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基督徒的自我超越离不开信仰，启蒙时期哲学家离不开理性，那么浪漫主义者就离不开想象。在历史上，人类的想象第一次成了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标志着人类在意识上的转变。想象力让每个人去挖掘大自然的创造力，让人类和自然成为世界的共同创造者，共同分享圣洁之光。
新浪漫主义的人我概念是无畏。自然存在于人的思想里，就像人的思想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解放人类的想象力，每个人会重新认识自己的天性，以及在自然格局中的位置。
而对基督徒来说，成为世界的共同创造者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上帝卑微的仆人。启蒙哲学则关注物质进步，服从预想的机械宇宙真理。
那么，怎样才能解放人类的想象力呢？浪漫主义之父卢梭认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然而腐朽的文明阻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可能性，遏制了自然倾向和各种可能性的发展。想要解放人类的想象力，就要重塑文明，使其符合人类的真实本性。法国大革命曾尝试这样做，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一问题，正如卢梭自己的生活和《忏悔录》中痛苦揭露的那样——人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特质和潜力，可以很容易就走上极端自私自利的道路，也可以达到忘我的自我超越。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人类选择如何使用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想象力。当时的人们谈论新现象时总爱说“创造性天才”。纵观历史，虽然有很多创造性天才，但以前的人相信是灵感“垂青于人”，而非源于人。如果相信创造性天才是从人类的内心泉涌出来，那么社会就要把个体看成具有神一样的特质、与众不同、令人敬畏。既然创造性天才那么独特，他们就不应受制于普通人之间互惠互利的社会规范和约定。对“天才”的崇拜成为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小专题。20世纪60年代，一些人类潜能运动的前卫的外圈人在论及“宝瓶同谋”时重提这一话题，之后在千禧年讨论“文化创意者”时又一次兴起。
然而，浪漫主义的主流思想家对解放人类的想象力有不同的见解。他们相信人性本善、重情感、喜社交，但是如何能回归人类原始的状态却是一个问题。通过设身处地为他人想办法，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并给予帮助和安慰，每个人就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加清楚在自然的不断进化过程中人类作为共同的创造者的作用。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这样说过：
“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必须有强烈而周全的想象力，对他人的痛苦和快乐要能感同身受。伟大的德行离不开想象力，诗歌的作用就是发挥想象力的最大作用。”
在想象力的基础上对他人产生认同感，是浪漫主义对同理心的阐释。一个人如果无法想象他人的感受，他就无法产生同理心，也难以实现浪漫主义者对世俗的超越。约翰·拉斯金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人们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那么他们就会像爱自己那样爱别人。”通过强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浪漫主义运动在同理心意识的历史演化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诗人在推进同理心精神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他们用诗歌做武器，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让读者的同理心得以释放。他们的诗歌写出了自然之美，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他们的诗歌也讲述了生命的脆弱、生存的艰难、成长中的挣扎、分享的快乐。他们的诗歌在历史上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
当时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和作曲家，比如弗朗西斯科·戈雅、欧仁·德拉克鲁瓦、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弗雷德里克·肖邦——用他们的艺术和音乐来传达情感。
然而，浪漫主义运动却存在一个明显的内在矛盾。浪漫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都市现象。它吸引着曾被冷落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以及资产阶级中的不同政见者。尽管如此，浪漫主义运动想把卢梭的原始自然观理想化，把自然变成美德的代名词。浪漫主义作家最喜爱的主角是美洲印第安人。他们的作品中描写早期农村社会的民间习俗都带有一种怀旧色彩，甚至天真纯朴的卡尔·马克思也被浪漫主义的激情冲昏了头脑，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甚至封建生活的美好时光归为需要重新找回的某种感知。和当时的人一样，马克思对理想化的过去的定位反映了一种日渐加深的疏离感。当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在高速工业化的社会阵痛中挣扎，将生命用于攫取自私自利的物质财富时，过去的理想化生活就变得遥不可及了。《共产党宣言》有一段话这样评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理由：
“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最神圣的激情，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不合理的唯一的自由——自由贸易代替了无数不可剥夺的自由特权。”
高度城市化、精于世故的公众竟然会认同早期的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浪漫主义运动的严肃性。复古也显示出人们对同理心的演化过程缺乏客观的理解。自我意识缺失、毫无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示了原始同理心的困境，却无法表达浪漫主义者推崇的那种成熟的同理心情感。原因很简单，感同身受这种能力不存在于原始社会，而存在于更为复杂的都市环境。浪漫主义者身处这样的都市环境却对此持批评与否决的态度。
如果不谈缺点，浪漫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复杂反宇宙观念，这与勒内·笛卡儿和艾萨克·牛顿提倡的数学和机械宇宙观不同。笛卡儿在数学中发现了宇宙的统一性，牛顿在万有引力定律中发现了宇宙的统一规律，而浪漫主义者在所有生物的内在关联中发现了宇宙的统一。浪漫主义者的观念预料到了20世纪生态学的科学观。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写道：
“花呀，你长在墙缝里，我把你摘出了墙缝，在这儿连根带叶地拿在手中，小小的花呀要是我能够弄懂，你根茎枝叶和你的全部含义，就懂得了上帝和人。”
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者一样，浪漫主义者也相信社会在进步。但这种进步和财富的积累无关，而与自然智慧的积累密不可分。
兰德尔很好地概括了浪漫主义的自然观、人之本性以及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他写道，
“浪漫主义者相信活着就要成长，就要吸收与同化，就要在人生的画布上抛洒人类生来具有的无限可能性。这样我们才能日益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无限关联，而这些关联证明了宇宙中存在最强大、最神圣的力量——总而言之，活着就是要把一个人所有的精力用于创造一个更高、更好、更富足的世界，在宇宙中完成神赋予众生的使命。”
法国大革命时期宣扬友爱团结，把人类看成宇宙的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维持好人际关系。而浪漫主义者超越团结友爱的观念，把人类和自然万物置于更大、更多元化的群体，完全依赖人和自然间的关系。人类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置身于各种关系，并从中受益。所以，团结友爱不仅仅局限在人与人之间，而应扩大到自然中的万事万物。这种观点远比法国革命者举起自由、友爱、平等的大旗时激进得多。法国革命者的团结止步于拥有财富的男性世界的外墙。
浪漫主义者希望通过重新定位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弥合与自然的裂痕。当神学家通过上帝的恩典，在来世得到救赎时，当启蒙时期哲学家用理智在现世建立理性的唯物主义乌托邦，达到自我救赎时，如柯尔律治的浪漫主义者通过普及同理心意识“和大自然和解，冰释前嫌”，实现自我救赎。
浪漫主义者认为进步有时带点儿寻求永生的疯狂。尽管大自然的进步是一个持续努力没有尽头的演化过程，但当人们读过浪漫主义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后，总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欲说还休的渴望，渴望着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这种想要不朽的心愿却与浪漫主义者的观念相抵触。浪漫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终有一死，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潜能。要知道，自我实现让人想到的是终结和圆满。
对永生的渴望也与浪漫主义对人性弱点的强调背道而驰。同理心从侧面认可了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倍加珍贵。所有的生命都是脆弱的，要忍受很多苦难，都渴望出人头地。同理心有点儿终归一死的味道，圆满结束此生，拥抱另一种人生。对死亡的接纳让人们在看到别人为生存而努力挣扎时，内心充满同情。正如我们在前面第5章提到的，同情心并不存在于乌托邦世界，因为那里没有痛苦和死亡。
在某种程度上，浪漫主义者把大自然过于理想化和乌托邦化了。他们削弱了人与自然在演化过程中更深层次上的本质联系。我们在天地间的存在不过一瞬，每一个小支流的意识都汇集到大自然的宏观意识中。我们的贡献让自然的路程多了一道风景，却并不能让自己青史留名。
玛莎·努斯鲍姆发现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的浪漫叙事表达了一种很古怪的想法。《草叶集》发表于1855年，残酷但诚实地评价了人类对感官享受的恐惧心理，特别是人类对性欲的态度。惠特曼认为欲望和渴求体现了人类彻底的脆弱性，也体现了一个人必死的命运。充满渴望是因为人们知道生命不过是白驹过隙。性体验是一种屈从、一种放手、一种失控、一种把自己交付给别人的体验。没有什么比性爱更真实，更朴实粗俗。这是两个生命的礼赞，将人类赤裸裸的脆弱性表露无遗。
虽然惠特曼的诗急切地呼吁人们接受终将死去的命运，无所畏惧地去爱，过好每一天。但是，他对终归一死和畏惧死亡的矛盾态度还是深入了诗歌的字里行间。努斯鲍姆洞察出惠特曼的矛盾心理，她写道：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惠特曼的成就大打折扣，因为他不断地强调自然万物间的神秘统一，万物生生不息，因此得以永生。”
和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惠特曼似乎相信，当你把生命融入大自然的浪潮时，就能在生命终结时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不朽。他写道：
“我知道我是不死的，我知道我不会像一个孩子在夜间点燃一根火柴棍所画出的花体字那样转瞬消失。”
努斯鲍姆表示：“教导别人死亡不完全是一种损失，也算不上终结，而是否定诗中一直推崇的性爱和失落感。”
叔本华的代表作
如果浪漫主义运动也有顿悟的时刻，也有捕捉到时代最强音的那一时刻，那么亚瑟·叔本华发表的一篇论述道德的文章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志。1837年，丹麦皇家科学院赞助了一个征文比赛，获奖作品要能完美回答如下问题，即“道德的基础可否由所谓的良心这一理念及对由此产生的其他基本道德概念的分析直接得到，还是存在于完全不一样的知识背景下？”叔本华的这篇文章就是参赛作品。
1839年，叔本华提交了自己的论文。他是唯一的入选者，但却没有获奖。丹麦皇家科学院认为叔本华没有理解比赛题目。不过，这只是托词，科学院后来解释说，真正的原因是叔本华竟敢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并且提出道德的基础是同情而非纯理性，情感让人类本能的同情心更加强烈。这种理论简直是纯粹的异端思想。在最后但能说明问题的评语中，审稿人对叔本华恶言攻击“当时的几位杰出哲学家”的行为大为不满。尽管丹麦皇家科学院没有指名道姓，但他们暗指的就是伊曼努尔·康德。叔本华猛烈抨击康德，将他的纯理性基础和规范性道德贬低为文人的幻想，并和道德行为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形式严重脱节。和休谟的观念一样，叔本华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回顾一下第5章中提到的康德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要按照大家都能接受的行为准则去行动，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视为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目的。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初看上去，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世俗版的黄金律，与同理心紧密相连。实际上，绝对命令和早期的宗教哲学格言都有相同的道德硬伤。它们都认为人类情感不足以成为道德的基础。人们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是出于对上帝旨意的服从，二是出于理性的责任，三是对他人困境发自内心的同情，共同的人性让他们不自主地想去安慰他人。
康德认为道德准则是原本就存在的，独立于所有身体内部和外部的体验，因此是可知的，但叔本华发现康德的观点纯粹依赖推理，而没有任何实证基础。他指出，康德反对道德和意识以及“人类特有的”自然情感紧密相连，尽管这一观念让道德有了实证基础。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道德法则不存在于人性（主体）中，也不存于世界环境（客体）中……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借用和人类有关的知识（即人类学）……事实上我们不能凭空从个别的人性组成中获得道德原则的真相。”
叔本华认为，人类的道德存于先验的人类经验中，是“完全抽象、完全脆弱的，像完全飘浮在空中一样。”
所以，如果道德不存在于人性中，反而存在于一种先验，和人类的本性无关，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有道德呢？康德说，人们做事遵循道德是因为“遵守道德法则是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出于责任感，而不是自发自愿。”康德明确地把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的想法排除在外。
“同情怜悯在那些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看来非常讨厌，因为这会动摇他们深思熟虑的格言，让他们有情感冲动的欲望，而不能只遵从立法理性。”
叔本华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没有说服力。仅仅因为觉得有责任捍卫先验的道德准则，人类是不会本能地去做无私的、有道德的事的。除非做某些事会得到奖励或免去惩罚，不然人类不会去做。在深入研究康德的绝对命令后，叔本华总结道，这一切听起来像神学伦理没有神的存在一样荒谬。要知道，亚伯拉罕诸教都是基于上帝的十诫。上帝定下的先验道德准则，并没有考虑人类的本性。只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人们就要遵守。
叔本华认为，伴随着神学意识的道德准则的是纯粹的规定。如果像亚伯拉罕诸教所暗示的那样，人性是“堕落的”，那么人就没有做善事的道德基础。因此，上帝的十诫是一种规定性的指示，告诉人们若要得到神的恩典，不想激怒上帝而受罚，就要按照十诫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如果人类的生物本能并没有为善的倾向，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如康德所暗示的那样，觉得自己有责任遵从先验的既有道德准则，尤其是当这样做没有奖励，不这样做也不会受罚的时候。
叔本华真正想说是，康德尝试借用“信仰时代”的规范来为“理性时代”进行道德辩护。叔本华最后总结道，康德未能说明为什么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理性可以作为道德伦理的基础。
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身是否有其他因素可作为道德的基础。人类行为品质中是否有些使人向善，让我们免于陷入著名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找不到人性深处的这种品质，那么拯救道德的唯一方法就是折回到早期的神学意识，认为道德永远是规范性的、描述性的。
在解构康德的绝对命令之后，叔本华详尽地描述了道德行为。他认为道德行为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需要社会的激发和孕育才能完全体现其品质。他认为，“同情”是人性的核心。如下是他对这种现象的描述：
“在同情别人时，我与他同时受苦，我感觉他的悲哀就像我自己的那样切肤地痛；同样的，我渴望他能幸福，就像我自己真切地渴望幸福……每时每刻，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在受苦，不是我们；让我们悲痛和哀伤的是，我们难过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他。我们陪他受苦，为他难过；我们明白到他的痛苦只能他自己承受，不再想象他的痛苦是我们的痛苦。”
在这段陈述里，叔本华成为历史上清楚地定义同理心过程的第一人。定义的唯一不足是术语本身。但他更进一步，不仅描述了同理心拓展时心理的微妙变化，也记述了由此产生的自然行为——换言之，即道德成分。当看到他人眼前的困难，同情心便泛滥开来，引起不顾可能的后果，直接参与，主要是分担他人的痛苦，从而避免或消除它，因为所有人的满意、健康和幸福都基于此。
叔本华对同情的描述比当时定义的范围更广。他实际描述的是同理心的过程，同情心在其中是一种行为成分。叔本华认为同情是所有道德的基础，虽然他承认自己不能解释其心理根源。他把同情心称为“伟大的道德之谜”。在20世纪心理意识诞生前，生理和心理基础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
对叔本华来说，虽然人的同理心能力的起源是一个谜，但目的论是再清楚不过的。通过感受他人的困境，对有困难的人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获得成功，我们认识到冥冥之中有条线将自己、他人和万事万物连接起来。叔本华写道：
“最后，人们呼吁的不是公平正义，而是温柔、仁慈、慈爱、宽容。这种呼吁让大家形成一个认识，提醒我们是一体的。”
浪漫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文学和艺术上的运动。它的理念影响深远。1790~1848年，社会行动主义在各个方面展开。新的激进主义远远超出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活动范畴，延伸到新兴的公民社会的社交，包括社会应酬。
到了1848年，浪漫主义已经在欧洲达到顶峰，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子女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穷人解决问题，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社会组织——互助会应运而生。合作化运动拉开帷幕，提供了一种基于合作而非竞争的商业模式。抗议虐待动物的第一个社会组织也形成了。
浪漫关系
浪漫主义运动对浪漫爱情的影响最为持久。在17世纪，基于爱情的试婚观念流行起来，其影响越来越大，拓展到浪漫的爱情领域。伴侣选择出现了激进的新趋势，基于新题材的浪漫小说得到了广泛普及。这些爱情小说极大地改变了年轻人对爱情的预期。婚姻，长久以来是一种经济事业，前两个世纪成为伙伴事业，转而成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情感企业”。
男女进入“亲密”关系的理念是革命性的。在人际关系的最初阶段，民主精神开始发挥作用。要知道，恋爱是一种自愿选择，需要双方你情我愿，一方没法勉强另一方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恋爱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两性平等。公平地说，性别平等的观念始于恋爱的发明。恋爱中的两性平等为19世纪下半叶女性要求平等的参政权打下了基础。
吉登斯指出，浪漫的爱情在本质上就是“女性化的爱”。尽管女性没有最基本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她们却可以凭借高度发达的教养能力，高男性一等。1839年，有一篇文章指出：
“丈夫影响妻子的性格和行为，妻子影响丈夫的爱好，男人用法律治理天下，女人用劝说支配男人。女人的帝国是柔情帝国，她用爱抚来指挥，用眼泪做武器。”
女人教会男人如何去爱和表达亲密。吉登斯注意到了男女关系的转变。传统上，男人用武力征服女人。在恋爱模式中——爱情小说中不乏类似的情节——征服的角色刚好调换过来。久经沙场和感觉迟钝的男人被女人的教养和柔情所吸引。女人感受到男人长埋于心底的温柔和体贴，用信任和爱情融化和俘获男人的心。
吉登斯指出，“爱情小说和现实生活中一样，得到对方的心，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吐露心声的过程。女主人公驯服、融化和改变爱人那看似桀骜不驯的男子气概，让彼此的爱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主线。”
浪漫的爱情是同理心意识巨大的训练场。女性和男性都很在意对方的内心、本性和灵魂。他们不断地问彼此，你觉得怎么样？你在想什么？同时，他们也不断问自己，我觉得对方怎么样，她觉得我怎么样？通过不断从自己和对方身上找答案，他们在情感上慢慢合拍，可以感受对方的处境，就像自己身临其境——“心灵伴侣”代表的爱情精髓就是，能和对方抱头痛哭，能相携相扶，也能为对方的胜利欢呼雀跃，为对方的成功额手称庆。
浪漫小说的影响在于将爱情故事引入个人生活。一位作家于1773年在英国的《女性杂志》上打趣说，“在这个国家，没有如饥似渴地读过大量爱情小说的年轻小姐，可真是屈指可数。”个人生活也日益成为一个围绕爱和亲密关系的“小说”故事，而不再单纯地履行宗教义务或家庭责任。爱和亲密的伴侣成为每个人生活的核心。直至今日，亦是如此。
浪漫主义时期后的一代代人用爱情关系的牢固程度以及和爱人的亲密关系来评判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可能是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馈赠。
童年的理想化
浪漫主义对爱情关系的影响也推动了育儿方式的转变。玛丽·瑞恩指出，20世纪，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已越过了“从严父到慈母”的模式。
1808年，法国中部内陆城市利摩日的一位退休的自然史老师回忆了他那一代经历过的那种充满暴力的童年，并对比了现在孩子完全不同的童年。他写道：“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恐惧是他成长过程中的准则，教他念书的人会一把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揪起来，然后一手拿书，一手拿棍。孩子有丝毫差错，棍棒就会如雨点般落下。”
对比自己年少时可怕的阴影，如今孩子的童年真的是太幸福了。
“孩子每天都兴高采烈的，有不间断地拥抱，从来不知道恶意为何物。他们裹着干净的被单，可以自由伸展四肢，他们被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美丽的小身体成长得很快。他们只要心情好、身体健康，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对孩子的关心照顾反映在婴儿卫生学文献的激增以及父母对孩子健康快乐的热切关注上。一时间，医生的诊所挤满了心急如焚的父母，他们急切地想知道孩子的轻微感冒有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
在浪漫主义时期，卢梭的思想对育儿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针对父母育儿方式的“自助”书籍《爱弥儿》出版于1762年，但在18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初期更加受欢迎。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浪漫主义者，是因为卢梭注重培养孩子的天性。洛克认为，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像一张白纸一样纯洁质朴。卢梭则不以为然，觉得孩子本性向善，父母有责任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卢梭认为孩子应当好好享受童年，童年是一个特殊时期，孩子需要尊重和浇灌，才能让天性得以发展。卢梭提醒父母要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这才符合孩子的自然状态。
卢梭认为育儿建议太古板，太急于让孩子变成“小大人”。他宣称，童年“是理性的蛰伏”。他敦促父母不要和孩子讲大道理，让他们享受纯粹的快乐的童年。他认为：
“要喜欢童年。那时有无尽的嬉戏耍闹，欢声笑语，乐天的本能。谁不曾遗憾童年没有笑声，谁不曾后悔那时心里充满忐忑惶恐？童年稍纵即逝，已经错失童年的人为什么忍心剥夺那份纯真快乐的珍贵礼物？为什么当童年飞逝而过，不为任何人止步时，心中填满了酸涩？”
卢梭的劝告很激进，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他的想法是，孩子天性本善，品行端正。如果让其顺着自然天性发展，他们会成为有道德的人。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不受新教欢迎。因为新教认为孩子的本性是邪恶的，需要将天性中的邪恶驱逐出来。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也相信孩子需要摈弃自然的情感——快乐和热情的情绪——让他们尽快断奶，成长为理性、有责任感的人。
浪漫主义者将童年提升到更高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初为父母的人相信在孩子中没有大人的影子，但在大人中常常可以看到孩子的影子。威廉·华兹华斯在他非常有名的诗中写道：“儿童是成人之父；愿自然虔诚的意念，将我生涯的每个日子连串起来，自幼至老，深信不疑。”
他的童年礼赞影响了一代人去重新思考他们对孩子和童年的看法。一些人开始把孩子理想化，认为孩子更接近自然，更率性而为。他们甚至希望自己和孩子共同的喜好能影响他们，让他们找回久违的童真。华兹华斯曾经犀利地阐释了对孩子的新态度：“并非前缘淡忘无余，并非赤条条身无寸缕，我们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那本是我们的家园。”
婴儿一度被视为邪恶的魔鬼，而现在婴儿却成了自然美德之源，成为父母学习的对象，甚至一些天主教神学家也被打动了。
在成人看待童年的问题上，人们的精神和心灵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父母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深刻地改变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有谁没听过“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吗？
有一段时间，浪漫主义者对童年的看法，甚至影响了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方式。孩子本性都很善良，不分男女。这一观点对消除角色差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父母认为他们有责任按照老一套的方法培养男孩和女孩，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方式要区分开来。浪漫主义者认为性别差异远没有孩子共有的美德重要——他们本性善良。因此，浪漫主义者注重保护孩子的天性，采取同样的教育方式。例如，19世纪20~40年代，育儿书籍强调“男孩女孩都应该避免生气。”19世纪30年代，提倡父母给男孩和女孩统一着装，都穿齐膝长裙、白色长裤，留短发，试图模糊性别差异——这种做法一直到“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才重新流行，那时的时髦女郎穿长裤，并将头发剪到贴着头皮。
华兹华斯在写到孩子时，总结了在浪漫主义时代，人类关于童年本质和人类本性的看法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改变，认为人类终于找到了真理。他说：“超凡的智者，有福的先知！真理就在你心头栖止，为寻求真理，我们辛劳了一世。”
浪漫主义运动对童年的反思为20世纪的客体关系理论和依恋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费尔贝恩、科胡特、萨蒂、温尼科特、鲍尔比、爱因斯沃斯等。浪漫主义者把童年塑造成一个特殊的时期，父母表达对子女的慈爱，儿童本能的依恋情感得到释放。这就为整整一代人养成同理心意识，并贯彻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人性本善，只是被文明腐蚀才误入歧途，那么改革社会就能让社会公民重新找回内心深处的童真和善良的本性，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很快，确保儿童享受到童年的权利成为首要任务。
孩子们被迫进入可怕的工场与作坊，在新一代的工场老板手下像奴隶一般工作，工作环境差、时间长、生产指标高。看到这一切，慈善家们感到出奇地愤怒。这些孩子被剥夺了童年，失去了天生的美德和纯真。他们的情感被消磨掉，无精打采得像一副空壳，感受不到童年的嬉闹玩乐和无忧无虑。
同理心与社会改革
柯尔律治和其他浪漫主义者开始努力争取童工改革。19世纪30年代，英国颁布了第一部童工法。法律规定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工作，年纪大一些的童工也要将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8个小时，直到年满14岁。很快，法国也进行了童工法改革。
1842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诗歌《孩子们的哭声》引起了公众的共鸣：
羔羊在牧场咩咩呼应，
雏鸟在窝巢啁啾和鸣，
幼鹿追逐自己的身影，
花儿被风吹倒向西方：
但是，我的兄弟，那稚嫩的孩童，
却在痛哭流涕！
这自由的国度，
同龄人在玩耍，他们却在悲恸！
社会改革的热情并没有止步于工厂大门。浪漫主义时期见证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社会的建立和欧洲、美国废奴运动的开始。1787年5月，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委员会。尽管不同的宗教派别——卫理会、贵格会、浸信会——是废奴运动最早的支持者，但是，很多民众都被卷入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斗争之中，发声支援。浪漫主义艺术家用画笔描绘出奴隶制的残酷景象，影响了很多民众。当时的艺术家和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作品《被活活绞死的黑人》让英国民众惊骇不已。
1807年，英国议会颁布《奴隶贸易法案》，在大英帝国境内将贩奴定为非法。1834年，在整个大英帝国，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贸易与浪漫主义的愿景背道而驰，因为后者强调性善论，提倡同胞之爱和一生常怀悲悯之心。
英国还率先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社会组织，即互助会，致力于减轻穷人的负担。教会长久以来也一直在做救济穷人的事情，只是人们往往觉察不到。当政府管理各种救济穷人的项目时，互助会展开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行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受基督教博爱、友好团结观念的启发，互助会秉承同情怜悯的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会员。1815年，已经有超过92.5万人加入它的行列。互助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互帮互助的“共济”组织。
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变革是关于残暴行为的问题。奇怪的是，残暴行为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公共讨论或在制定公共政策中受到关注。生活中的残暴行为太过常见，人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在18世纪下半叶，公开的严刑逼供很常见。“罪犯”被鞭子抽、烙铁烙、被五马分尸、被绑在火刑柱上在邻里面前活活烧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类事件经常是在喜庆的场合以示庆祝。公众将怒火发泄在被认为魔鬼附体的罪人身上。18世纪60~90年代，反对这些野蛮的古老行径的潮流在中产阶级中兴起。中产阶级认为犯罪行为是人性弱点的体现，而不是魔鬼附体的迹象。
公众渐渐相信人的身体是脆弱的，都不愿遭受折磨和痛苦，内心都向善。对人类情感的新的重视以及观念的转变激发了人们对改革和社会复原的兴趣，因而反对传统的司法酷刑惩戒。这种新观念很激进极端。公众开始把罪犯看成他们中间的一员，有着同样的人性弱点。只因命运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他们才走上了歧途。
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同情罪犯的处境，哪怕只有些许的怜悯。1754年，普鲁士废除重法酷刑；1772年，瑞典废除了酷刑；1789年，新革命政权下的法国也紧跟着效仿。有趣的是，一直很积极争取个人权利的英国直到1790年才禁止将妇女钉到火刑柱上烧死的酷刑。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本杰明·拉什医生抓住了那个时代日益高涨的公众情绪。在对罪犯的评论中，他说到，罪犯和其他人一样，“有着相同的灵魂和身体，和我们的朋友、亲人没什么不同。”
浪漫主义运动废除公共酷刑，禁止虐待儿童，取缔奴隶制。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社会改革远不止如此。其他形式的残酷行为很快成为社会取缔的对象。
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780年发表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第一个提出以怜悯之心对待动物的问题。边沁表示，“问题不是‘它们能思考吗？’，也不是‘它们会说话吗？’，而是‘它们也能感到疼痛吗？’”边沁把家养动物的处境类比为奴隶的生活，他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生物都将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暴政将它们无情地夺去。”
边沁的话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早期空想家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24年，英国成立了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之后，其他反对虐待动物的组织也开始在英国大地上出现。这些组织开始教导公众关注和同情野生动物及家养动物，并为建立反虐待的动物保护法律而四处游说。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其他组织开办了第一批动物医院和动物收容所，用来照顾被遗弃和走失的动物。1842年，“素食者”这个术语被创造出来。1847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素食者协会。类似的组织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和北美。
很难夸大同情动物的观念在当时有多么离经叛道。除了阿西西的圣方济教会在中世纪时代表达过这种见解外，还从没有过人类以其他动物的名义发动过一场运动。许多早期的动物保护倡导者为反奴隶制、早期妇女选举权运动以及童工改革而四处奔走。在美国，许多人都是素食主义者，都敢于为保护动物仗义执言，比如反对奴隶制度的倡导者霍勒斯·格里利、杰出的女权倡导者露西·斯通、苏珊·安东尼、阿米莉亚·布鲁默，以及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这些人是同理心普及过程中的先驱者。到了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同理心运动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开始感受到工业新秩序带来的痛苦，他们对别人以及其他生物的痛苦挣扎更加敏感。我们必须记住，在动物保护组织出现以前，虐待和折磨动物是很常见的。猫常被浇上汽油放火烧，狗、公鸡和其他动物被人们拉到竞技场上打斗致死，马也遭受过野蛮地鞭打。
《迪克·马丁法案》是以一名英国议员的名字命名的。这名议员提出了第一条反虐待动物条例，于1822年获得议会通过，并在1833年和1835年进行修订。这一条例禁止饿死或鞭打牛，禁止给狗、牛、熊和公鸡下药或让动物斗架，而且限定了屠宰场的场地大小。1829年和1836年，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分别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浪漫主义运动对公众意识的巨大影响，在动物保护运动中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历史上可能再不会有这样的时期，同理心情感在人类的心灵上产生了跨越性的飞跃，在改变私人生活、社会习俗和公共政策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
在同理心意识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中，使浪漫主义时期独树一帜的是这一时期对“人的情感”（卢梭以及后来的华兹华斯和惠特曼所提出的）的极大关注。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的核心是真实的自我和纯洁的本性，尽管会受社会的腐蚀。莱昂内尔·特里林提出真实并不会和真诚相混淆。真诚忠实于社会中的自我。真实则更进一步——用特里林的话说，真实是与社会不断妥协的“原始”力量。对卢梭和浪漫主义者来说，维持一个人最核心的真实，需要的不仅是承受个人的苦难，而且要持续关注和同情他人的苦难和境遇。只有保持疏离才可能融入这个世界。20世纪中期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将人的情感定义为这样一方天地，
“每个人在这方天地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他人。寻常之物属于每个人，也属于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能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情感的本质是普遍性，欣赏它，就要行动起来，摆脱个人的特殊性来顺应普遍性，成为普遍性。最后，不像任何人，但又的的确确是每个人的化身。”
浪漫主义者认为情感的敌人是占有欲。20世纪高产的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专门写了《占有还是生存》一书来阐释这一主题。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被财富包围，财富成了我们的标签，我们和真实的自己失去了联系，任凭真实的自己渐渐消失。
工业化的强大冲击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让他们感到一种疏离感。卡尔·马克思揭示了这种疏离感的本质。他写道：“经济学家从你的生活方式和人性中拿走的一切东西，都会以金钱和财富的方式来补偿。”
浪漫主义者行进在发现人性根源的旅途上。他们将人类的情感和人性紧密联系起来，并将情感定义为联系所有生命的凝聚力。他们寻找到的其实是同理心。正如前面提到的，浪漫主义者错在相信同理心和文明越少联系，越能保留那种冲动。卢梭明确声称，“凡是出自自然之手的都是好的、善的，凡是出自人类之手的都是堕落的、腐化的。”浪漫主义者未能把握同理心意识成长的辩证过程。同理心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虽然人类生来都有体验同理心痛苦的倾向，但人类存在的核心层面只会在不断对抗文明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发展成真正的同理心意识。人类根本不需要克制同理心，相反正是文明演化的动力为同理心的发展和人类的自我超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然状态下未分化的人类集体主义很可能朝着同理心发展，但是也很可能不按照浪漫主义者所构想的普及化方式表现出来。浪漫主义者过于接近自己的时代，以至于没法退后一步反思：他们正在批判的社会也为同理心的完美呈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1848年革命：人民的春天
1848年的春天，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横扫了欧洲各国的首都，浪漫主义时期就此达到了巅峰。1848年年初，法国贵族和政治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警告他在下议院的政治同僚“我们睡在火山上”。几周后，火山在巴黎爆发，革命狂热的火焰迅速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1848年革命在短短几周内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被称为“人民的春天”。连续数年粮食歉收，欧洲大陆经济全面衰退，银行恐慌，引发了人民暴动。但革命的爆发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追溯到11世纪的原始工业期，欧洲的能源机制向水能、风能过渡。刚刚起飞的煤炭、电力和蒸汽技术革命催生出工业时代，而1848年正处于新旧时代的过渡期。旧的政治制度和过时的商业贸易思想无法跟上新技术创新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新崛起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强硬对手——新的无产阶级，都让旧体制、旧思想无法招架。
当日益加重的经济困境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时，革命也吸引了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联系到一起。1848年革命被称为“人民的春天”是因为浪漫主义情感的热情流露，希冀着在人性本善和在社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1848年春，日益加重的经济矛盾和压抑良久的对灵魂重生的渴望汇集到一起，两股力量引发了震撼整个欧洲的政治轰动。
政治轰动开始得快，结束得也快。震中在巴黎。2月24日，暴动者占领了首都，宣布共和国成立。同一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3月，革命扩散到巴伐利亚、柏林、维也纳、匈牙利和米兰。春末，欧洲大部分的政府都已沦陷。
18个月之后，除法国以外，所有被推翻的政府都重新掌权。但即使是在法国，大部分的旧政权也恢复了以前的影响力。这是欧洲历史上唯一一次横跨整个大洲的革命。虽然它在短期内失败了，但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对话和议程，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将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改造得更适应工业生活方式。
浪漫主义运动是人类意识发展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1848年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发生的一切，强烈表达了浪漫主义运动的诉求。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年轻的革命者为之战斗的浪漫主义愿景就支离破碎地散落在大街上。然而，支撑这一愿景的情感却被收集了起来，留存在集体记忆中，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1968年，婴儿潮一代的年轻革命者来到巴黎、华盛顿特区、柏林和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发出他们的呼声，回应120年前那些同伴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