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2月24日夜，比利时，弗兰德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5个月。广袤的欧洲原野上纵横交错地遍布着临时挖成的战壕。英德两国的数百万士兵就在战壕里过夜。两军战壕最近时相隔约30米，只要一方喊一声，对方就能听到。战场的环境简直如地狱一般。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又湿又冷的空气直往骨缝里钻，浸水的战壕泥泞不堪，老鼠和虫子四处乱爬。由于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粪便的臭味无处不在。这个临时住所污泥遍布，士兵们不得不坐着睡觉，根本没法躺下。两军战壕之间的无人区里，横七竖八地躺着阵亡士兵的尸体，而仍然活着的战友们却无法将其收殓安葬，只得任由尸体慢慢地腐烂。
然而，当夜幕降临时，战场上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德军士兵开始在数以千计的小圣诞树上点燃蜡烛。这些圣诞树是前线士兵用来取暖的。之后，德军士兵唱起了圣诞颂歌，第一首是《平安夜》，后来又唱了其他几首。英军士兵被深深地震撼了。一个士兵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盯着敌军的阵地说烛光闪烁的战壕就像一个“闪烁着霓虹灯的舞台”。英军士兵开始欢呼喝彩，一开始只是试探性地欢呼一声，后来所有人都参与了进来，大家齐声高唱圣诞颂歌，回应那群来自德国的敌人，而德军的战壕里也同样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双方的一些士兵开始小心翼翼地爬出战壕，穿过中间的无人区，向对方走了过去。很快，其他士兵也纷纷效仿，共同庆祝圣诞节的来临。随着消息逐渐传开，数以千计的士兵走出了战壕。他们同自己的敌人握手，互送香烟和蛋糕，向对方展示家人的照片，介绍自己来自何处，共同回忆往日美好的圣诞时光。荒谬的战争成为他们的笑柄。
第二天早上，当圣诞节的朝阳在欧洲战场冉冉升起，数万名士兵（有些人估计多达10万）停火罢战，坐在一起平静地聊天。短短24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兵戎相见，现在却帮着对方收敛安葬阵亡士兵的尸体。他们还临时组织了几场足球比赛，连前线的军官们也参加了。当消息传到后方的高级指挥官那里，他们对此不以为然。这些高级指挥官们担心这会影响士气，便迅速下令禁止士兵参与此类联欢活动。
就这样，这次梦幻般的“圣诞停战”戛然而止，与开始一般突然。总体来讲，到1918年11月结束之际，这场世界大战夺走了850万名军人的生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自相残杀。在无尽的黑夜里，这次停战宛如一束微弱的亮光。在前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数万名士兵不仅打破了军规，还超越了对各自国家的忠诚，在握手言欢中展现了共同的人性。他们虽被纠集在了一起相互残杀，却勇敢地挣脱了军队制度的束缚，向对方表达了同情，共同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在战场上，士兵本应该崇尚英雄主义，超越个人生活，为了崇高的事业而战斗和献身，但英德士兵却表现出了另类的勇气。他们相互诉说内心的苦痛，并在艰难的处境中相互慰藉。他们穿过无人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们相互慰藉的勇气来自于内心深处无言的脆弱感，和同对方缔结友谊的愿望。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关怀的时刻，但在当时却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过失、背叛与堕落。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从不同角度定义这个世界时，会一次又一次无限怀旧地纪念这一段历史的小插曲。
在将近1 700年的时间里，西方社会一直教导我们将人类视为堕落世界里的罪人。如果我们想赎罪，就不得不寄希望于来世。近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以讽刺的口吻说：“人类生命是孤独、贫穷、肮脏、残忍和短暂的。”如何破除人类生命的噩梦呢？霍布斯的唯一答案就是呼吁政府部门采取强硬手腕，阻止人类在战争中自相残杀。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对霍布斯的这种悲观的人性观进行了调整，涌现出许多关于人性的新论述。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了“白板论”，指出人类出生时心灵像白板一样，未受外界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只是通过社会经验的塑造，心灵中才有了观念。因此，经验是观念的来源。较之于霍布斯的人性论，洛克提出的“白板论”可谓是一种妥协，表明人类生命开始之际就存在一种贪婪的倾向。他认为，人类是一个贪婪的物种，用双手和工具将大自然的资源据为己有，改造着地球上大量的荒地，提高了它的生产力。洛克还宣布，生产力是人类的终极使命，也是人类存在于地球上的原因。他在《政府论》一书中写道：
“我们把完全自然而未经放牧、耕种或栽培的土地名副其实地叫作荒地，并且我们会发现它的好处几乎是零……如果任何人考虑一下一英亩[1]种植烟草或甘蔗、播种小麦或大麦的土地同一英亩公有的、未加任何垦殖的土地之间的差别，他就会知道劳动的改进作用造成了价值的绝大部分。”
洛克在《批判性评价》一书中还认为，“否定自然是通向幸福之路。”
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完善了人类幸福的定义，指出人类的普遍境况可以归结为对痛苦的规避和对快乐的最大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犹太裔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性的角度对边沁的功利主义人性观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唯乐原则”。根据弗洛伊德的推理，每一个新生儿都倾向于寻求快感——性方面的快感。母亲的乳房不只是营养之源，还是性满足之源，能够让婴儿贪得无厌的性欲得到满足。
然而，1914年平安夜，数万名年轻人在比利时弗兰德斯战场上上演的温馨一幕与原罪或生产劳动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士兵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快乐与19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所谓的肤浅的快乐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与弗洛伊德病态的人性观所说的性冲动更是没有什么相似性。
弗兰德斯原野上的士兵们表达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类情感。这种情感来源于人类心灵的深处，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和同时期一切正统思想的藩篱。如果你不理解这种情感，那么只需问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些士兵的做法感到欢欣鼓舞。在无情的战争面前，他们选择了人性。他们表现出来的人类核心品质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和人类一样古老，可以追溯到生活在远古时代的灵长类动物以及更早的哺乳类动物。然而，直到近年来，生物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才开始发现所有哺乳类动物都会表现出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的同理心，并声称灵长类动物，特别是人类的大脑具有更为发达的新大脑皮层，所以尤其具有同理心。
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自我意识，就不可能以成熟的方式表达同理心。长期以来，研究儿童发展的专家们就发现，即便是刚刚出生一两天的婴儿，也能识别出其他新生儿的哭声并跟着哭起来，这就是由同理心引起的痛苦，是同理心最基础的表现形式。新生儿之所以会表达同理心，是因为人类的生物学机理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但真正的同理心意识只有在一岁半到两岁半之间才开始形成，婴儿正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换句话讲，婴儿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明白在自己之外还存在不同的人，并能够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人的境况，进而做出适当的反应以示慰藉，似乎这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在研究中，当两岁大的儿童看到其他儿童的不幸遭遇时，往往会产生不适感，并跑过去与其分享自己的玩具，或拥抱对方，或者将其领到自己的妈妈身边寻求帮助。对于一个人类个体而言，其同理心意识在儿童期、青春期和成人期的形成、拓展及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在其早期发育阶段的抚养教育方式，心理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依恋性”。此外，还取决于个体所处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该个体同其他个体的交流互动。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隐秘脉络
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是由五彩缤纷的文化叙事组合而成的，而这些文化叙事都具有一个相似相通的人类品质，将每个个体的行为黏合在了一起。这种品质就是同理心。但近年来却涌现出一股质疑同理心的思潮，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很有可能会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然而，证据表明，人类历程中可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历史学家把同理心视为人类历史演变的动力。总体来讲，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社会冲突和战争、伟大的英雄和邪恶的违法者、技术的进步和权力的行使以及经济的不公和对社会不满的纠正。当历史学家在描述哲学问题时，通常只是论述哲学与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少听到有人会论述人类经历的另一面，即深刻的社会属性、人类情感的演变与拓展及其对文化与社会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曾经说过：“幸福在历史中都是空白页，因为它们都是和谐的片段。”幸福的人一般生活在一个由密切的家庭关系和宽广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微观世界”中。
然而，历史往往是由那些不满现状、心怀愤恨和思想叛逆的人创造的。这些人喜欢行使权力来剥削他人，纠正错误并恢复正义。在这一点上，人类所写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关于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病态现象。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思考人性时总会得出凄凉黯淡的结论。在人类集体记忆中，历史总是充斥着危机和灾难，充斥着令人痛苦的社会不公，充斥着人类自相残杀的可怕暴行。但如果这些是人类历程的决定元素，恐怕我们人类在很久之前就已灭绝。
所有这些都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用如此可怕的方式来思考生命呢？”答案就是：罪恶和悲哀的故事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它们出乎意料，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兴趣，而且，它们是新奇而非惯常的，有新闻价值，因此被选为了历史的素材。
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尽管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和压力，充满了不公平和不道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许许多多的善良和慷慨之举。人与人之间的慰藉和同情催生了友好关系，建立了社会联系，为人类生活注入了乐趣。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闪烁着同理心的光芒，因为同理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核心品质。同理心是我们构建社会生活和推进文明的手段。简而言之，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给予同理心应有的认真关注，但同理心的演变却是潜藏在人类历史背后的一条典型的脉络。
同理心没有得到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真对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演变历程十分曲折。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同理心有时会蓬勃发展，之后却是长期的消退。它的演变历程具有不规则性，但其演变轨迹却非常清晰明确。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同理心的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总是密切关联的，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对能源的消耗日益加剧。（我们将在本书中详细分析同理心演变与社会结构演变的关系。）
因为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同理心意识的发展完全交织在一起，所以，“同理心”一词直到1909年才进入了人类的词典。也就在这时，现代心理学开始探索人类意识赖以发展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讲，只有当人类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开始思考自己与他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的本质，进而逐步意识到同理心的存在并讨论和探究其多层意义。
要知道，即便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也没有形成同理心意识。我的祖父母也不懂得如何深入思考他们的情感和思维，不懂得他们过去的情感经历和人际关系对他们的行为模式和自我意识的影响，不懂得情感转移和情感投射等无意识行为驱动的概念。如今，心理学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即便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同理心的存在，对如何观察、思考和分析自身及他人内心的情感、情绪和思想十分了解。
同理心的前身是同情心。“同情心”一词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得到普及的。出生于苏格兰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写了一本关于道德情操的著作。虽然他的市场理论更加为人熟知，但他在研究人类情感问题上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在斯密、休谟等哲学家和文学家看来，同情意味着对他人的困境感到哀伤。同理心与同情心在情感上具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英文中的“同理心”（empathy）一词起源于德文Einfühlung，由德国美学家罗伯特·菲舍尔于1872年所创造，最初用于美学领域。笼统地说，同理心就是人在观察和了解一个客体（可以是人或艺术品等）时，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投射到这个客体之中，并为这个客体所感染，理解和欣赏其美感，使人感到和对象交融合一的现象。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威廉·狄尔泰借用了这个美学术语，用来描述一个人进入他人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人情感和思想的心理过程。
美国构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铁钦纳在1909年首次将德语词汇Einfühlung翻译成了一个新的英语词汇，即empathy。铁钦纳曾在欧洲师从被誉为“现代心理学之父”的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如同许多年轻的心理学家一样，铁钦纳的学术旨趣也主要集中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关键概念——“内省”上。所谓内省，指的是一个人经常反思内心的感受、欲望、情绪及思想，以了解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形成过程。英文“empathy”中的“pathy”就是指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
英文“empathy”一词出现之后，很快便出现了其他变体，包括其形容词empathic（同理心的、有同理心的）和动词empathize（拥有同理心、表达同理心）。“同理心”这一心理学术语很快在维也纳、伦敦、纽约等大都市流行起来。与同情心的消极被动不同，同理心是比较主动的参与过程，即一个人愿意主动去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他人的经历，分享他人的情感与体验。
“同理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新概念，很快在学者间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一些人坚持采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理性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试图剥离掉“同理心”一词的情感色彩，认为同理心不过是人类大脑固有的一种认知机能，但要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下才能得到发挥。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理解他人承担的角色，理解他人的思想、行为和意图，从而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认知发展理论的提出者让·皮亚杰也同意米德的说法。皮亚杰认为，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会越来越善于读懂他人内心世界的所感所想以建立社会关系。支持从认知角度看待同理心的人们认为同理心只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一种用于增强自身社会利益、维护适当社会关系的工具。
心理学领域的其他一些人则更加倾向于为同理心涂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指出同理心是一种以正确的情感回应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是一种带有认知元素的情感或情绪状态。具有同理心的观察者不会为了走进他人的体验而丧失自我意识，也不会为了搜集有利于增进自身利益的信息而冷静客观地探察他人的体验。相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所指出的那样，同理心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他认为同理心是使一个人站在他人而非自己的角度对其处境产生强烈共鸣的心理过程。霍夫曼等人不贬低认知机能扮演的角色，认为认知机能有助于提高表达同理心的准确性，但他们更倾向于将同理心视为从内心深处对他人困境产生共鸣并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认知机能会对他人当前的处境进行评估，之后会产生富有情感及带入感的反应，照顾他人的需求，缓解他人的痛苦。
虽然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同理心既是对他人困境的一种情感反应，也是一种认知反应，但同理心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这么简单。由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经常说这句话，所以它流行了起来，后来波普文化中的很多漫画也都配上了这句话。实际上，一个人除了能够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共鸣之外，也能对他人的喜悦产生共鸣。
通常来讲，对他人的喜悦产生情感共鸣，需要对他人过去的艰苦努力具有深刻的了解。正是这些艰苦努力才使成功的喜悦更加珍贵，才能产生更加强烈的共鸣。如果你正在经历着痛苦，而一位具有同理心的人能够深刻理解你的处境，那么对方一个简单的拥抱就可能将你的痛苦转变为喜悦。卡尔·罗杰斯对此做过淋漓尽致的描述。他在评述美国著名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著的《自我与历史的戏剧》时曾经如是写道：
“当一个人意识到有人理解他的内心感受时，他的双眼会变得湿润。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流的是喜悦的泪水，仿佛在说，‘谢天谢地，终于有人听见我说的话了，终于有人知道我的处境了。’”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同理心这个概念的兴趣越发浓厚，越来越关注同理心对人类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10年间，关注度更是迅速提升。从医疗卫生到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领域，同理心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研究主题。
生物学家激动地发现了人类拥有一种被称为“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由于这种细胞的功能是反映他人的行为，所以也被称为“同理心神经元”。这种细胞的存在使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具有表达同理心的遗传倾向。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关于生物进化，尤其是人类进化的性质，一些由来已久的观念逐渐遭到了颠覆。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其著述中指出人类具有热爱生命的天性，颠覆了人类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对其他动物的看法。此前，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往往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认为上帝赋予了人类统治与处置其他动物的权力。除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会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督教的观点都是如同人类一样，动物也是“堕落的物种”，虽然有用，但没有内在价值。连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也几乎没有对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动物表现出多少尊重。他们大都认同笛卡儿的观点，即动物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物”，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天文钟上那个跳舞的自动木偶没什么区别。
威尔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指出人类具有一种同其他人和其他物种寻求情感共鸣和友好关系的遗传倾向和内在欲望，并大胆地提出如果人类日益脱离大自然，那么人类的身体和心理将会出现问题，引发物质和精神上的贫乏，这将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
教育界人士也纷纷扛起了同理心的大旗。在方兴未艾的情商教育中，同理心成为一个熠熠闪光的理念。能否表达同理心以及能否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成为衡量儿童心理发育和社交能力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对课程进行了革命性的调整。新课程在较为传统的文化课程和职业课程之外，还强调了同理心教学法的重要性。
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代人更加习惯于在开放的社交网络中互动和学习，他们乐于分享而不是隐藏信息。学校为了适应这一代人的现实状况，纷纷采纳了以同理心为基础的新型教学模式，试图将教育从一个竞争对抗的过程转变为合作互助的过程。如今，数以百万计的学生都被要求到社区组织从事公益活动，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提高社区生活的品质。
这类教育创新有助于培育学生更加成熟的同理心。传统的观念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应该被用来实现个人利益。但现在这些传统思想日趋弱化，取而代之的新理念认为知识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责任——共同增进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福祉。
一些学校采用了新的同理心教学法之后，对学生的表现进行了测评。早期的测评结果表明，经过同理心教学法的培训之后，这些年轻人的识察及沟通技能、批判性思维等素质都出现了明显改善，学生们更懂得自我反省，更善解人意，懂得以一种充满智慧和同情心的方式去理解和回应他人。由于同理心教学法着重强调的是一种非评判性的价值取向，鼓励学生不把个人标准作为评判其他人和事物的依据，而是兼收并蓄地容忍其他的观点。这就使年轻人在想问题、办事情时更习惯于把复杂程度作为思考依据，迫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既没有简单的行为准则，也没有现成解决方案的现实世界里，鞭策他们不断地探索以取得共识。这种近年来才流行起来的同理心教学法旨在让学生探索宇宙的奥秘——不仅要思考“如何做”，还要思考“为什么做”。
在法律领域，“伸张正义”这一传统概念已经得到了拓展，融入了“和解理念”。这种截然不同的新方法力图在修复犯罪者与受害者关系的基础上解决过错方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仅仅是对过错方采取惩罚措施。
和解理念的一个表现就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之后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是众多非洲国家在大规模暴力冲突结束之后纷纷建立的机构之一。除了非洲地区之外，爱尔兰、阿根廷和东帝汶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把犯罪者与受害者聚在一起。受害者作为犯罪者暴行的见证人，控诉他们给自己造成的身体及心理创伤。同时，也给犯罪者一个机会，使其在受害者面前完整而真实地陈述自己的罪行，并选择是否征求受害者的原谅。这种做法能够让双方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运用自己的同理心，得到精神的净化与情感的宣泄，并最终达成和解，治疗身心创伤。
恢复性司法也具有类似的作用。目前，这一新型的司法理念已经在一些国家得到了落实。这一新的案件处理方式鼓励在押犯和受害者坐到一起，在一种精心设计的环境中面对面地交流和分享各自的感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犯罪者在倾听了受害者的讲述之后，能够真心意识到自己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并为此感到内疚，由此做出具有同理心的回应，悔恨不已并寻求受害者的谅解。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及恢复性司法程序都正式认同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道德问题超越了公平问题的范畴，将同样重要的关怀问题包含在内，纠正错误不仅包括定罪判刑，还包括情感上的修复。这类新颖的和解机构和司法理念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闻所未闻，成为一种新型的争端解决之道，既注重发挥同理心的重要作用，也维护了公平正义。它们在减少未来创伤和犯罪行为方面的表现虽然有好有坏，但依然鼓励着我们拓宽视野，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法律在纠正错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甚至连经济学这个沉闷的学科也起了些许变化。两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密提出，人性使每个人在市场中不遗余力地追逐私利，这句话似乎成为无可争议的至理名言。他在1776年出版的 《国富论》一书中声称：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尽管时至今日，亚当·斯密对于人性的刻画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但也再不是神圣不容置疑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已经开始改变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在如何看待人性和私利的问题上，互联网挑战了传统的市场假设。“买主自行小心”的传统警告如今已被“所有交易都应完全透明”的信条所取代。传统的观点认为市场交易中的买卖双方是相互对立的，但现在人们则普遍比较重视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开展网络化协作。在一个网络中，使别人的利益最大化也增加了自己的资产和回报。合作超越了竞争。市场经济的常态是各方共同承担风险，以开放的态度精诚合作，而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玩弄阴谋和幕后操纵。请想一下Linux操作系统。这类开源软件在20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体现了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这款风靡全球的软件背后的设计理念是鼓励数以千计的人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在软件编程和编码方面可能遭遇的困难，然后自愿地花些时间去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解决问题。Linux操作系统最后成功了，成为微软操作系统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强劲对手。“经济利他主义”不再是一种逆喻，尽管亚当·斯密肯定不会相信这一点。
关于人类同理心本性的新发现甚至还引起了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关注。他们逐渐开始将雇员的社交商摆在了与职业技能同等重要的位置。他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雇员在公司内外能否超越传统的人种、民族、文化与性别的界限去表达同理心，对公司业绩至关重要。在一个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学习如何以一种相互体贴、相互理解的态度共同工作，已成为一种标准流程。（我们将在第三部分探讨同理心这一新的思维范式的崛起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些对我们的人性观有什么启发呢？或许人类并非生性本恶，本质上也不是自私和物质的，相反，同理心才是人的本性。其他一些被视为人类主要驱动力的品质，比如好斗、暴力、自私、贪婪等，其实都是次要的驱动力，只是在我们否定了同理心之后，这些驱动力的作用才开始凸显出来。
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里利用刚出生的恒河猴所做的研究（观察它们的情感反应），似乎暗示了同理心是人类本性的观点。他们的实验结果震惊了生物学界，并在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产生了连锁反应。
哈洛和他的团队制作了两个人工“母猴”。一只由木块和海绵橡胶制成，外面裹上绒布；另一只是用铁丝网围成的。两只人工“母猴”的体内都安装了一个灯泡作为热源，且两个“母猴”的身上都安装了喂奶装置。结果表明，幼小的恒河猴都喜欢依偎在柔软舒适的绒布“母猴”身边，即便停止供奶，那些猴子仍然缠着它，不愿意挪动几步到缠满铁丝的“母猴”那里吃奶。它们一直坚持到了将要饿死的地步。
1958年，哈洛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爱的本质》，他指出：
“给予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学习，实验对象对于有奶的铁丝‘母猴’的回应行为趋于弱化，而对于不能供奶的绒布‘母猴’的回应行为则在加强。”
哈洛及其研究团队对自己的发现也深感震惊，给出了如下的结论：
“作为一个能够影响情感的因素，哺乳的主要作用在于让婴儿同母亲有频繁和亲密的接触。人当然不能只靠吃奶而活。”
其实，研究人员大可不必把幼小的猴子从“母猴”身边抢走，让它们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实验，因为当时美国已经存在这方面的证据——在20世纪早期，美国孤儿院的婴儿们就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模式。这些公共机构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创建的。当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移民美国的浪潮，美国政府便建立了这些孤儿院来照顾那些孤儿、弃儿和无抚养能力的家庭的孩子。当时美国正处于“进步时代”，社会上主流的育儿思想认为在照顾婴儿时，要特别注意卫生，而成人与婴儿的身体接触被视为一种不卫生的举动，可能会传播细菌，导致婴儿感染疾病。所以，孤儿院的管理人员不赞成护士拥抱或抚摸婴儿。据说婴儿与成人之间的情感会阻碍其道德意识的形成，使其对成人产生更加严重的依赖感，不利于他们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有自制力的人。这些婴儿们大都吃得非常好，护士们看管得也很细心，他们生活在无菌的洁净环境中。
即便得到了如此悉心的照料，依然有数以千计的孩子成天无精打采，精神状态十分低落，就像处于完全隔离状态的人那样严重抑郁、啼哭、冷漠、退缩、笨拙和缺乏活力。尽管食物充足，医疗护理条件好，而且生活环境舒适，但孤儿院儿童的死亡率却远远高于同亲生父母甚至是养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的死亡率。
直到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们才开始竭力主张孤儿院改变护理方式。孤儿院开始鼓励护士多抱抱婴儿，多抚摸、摇动、安慰婴儿，通过接触与他们形成亲密的关系。婴儿几乎立即做出了回应，慢慢地恢复了活力，开始积极地与人互动，并充满情感，生气勃勃。
在此之前，孤儿院一直缺失的就是婴儿发育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同理心。无论普遍的看法是怎样，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的本性不是寻求“个人自治”，成为一个孤岛漂流者，而是寻求友谊、情感和亲密关系。将“自我发展”和“自我意识”与寻求“个人自治”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日渐失去了威望。现在越来越多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了相反的论断，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取决于人际关系的深化，而同理心则是建立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
寻求友谊和陪伴若不是人性的根本，我们就不会如此害怕孤单和被排斥。一个遭到别人刻意回避的人，一个被放逐的人，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不复存在的人，一个没有地位的人。同理心是我们融入他人生活并分享他人有意义的经历的一种心理手段。心理学领域所谓的“超越”就是指人类需要超越自我，参与并归属于更大的群体和社会，融入更复杂的意义网络。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威廉·费尔贝恩、海因茨·科胡特、伊恩·萨蒂、唐纳德·温尼科特、约翰·鲍尔比、玛丽·爱因斯沃斯等精神病医生和儿科医生纷纷开始挑战弗洛伊德提出的“现实原则”。请回想一下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新生儿都试图满足自己的性欲，即所谓的“唯乐原则”。只是后来到了大概一岁半到两岁时，父母才开始让他们的孩子遵循“现实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现实会给婴儿施加一些约束和限制，从如厕训练和定时喂饭开始。他认为父母需要教会婴儿“延迟满足”，婴儿需要压抑自己的本能欲望去遵守社会生活赖以形成的各项准则。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人的本能欲望是反社会的、自我毁灭的，因此，社会化就意味着压抑本能欲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心理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儿童的“现实原则”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原则就包括了寻求爱、友谊、亲密关系和归属感。他们提出，在人的各项基本驱动力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寻求归属感。社会为了实现结构上的整体目标，经常会削弱或压制人们追求爱和亲密关系的根本动力，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人的基本属性。（稍后，我们将在第一部分探讨关于人类同理心本性的新的、科学的理解。）
然而，如果人类真的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动物，渴望寻求友谊，试图借助同理心超越自身的限制同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那么如何解释人类彼此之间、人类对其他物种以及对这个地球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呢？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生物像人类这样给地球留下了如此具有毁灭性的伤痕。文化史学家埃利亚斯·卡内蒂曾说：“每个人都是国王，脚下横尸遍野。”他说，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在一生中为了生存繁衍而征用和消费的大量生物和资源，我们可能会因自己的屠杀行为而惊恐万分。然而，我们似乎可以为人类本性与暴力行为之间令人困惑的反差找到一个解释。我认为，人类历史中潜藏着一个很大的悖论，如同居于人类历史的核心之处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伴随着人类历史更迭，意义重大。即便这个悖论不是从人类诞生之际便已出现，至少也是从我们的祖先由远古人类向文明人类进化时，也就是在耶稣诞生数千年之前就存在了。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跨度来看，也就是从地球上开始出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大范围的、肆意的暴力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是例外。诚然，牺牲其他动物的生命和改造环境对于维持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其他哺乳动物也是如此。那时，绝大多数的人类靠搜寻食物与打猎为生。远古时代的人们是游牧民族，生活在财产公有制社会中。虽然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们也具有侵略和暴力行为，但这类行为通常规模有限，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或者伴侣。我们人类如同自己的近亲——黑猩猩一样，也是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打扮自己、做游戏和其他具有显著社会性的活动上。
考古学家们在新石器时代欧洲的农耕社会里，也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或军事防御工事，以及有关战争或军事占领的证据。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指出，新石器时期，欧洲的农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他们的社会主要是平等的母系社会，手工艺先进，而且考古成果还表明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艺术。
大约从公元前4400年开始，来自东方的侵略者开始侵扰欧洲。欧亚大草原上那些游牧部落的骑兵逐渐开始入侵欧洲南部和东部，破坏了那里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平静的农业生活。这些侵略者被称为库尔干人，他们饲养了大量马匹，在马背上套上马鞍，摇身一变成了灵活机动的骑兵。骑马作战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军事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突袭、践踏和占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村庄。
这些古老的牛仔们传播了一种新的尚武精神。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驯养野牛和放牧。牛群是资本的体现。事实上，“牛”的英文名称cattle和“资本”的英文名称capital具有相同的词源。人们的资本最初是以家里牛的数量来计算的——财富的多寡取决于有多少头牛。牛意味着资本，被视为动产，既可以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也可以用作控制他人和领地的工具。
人类学会将动物转变为资本和财富、力量的源泉后不久，便开始把这种经验应用在自己身上。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的中东地区，成千上万的人被集中在一起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修建运河与堤坝，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水利农业文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逐渐表现为美国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集权主义的“巨机器”（mega-machine），人类社会的结构迎来了一个彻底重组的时期。母系氏族的家族关系被父权社会的权力行使所取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由不同年龄的社会成员组成基本群体，从婴儿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人会被划分到不同的年龄组里。而集权主义的巨机器建立后，权力集中到了行使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手中。掌权的官僚机构开始为整个社会制定抽象的规则，控制和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去开发地球资源、创造更多盈余，拓展人类帝国的疆域。这一刻，人类看到了文明的曙光，而我们的故事也开始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但也令人沮丧的故事，建立在无疑是历史上最奇怪的矛盾之上。
事实上，人类历史中每个新的、更加复杂的、消耗能源的文明，都会提升和扩大人类交流的节奏、范围和密度，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能源流通的增加带来了物质资料的过剩和人口数量的增长，也拓宽了与远近社会间的商贸关系。基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农业社会和基于化石燃料消耗的工业社会构成了更加发达，也更加复杂的人类文明，对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在一个相互依存度更高的社会环境下各司其职。社会分化的过程使个体脱离了所属部落，从集体色彩浓厚的“我们”转变成了个体色彩浓厚的“我”。而社会成员的角色分化也为自我意识的萌芽铺平了道路。
在以狩猎和采集活动为基础的口述文明时期，由30~150人构成的典型的家族单位几乎没有任何角色分化，个体成员也不具有自我独特性。远古时代的人类过着群居生活，但个体成员并没有自我意识。他们的生活与2010年曼哈顿中区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曼哈顿中区，一个人从家或办公室出发，不消10分钟，就可能遇到22万甚至更多的人，而使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群体中显得突出的，是他们各自的角色、职责和身份。然而，他们却能够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经济与社会有机体内共同工作。
社会分工过程带动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对同理心的形成与拓展至关重要。社会成员的分化程度越高，自我意识越强烈，存在的孤独感就越明显。个体会在追求存在感与成功的道路上遭遇诸多挑战。正是这些情感使人们能够向具有相似的情感的人表达同理心。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社会里体系中，高度的同理心使日益分化的社会成员产生相互依赖感。这是文明必然会经历的发展过程。文明就是打破原有血缘纽带的“脱部落化”，并在“社团性纽带”的基础上将不同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在一起。同理心的拓展使这种过渡与转变成为可能。当我们说到“文明”一词时，就意味着“同理心”。
今天，人类文明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同理心意识也拓展到了生物圈的边缘，拓展到了几乎每一种生物。不幸的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将我们相互联结起来的经济结构也在大量消耗着地球上的各类资源，以维系一个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城市文明，在此过程中对生物圈造成破坏。工业发展导致了全球变暖，两极地区的冰川开始消融，我们能够对生活在那里的北极熊和企鹅产生同理心。两极地区已经被冰封了数百万年之久，但现在科学家们却说到2030年，夏季的北冰洋可能不再会有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问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人类还能继续生存吗？”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一颗原子弹，第一次引发了人类对于集体灭绝的担忧。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负责人詹姆斯·汉森发布的一份报告更加剧了人类的担忧。汉森指出，到21世纪末或之后不久，贪婪的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上升6摄氏度，我们熟知的人类文明可能陨落。他警告说：
“如果想要保全人类文明赖以形成、地球生命已然适应的星球，古气候学证据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表明，二氧化碳浓度需要从目前的百万分之三百八十五减少到百万分之三百五十或更低水平。”
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目前的减排指标还不够，需要加大二氧化碳减排力度。如果对人类的可持续性是否已接近极限仍然存疑，那么下面的数据或许可以揭示出人类的现状：我们的科学家称，在地球资源消耗者的总生物量中，接近70亿人的消耗所占比重还不足1%，而随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目前消耗着地球上将近24%的净初级生产量。（我们将在第12章中谈到全球环境危机的程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类开始关注同理心意识在全球的拓展时，自己已接近灭绝。我们在20世纪下半叶迫不及待地拓展同理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后，人类说“永远不要让这种事再发生”。我们的同理心拓展到了之前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人类同胞——女人、同性恋者、残疾人、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社会权利、社会政策、人权法律以及现在的动物保护法都体现了人类的同理心。我们正在参与一场漫长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存在着“其他人”、“持不同意见的人”和“未被认可的人”。虽然传统的排外思想和各种偏见仍然大行其道，虽然这种新的生物圈意识刚刚散发出极其微弱的光芒，但我们的同理心现在开始触及之前没有触及的领域，这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类进化之旅的一个巨大胜利。
然而，人们认识到要对付气候变化的幽灵可能为时已晚，人类可能会走向灭绝，从而影响了同理心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在于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架构越来越复杂，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多。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得益于这类架构，人类才能够强化自我意识，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够汇聚在一起，我们才能够伸出富有同理心的双臂拥抱他人，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才能够不断得到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