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小组一般是小规模的、具有志愿性质的团体，组织者一般面临着共同的困境，通常通过情感支持和信息共享达到相互帮助的目标。有些自助团体侧重于促进个人成长，而另一些团体则追求另类的生活方式。许多组织也会出面，通过一些干预措施帮助自己的成员维护权益。
大多数自助小组处理的都是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邂逅小组相似的是，自助小组也帮助参与者说出个人的痛苦，讲述自己为了克服或解决问题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因为参与者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或情形，他们会鼓励志趣相投的成员以同理心对待彼此，并拥抱对方，使自助小组就像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区一样，让参与者产生一种归属感。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处境和情感状态而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是让成员之间产生亲密感、慰藉感和接纳感的有力途径。参与者感受到了无偏见的和无条件的支持。在大多数自助小组的活动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同理心的拓展。
还应该强调一点，即自助小组的活动是名副其实的自助性质。每个成员都以同理心待人，都形成了守望相助的意识，从而使每个成员都获得了自尊，发现了自己的价值，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再也不是孤单无助了，再也不是社会的底层民众或怪人。相互帮助有助于每个成员改变对自己形象的认知，之前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以受害者的心态自居，而现在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力量，从而积极地改变现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在美国，超过7%的成年人每年都会参加自助小组。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其一生中都曾经参加过某种自助小组。近年来，在美国，自助小组的受欢迎程度几乎接近于主日学校和《圣经》学习小组。目前，美国的自助小组有超过50万个，成为塑造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支强大力量。
此外，在历代人之间，参加自助小组的人数都在增加。例如，1997年的一项调查估计，25~34岁的美国人中，超过1/4的人会在35岁之前参加某种自助小组，35~44岁的美国人中，只有1/10的人在35岁之前参加过这种小组，在年龄更大的美国人中间，这个比例甚至还不到1/20。
自助小组蓬勃发展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比如，德国有300万人参加了7万多个自助小组。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神学意识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表达方式，在中等发达国家，思想意识是最普遍的公共表达形式，但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心理意识已经占了上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有的意识进行了解构和再造。宗教和政治在精神治疗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且治疗效果越来越显著。心理学领域的一些隐喻、术语和做法日益深刻地渗透到了神学和思想意识领域，甚至用来描述其他两种意识的语言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色彩。200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0%的美国成年人在其一生中参加过某种心理治疗或咨询活动。此外，目前，仅仅在美国，就有33 000多名精神科医生，15万名心理咨询师和超过59.5万名社会工作者。除此之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参与自助小组。综合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就能对心理意识的巨大转变有所了解。为了理解心理治疗理念对人类心灵的渗透程度，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每三个美国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相信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其儿童时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只有极少数学者具有这样的想法。
心理意识的兴起导致了人类同理心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拓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达到高峰之际，同理心也在全世界得到了拓展。反殖民主义斗争、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残疾人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和动物权利保护运动都见证了人们日益注重与他人和自然建立亲密的关系，日益注重自省，日益注重多元文化视角和无条件接纳别人。
随着第一代接受心理意识的人开始与亲戚、朋友、邻居，甚至是陌生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想法、脆弱、希望和抱负，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革。
这些社会运动的扩散表明人们开始重新热衷于政治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沉寂多年的思想意识似乎再一次得到了唤醒。然而，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有一种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正是心理意识的到来促使这些运动向前发展。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反殖民主义运动或许是一个例外），即人是宝贵的、独特的、终有一死的和最有价值的，人控制着生产方式，人应该超越阶级观念中抽象的思想意识。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扎克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一书中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代际转变，描述了初次接受治疗式思维的那一代人与之前那几代接受思想意识的人之间的区别：
“年青一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叛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这种反叛超越了思想意识的桎梏，触动了人的心理意识，试图改变我们内心最深处对于自我、他人和环境的认知。”
意识政治学
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最能体现出美国意识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新一代的活动人士（主要是大学适龄青年）试图与他们眼中的“老左派”划清界限。他们所说的“老左派”是指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党，这些政党较为关注当时美国社会中的权力斗争和机构变革等。相比之下，那些年轻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激进政治运动则更加关注个人的意识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1962年，美国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学生支持民主社会”的组织，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发表《休伦港宣言》。这份宣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年轻学生的意图。虽然他们表达了希望纠正不公平的、官僚主义式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中存在的问题，但他们还努力解释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改善这个社会中的机构或技术，而是改善人类自身的条件：
“今天，孤独、疏远和孤立成为形容人与人之间距离遥远的词汇。这种主导性的趋势，无法通过更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来克服，也无法通过改善机械设备来克服，只有当人类对自己的爱超过了对物的崇拜时，才能克服。”
“新左派活动”人士还提到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这些先驱与那些当权者一样，以革命的名义，呼吁人们为了遥不可及的、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做出了非人道的行为。他们写道：
“我们视人为无限珍贵的，他们拥有还未完全实现的，追求理性自由和爱的能力……我们反对任何把人类低下地看作物的去人性化。20世纪的残忍告诫我们，手段与结果是密切相关的，向子孙后代的模糊呼吁也不能为当下的毁损辩护。”
法国的“新左派运动”则以更简单的方式描述了手段、目的和后代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个期待你牺牲自我的革命是父辈的革命。”
“一个人，一个灵魂”是“学生支持民主社会”组织的宣传口号。这个口号道出了“新左派”的思想精髓，即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内在的价值，都要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负责。换句话讲，社会的政治学是由个人的政治学构成的。
“老左派”较为关注一个社会的机构是否接受了社会的严格审查，而“新左派”则反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机构，较为关注一个人是否反省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对自己的选择负责。1967年，科林·麦金尼斯指出，不同于“老左派”的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年轻人“比之前历代年轻人拥有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指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或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是对自己应尽的义务。我认为他们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动机和行为。”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虽然行为古怪，特立独行，但他准确地捕捉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潮流，或许比那个时代的其他任何人把握得都要准确。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意识形态的政治已经让位于“神经系统的政治”。
西奥多·罗扎克对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透彻分析依然堪称对那个时代的最好描述。他这样总结那个时代的意识演变：“作为一种基本原则，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方式让位于以心理意识为基础的意识方式。”接着，他揭示了这在20世纪60年代意味着什么：
“我们发现，社会学稳步地让位于心理学，政治集体稳步让位于个体……‘旅程’是内向的，通向更深层次的自我反省……‘新左派’的一个美好之处就在于它渴望用人类的温和情感去影响政治尊严，在于它愿意去讨论爱、非暴力和怜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不少人在那些崇尚自由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不是同理心水平的提升，而是猖狂的、肆无忌惮的自恋。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是这项运动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他谴责这一代的年轻人过于注重追求个人的愉悦，他们唯一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就是获取个人幸福感。在比较了神学意识与新的心理意识之后，里夫轻蔑地指出，“宗教学意义上的人，生来是为了得到救赎，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生来是为了追求愉悦。”他描绘了一幅狄俄尼索斯式的寻欢作乐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唤起快感变成了终极的追求，人们不再努力做一个具有优良品格的人，不再努力追求不变的真理，而是成了一个演员，一边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一边做着令自己愉悦的心理游戏。
其实，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难。看一看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年轻人，他们自由恋爱、即兴表演、醉心于古老的部落仪式、追求超越人类所有隔阂的狂欢；他们身着奇装异服，佩戴花朵，来到五角大楼周围，参加反战聚会，将花朵插到炮筒里（第一朵花被插进炮筒时，我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数十万名年轻的美国人涌向纽约州的一个牧场，建立了一个伍德斯托克国，我当时也在那里。
尽管这些评论有些道理，但一味地冷嘲热讽容易导致我们匆忙地做出判断，从而忽略了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更深层次的转变。罗扎克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者，如是总结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抗议活动提出过具有哲学深度的问题，引发我们探索现实、理智和人类目标的意义。那些年轻人提出的异议导致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这种评估力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罕见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了质疑，包括家庭、工作、教育、成功标准、抚养孩子、两性关系、性行为、都市生活、科学、技术与进步等。财富的意义、爱的意义以及生活的意义也成为需要审视的问题。”
在一个经济与技术联系日益密切，而人际关系却日渐疏远的全球经济体中，心理意识使个性日益鲜明的人们开放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覆盖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同理心，适应并拥抱日益兴起的全球文明。
第三部分
同理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