的就是这种音标。在此之前，所有农耕文明的文字体系都只是停留在表意文字的阶段。希伯来人率先利用书面语言记录历史事件。在这种历史中，具有真实姓名的人做真实的事，希伯来人将这些事件定格在了“过去”。与希伯来人相比，虽然其他有文字的民族，比如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也先后开始利用文字来记录历史事件，但他们的记录是由松散片段组成的，不同片段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只停留在比较模糊的层面上。
文字使希伯来人能够按照时间顺序记录自己的历史。音标字母的运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万能的写作工具，可以记录更多的信息，更好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说明与解释。
历史观念的形成是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讲，神学意识一个关键的潜台词就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与神学意识不同。在神学意识中，人类没有“过去”的概念，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而是永远存在于现实中并不断被人讲述的。然而，在历史意识中，人类认识到每一个事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以及受到特定条件限制的。历史意识让人们认识到了社会个体的重要性，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度过的时间。能够反思个人的独特历史，形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变。正如我们在第4章里所了解到的那样，三四岁的孩子开始理解自己的过去，既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区分开，也能将它们联系起来。人们只有了解了自己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人历史，才能最终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
如前所述，在神学文化中，人们没有“过去”的概念，以至于认识不到过去，永远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现在”中，不存在个人历史和生活，生活的时间维度非常狭窄，只有出生、死亡和重生。美国人类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将这种永不停止的、重复循环的认识状态称为“永恒回归”。
自我意识与个人历史紧密相连，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人类向历史意识的飞跃促进了对个人历史的反思，进而促进了人类同理心意识的提升。当他人遭遇不幸时，如果人们不只是感同身受地体验到痛苦，还要更进一步地表达自己的同理心，那就需要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生活都是独特和有限的，将自己和他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产生情感共鸣。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同理心，主要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他们同我们自己一样，也终将走向死亡，也希望长久地活下去，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脆弱，认识到自己只有一次生命，而且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因此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帮助他人。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他人的历史存在相同之处时，我们就会对他人的痛苦挣扎产生更加深切的体验，似乎这就是自己的痛苦挣扎。这种情结促使我们对他人的心理状态产生认同感，在同理心的作用下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如果历史会催生社会成员产生差异性更为显著的自我意识，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是特殊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被所有人接受的万能的上帝就会进一步推动个体与集体的分离。
在神话时代的人类意识中，人类个体与神灵的联系受到空间范围的限制，那时人类认为神灵生活在人类的周围，各自负责看管具体的地方。换言之，神灵都是本地的，负责照顾整个集体，而不是集体中的个体，人类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没有自我意识。
然而，伟大的农耕文明加强了多地区、多民族之间的联系，催生了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控制力大为拓展，神灵负责看管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之前的统治者只崇拜看管某种动物、植物的自然之神，后来逐渐过渡到了崇拜宇宙之神，甚至只崇拜太阳神，这就扩大了神灵影响的地理范围，但这种扩大也不是没有限制的。然而，即便古埃及王国信奉的太阳神——阿托恩的控制范围也只限于整个王国之内，它的影响力无法延伸到这个王国以外的地域。
希伯来人最初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神。这个神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神，而是一个普适性的神。神的统治范围涵盖了所有希伯来族人的生活，主导着希伯来族的整个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个神后来逐渐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信仰者几乎遍布世界各地。耶和华告诉希伯来人他们是上帝所选的子民，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谕旨传播给所有人。
个体意识的产生
希伯来人为人类意识发展过程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促使人类意识逐渐脱离了神话意识，并过渡到神学意识。在神话意识中，神灵只会同人类集体讲话，人类只有“我们”的概念。相反，在神学意识中，单一的、普适的、全能的神主宰着一切，会同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进行对话。希伯来族的每一个男性都会努力阅读“摩西五经”，这样他就可以了解上帝的思想，使自己与上帝建立起个人关系。在希伯来传说中，上帝之所以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是因为上帝希望与他人建立友谊和对话。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希伯来人，就要不停地同万能的耶和华进行个人对话。但这种对话不只局限于希伯来人与上帝之间。上帝的存在是普遍的，是每个人的神，是每个人的知己、导师和领路人。
这种新的神学意识的出现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个体，而不是集体，第一次被告知宇宙中只存在一个神，而且这个神试图同每个个体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每个人，无论地位如何，都能够与耶和华建立个人联系。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神灵观和宇宙观将人类个体的地位提升到如此高度。现在，每个个体独立于集体之外，各自负责各自的生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并且有权同上帝建立个人关系。虽然个体与上帝的关系是家长式的，个体应该顺从上帝的谕旨，但一些希伯来人也提出了末世论，引发了关于个人与上帝关系的讨论，甚至有些人不再信仰上帝。
在从神话意识到神学意识，希伯来人也形成了新的叙事方式，他们在叙事和讲故事过程中的视角发生了变化，集体意识逐渐变为自我意识，多神论逐渐变为一神论。
虽然耶和华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神，神的律法中充满了关于神报复背叛者的故事，但也同样充满了个人与上帝建立高尚关系之后得到安慰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出现，识字率的提高，一神论的形成，抽象的、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灵观的形成，以及个体与造物主建立的完整关系，都是这一新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必要组成元素。希伯来人的宇宙学体现了个体从迷雾般的集体中脱胎而出的历程。觉醒的自我意识又推动人类同理心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快速发展。
与印度、中国等地的宗教相比，虽然犹太教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但这些宗教形成的时代背景存在一个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当地社会进入农耕文明前后形成，而且出现了文字，诞生的地点都是人口较多的城镇地区。
进入农耕文明后，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商业和贸易的拓展以及不同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加，从而形成了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单元，对传统的部落亲缘关系构成了威胁。人类被迫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和重新定居，宗教和政治战争引发了动荡，人类开始了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建立了不同的王国和帝国，这也给人类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在经历这些深深的痛苦之际，人类也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之后，同理心也开始迅速提升。
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感是在压迫中形成的。在离开埃及之前，他们长期忍受着埃及法老对他们的奴隶般的统治。最终，他们选择离开埃及，进入了一种流亡状态。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沙漠中寻找上帝许诺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寻找既是一种地理上的探索，也是精神上的磨炼与升华。他们孤苦无依，无家可归，没有传统地标的引导，他们开始绝望，思考存在的意义。当他们来到西奈山脚下时，终于遇到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摩西，摩西刚刚在山上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两个写有十诫的石板，欲将上帝的谕旨传递给世人。
十诫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德国作家、《德意志人》一书的作者埃里希·卡勒提醒我们说，十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道德准则”。如果说十诫中有一个核心的、内在的主题，那就是“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对伟大的希伯来学者拉比·希勒尔说，如果拉比把犹太教的整套律法教给他，他将信奉犹太教。希勒尔的回答既迅速又中肯。他告诉那个人：“凡是对你自己有害的，亦不要施诸你的同胞，这就是全部的律法，其余则不过是它的注解，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一些人认为犹太教的这条黄金律只适用于邻居和血亲，但《圣经》清楚地申明这是一条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准则。正如《利未记》所写的那样：
“与你同住的陌生人如同出生在你们中间，你要爱他如己，因为在埃及的土地上，你也是陌生人。”
虽然希伯来族最初是一个战士部落，不断从事军事活动，有些是进攻性的，有些是防御性的，但这个民族却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民族精神，他们承认人类遭遇的痛苦和压迫，也意识到了人类需要超越仇恨，像兄弟一样和自己的同胞生活在一起。这种救世主般的精神是犹太族神学意识的核心，这种精神体现在犹太人对于未来状态的设想——每个人都可以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犹太教的使命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全人类团结在一起，凝结成兄弟般的情谊。这个使命之所以颇具挑战性，是因为它的履行者是每一位信徒。耶和华让这些信徒作为自己的使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传播犹太教的教义。犹太教并不强迫异教徒皈依，皈依与否是自愿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对耶和华负责，是否为人类同胞负责。犹太教第一次提出了人类个体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在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圣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简要地记录了无数个普通人试图履行个人道德责任的故事。这种新的道德责任不仅仅意味着人类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善意行为。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成书的《申命记》讲述了每一个犹太人都应该具备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犹太教的教义严厉禁止经济压迫行为，并要求土地所有者为贫穷者捐出一部分收成，债主每7年要免除欠债者无力偿还的债务。
世界各地的黄金律
犹太人经历了长期的苦难。可以说，无论是他们个人的历史，还是整个民族的历史，苦难都贯穿始终，所以，他们理解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和生存的艰难。但犹太教的黄金律却是“爱人如己”。这一准则表明犹太人理解人类为了实现繁荣发展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挣扎。无论是在宁静的还是黑暗的日子里，无论是傲慢情绪盛行还是绝望情绪弥漫时，希伯来族的先知们总会走出来，告诫和提醒犹太人说，作为“人类”一员，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广泛地让更多的人具有爱人如己的情怀，换言之，就是具有同理心意识。
具有这种情怀的不只是犹太人。从约旦河流域到印度河流域，再到长江流域，那些出现了文字的农耕文明中，同理心意识也逐渐觉醒。轴心时代是人类同理心意识的第一个萌芽期。在每一个文明中，社会动乱都会推动人类同理心意识和人类精神文明实现快速发展。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指出：
“中国的‘轴心时代’开始于周朝的分崩离析，在秦朝实现统一后结束。印度的‘轴心时代’于哈拉帕文明结束后开始，于孔雀王朝建立后结束。”
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其著作中为我们描述了“轴心时代”的各种元素，突出同理心意识的增强改变了人类历史。她首先讲到了孔子。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到公元前47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他反对传统的宗教仪式，反对以取悦神灵为目的的祭祀。所以，孔子提出了一套务实的思想体系，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相处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曾经有一个弟子问他关于神灵的事情，根据记录，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孔子看来，学会如何做一个成熟的人——君子，是一个完整的精神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同希伯来人一样，孔子也比较倾向于将精力集中到今生，而不是来世。孔子相信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追寻不是进入天堂，而是懂得他所说的“道”。他的意思就是，人们应该超越个人界限的制约，放下个人的自我意识，以爱人的情怀去对待他人，与他人建立充满仁义道德的关系。孔子曾经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认为，君子的仁义之举应该始于自己的家人，然后拓展到邻居和所有人。有人问孔子能否提供一个可以终生践行的行为准则，孔子的答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发现，虽然中国与以色列相隔8 000公里，文化完全不同，但这位中国学者却提出了与犹太教黄金律非常类似的行为准则。同摩西和希伯来族的其他先知一样，孔子也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长生不老、永垂不朽之人，只宣称自己是一名普通教师，但之后历代人都将他们提升到了一个几乎类似于神灵的地位。在其他人看来，一个开明睿智的人与神灵之间几乎没什么区别。
在孔子之后，也出现了一大批尊贵的圣人和教师。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孟子对中国文化影响力仅次于孔子。同希伯来人一样，孟子也认为同理心不仅仅是个人的善举，还是社会的黏合剂，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因此，孟子认为政府有责任、有必要施行善政，展示出政府的同理心和怜悯，特别是对受压迫的贫穷者。当时，虽然根本不存在“同理心”一词，但孟子已经具有了同理心的思想。直到2 300多年后，这个词才被创造出来，认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才了解同理心的生理学与心理学基础。孟子曾说：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印度的情况和中东国家、中国一样，农耕文明的出现也促进了同理心意识的发展。然而，印度的情况存在一些特殊之处。到公元前5世纪，因果报应的思想已经得到了广泛接受。亚伯拉罕诸教认为人类只有一次生命，最终会走向死亡，没有转世的说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为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获得永恒。然而，印度吠陀教却强调转世。每个生物都是陷入无穷无尽的、永恒回归的循环之中。在每个生命周期，一个人的业力、态度和行为决定他来世的福报。例如，一个人在现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决定着他转世为一棵青草或一位国王。
到了公元前6世纪，同中东地区一样，印度部分地区也经历了从小规模农业到大规模农耕文明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兴起、民族的融合，以及更大的社会组织单元的出现。传统的部落附属关系被打破，形成了规模更大的王国，劳动力结构越来越分化。工匠、制造商、店主和商人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社会成员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不断上升，起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产生了个体意识。古老的吠陀教过于强调因果报应和宿命论，在农村地区那些较为传统的、人员流动性较差的部落社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认可度，但对于新兴的、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城市居民而言，吸引力则大为降低，对商人阶层尤其没有吸引力，因为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和辛劳不断改善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状况，对宿命论似乎是一种否定。
然而，在城市生活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印度人越来越担忧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担心商人阶层日益严重的贪婪，担心令人震惊的放荡和道德沦丧。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呼吁人们采取第三条道路，即放弃俗世的各种欲望，修正自己的行为，砥砺自己的心灵，达到开悟的境界，从而将自己从沉闷的死亡与转世循环中解放出来。但这些苦行僧与希伯来先知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因为希伯来先知呼吁人们改革已经制度化的社会行为，而印度的苦行僧则呼吁人们抑制世俗生活中的欲望，过一种禁欲和冥想的生活。于是，新的精神领袖——古鲁便开始大量涌现，每个古鲁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旨在让人们摆脱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的束缚，获得心灵的自由。
一个著名的苦行僧叫末伽梨瞿舍梨，他生活在公元前497~公元前425年，是摩诃毗罗的弟子。摩诃毗罗在恒河流域广泛游历，过着一种极端严酷的禁欲生活。他不穿任何衣服，风餐露宿，从不躲避风雨，以最少的食物维持生存。摩诃毗罗认为开悟之路需要放弃身体欲望，即便走在地上时也要小心翼翼，不能伤害任何微小的生命。他崇尚这样的观点——每个人、每个物体，甚至包括水、岩石、火和空气等无生命的物体在内，都有一个神圣的灵魂，他们之所以会呈现出当前的状态，是由他们前世的行为决定的。由于一切人和事物都有神圣的灵魂，所以应该用同样的尊重和情感去对待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摩诃毗罗教导他的门徒帮助一切众生，从不伤害任何事物，无论其他事物的地位多么低，都应该给予尊重。如果他们遵循这些原则和并付诸实践，便可以成为一个“耆那”，即一个胜利者和精神领袖。他的门徒被称为耆那教徒，他们的精神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至今依然存在。耆那教徒都致力于践行非暴力理念。耆那教的教义认为：
“所有呼吸的、现存的、有生命的、有情感的生物都不应该被伤害，也不应该受到暴力对待、虐待、折磨和驱赶。这是纯粹的、不变的、永恒的法则，开悟的人都明白这些道理。”
要做到不杀生，不伤害任何事物，需要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警觉。在生活中的每个动作和每个活动都要小心翼翼，以免伤害到其他事物。即便走路时，也要谨小慎微，以防不慎踩到小昆虫。耆那教鼓励教徒们将自己的活动量减少到最低水平，以避免伤害到其他生物。
耆那教徒致力于同一切生物建立友谊，以慈悲的胸怀帮助众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为了表达同理心，为了表达慈悲，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要做到这些，他们自己的生活就会受到极端的限制。然而，如果一个人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就会减少与外界的接触，进而限制了自己表达同理心的能力。
我们要对他人表达自己的同理心，表达自己的慈悲心，就需要充分融入社会，接触他人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如何能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呢？在公元5世纪，印度一位29岁的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后来被世人尊称为“佛陀”）离开了自己年轻的妻子、孩子和舒适的家，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由于他观察到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严重，众生之间弱肉强食，尤其有感于生老病死的逼迫和生命的无常，便决定通过出家修道寻求解脱。
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天，乔达摩忽然回想起了童年时期经历过的一件事。当时，他坐在树荫下，在他旁边，有农夫正在犁地。他注意到农夫的犁杀死了几只昆虫。他走到近处，仔细瞧了瞧死去的昆虫，突然产生了一种悲伤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的家人被杀了一样。这表明他对死去的昆虫产生了同理心，这种同理心竟然能让他产生一种奇怪的、纯粹的感觉。他本能地闭目盘膝而坐，进入了一种神思恍惚的冥思状态，使内心豁然。
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感，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意识到自己在那一刻超越了世俗的欲望。虽然直到19世纪晚期才能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说明究竟什么是同理心，但年轻的乔达摩已经知道了同理心的重要性，他猜测或许这种无私的爱心会引领人类走上开悟之路。
在此之前，传统的修行原则是放弃生活，消极避世，远离周围的受苦受难者，过一种禁欲的苦行者的生活。乔达摩认为这种传统的修行方式是错误的，应该被修正，相反，人类应该关注别人的痛苦，帮别人缓解痛苦，产生一种独特的慈悲感，这样才能找到开悟之道。他认为，人类不应该压抑和放弃社会，不应该遁世修行，需要积极拥抱生活，通过与他人的普遍联系和对他人的深刻情感找到生命的意义。
他的修行冥思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会同每个人建立友谊；第二阶段，学会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的苦难和疼痛；第三阶段，看到他人的幸福时，在同理心作用下使内心豁然；第四阶段，以慈悲的胸怀对待所有生物，超越生命的快乐和痛苦，始终维持一种平静平和的感觉，这是一种普遍的、无私的慈悲。
同现代的客体关系理论和经验哲学理论一样，佛陀创立的理论也认为个体是无法脱离社会而独自存在的，独立的个体只是一种虚幻的设想，脱离社会后，个体的欲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他认为我们每个个体都是社会性的，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的身份。因此，“爱人如己”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和描述性的词语，而不是一种规定和命令。达到开悟境界的关键是消除狭隘的自我意识，认识到社会是由很多独特个体构成的一个集体，并以慈悲心对待这个集体，在认识到“我”的存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我们”的存在。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自我意识和个体身份的本质，顿悟到个体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那么自我意识驱动下的本能欲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完整的生命体验中，甚至变得完全无足轻重。
熵与农耕文明的陨落
中东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促进了人类意识的飞跃和同理心的普及，但最终这些帝国无法逃避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约束。大量关于农耕文明兴衰的研究表明，虽然其衰落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因素却是土壤盐碱化和土壤沉降带来的熵账单。
南伊拉克（苏美尔）的土壤是肥沃的冲积黏土，宜于谷物种植。但气候干旱少雨，灌溉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然而，土壤和河水中都含有可交换的钠离子和盐。通常，钠离子和盐被水带到地下水层中，只要地下水位与地表层保持一定的正常距离，含钠和盐的地下水就不能危害农田。但古苏美尔人只知浇灌而不知土壤中的盐分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当地地下水层的盐分逐年加重。当过度的积水渗入地下水时，含盐的水位就会上升，在土壤毛细管作用的帮助下侵入地表层，使土壤盐碱化，形成盐渍土，以至于水分几乎无法流动，妨碍种子的发芽过程，也不利于植物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养分。
考古学证据表明，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经历过严重的土壤盐碱化问题，伊拉克中部地区在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900年之间也经历了类似的危机。土壤盐度的增加迫使当地种植的作物从小麦变成了大麦。在公元前3500年，小麦和大麦产出的比例大致相同，过了不到1 000年的时间，耐盐性较差的小麦在农业产量中所占比例下降到了不足1/6的水平。到公元前2100年，小麦在同一地区的农业产品总量中所占比重仅为2%。公元前1700年，伊拉克南部的冲积平原地区由于盐碱化程度过高而无法种植小麦。
土地盐碱化不仅改变了作物种植结构，还明显降低了土壤肥力。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吉尔苏城的大麦的产量是2 537公升/公顷，到公元前2100年，降至1 460公升。到公元前1700年，其邻近的拉尔萨城的大麦产量仅为每公顷897公升。然而，在当时的城市地区生活着大量的牧师、政府官员、商人、工匠和士兵，城市生活都要依靠剩余的农业产品来维持。因此，农业产出的减少对城市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曾经蓬勃发展的苏美尔城邦饱受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摧残，精心设计的、宏伟的基础设施逐渐失修，人口数量减少，住地逐渐被废弃，这些城邦退化成勉强运转的村落。苏美尔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城市文明，极大地拓展自己的同理心，使人类意识实现飞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灌溉技术的进步。然而，由于他们只知道浇灌而不知道如何排除土壤中的盐分，结果导致了土地盐碱化，农业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最终丧失了业已实现的文明成果，整个文明和整个环境走向了衰落和退化。半个世纪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托基尔·雅各布森和罗伯特·亚当斯曾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论文，指出：
“对于任何一个严重的历史事件，恐怕都不是一个因素能解释清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土壤盐碱化这一因素足以解释苏美尔文明的陨落。”
应该指出的是，4 0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也遭遇了土壤盐碱化不断加剧的问题，人类给周围环境造成的熵账单越来越大。中美洲地区的古代玛雅农耕文明也遭遇了类似的现象，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土壤盐碱化引发了灾难性的作物歉收，大批领地纷纷废弃。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土壤盐碱化和熵账单的增加一直都是复杂的农耕文明走向衰败与陨落的诱发因素，这再次印证了人类能源使用量的提升与熵账单的增加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