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世纪晚期，新兴资产阶级和君主之间的决裂已成不可逆之势。1789年6月17日，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公然反抗路易十六，召开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大会，并要求制定法国宪法。数月之后，激进派发表了《人权宣言》，其中特别宣布，“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在以笔为枪的一击之下，通过神圣权威统治、依照皇室血统传承的政府被赶下了宝座。从今而后，主权将归民族。谁构成了民族？是公民。谁又是公民？是那些分享着共同的生活体验，通过共同的过去和未来命运而紧密相连的人们。有史以来，公民、民族和国家首次联合成单一的统治实体。此后，政府将归民有、民治、民享。
法国大革命受到了美国的重要影响，后者已经为保障人民的权利而战斗并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从事着一项激进的新型政治实验，此前几乎还没有先例。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写道：
“之前的时代从来不曾有过动员人们参与到政治的中心，也不曾需要男人更不用说女人成为具有政治意识和积极性的公民。因此，也就不会有人想提供这样一种组织基础和公共机构，它们投合的是公民的需要和趣味。”
在宣告君主垮台的一阵欣喜后，法国人决定给公民下一个更具限制性的定义：政治权利将仅限于拥有财产、接受过教育的男性。美国、英国和其他18~19世纪新生的民族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理由被假定为保护其公民的财产权利，所以，选举权只被赋予那些在社会上拥有财产的男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转型始于英格兰、美国和法国，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迅速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通过在一个广泛的地理区域内创建共同的叙事方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感，新兴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心理上的重新定位，拓展了同理心的范围，使其突破了地方性亲属关系的制约，让之前众多分散的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了同理心。每个人都逐渐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等，并开始接受自己与同胞们在情感上的共同点。英国人同情英国人，法国人同情法国人，美国人同情美国人。无论民族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最后都在无意之间拓展了人类的同理心情感。虽然爱国主义号召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但也促使国界内部的公民产生了志趣相投的感觉，现在他们开始相信，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和命运，从而拓展了自己的同理心。
近代早期的意识革命
相对于整个地质史的时间跨度而言，甚至相对于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而言，从中世纪结束到近代伊始的500年无异于弹指一挥间。然而，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不到25代人的时间内，人类意识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人类的一小部分，即少数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主要是向上移动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用完全现代的方式进行思考。人类精神状态从听话的仆人变成了具有独立和自治精神的个人：前者不加区分地服从于集体意志，被牢牢地禁锢在“伟大的存在巨链”之中，这条巨链从天堂之门延伸到地狱深处，人类被预先固定在了其中一环，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后者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进行互动，彼此建立了友爱的关系，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断推动着人类的进步。
尽管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也一直很少写到那些改变了人类意识的心理变化，而是更多地关注伟人事迹、武力征服、经济进步和政治重组，但幸运的是，文学叙事却一直小心翼翼地记载和保存着人类经历的另一面——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同理心表达范围的拓展。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期，自传体的撰写的一些微妙变化为我们探索自我意识的变化和人类意识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窗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人类自传体的第一次真正尝试，撰写的内容是自己的所感所想，这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他开创的这种文学体裁并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兴趣。500~1400年，目前只发现了10部知名的自传作品。后来，在城市文明中，随着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和文化的普及，自传文学也首次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然而，罗马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城市社会的陨落，这种环境催生出来的自我意识和内省意识也开始陨落。后来，到了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世界观也阻碍了人类的自我表达，抑制了自传文学的发展，因为基督教的宇宙观基于僵化的“伟大的存在巨链”，将封建领主、神职人员、骑士、市民和农奴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人的角色和职责都是预先确定好的。仅有的几部自传描写的也是高尚的宗教人物，因为作为基督徒，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但这些人物都很僵化，是为了迎合上帝对于地球上信徒的理想要求而刻意打造出来的。
然而，到18世纪中期，自传体裁的作品出现了爆炸式的增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卡尔·温特劳布在《个人的价值：自传中的自我和环境》一书中列举了意大利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德国诗人歌德等人的自传，从而描绘了人类自我意识和同理心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这一时期之后，便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人类逐渐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意大利学者维科在1728年出版的自传中与读者分享了他的信念，即人性不是由上帝或宿命论决定的，恰恰相反，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现实世界，将自己学到的经验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在此基础上塑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我们必须记住这一观点，因为对于他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科的见解是人类进化理念的先兆。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贵族孔多塞以雄辩有力的方式一遍遍地重申了这一观点。
维科在其自传中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想法，即要理解过去，理解人类的发展历程，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入伟大思想家的精神世界，想象着他们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与个人生活中的感受和思维。在这里，维科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同理心”一词（这个词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后才被创造出来），但他无异于已经理解这个词的内涵，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对于历史岁月的想象中，我们都可以进入他人的生活环境，与他人进行思想上的互动与交流。在同理心的作用下，我们能够理解别人撰写的自传，因此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的代表作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看待历史的视角与看待自己生活的视角一样，毕竟，在将个人生活与历史融合在一起进行考虑时，人类的集体历史正是由个人生活构成的。同维科一样，吉本对于宿命论的观点几乎也没有任何耐心，而是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一个更加私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个人特质、偶然情况和意外邂逅，同时，个人与不断变化的周围条件和社会环境进行互动。人们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集体历史感。我们创造了个人的故事和宏观的宇宙观，每个人都与他人在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进行互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内涵所在，对于吉本那个时代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
然而，在众多自传中，只有让–雅克·卢梭的自传算得上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自传。他才华横溢，不知疲倦，是一位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国思想家。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于1764~1770年间所写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所著的《忏悔录》是截然相反的。奥古斯丁的动机是向上帝忏悔，以获得救赎，而卢梭的动机完全是世俗的。他的目的是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灵，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暴露出来，希望别人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从而能够爱他。关于自己与神的关系，卢梭始终坚定如一，不为外界所动。他相信自己的本性是好的，因为他一直忠于他“自然状态的自我”，他还不加掩饰地写道：“我相信，而且一直相信，从整体上来讲，我是最好的人。”
卢梭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出生之际都具有好的本性，但后来被文明引入歧途。有趣的是，卢梭在《忏悔录》中反复使用这个观点来为自己道德上的不当行为开脱，认为自己的本意一直忠于自己内心最深的自然本能。别人给他带来的任何不公，他都认为是由他所生活的腐败社会造成的。
卢梭在《忏悔录》中强调了他的写作动机：“我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人们至少能有一次机会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甚至自豪地说，他对自己的揭露程度比之前任何人都要大。卢梭一直相信，如果别人能知道他的善良本性，他们就会爱他。
一方面，卢梭本人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只有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对于自我的过分关注才能催生出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尽管卢梭可能会说自己忠于真实的自我，但他的自我意识似乎是无限强烈的。他曾经说：“我没有见过任何像我的人，我甚至敢说整个世界上都没有像我的人。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是与众不同的。”他还写道：“我宁愿被全人类遗忘，也不愿被视为一个普通人。”在一封写给密友的信函中，他哀叹道：“上帝肯定出错了，为什么让我与这么多普通人为伍呢？”当代精神分析师们可能会把卢梭视为一个自恋狂，对自己形成了严重的错觉。
另一方面，在阅读卢梭的《忏悔录》时，人们也能体验到他那令人绝望的孤独感，他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形成深刻的依恋感。卢梭告诉他的读者：“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别人接近并喜欢我。”
卢梭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可能与他母亲死于分娩有关。他的生命必须具备一些独特的元素，才能弥补这种失落感。他刚刚出生之际，母亲就去世了，导致母爱的缺失，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与他人建立一种充满爱和情感的关系来弥补这种缺失。
卢梭是一个聪明的、困惑的、复杂的人物。由于他对自己揭露得非常深刻，所以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卢梭的内心情感，之前的那些自传都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读者不喜欢他的自命不凡和自我意识，但对于他所生活的那种腐败环境，读者仍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同情。
在一段深刻揭露内心情感的段落中，卢梭回忆了他所经历的一个“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卢梭年轻时，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里逗留期间，被朋塔尔小姐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迷住了，便将其偷走，结果还没藏好就被人发现，他一口咬定是一位名叫玛丽永的女仆送给他的。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诬陷他人。
哪一个孩子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呢？后来，卢梭对这一事件做了轻描淡写的解释。他解释说自己的本意是好的，想将这条丝带作为礼物送给那个被他诬陷的姑娘。“在那个残酷的时刻，故意作恶偏离善良本意的距离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远。”他不愿意忍受承认这个淘气行为带来的耻辱，所以，宁愿把责任转嫁给别人。读到这里时，我们肯定能够理解卢梭当时面临的情景，似乎我们就在现场一样。卢梭在《忏悔录》中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反思这件事情时，一再为自己的淘气行为开脱，以至于读者逐渐丧失了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他提出了下面的辩解理由：
“如果罗克先生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对我说：‘不要陷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做错了的话，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一定会立刻跪到他的脚下。但是，正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地恫吓我。”
也许，在当代读者看来，卢梭的这件事情似乎是两次转移责任的经典案例，第一次是转嫁给那个无辜的女仆，第二次是成年后进行辩解时又转嫁给社会。
最终导致卢梭失去信誉，失去读者的同情和情感的是他对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的辩解。虽然他写的《爱弥儿》一书提出以富有同情心的方法来教育孩子，震惊了整个欧洲，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承认在年轻时曾经遗弃了自己的5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立即被送到了育婴堂。他为自己每一次的遗弃行为都找到了巧妙的借口。对于第一次遗弃孩子的行为，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辩解说：
“谁最能帮育婴堂添丁，谁就最受人喝彩。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那么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这样做。”
后来，随着遗弃行为的增多，卢梭提升了辩解的高度，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把孩子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是因为这种做法符合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受到情感和自然本能驱动的人，但他无法理解，即便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父母也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如果说存在什么自然本能的话，那么第一个自然本能肯定是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保护。然而，卢梭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想法令人不寒而栗。他宣称：
“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
他真的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吗？他的读者被欺骗了吗？他说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是在欺骗自己吗？通过这些自我辩解式的心理回放，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迫不及待地需要爱别人，也需要被别人爱，需要与人类建立友爱的关系。
卢梭的《忏悔录》会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虽然卢梭人生的很多方面都不符合同理心的要求，但他却在不停地寻求一种如海洋般浩渺的同理心感受。温特劳布对卢梭的总结听起来像是描写一个既理解同理心的重要性，却又无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表达同理心的人：
“卢梭希望自己能够读懂其他人的心思。反过来，他想把自己的灵魂透明地展现给读者。一个人应该像展现脸庞一样将自己的内心展现给别人。他渴望与别人进行直接的、当面的、不受干扰的交流，想体验这个过程带来的喜悦。有时，他也会与自然交流。在这些时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完整的，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和谐的成员融入了更大的集体。他表达内心喜悦的方式只是简单的惊呼‘哦！哦！自然啊！’、‘哦，我的母亲！’”
在17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笛卡儿、牛顿等人大力倡导机械式宇宙学和理性主义思想，而到了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卢梭等人则大力倡导浪漫主义思想。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在人类文明刚刚呈现出现代性的特征之际，只有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科学家歌德的自传《诗与真》最好地调和了这两类思想之间的矛盾。这部自传发表于1808年，之后一直更新到1831年。如果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能够同时体现出全球化的世界观和普遍化的同理心的人，那么歌德就是最佳人选。歌德的思想与当代处于认知心理学前沿的客体关系理论家、精神病学家和依恋理论家的思想非常相似。
200多年前的歌德在看待世界、自然和人类意识演变轨迹时所采取的视角与高度全球化的21世纪的人们采取的视角具有高度相似性，所以，如果将歌德称为“跨时代的人”，他应是当之无愧的。
歌德认为，一个人的独特性来自他与周围的关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但独特性不应等同于自主性，人们无法脱离周围环境而独立生存。相反，我们之所以具有独特性，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与自然及社会建立了非常特殊的关系，使我们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人。这些关系开始于我们同自然之间那种深刻的、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来自自然，最终也会回归自然。在生与死之间，我们不断地利用自然，然后再以其他方式将其释放出来。他写道：“我们受到了它（指大自然）的包围和拥抱，无法逃离它。”
虽然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但彼此之间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对于这个事实，歌德感到十分惊讶。他说：“大自然创造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特性，而所有个体却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体。”
笛卡儿、牛顿等启蒙思想家们的宇宙学模型描绘了一个纯粹的世界，认为固定的数学公式和严格的机械原理主导着世界的变化。而歌德则认为自然处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令他感到敬畏的不是大自然的固定性，而是其新奇性。他认为大自然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元素，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虽然生物体的生命受到物理学和生物学规则的制约，但生命不是预先注定的，我们不是机器，而是行使着多种层面的自由。在反思他所知道的大自然时，歌德产生了下面的想法：
“它（指大自然）厌恶一成不变，对一切静止的事物下了诅咒。它创造了生物，但不告诉它们何时产生、何时离去。它让生物奔跑，但只有它知道跑道。”
歌德认为生命的目的是为了丰富生活，人类对生命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即意识。人类意识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使人类能够管理一切生命体。他认识到，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由于他深爱大自然，而且大自然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所以他并不是从评判性的视角去看待生命。他眼中的大自然不是沉沦的、堕落的，也不仅仅是供人类利用和剥削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呼吸的共同体，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各种生物在互惠规则下共同生存。吸收自然能量，然后将其释放出去，是我们利用自然、与整个生物圈保持联系的途径。
要加深我们同整个生物圈的联系，需要的不仅仅是容忍和接受彼此的独特性，还需要关注其他人对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对于他人的认知。我们要通过他人的眼睛了解自己。歌德认为：
“如果我们的同胞能根据自己的视角把我们同世界进行比较，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从而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成年后，我就认真关注他人对我的看法，其他人就像镜子一样，通过他们，我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外在和内在。”
歌德认为，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应该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他人的生活环境，理解人类存在的具体方式，并带着喜悦感融入其中。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持续性的同理心过程去传递对他人的看法，从而也根据他人的认知了解自己，形成自我意识，也塑造他人的意识。在此过程中，通过内省吸收外界对于自己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也会让人们更好地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
因此，歌德丝毫不赞成人们“自我关注”，即一心只盯着自己，而不关注外界看法，这不会带来超验，只会导致倒退。他选择充分融入世界。歌德说：“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认识世界并和世界对话，那么他就是一位诗人。”
正是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歌德总结了自己的生命，并道出了对生命的思考：
“只有与他人相处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只有敢于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的人才是幸福愉快的人。”
在歌德身上，我们看到人类同理心摆脱了宗教的神学色彩，开始以身体体验为基础，走向了世俗化。他的同理心作用对象不仅仅包括人类社会，还包括大自然。因此，他的同理心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性的同理心。
自传文学为我们观察人类意识在中世纪晚期到近代伊始这段时间内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其他形式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也能深刻地揭露出人类意识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催生了现代思维，促进了同理心的增长。
德国历史学家埃里希·卡勒尔正确地指出，叙事的历史是一个“内化过程”，“叙事对象逐渐转移到了地球上，人类将其融入自己的灵魂”。人类最早的叙事对象是宇宙和神灵，后来逐渐转移到了地球上切实发生的事件。
神话讲述的是部落的故事，充满了灵魂与神灵一类的素材。早期的史诗，如《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属于具有过渡性的故事，开始塑造一些具有神性的英雄，但这些英雄终归属于人类。它们以理想化的形式记录过去的重要事件，通常会包含一些与神学有关的说法。《圣经》里面的故事通常也是真实的历史记录，但同样糅合了神学主题。
叙事的人性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意识日益觉醒，逐渐摆脱了之前那种无差别的集体意识的迷雾。早期的史诗作品只是零星地提到了地球上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比如很多作品提到了一些战争的名字，《圣经》提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家谱，《伊利亚特》提到了人类战争中使用的战船。希腊悲剧引入了人类情感，成为观众发泄情感的途径，因为观众在逐渐展开的情节中对主人公的困境产生了同情感和同理心，并在最后的场景中与演员实现了情感共鸣。希腊悲剧是最早为人类集体表达同理心提供空间的文学形式。基督教时代那些文学作品传递出来的训诫信息旨在让人们皈依基督教，并加强那些已皈依者的信仰。
直到中世纪后期骑士文学的形成，我们才看到纯粹以个人娱乐为导向的叙事模式。此时，虽然那种在神学意识中非常普遍的道德说教性质的叙事模式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不得不与骑士的冒险和浪漫故事进行竞争。骑士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新欧洲逐渐抛弃了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这类文学对于处在上升过程中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就像20世纪，当荒蛮的西部成为遥远的记忆时，牛仔的故事对美国人产生的吸引力一样。骑士文学与牛仔文学都反映了人类渴望挣脱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体验对自己的束缚，以理想化的笔触大胆地渲染过去的激情与豪迈。
卡勒尔指出，叙事方式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一事实比故事的主题更为重要。在特定故事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将另一个时代同自己所处的时代加以对比，了解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的人的不同思想与行为，认识到人类体验的多样性和相对性，从而产生相应的情绪，拓展自己的视野。
骑士传奇文学为小说这一伟大的现代文学题材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学基础。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认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出版的小说《堂吉诃德》。有趣的是，塞万提斯写这部小说的本意是讥讽或模仿骑士的浪漫行为，但它产生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故事的主角、一位破落的乡绅阿隆索·吉哈诺（堂吉诃德原名）对骑士文学十分痴迷，时常幻想自己是一位中世纪骑士，进而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查”（意为“德·拉–曼查地区的守护者”），行侠仗义，游走天下，拯救世界，做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包括把风车视为怪物而与之搏斗，非常有趣和滑稽。但是，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读者慢慢地领会到堂吉诃德不只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他还具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产生一定的价值。
这部小说通过讲述个人的故事来表达人文主义思想，使小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堂吉诃德》以及之后几个世纪里的小说之所以非常吸引人，就是因为故事人物是虚构的，而他们所处的环境、面临的状况以及生活的状态都极其真实，这些人物具有丰富的情感，能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影响，使读者感同身受地体验到故事人物的感受，似乎自己亲身经历了小说中的那些事件。
这些小说对英雄人物的描写集中在他们的行为上，对内心活动的描写则非常少，或是完全没有。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展现自我。虽然他们的行为和动作是英勇的，也体现了某种美德，但我们在字里行间几乎读不到他们的内心感受。这些英雄人物都很简单纯粹、不复杂、没有什么缺陷，形象和性格也十分明确。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无法从他人的行为中体察到细微的内心活动，因为他们即便对于自己也没有内省能力。
相比之下，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20世纪得到了蓬勃发展，人物形象越来越真实，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样。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努力和挣扎。这个时期的小说重新引导读者关注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为我们介绍了故事人物的情感、思想和行为，让我们对他们产生认同感，似乎我们就是故事人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小说这种叙事方式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娱乐，在更大程度上第一次为人类探索普遍情感提供了一种工具。
在过去4个世纪中，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断深入发展，同时，这也是人类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不断深入的过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非常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描写则十分细致微妙。故事角色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真实和复杂，这反映出读者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小说使读者深刻地体验到故事人物的生活，这有利于增强自我意识。
小说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创造了更加复杂的、难以理解的和情感丰富的人物，读者能够对这些人物产生认同感和同情感，也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因此，可以说小说打开了人类情感的闸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探索全新的、真实的情感世界，人类同理心的普及程度远远超出了之前几代人。
小说在转变人类意识方面的作用，直到近些年来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杜克大学的英语教授、作家南希·阿姆斯特朗等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小说“将个人主义概念转变成一种叙事方式，从而促进了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形成和迅速传播”。
早期小说中的人物都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如何对他人表达情感，这些小说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在探索自己和他人的情感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困惑。那个时期，人类对心灵世界的探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像伟大的探险家航行到世界各地探索新世界一样。
18世纪法国著名的古典喜剧作家马里沃从1731年开始陆续发表《玛丽安娜的生活》。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诸多篇幅深入细致地刻画主人公玛丽安娜对其生命中两个重要女性的心理活动，一个是多尔辛女士，另一位是德米兰女士。即便如此，玛丽安娜仍然认为自己的想法不够深刻，觉得非常苦恼。她感到自己无法深入探索对这两位女士的真实想法，至少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她哀叹道：
“寥寥数语便可描绘出大概，但要描绘出细节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任务。当我说我将为您描绘一下这两位女士时，我的意思是为您展示一下她们的一些特征。我不知道如何完整地展现一个人，至少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了解这两位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但我不会描绘她们，她们身上有一些我无法挑出来进行准确描绘的元素。如果我描绘她们的话，这种描绘往往是不充分的。有一些与内心感觉有关的事情总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一旦你开始思考它们，你就会感到困惑不已。所以，虽然我能看出来，但就是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说起。”
《玛丽安娜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主人公第一次试图准确地描绘他人微妙的心理活动，却为自己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而感到苦恼失望。
玛丽安娜努力想弄明白自己的情感从何而来，以及如何用语言去捕捉和表达它们，并在社会话语中加以运用，这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种隐忧。人类社会在从神学意识向思想意识和心理意识转变的过程中，人类思维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随着神学意识的淡化，人类不再借助超脱世外的神灵来解释自己的存在。相反，人类开始借助自己的力量来解释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以及生命的意义。人类意识的世俗化伴随着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的兴起。因此，人类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意识同自己进行对话，利用集体意识与社会开展对话，并在这些对话中重新思考人性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