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英语中最先出现了对于“意识”一词的定义。“意识”这个名词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678年才出现。1690年，“自我”与“意识”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我意识”，成为用来描述近代人类心态的关键词语。
具有自我意识就意味着首先要具有疏离感。中世纪之后，人类重新燃起了对于追求自我意识和个人自治的兴趣，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变化也反映了这一点。在中世纪早期及中世纪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到了中世纪晚期及之后，人们的自闭意识逐渐强化，群居生活也逐渐让位于个体的隐私生活，社会流动性大大弱化。在中世纪，“隐私”这个词语并不具备任何存在论方面的意义，即人类并不会将自身存在同隐私联系在一起。但到了18世纪，随着城市生活的再度兴起，“隐私”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城市地区的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提出隐私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于隐私的追求表明人们已经具备了疏离感，即意识到了自己与他人、与周围世界的区别。
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在催生隐私意识、形成具有自治意识的个体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封建领主和市民的家都是公共性非常显著的地方。无论何时，家里都住满了自己的亲戚和佣人，甚至还有朋友和熟人，有时一个家里住了数十人。当时的房间非常大，也没有被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区，寄居的亲戚和宾客们通常都是在一个房间里社交、吃饭和睡觉。
穷人的家往往是一个脏乱的小屋。20个甚至更多的家庭成员同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里是很常见的情景，而且他们的房子几乎不会超过17平方米。三代人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时的穷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享受过单独居住的时刻。在拿破仑时代之前，超过3/4的欧洲人居住在这类糟糕的环境中。
然而，到了18世纪，至少富裕群体形成了隐私的概念。房子被分割为不同的隐私空间，每个空间都有特定的功能，比如会客室、正式的餐厅、私人卧室、储藏室和仆人居住区。在这种新型的家庭里，每个人都会占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财产，这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私人空间的分割让每个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和自主权。隐私的概念迅速成为新自治个体的标志。自从人类出现伊始，大家庭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单元，而享有隐私空间就意味着能够排除他人的干扰，标志着人们开始重视个人生活，认为个人生活优先于大家庭关系。
空间的私有化催生了更多的隐私和自我反思。这些感觉在中世纪后期那种公共性较为显著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几乎是不会形成的。即便穷人也获得了一点儿隐私。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超过半数的劳动者家庭拥有了三个或更多的房间。
人们对于自我意识和个人自治的强调，尤其体现在家具风格的变化上。大约在1490年，佛罗伦萨市诗特洛齐宫展出了世界上第一把椅子。在此之前，人们都是坐在沿着墙根排列的木凳或有三条凳腿的凳子上，或是一起挤在一张铺在地板上的垫子上。在中世纪的宫殿里，唯一的椅子是皇帝的宝座，以此彰显他高高在上的地位。
当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到如火如荼之际，椅子在法国变得尤为流行，反映出个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椅子代表着一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想法，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观念，即每个人都是自治的，是自我控制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指出：“房子内部的家具和心灵世界的改变一起出现。”随着椅子在欧洲的广泛应用，近代的个体自治时代也随之到来。
随着人类生活从公共生活转变到私人生活，以及个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卧室内部的家具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中世纪，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睡觉的地方往往是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床板，而且是很多同性的人共用的。米开朗琪罗就曾经和他的三名工人同睡在一个床板上。
直到16世纪才出现固定的床。在17世纪，四柱大篷床在贵族和市民阶级当中是很普遍的。有些床上还有床帘，拉起来之后可以营造出一点儿隐私的空间。不过，男女在床帘后面温存时，他们的亲朋好友可能就在几米远的地方进行社交活动，这是常有的事。
渐渐地，关起门来独自睡在一张床上成了更为普遍的睡眠方式。在中世纪晚期，仍然非常普遍的多人同睡的做法已经开始让人感觉羞愧了。公开的性行为在中世纪是非常普遍的，如今在家境较好的人家成为禁忌。性关系的隐私性日益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关上门温存。
亲属认同感的弱化以及自我认同感的加强，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16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仇杀行为几乎消失了，之后在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消失。在一个围绕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做出了错误的行为，则任何家族成员都有可能遭到受害者家族的惩罚，甚至杀害。近代法学与这种古老形式的正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它规定只针对犯罪者施予惩罚。罪者当罚，不可波及无辜的思想在一个基于自我认同感的社会行得通，在一个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则行不通。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理念
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也许是婚姻和育儿理念的变化。历史上，婚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被父母和亲属预先安排好的。即使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着这种婚姻。在16世纪，包办婚姻制度开始瓦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血缘关系的地位下降，而社会个体的地位上升。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神学家们也提出了新的婚姻理念，开始强调夫妻情感的作用，认为充满情感的夫妻关系是维持神圣婚姻的纽带。在英国，大主教克兰麦在一本出版于1549年的祈祷书中表示，婚姻制度应该确保婚姻关系如同一个互助协会，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夫妻二人都应相互帮助和安慰。”为此，新教长老们强调丈夫和妻子之间需要拥有情感。对婚姻关系的重视进一步削弱了亲属关系的作用。人们慢慢地形成了“核心家庭”的概念，这种小家庭以亲密的情感为基础，对之前那种包含亲属在内的大家庭关系构成了挑战，最终导致了这种关系的衰落，至少在城市地区的新兴资产阶级中情况如此。
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全新婚姻理念不是很快就形成并深入人心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比较缓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神学理论传递出来的复杂矛盾的信息。这些理论一方面鼓励丈夫和妻子之间应该培养亲密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强调父权，认为与天主教堂相比，父亲应该对家庭关系享有更大的控制权。
情感是自愿的，不能强迫一个人去表达情感。情感的形成需要以一定程度的平等为前提，需要两人自愿和热情地建立关系。因此，一方面强调严格的父权制，强调父亲对家庭成员拥有严格的控制权以及妻子具有顺从丈夫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希望夫妻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情感，即便这两个方面存在兼顾的可能性，但难度也比较大。严格服从别人的命令会妨碍独立的、自愿的情感的形成，而这种情感对于自我意识的发展至关重要。人们仍然希望女性是软弱的和顺从的。1537年发行的《马太圣经》在指导男主人处理夫妻关系时指出，“如果妻子不顺从、不协助丈夫，那丈夫就让她的头脑中产生对上帝的敬畏，这样她就会了解并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方法肯定不利于培养女性的自我意识。
然而，经过漫长的时间，爱和情感还是占据了上风，压倒了父权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经济和社会力量推动了这个过程。从一开始，那种基于亲属关系的婚姻主要由经济利益驱动。后来，随着核心家庭观念的形成，家族关系逐渐淡化。此外，劳动分工不断深化，这种趋势最初出现在手工艺者和商人群体中，后来又出现在了被解放的农奴群体中。英国都铎王朝在16世纪颁布的《圈地法案》将农奴从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这些获得解放的农奴开始从事多样化的劳动。家族关系淡化，劳动分工深化，这两种力量合并在一起，极大地催生了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他们迫切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新教所强调的父权制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虽然在19世纪仍然十分强大，但早在16世纪末，随着劳动分工日趋显著、个人身份认同日趋个性化的城市人口的兴起，这种父权制就开始引起了激烈争论。
到1600年，人们再次开始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导致父权制家庭关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年轻的男性和女性被允许拒绝父母指定的一个潜在的婚姻伴侣，但皇室和贵族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包办婚姻仍然是无法动摇的规则。孩子们对于自己未来的婚姻关系几乎没有发言权。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指出，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孩子们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情感因素，但如果他们选择的配偶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无法满足父母的愿望，那么父母仍然保留否决权。就这样，在决定是否建立婚姻关系的过程中，虽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依旧如此），但未来伴侣之间的情感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至少在市民和资产阶级之间是这样。
1560~1640年，英国家庭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英国正在从一个“血统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关键社会领域的控制，这些领域包括司法、军事安全、财产关系管理和商业活动等。在传统上，人们的义务一直是针对家族以及对当地的郡和教区的，而此时却变成了对国家的忠诚。在新形势下，忠诚是由“个体”，而不是由以血缘为基础的整个家族来表现的。缓慢解体的亲属关系与核心家庭观念的形成适应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英国人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劳动市场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16~17世纪，随着英国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逐渐获得了一点儿个人权利，他们逐渐认为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自己也应该行使“自主裁量权”。
面对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持有批评态度，开始回归到新教神学家们倡导的父权制。1634年，英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在《父权制》一书中提出，王权和父权都根源于《十诫》，因为上面写着“尊敬你的父亲”。不幸的是，菲尔默先生似乎忘了上面还写着“尊敬你的母亲”。约翰·洛克却不赞成菲尔默的说法。他反对将一个国家的君主同一个家庭的父亲进行类比，认为这是一种一知半解的做法。在发表于1689年的《政府论》中洛克解释说，婚姻是在共同利益和财产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但这不意味着上帝授予了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控制权。洛克说，父亲只是暂时对孩子行使监护职责，其中包括养育孩子的职责，但这种职责在孩子成年时就终止了。洛克还提醒他的同胞们说，即使是国王，也不喜欢对他的臣民行使无限的权威。相反，只要君主的行为方式代表了人们的利益，成年人就会自愿服从统治，从而与之建立起一种契约关系。
17~18世纪，“契约义务”这个新词逐渐渗透到了英国人的思维中。在家庭关系中，契约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爱、情感和财产关系。1705年，弗利特伍德主教指出了建立和判断家庭关系的前提。他指出：
“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关系而言，无论是自然形成的关系，还是民事的和约定的关系，有关各方都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我提这一点只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表明一个事实，即孩子对于父母的爱、孝敬、尊重和服从最初是建立在父母的关爱和照顾之上的。”
类似地，虽然人们仍然希望妻子顺从和服从自己的丈夫，但丈夫“也应该履行爱妻子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情感、忠诚和照顾。”
虽然我们难以量化适当的养育和情感究竟包括什么，但在17世纪的英国，法律的确开始改变了，授予妻子更多的财产控制权，这个信号虽然很小，但它标志着女性地位的变化。
18世纪晚期，在英国社会的中上层当中，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婚姻关系已经成了一条普遍准则，而不是少数的例外。据估计，当时“3/4的婚姻是以情感为基础的”。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体验到了这种婚姻带来的幸福。威尔克斯在1740年所著的《给一位年轻女子关乎教养与道德忠告的信札》一书中，思考了理想的婚姻关系：
“有情感的婚姻是我们今生收获的最完美无缺的、如天堂印象般美好的婚姻，我们在地球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知心朋友自由地对话……双方在茫茫人海中选择对方，就是为了增添相互之间的慰藉和欢乐。有了另一方的参与后，双方的满足感定会提升一倍。”
关于婚姻理念的变化，从许多小事中也能看出来。丈夫和妻子不再把对方正式地称为“女士”或“先生”，而是直接叫对方的名字，甚至采用深情的称呼，如“亲爱的”和“宝贝儿”等，正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样。
当时社会对夫妻情感和友谊的强调，也促进了中上层社会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样一来，她们在婚姻关系中才更有可能与丈夫成为真正的同伴。《女子月刊》甚至宣称，“当时很多女性比莎士比亚接受的教育还要好”。
新的婚姻准则改变了人际关系。把婚姻建立在情感和友谊的基础之上，为人类同理心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改变了社会关系的本质。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的、知冷知热的伴侣就等于成为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伴侣。如果没有同理心，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今天，很多年轻人说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期望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
17世纪，人类在婚姻思维方面的变化，对育儿方式也产生了同样显著的影响。
童年意识的形成
一些证据表明，在16世纪初，少数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城市居民的育儿方式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以托马斯·莫尔爵士为例。他笃信天主教，但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被魔鬼力量控制的邪恶之人，而在中世纪早期，父母将孩子视为邪恶者是再正常不过的。即便到了500年后的今天，莫尔那种充满了同理心的观念仍然能够跟上时代的节拍。在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中，莫尔告诉他们说：
“我永远不忍心听到你们哭泣。比如，我经常亲吻你们，很少拿鞭子打你们，你们都是知道的。即便偶尔打你们，我的鞭子也仿佛孔雀的尾巴那样柔软。挥动的时候我总是犹豫不决，心里满怀歉意，用力很轻，这样不会伤害你们那柔软的屁股。如果孩子的哭泣无法引起父亲的伤感，那么这个父亲就是残忍的，不值得被称为父亲。”
遗憾的是，在16世纪上半叶，这种闪烁着人文主义光芒的思想很少，而且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新教急于在家庭里实行父权制，并打破孩子们的自由意志，以确保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孩子们之所以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对待，部分原因在于新教认为孩子们被恶魔力量所控制，但每个灵魂都是值得挽救的，所以家长有责任引导孩子成长。换句话说，严厉对待孩子并不是因为对孩子重视不足，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新教过于重视孩子，所以将拯救其灵魂提高到一个道德使命的高度，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通过这种做法消除孩子的邪恶本性，使其忠于新教，和上帝站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接受教育，但也遭到了无情的体罚，哪怕违反了一丁点儿礼仪规范，或者表现不佳，都难逃一顿鞭打。劳伦斯·斯通说：“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16~17世纪早期，被体罚的孩子更多，年龄跨度也更大。”
由于担心孩子们容易受魔鬼驱使，所以，即便最有爱心的父母也有可能野蛮地打孩子，因为他们相信鞭打虽然会给孩子们带来痛苦，但有助于他们的身体摆脱恶魔的力量。父母们将体罚视为拯救孩子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摆脱魔鬼和地狱。这种父母行为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父母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父母们一般认为他们的孩子是纯洁的、无罪的和未堕落的。劳伦斯·斯通说，当时的父母之所以会做出这等残忍之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当时混乱的环境。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三十年战争导致清教徒和天主教徒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状态，以至于邻居之间时常也会因为宗教问题而爆发冲突，有时甚至会造成伤亡。这就使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很多神学家们相信，要恢复社会秩序，必须从“正确地训诫和教育孩子”开始。
斯通总结了清教徒父母同孩子相处时的复杂心理：
“清教徒尤其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孩子，爱他们，珍惜他们，为他们祈祷，没完没了地给他们施加道德压力。同时，在家庭内部，他们担心甚至痛恨孩子，认为孩子是罪恶的象征，所以会无情地打孩子。”
17世纪60年代，当婚姻制度逐渐变化之际，育儿方式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约翰·洛克于1692年出版的《教育片论》一书提出了一种对待孩子的新态度，在改变当时育儿方式的过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洛克相信孩子出生时的心灵如同白板一样，意识都是空白的，只是通过社会经验的塑造，心灵中才有了观念，因此，经验是观念的唯一来源。这就等于说父母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心灵。他一方面告诫父母不要过分顺从孩子，另一方面也不赞成父母对孩子过于严厉或采取过于严重的惩罚措施。他呼吁父母更多地从心理角度切入，通过心理感化手段帮助孩子形成个体意愿和良心。洛克的书一出版，便立即风靡英国的资产阶级，不久之后，畅销欧洲大陆。
18世纪，儿童书籍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开始流行起来。与之前的儿童教育类书籍不同的是，这些新书并不是为了教训孩子，给孩子们灌输什么道德理念，而是为了教导父母如何逗孩子，如何照顾好孩子，这表明当时的父母希望能够让孩子快乐起来，让孩子在童年时代收获幸福的体验。儿童玩具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欧洲各个城镇。父母开始给孩子购买布娃娃、木偶屋、拼图玩具、骰子以及其他游戏用品，斯通指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以孩子为导向的家庭模式。
在17世纪的清教徒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父权制的影响下一直处在一种非常矜持的状态，但随着育儿方式的改变，这种矜持关系逐渐变成更亲密、更深情的关系，更接近于今天孩子的体验。孩子们对父母的称呼也从“先生”和“女士”变成了“爸爸”和“妈妈”。
关于育儿方式的重大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或许就是抛弃了残忍的传统婴儿包裹方式。在17世纪，至少在婴儿出生后的前4个月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婴儿从颈部到脚部依然被紧紧地缠上了绷带，无法动弹，不得不在很长时间里保持同一个姿势。这种残酷的婴儿包裹方式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婴儿经常被视为一个小包裹，被父母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甚至挂在墙上的挂钩上，终日被折磨得没有一丝活力。
婴儿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浑身缠着绷带，而且父母很少拥抱或亲吻他们。婴儿在出生后至关重要的那几个月里没有得到母亲和其他成年人的情感和关注。到18世纪，绷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曾经对这一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当时的哲学、文学等领域，以及在政府管理和市场活动中，个人自由主义精神都成为一种新风尚。在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卢梭以哀叹的语调指出了下面的事实：
“孩子几乎等于没有离开母亲的子宫，他还没有来得及动弹，没有伸展腿脚，就被剥夺了自由。他被包裹在绷带里，只得一动不动地躺着，头部被固定住了，双腿被伸开，胳膊被伸直固定住，浑身缠满各种各样的绷带和布条，这样他就不能活动了。”
到1785年，紧紧包裹住婴儿的做法在英国已经被淘汰了，半个世纪之后，在大部分其他西欧国家也淘汰了。
对孩子的关爱还体现在母乳喂养上，很多女性对母乳喂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家境较为优越的女性中间，母乳喂养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任务，最好留给奶妈。婴儿出生后立即就被送给奶妈喂养，这些奶妈通常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贫困妇女。婴儿经常被虐待和忽视，许多婴儿最后夭折了。然而，当时的年轻女性为了保持身材，满足丈夫的性欲，并维持不间断的社交生活，十分愿意将喂养孩子这个最基本的职责“外包”给奶妈，这对婴儿的身体健康产生了潜在的后果，也阻碍了孩子的心理发育过程。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年轻妈妈们越来越多地关爱和抚育自己的孩子，奶妈在英国逐渐没有了市场。在法国，奶妈曾经极度盛行于社会中上层，这种做法直到19世纪晚期才结束。
母亲对于孩子的关爱确保了那个时期的同理心能够传给孩子，孩子在母亲的爱与呵护中成长，逐渐形成对他人表达同理心的能力，正如当初父母对他们所做的那样。
新的育儿方式逐渐影响到了儿童教育领域。对于之前那种通过殴打逼迫孩子去学习的教育方式，英国城市地区越来越多的中上阶层人士开始报以惊恐的眼神。到了1798年，母亲们受到的教导是：“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培养与孩子的情感，第二个目标是培养孩子的信心，最有可能拓展孩子幼稚心灵的方法是赞美。”所有这些听起来都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校园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自尊运动”极为相似。
在曾经充满了恐怖氛围的英国教室里，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推崇情感在教育年轻人过程中的作用，惩罚性的教育手段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1769年，托马斯·谢里登呼吁精英学校废除体罚。他主张教育工作者们扔掉棍棒，不要痛打学生，而要用快乐去引导和引诱充满创意的年轻人进入科学的迷宫。对于这个建议，一个世纪前的教师和启蒙时代的新教师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鞭打学生的做法已几乎绝迹。
人际关系发生这些变化的时代背景，就是充满剧变的欧洲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由于人类已经能够利用大量的非生物类新能源，而且印刷革命又提高了人类对这些新能源的管理能力，结果使经济与政治格局，以及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封建时代的长时间休眠后，世界缓缓地苏醒了。一个新世界即将应运而生，而且将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经济变革，所以，从一个人最深处的心理世界到高高在上的王权阶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动荡和混乱，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新机遇。“伟大的存在巨链”曾经巍峨地支撑起了沉睡的黑暗时代，为每个有信仰的人创造了秩序和确定性，现在却被撕裂了，看上去很可笑。欧洲人在商业和城市生活中遭遇了新的现象，而对于这些新现象，基督教宇宙学无力解释，甚至不愿意接纳。
自由市场应运而生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近代早期，欧洲涌现了大量的新技术，提高了旅行的便捷度，推动了人们的相互交流，缩短了交易时间，从而使更大的市场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封建统治机构太小，也太狭隘，无力管理新的、潜在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将更大的市场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要努力采取措施来阻碍这个市场的形成。
中世纪晚期，欧洲兴起了1 000多个城镇。这些城镇有粮仓、商店和旅馆，当地的工匠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服务。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许多大庄园都无法提供这些服务。石匠、织布工、染色工、金属加工工人和兵器制造者，以及后来的刺绣工人、手套制造工人、文件代书人、家具制造工人和帽子制造工人汇聚在这些处于雏形状态的城市地区，建立了“自由城市”——不受当地封建领主控制的地区。如果一个农奴逃离了封建领主的控制，来到一座城市，并在那里待上一年零一天，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自由的，从封建领主的管辖下逃到了城市市民的管辖下。
每个手工业都建立了一个行会来调节其成员的活动。行会负责维护行业质量标准，确定产品的制造量和销售量，决定产品与服务的公平价格。行会经济的驱动力是固有的习惯，而不是市场力量。行会的意义不是获得盈利，恰恰相反，而是维持一种固有的生活方式。行会反对开放的市场、免费的劳动力、土地的商业化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而所有这些元素都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
在16世纪的英国，独立的商人阶级开始挑战行会对商品与服务的控制。英国与欧洲大陆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行会体系越来越站不住脚。圈地运动解放了大批农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以用来压榨的劳动力。英国交通设施不断进步，比如，铺设了更好的道路，内河航运条件不断改善等。这使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在农村和城镇之间运输原材料和制成品。日益增加的人口也需要更多、更廉价的商品。
面对各种新的市场力量，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纺织业的行会。一些商人开始绕过行会和城市管理者的控制，向分散在农村地区的、更廉价的小手工业者贷放或供应原材料，甚至工具，让他们加工制造，并给予一定的酬金和工钱，然后收取成品转向市场销售。这种家庭工业制度被称为“散工制”。生产技术和组织模式的新突破带来了劳动分工，大幅降低了生产商品所需的成本和时间，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急剧上升的消费者需求。
通过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并控制城乡之间的物资运输，新兴的商人阶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劳动成本。由于那些农民原本就已经穷困潦倒，绝望无助，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羽翼渐丰的资产阶级提出的苛刻的雇用条件。无论是从生产速度、生产规模还是产品价格上看，传统的行会都无法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相竞争。
欧洲出现的手工工场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手工业者及其行会的力量。16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手工业逐渐进入了工场模式。造纸工场、铁器工场、火炮工场以及后来的纺织工场，在同一个屋檐下利用同一种能源完成所有生产任务。最初的能源来源是水磨和风车，后来逐渐采用了以煤炭和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开办工场需要大量的资本——几千磅或更多，所以，即便那些最富有的手工艺者也远远无力承担这笔开支。只有那些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才有能力承担这种新型制造模式的成本。历史学家莫理斯·多布指出：
“生产从属于资产，资本家与生产者之间这种新型关系的出现，被视为旧生产模式与新生产模式之间关键的分水岭。”
欧洲经历了一种新的商业秩序和一种旧的经济体制相互交锋所带来的阵痛。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着时间与空间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旧的社会经济模式赖以维系的前提是控制生产、操纵价格以及排斥外来竞争，这种模式过于狭隘。而新技术则会推动更多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商品与服务交易，因此，旧的社会经济模式不会欣然接纳新技术。新兴的资产阶级尽最大可能开发新技术的潜力。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上发现了最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然而，他们却缺少一个新的、更加广阔和灵活的政治架构，这种架构能够将其意志强加给成千上万个地方性的市政府，以强有力的方式取消多如牛毛的税赋、费用以及其他无数个法律法规。正是这些法律法规维持着日渐腐朽的中世纪经济模式。此外，新兴资产阶级还需要形成一种共同的语言、一套统一的教育系统、一支统一的警察队伍以及其他集权机制。只有这样，资产阶级才能构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贸易市场。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指出，“正是这些需求导致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用以建立全国性市场、发展国内商业的工具。”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逐渐建立了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国家，这种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就是民族国家。历史证明，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间接影响，促使之前处于分散状态的人们逐渐习惯了全国性的市场。国家的边界拓展到哪里，民族主义情绪就能将国民的同理心拓展到哪里。
民族国家的出现
民族国家是一种相对较新的人类社会管理形式。一些学者将其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更进一步地将其追溯到12~13世纪的英国。当前，关于民族国家，人们的普遍看法认为其植根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风俗，这些因素经过漫长的演变，自然而然地催生了近代国家形式。这种看法虽然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在现实中，民族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培育更加广阔的全国性贸易市场、获得海外殖民地而人为地建立的一个政治架构。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在东欧剧变之后，中欧和东欧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展了民族斗争，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扩大市场，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持民族身份认同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和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是同时出现的，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民族国家创造并维持了一套能够确保商品在一个统一的、广阔的地理范围内高效流动的规章制度。全国市场的形成使商品交换的速度、范围、规模和密度都大为改观。
拥有自由和自主意识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建立了一个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保护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民族国家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能够为这些人提供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的手段就是建立了一个能够促进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让每个市场参与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每一位自治个体都会主张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一样，每一个自治的民族国家也会主张对自己的领土享有主权。此外，如同它的公民一样，民族国家要求在各国间作为一个平等国家而自治，捍卫自己保护管辖范围内的财产的权利，并为了争议地区而同其他民族国家相角逐——通过贸易或战争。
对于一个处在萌芽状态的民族国家而言，一个艰巨的挑战就是如何消除在建立全国市场、发展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遭遇的国内阻力，并在完成社会的集体任务时得到其臣民——后来是公民——的情感支持。一个社会的集体任务包括税收以及通过征兵来保护国家利益。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讲，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形成的独立、自治、自私的个体在做事过程中总是思考着自己的利益，一心想让自己持有的财产实现最大化，这似乎与民族国家让集体形成共同的使命感与身份认同感的努力存在冲突。那么，民族国家如何才能说服数百万名新解放的个体为了国家而放弃他们的一些自主和自由呢？
答案就是谱写一篇有关共同历史的有说服力的故事，一定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满足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相信自己与其他国民具有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命运。据说，意大利在1861年实现统一后，皮埃蒙特地区的前首相马西莫达阿泽利奥曾评论说：“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如今我们得创造意大利人。”
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起源神话，其中包含男女英雄、过去经历的考验和磨难的时刻，这些都常常用繁缛的仪式进行纪念。在日益清醒的世俗世界里，民族国家不得不建立一幅强有力的新图景——一个民族共享着高贵的过去，并注定将走向伟大的未来。同时，民族国家也必须创造一片足以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前景，以求赢得它的臣民——后来是公民——的忠诚。倘若通向不朽的道路不再依赖接受基督作为救世主，那么至少可以通过财产积累和交换的形式，在对无限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中获得。为了回报人们奉献给国家的忠诚——其决定性的检验标准在于公民是否愿意为国捐躯——国家将遵守自己的约定，保护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上拥有和交换私有财产的权利。
创造共享的身份对不受阻碍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同样关键。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之前，1 000种不同的故事和传统，它们存活在遍布大陆的山谷里和山麓上小小的部落。每个故事的流传都是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至少是用一种特殊的方言。
对于开展商业活动来说，若要在广阔的地域里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这无数种的方言、习俗和规则将使交易成本变得十分高昂。为了创造高效率、无缝隙的全国性市场，压制甚至消灭这些文化多样的小地区就成为关键的第一步。要创造单一的、同质化的民族神话，就需要——常常是无情地——毁灭或征服欧洲历史多少世纪以来存在着的地方故事和传统。
民族国家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性程序的采用，它能够整合枝节蔓生的活动。西方的分裂传统仰仗的是武力。未来人类的文明统一，这种对抗或矛盾，将在共识和信仰、自由和理性、分工和协作、自治和联邦的格局中得到妥善的解决。此外，还有世界性语言的问题，这种语言的形成能够提供一个全球通用的交流媒介。首先，每个国家都必须确立单一的主导语言，以便人们彼此交流、理解共同的意思。人们常常认为，共享一种普通语言对于把人们带向民族国家的庇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情况通常却并非如此。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只有不到50%的人说法语，而且只有12%~13%的人能说正确的法语。当时，在法国北部和南部，几乎不可能找到会说法语的人。在意大利1861年统一的时候，只有2.5%的人口使用意大利语进行日常交流。在18世纪的德国，只有不到50万人使用后来演变成德语的方言进行阅读和口头交流，其中还有很多人是在舞台上表演新作品的演员或者精英知识分子。
创造民族语言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并非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关，而是关系到早期印刷业面临的人口统计学。15~16世纪的出版商迫切地想要拓展书籍市场。尽管拉丁语是教会的官方语言，并且为欧洲学者和宫廷里的政府官员所用，但它对于这场新的通信革命来说只代表了太狭小的阅读市场。另外，整个欧洲使用的语言和方言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中的每一种，就商业可行性而言，都是太狭小的市场。多数国家的做法通常是选择在某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单一俗语，把它确立为印刷用的语言——首先用于《圣经》，然后是其他文学和科学著作。
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最终变成标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被发明的。它们通常是某个地区多种方言的要素相结合，并将语法标准化的结果。然而，某种普通语言一旦被接受，它就创造出自己永恒的神秘感。人们开始把它看作自己祖先的语言，以及把他们束缚在一起的文化纽带。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读、能说这种新的本国语言，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系统。单独的教育体系对学习什么、怎样学习都制定了稳定且可靠的标准。标准化的国民教育乃是近代的崭新现象，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形成。每一代学生都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语言学习同样的科目，不久之后人们便开始相信他们的确分享着某种共同的经验和命运。一位法国教育部部长在思考法国公共教育的成功经验时说，他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只要看看表，就可以说出法国某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在做长除法，还是在读剧作家高乃依的著作，抑或在学习动词变位。
随着普通语言和普遍教育系统的建立，民族国家才开始干涉公民的事务。现代国家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完全理性化的环境，能够尽可能地完善市场经济中财产交换的自由运转，因此有必要对每个公民进行记录。出生证明、学校注册表、结婚证、死亡证明还有护照，所有这些都要签发。公民要缴税，政府的收入也需要进行分配。职业军队需要进行训练、获得装备、编制，然后被送去战斗。标准必须建立起来，以管理从食品和药品质量到环境质量的一切事务，甚至文化本身的再生产也不再是依靠机缘巧合或是当地社区的突发奇想。博物馆必须建立，纪念馆必须拨给资金，历史纪念日必须被认可、庆祝，公园则留给人们休闲和娱乐。这张清单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国际法中首次正式承认地域性国家拥有主权，是以1648年一项和平条约的签署为标志的，这项条约结束了路德信徒、加尔文信徒和天主教徒之间长达30年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不可妥协的差异，并且赋予地域统治者以主权，允许它们在自己的领土内决定宗教事务，此后，干涉别国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将被限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核心要点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有所修改，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基本维持着原貌。
和约承认世界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对其固定疆界里的内部事务享有主权。此外，每个国家都和其他国家平等，它们之上再无更高权威。最后，每个国家都理应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尽管它们彼此之间能够自由地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但它们同样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解决争端。
新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君主国统治者、新兴资本家及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曾一度彼此相一致。新的国家强权急于巩固它们的统治，因此需要创收。统治者要养活军队，建造船舶，制造武器，建立管理性的官僚机构来控制本国并殖民海外的新领土。因此，刺激国内经济活动就成了君主国的利益所在。
就商人和制造商而言，他们渴求改革，以加快向全国性市场的自由贸易过渡。他们试图消灭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法律和习俗限制，争取以国家的警察力量作为后盾对商业合同进行法律强制执行，并迫切要求改善道路、航道和通信，以加快速度，拓展贸易的地理范围。他们同样希望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能够将重量和长度单位标准化，创造单一的货币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使商业活动更加便利。国家同样十分乐于推动并动用全部强制力量来支持这些改革，因为为国内市场的繁荣创造有利条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
但是，新政权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最终还是在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打下了一根不可调和的楔子。国家一心一意要聚敛贵金属金和银来为它们本土的支出和国外的冒险提供资金。它们推断，增加所持有货币量的最佳方式就是重视对外贸易甚于国内贸易，其策略就是大力控制国内生产，使它们能够保障以低价购入高质量的商品，然后在国外以高价售出，并得到贵金属。
在这种机制下，海外的殖民地只能生产运回母国的廉价原材料，然后被迫以高昂的价格从母国购买制成品。殖民地制造自己商品的任何尝试都是被禁止的，不论是为本土需要还是对外贸易，一旦违反，严惩不贷。
重视对外贸易对出口商来说是大为有利的，但却让本土的制造商付出了代价。虽然最初对外贸易的增长帮助拓展了制成品的国内市场，但是，像英国政府这样逐渐限制本土产品产量，以求人为地保持高昂的出口价格，这就对制造商相当不利了。
年轻的资产阶级钟爱开放的市场和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成员们相信这是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盈余和提高利润的最佳方式。农民、城市贫穷劳动者和上升的中产阶级都感觉到了国内产品价格过高的蜇痛。同样令他们负担沉重的是水涨船高的捐税，这是政府为了支付军队、武器和战争的费用而征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