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众多的学派对人性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每个学派都拼命争取大众的关注和认可，希望自己的理论能成为新宇宙哲学的首要框架。人类由此进入了“思想意识”时代。霍布斯说人性是贪婪的，需要社会契约的制约。约翰·洛克认为人生来就是一块白板，但人爱财，追逐财富，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成为有德行的人。卢梭认为人性本善，但却面临被社会腐化的危险。杰里米·边沁暗示人是功利主义的生物，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人们创建的社会架构是为了满足欲望，减少遗憾。托马斯·杰斐逊引入了一个新的理念——人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安全、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从而建立了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生物这一理念。
所有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都想当然地把人看成基本参考点。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自我意识。
说到意识本身，人们不禁会想到人类不仅是情感动物，同时也是理性动物的这一事实。所以，当今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情感还是理性，哪一个才能更好地定义“人性”？这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哪一个能更好地衡量人类的意识？思想意识时代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两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哪种心理活动是“灵魂”最真切的窗口，哪种心理活动不过是辅助角色，或者更糟，是一种干扰或障碍。
这一问题，启蒙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已经提到的约翰·洛克认为肉体感知会传到大脑，由大脑将肉体感知转化成思想和理性的行为模式。换言之，人类的思维主宰感知。然而，休谟不赞成这种说法。他反驳说，人类的感知创造了思维。我们首先要感知周围的事情，然后才能把事情抽象化，归为不同的类别——喜、爱、恨、欲，再用这些类别阐释人类的思维活动。
现代早期的哲学家（除了少数例外）倾向于认为人性中理性的成分要多一些。但是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更喜欢探究人类心灵和精神深处的情感，并为他们的故事搜寻大量素材。他们就像新兴资产阶级一样为自己的个性着迷，对人类情感的运作好奇不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情感表达兴趣渐浓是对严苛的禁欲主义（加尔文主义神学）的抗议，也是对冷漠的理性主义（启蒙时期哲学）的反击。禁欲的加尔文主义改革家和理性的启蒙时期哲学家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两派都致力于发现宇宙中的真理——新教改革者在上帝的“选拔”和神的恩典中找到了真理；启蒙时期哲学家在支配宇宙运动的物理定律中找到了真理。两派对待情感与情绪也是一致抵制——宗教改革者视其为堕落的表现，启蒙哲学家视其为非理性的流露。
禁欲的卡尔文主义者致力于提升自己的使命感。同样，启蒙时期哲学家致力于将理性组织原则落实于羽翼未丰的资本主义市场和日益细化的国家官僚机构中。两派对宇宙哲学的最新阐释，成为19世纪欧洲、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流思想。新时代的新“人类”，与上帝独处，在市场上，在新的城市化文化中独立。他们用理性武装自己，以便能在理性的物理定律支配的机械世界不会迷失方向。他们笃信会在来世得到永恒的救赎，或者至少能在此生找到世俗的乌托邦。
理智和情感
严苛的禁欲主义和朴素的理性主义，并非不受质疑。一场强大的反向运动在18世纪初露端倪，历史学家称之为“感伤主义时代”，随后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显露锋芒。反向运动以情感和情绪的释放为基础，对人性做了不同于以往的阐释。反向运动所体现的同情心孕育了近代初期的第二波同理心大潮，深化和推进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掀起的第一波同理心大潮。
人们对情感这一话题重新产生兴趣，可以从人们对“理智”的不同定义中看出。“理智”原指人们的洞察力和思考力。到了18世纪，“理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用来指代情感以及表达细腻情感的能力，近似于“感性”。
尽管老师告诉学生，欧洲和美国的18世纪是理性时代，但这种说法并不全对。18世纪远非如此。这一时期，理智和情感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展开了声势浩荡的拉锯战，争相成为世俗时代的最强音。作家路易斯·布雷沃尔德这样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不再认为18世纪是散文和理性的时代，我们很清楚18世纪也是一个感性的时代。这一时期在文学和现实生活中流下的泪水比19世纪还要多。”
已故的英国律师和哲学家欧文·巴菲尔德认为，这一时期的人们过着“富有想象力的双重生活”。一方面陷入“道德和物质世界的秩序和理性”中无法解脱，一方面困在“自我世界的感性”中难以自拔。
理智的客观分析逻辑刚刚让人们对世界不抱幻想，社会学家科林·坎贝尔却当面灌输“经验复魅”的理念。作家埃莉诺·西克尔斯将感伤主义定义为“自发培养和表达情感的理论或实践”。
尽管情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感伤主义者们更多是将情感狭义地与温柔、体贴和同情等同起来。加尔文主义的禁欲者和骑士文学中的英雄们因沉着勇敢面对灾祸而受人赞赏，新兴资产阶级感伤主义者们却因其泪水说来就来，向世人尽情展示内心的脆弱而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和尊敬。法国剧作家路易·梅西耶戏谑地说：“要评判一个人的灵魂，就看他在舞台上演绎情感的程度。”
对于情感脆弱的赞颂美化变成一种全民潮流，形成文化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西克尔斯这样描述新感性人类的极致敏感：
“一丝一毫的快乐或痛苦都搅动他的心绪，无论事情是否关乎自己。他会快乐地昏过去，也会心碎得要死。他会为对手的好运由衷地感到高兴，也会为地球另一端的一个悲伤故事或是一只宠物鼠的死亡而哭泣。如果他有诗人的潜质——他往往都有，他会写下爱情挽歌，写给他不了解的黑奴，甚至写给心碎而死的斑鸠和那丧失爱侣的夜莺。”
一个成年男性前一秒还泪流满面，下一秒就欢欣雀跃，这不免惹人嘲笑。但是在情感冲动的暗流下，人类灵魂深处正发生着难以置信的心理变化，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男性更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脆弱性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德高望重，这一事实成为历史上极不寻常的转折。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宣泄，无论表现在社会舆论还是当时的文学中，主要都源于对他人困境的关切。英国学者布莱恩·维克斯爵士这样形容感性：
“对正面情感体察入微的感知和自然流露。不是审慎的思维逻辑，而是一个敞开心扉的人的怜悯、同情、慈悲、坦率。”
当然，新的感性也有自己的情感包袱。当感伤运动成为时尚，很多人开始过度担心自己没有表现得足够感性，开始怀疑自己是情感缺失。情况严重的人还会装得极度敏感，担心被社会排斥。路易莎·斯图尔特夫人在读完亨利·麦肯齐的《性情中人》后吐露，她“暗自担心哭得不够悲痛，别人会说她太冷血”。坎贝尔指出，对一些人来说，情感宣泄本身就是快乐的来源，是一种自我沉醉的体验。
不过，想要夸大公众情感宣泄的重要性也很难。在社交场合将情感正当化，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心领神会，知道该如何举止得体并付诸实践。他们开始探索内心深处的感受，同时，对别人的事情也更能感同身受。结果就引发了一波影响深远的同理心大潮。
18世纪的最后25年，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宏伟的新叙事正在酝酿着——它将用思想意识取代神学意识，奠定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吹响工业革命的号角。新的叙事用强有力的逻辑论证将理智和情感拼凑起来，不过两者间的战争将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直至今日，美国人还常常在理智和情感间画出经典的分界线。市场保守派指责进步派是“假惺惺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唇相讥，指责保守派是冷酷无情的理性主义者，只关注个人物质利益的积累，以追求功利为目的。
简·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写于18世纪90年代，但是直到1811年（感伤时代末期、浪漫主义初期）才出版。《理智与情感》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讲述了埃莉诺和玛丽安娜这对姐妹的情感历程。两人的性格代表了那一时代的两种主要思潮。姐姐埃莉诺是理智的缩影，妹妹玛丽安娜则是情感的典型。埃莉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她竭力压制自己的情感，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她为人可靠、循规蹈矩，非常通情达理。而妹妹玛丽安娜比较情绪化，率性而为，甚至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她还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做事全凭热情和感觉。
虽然这部小说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它熟练地挖掘出伴随每个女人一生的性格优点和缺点。在故事的结局中，两姐妹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理性的埃莉诺历经多年的坎坷嫁给了她的真爱，而感性的玛丽安娜在一位一见并未钟情的理性男人身上找到了幸福。这个男人最终向她证明自己会是一个好丈夫、好伴侣。她们最终都得到了幸福——埃莉诺正视自己内心的情感，跟随内心的感觉；玛丽安娜学会运用理智，不再情感用事。
奥斯汀的小说主要探讨如何在理智和情感、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衡。渐成雏形的思想意识需要适应当时的主流思想，所以新兴事物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找到这一平衡点。首先，理性的微积分对宇宙的形成原因做了许多数学和机械假设，为管理新兴的工业生活方式提供了知识基础。其次，情感上的慷慨援助，让越来越多迥然不同、个性十足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同理心，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融合。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我们都能看到理智与情感的相互磨合，但磨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人们常常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似乎两者是一回事儿。然而，两者在一些关键层面截然不同。虽然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要求结束君主独裁，建立有限民主，并且都坚信平等原则——他们未必都坚信现实中人人平等，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注重市场上人人机会的均等以及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法国革命强调的则是友爱互助。美法两国的知识领袖大多是自然神论者和理性时代的拥护者，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看法并不一致。法国人更喜欢卢梭慷慨激昂、感性十足的文风。美国人则更喜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温和的理性主义思想，洛克坚信，渴望获得私有财产乃人之本性。
理性和感性持续交战，在英国和法国争夺大众的认可。而在美国，理性和感性之间的火药味就没那么浓了，因为清教伦理观仍然起着强大的作用。最终，英国人代表理智，法国人则代表了感性。
但这并不是说法国人只会为情所动。相反，他们既过分夸大了理智，也过分夸大了情感，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法国人对理智和情感的矛盾心理可以从很多事情中看出来。不过，最鲜明的例子要数针对法国民众生活秩序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了。
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旨在剔除西方文明中的“宗教迷信”、残酷、无知，结束宗教压迫，推翻上个时代的国家统治。他们构想了未来的崭新蓝图，理智和自然情感作为最基本的美德，让他们的乌托邦愿景不再缥缈难寻。为了推进这个革命目标，新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层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并试图通过转变法国人的整个时间观念将这些改革制度化。
1793年11月24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推行了激进的新历法系统。新历法系统反映了新革命政权的理念和原则。他们的政治动机很明显。他们意识到，只要基督教日历还是主要的历法参考，教会在大革命前的影响力就无法从法国文化中消除。
在某种程度上，实施新历法是为了去除基督教色彩，去除教会对法国民众时间观念的影响。新历法也旨在灌输新的时间意识——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将决定时间定序、持续时间、时序安排、协调以及新时期法国人对时间的看法。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这样总结新历法法令的革命意图：
“废除传统的时间观念就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剥夺教会在社会调控和社交生活规范上的支配权。”
新历法用共和纪元取代了基督纪元。耶稣诞生日不再是古代与近代的分隔点，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时间成为共和元年。自此，1792年被历法创建者视为历史上的新纪元。
新一届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将新历法编制得尽可能理性、科学。他们重新设计了符合十进制系统的日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日历，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有30天。在每个月中，10天为一旬，分成上中下旬。每天有10个小时，每个小时有100分钟，每分钟有100秒。
一个星期的几天用纯数字重命名：第1天，第2天，第3天，以此类推。设计者注意到传统的名字都有源远流长的宗教意义。用纯数字重命名后，设计者相信理性就会压倒宗教迷信。
日历代表了绝对极端的理性精神状态，让社会服从于精确的、客观的、超然的时间顺序，这样就有可能抹去人们所有的记忆和经验痕迹。然而，历法创建者同时也试着唤起人类经历中的天性和社会友爱，给新历法注入情感。所有旧基督日历中的圣徒日和宗教节日都被废除，换之以纪念自然现象的节日。新历法不再尊崇圣徒，转而纪念树、植物、动物或鲜花。连月份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顺应自然规律的琼浆、雾、霜、雪、雨、风、种子、花卉、草地、丰收、热和水果。
取消宗教节日，法国民众并不乐意。旧的基督教日历有52个星期天，90个休息日，还有38个节假日。新日历取消了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使法国民众除了无休止的工作，没有其他盼头。新历法创建者引入了有限的几个特殊休息日作为对法国民众的补偿，如人类日、自由平等日、友谊日、伴侣忠贞日、孝心日等。这些休息日的名称都反映出革命对人文的关注和认同。通过将休息日从180多天减到36天，法兰西共和国毫无疑问地激起了民众的敌意。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法只持续了13年。1806年，拿破仑恢复了格列高利历法（公历）。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安抚法国民众对新日历自始至终的抵制情绪，另一方面是为了拉拢教皇，和教皇重修旧好。新历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夭折。新历法的创建者企图抹去法国人生命中的所有传统基准，为反动、倒退以及必然的决裂搭建了理想的温床。
将理智与情感融为一体的尝试失败了。革命遭到了理智和情感的无情嘲讽。人们是那么迫切地想达到完全的理性和超然，那么执着于卢梭自然纯真的愿景。然而，这一切难以调和，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革命孤立无援，在绝对的理性权威和慷慨激昂的情感释放间剧烈摇摆，最终从内部自我瓦解。
同理心的大潮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中兴于北欧文艺复兴晚期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时代，在18世纪的感性时代持续升温，将由来已久的惯例习俗抛掷一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同理心大潮起起伏伏、一波三折，却从未停滞或大逆转，重现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惨淡局面。在这几个关键世纪，人类意识的蜕变深刻地影响了对婚姻、育儿以及上帝和人性的概念。
到1776年美国殖民地开拓者发表《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欧洲格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封建生活，至少在西欧，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资产阶级的新男性和女性与他们中世纪的祖先几乎没有了相似之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人们对13世纪的地主和农奴的印象，以至于人们觉得他们完全是族谱上的两个分支。
中世纪后期熵危机
18世纪的最后25年见证了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成立，也见证了中世纪能源机制的消亡和新能源机制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技术革命使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陷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阵痛中。
回顾历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能源革命带来了自然能源的广泛使用——水磨和风车。印刷革命和新能源的开发导致了准工业革命的爆发，使人口激增，城市化加深，个性化趋势和人们自我意识加强。现代的第一波同理心大潮伴随着新能源和通信革命而来。
正如罗马和早期的水利文明，新能源与通信革命使同理心意识迅速增强，同样迅速飙升的还有熵账单上的数字。18世纪晚期，熵账单要结算了。
中世纪，欧洲主要的能源是木材。茂密的森林覆盖整个欧洲西部和北部，提供了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源。然而到了14世纪，木材已日渐稀缺。农业技术的进步，如新的排水技术、十字犁、三区轮作以及用马匹犁地，大大地提高了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粮食过剩带来的人口增长，反过来促使农民过度利用现有的农田并垦林开荒。14世纪，欧洲面临的熵危机和罗马在2~4世纪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日益增多的人口所消耗的能源远远超过大自然可以更替补充的量。大面积砍伐森林和土壤流失造成了能源危机。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写道：
“14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大部分地方已经人口饱和。约在900年兴起的声势浩大的边疆繁荣使庄园和农田遍布所有地方。至少在人群居住最密集的地方，很少有林地存在。我们知道，林地是至关重要的燃料来源和建筑材料来源，森林的短缺给人口密集的地区带来了严重问题。”
中世纪后期，木材的短缺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如同当今社会的化石能源危机一样。和石油一样，木材是万能的能源，有101种用途。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列举了当时木材的一些用途：
“木工的工具大多都是木制的，除了末端的刀片：耙子、牛轭、二轮运货马车、四轮马车、浴室中的澡盆、木桶、扫把、欧洲一些地区的穷人穿的鞋子也是木制的。木材还为农民和纺织工人提供织布机和纺车、榨油机和葡萄榨汁机，甚至在印刷机诞生100年后，木版印刷还在使用。城市间运输水的管道是树干，气缸的泵也是树干做的。工业上的主要机械同样也是木制的。”
芒福德总结了木材对中世纪人们生活难以超越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原材料、工具、机器、生活用具、能源。成品木材还是主要的工业资源”。
15世纪，砍伐树木主要是为了扩大耕地。16~17世纪，人们砍伐树木主要是为农村手工业，如玻璃厂和肥皂厂提供木灰。在英国，森林最大的威胁源于英国海军对木材日益增加的需求量。因为建造舰船需要大量的木材，所以尽管国家多次试图规范滥伐森林的行为，但是都无济于事。到1630年，木材的价格已涨到15世纪晚期的2.5倍。
18世纪，由于滥伐森林，欧洲陷入了危机。城市和公司不得不为更少的热源支付更高的费用，以保持机器和工厂的正常运转、生意的正常进行和家庭日常热源供应。
光是玻璃加工工厂就可以使全部森林化为乌有。这里，我们看下关于同理心/熵难题最典型的例子。13世纪，玻璃制造工业随着镜子和光学镜片的生产开始起步。中世纪的欧洲在玻璃工业发展上一直领先。镜子的大规模生产关注的是自我映像。在没有广泛使用镜子时，人们很难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映像。“自我映像”这个词间接地指出了镜子的重要性，即反射面能反射映像。镜子大规模生产前，人们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模样，因此也就不太关心自己的个体性，把自己当作独特的可辨识的个体自省。中世纪后期，镜子的大规模生产对自我意识革命绝对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样地，光学镜片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使艺术家能够聚焦远处的物体，延长了他们的视线，打磨出不一样的艺术视角。光学镜片——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成为科学家最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著名科学家探索自然的研究中，光学镜片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艾伦·麦克法兰和格里·马丁在他们所著的《玻璃：世界历史》一书中认为，玻璃的发明在推进理性科学的世界观起了关键作用，将西欧带入了近代工业时代。
尽管玻璃产品有助于自我意识的加深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拓展，并且创造了更为复杂的文明，但是熵账单却大得惊人。为了给玻璃制造工业提供燃料，欧洲西部和北部的所有森林被砍伐一空。
19世纪上半叶，对日渐短缺的森林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欧洲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木材制品用于建筑、供暖和原始工业制造。迅速增长的冶铁和皮革制造工业也需要大量的木炭用于锻造生铁、熏黑橡树树皮。葡萄酒酿造工业对木材的需求量也在增加，他们需要木桩来支撑葡萄藤，需要木桶储存酒。在普鲁士，政府和政府最尖刻的批评家——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也都认同森林资源使用权的冲突是当时最重大的政治辩题之一。传统的食物采集和狩猎对土地的使用与工业和城市发展对森林资源的需求产生矛盾。农民和封建领主，共享一片森林的不同村落，以及农村人和城里人都因争夺森林资源而相互对立。
作家让·克洛德·德贝尔、让·保罗·德莱亚热和达尼埃尔·埃默里都认为：
“原始工业化作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忙于‘挖空’森林资源；森林资源同后来的煤矿和石油一样，一直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以不受限制地挥霍。而现在，人们才第一次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木材危机在欧洲持续了800年，开始于11世纪变林地为耕地牧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树木被用来建造农用设备，搭建水磨和风车，为工厂窑炉供能，建造船舶，为日益发展的城市文明提供能源。欧洲大多数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消失了，留下光秃秃的空地。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散文家阿瑟·扬在目睹比利牛斯山发生的大规模森林滥伐后，写下了自己的绝望：“我震惊”于人们对森林的滥砍滥伐。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诞生
罗马的熵账单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瓦解，也将欧洲带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但是，木材危机带来的损失却被降到了最低。因为欧洲找到了代替木材的新能源——煤炭和蒸汽机，扭转了欧洲文明将要全崩的局面。这一新能源机制所存储和释放的能量，远远超过以前的水磨和风车技术。
应该指出的是，向煤炭资源转换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当时的人认为煤炭是一种劣质能源：开采、运输、储藏都不容易，使用起来脏兮兮的，燃烧时又会带来污染。埃德蒙·豪斯遗憾地说：“平民不得不使用煤粉或烟煤，即使是体面的名人，在屋里也得用。”尽管如此，到了1700年，煤炭开始取代木材成为英国的首要能源资源。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也开始转烧煤炭了。
煤炭开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土壤表层的可用煤炭开采完之后，矿工们必须下矿井挖煤。在地下的水平面深度，排水成为挖煤最大的障碍。1698年，托马斯·萨弗里取得了蒸汽泵的专利，使矿工能将水抽到地表，这样就能把更深层的煤开采出来。
较之木材，煤炭质量更重、体积更大，更难运输。马车在未铺就的道路上很难拉得动，尤其在雨天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路上，马车基本寸步难行。随着耕地越来越少，在宝贵的农田上放牧马匹要花很大一笔钱。用马车运输的费用也变得越来越昂贵。而有轨蒸汽火车的出现，适时地解决了这一运输难题。蒸汽火车是化石能源时代的第一辆能源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交流的节奏、频度和深度，也推进了新农业技术的发展，从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创造了自罗马灭亡后从未有过的规模空前的城市生活方式，并引进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产品生产和服务模式。
这一切的经济和商业发展促进了个性化的发展，加深了自我意识，并为19世纪同理心意识的拓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历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兴起于18世纪80年代。那时，基本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在英格兰有明显的起色。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正在酝酿中。要知道，直到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一词才出现。部分原因是革命总让人觉得应该有一个顿悟的时刻，而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发觉。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煤炭视为工业革命的典型能源，把蒸汽机看作关键技术。现实却并不契合历史学家的这一定义。18世纪60年代，煤炭已经广泛作为热源造福于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到1776美国独立战争的曙光到来之际，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现代蒸汽机并注册了专利。即使煤炭和蒸汽动力早在18世纪最后25年就已经出现，大多数工厂还在用水力和风力发电。纺织工业率先转换成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工厂运营模式，由工人在机器上工作，1787年工业产出是1760年的10倍，但是工厂还是采用水力发电。
第一台煤炭驱动的蒸汽机应用于18世纪80年代末期的英国棉花产业。生产力获得显著提高。1787~1840年，英国棉花产能“从2 200万磅跃升至3.66亿磅”，而且生产成本也大幅度降低。
1830年之后，燃煤蒸汽技术越过英吉利海峡，开始被广泛地推广运用。1830~1838年，比利时蒸汽机的使用量翻了一番。到1850年，这个国家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2 300台蒸汽机，功率达到66 000马力。1835年，蒸汽机被引入德国。
虽然燃煤蒸汽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实际上，直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法国水力发电还是蒸汽发电的2.5倍以上。1845年法国钢铁工业的784家公司中，有672家仍采用水力发电。甚至在同时期的法国纺织业，利用水力发电的工厂还是比燃煤的蒸汽发电的工厂多。
接下来的20年，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开始转向蒸汽发电。蒸汽发电总功率提高了4.5倍，在短短20年间，从1850年的400万马力上升到1 850万马力。
国家丰富的煤炭资源对加快向完全整合的工业经济过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国一开始就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英国国内可用的煤炭资源丰富。而同样具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德国和美国很快赶上。到1914年，这三个国家都成了当之无愧的工业强国。
在各大洲、各个国家，蒸汽火车得到了迅速推广和应用，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技术都更能抓住公众的眼球。人们为蒸汽火车的速度所着迷。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火车时速可以达到96千米，成为新能源时代的即时象征。各个国家争先恐后地筹集大量资金，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铺设路基，在工业国家中争夺一席之地。
蒸汽火车大大改变了物流和供应链，缩短了供应商和生产商，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交期，并降低了成本。德贝尔等人这样估算了一下：
“1850年，100马力的蒸汽火车可以拉动14辆卡车，运输大约90吨货物，等于取代了18辆驿站马车，18名马车夫和144匹马。”
到1845年，每年有4 800万英国旅客乘坐火车。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新修的铁路总长超过3.4万千米，建成一个完整的密西西比河东部铁路网。10年前，从纽约到芝加哥要花3个星期时间，到1857年仅仅3天就够了，这是人们从未想过的。
除了速度上的优势，蒸汽火车还有另外一个长处——能适应各种天气环境。运河运输会受夏季旱灾、冬季水面结冰、春季洪灾的影响，而蒸汽火车一年四季无论风霜雨雪都运行无阻。此外，运河驳船来回一次的时间，蒸汽火车可以跑几个来回。运费也明显降低了，蒸汽火车的运费仅为运河驳船的1/3。
19世纪，燃煤驱动的轮船也取代了帆船。轮船公司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运营，几乎和铁路运营处在同一时期。轮船的运营成本比帆船低了15%~20%。到1900年，蒸汽轮船载重量占全世界的75%。轮船廉价的运费使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到美洲定居。
19世纪完全可以被称作加速革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快了节奏。蒸汽火车闪电般的在乡间穿梭，将旅客和货物运送到大陆的另一边，人口也以破纪录的速度增长。新的生产力带来了新的繁荣。中产阶级过着一个世纪前只有国王才能享受的生活。生活上的富足反过来带来了人口出生率的激增。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国家。到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有4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还有6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普鲁士和俄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其他欧洲国家同样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增长。
1848年的革命震荡着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日益增长的人口填满了最后的蛮荒之地，并向边疆扩散。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希望找到可以自由呼吸和发挥才能的新大陆。铁路和蒸汽轮船将新大陆连在一起，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工厂以创纪录的速度大量生产制成品。19世纪上半叶，世界贸易几乎翻了一番。1848年革命之后的20年，世界贸易增长了260%。
新的燃煤蒸汽技术革命让大量的原始资源转化为成品，拉近了人们、社区和市场的距离。然而，技术革命需要引入通信革命来监督和管理工业生活。
1814年，弗里德里希·柯尼希的蒸汽辊筒印刷机开始应用于《泰晤士报》的批量印刷。老式的印刷机每小时只能印250份，而新印刷机则可以印1 000份。未来70年出现了一系列的印刷技术创新，包括1846年引进轮转印刷机，1886年引进整行铸排机，不仅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生产速度，为大众提供更便宜的印刷出版物。
廉价的印刷品——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书——提高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读写能力。1830~1880年，欧洲、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引进公立学校，在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全民教育。
国家资助的公立教育起初还是一个新事物，但很快就成为欧洲和北美的标准。1833~1847年法国的学校数量翻了一倍，学生入学率增长了两倍，达到360万人。学生升高中的比率从1842年的1/35上升到1864年的1/20。1840~1880年间，整个欧洲上小学的人数大幅度飙升。虽然人口的增长率为33%，学生的入学率却增长了145%。
在19世纪中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联邦，75%的成年人都受过教育。法国和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意大利北部人们受教育的比率为40%~60%。在东部和南部国家，受教育的比率更低，仅有5%~10%的成年人能够读写。
在印刷品普及的时代，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监管和运营都离不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正如第1章中提到的那样，仅仅靠手抄本和口头文化是无法应对工业时代技术上和社会上错综复杂的事情。
学校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像工厂，这也绝非偶然。学生不是学会最基本的知识就行了。他们要适应学校的各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他们得做到不迟到早退，学习要注重效率，要能长时间在座位上集中精力学习。新的日常安排让学生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这就为以后到工厂和办公室等新环境工作打下了基础。学校也会让学生明白，学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知识就是力量，是人们在市场追求个人利益的筹码或资本。
人文主义时期关注的是哲学和神学问题，教育的使命却完全不同。在近代的公共教育中，国家教育工作者的目标是为新兴的国家经济生产一批批的“有用的公民”。
新的通信和能源革命相互作用，建成了最复杂、最高效的社会架构，将地球的原始资源转化为历史上人类的有用之物。
随着工业化节奏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家政府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权，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理性化”继续保持同一步调。1790~1850年间，在更加理性化、整合化的社会，人们不再被视为有机的整体。功利主义思潮成为当时的工作准则。人与人的日渐疏离（法国人称为失范）在浪漫主义运动（伤感主义时代的继任者）中找到了新的声音。
浪漫主义时代
作为对启蒙时期过分强调理性的回应，浪漫主义运动成为深刻影响社会传统和制度的强大反作用力。从婚姻关系到子女教育，再到公平和管理观念，浪漫主义运动涉及方方面面。在1848年的革命，也称“人民之春”，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最低谷。亚瑟·叔本华在1839年发表的论文《论道德的基础》中第一次提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同理心意识，同理心潮流达到高潮。
没有什么能比法国的模范市民“玛丽安娜”更能抓住浪漫主义时期的精髓，“玛丽安娜”是法国大革命最狂热时同情和同理心的象征。她的身体体现了革命者对“孕育新生活”的美好希望。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他的著作《肉体与石头》中描述了玛丽安娜在帮助法国民众发出自己的同理情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玛丽安娜的原型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子。1792年，法国革命主义艺术家克莱芒将其塑造成女神形象。她饱满笔挺的乳头和全裸的胸部，充满肉欲，却没有性诱惑。克莱芒将这幅作品题为“共和体制的法国，向所有法国人敞开胸怀”。
玛丽安娜的开放大胆，表达了“平等关爱众人”的理念。桑内特提醒我们，直到18世纪30年代，法国的女性雇用奶妈照顾小孩。随着核心家庭越来越多，尤其是女性对照顾小孩重新燃起了兴趣，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渐渐不时兴雇用奶妈了。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玛丽安娜是对当时家庭主妇的嘲讽，有点儿像世俗版的圣母玛利亚。因为中世纪时期的圣母玛利亚和玛丽安娜起到的作用没什么不同。玛利亚和卢梭文学作品《爱弥儿》中的索菲就更像了。索菲的胸部寓意着人类天性中的善良和母性。用桑内特的话说，玛丽安娜是和索菲一样，“不受束缚地爱孩子……却没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在公共假日，玛丽安娜的雕像成了公众聚会点。公共美德的新仪式在她的见证下举行。她体现了博爱的、有同情心的革命秩序。在她的雕像前，人们感受到母性和友爱。玛丽安娜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表达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触摸和被触摸”的渴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桑内特指出，玛丽安娜“是悲悯世人，慰藉苦难民众的象征。”对失去神学信仰的新兴都市人和细化的法国民众，玛丽安娜成了象征友爱的桥梁，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创建了一个以同理心为根基的新共同体。
此外，玛丽安娜也代表了一种新的感觉——开放的、流动的、自在移动的、与人身自由相关的潮流。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决心打破所有对人类身心自由的束缚。无论是襁褓中的婴儿，还是封闭的公共空间都能得到解放。玛丽安娜一直被放置在大的露天场地中央。所有信众都可以在露天场地呼吸自由的气息，享受没有束缚的自由和亲如一家的和睦。她当之无愧是自由和解放的代名词。
革命的空想主义最终也没能将象征亲密的玛丽安娜和象征自由的玛丽安娜调和在一起。男权主导的社会体制对玛丽安娜的形象定位很是犹豫，就像对女性在新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也含糊其辞一样。男性希望女性变得有母性、无私，甚至是亲密的伴侣。可是，他们不愿意帮助女性获得自由和解放。
桑内特记录过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大革命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冷漠无情，人们对玛丽安娜的狂热冷却下来，而希腊勇士赫拉克勒斯成了人们的新偶像。玛丽安娜的形象也被人们改造了。她的嗓音柔和了许多，不再有之前的高亢洪亮，神情温顺，身形也单薄柔弱。玛丽安娜的遭遇反映出当时法国女性的命运。她们曾是革命初期的领导者，但是男性激进分子一直担心女性的权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不断地排挤和打压女性。
“玛丽安娜时刻”只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场。浪漫主义将挑战理性时代几乎所有的理念。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浪漫主义时代的总趋势是“同理心的世俗化”。这句话一语道出了浪漫主义时代（1789~1848年）的精髓。像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运动既是对极其单调乏味的权威的反击，也是对人类精神的再次肯定。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6世纪末期的人文主义时代，曾试图通过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唤醒人们的激情和情感，让人回归到感性、朴实的生活。要知道，教会推崇禁欲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到来世寻求解脱，人们的精神情感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浪漫主义和文艺复兴有着相似的目标。唯一不同的是，浪漫主义坚持启蒙时期哲学所推崇的唯物主义观，旨在达到冷静客观和超然理性的状态。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是机械的，人性是贪婪的，进步只是物质上的进步。相比之下，浪漫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有机的，人是重情感的社会人，进步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解放人类的想象力，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培养人的群居意识。尽管浪漫主义运动已经蔓延到中欧和美国，运动的中心还是在不列颠群岛、法国和德国。当时的知识领袖有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弗里德里希·谢林、约翰·赫尔德、塞缪尔·柯尔律治、威廉·华兹华斯、埃德加·爱伦·坡、亚瑟·叔本华、纳撒尼尔·霍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和威廉·布莱克。
浪漫主义既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哲学。它在自然界，而不是在数学中找到了灵感，而且避开了启蒙哲学家所描述的上帝——上帝上好宇宙的发条，拨动指针，然后站在远处不再过问。浪漫主义者倾向于把自己的命运和自然世界的感知拴在一起，甚至觉得自己是泛神论者。许多人相信自然中万事万物都散发着圣洁之光。
浪漫主义者的宇宙观认为，大自然的创造者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上帝之灵。和哲学家巴吕赫·斯宾诺莎一样，浪漫主义者将上帝和自然视为一体。小约翰·兰德尔解释说，对浪漫主义者来说，“与自然和谐相处，随着自然的发展而成长，是认识上帝并感到自己是上帝之灵的一部分的途径”。
因此，浪漫主义者欣喜于人性深深植根于自然，并用极大的热情拥抱自然，而新教的禁欲主义者和启蒙时期哲学家却选择了否定和批判自然。新教的神学家认为，自然是从天堂堕落的，是低等的。启蒙哲学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把自然当成有用的资源。而浪漫主义者认为自然是善意的，而且是所有创造力的基础。浪漫主义者不是提升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而是提升自然的地位，赋予它超自然的特征。
浪漫主义者相信自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不断超越自己的一种新生的创造力。卢梭提倡，遵循自然的规律，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借着自然无与伦比的力量不断进步。
像新教改革者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浪漫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或在市场上追求自我利益时常胜不败。浪漫主义者对个人主义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拥有创造的潜力，真正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人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