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基督主要是卑微者的神，是奇迹的创造者和救世主。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一世认为自己是上帝派往地球的牧师，所以上帝越来越被视为‘天上的皇帝’。”
教会的领导者们宣布自己是使徒保罗的直接继承者和神灵派往地球的使者。他们还保留了接受忏悔、赦免罪恶等权力。之后，主教们被视为普通人和上帝之间的沟通者，关于救赎的所有事情，都要向主教们请教，请求主教赐予恩典。教会被认为是不会犯错的，是神灵在地球上的载体。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天主教教会应运而生。皇帝为教会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主教宣称自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其他的基督教派别，特别是灵知派的基督徒，则逐渐湮没了。任何反对教义的神职人员都会被视为异教徒而逐出教会。宗教领域的变化也影响了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历程。从耶稣在地球出生开始，人类同理心开始提升。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人类同理心的提升一直延续到了公元4世纪初期。然而，教会的“帝国化”却削弱了人类的同理心。到公元6世纪，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城市生活的解体，同理心也随之大大削弱。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基督教在罗马勃兴之际，人类意识的确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圣·奥古斯丁所著的《忏悔录》中看得真真切切。这部著作集中了基督教会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智慧。他也是第一个用深刻的叙事来描写自我意识觉醒的人。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多人纷纷效仿，撰写自传，对自我意识进行剖析。他们的自传具有日益显著的内省、自我剖析和自我意识特征，这反映了人类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然而，奥古斯丁是第一个站在自我意识的角度剖析自己生命历程的人，他剖析了自己的自我意识，但在更大程度上，也剖析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自我意识。
圣·奥古斯丁将他的著作题为“忏悔录”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在早期基督教修道院的生活中，公开忏悔是一个关键部分。作为对公开忏悔的补充，还有私下忏悔，忏悔行为从修道院扩展到了世俗生活中。信徒们被鼓励公开表达出自己的罪行和邪恶的想法及意图。私下忏悔行为会迫使人们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便发现真实的自己。内省并向神职人员袒露内心深处的邪恶感觉及想法的人，得到的奖励便是祭司的赦免和上帝的恩典。这给内心不安的人带来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20世纪，精神病治疗领域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忏悔仪式是最早的精神治疗行为。通过忏悔来治疗精神疾病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
通过《忏悔录》一书，奥古斯丁非常公开地剖析了他的私密的内心世界，里面充斥着不纯洁的想法、矛盾和忏悔，从头到尾都是忏悔。他所著的《上帝之城》在长达1 50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奉为天主教神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他皈依基督教后，认为必须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自己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他的故事也是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故事。
《忏悔录》完成于公元397~401年，开始写作时，奥古斯丁刚就任北非城市——希波城的主教一职，而就在10年前，他改信了基督教。这本书具有自我质疑的风格，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试图弄明白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究竟哪些因素促使他选择了皈依基督教，同样重要的是，弄明白皈依基督教对其自我意识变化产生的影响。
奥古斯丁渴望心态平和与幸福。在一个深刻自我剖析的段落中，他因为自己的堕落而深感痛苦，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堕落，却再也无法逃避。他悲哀地写道：
“主啊！在他谈话时，你在我背后拉着我，使我转身面对着自己，因为我背着自己，不愿正视自己；你把我摆在我自己面前，使我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委琐龌龊，遍体疮痍。我见了骇极，却又无处躲藏。”
奥古斯丁只有在放弃了自我的欲求，并将自己完全托付给慈爱的上帝时，才能感觉自己是完整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
奥古斯丁非常认真地思考并践行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希腊名言——认识自己，给未来追随他的基督徒树立了一个榜样。虽然《忏悔录》里几乎没有任何字眼提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了他的同理心，但奥古斯丁却将内省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内省的行为符合教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促使人们对自己提出质疑，形成成熟的个性和同理心，最终推动人类意识的发展。
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罗马帝国的陨落
和东方那些伟大的农耕文明一样，罗马帝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欠下了巨额的熵账单，制约了同理心的提升，并最终加快了帝国的陨灭。罗马帝国的统治区域非常辽阔，罗马等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不得不从奴隶劳动和土地中吸收更多能量。帝国的城市化为同理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推动了基督教的形成。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在表象的背后，罗马从周围环境中吸收的能量越来越多，其发展造成的熵账单不断增加。最后，即便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无法逃避热力学定律以及熵账单的影响。
罗马帝国的辽阔疆域，可以归因于它的军事征服。公元前167年，罗马军队征服了马其顿，兼并了马其顿的土地，抢走了马其顿国王的财富。罗马帝国的财政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政府最后停止了对自己公民的征税。此后不久，罗马并吞了帕加马王国，罗马国家的财富，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征服了叙利亚，之后又征服了高卢，攫取了大量黄金和财富。从经济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的军事征服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攻城略地带来的收入除了支付军事行动的成本外，还有大量的盈余，从而为未来的军事冒险提供了物质基础。奴隶劳动、矿产资源、林地和农田为加速扩张的帝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来源。奥古斯都征服埃及后，罗马帝国连战连胜的扩张期也结束了。在长期军事征服过程中，罗马积累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作为庆祝，奥古斯都将大量钱币赠送给了平民。
由于在征服日耳曼民族的过程中多次失利，罗马帝国便转攻为守，利用其资源修建基础设施，守卫庞大的帝国。然而，事实证明，转攻为守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由于再也无法通过攻城略地攫取新的财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提供基本的服务。为了筹措军费并给军人发放退休金，奥古斯都对帝国的公民开征了5%的遗产税，结果引起了普遍不满。要知道，在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根本没有缴过税。
维持庞大军团的耗费特别繁重。帝国的常备军耗费了巨大的能量，抢走了罗马人之前享有的福利。军人工资、军粮、军营和武器装备的费用不断上升，维护众多的公共工程和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也需要付出巨额成本。
在如日中天的扩张时期，罗马民众的公共救济实现了大幅增长，但随着扩张期的终结，罗马帝国不得不用日益减少的收入来维持庞大的救济金支出。在恺撒时期，将近1/3的公民都会从政府那里得到某种形式的救济。
维持庞大帝国的后勤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在地中海和欧洲驻扎军队、维护道路、管理并吞的领土等都消耗着越来越多的能量，而罗马帝国可以获得的能量持续下降。在某些情况下，罗马从殖民地获得的收益还不足以支付管理这些殖民地所需的成本，比如，西班牙和英格兰就属于这类殖民地，它们消耗的成本远大于给罗马帝国提供的财富。
由于再也不能通过新的征服与掠夺来维持庞大的帝国，罗马统治者被迫开始考虑通过农业来获得财富。此时，农业成为罗马唯一可用的能源来源。罗马的衰落与农业生产力的下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目前流行的观点是统治阶级的堕落、领导者的腐败、对仆人和奴隶的剥削，以及频繁的军事侵略活动。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罗马崩溃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土地肥力的下降和农业产出的减少。罗马帝国的农业生产活动不能为维持基础设施和公民福利提供足够的能源。罗马帝国耗尽了农业这个唯一可用的能源来源，而目前我们的工业社会长期依赖廉价的化石燃料，因此，罗马帝国的历史应当为我们提供一个警示，今天的人们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
在罗马统治刚开始之际，意大利境内森林茂密。到罗马帝国行将崩溃之际，意大利及地中海周围地区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木材被拿到市场上公开出售，土地被用来种植农作物和放牧。清理出来的土壤富含矿物质和营养元素，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业产出。不幸的是，滥伐森林也对土壤造成了破坏，因为裸露的土壤容易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风吹过裸露的地表，从山上流下的水冲走了土壤，土壤肥力逐渐丧失。此外，过度放牧也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土壤肥力持续下降的同时，罗马帝国也开始在对外侵略过程中接连失利，依靠攻城略地攫取的财富逐渐减少，不得不把农业作为替代性能源来源。在罗马帝国晚期，90%的政府收入都来自农业。粮食产量对罗马帝国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人口日益增长，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多，给农业造成的压力日益增大。罗马帝国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农业产出，以便满足城市人口和军队的粮食需求。
从公元前58年开始，奥古斯都将免费发放谷物定为一种救济制度。在奥古斯都统治下，超过20万人可以免费获得政府提供的粮食。后来，又出现了免费的面包、猪肉和盐。奥古斯都之后，对于粮食和面包，有时会收取象征性的低价，有时则免费提供。
过度耕作进一步降低了土壤肥力，进而导致人们加大力度去开发原本已经日益贫瘠的土壤。小农场主们无法利用已被侵蚀的土地生产足够的粮食，甚至每年的产出还不够缴税（罗马帝国的土地税率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收成如何）。农民不得不依靠借款来维持生存。他们欠下的债务都用于缴税，几乎或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资金用于改进农业生产。由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农民无法长时间休耕以使土壤恢复肥力，他们不得不继续开发原本已经十分贫瘠的土地，从而陷入了产量不断降低、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的恶性循环。小农的土地通过抵押、出售、偿债等途径集中到了少数人和机构手中。在整个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大地主购买小农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庄园。大部分土地已经不再适合种植粮食了，不得不被转用作牧场。在意大利，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不得不迁移到城市地区，依靠政府救济生存。
在4世纪，仅在罗马这一座城市，就有30多万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公共救济。城市需要不断地从农村吸收更多的资源来满足富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给穷人提供福利，维持公共工程和官僚机构，修建纪念碑、公共建筑和露天剧场，举办公共赛事和展览。这超出了农业的承受极限。罗马帝国的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到3世纪，在非洲北部和地中海周围的省份，多达一半的耕地都抛荒了。
农村人口的减少也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土地无人耕作后便长期荒废，导致更加严重的侵蚀，肥力进一步下降。农村人口大规模减少对低地的影响尤其严重。在早春时节，地势较低的土地往往容易积水，由于无人排水，便形成了沼泽地。不断扩大的沼泽地滋生了大量的蚊子，疟疾开始传播，导致那些原本就已心神沮丧、饱受饥饿折磨的罗马人变得更加虚弱，进一步削弱了可用的人力资源。
在公元二三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多次暴发瘟疫，导致多达1/3的人口死亡。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从事农业劳动、补充政府和军队空缺的人更少了。帝国的形势变得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政府被迫再度出台征兵制度，通过强制方式确保兵源。313年，皇帝君士坦丁颁布法令，要求士兵的儿子要继续服役，从而建立一个世袭服役制度。4世纪初，君士坦丁通过颁布类似的法令把公共服务部门的职位也变成了世袭制。更具争议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颁布了一道禁止佃农离开祖种土地的法令，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无异于建立了农奴制度。即便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后，这道法令依旧存在，直到16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颁布《圈地法案》，才将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然而，这部法令来得太迟了，作用微乎其微。到4世纪，农村人口已经减少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仅有的那些农村人口虽然被法令捆缚到了肥力耗费殆尽的土地上，也根本无力将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到能够满足帝国需求的程度。
尽管农业产量在下降，罗马却继续扩大军队规模，竭尽全力维持这个正在走向崩溃的帝国。在4世纪，罗马常备军规模多达65万人，驻扎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他们需要大量的口粮。如果一支军队的驻地距离罗马城太远，便不得不从驻地采购粮食，这给当地的粮食生产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罗马帝国所经历的严酷现实正是热力学定律导致的。在一种非平衡状态下维护基础设施和供养庞大人口需要大量的能量。然而，其能源来源——农业，早已耗费殆尽。没有其他替代性的能源来源，罗马只得继续加大农业开发力度。到5世纪，政府机构和军队的规模翻了一番。为了供养这些人，统治者不得不增税，导致人口更加贫困，尤其是不断减少的农村人口。正如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的皇帝开始毁灭土地和农民这两类资本，无异于杀鸡取卵。
由于能源耗竭，罗马帝国开始走向瓦解。基本的公共服务逐渐减少，庞大的基础设施失修，军队再也无力击退掠夺成性的侵略者，蛮族开始大肆蚕食罗马帝国的土地。到5世纪，侵略者已经进攻到了罗马城下。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崩溃。到6世纪，罗马城的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从辉煌时期的100多万减少到了不足10万，整座城市几乎变成了废墟，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能量定律是多么无情。除了罗马城之外，其他大城市也遭到了遗弃，人们为了生存，纷纷逃到了农村。他们被束缚在封建贵族统治的庄园里从事农业劳动。欧洲陷入了黑暗时代。城市一度为世界主义的形成、基督教的兴起和人类同理心意识的增强创造了有利环境，但此时却湮没在历史中。
熵账单是非常庞大的。地中海、北非、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北至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免费能源都被吸收进罗马帝国这个庞大的机器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到侵蚀，贫病交加的人分散在整个帝国。欧洲直到500年后才开始复苏。
罗马帝国的兴衰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一个伟大的政治现象。但在更根本的层面上，罗马帝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印证了一个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新能源和通信机制产生的协同效应催生更复杂的社会安排，进而推动了人类意识的质变。人类意识的变化是在熵账单不断增加和同理心不断提升的辩证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辩证过程中，社会的能源消耗量达到最高水平之际，一般也是人类同理心发展状况最好之时，随着能源供应量的减少和熵账单的增加，同理心的发展势头也趋于衰减。当熵带来的负外部性超过能源供给对整个社会基础设施产生的正面支撑作用时，人类文明就会衰落，有时甚至消失。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政治动荡加剧，社会绝望情绪蔓延，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势头有可能放缓甚至逆转，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程度趋于削弱，社会成员表达同理心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较小的圈子里。
同理心与熵账单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但不总是导致文明衰落或崩溃，之前形成的人类新意识并不会完全消亡，残留下来的意识之光虽然非常微弱，但会继续发展壮大，借助新的能源和通信手段发生质变，形成另一种新的人类意识。
人类同理心在古罗马时代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出现，为人类意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涓涓细流般的新意识终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同理心也开始增强，为近代的到来做好了铺垫。
[1] 罗马斗，modus，罗马的量具，1罗马斗约等于8.75公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