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被视为长时间的情感乐园，它将帮助年轻人适应以心理意识为特点的20世纪。
从拥有好品质到好个性的转变
随着青春期的延长，年轻人在探索身份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疏离感，与此密切关联的是自我意识的变化。19世纪90年代是心理意识的萌芽时期，在这个时期，一种全新的、具有突破性的概念取代了拥有“好品质”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新概念就是要发展自己的“个性”。
“好品质”的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起源于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世界观。
在神学意识时期，虔诚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让别人、教堂和上帝来评判此人是否严格遵守了十诫，是否以上帝谦卑仆人的身份过着苦行者的生活。人们需要抵抗住来自充满欲望的世俗世界的诱惑。
从神学意识到思想意识的转变也见证了自我认知的转变，从要成为一个虔诚的人转变成要成为一个有好品质的人。好品质实际上就是虔诚的世俗化。它们的特点一样，都需要抵抗住世俗的诱惑，过着与亚伯拉罕的道德标准严格一致的生活，只不过好的品质以世俗化的形式表现。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拥有好的品质是全世界统一且唯一的标准。因此，社会上只有两种人——有好品质和有坏品质的人。好品质的概念与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观是相一致的，认为世界按照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机械的模式运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一种客观现实。拥有好的品质就是要符合掌管宇宙和自然的更大的统一原则。
个性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意识出现了一个彻底的突破。个人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道德水准，而是更加关心别人是否喜欢自己。能够影响同龄人也是一种优秀品质。品貌兼优就是要彰显超凡的个人魅力，鹤立鸡群，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一个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和官僚机构化的社会里，人们越需要解放和彰显自己的个性，特别是当一切都需要遵照工业效率的要求并力争成为受人敬仰的人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被人认可变得和道德高尚同等重要。
强调彰显个性和要求被人喜欢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有哪些个性是人们不喜欢的？社会冷漠产生的心理孤立使个人的不安全感更加严重，年轻人不禁开始琢磨：我是否讨人喜欢？
培养个性所产生的自恋心态，促进了早期广告业的发展。它利用人的不安全感和极度渴望被人喜欢的心理来销售产品。如果你买了该产品，你就会脱颖而出，备受欣赏和喜爱，甚至被人疼爱。
约翰·华生是精神病学领域的开拓者，也是行为主义新领域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向广告这一新行业进军。他利用自己在行为矫正方法上积累的经验来向第一代缺乏安全感的美国人推销产品，这些人都在设法塑造一个迷人的个性。
从拥有好品质到好个性的转变，也有其他更多的积极影响。人们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关心别人的感受。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自然地会把他人看作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并且会体恤他人的弱点和期望。在一个只有好品质和坏品质的社会里，人们很难去理解他人。给人分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种评价，会使人们减少对他人情感和心理弱点的同情。在一个以是否被人喜欢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里，人们更容易认同别人存在的孤独感，以及追求喜爱和友谊的渴望。
心理意识时代
对心理学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它是哲学的衍生物，但它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传统观念认为，心理学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伊曼努尔·康德和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的著作。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在同一时期，又有一批受电力和神经心理学新发现影响的人——他们大多是非学术派的学者，认为嵌入在人类和动物组织中的电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类思维隐蔽的运作原理。
康德仍然坚信对人类思维的研究应该永远处在“科学探究”领域之外，因为思想是灵魂的一个机能，一个非物质的中介，因此不会受制于严格的可量化的计量标准。多兹和其他很多早期的心理学家都相信思想来自灵魂，灵魂又指导我们的身体。19世纪的神经心理学家还没准备好为人类思想的运作，提供一个完全唯物的和世俗的解释。然而，多兹和其他人相信电力——介于无形的精神世界和有形的尘世生活之间的灰色地带——是上帝用来连接不朽灵魂与肉身的通信网络。
瑞士哲学家爱德华·里德指出，直到19世纪90年代，许多心理学家仍然试图将心理学放到精神领域来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对电力在生理学上的作用的新发现，使他们可以更好地领悟上帝神圣的计划。但是，他们对电在心理学领域中的作用的推测使人们开始研究心理学对于疾病的影响——这种新的关注将会改变心理学的本质，使它从一种精神探索转变为一门医学学科。
威廉·劳伦斯是一位知名的英国外科医生和《柳叶刀》医学期刊的编辑。他是第一位研究医学心理学的人。他认为，对于电生理学的研究可以揭示出精神失常和其他精神障碍并非是一个颓废心灵的表现，而是源自生理失调，通过医学可以调节甚至得到治愈。医疗机构强烈谴责他的假说，认为这是亵渎神灵的说法，劳伦斯被迫不能出版他关于该主题所著的一本书，还不得不放弃他的讲师职位。
19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乔治·比尔德的美国人开始利用“电气补药”来治疗一些在当时患有所谓的精神衰退症的病人——之后，这个病在临床上又被定义为“抑郁症”。虽然当时欧洲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症状其实是劣质本性或不良品行的暴露，但是比尔德相信这种病其实是源于身体疲惫或身体电能的消耗。他从理论上说明“脑力工作”，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脑力工作”所产生的压力消耗了人们的能量，就如同电灯泡的消耗一样。他的疗法依靠一系列的方法，如休息、电刺激以及我们现在所称的心理咨询。比尔德的方法就是将电荷直接“充进”已筋疲力尽的肌肉中以恢复病人的自然能量。
实验心理学的第一个实验室于1879年由公认的该领域的鼻祖威廉·冯特创建于德国的莱比锡。他致力于找到一种科学的、严格的、内省的方式来探究人类的思维，这种方法在实施中可以媲美弗朗西斯·培根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方法。到19世纪90年代，此类实验室开始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出现。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关于实验心理学的系统概论。詹姆斯关注内省，将其视为一种揭示意识内部工作原理的恰当方法论——“审视我们自己的想法，并说明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
詹姆斯的出名，也许是因为他提出了“意识流”概念。所谓“意识流”，是指意识的内容不会终止、没有裂痕或是分割。虽然他承认在起初看来，睡觉过程中的无意识可能会打断意识流，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每一种意识都对另一种意识不断产生影响。和当时其他的心理学家一样，詹姆斯依靠和电有关的隐喻来形容意识和非意识的相互联系。
“当彼得和保罗从同一张床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刚才睡着了，他们开始各自回想自己在睡之前或睡之后的一种意识，犹如埋在地下的电极，无论路面上有多少障碍物，它都可以正确无误地向相似的电极传送电流，彼得现在的思绪也可以找到他过去的思绪，并正确无误地与保罗的思绪紧密结合。”
詹姆斯相信正确地使用隐喻，对于理解和探究意识工作原理至关重要。他反对使用诸如“思绪的链条”或是“一连串思路”等说法，因为这些说法都暗示意识被分解为一系列线性排列的独立事件，相互联系。与电相关的隐喻强调连接是不间断的，这在詹姆斯看来能更好地解释意识的运作。
詹姆斯对于身份的看法反映出强调多重视角的艺术新观念，也反映出人们对涵盖多种身份的个性的新关注。他写道：“有多少人认识我们，我们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
詹姆斯也是率先使用心理学术语定义精神自我的人之一。他反对用灵魂来定义精神自我的一种，偏向世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彰显个人生存意义的意识经历的总和。他写道：“一个人的精神自我存在于我们对别人说话内容同意与否的点头或是摇头之时。”
詹姆斯甚至是第一个提出“自尊”一词的人——他将“自尊”定义为对自我充满自信。他说自尊可以通过以下的公式计算得出：自尊=成功/抱负。詹姆斯认为：“这个分数可以通过缩小分母或扩大分子来变大，自尊可以通过放弃抱负或增加成功来扩大。”
自尊成为20世纪6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运动的主要部分，之后被纳入到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学校课程之中，用来教授学生如何培养他们的自尊。相比个人担当和责任感，自尊在定义一个人的身份方面显得更加重要。到了20世纪末，拥有自尊比品貌兼优，比深受数百万美国儿童喜爱更重要。
最后，詹姆斯向20世纪30~50年代客体关系学派的心理学家介绍了身体体验这个感念，并提出独立存在的纯粹自我只不过是一个虚构之物。詹姆斯说：“我们所声称的个人身份其实就是组成我们个人历史的相关经验的合成体。”
詹姆斯提出用自省方法论来探究人类思维，他对意识流、身份形成中多重角色扮演、世俗和精神自我、自尊价值的敏锐洞见为心理意识时代奠定了智力基础。随着每个理念逐步渗入20世纪的心理思维之中，并在治疗病人、辅导学生、训练工人等方面开始发挥作用，表达同理心的途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开始关注别人的情感，因此，他们更加能够理解别人的情绪和情感，并对他们的困境做出适当的反映。
多兹、冯特、詹姆斯等人为心理意识时代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仍需要一个卓越的人才将一门学术学科转变成为一个为普通人服务的新方法，人们可以利用该方法来思考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弗洛伊德带着有关无意识的理论于19世纪90年代登上世界舞台。他开创了一个关于人性的全新理论，将其与欲望驱使和社会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系起来。自我和超我的概念被纳入同一个精神领域。弗洛伊德提出，社会文明制约了充满情欲的物种，这种说法在20世纪相当流行，至少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革命”和妇女运动，才开始要求性解放。
弗洛伊德又重写了关于人类旅程一书。他对人类历史开端的描述完全是全新的。之前所有人都认为恋母情结只不过是一种神秘的隐喻。弗洛伊德将人类对人性的认识推到了新的高度，他生动地描述了儿子嫉妒父亲对母亲的性控制，希望杀掉父亲，取代他成为母亲爱人的欲望。弗洛伊德对原始人类的描述与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神话故事截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将人类历史的起源简单地描写成一种性病理学。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他改写了神话意识的故事，将其根源追溯到同一种性病理学中，他认为这种性病理学是人类历史的起源。他又创作了《摩西与一神论》一书，将神学意识的开端改写成性欲和社会限制之间的斗争。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历史的改写触动了大众的神经，使人们对人类本性的激烈争辩持续了100年之久。他是第一位将性作为史实记录的人，赋予其新的重要意义，使其成为心理意识时期的时代精神。
和很多之前的心理意识先驱者一样，弗洛伊德也曾考虑利用电来解释人类思维、意识和性欲释放的运作原理。他认为大脑的传导路径与电话线非常相似，“电话线中存在固定的动电电流，如果电流没有了，那么电话线也不会发挥作用”。与电相关的隐喻说法将会成为心理术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为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直接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利用与电相关的术语来描述人类思维。
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了解到的，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尽管有很多人依然相信口欲期、肛欲期、恋母情结、阴茎嫉妒、死亡本能和其他奇怪的想法，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抨击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性堕落本质的观点。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虽然谈不上彻头彻尾地荒唐无稽，但也算是滑稽可笑的。然而，我们仍然会使用口欲期性格和肛欲期性格来描述人类主要的身份和行为，貌似这些词汇体现了人类发展的科学事实。
为了证明人们在20世纪确实开始进行合理的思考，我们可以看看弗洛伊德的信徒和追随者所提出的几个术语。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向一代代美国人说明，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自卑感，而非被压抑的性欲。提及他人的“自卑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中十分流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提出了一些新的复杂术语来形容不同的人类行为，包括防卫机制、文饰作用、情感投射、情感移位等。卡尔·荣格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性格外向者就是性格内向者，我们既有一个公众形象，又拥有一个隐蔽的个人形象。尽管这些心理学词汇一直都是永无休止的争论主题，但它们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词汇来探索意识思维和非意识思维的深处。
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意识相比，心理意识最能够促使人类反思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与思想。在弗洛伊德为自己做精神分析后的100年里，世界上有数千万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个人心理咨询。弗洛伊德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心理分析师。
历史上，那些被认为是新思维创始人的人，往往在事后都会被看作挑战传统观点的改革家，而不是革命性新想法的开路先锋。回想起来，弗洛伊德更像是一位重建主义者而非一位革命者。和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一样，弗洛伊德相信作为肉体存在主要形式的性是我们的原始欲望，是不可预测、易爆发、富有攻击性的有毒欲望的混合体，需要在人类理性发展的进程中得以克制。然而，通过让公众审视性，让个人对性进行自省，弗洛伊德无意中提升了纵欲、情感、喜爱、培养和亲密这些词汇的地位——它们都和性存在关联。这也为客体关系理论家和依恋理论家提供了重新解释人性的机会——这个解释强调我们寻求交往的本性，特别是同理心，而非被压抑的性暴力，这是推动婴儿和孩童发展的主要力量。
客体关系理论家和依恋理论家将心理学理论和实践转变为另一种对人性的具体看法，即人性来源于同理心。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转变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有另一种和客体关系、依恋学派相似的观点，持有该观点的很多重要人物不是受到有关人类本性、儿童发展，和成人治疗核心理论的影响，就是受到其次要原则的影响。
团体治疗和自助小组
当弗洛伊德的信徒们——特别是阿德勒、兰克、荣格和莱希——在争相修改他的理论甚至质疑他的主要原则之时，像华生这样的行为主义者开始利用自己的观点质疑弗洛伊德学派，一场不同风格的运动在心理学领域开始萌发。这场运动的主要设想和依恋主义一样，是说个人的身份是组成人类独特生活经历的关系总合。换句话说，我们和这个人或那个人都存在联系。戴维·W·约翰逊和罗杰·T·约翰逊在《竞争与合作：理论与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
“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关系一直都是我们存在的中心。我们在关系中得以孕育，在关系中出生，在关系中生存。”
从我们的本质上来看，我们是群居动物，主要欲望是在社会中寻求友谊、归属感和感情等，因此，治疗精神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与他人隔绝起来，自己坐着沙发上，或是待在实验室里，而是加入到亲密的群体互动或是治疗团体中。
有趣的是，团体治疗不是由心理学家或是精神病学家发明创造的，而是在1935年由一位来自纽约的股票经纪人和一位外科医生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偶遇中创造的。比尔·威尔逊是一位正在康复的酒鬼，鲍勃·史密斯医生是一个酒鬼。和当时其他的酒鬼一样，鲍勃相信酗酒实际上是道德堕落的表现。然而，比尔让他相信酗酒其实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疾病，是可以被治愈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帮助鲍勃走向康复之路。
这种见解推动了第一个自助小组“匿名戒酒会”的创建。匿名戒酒会成立的理念认为，治疗康复中酗酒者和酗酒者的最好方式是使他们加入到具有亲密氛围的小组中，分享他们的故事，帮助别人走向康复。虽然康复过程最终涵盖了12个步骤，但最重要的步骤是在康复中，酗酒者和酗酒者之间建立一种可以产生同理心的互动。通过毫无保留地分享困境，这些人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种社会信任感，使成员们愿意去询问和关心他人，从而加快康复进程。随着匿名戒酒会声名远播，自助小组和团体治疗也广为人知。到1955年，已经有200万名成员加入到该运动中。
匿名戒酒会承认健康关系和情感对社会幸福的重要性以及同理心在康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缩短了客体关系理论家和行为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同时，匿名戒酒会创立了包括行为调试在内的12步康复疗法。
匿名戒酒会进展顺利，与此同时，心理学家开始在心理疗法中采用集体心理干预策略。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大量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
大批心理学家，包括美国的卡尔·罗杰斯，约翰·罗林斯和威廉·萨金特和英国的埃里克·特里斯特，开始以团体小组的形式接待病人。他们的工作是在20世纪20年代团体治疗的基础上展开的。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他开始在儿童指导诊所采用“集体治疗”方法帮助成年人和儿童。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创始人之一特里甘特·伯罗开始将病人和家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他的“团体分析”实验疗法。虽然弗洛伊德相信精神病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疾病——虽然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伯罗认为，精神疾病与一个人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联，因此，通过团体治疗可以得到康复。
最具有创新性的团体疗法当属雅各布·莫雷诺创建的心理剧疗法。它是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团体疗法，与弗洛伊德学说的世界观极为不同。然而，莫雷诺对20世纪心理意识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既是一名心理学家，又是一名社会学家。与浪漫主义者一样，他相信人类的本性就是勇于创新，具有创造性的生活是人类健康和幸福的关键。但是，他也认为创新是独立存在的，但创新在社交过程中产生。他十分依赖戏剧技巧来发展创新和产生社会信任，包括角色扮演和即兴创作。他最重要的戏剧手法就是角色颠倒——要求参加者扮演其他的角色。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产生同理心，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莫雷诺认为可以产生同理心的互动，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通过想象与经历别人的情感和想法可以释放个人的创造力。但是，他没有把同理心简单看作推进个人创新精神的工具。相反，他相信同理心是使人类具有充分意识和责任感的基础。同理心可以刺激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越能产生同理心，自我发展就越成熟。
莫雷诺坚持认为戏剧情境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扩大容忍限度，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为探索人类情感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帮助人们内省并更加善于沉思，发展更加复杂的认知能力。在心理剧疗法的情境中，一个人可以尽情地想象各种场景，检验全新的同理心途径。莫雷诺将这个衍生的宇宙称为“附加现实”。
莫雷诺相信，通过心理剧疗法可以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肢体运动、感受、情绪和认知反应，从而拥有更深刻的洞察力，更好地融入社会关系之中。它的效果要比简单地躺在沙发上给精神病医生讲述自己的童年要好得多。
他也不认同“控制自己的情绪比表达更重要”这一正统观念。尽管弗洛伊德学派治疗师对情绪爆发抱以警觉，称这类行为是“见诸行动”，但莫雷诺却选择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利用情感潜能。他的心理剧尤为注重“情感宣泄”，认为这些时刻可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解决长期以来让人倍感折磨的冲突。同时，也至少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短暂的超越感和连通感。
最后，莫雷诺对角色扮演体验做了微调，让参与者有机会将他们的情感和认知反应带入解决问题的更高阶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莫雷诺让参与者们进行三个层次的角色扮演：想象自己是一名戏剧演员；仍清醒地意识到，在治疗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他有着另一番别样的人生；听取心理咨询师和其他扮演者关于如何提高其角色扮演水平的意见。通过将注意力分割至三种现实情境中，参与者可以不断强化自身的反思能力，获得反馈，并更准确地调整自身认知反应，从而营造出想要的情绪状态。
莫雷诺坚信，心理剧可作为一种教学法，应用于每一种人类情境，如能应用得当并广泛加以采用，不仅可以帮助个人恢复心理健康，同时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精神科医生亚当·布莱特纳博士认为，心理剧所教授的“沟通技能、人际问题解决方法和自我意识”是“心理素养”的基础，并认为：
“要想适应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熟练掌握这类技能就显得越发必要，如同在20世纪，基本识字——知道如何读和写——是一种必要的技能一样。”
莫雷诺的想法将在20世纪人类头脑的“放飞”和心理意识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延伸，影响到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前10年期间从心理意识到拟剧意识的转变（拟剧意识将在第14章中加以探讨）。
在莫雷诺不断推进其关于人性的革命性新理念和开展心理治疗学和社会心理学新的教学法实验的同时，马克斯·韦特海默——流亡美国的捷克人——开始挑战两大心理学思想流派的核心理念。他对于以自省和行为主义为精神工具来了解潜意识和意识的方法持批判态度。韦特海默认为，这两种探索人类头脑运作的方法在本质上都属于还原主义——即试图通过分析各组成部分的总和来认识整体。它们先是记录关于感觉和刺激等基本单位的数据，然后试图通过组装构成生理的所有单个组件来构建一个人类头脑运作的模型，这种方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新的观点是：“万事万物都有整体和部分之分，整体的行为并非是由其单个组成要素的行为决定，但组成部分本身的行为却取决于所属整体的内在性质。”
韦特海默使用德语单词Gestalt（格式塔）——可大致翻译为“统一为整体”——来解释采用这一新方法研究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在新的方法中，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审视，而非自下而上的构建。韦特海默认为，他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生理学和心理学。他说，举例而言，构成有机体的细胞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细胞活力的激发只有在整个有机体和统一系统的运作中才有意义。
格式塔心理学进一步强化了莫雷诺的想法，同时为其提供了一个哲学参考框架。韦特海默提出的观点是：
“当一群人一起工作时，几乎不存在他们仅仅是一定数量的独立自我的情况。相反，一起共事的项目往往会成为他们共同的关切，每个人都是整体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一部分。”
心理剧是基于有关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一组类似假设。它默认每一名扮演者都是一个更大故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故事中，扮演者和已经展开的故事情节相互影响——其道理就如同孤立的音符无法称为音乐，只有作为已谱成的乐谱的一部分方可成为音乐。毕竟，角色始终是一种公开表达，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完全凭借他人的应对来呈现某种意义并得到检验。
20世纪40年代，莫雷诺的理念被库尔特·勒温和他的同事们重新拾起，他们开创了敏感性培训的新领域——群体疗法，这种方法最终将触及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交友小组疗法和意识提升小组疗法，让心理意识之花盛开怒放。
勒温是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家，1910年获得柏林心理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移民美国。凭借其格式塔心理学背景，勒温完善了如下学说：试图改变个体的做法，如不能让该个体所在的群体发生改变，将徒劳无功。他的理由是，由于“个人之于群体，如同部分之于整体”，那么，“群体动态的变化会（毫不例外地）改变”个体在群体中的举止和行事方式。这一认识让勒温开启了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和心理–社会互动新模式的实验，他将此称为敏感性训练，或T小组训练法。
1947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缅因州贝塞尔设立了一个组织，成立了国家训练实验室。T小组将少量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目标是教他们如何在群体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参与者会在一起共度两三个星期，在回归所属社区之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固化自己新的心理。
T小组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反馈——当时，这个概念才刚刚因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这一新领域中的著作而普及开来。敏感性训练的一个模块是每名参与者都要分享他或她对于小组中其他每个人的看法。在此过程中，个人往往会尽可能多地透露出关于他本人的一些信息——他的态度、偏见、情感上的顾虑，以及他对于人性和关系先入为主的想法和观点等，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又将成为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反馈的对象。在T小组中，鼓励个人不断地相互给出反馈意见，说明他们如何看待对方在群体中的行为，特别是其行为对于小组中其他人造成的整体影响。
这些模块往往都是高度紧张的情绪体验，个人会得到负面的反馈，也会获得正面的反馈。“从他人的眼中看自己”会带来情绪压力，特别在身处陌生人中间的公共场合。当群体反馈集中火力攻击负面行为时，这些体验可能会给人以无法承受的痛苦。然而，经过训练有素的心理咨询师适当的专业指导，这些强烈的情感遭遇会让参与者获得改变他们一生的洞察力，看清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到他人。该项训练的目的是增强个人对他人感受和态度的敏感度，为在群体中以人性化和周到的方式进行合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T小组训练法是一种有组织的治疗方法，可在短时间内增强同理心意识和反应。
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学校、工作场所或所在社区内定期参加某种形式的敏感性训练。训练会广泛涉及一系列敏感的文化问题和以前属于禁忌的话题，包括性别和种族偏见、多元文化敏感度以及对残疾人的态度，在此仅举几例以示说明。T小组体验本身已在整个社会内实现民主化和非正式化。现在，围绕任何一个话题或顾虑展开小组讨论，并邀请参与者分享他们对于期望和结果的感受，他们对于小组中其他人的态度和感受，以及群体动态应如何展开的关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被称为“进程问题”，涉及群体的情绪和行为动态。通常情况下，进程问题可能要比商议式问题花费更多时间，并能够真切地影响到小组要共同解决的任务的性质和最终的结果。
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些陌生人聚集在一起，聊一聊彼此的行为和态度对团队其他成员和群体动力产生的影响，即便在小的、受到控制的环境下，仍然具有革命意义。
敏感性训练与群体心理具有一些共同点，因为敏感性训练也非常关注个体情绪和人际关系，并注重通过后天学习提升内省能力。但是，敏感性训练不同于群体治疗。群体治疗侧重于帮助个体参与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过去和潜意识的动机，而敏感性训练则侧重于帮助个体参与者提升必要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以便在群体环境下成为更好的倾听者，并更加敏感地察觉到他人的所思所想。
因为敏感性训练的内容都是关于群体动力的，所以，小组成员讨论的内容往往都是不同的参与者对群体的看法，讨论的内容涉及歧视、服从、领导权争夺、控制群体议程、推卸责任、忽视较为被动或没有吸引力的成员、发泄压抑的情绪，以及攻击他人等反社会的行为方式。纠正这些消极的行为方式成为讨论的要点。
非常有趣的是，关于群体动力的问题，一个关键的假定条件就是人类的天性是热爱社交、充满感情、努力与他人开展合作，并表达出自己的同理心，削弱这些天然倾向的行为都是有害的，最终会适得其反。敏感性训练的确能够印证人类天生具有同理心的内在假定。
在学校教育和人力资源管理中，敏感性训练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训练孩子、员工与他人一起工作和生活变成了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事实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敏感性训练都是推动个体成功融入社会的有效方式。这并不是说敏感性训练完全没有招致批评。批评者通常认为敏感性训练强迫参与者遵守已经先入为主的社会期望，将符合群体思维和政治标准的想法灌输给参与者。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即便开展了敏感性训练，参与者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了敏感性，但这种表象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私下里仍然抱着由来已久的偏见与不健康的态度。换句话讲，这种训练只是让那些组织者看到了他们试图寻找的社交信号，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批评者认为，更糟的是，这些敏感性训练都是在他人操纵之下进行的，可能严重伤害参与者的情感。虽然多年来的大量数据表明上述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敏感性训练有助于让参与者变得更敏感，更有同理心，由此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偶然出现的毁灭性的消极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敏感性训练开始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侧重于组织技能，另一个方向侧重于个体成长。当时，工业领域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个方向的训练，培训对象为工人，为工人提供必要的情感和认知技能，帮助他们在复杂的、多样化的商业环境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最近几十年里得到了迅猛发展，因为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们不得不学习如何一起生活和工作。在种族、民族、宗教、性别、代际差异、性取向、残疾、外貌，以及生活方式偏好等问题上，要敏感地关注、理解和认可他人的想法，着实是一件令很多人头痛的事。因此，有必要对个人和集体的心理模式进行重新调整。敏感性训练是一个群体通过亲身经历对文化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全面反思。
工业领域逐渐把敏感性训练视为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培训工具，认为这种训练有助于人们在工作场所培养多元文化视角。罗斯·温特灵等人在《人力资源开发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解释了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中，全球化公司如何才能赢得激烈竞争：
“如果劳动力队伍发生的这些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能够得到高效的管理，那么将会对公司的竞争结果和经济效益产生重要的影响……只有那些支持多元文化的公司才能留得住提升竞争力所需的人才。”
虽然很多公司的敏感性训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增加公司利润，但这个训练过程会对数以百万计的参与者产生持久的影响，提升他们的同理心意识，使他们能够敏感地察觉到同事、供应商、客户的独特情况，形成一种更国际化的宽容心和同理心。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近3/4的美国雇主表示，他们计划增加或维持在敏感性训练项目上的开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文心理学与反主流文化运动
我们所说的，侧重于个人成长方向的敏感性训练主要是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完成的。他们逐渐建立了新兴的人文心理学。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和约翰·华生，以及伯尔赫斯·斯金纳的行为学派之外，人文心理学被称为心理学上的“第三势力”。
人文心理学家把敏感性训练从一项由专业人员在预先控制的环境下开展的活动转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的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存在着成千上万的“邂逅小组”和“意识提升小组”。这些小组的成员通过自我表达、肢体接触等行为来培养自我意识和相互理解的精神，从而取得心理治疗的效果，是现代世界的一种精神病集体疗法。这种治疗经验已经彻底变得大众化了——在客厅、酒店会议室、社区活动中心等人们聚集的场所，思想意识都在让位于心理意识。
我记得，1970年的夏天，我当时住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那里经历了一场思维方式的转变。格林尼治村里倡导社会变革的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极端主义者，他们为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和反越南战争运动而积极呐喊，另一类是反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根源在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垮掉的一代”，他们尝试着肆无忌惮的性解放、迷幻药和摇滚，并涉足东方的宗教和灵修。这两个运动也有交汇点，比如雅皮士们既是反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者，又是政治极端主义者，彼得、保罗和玛丽等音乐团体也同时具有这两个类别的特征。如果非要在这两类人之间划一条分界线的话，那就是方兴未艾的女性意识运动。
女性意识运动爆发于一个名为“鼠族”的小型反主流文化政治团体之中。该团体发行着一份名为《老鼠》的报纸。在该团体内部，女性指责男性在与女性打交道时存在家长式的态度，就像政府与商界对待美国人民、穷人和那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一样。她们要求男性终结这种家长式态度和性别歧视。当她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时，她们上演了一场“政变”，把自己的男人锁在门外，夺取了“鼠族”这个团体和《老鼠》这份报纸的控制权。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促使政治极端主义者和反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些女性声称一切政治都是为了个人目的，指责男性虚伪，指责男性炮制了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又对女性抱有特别严重的性别歧视。一时间，旨在提升女性意识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思想意识逐渐让位于心理意识。年轻的反主流文化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激进主义者纷纷开始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探索内心世界，探索心灵的深处，从更深层次上探索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中找到个人存在的意义。
人文心理学家的主要代表包括罗洛·梅、亚伯拉罕·马斯洛，以及卡尔·罗杰斯。他们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为人类探索内在的心灵世界和人文精神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他们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堪称志同道合。
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存在主义哲学家首先假定一切人类个体在宇宙中都是无所依靠的孤独者，享有绝对的自由，每个人类个体都对自己的生命富有全部责任。因此，人类对神灵不负有任何义务，也不必为了任何宏大的计划而牺牲自我，人类完全享有按照自我意志选择生活的自由。
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普遍持有一种相当黯淡悲观的观念，比如，尼采和萨特认为人类是宇宙中的孤独个体，生活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上。相比之下，美国心理学家显得有些另类，他们拒绝了这些观念。比如，马斯洛就抱怨欧洲存在主义哲学过于黯淡，称其为“高智商在宇宙中啜泣”。
得益于美国的乐观主义和“无所不能”的心态，美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更为乐观，认为人类在宇宙中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富有意义，认为人类心灵的核心必定是“意向性”。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存在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认为人类内在的性欲会产生毁灭性的冲动，巴甫洛夫认为人类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机器。美国人文哲学家夏洛特·比勒对人的描述则表现出了另类的乐观，认为“人类具有意向性，而意向性意味着目的。这种目的就是通过在更大的环境中解读生命，从而使生命有意义。在这个更大的环境中，人类想要创造价值”。
尼采认为，人性中唯一具有意向性的部分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支配世界和人类行为的唯一绝对动因，人生就是权力意志的追求。与尼采不同的是，罗洛·梅认为，从本质上来讲，每个个体都深切地关心生命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性质，因此，会故意拥抱生命，从而让自己的生命具有意义。当这种关心不存在时，人类就会变得冷漠，并失去生存的意志。罗洛·梅认为最根本的关心是为生命注入爱。他写道：“我们用意志力创造了世界，用自己的决策、法令和选择创造了世界，我们爱它，为它付出了感情和精力，我们具有爱和改变的力量。”
20世纪30年代，马斯洛在著名心理学家哈洛的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哈洛的著名研究是恒河猴幼崽对于代母的依赖性），并于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马斯洛最著名的成就是“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5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根据马斯洛的观点，只有当人从生理需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如安全需求，当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渴望与他人建立社交关系，从这种关系中获取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以此确认自己值得拥有他人的关注和感情。只有在获得尊重后，才有可能上升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潜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一个人追求自我成长的过程，描述了同理心走向成熟所经历的阶段。
卡尔·罗杰斯是人文心理学运动中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提出了富有争议的“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理念，认为心理治疗师需要进入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并愿意通过自己的双眼去体验当事人经历的现实，并感悟这种现实带给他的心理意义。治疗师对当事人越有同理心，当事人就越有可能敞开心扉，学会信任，根据现实和自身需要进行自我重构。
人文心理学家认为敏感性训练是一种理想的工具，能够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采取一种更具同理心的生活方式，更深切地渴望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更热衷于追求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敏感性训练小组逐渐演变成了“邂逅小组”和“意识提升小组”。与传统的T小组相比，这些小组的结构化特征较弱，非正式性更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整个20世纪7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某种形式的邂逅小组，这种大潮流被称为“人类潜能运动”。
试想一下，当数以百万计的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无数个正式机构中或非正式环境下公开向陌生人分享内心情感、情绪和想法时，会产生怎样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呢？卡尔·罗杰斯认为邂逅小组“也许是20世纪最有意义的社会发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缺乏人性。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这些新兴的、令人心理上感觉有些不自然的邂逅小组为婴儿潮一代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消除内心的隔离感，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更加多元化的人群建立更深刻、更具有同理心的人际关系。
每个人的自助小组
在邂逅小组蓬勃发展的同时，自助小组也大量涌现。匿名戒酒会运动的早期成功激发了大量的自助小组，这些小组主要是处理对赌博、毒品和性上瘾的问题。紧随其后的是解决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的自助小组，这些自助小组针对的疾病包括乳腺癌、前列腺癌、心脏病、强迫性精神障碍和自闭症等。有些颇受欢迎的自助小组还会处理其他问题，包括子女监护权、收养儿童、离婚、照顾家人、悲伤、丧亲之痛、健康、变性、强奸、性虐待、自杀、减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