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时，罗马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一度繁华的大都市已经沦为废墟，港口空泊，道路年久失修，行人寥寥无几，商业与贸易一片萧条，曾经管理着庞大帝国的官僚机构早已丧失了昔日的辉煌。天主教会虽然仍在名义上主导着残余的罗马世界，而此时所谓的罗马帝国已经变成一种地方性的政权。
新的权力中心分散在成千上万个封建领地上，商业活动让位于自给农业。欧洲生活的重心再次回到了农村。封建领主统治着各自的领地，在其庄园辛勤耕作的是无数个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奴。城市生活的瓦解导致了识字率和文化水平的下降。
到9世纪，欧洲人口减少到了新低。在许多地区，只有寺院的僧侣保持着基本的文化水平。曾经通用于整个罗马帝国的语言被众多地方性的语言和习语所取代，所有人倒退回了口头文化与意识的阶段。人们普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生活在成千上万个小山谷和山间城堡中。除了商人和流放的犯人之外，人们普遍停止了旅行。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几乎所有的对外通信都中断了，人们活动的空间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居住地附近的森林或山峦。人们几乎无法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也不会向外流动，社会趋于停滞。日常生活和季节变化塑造着世俗生活。曾经塑造了城市生活和庞大帝国，并且被之前的人们以时间顺序记录下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也逐渐被遗忘。没有人关心社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报告，也几乎没有陌生人来报告。
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几乎谈不上快乐，也不存在个人发展机遇。然而，即便在“黑暗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存在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每个人，不论其身份多么卑微、命运多么坎坷，都生活在教会的荫庇下，教会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对封建领主、对耶稣基督和教会神父们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忠诚，那么来生就会获得永恒的救赎，就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对宗教的忠诚变成了社会的黏合剂，确保每个人都在存在巨链上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后来伏尔泰将这个时代的欧洲社会讽刺为“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
当时的社会几乎没有流动性，甚至连历史记录也很少，劳动分化程度明显下降。欧洲的封建社会，除了占据统治地位的领主、负责祈祷的神职人员和负责战斗的骑士之外，其他人都是农奴和隶农，在领主的封建庄园内辛勤耕作，以换取领主的保护。
基督教最初是一个发端于城市环境、由那些掌握了书面文化的人推动的宗教运动，但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变化，开始适应那些基本上没有文化素养的农村居民。最早一批的基督徒注重根据教义的启发进行内省和冥思，而到了中世纪，信仰基督教的方式则变成了死记硬背，只注重背诵教义而不注重思考，甚至还夹杂着基督教产生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神秘仪式和迷信活动。
在罗马时代，国际性大都市的环境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同理心的提升，而现在，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人们逐渐形成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排外情绪。每个村庄和山谷都变成了故步自封的堡垒，每一座山峦都变成了谁也不愿探索的无人之地，人们将自己所熟悉的、已经接受的世界与陌生世界分割开来。
这种扭曲的断层状态持续了几百年。可以准确地说，在这期间，世上没有任何新鲜事。然而，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并没有18、19世纪一些历史学家最初设想的那么久，持续时间只是从5世纪末延续到了10世纪，还不到500年的时间。
中世纪后期的经济革命
从10世纪初开始，一种新的能源机制慢慢开始在欧洲大地上确立。马力、水力、风力的运用推动欧洲人口实现了大幅增长，城市生活开始恢复活力，商贸领域重新焕发了生机，社会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再次提升。13~15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这项运动也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标志着人类文化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冬眠后开始苏醒。15世纪，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带来了一场新的通信革命，与新能源汇聚在一起，催生出第二波文艺复兴，人类由此迎来了人文主义时代。新能源和通信革命催生了新的、更复杂的城市环境，更密集的生活安排，更严重的社会分化以及更频繁的社会交流，人类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化也出现了质的飞跃。
历史学家小约翰·赫尔曼·兰德尔在《近代思想的构成》一书中指出，当时人口重新从农村返回到新兴城镇，这对欧洲未来的整个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说：
“城市文明最初主要是商业文明，后来越来越多的是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兴起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力量，催生了中世纪以后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推动了近代文明的到来。”
新的城市文明带动了同理心的提升，促使欧洲社会的人类意识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中世纪后期，同理心的提升始于农业领域的技术革命，人类开始能够利用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获取能量。
马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虽然人类早在古代就开始利用马，但用途非常有限，只限于拖拉重物。到中世纪晚期，人类先后发明了肩带、马蹄铁、挽具等，能够有效地利用马来耕地和做其他劳动。事实证明，在从事农业劳动方面，马比牛或人类优秀得多。后来，人类又发明了带有犁头和犁刀的铧式犁，帮助农民开垦了北欧地区的黏重土壤，新开辟了大量土地用于种植农作物，实现了二区轮作制向三区轮作制的转变，大大地增加了农业产出。这些新发明汇集在一起，使农业产出规模在13~14世纪出现了大幅提升。这种耕作方式的优越性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很多地区的农业产出规模增加了1/3，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
新的耕作方式不仅增加了农业产出规模，还实现了作物类别的多元化，尤其是豆类的出现，让人类的饮食变得更加平衡。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农业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他在《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一书中指出：
“改良的农业耕作方法不仅增加了食物的数量，还增加了食物的种类，至少在北欧地区是这样的。正是得益于这些进步，人口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城市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工业产出持续增长，商业活动日趋活跃，人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随之到来。”
在中世纪的新能源机制中，农业创新构成了一个关键环节，但同样重要的是人类从10世纪开始大规模利用水力和风力。法国历史学家让·然佩尔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中世纪的工业革命”。虽然水磨早在罗马时代就得到运用，但即便到了公元1世纪的意大利，它的用途仍然非常有限，因为罗马人更喜欢用“血磨”，即利用奴隶的劳动。762年，欧洲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水力驱动的谷物磨粉机。到1086年，仅仅在英格兰一地，水磨的数量就多达5 600多台，分散在3 000个社区。到了11世纪晚期，水磨已经盛行于欧洲各地。
水磨的用途从碾磨谷物扩大到了洗衣、制革、锯切、粉碎橄榄和矿石、为高炉操作风箱、抛光武器、减少油漆过程中所需的染料或造纸过程中所需的纸浆。
在各大河流沿岸的城市里，都建立了大量水磨。到11世纪，法国已经超过两万台可以正常运转的水磨，每台水磨可供250人使用。一台水磨可以取代10~20人的劳动力，这就使人类的生产力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提升。如果把所有水磨的劳动力加在一起，相当于25%的成年劳动力的劳动力。
整个欧洲的河流和小溪沿岸都有大量的水磨可用，所以人们就开始将目光转向了风力，希望能像利用水力一样利用风力。1185年，欧洲的第一座风车出现在英格兰的约克郡。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风车遍布欧洲北部大平原，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别样景观。风车也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数量较少，因为那里的河流和小溪非常多，水磨已经足以提供大量的能量。
风车技术的吸引力，在于风力利用起来比较自由。一般而言，领主的庄园都必须建立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领主对庄园内的水资源拥有财产权，而风车可以建在任何地方，而且风力利用起来基本上是自由的，不像水资源那样存在产权。风车通常建立在城市附近，给当地的市政府提供了一种新能源，这种新能源不受封建领主的控制，因此，风力资源被称为“平民的资源”。
历史学家往往容易忽略那些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技术创新，其实，正是这些技术创新给欧洲人带来了一场新的能源革命。事实上，到18世纪晚期，欧洲已经处于“准工业革命”的阶段，之后便迎来了以煤炭和蒸汽为动力的工业革命。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水磨超过了50万台，同时开动的话，能产生相当于225万马力的能量，为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中大多数关键商品和产品的生产提供能量。每台风车平均能提供30马力的能量，按照之前的标准来看，这足以标志着生产力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
如果没有一些小部件的发明，中世纪的能源革命就无法成为现实。小林恩·怀特指出，欧洲不仅创造了多种新的能源来源，还发明了关键的工程构件，以便将这些能源有效地运用到不同的行业。11~12世纪，凸轮得到了一定的运用。在13世纪，工匠们发明了弹簧和踏板。14世纪，欧洲人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齿轮装置。15世纪，他们改善了曲柄、连杆和调速器，实现了由往复式运动到连续旋转运动的转变。
怀特详细地阐述了新能源机制产生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在15世纪后半叶，欧洲不仅具备了更加多元化的能量来源，远远超越了之前任何一种文明，还掌握了多种获取、引导和利用这些能量的技术手段，比之前任何一个文明的技术都要多样化和熟练，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先进——无论是旧世界，还是新世界。欧洲从1492年开始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欧洲对能源的高消耗量为基础的，这种能源消耗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水磨和风车引发的能源革命还产生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影响。在中世纪之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帝国赖以运行的能源机制都高度集中，要获得足够的能源，必须签订合同来雇用大量的劳动力，或者剥削大量的奴隶。与这种能源机制不同的是，利用风车和水磨获取能量的过程在本质上具有分散性和便捷性，需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比较少。封建领主与新兴资产阶级（以城市商人和手工艺者为代表）为了争夺对这些新能源的控制权而开展了长期的斗争，而技术偏爱了后者。可以说，能源利用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活跃在城市地区的大量熟练的手工艺者和商人能够自由便捷地利用这些能源，在商业和政治领域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力。
在这些更为分散的新型能源技术推动下，成千上万个城镇和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整个欧洲大陆，其经济和政治状况在新能源的影响下日渐变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与地位牢固的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最终导致了封建秩序的终结。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从萌芽时期的“原始资本主义”逐渐演变成重商主义，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又演变成工业资本主义。
新能源机制的分散性使能源不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普通大众手中，这就有可能打破少数人对能源的垄断，增强能源利用过程的“民主性”。人们不需要依附他人就能使用这种新能源，从而有可能形成“个人自治”的观念。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以手工艺者和商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新能源机制的帮助下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日益呈现出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的色彩。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形成与新能源机制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或许不是巧合。
15世纪中期之后，欧洲出现了印刷技术的革命，与新能源技术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为人类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创造了环境和框架，并推动了人类同理心的提升。在整个近代，人类同理心的发展势头都在不断加剧，几乎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印刷术革命
1436年，德国工匠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西方社会的铅活字印刷术，这一新的通信技术迅速传播开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数个城市都出现了专业性的印刷工厂，大批量地印刷用欧洲多种语言写成的书籍。印刷术革命对知识的搜集、储存和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影响不亚于互联网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爱丁堡玛格丽特皇后学院高级讲师迈克尔·克拉彭在《印刷技术史》一文中指出：
“如果一个人出生于1453年，即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那一年，那么在他15岁那年，当他回望自己的人生时，就会发现在这些年间有800万本书被印刷出来，这或许比欧洲所有抄写员在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建立该城以来完成的书还要多。”
识字曾经是一小群精英的特权，但在印刷革命后，书籍的普及提高了欧洲社会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同能源利用过程一样，学习过程也摆脱了少数人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了民主化特性。据估计到16世纪末，在欧洲城市里，50%以上的人口能够识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农村和落后地区，这个比例要低一些。
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凸显了印刷技术对于促进人类交流的重要性。印刷技术为马丁·路德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利用这种交流媒介来公开宣扬自己与教会的决裂，并号召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宗教改革运动。印刷媒介推动了基督教的革命。仅在1517~1520年，马丁·路德撰写的30部作品便得到了大批量印刷，销量超过30万本。即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圣经》从拉丁语译成德语等语言后，得到了大批量印刷，正是由于每个人都能得到容易读懂的《圣经》，所以，宗教改革运动强调“每个教徒都是神父”。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必须与上帝建立独立的联系。在拿到《圣经》之后，每一个真正的教徒都要对上帝传递的信息做出自己的解读，而不必非要依靠神职人员去帮自己解读。在新教时代，宗教机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性，但根据新教的要求，无论在任何时候，每个教徒都要深入思考自己的灵魂和意识，反思自己的感觉、意图和想法是符合上帝的要求和《圣经》的经文。
新教徒的家变成了教堂和圣殿，批量生产的“自助类”宗教书籍和小册子在家庭祷告中变成了必备之物，并成为16世纪的人们进行自我分析的工具，只是这个分析过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而是看看自己的想法究竟是符合上帝的谕旨，还是符合异端邪说。印刷品为人类与上帝开展深刻的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
美国作家、教育家路易斯·布克·赖特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一书中指出了书籍对于普及新教的影响：
“纺织品商、肉商……能在许多书籍中找到祈祷和冥想的方法，并通过这些方法很快地学会了如何在没有教会的帮助下走近上帝。伦敦市民学会了在自己家里做礼拜，普通公民在神的面前，能够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新教强调每一位信徒都能与上帝建立个人的联系，而不需要将神职人员作为中间人。这种观点产生了一个更加微妙的影响，它将个人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教徒逐渐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有个性的灵魂，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那里也占有一席之地。上帝对每个人的想法和故事都感兴趣，即便地位最低的人也同样享有接近上帝的权利。
基督教的分裂迫使数百万基督徒开始反思自己对上帝的情感和信仰。一千多年来，教会只有一个，人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成为信徒，要么成为异教徒。宗教改革运动拉开帷幕后，出现了对上帝谕旨的多种解读，尤其是新教本身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派别和组织，这样一来，人们在决定自己的信仰时就有了多种选择。
宗教改革运动迫使人们不仅去质疑自己的信仰，还质疑自己能否获得救赎。天主教会关于救赎的观点是非常简单的。人们接受基督为救世主，忏悔，接受圣餐，在去世前就能得到赦免，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救赎。忏悔和做善事能够为获得永生铺平道路。
然而，新教关于救赎的观点则比较复杂，获得救赎之路也比较曲折。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在来世究竟是获得救赎，还是注定进入地狱，在出生时就已经被上帝确定了下来，人的命运也是上帝注定的，忏悔和做善事不可能扭转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人们如何才能知道上帝给予自己的安排呢？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认为，有些线索可以给人们提供启发，其中一个就是看一个人在其生命中能否提升自己的个人成就。尽管个人成就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可以透露出上帝对这个人的安排，如果一个人能提升自己的成就，就表示他注定会在来世得到救赎，反之则不会得到救赎。
由于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救赎，清教徒花费了无数时间来反思自己内心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看看自己究竟是善还是恶，究竟是忠诚的教徒还是亵渎了上帝，以便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寻找到能够揭示自己命运的蛛丝马迹。清教徒们永远都在自我分析，但在封建时代，早期的基督徒不需要像这样不断地自我质疑，不需要仔细考虑每一个想法，以便评估它对于来世获得救赎的影响。基督教没有给他们提供这么做的理由，他们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倾向。当他们深入探索自己的心理时，就会问自己一些关于自己思维的微妙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动机。例如，当一个人表现出一种善良的行为时，他会问自己的动机是否为了得到上帝的青睐以便获得救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自我欺骗。
早期的清教徒利用自己新掌握的文化知识写日记，记录下他们所有的日常行动，梳理和检查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是否属于那类被上帝选中而注定能得到救赎的人。
印刷革命还通过其他方式推动了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比如它催生了“作者”这一概念。虽然之前也有个别作者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这种作者非常少。稿件写作往往是匿名的，是多名抄写员作为一个集体在长时间内努力的结果。作者的概念将个体提升到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将作者的声音与集体的声音区别开了。
“作者”这一概念让个体变成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之前的时代不会产生个体创造性的概念。在书面文化中，虽然写作过程仍然是孤独的，但是成书需要成百上千的抄写员轮流从手抄本上抄录下来，这是集体劳动的过程。抄写员最多只是在旁白处添加一些注释或做出轻微的修订，但工作本身是复制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在一段时间内，如果数以百计的抄写员去共同完成一本书的抄录工作，由于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偏好，最终可能会改变原文的意思，但没有一个抄写员将自己视为一名“作者”。他们只是扮演着一个类似于复印机的角色。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有灵感的、能给人带来启发的作者，我们也可以回忆起来他们的名字，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但他们的灵感往往是来自外部世界，而非内心世界，只是被一个主意或想法打动了内心。然而，个人的创造力是源自内心世界。只有在一个自我意识发达的文化中，个人创造性才能变成心理状态的一部分。
“个人创造性”与“个人成就”这两个概念存在相同的时间维度。在一个注重“作者”观念的文化中，每个作者都会将自己的著作视为自己的成就。在封建时代，评判一个人生命的标准是对领主、教会以及上帝的忠诚，而到了近代，这个标准则变成了个人成就。马丁·路德以及约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理论都强调通过提高个人成就去确认自己是否得到了上帝的青睐，以及能否在来世得到救赎。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思想日趋世俗化，人们日益注重自己在商业领域的个人成就。19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新教强调的个人成就称为新教的“工作伦理”，认为这种伦理奠定了资产阶级赖以发展的心理基础。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将市场资本主义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作者”的概念逐渐导致人们对自己的文字拥有“所有权”。版权法律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变成了一种商品。人们逐渐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对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拥有所有权，其他人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才能倾听，这标志着人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往往面对面地进行对话与交流，通过口头方式分享自己的想法。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样，即使手稿被大声朗读，也是为了让人听到，而不是看到。印刷革命催生了一种更适合进行冥想的环境。书籍适合一个人默默地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一种个人隐私感，进行自我反思和内省，最终调整自己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看法。
印刷术也让人类心灵呈现出了更大程度的完整性和封闭性。在口语文化中，人们在相互交流时没有界限感，不是一个人停止说话后，另一个人再开始说，而是同时进行，毫无逻辑地在不同话题和故事间转换。所以，口头表达与倾听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人们的交流内容往往相互脱节、支离破碎。然而，当想法与故事被浓缩到一本书里后，就固定了下来。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和空间上的封闭性。每本书在讲述故事时，都会讲述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些故事被固定在了封面和封底之间。
正如沃尔特·翁所说，书页上的故事不会因为人们的讨论而改变。读者只能去读，而不能立即和作者争论、反驳作者或表达异议，但是他们可以给作者写信或公开发表自己的反驳意见。然而，每一个反驳意见本身的属性都要受到交流介质属性的限制。每个作者都知道，一旦自己的观点被印刷出来，形成了书页，就意味着这是最终版本。一旦进行大批量印刷并公开发行，自己就再也无法改变了，因为文本是无法更改的。
这样一来，印刷文本就会催生出自治感和封闭感。书面交流在本质上就是自治性的，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的人，也会形成自治感。毕竟，阅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需要全神贯注。外界会干扰一个人的注意力，而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阅读时，往往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当阅读时，人们就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阅读体验本身是封闭的、有界限的。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从本质上来讲，经常阅读的人比只听不读的人更具有个人主义和个性化的倾向。她认为，“经常阅读的人比只听不读的人更能够接受社会是一群离散个体构成的，或者说个体比社会群体更重要”。
印刷传播加强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而代价是之前那种牢固的集体关系开始变得松散。印刷传播还能帮助人们跨越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去构建新的关系和联系。在欧洲国家、美国，甚至更远的地方，新的、日益复杂的城市商业文化对印刷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印刷技术为这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能量来源，并且成为一种控制机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印刷技术为近代世界的诞生所做的多重贡献。
首先，印刷品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介质，重新定义了人类组织知识的方式。用口头交流方式来记忆和组织知识，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随着知识量的增加，口头交流方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中世纪的抄写员传播知识，会夹杂着自己的主观偏好，导致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扭曲。相比之下，通过印刷品来传播知识，则显得比较合理、明智，人们也可以进行更好的分析。印刷品一般含有目录、页码、脚注和索引，这是超出人类记忆力的地方。有了印刷品，人类再也不用不停地回忆过去，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未来。意识的转变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铺平了道路。
印刷技术带来了各种地图、图表和列表。事实证明，这些工具对于人类更加准确地描述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刷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制作标准化的、易于复制的地图，令航海和陆地旅行变得更容易预测、更加便捷。众多航道和陆地通道的开辟扩大了商业市场和贸易范围。印刷出来的时间表不断更新，能够大规模印刷和广泛流传，促进了铁路运输和航海的发展。
印刷技术还促进了以“合约”为基础的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商人和资本家能够更好地协调日益复杂的市场活动，跟踪了解范围与规模都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交易。近代簿记、时间表、提单、发票、支票和本票都成为市场资本主义的重要管理工具。印刷技术也实现了定价体系的统一，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定价体系，近代的商品交换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
印刷技术还催生了组装的思想。组装是工业生活方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将字母表拆分，形成一个个标准化的金属字母，再将这些字母排列成印刷的书页，固定在活字版上。这些字母具有相同的规格，可以互换位置和反复使用，从而使印刷技术成为近代工业第一个出现组装理念的领域。组装、标准化和能够互换的零件、物体空间排列的可预测性，以及大规模生产都构成了工业生活方式的基石。
印刷技术还使人类能够以有序的、理性的和客观的方式去梳理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而促使人类形成线性逻辑、时序逻辑和因果逻辑。人们经常说的“组织”一下自己的思维，就是指将各种思考成熟的想法以线性方式排列起来，先行后续的排列方式体现了显著的逻辑关系。这种思维模式与口语文化中的思维截然不同，因为口语文化中的人们表达出来的思维往往具有重复性、冗余性和非连续性。
印刷技术消除了口头语言的冗余性和重复性，使精确测量和描述成为可能，为近代人类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以一种严格和缜密的方式去检查、观测和描述纷繁复杂的现象，能够用精细的标准去重复性地做实验，这在之前依靠口头或抄写来传播知识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印刷技术普遍提高了人类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让一代又一代人掌握了有效的交流工具和新的工作及社交方式，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简而言之，印刷技术为工业生活方式创造了适当的思维和世界观。
人文主义的诞生
印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交流方式的变革。在交流方式变革与能源革命的共同作用下，人类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一种新的世界主义诞生，为人类进入历史学家所说的人文主义时代奠定了基础。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便是同理心的大幅提升，即便今天，人们也能感受到由此产生的影响。
新的意识以一系列有趣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欧洲各地羽翼渐丰的城市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祖先的日常生活方式。
人文主义是在16世纪开始的。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世纪，世纪初有科学与艺术天才莱昂纳多·达·芬奇，世纪末有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当我们思考成为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意味着什么时，我们所指的就是16世纪人类在文学、艺术、建筑、科学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人。那个时期的人类精神迎来了蓬勃发展的状态，通常被称为“北方文艺复兴”。
关于文艺复兴，我们通常将其同人类再度燃起的对古代哲学、政治和文学作品的兴趣，以及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城市的艺术领域在13世纪晚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和唯情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基于现代视角来看，16世纪晚期北欧的文艺复兴或许更令人感兴趣。当时，在中世纪后期形成的新能源与通信机制加速发展，一座座新兴城市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的中心，开始形成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
16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那种教条主义的世界观。虽然当时许多重要人物仍然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但他们更愿意挑战陈旧的正统思想，并接受新思想。文学和艺术精英们在与自己周围的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怀有更多的好奇心和幽默感，甚至愿意揭露中世纪那个充满矛盾和讽刺的世界。
伊拉斯谟经常取笑传统教会那些僵化的教条，从而为一个开放的新时代奠定了基调，但他并没有那些传统教条。“心存疑虑却暂可容忍”成为当时的一条普遍准则。在这个世纪中，经常出现深刻的对话，有的对话会探索古希腊、古罗马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意义，有的则会探讨未来世界出现的一些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既是一个新生事物萌芽的世纪，也是旧事物获得重生的世纪。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探索和庆祝人类生命丰富性与多样性的世纪。
与其他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愿意揭开虔诚的表象，揭露背后的虚伪。虚伪的人一方面注重高尚的美德，而另一方面又指责人类的肉体存在是腐败堕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雅士非常热衷于探索那些使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因素，也不害怕探索人类肉体存在状态下的脆弱、缺陷与罪恶，正是这些负面因素给人类生命带来了各种问题和挑战。
中世纪的神职人员认为人类只有一种适当的生活方式，而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人类应该拥有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呼吁神职人员多倾听公众的声音。
如果莎士比亚早出现几个世纪，可能会被绑在火刑柱上。但在16世纪，兴高采烈的普通民众却如泉水般涌向了剧院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他笔下的一众人物——朱丽叶、哈姆雷特、夏洛克——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舞台上时，台下的观众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尽情地嬉笑怒骂，剧中人物的苦难会博来同情，胜利会引来欢呼，卑劣行为则会招来怒骂。
从许多方面来讲，16世纪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伟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探险家们航行到全球各地，发现了新的土地，接触了异国文化。虽然在接下来的17世纪，欧洲的教会神职人员、重商主义者和王室成员认为这些刚刚被发现的民族是野蛮落后的，并要求他们立即皈依基督教（他们持有这种观点的部分目的是为奴役和殖民寻找合理理由），但人文主义者们却对这些民族比较感兴趣，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将他们的经验和自己的故事相比较。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认为：
“人文主义者在论证人性和人类生命的过程中选择将这些新鲜的、奇异的发现纳入他们的考虑范围，以便扩大我们的同情心，让固有的认知框架适应多元化的民族。”
到17世纪，在一个帝国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世界中，人文主义的观念逐渐被丢在一旁。
图尔敏为了研究世界上新出现的人文主义精神，以法国思想家蒙田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蒙田几乎没有任何叛逆精神，他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绝对可以被称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人，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就能体现出来。图尔敏指出，蒙田在其随笔中坦率地讨论了自己的坏习惯，比如吃饭时有多么贪婪，以至于咬到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但蒙田与奥古斯丁不同，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描述了人性的弱点给他带来了诸多折磨，为此饱受痛苦，迫不及待地需要向上帝忏悔，承认自己的罪，但蒙田只是简单地承认自己的弱点，他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因此难免存在不完美之处。
当正统基督教试图把人类思维与身体分离开时，蒙田对此做出了最好的剖析。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对教会的这种做法提出了讽刺，指出了思维与人体的密切关系：
“人的思想与躯体如兄弟般亲密相连，每每在需要时抛下我而追随躯体。我有心满足它，吸引它，都是枉然。我试图把它从它与躯体的联盟中解脱出来，并向它展示塞内加和卡图鲁斯，以及贵妇和宫廷舞蹈，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倘若它的伙伴患腹痛，似乎它也患腹痛。连它所独有和特有的活动也不能激起它的活力，它显得迟钝麻木，像一个冻僵的人。没有轻松活泼的躯体，就没有轻松活泼的精神产品。”
蒙田对那些憎恨肉体的哲学家的讽刺态度尤其强烈：
“在所有哲学主张里我乐意选择最实在的，即最富人情味、最适合我们的：我讲话符合我的习惯，既是低调的，也是朴实的，有人张牙舞爪地教训我们说，让神圣的同世俗的，让有理性的同无理性的，严厉的同仁慈的，老实的同不老实的结合，那是粗暴的联姻；还说快感是兽性的，不值得圣贤品尝。”
蒙田的思想远远超越了罗马时代早期的基督徒，因为他愿意接受人类经验的完整性，并认为身体、思维和精神不可分离。早期的基督徒虽然也会谈到人与人之间会形成兄弟般的情谊，但认为人的肉体存在是沉沦堕落的，因此倡导地球上的人们要过一种苦修生活，以消除自己的罪恶，以免罪恶渗入身体，进而污染精神追求。
然而，蒙田凭借自己的直觉认为苦修的生活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对肉体的仇恨会阻止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身体体验为人们表达同理心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感同身受地体验其他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和抗争，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人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生命，我们自身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人性，也能更加真实而深刻地理解生命的真谛。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同理心建立在肉体存在的基础上，是对生命的赞颂，是我们超越自身的方式。对于这一点，蒙田是理解的。
在16世纪晚期，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开始消退，个人生活越来越成为心灵慰藉之源。而在个人生活日益重要的同时，个人的公众形象就会变得模糊而难以处理。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转换，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焦虑。关于婚姻和育儿的态度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人类意识方面的变化既反映了同理心的提升，也反过来促进了同理心的提升。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着一个关于自我身份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变成了公众讨论的话题。
之前的几代人更关心个人虔诚和荣耀的问题，这反映出教会和封建秩序完全控制了他们的生活。然而，新兴资产阶级关注的焦点却发生了变化，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务实的精神，开始注重探索自己真实的一面。他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真的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吗？人们的公众形象是不是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呢？到了16世纪，自我意识的出现催生了自我怀疑的意识，不仅怀疑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还怀疑其他人的。在人们开始尝试性地构建自己的自我形象和公众形象时（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他们也开始质疑其他人的公众形象，想知道在表象之下那个隐藏起来的、尚未表现出来的内在的自我。
探寻真实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想法。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观察到，我们以前从不会问犹太族长亚伯拉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也不会问阿喀琉斯或贝奥武甫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无所谓真实，也无所谓不真实。然而，到了简·奥斯丁写书时，她的读者们非常关注真实性的问题，纷纷质疑她笔下的主人公是否真实存在。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波洛尼厄斯给他的儿子雷欧提斯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首先对你自己忠实，犹如先有白昼后有黑夜，这样才不会对别人虚情假意。”当时那些去剧院观看戏剧的观众们几乎不会对这条建议感到任何惊奇，但如果在几个世纪前，这必然会被认为是荒谬的。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在信件结尾处写上“您真诚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最初，“真诚”这个词是用来表示“干净”、“纯净”或“贞操”。比如，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修饰葡萄酒，表示酒的纯度。当用来修饰人的时候，这个词隐含着“真诚”或“贞洁”的意义。到了16世纪，它被用来比较“虚假”和“真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教导人们如何构建一个真诚的公共形象，并以此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操纵工具。这本书一夜成名，引起了巨大轰动。
特里林提醒我们说，在1550年，伦敦只是一个拥有6万人的小城市，但仅过了100年，伦敦的人口就增加到了35万。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转变迫使人们扩大了自己的自我意识，甚至在不同的情况下，在面对不同的人时承担不同的角色。农村生活具有显著的“同质性”，人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是明确的，生活状态相对简单，不需要伪装出各种“公众面孔”，在所有场合都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如果一个人突然改变自己的性格，就会立即显得很突兀，别人甚至会担心这个人被“附身”了。
城市生活不仅需要人们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塑造出不同的外在形象，也会不断促使人们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在人群中，个体具有相对匿名性，使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人面前能够表现出不同的一面。甚至一个人适当地改变一下装束、态度和言谈举止，就能掩盖自己的阶级背景和家族情况，即便只是掩盖一时。这在之前的时代是闻所未闻的。
所以，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质疑别人表现出来的是不是真实的那一面，这不足为奇。特里林告诉我们，在16世纪，城市居民极度热衷于伪装、掩饰和虚伪。莎士比亚笔下的众多人物就很善于伪装自己，形成了错误的自我认知，以至于卷入了种种骗局，演绎了一幕幕滑稽的闹剧。
虽然我们往往非常推崇“真诚”这个概念，但如果人类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自己接触的多样化人群来调整自己的角色，就能推动人类意识的发展，拓展人类的同理心。虽然面具可以用来欺骗别人，掩盖真实的自我，但也能让人们尝试其他角色，体验他人的感受并接触不同的人群。如果人们仍然被等级制度或种姓制度所束缚，这些变化就无法实现。
在不同角色间自由转换的能力使人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人的困境，深化自己的同理心。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角色中，在不同的地方，都能感到应对自如，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主义”这一理念的内涵。这种行为方式有助于扩大我们的接触面，丰富我们的阅历，有利于促进我们与他人建立新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从而丰富我们的身份认同感，超越个人边界的制约，而不仅仅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行为。
自我意识与疏离感的产生
到16世纪，人们对个性的重视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了，这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看法的一个重大变化。基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认同感，开始让位于基于个人终生成就的认同感。
欧洲各种语言中涌现的众多新词汇体现了人类意识的重大转变。“自我”一词刚刚出现时是一个代词，意为“自己的”、“相同的”。直到中世纪，大约公元1400年，它才变成了一个名词，但在早期用法中具有负面内涵。比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在《身份：文化变革与追求自我》一书中曾经指出：“我们应否定我们的自我，跟随无所不能的上帝。”
在16世纪，“自我”变成了一个积极词，开始用于复合词中。“自我表扬”出现于1549年，不久之后，又出现了“自爱”、“自尊”和“自重”等词语。在17世纪早期，“自我”一词与很多单词联用，几乎每天都能在一些新语境中听到“自我”一词。“自我利益”“自我保护”“自制”“自信”“自悯”“自怜”和“自知”都成了流行的词语，广泛应用于普通的语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