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代表了古代农耕文明的“高水准”。虽然罗马帝国地理位置横跨欧亚大陆，处于农耕文明的边缘，但罗马帝国却占领并统治了地中海周围和中东地区大片农业发达的区域，罗马帝国的公民、奴隶和士兵赖以维持生计的粮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这些占领区的剩余农产品。同样重要的是，罗马的统治者从东方伟大的农耕文明那里借鉴了很多管理知识和统治经验，对自己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改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延伸到地中海南部、中东、西亚、北非，向北到达了英国，为了加强控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借鉴了农耕文明在长达3 000年的时间里逐步完善的普通税制度和官员俸禄制度。在公元二三世纪，罗马帝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运作着无数个矿山、采石场和农田，各行各业的商人利用空前复杂的水路和公路系统进行商贸活动。罗马是一个由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的、典型的集权国家，其合法化的根源是君权神授理论。在整个帝国，统治者的触角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条条大路通罗马。”要理解帝国的威严，只需看看发达的道路系统。这些道路把帝国的每个地区同罗马的城门联系在了一起。罗马的道路系统无与伦比，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中枢神经系统，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有机体。罗马道路系统空前壮观，恐怕也只有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才有这般景象。
罗马帝国对道路系统的管理堪称奇迹。奥古斯都创建了一个由无数条道路和无数个驿站组成的庞大的交通网。每个驿站都有专门的文书抄写员，驿站还驻扎着军队，确保旅客安全和邮政通畅，并打击走私和刑事犯罪。庞大的交通网使罗马的统治者们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监督各个殖民地。
在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旅行是非常安全和便捷的，这就提升了人员的流动性，凝聚了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道路系统上的旅客包括政府人员、商人、工匠、季节性的农场工人、石匠、艺术家和表演者、教师和学生、清教徒、牧师、游客、求医的病人以及无数其他的人。沿途有酒店、旅馆、铁匠和商贩为成千上万的旅客提供服务。如果骑马的话，每天可以走40~50千米。如果是徒步旅行，每天能走32千米。当时的罗马城堪称“世界之窗”，每月都有数千人涌入罗马，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台伯河与其他河道在整个交通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罗马城的人口日益增加，所需的粮食也与日俱增。当时，罗马帝国各地的粮食先由驳船集中运送到奥斯提亚港，之后经由台伯河运到罗马。到公元1世纪，北非地区每年为罗马帝国提供3 000万罗马斗[1]的粮食。罗马消耗的粮食中，将近1/3都是由埃及提供的。
城市基督教与同理心大潮
罗马帝国时期，同理心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折磨致死，但在罗马帝国的城市地区，耶稣却成为一个新兴宗教派别的精神领袖。这个宗教派别就是基督教，其教旨在某种程度上是传播耶稣的教义和在全世界普及同理心。使徒保罗在其一生中几乎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基督信仰传遍了罗马帝国，在罗马的道路上走了近16 000千米，在众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传播福音，无数个迫切希望重塑生活、改变命运的城市居民皈依了基督教。在罗马这个国际性大都市以及其他众多小城市，内省、宽容、同情、友情和救赎成为受到普遍尊重的价值观，为基督教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罗马城的人口一度超过100万，无异于一个大熔炉，汇聚了来自多元文化的移民，其中有些移民甚至来自东部的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南部的非洲以及北部的高卢和西班牙。大部分人口都是来自殖民地的奴隶和自由民（曾经的奴隶）。事实上，奴隶制对罗马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生活方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维系作用。奴隶和自由民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是罗马城赖以正常运转的重要动力之源。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贡献，罗马才得以从一个小规模的城市聚落发展成国际性大都市，变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为日益显著的劳动分工、人口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日益扩大的商业往来提供了支撑。
从一开始，罗马就戴着两副面具。一方面，罗马征服了世界，奴役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占领了其他土地，以残酷地对待他人为乐，并建造了一个能够容纳50 000名观众的体育馆——罗马圆形竞技场，当基督徒、奴隶和罪犯死于狮子之口时，这些观众会欢呼雀跃。但另一方面，在罗马，自我意识开始增强，个性开始发展，对其他宗教的宽容也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罗马帝国的奴隶政策造成的。在公元28年，罗马帝国共有300万名奴隶和400万名自由民，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为缔造伟大的罗马文明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持。
奴隶最初只是为主人打理家务，但随着罗马军团的规模迅速扩大，大批农民被强征入伍，农田逐渐荒废，最后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变成了大农场。农场主强迫奴隶耕作土地，管理羊群和森林。奴隶贸易的猖獗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公元前209年，罗马帝国征服他林敦后，13万名当地居民被当作奴隶贩卖。公元前177年，撒丁岛起义遭到镇压后，8万名撒丁岛居民被当作奴隶押解到了罗马。仅仅在提洛岛港一处，每天都有一万名奴隶经过。
奴隶经济使罗马的城市社会实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但国际性大都市得到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沉重的人力资源代价。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因过劳而疲惫不堪，直至死亡。他们为帝国的运转提供了能源。古罗马作家、哲学家卢西乌斯·阿普列乌斯刻画了穷人和奴隶受奴役和虐待的处境：
“我开始研究这个致命工厂的内部纪律。哦，天啊！里面的工人一个个弯腰弓背，连路都走不稳，他们的皮肤是铅灰色的，上面还赫然留着遭到鞭打的痕迹！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刻着字，脚踝上戴着镣铐，眼睑因长期饱受滚烫的水蒸气和烟雾的侵蚀已经退化，几乎完全丧失了视力。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看到这群‘幽灵’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吗？”
奴隶制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罗马帝国的政策也有其开明的一面，比如，奴隶有可能被释放，并获得公民权。这些曾经做过奴隶的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可以从事各种手工业和贸易活动，在西塞罗生活的那个年代，平民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这类人构成的。
随着罗马帝国的日渐崛起，对地方各个行省的控制也逐渐得到巩固，从而催生了新的商业机遇，引发了新一轮的移民大潮。外国商人、教师、医生和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员纷纷涌向罗马，或从事商业贸易，或到政府部门找工作，再或者从事其他行当。他们都是自由民，或者是之前做过奴隶但被释放并获得公民权的人。
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罗马的旧贵族趋于没落，影响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富裕的商人、银行家、零售商以及地方各省的大地主对罗马的政治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则大为提升。
在耶稣遇难后的半个世纪里，也就是基督教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那段时间，罗马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大都市，多元文化与各个种族的人们能够自由融合。恺撒的一个决定就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国际性：罗马民众的所有节日不仅要翻译成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要翻译成一些其他语言，包括希伯来语、腓尼基语和叙利亚语。
罗马帝国不仅竭力协调内部不同地区的语言，还不辞辛劳地将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根据西塞罗所说，统治者此举旨在探寻一套具有普遍吸引力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以便找到全体人类的共性。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讲，对于一个帝国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融合多元文化，建立统一的国家，营造各方都能接受的社会现实。
罗马统治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理念，所有殖民地的自由民都能获得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包括来自高卢、叙利亚、非洲和其他殖民地的自由民。这样一来，他们就取得了与罗马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罗马帝国之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
赋予公民权的政策促进了社会成员的流动，使社会成员普遍形成了一种集体精神，有助于打破他们狭隘的思维和对固有文化环境的从属关系。公民权是一种政治权利。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就与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于一个部落或种族传统的忠诚度就会弱化，个体意识增强。成为一个公民意味着成为无数个平等个体中的一员，所有个体都对法律管辖产生认同感，而法律管辖与传统的血缘关系是背道而驰的。
在政治学领域内，这种新的个人自由感引起了广泛讨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都对罗马予以赞扬，认为罗马对外来人口较为宽容，并且着力拓宽人类的视野。公元3世纪，一位希腊观察家曾经写道：
“每个人都能完全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随处都有港口可用，旅行者可以在所有山峦中安全地旅行，城市中的所有居民都可以安全地生活，所有的困境似乎都不存在。现在，所有人似乎都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虽然罗马帝国的奴隶以及殖民地的自由民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并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罗马公民一样形成自我意识，但这远远无法推动人类意识实现质变的飞跃，因为大批人在失去同传统部落的联系之后，被投进了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忽然感觉自己迷失在了人口密集的城市丛林中，没有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罗马帝国产生了大规模的认同危机。罗马帝国缺失的是一种能够贴切地描述出人类的出生、苦难、抉择与救赎，从而重塑人类存在的意义。虽然罗马帝国为这种新型叙事方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和环境，但直到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宗教派别——基督教，这种叙事方式才真正形成。基督教很快风靡整个罗马，通过自己的教义和故事重塑世界。
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重要的是要了解罗马帝国在基督教出现时的社会状态，以及究竟是哪些人变成了基督教徒。
虽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禁止基于政治目的的联盟，但他们允许外国人建立贸易性质的社团和行会，外国人在那里可以继续信奉原有的宗教和举办原有的丧葬仪式。他们崇拜的都是从原来的居住地带来的与植物、生殖力有关的神灵，因此，在罗马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中，这些神灵逐渐丧失了生命力。很多新移民被夹在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罗马的城市生活之间，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而很多神秘的宗教社团注重帮助个体实现救赎，这就驱使他们加入了这些社团。虽然神秘的宗教社团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挣脱固有宗教隶属关系的机会——原有的宗教将个人捆缚在集体中，将集体捆缚在农业生活方式上——但这些社团并不愿意提出一个共同的宗教主张，也不情愿为所有外来者打开大门。已故的基督教史学家乔治·拉皮亚纳指出：“罗马地区神秘的宗教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承受着来自两个对立趋势的压力，一种趋势试图保持原有的民族或种族特性，另一种趋势是试图变成真正的、普遍性的宗教。”
地方性的宗教为了实现复兴而强调个人救赎的重要性，但各种宗教并存导致人们的思想处于破碎的、不统一的状态，这种大杂烩式的宗教现状无法满足人们在“后集体认同”时代对安全感的需求。此外，居住在罗马的外国人，个体意识日益强烈，并且具有高度流动性，他们也无法从罗马的宗教现状中获得安全感。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这些移居罗马的人放弃在故土时崇拜的与农业有关的神灵，并找到一种具有普遍吸引力的个人救赎神学理论。由于人们不愿意完成最后一次飞跃，导致宗教信仰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夹在旧的神话意识和新的神学意识之间。
事实是，这些地方性的宗教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如果它们声称自己具有普遍性，就会与罗马的官方宗教发生直接冲突。拉皮亚纳描述了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征服罗马人的世界，它们不得不先同罗马官方宗教达成妥协，相互并存，并最终将其取代，获得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将它们自己的事业作为帝国的事业。它们就是在这里失败了，最终走向了消亡。”
如果那些被征服者公开表示信奉罗马官方认同的神灵，那么罗马帝国则不会阻止这些人在私下里信奉自己原来的宗教。毕竟，罗马统治者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征服了其他地方的人，就表明自己信奉的宗教比被征服者的宗教优越。只要其他宗教的信奉者认识到了自己的宗教没有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那么重要，那么罗马官方宗教就会对这些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
唯一有能力挑战罗马统治者的种族就是犹太族。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占据着很大比重。仅居住在罗马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就有5万多人，另外还有五六百万犹太人分散居住在罗马帝国其他的城市。更重要的是，犹太人信奉的神灵是普遍的、无形的、无处不在的、超验的，犹太教的故事更具有普遍性，更容易让其他种族的人产生认同感，每一个犹太教徒都能与神灵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因此，犹太教完全有能力融合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然而，虽然犹太教具有普遍适用性，但犹太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子民，是上帝任命的特使。因此，尽管他们的故事更有包容性，能够吸引越来越个性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民众，他们的排外思想却把他们与罗马人隔离开了。虽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要求居住在帝国的其他种族也参与官方宗教活动，但犹太人却不参与。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和社会活动规则让他们远离了城市生活。犹太教为人们提供了普遍的精神追求，但仅仅局限于犹太族的成员。相比之下，罗马人则提供了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但他们信奉的神灵太冷漠、太遥远，当个体意识日益显著的罗马人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中追求个人认同感时，难免会产生焦虑，而他们的宗教无法消除这种焦虑。
无论是犹太教的神灵，还是罗马万神殿里的其他神灵，都无法为罗马帝国无数新增的城市人口提供他们急需的精神慰藉。在此时的罗马帝国，基督教的形成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里希·卡勒雄辩地总结了公元1~3世纪罗马基督教兴起的历史意义：
“在这个时代，根本的创新是个体的出现，这些孤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脱离了与祖先和部落的联系，世俗化的个体在更平等的广阔天空下站了起来。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人类进入基督教时代，未来的一切事件都可以归因于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新的发展趋势是世俗个体的社区化，进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
最早的基督教徒都是哪些人呢？考古证据表明，早期的基督徒既不是乡绅，也不是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而是自由民和被释放的奴隶。虽然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技能、教育和新获得的财富，在整个社会等级结构中具有向上移动的趋势，在罗马的商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构成了新贵阶层，但他们往往会遭到传统贵族阶层的蔑视和鄙夷，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使他们无法跻身上流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贵族精英们仍然牢牢地把持着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权力。
在早期的基督徒中，有一些是自由民以及他们的儿女。很多人在做奴隶期间掌握了娴熟的手工艺技能和高超的贸易能力，有些人甚至在艺术与文学领域取得了深厚造诣。摆脱奴隶身份后，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积累财富，提高了社会地位。很多富人会把作坊或企业交给奴隶或自由民去打理。很多奴隶在帮奴隶主实现商业利益的过程中也变得富裕起来。
恺撒家里的奴隶和自由民在某种意义上行使着官员的职能，他们与女性自由民结婚的情况很常见，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据估计，恺撒家里2/3的男性奴隶和自由民都娶了女性自由民为妻。奴隶出身的女性会选择同男性自由民结婚，这会使她们获得释放，将她们的身份提升为自由民。考古文献研究表明，29%的女性奴隶嫁给了她们的主人。
为了纪念使徒保罗对基督教的重大贡献，早期的基督教运动通常被称为“保罗的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商人和手工艺者居住的城市地区。除了罗马之外，腓利比、佩特拉、杰拉什、贝罗埃亚、波斯特拉、艾菲索斯、科林斯，以及美洲的费城等城市都出现了早期基督教会。虽然按照现代标准来看，这些城市的规模很小，但它们的生活空间紧凑，人口密集，与19~20世纪伦敦、纽约的公寓和贫民窟比较相似。
大量的证据表明，早期基督教徒是少数地位不断上升的商人和手工艺者以及一部分奴隶，这些奴隶的受教育水平高于普通罗马人。男性在早期的保罗基督教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女性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比之下，女性在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中起到的作用则要小得多。
如果说早期的基督教社团具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就是基督教徒具有非常强烈的精神凝聚力，彼此之间具有特别浓厚的情感和善意。一方面，他们渴望和期待基督再临给他们带来集体救赎，这种共同的情感基础将他们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他们建立了平等密切的、几乎是家庭成员般的守望互助关系。他们将自己视为基督的儿女，将彼此视为兄弟姐妹。
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充满温情的语言俯拾即是。忠诚的基督徒被称为“亲爱的教友”。他们认为保罗“对你们心存温柔，如同在照料自己的孩子”。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个人流露出如此丰富的情感是非同寻常的，也没有历史先例。基督徒们被鼓励用“爱”去接近当地的基督教牧师，并且“以圣洁之吻向众弟兄问安”。这些新兴的基督教社区无异于重构了基督徒的家庭关系，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每个成员都致力于个人救赎和集体救赎。这是一种新型的家庭，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神学信仰，而非血缘关系和地理位置。在《第一批城市基督徒》一书中，基督教史学家韦恩·米克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总结了这些新型大家庭的重要影响：
“无论其他影响如何，刚皈依基督教的人就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并融入一个由兄弟姐妹组成的新家庭，这就鲜明地体现了当今社会学家所说的皈依基督教能让个体实现再社会化。之前，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和社会关系，但皈依基督教后，却被一种新型的关系取代了。”
那些曾经饱受压迫的自由民和获得释放的奴隶失去了传统的部族关系，孤独地面对今世、思考来生，因此很容易对基督的故事产生情感共鸣。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夫——都是普通人。耶稣30岁以前是一个木匠，过着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他与各行各业的人自由地相处在一起，指责那些有钱有势的压迫者。他说，在耶和华的眼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坚持自己的信仰，站起来反对暴君，遭受了残酷和痛苦的折磨。但通过这一切，他宣扬了仁慈的理念，甚至对敌人也要有仁慈之心。他的力量并非来自施加暴力，而是来自开放的胸襟和仁慈的心灵。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人类同胞怀有普遍的同情意识的人，不是只同情自己的亲属，而是同情每一个人。耶稣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关于平等的故事，这是首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一了。”
耶稣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远远超越了当时广为接受的行为准则。他的同情对象甚至包括他的敌人。他永远会慷慨地帮助他人，而且会向他人展现出自己的薄弱之处。耶稣的山上宝训就体现了这一点：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耶稣还让其信徒做了一些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热爱自己的仇敌，这是普遍性的同理心的终极体现。耶稣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在因为失血过多而即将死亡之际，耶稣还在祈祷上帝原谅刽子手，他说：“父亲呀，请原谅他们吧，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之所为。”最后，对于那些在今生默默地忍受痛苦，并且因为前途未卜而痛苦的人，耶稣为他们提供了最后一线希望——在来世获得永恒的救赎。
通过了解上帝之子出生、生活、死亡和重生的非凡故事，成千上万名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罗马中产阶级就可以实现精神的飞跃，摆脱矛盾的社会地位带来的苦恼，接受一种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叙事方式，即基督教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的力量甚至超越了恺撒大帝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些中产阶级试图在一个高度分化的、人际关系日益疏远的城市环境中寻找爱情、情感、亲密关系与友谊，在此过程中对耶稣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因为耶稣能明白他们的脆弱性，能明白他们遭到的压迫，能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们的痛苦。耶稣给予别人的那种同情是无私的、普遍性的和无条件的，堪称人类的楷模。耶稣也是脆弱的，饱受压迫，但最终获胜了，复活升入天堂，因此，如果其他人也走他的道路，接受他为救世主，最终也会升入天堂。
在基督教的故事中，脆弱性的问题尤其重要。耶稣的身体，即他的肉体存在，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被置于基督教叙事方式的核心位置。《耶稣受难记》描绘了耶稣这个脆弱的个体遭受的苦难。他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蹒跚地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走向将被处死的山上。在漫长而蜿蜒曲折的路上，他不时地遭到他人的殴打，不时地摔倒在地。耶稣饱受磨难，凡是听过耶稣故事而且自己也在承受苦难的人，同情感会油然而生。如同耶稣能理解他们承受的苦难一样，他们也能理解耶稣的苦难。这激发了一种普遍性的同理心，因为人们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意识到了生命终将消亡，意识到了每个人都在反抗压迫和不公。脆弱性是伟大的平衡器。虽然人们的社会地位存在差别，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导致了人类的分化，但我们都是凡人，每个人的生命最终都会终结，这是我们共同的脆弱性。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性和有限性，是我们对人类同胞产生同理心的必要基础。
不幸的是，对全体人类表达同理心原本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但在之后几个世纪里，随着魔鬼撒旦为世界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同理心便被套上了条条框框，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行为。在犹太教中，撒旦几乎没有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耶稣遇难后不久，撒旦就以魔鬼的形象出现在一些犹太族群体中，但无足轻重。充满罪恶的撒旦是基督教的产物。在基督教中，撒旦反对耶稣和上帝，具有很强的欺骗能力，播下了混乱的种子，甚至挑战上帝的权力。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撒旦一直以一个恶魔的形象存在，基督教利用撒旦来妖魔化那些非基督徒、犹太人、异教徒等。不信仰基督教就被指责为受到了撒旦的蛊惑，是在助长撒旦的邪恶力量，帮助撒旦公然反对上帝。在基督教的末世论中，出于种种意图和目的，撒旦已经变成了“另类”的代名词，撒旦隐藏在阴暗处，随时准备引诱忠诚的基督徒放弃信仰，然后将其转变为邪恶的化身。
虽然人类从一开始就会区分“我们”与“他们”，但基督教却让这种区别变得更加普遍化。基督教徒认为任何不接受基督的人，注定要永远坠入撒旦的地狱之火。他们的眼中只有三类人：真正的信徒、不忠诚的信徒和不信教的人。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教授伊莱恩·帕格尔斯指出：
“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新现象是使用撒旦来表示敌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从道德和宗教的角度对冲突做出了解释：‘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神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在西方历史中，这种解释已被证明能够非常有效地巩固基督教群体的身份认同感，此外，还能够为仇恨，甚至大规模屠杀找到合理理由。”
基督徒的另类声音
除了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那一类基督徒之外，还存在另一类基督徒。耶稣遇难数十年后，人类进入了公元2世纪，基督教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对耶稣的故事做出了非常不同的解读。1945年12月，一个埃及农夫在挖土施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密封陶罐，里面装的是以皮革装订的纸莎草古卷，共有13册，其中包括了《多马福音》。《多马福音》里面有很多令人震惊的话语，其开篇说道：“这些是秘密的话语，是耶稣还活着的时候所说的，由其孪生兄弟犹大·多马所记录。”当时，基督教的很多观念受到了大量批判，其中包括童贞女之子和耶稣身体复活。除了《多马福音》之外，这个陶罐里还包括《腓力福音》、《真理福音》、《埃及人福音》等。
这些古卷可以追溯到公元350~400年，内容可能是从希腊原文翻译而来。希腊原文可能完成于公元140年左右。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古卷的原文完成于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即公元50~100年之间，可能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形成于同一时代，甚至更早。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4篇福音对耶稣的故事所做的解读是正统的。这些福音代表着早期基督徒的思想，他们自称“灵知”，该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知识”。灵知派运用这个词语来表达一种更特殊的含义——“自察”，即了解自己。他们认为，“了解自己就是了解人性以及人类命运。”
灵知派认为耶稣不是神，而是一位开明的先知和精神领袖。灵知派福音书里的很多章节读起来更像是现代社会中的励志书，而不是神学典籍。耶稣被视为一位精神导师，帮助我们摆脱幻想，启迪我们的心智。灵知派基督徒认为保罗派基督徒在耶稣遇难后所宣传的人类原罪、忏悔和来世救赎的想法是幼稚的，是对耶稣故事本意的错误解读，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一些学者注意到，《多马福音》所宣扬的基督教教义与同一时期的印度教教义，及佛教教义具有相似之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孔兹指出：“佛教徒在印度南部地区与传播《多马福音》的基督徒曾有过接触。”佛教徒甚至在亚历山大港传播佛教，而在公元80~200年之间，这座城市也存在灵知派基督教的信奉者。
关于基督徒与佛教徒有过接触的证据，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伊莱恩·帕格尔斯指出，类似的思想完全可以相互独立地出现在印度与西方国家。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成员普遍经历着一种深刻的疏离感，因为当时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从部落依附关系向自我意识觉醒的转变，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转变。在这样一个处于过渡期的世界中，往往难以探寻个人存在的意义。在迷茫的精神状态下，一部分人接受了保罗派基督徒通过解读耶稣的故事而宣扬的原罪、忏悔、来世救赎等理念，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选择通过个人心智的启迪获得超验感。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认为，后者最早体验到了存在感危机。现在，我们一般将存在感危机同20世纪思潮联系在一起。荷兰神学家希勒斯·基斯佩尔等人认为灵知派的思想起源于日渐觉醒的自我意识，但嫁接在了宗教框架之上。
显然，灵知派将耶稣视为一位达到开悟境界的人，而不是神，没有提到与耶稣有关的种种奇迹，也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了帮助堕落的人类实现救赎而受难。
关于天堂救赎的问题，《多马福音》不屑一顾，甚至持有讽刺的态度。《多马福音》中有这样一段话：
耶稣说：“若你的导师告诉你，‘看！天国就在天上’，那么小鸟便该比你早登上天国了；若他们告诉你，‘天国在海里’，那么鱼儿就比你早登上天国了。然而，天国既是在你心中，又是在身外。”
《多马福音》完全摒弃了关于来世的观念。当门徒问耶稣，天国什么时候能到来？耶稣说：“父的国在地上是展开着的，只是人看不见。”
灵知派基督徒甚至不认可保罗派基督徒宣扬的耶稣为了救赎人类而降临世间的观念。在《多马福音》中，耶稣告诉门徒，如果要实现个人救赎，不应该指望耶稣，而应该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多马福音》中有这么一句话。耶稣说：“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那么你的力量将会救你。如果你没有力量，那么你就会毁灭。”
灵知派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神性之光”，可以让人们发现“天国”，并且认为虽然上帝之国看似宏大威严，但也是具体的、创造出来的。
早在人类意识由神学意识过渡到心理意识的2 000年前，灵知派就对人类未来的人文主义具有了模糊的认识。《圣经》新约部分中的福音书将耶稣颂扬为全知全能的神和救世主，而灵知派基督徒则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善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耶稣的生命也是由对他人的同理心驱动的，而且耶稣的同情对象包括一切生物。
在《圣经》新约部分的福音书中，耶稣问门徒认为他是谁，彼得回答说：“您是救世主。”相比之下，在《马多福音》中，耶稣对其门徒说：“当认识了你自己，你也就被认识，并且明白你就是那位永活的父亲的孩子，和耶稣一样。”
对于灵知派而言，不了解真实的自我是人类苦难的内在原因。因此，要释放人性中的神性之光，就需要先通过内省来自察。伊莱恩·帕格尔斯认为，对于灵知派而言，天国是一种“被转变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开悟的境界”。
当灵知派谈到“罪恶”这个概念时，并不是指道德上的罪恶，而在更大程度上指能造成情感伤害的因素。灵知派认为恐惧、痛苦与困惑是造成人类苦难的核心因素。自我发现的过程，也就是发现内心世界神性之光的过程，开始于对死亡恐惧感的体验，结束于人性的发现。然而，自我发现之旅要求，先放下各种忧虑，包括对死亡的恐惧，集中精力去思考个人存在状态中的非物质层面，即精神层面。发现神性之光的旅途必然是一场孤独之旅。每个人必须找到“正道”。
《圣经》新约部分提出了复活永生的理念，灵知派则提出了通过开悟实现精神转化的理念。然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考虑到身体体验。保罗派认为身体是沉沦的、堕落的，灵知派认为身体是造成痛苦的根源，是对达到开悟境界的障碍。帕格尔斯认为，“灵知派教徒倾向于不信任身体的作用，认为身体是导致耶稣受苦受难的根源。”
由于灵知派没有全面认识到身体体验是人类体验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身体存在的脆弱性使人类的同理心变得更强烈、更普遍，所以他们无法成功地将耶稣传递出来的谕旨融入自己世俗的行为中。在达到开悟境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实现方式的问题，是完全融入我们周围这个脆弱的、物质的世界，还是逃避世界、关注内心呢？历史上的耶稣并不避世，而是积极地融入世界。
我们所知道的是，保罗派基督徒和灵知派基督徒都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皈依基督教的人体验到了存在的孤独感带来的痛苦，需要在血缘和地理联系之外寻找新的生命意义。在耶稣的故事中，他们发现了新的生命意义。耶稣是神的儿子，简单地讲，也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导师，具有脆弱性和同理心，向所有人表达无条件的爱，甚至为了人类的救赎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深刻地触动人的心灵，使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耶稣的生命故事鼓励和启发其他人展现自己的弱点，同情他们的同伴，过着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生活。
新的育儿方式
基督教的故事促使人类同理心实现了大幅提升，也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同理心意识的提升对育儿方式有影响吗？换言之，更具同理心的成年人是否变成了更具同理心的父母，并养育了更具同理心的孩子呢？因为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对于儿女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同理心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父母同理心的提升肯定也会带来育儿方式的改变。这并不奇怪，有各种证据可以证明。虽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当时育儿方式的变化可能比较微小，但在当时，已算得上十分明显的变化。
我们之前讲过，农耕文明的兴起催生了父权制。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出生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城邦——乌鲁克城。如第5章中所述，上帝是让亚伯拉罕拿自己的儿子当祭品，用火烧，借以试探他是否敬畏上帝。亚伯拉罕将以撒带上山，准备杀死他，上帝在最后时刻赐予了缓刑。这则故事的意义就是基督门徒要服从上帝，就像妻子和儿女服从父亲一样，这就是父权制社会关系的体现。父权制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每个家庭。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对以色列众人说：“你当心里想，你的神耶和华管教你，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
《圣经》旧约部分充满了关于合理抚养孩子的建议。体罚和教育孩子服从父权制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不服从者的惩罚是很严重的，甚至到了处死的极端地步。根据《申命记》的记载，摩西在告诫以色列人如何应对忤逆的儿子时，讲了下面一番令人恐惧的话：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的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邪恶从你们之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并害怕。”
在所有伟大的农耕文明及其周边地区，体罚孩子是常见的。然而，在罗马帝国，育儿方式却逐渐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罗马之前，孩子们被视为“小大人”，“儿童”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人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儿童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儿童的世界与成年人的世界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然而，在城市文明较为发达的罗马城，多种力量和因素逐渐汇聚在一起，推动了育儿方式和育儿观念的改变。
首先，经济财富积累较多、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人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和培养下一代，可以多陪孩子一起玩，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人们社会接触面的扩大，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宽容的态度。在同理心提升的过程中，孩子们成了受益者。尽管父权制和体罚仍是常态，但育儿方式也已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内省能力的提高。在早期的基督徒中（除了灵知派之外），大多数人都相信婴儿是作为一个堕落的罪人来到世界的，因此，需要采取严厉措施消除他们的罪恶。然而，当时的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体罚可能使受苦的孩子更加叛逆。虽然传统的育儿观念认为，体罚是让儿童摆脱罪恶本性的必要方式，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持有反对态度。他指出：“用石头伤害孩子的习俗会破坏友好的情感，就像一个走在两个成年人中间的孩子突然遭到了拳击一样，是不受欢迎的做法。”
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开始通过立法的方式禁止虐童行为。在当时来讲，这些法律如同人类在21世纪通过立法禁止虐待动物一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当时杀婴、贩婴和虐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教会的神父们则振聋发聩地指出儿童也有灵魂和灵性，也是上帝的儿女。当时的教会组织甚至开始为流浪的儿童提供救助服务。
但当人们读《圣经》新约部分时，尤其是耶稣提到孩子时，人们就会发现当时的人类对于儿童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变化很微小。当门徒问耶稣：“天国中谁最大？”时，耶稣唤来一个孩子坐在自己身边，然后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些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些小子里失丧一个。”
《圣经》旧约部分强调给予孩子“严厉的爱”，《圣经》新约部分则与之不同，里面没有提到耶稣主张将体罚作为惩戒孩子的工具。虽然使徒保罗吩咐孩子“凡事服从父母，因为这是耶和华喜欢的”，但他很快澄清了他的言论，对父亲们说：“不要惹儿女生气，免得他们灰心。”使徒保罗所说的这番话，无异于从当代的精神分析法角度分析了虐待行为对儿童发育的影响。父亲们要明白，自己的育儿方式与孩子未来的情感发展状态之间具有因果联系。首先要具有自我意识，明白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情感的影响，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特存在的个体。只有这样，当父母对一个无助的孩子施加情绪和身体上的伤害时，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内疚感。至于众多的父亲是否能完全理解保罗所说的话，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此前的历史资料中几乎没有这类闪烁着同理心光芒的心理描写。
历史学家小理查德·莱曼指出，在罗马时代，虽然杀婴、贩婴、弃婴、虐童之类的行为仍然猖獗，但母亲的抚育角色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到公元7世纪，父母的爱通常被描述为自然的、和蔼的。
莱曼和其他学者认为，之前的母亲（或父亲）并非不爱自己的孩子，只是他们的爱不成熟，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将孩子视为自己的投射。他们那种不成熟的爱，即便到了今天，仍然可以在一些父母那里看出来。莱曼并不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现代这种成熟的同理心，认为“当时的父母还不具备同理心这一素质”。
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塞编著的《儿童的历史：未曾讲述的虐童案例》一书讲述了从农耕文明的兴起到18世纪之间发生的一些不人道的虐童案例，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不过，关于罗马帝国晚期育儿方式的进步，他还是给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评价。他指出，当时其他国家还处在为了祭祀神灵而牺牲子女的蒙昧状态，罗马人试图阻止这种行为，但徒劳无功，在一片由蒙昧国家组成的茫茫大海中，罗马就是一座文明开化的孤岛。不可否认的是，罗马法律从公元374年开始便将杀婴认定为谋杀罪。至少在一部分罗马人中间，育儿变得更加温情。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们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发生了微小却显而易见的改变。
莱曼总结了早期基督教对父母及其育儿方式的影响。他写道：“虽然基督教的到来肯定不会预示着儿童的‘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但意味着儿童即将迎来一个不那么可怕的前景。”
基督教同理心的提升仅仅持续了三个世纪，却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印记。到公元250年，罗马基督徒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5万人。到公元4世纪初，罗马的1/3的人口是基督徒，使他们在整个帝国的运作过程中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既无法欺负基督徒，也无法让他们保持沉默，而且越来越担心帝国走向瓦解，担心自己的统治会丧失合法性，担心自己会丧失控制权，最终他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
通过这一举动，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这个宣扬普世价值的宗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为教会领导者们提供了其渴望的合法性和政府保护，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基督教来增强国民的凝聚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帝国的团结。在此过程中，耶稣自身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改造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