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方面来看，1848年革命都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第一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在廉价印刷技术和蒸汽机的推动下，迅速覆盖了整个欧洲，并开始拓展到北美洲。随着水、电和煤炭这些非人力资源的发展，思想意识也不断发展成熟。现在，理智和情感的界限变得日益清晰。文艺复兴时期、情感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都见证了人类同理心意识的迅速发展，这改变了人们对人性和人类进步之意义的看法。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思想意识继续曲折前进之际，另一场能源/通信革命的种子已经撒下——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对人类意识和同理心演进的影响和前期同样巨大。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的第11年，萨缪尔·摩尔斯获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新专利，他将自己的发明命名为“电报”。不久之后，人们在电报的帮助下，瞬间就可以给千里之外的人发送信息，公众对此惊叹不已。
1859年，即欧洲革命爆发后的第11年，一位名为埃德温·德雷克的退休列车员利用一个临时钻井机器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附近成功地钻探出了石油。钻出的石油每天有20桶。1879年，卡尔·本茨发明了由汽油驱动的内燃机，并于1886年开始生产汽车。
电力革命和由汽油驱动的内燃机的发明创造了一个新的通信和能源机制，并使人类认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全球即将迈入心理意识时代，该时代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最后10年。在此期间，虽然早期的意识形态，如神话意识，神学意识和思想意识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理，但是新的心理意识将主导20世纪，并影响人际互动的方方面面和几乎所有的社会习俗。有了心理意识，人们开始用以往从不曾想象的方式思考自己和别人的感觉和想法。人们成为心灵的探索者和思维的分析师。新的思考方式使更多人开始对他人产生同理心意识，并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反主流文化和社会行动主义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电力与心理意识的萌芽
新的心理意识始于19世纪初期，追随着电的脚步而生。这种新的交流媒介对于人们思考方式的重要影响力，可以与400多年前的印刷革命相媲美。
1850年，几位来自美国参议院的“杰出议员”邀请一位名叫约翰·博韦·多兹的人针对电力心理学发表演讲。早期关于电力的实验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产生了有一种呼唤人们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神秘而无形的媒介，人们对它充满了敬畏。多兹大力宣讲该主题，他所写的《电力心理的哲学》一书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
多兹推广的理念是“电是连接人类思想和惰性物质的载体”，以及“电是造物主派来移动和掌管宇宙的一位伟大的代理人”，他是率先提出该理念的人物之一。
科学实验最早始于1786年，由意大利解剖学家路易吉·加尔瓦尼开展的，实验结果显示电在生理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尔瓦尼用解剖过的青蛙腿接触电流，发现蛙腿会颤动，便由此推测动物之所以会动，是因为在其肌肉和神经中本身就存在着电。1838年，另一位意大利人，来自比萨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卡洛·马泰乌奇指出，“每一次电流都会伴随一次心跳。”1843年，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杜波依斯–雷蒙德成功地检测出静止的肌肉中存在电压。
在电力的早期发展阶段，生理学家研究了电在人类和动物身上的工作原理，他们的发现帮助工程师创建了第一批实用的电力设备。该成果也为揭示中枢神经系统的运作原理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例如，神经系统为电报的创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型，同时，电鱼也启发了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如何制作一块电池。杜波依斯–雷蒙德于1848年创作了一本关于神经和肌肉电磁的书《生物电》来纪念迈克尔·法拉第，他说法拉第对“电路中电磁感应的描述为描述神经的兴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杜波依斯–雷蒙德于1851年发表公开演讲，解释了电报和其他电力技术的工作原理与动物构造的相似之处。他写道：
“电报是我们时代的奇迹，是很早之前仿造动物构造进行发明创造的产物。但是，神经系统和电报之间的相似性有着更深层的基础。它们不仅彼此相似，两者之间更有着亲属关系，产生的来源是一样的。”
多兹领悟了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的精髓，并大胆宣称“大脑通过电才可以表达感想和情绪，并通过电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全部印象。”他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电是抒发情感和情绪的媒介。他甚至认为所有疾病发生的原因在于机体系统中的电失去了平衡。他认为这种失衡源于“精神印象”或是“对于外部自然界的物理印象”。
多兹的一部分观察结果是正确的，而另一部分观察结果则大错特错。他曾预想利用电击法来治疗抑郁症。他是最早相信精神疗法的人之一，精神疗法是由之后的威廉·詹姆斯命名得来。罗伯特·里伯和达格诺·斯科格在介绍多兹的工作时说道：“多兹在电力革命早期所做的先驱性努力和其他人的工作为精神分析的传入美国奠定了基础。”
多兹认为，“永恒的物质是电，电包含了所有事物的所有原始特性，人类和所有生物都需要遵守遍及整个宇宙的同一个伟大的电力法则”。多兹不经意间提供了一套描述自然、人类和文明的方法。与电力有关的隐喻将会代替早期农业文明出现的与水力有关的隐喻，也会代替影响中世纪水力革命、风能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与机械有关的隐喻。
浪漫主义学者、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对于电这种能源和相关的隐喻表达很感兴趣，他们很快学会了运用与电相关的语言并将电融入自己的世界观中。与电相关的隐喻在浪漫主义时期结束后依然存在，并成为浪漫主义时期和心理意识时期之间的桥梁。心理意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并驾齐驱。
纳撒尼尔·霍桑预见20世纪末期，世界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即心理意识时期——这个理念被马歇尔·麦克卢汉和网络一代的通信理论家大肆宣扬。霍桑问自己：
“通过电，物质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经，在瞬间便可以颤动上千公里，这是一个事实，还是我所幻想的？这个圆形地球就像一个大脑，一个与生俱来就充满智慧的大脑。噢，或者我们可以说地球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而且只是一种思维，而不再是我们曾经所认为的物质！”
与电有关的隐喻对浪漫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电创造了一个同步互动的领域。这是电的基本特质。浪漫主义者凭借直觉认为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领域，电貌似为这一点提供了明确的科学证据。
浪漫主义者不必再使用与机械有关的隐喻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强调世界是静止的，并充满了固体物质，而这些物质在一个永恒的真空中无休止地相互碰撞。电不仅提出了联系性，而且使我们联想到有机增长、创造性和变化性的概念。“场”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将整个世界想象成一个整体。保罗·吉尔摩在《美国文学》期刊中写道：“将世界想象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浪漫主义理论为进行电力实验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
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的魅力在于把电看作既非物质也非精神。因为人们无法看见电，所以电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人类的思想是由电产生的，因此也同样存在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在这个新的系统中，灵感与应用、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突然之间，物质世界不再那么物质化，而精神世界也没有那么虚无缥缈。
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影响了对社会的认识，开始认识到社会的流动性。人体不再将自己束缚在肉体之内。如果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非物质的，那么区分人的明确界限就不再是一个科学事实，而是由社会创造出来的。沃尔特·惠特曼通常会参照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来创造有关性欲体验的新概念。在性关系中，我们放弃自我，与他人紧密相连，这样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大的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即自然“场”的一部分。
在20世纪早期，“思想具有无限性”的观点促使精神病学领域形成了“集体无意识”的新理念，还促使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开始探索同理心赖以形成的大脑回路，并探究同理心是如何跨越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而传播的。毕竟，从一定程度来说，共鸣的本质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同理心的体验既是实体的，又是精神的。一个人通过思想这个无形的媒介可以切实了解到他人的想法。
电的动态——即使这个术语使我们联想到发电机——也说明了电具有创造性。浪漫主义者，特别是美国诗人，很快就抓住了电的这个特征并将其和一些流行的、创造性的概念联系起来。爱默生认为电力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和隐私的力量，而人类在整个电力发展历史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电力精神”不仅与创造力相关联，而且与一种高度发达的意识相关联。浪漫主义者把未来想象成一个由电联系起来的世界，并促进了人类的一体化。惠特曼于1865年发表了《近代的岁月》一诗，思考电报是如何联系人类商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并提出电报最终会促进“种族团结”。他问道：“是否所有的民族都在融合？世界是否将仅有一个首都？人类是否正在形成一个同一的整体？”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此说法。亨利·戴维·梭罗指出，电报使居住在缅因州的人可以和得克萨斯州的人进行交谈，但他也半开玩笑地问道：缅因州的人是否真的有重要的事要对他们说呢？
浪漫主义者也认为，电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于意识本身的理解。电力提供了一些新的宝贵的心理学术语，帮助人们重新定义自己，而与水力和机械有关的隐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例如，“提振精神”“领会概念”“拓展思维”“否决想法”“放下情绪”等一些与水力和机械有关的比喻都太过拘泥，而无法用来形容意识。他们遏制了思想的自由变化。相反，与电相关的比喻表达看起来是开放的、连接的、微妙的，因而也是无拘无束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形容一个表演非常令人吃惊，我们往往使用“通了电的”一词。这样一来，我们会想到一种强有力的、可以唤起情感的体验，它同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将表演者和观众联系和融合在一起。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整体。个人意识融汇成一个单一的、有规律震动的情感体验。当世界变成无限的统一体时，我们便不会再意识到时光的流逝和空间的限制。很多与电力有关的词语逐渐用来表达人类的意识，比如“一道灵光”“兴奋”“冲击疗法”“把插头插进插座”“精力充沛的”“触电般的感觉”“极”“短路”“超负荷”“精疲力竭”“想象的火花”“电路的”“脾气暴躁”“精力充沛之人”“生龙活虎的人”“情感宣泄出口”，以及“情感脱节”等。这些心理意识方面的词汇，使人联想起无形的情感和思想。这些从电的世界衍生出的词语既是短暂的，又是有形的。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探索各自的精神世界所需的语言。
究其本质，电所具有的特质使其更像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1848年发表在《美国民主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写道，电更像是一个思想的世界。这篇文章清楚地比较了用电报信号进行的思想交流和用语言表达的思想交流：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如同电报线路上闪过的无形的信息一样，疾驰而过而且瞬间产生作用。电报越是能够按照思维的方式进行运作，就越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吉尔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像所有学科的专家一样，作家们都有意识和无意识地领悟，并使用了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在文学作品中使用这类语言使社会成为一个无限的、有形的、集体的概念。
电气化、石油和汽车
电力革命在19世纪下半叶迅猛发展。用西联公司总裁威廉·奥顿的话来讲，电报就是“商业体系的神经系统”。萨缪尔·摩尔斯解释说，电生理学方面的新发现启发了他的思考，他准备创造一个仿造人类身体交流的通信系统。他相信电报将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将经济和国家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独立有机体。他向既是同事又是合作伙伴的史密斯透露道：“整个国家很快就会布满‘神经’，实现相互连通。”
美国政府同意拨款3万美元，建立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第一条电报线。该电报线于1844年开始运行。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电报线已经快速覆盖了北美和欧洲。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布坎南总统可以通过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线互发信息。这个新的通信联络线似乎再次印证了摩尔斯的话，他相信随着电报的发明，“空间将不复存在”。
对于勇于跨越大西洋到达遥远的美洲海岸的欧洲移民者来说，可以像光一样瞬间给家人传送信息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就是一种魔法。曾有一位观察者夸张地说，“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线是联通人类家族各个分支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纽带。”
1851年，保罗·路透创立了路透社。到19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在通过电报传播“新闻”。上千万人可以拿到晨报，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新闻，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此时却几乎是一夜成为现实。
铁路是第一个从电报中获益的行业，它利用电报安排路线、追踪货物、协调两辆相向行驶在同一轨道上的火车。到1866年，西联公司控制了电报行业。从那时起，西联公司就相当于“电报”的同义词。
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决定了美国铁路和电报的发展。铁路和电报线的建设与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高度集中的指挥和控制功能也必不可少，用来协调日趋活跃、流动性强、发展迅速和日益频繁的商业活动。经济学家过去常认为市场就是小型的、独立的卖家和买家进行很简单的货物和服务交易，而现在却开始谈论“自然垄断”的好处。
铁路和电报除了为商业活动提供新的组织模式外，也为现代工厂体系的出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快速、可靠、全年运作的交通和即时通信使公司可以不间断地接触到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零售市场。在此之前，工业一直是季节性运作的，而现在可以全年运作。煤炭以及之后的石油为工厂照明和供热提供了电力，也为设备供电。用于维修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能源基础设施的资金，更倾向于流入大型工厂而非小型商店。大型工厂进而需要集中的指挥和控制机制来协调其运作。电报以及之后的电话在管理高昂、灵活和复杂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通信媒介。
现代经济体制是化石燃料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熟。现代经济的重心从煤炭转向石油，从蒸汽发电转向电气工厂。虽然之前的文明社会存在不同类型的体制，但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展望这种体制的未来。该体质有很多重要的特点，包括对决策权预先设定的规则，自上而下的职权，对每一阶层工作明确的、有条理的描述，衡量工作表现和进步的客观标准，特定任务和运作的分工。韦伯谈及“这种合理化的管理过程使我们可以监管大型的、复杂的组织机构，同时经营多个活动并更快地提高生产率”。
很多其他合理化机制是在过渡时期形成的，这些机制又共同催生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例如，由铁路发展而来的标准化时区方便我们更好地掌控交通流量。1870年，一位乘客乘坐由华盛顿开往旧金山的火车，在整个旅程中他需要调200多次手表以保证和不同地方的时间一致。地方时区的巨大差异给铁路安排列车时间和按规定路线发送货物带来了麻烦。1884年，以英国的格林尼治为地球的零度经线，设置了世界标准时区。
其他的合理化机制也都相继形成，为新组织结构的建立提供了帮助，提高了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包括标准商品评级、标准机械包装以及商品标准零售定价。第一批自动化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量商品，包括香烟、火柴、香皂以及面粉。国际收割机公司、胜家缝纫机公司和汽车行业先后引入了新的营销手段，包括邮购目录、产品品牌以及包括特许经销权在内的零售机制，这些使商业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质量稳定的、标准化的商品。
商业电话服务紧跟着电报的脚步而生。1876年，只有3 000部电话可供使用。到1899年，可供使用的电话数量超过了100万部。
电话和电报不同，因为电报需要一个专业的调度员来代替发送者传送一条消息，而电话可以在千百万人之间进行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这是史无前例的。电话对社会话语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电话扩大并巩固了人类的联系网。人们可以和远方的亲属和朋友保持联系，特别是那些通过日常业务结识的新朋友。在互联网出现很久之前，电话推翻了隔离墙，使人们可以相互接触。
人们对电话这个新发明充满了敬畏，同时也有所怀疑。只听见几百千米以外的声音，而看不见说话者本人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需要时间来适应。霍勒斯·杜瓦尔曾说：“当一个人给你讲故事的时候，他可以看见你脸上的表情，如果他懂一丁点儿相面的话，他就会知道你对于这个故事的感受如何……”起初，人们并不相信他们在电话中听到的内容，因为他们看不见说话者的表情。“虚假”一词就在此时被创造出来，用来形容不相信电话另一头声音的体验。
在电报和电话之后出现了用来连接城市中心商业区和偏远住宅区的有轨电车。闪闪发光的电灯从早亮到晚，照亮了整个街区。1878年，费城的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成为美国一个使用电灯来吸引顾客和延长营业时间的百货公司。1895年，广告灯牌照亮了已入夜的大半个纽约。新的照明装置使各个行业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使家庭可以在天黑之后继续熬夜进行社交和阅读。白天的时间变长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同时，夜晚的时间加长改变了求爱仪式和家庭互动等社交活动。到1896年，仅仅美国就有2 500个电灯公司，有投资高达3亿美元的近200个发电厂，这在当时看来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另外，还有投资金额达2亿美元的7 500个独立发电厂。
在短短的40年里，电力革命就蔓延到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国家，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铺设了通信基础设施。据估计，1890年有25万人在电力行业工作，或是“靠电力行业糊口”。
1910年，有10%的美国家庭通了电。到1929年，多数城市家庭都接入了电网。电气化工厂实现得略晚。1900年，尽管工厂消耗了50%以上的电力，但只有5%的工厂实现了电气化。
电气化工厂使流水线生产切实可行，成本低且效率高。工厂从蒸汽到电力的彻底转变，将1890~1940年间的生产率提高了300%。
亨利·福特的目标是使每个美国成年人都可以拥有一辆福特T型汽车，而这个梦想达成的前提是实现工厂电气化和引入电机。他写道：
“为电力时代全新体系所做的准备工作，使工厂不再依靠皮质传送带和总轴，因为每一个器械都可以安装电机。电机使机器可以按照工作程序进行排列，并将效率提高一倍……没有高速运转的器械，就不会有我们所称的现代工业。”
作为通信媒介，电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使美国和整个世界在20世纪进入了石油和汽车时代，即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化被逐步引入美国和欧洲的工厂、家庭及社区。戴姆勒、本茨、杜里埃、福特以及奥尔兹等发明家开始对内燃机进行改进。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在为社会迈进石油时代而努力奋战。
1868年，来自克利夫兰的约翰·洛克菲勒在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他之前是一名售货员和会计。洛克菲勒认识到石油行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井口，而且在于拥有炼油厂，控制物流和成品油的销售。他开始涉足与铁路相关的商业领域，之后还收购了输油管道。到1879年，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近95%的炼油厂。同时，其他石油公司也跟随标准石油公司的步伐相继成立，每家都是综合性石油公司，拥有油田、管道和炼油厂，控制了产品的运输和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甚至还控制了当地的加油站。
到20世纪30年代，大型石油公司成为世界最大行业的典型代表。它们包括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汉伯尔石油公司、大西洋炼油公司、辛克莱石油公司、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太阳石油公司、联盟76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总共26家公司占据了该行业2/3的资产，拥有60%的钻井、90%的管道、70%的炼油业务，以及80%的销售市场。
由石油提炼而成的汽油先后使美国人、欧洲人以及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开上了汽车。石油也为商用卡车、公交车、火车和飞机提供燃料，为全球化经济创造了一个现代的物流体系和供应链。
美国第一个加油站于1911年在底特律开始营业。汽车的大批量生产令石油行业措手不及。为了满足对汽油似乎永无止境的需求，能源公司加强了石油勘探，几乎每周都有新油田被勘探出来。到1916年，已经有340万辆汽车飞奔在美国的道路上。仅仅14年之后，美国就有超过2 310万辆汽车。
在20世纪的其余时间里，汽车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其他许多重要行业的命运都与汽车息息相关。汽车消耗了全美20%的钢铁、12%的铝、10%的铜、51%的铅、95%的镍、35%的锌和60%的橡胶。
实业家对于汽车所带来的商机赞不绝口。一位分析师在1932年这样写道：“想想将汽车放入市场所带来的效果，可锻铸铁的消费量扩大了一倍，平板玻璃的消费量增至3倍，橡胶的使用量增至4倍……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汽车这种原材料消耗者相匹敌了。”
汽车使成百上千万的人可以开车上路。它连接了城里城外，在创造了郊区文化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街区和社区概念。与20世纪的其他发明相比，汽车加快了生活的步伐，使速度和效率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点。
美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之所以在20世纪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因为汽车生产，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石油。英国政治家欧内斯特·贝文曾经评论道：“天堂也许是靠正义来运行，而地球则是靠石油而运转。”
如果说汽车提高了交通的速度和效率，那么它也使人们彼此建立了更加亲密的联系，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与亲属、朋友和不同的人进行社交。在汽车诞生之前，人们所见的人数都是有限的，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们。和电话一样，汽车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们关系网的扩大成为可能。日常生活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密集的社交互动。
对时空的再思考
新的通信/能源革命和之前的革命一样，促使人类意识发生了改变，成百上千万人都在努力适应一个在短短数十年中时空巨变的新世界。
历史学家斯蒂芬·克恩在他的《时间和空间文化》一书中研究了时间方位和空间方位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人们从1880~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观念。克恩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新技术，例如电报、电话、电影、汽车、飞机等，为人类意识的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克恩提到：“包括意识流小说、立体派、相对论和精神分析在内的文化变迁都是独立发展的，直接影响了人类意识，结果改变了生活和思想的维度。然而，我则认为科技变化和文化发展这两种力量从最开始就是一种共生关系，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最初的心理意识，并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成熟。早期的同理心伴随着新能源和通信革命的进步而迅速发展，现在心理意识则将同理心推向了高潮。”
克恩观察到，在19世纪人们的历史感有所增强，并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将生物世界置身于一个历史框架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用他们的辩证法理论将历史构建成一个进化过程。从人文科学到社会和自然科学，基本上每一门学科都重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历史情境中。斯蒂芬·图尔敏和琼·古德菲尔德将这一新的关注点置于历史框架中进行了总结：
“无论从地质学、动物学、政治哲学，还是考古学的角度上来看，19世纪就是历史的年代——这个年代的世界是全新的、动态的。”
然而，在19世纪末，对于宏大历史主题的兴趣让位于另一个新的兴趣，即个人历史的研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都对这一领域充满了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个人历史的关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
新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继续推动劳动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经济和社会变得更加复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烈地体验自我，并认识到自身独特的天赋和创造力是个人历史的基础，他们开始质疑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观点，即世界上只存在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解读。
当然，浪漫主义者早已质疑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元叙事，决定用其他事物取而代之。而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不同之处就在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开始质疑元叙事这一观念本身，比如元叙事不断强调提高理智或情感。在新时代，每个人的历史都将承载个人独特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多样化与历史的民主化共存。随着中产阶级逐步接受心理意识，他们审视世界的角度也变得多样化。在治愈时期，人们很小就被告知自己的现实状况或许与别人不同，应该允许他人拥有与自己不同的现实状况。
对于个人历史独特性的新强调，以及相信人们拥有不同的视角扩大了人们的容忍限度。愿意承认他人的观点，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是需要被尊重的独特个体。对他人独特历史特点和有限性的认识，也使人们产生了更广泛的同理心。新的多重视角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道德相对论带来的风险。如果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真实有据的，那我们如何区分行为的恰当与否？
然而，19世纪末期，允许人们可以持有不同意见的做法犹如一股新鲜的空气，使人们在令人窒息的维多利亚时代可以有所释放。尼采就是这股新潮流的带头人。他抨击启蒙时期观念关于“客观”事实的观念，反驳说世界只存在观点。他鼓励其他哲学家“在汲取知识时采用多样的视角和富有情感的解读”。他将这个新的方法称作哲学“透视主义”，并于1887年提出其方法论。
尼采既追随神学家，又追随理性主义者的脚步，他认为已经到了该放弃只存在“绝对精神”和“纯粹理性”幻想的时候了：
“只存在一种观点，一种‘认知’，我们越用丰富的情感去描述一件事情，我们便会从更多的视角去观察一件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概念’就会越全面，形成我们对这个事情‘客观’的认识。”
在奥尔特加·加赛特之后，很多人也宣称“所谓永恒的独特现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有多少观点就有多少现实”。奥尔特加·加赛特的这个观点和尼采的观点是一致的。
奥尔特加利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支撑自己对于现实多样性的论断。他指出爱因斯坦没有考虑一个唯一的、可知的、客观的现实存在。爱因斯坦拒绝接受绝对时间的概念，认为时间本身具有透视效果，该效果取决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相对运动。
然而，正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对于透视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和改变。艺术透视画法的发明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发展。中世纪的画法是将世界勾勒成一个从尘世漂浮上升到天堂的图景，而现在，艺术家们摆脱了这种画法。透视画法的应用使人们的目光从关注天堂转向关注由主体和客体组成的尘世平面图。目光不再只专注于从尘世到天堂的上升，而是更加客观地理解整个世界。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方法，以及之后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艺复兴艺术家对于油布所做出的新的时空定位。
保罗·塞尚是第一个不再使用传统的单一透视法来看待艺术的人，他在《静物苹果篮子》一画中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一张桌子。他痴迷于从多个视角来进行绘画。他在1906年给他儿子的信中表达了他激动的心情：
“在河边有很多的图案，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个事物使我们的研究主体极为有趣，主体如此变化多端，使我可以几个月来都从事这个工作，并在我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只是简单地左右移动身体。”
巴勃罗·毕加索在《亚维农的少女》一画中引入了立体主义这一新理念。在画中，两个人物面朝前，“但是鼻子的轮廓十分鲜明。坐着的人背对着观众，但是面朝前”。
立体主义是一个格调高雅的艺术表达形式，深深地吸引了来自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先锋派艺术家。然而，克恩注意到，时空定位通过一种通俗的艺术媒介被人们所熟知——电影。电影利用了梦境无意识及相似的时空定位。每天线性的生活经历被大屏幕轻而易举地切割成过去和将来，切割成了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迫使观众重新适应错乱的时空信息。画面切割使一个人可以看见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的事情。通过画面定格，导演给观众一种时间缓慢停止的感觉。喜剧的放映过程通常是加速运动，变成一种荒诞不经的闹剧或是反向运动。例如，拍摄一个潜水员先从水里出来，再跳到跳水板上，从而让观众爆发出阵阵笑声。
对于时空定位的操控使看电影的人脱离了现实的时空顺序，而进入一个不同于现实的虚幻世界。所以，好莱坞成为“梦工厂”绝非偶然。电影和梦一样，都不存在时空界限，一个人的思维可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来回游离。当弗洛伊德开始阐明其理论中关于梦境和无意识作用的重要性时，他的想法对于某一代人来讲并非难以置信，因为这一代人早已耗费了无数时间来观看电影并以梦境的方式重新思考。
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运用了时空和多重视角，科恩说“该效果和塞尚、毕加索以及立体派画家在画布上产生的效果很相似”。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布卢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和事件中窜来窜去，他的思维也在整个宇宙间游离——思考遥远的星系和最小的分子——而这些仅仅发生在都柏林平凡的一天之中。因为乔伊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意识流，在每一个清醒或是睡觉的时刻都会对此有所体验，我们的思绪会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和遥远的空间里漫步，而我们经常对此都无法控制。乔伊斯指出，“每一个人在一天当中都会经历不同的视觉和现实，并且在脑海中会出现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就像布卢姆一样。”我们的大脑不会轻易让我们只停留在一种视角上，这使我们可以接受一连串的客观现实。埃德蒙·威尔逊认识到乔伊斯的伟大功绩，他写道：
“乔伊斯确实是人类意识新时期的伟大诗人。像普鲁斯特，怀特海和爱因斯坦的世界一样，他的世界也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观察着的，他的世界也是经常变换的。”
虽然乔伊斯和浪漫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意识是一种身体体验，爱与同情的表达是一种本性，但他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脆弱性和不完美。虽然像惠特曼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赞扬人类的脆弱性，并对性充满敬意，认为它是接触一个人自然生命力的一种途径，但是仍有人希望通过塑造一个无人可及的理想自我把人类的潜力浪漫化。
乔伊斯的主人公警醒了我们。利奥波德和莫莉希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雄心壮志被生活中的难事磨灭了。生活是混乱的，平淡无味的，有些发展成歇斯底里的搞笑桥段，而不是上升到和宇宙一样的高度。我们依然顽强地坚持，即便我们有超越的欲望，我们仍需要抽出时间去卫生间或者用5分钟的时间进行自慰来释放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生活像溜溜球，时起时落。我们有高瞻远瞩的时刻，也有极度绝望的瞬间。
乔伊斯和努斯鲍姆认为，正是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平凡中——包括它所有的不完美和贫瘠——我们才找到了共同的人性和同情他人的情感资本。浪漫主义者过分强调超越，给人们留下一种很微妙的印象，即人类的不完美是无法忍受的，甚至是令人作呕的。乔伊斯说得再好不过了：“我们必须完全接受我们所见到的生活，接受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遇见的人们，而不能把他们放置于仙境中去理解。”
当我们对别人表达同理心时，我们就是在认可他们每天的努力，并称赞他们对于成功和超越自我的追求。不仅如此，我们也认识到别人和我们有相同难处，即我们作为人类，虽然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并为之忧心忡忡，但依然在试图攀登高峰。我们非但没有因为他们的不足而指责他们，反而对他们更加宽宏大量。我们知道，克服阻碍我们实现理想的障碍是很困难的。乔伊斯的性格和我们这些真实的人的性格是相似的，充满了矛盾，使读者对我们充满了并不伤感的同理心。
从188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看似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登上世界舞台和心理意识正式拉开帷幕的彩排阶段。克恩指出，过去的建筑中充满了沉闷的格调，强调使用隔离墙，偏爱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封闭空间，而现在的建筑风格则变得开放和透明。第一个采用钢梁的摩天大厦拆除了支撑墙。采用玻璃来放大室内的空间，给人一种内外之间有无限空间的感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注重中产阶级的隐私，房间有非常多的角落和缝隙，以至于需要拿一张地图才不会迷路。然而，新式的建筑削弱了墙壁的限制，扩大了人们的空间感，甚至将房间的内部结构展示于人，而之前房间的内部结构都是用墙壁遮蔽起来的。
德国表现主义派作家保罗·舍尔巴特写道：“砖头的文化令人心情抑郁。”在短短的几年内，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光芒照耀潜意识的深处，试图揭开笼罩在人们心理上的面纱。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告诫他们的病人不要封闭自我、与世隔绝，而鼓励他们去了解自身的感觉，敞开心扉，分享内心的想法。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最好地诠释了这种新的感觉，他解释说，他的建筑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无缝隙融合——也就是他所说的“内部”变成了“外部”——这正合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家之意，他们希望对潜意识进行一览无遗地探索，将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融入一体，并以此治愈病人。
克恩总结说：“在这一段时间内——不到1/3世纪的时间——人类意识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新的科技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冲破了长期隔离人们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等级，丰富了接触和控制时空的方式。电话、电影、收音机、汽车和其他20世纪的技术使普通男女同样可以像富人一样获得速度、流动性和不同的空间现实。此外，正如斯沃斯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肯尼斯·格根指出的那样：“新的技术不断缩短人们之间的距离，使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建立了一连串以前从没有发生过的关系。”
传统社会等级的摧毁，多重视角的引入，人类经历的多样化以及与不同人的频繁接触为心理意识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同理心的提升和行动、衣着不受拘束的女子在“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迅速流行。
所有社会关系的改变也影响了妇女的地位。爱迪生预言电力会把女人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她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这最终会改变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虽然电会帮助女人获得解放，但并非是因为日用电器减轻了她们的工作量，因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上阶层妇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妇女身上。即便在那时，花费在做家务上的时间也并没有减少很多。当工厂和管理部门实现电气化，工作重心从生产转向服务，妇女们才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来做打字员、秘书和服务员。职业女性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一个典型的新形象。妇女获得的经济独立使她们更有勇气迈上政治舞台。
这段时间妇女们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她们要求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来管理整个国家。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才最终赋予她们相同的权利——此时距美国宪法的签署通过已经过了130年。
全球公立学校义务教育对妇女地位的改变也发挥了主要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至少在中学获得了相同的受教育权——而且因为他们和男人共享了一个特殊的新时期——青春期，这个时期之前并不存在。
青春期的新概念
青春期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前30年。青年男女都同样拥有这个特别的时间段。社会开始认为童年时期延长了，超过青春期，止于青少年晚期。在此之前，一个人只有在性成熟之后才会进入成年，并会有相应的责任。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工作期限被延长，孩子们也受到父母更长时间的照顾。
一方面，年轻人变得更加依赖他人，甚至被当作幼儿来对待，因为他们的童年时代被延长了。另一方面，他们变得更耽于自省，甚至更加世故。延长的童年时代并不是用于玩耍。人们希望年轻人在青春期内承担起一种不同的责任，那就是塑造自己的身份。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想法。青春期是用来培养一个人的个性，发现自己的兴趣，甚至对某些人来讲，需要对有关生命意义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发问。虽然只有中产阶级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今也大概如此——但是，这些改变对青年男女的作用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带来的影响也将改变他们的意识。
成年人在职业生活上有太多时间上的制约和困境，这往往使他们无法进行任何反思和内省，而青少年不同，他们没有这些阻碍，而且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由的社交和自省，以至于他们越来越沉浸于一种思想游戏。他们有时间体验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思考“职业生涯”和他们想要的生活——甚至思考他们愿意和哪种人共度余生——在此之前的几代人，都不曾拥有这样的情感和心理体验，这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奢侈品。越来越多的男孩开始进入大学学习，对他们来讲，青春期可以延续到21岁甚至更久。延长的社交时间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与同龄人建立更多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包括同性和异性，他们也可以和不同的人进行更长时间的交往。
虽然直到20世纪40年代埃里克·埃里克森才创造了“身份危机”一词，但是这个心理现象从一开始就与新的青春期并存。青春期不仅存在身份危机，同样也需要身份形成，两者无法孤立地存在。“疏远”这个概念也是如此。这个概念从1900年左右到现在一直备受文学主题的青睐。杰罗姆·戴维·塞林格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描写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年轻人逃离的故事，这本书依然是21世纪美国大多数青少年在校期间的必读书。
塑造个人身份需要对流行正统思想的大量质疑，并摆脱父母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并适应社会。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反叛》影片中出演了主角，扮演了一位疏远他人的青年，塑造了青少年婴儿潮一代人的典型形象，这一代人已经为接受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