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多数人已经离不开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种强烈的依赖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当然，很少一部分人还过着没有电的生活，脱离了全球化的进程，不过仍然受到全球化的活动和外部效应的影响）。
全球资本市场每天以3.2万亿美元的光速流通。每天4.9万架飞机在天空来回航行，几个小时内就能将旅客和货物运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2 500多个卫星环绕并监测着地球，为40多亿人提供信息。地理定位卫星跟踪记录各个大陆的情况，密切关注天气状况、高速视频、音频以及数十亿人互发的短信，暗中监视恐怖活动并为数以百万计的司机提供导航服务。
现代商贸物流设施渐渐趋于无缝式的连接。水果、蔬菜、谷物和肉类可能在很远的距离之外生产加工，然后每天及时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超市。产品的每个部件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运送到国内市场进行组装。一辆普通的汽车可能有成千上万的配件，每个配件都由不同的国家或大洲生产。全球汽车和全球之家的时代到来了。
我们使用的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和铀——越来越多的是在本土外加工后重新进口，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例如，在1950年，美国的能源需求100%自给自足；而今天，仅能供给不到71%的能源。能源净进口从1950年的零BTU（英热单位）上升到2007年的29 200万亿BTU。
仅仅半个世纪前，传统的全球资本投资还是国内投资多于跨国投资。现在已经转化成无国界投资。2008年，阿布扎比投资委员会以8亿美元购入了著名的纽约克莱斯勒大厦75%的股份。甚至连我们的港口设施也越来越多地由其他外国公司来远程运营。
劳动力已经跨过国界（有些合法，很多是非法的）散播到世界各地。虽然人群迁移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初期，但是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成为真正的全球现象，这还是第一次。当今，数以百万计的人拥有护照，在几个国家之间来回穿梭，可能为了商业贸易，也可能是走亲探友。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在全球网络空间里人们几乎是面对面联系。在全球化时代，距离越来越不是问题。我们现在的虚拟地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真实地址的重要性。时间段压缩到了几乎同步的地步，多任务处理已经成为常态，时间本身也成为稀缺物品。
300年前，普通的欧洲农民只能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接触到有限的知识——其中大部分或者是由教区牧师传授，或者是彩色玻璃（当地教堂用于装饰）上面记述的故事，再或者是来源于民间传说。今天，数十亿人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到数以亿计的各种信息。很快，世界图书馆中几乎所有书本上的集体知识和智慧都可以在分秒中搜索到。
流感病毒现在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2008年，在墨西哥一个偏远村庄，猪流感病毒小规模爆发，引发了世界卫生警报。短短几周，流感在世界范围大肆流行。通过空中旅行，病毒和人类具有了同样的流动性。
全球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众多的全球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政治空间，如欧盟、联合国；全球监测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司法组织，如国际刑事法庭。
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监督着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人类文明。整个系统由数十亿人管理和维护。他们被细分为成千上万的专业才能和职业技能，在相互依存的全球迷宫中完成特定的任务。
全球化过程充满着机会主义和颠覆性。数以百万计的人出人头地，坐享巨大财富。随着人类集体主义的中枢神经系统笼罩大地，更多的人则是一败涂地。
心理影响和经济影响同样重要。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渐渐地以前所未有的各种方式暴露在他人面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开始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全球化引起的反弹——仇外情绪、政治民粹主义和恐怖活动——被大量报道出来，导致同理心的普及趋势得不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全球市场几乎没有国界，社会空间更是通畅，没有边界。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加入全球性的移民大潮中，世界也变成一个全球平台。
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香消玉殒，让世界上成百上千万的人悲痛不已。人们同情戴安娜王妃的遭遇，深切关注她的两个小儿子。这一现象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星球已经缩小成了每个人的“后院”。
190多个国家的25亿人通过44种语言的全球卫星直播关注着戴安娜王妃的葬礼，使这场葬礼成了历史上最受关注的事件。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球互联网聊天室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互相寻求慰藉。
这次事件前后，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很理解戴安娜，因为他们也过着和她相似的生活，觉得她就是他们生活中很熟悉的一部分。心理学家将这种感受称为“准社会关系”——人们认同名人，甚至荧屏上的角色，觉得他们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戴安娜的际遇感同身受——她的婚礼、她孩子的出生、她与饮食失调的抗争、她破裂的婚姻、她的慈善活动，还有当她尝试一段新情感，想重新开始生活时，英国王室对她的不公待遇。尽管一些学者用怀疑甚至鄙视的眼光看待准社会关系，暗示准社会关系说好听些是太肤浅，说难听些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媒体体验宣泄，但是其他人却认为，准社会关系是人们表达情感和同理心的强有力的新形式，就像祖辈诉诸其他媒体形式一样。
女人对戴安娜的遭遇尤为同情。她们感觉到自身与戴安娜有一种密切的同理心情结，对她的个人痛苦和努力以积极的心态开始新生活时的内心挣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以后的随访调查中，女性和男性都说他们理解戴安娜的抑郁和自杀企图，理解她经常反复无常和绝望的行为，也理解她对爱情和友谊的渴望。戴安娜的痛苦成为他们的痛苦。受访者还表示，他们很赞赏她坚持不懈的精神、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以及摆脱困境的心态。
戴安娜王妃的死讯和葬礼把世界上40%的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人们为她默哀，唏嘘她的命运，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转述加拿大已故传播学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话，全球范围内，数十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被电子设备激活了，并连接在了一起，至少在短时间内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同理心的拓展能力是巨大的，可以跨越民族文化、大陆、海洋和其他传统分歧，对人类的人性化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启示。
互联网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对他人的困境产生认同感和同理心，并做出积极的回应。2004年12月26日，致命的海啸横扫亚洲和东非海岸，超过22.5万人丧生，数以百万计的人无家可归，连基本的生存物资都无法保证。致命的海啸造成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海啸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在海啸灾难中，当事人录制了成千上万的实时家庭录像，并把视频放到了个人社交网络上，通过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澳大利亚的一个博主在他的网页上搜集并发布了超过25段海啸浪潮的业余视频，不到5天就有682 366条访客记录。
个人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一夜之间成了全球聊天室。受害者家属在网上查询他们亲人的最新消息，其他人也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悲痛和同情。
个人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也成为支援和安排救灾任务的全球组织网站。看到那么多年轻人和婴儿丧生，孩子们被深深地触动了，数千所学校都开展了筹款活动。
受害者和旁观者拍摄的未经删减的个人视频实录将这一悲剧事件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特写镜头和关于具体个体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巨大的情感反应。研究表明，人们几乎总是同情个人悲剧，在认同感的驱使下更有可能在整个救援工作中伸出援手。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他人困境无休止的曝光也会变成一种窥阴癖的娱乐。过度的曝光让人变得麻木甚至感到无聊——“我去过，也见过”综合征。在这个话题上，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人类的世界主义化
如果我们用相机记录下人类过去70 000年的迁移和定居过程——从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大裂谷算起，那么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过去300年间发生的巨变。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30~150人的部落横穿整个大陆，建立一块块定居区。采集者和狩猎者随季节迁徙，搭建临时住所，随着赖以生存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周期性消长继续迁徙。
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欧洲出现了小规模的园艺社会，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形成原始的村落。水利文明的到来催生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住区和拥有成千上万居民的小城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伟大帝国的都城，人口都在5万~10万之间。古代耶路撒冷的人口最多时达到6万。希腊古城雅典和斯巴达约有10万人。唯一超过100万居民的古城是罗马，在公元一二世纪，罗马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
直到两个世纪前，人类聚居区转变成了高度复杂、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人口达到100万或更多。人类城市化的实现得益于储存了太阳能的新能源的发现，先是煤炭，之后是石油，再之后是天然气。这些能源从侏罗纪时代就深埋在地下。在蒸汽机和之后的内燃机的作用下，巨大的化石能源宝藏转化成了电能，然后通过输电线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让人类更好地开采地球上的资源。在化石能源的推动下，经济活动以惊人的节奏和速度进行着。此外，农业生产也大幅度提高。新型的经济活动——大规模产品生产——让新兴资产阶级过上了比几个世纪前的皇室还优裕的生活。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提升极大地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世界人口在10亿左右徘徊，到1900年，世界人口已上升到16.5亿。仅仅60年后，世界人口接近30亿，而现在的世界人口就快迈过70亿大关了。
工业革命需要集中式的生产设施和大批工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工业化城市人口在1820年就达到100万，当之无愧为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1900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11个，1950年有75个，1976年有191个，现在，有414个。人类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着，城市化的进程丝毫没有放缓的趋势。地球上每天有34万人出生。到2042年，人口预计将增加到90亿，而且大部分人将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城市。
2007年是人类聚居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临界点，其影响堪比农业时代。按照联合国的说法，历史上第一次，大多数人生活在巨大的城市——许多人生活在大都市和城郊——一些城市的人口超过1 000万。我们已成为“城市人类”。
世界的城市化离不开熵账单的巨大增长。城市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多的地球可用能源和物资从各种要道输送给人类，在基础设施的核心地带上维持着人类更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向非主体部分和外部环境中倾倒更多的熵废料。这就使人类生活严重失衡。从另外的角度看，芝加哥威利斯大厦（以前的西尔斯大厦），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每天消耗的电比一个35 000人的小镇还要多。
城市化的熵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据联合国估算，生活在城市的近35亿人，每3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民窟那样的条件下，饱受空气污染、饮用水污染和露天污水沟的困扰。许多人生活在受污染的土地上或住在垃圾填埋场附近。贫民窟是城市熵的污水坑，能量流动产生的废物泛滥成灾，这对人类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城市贫民窟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死于疟疾、腹泻、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以及化学废料和有毒废料接触。
与此同时，人类生活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和运作的复杂化，增加了人口密度，带来更多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增强了人们的自我意识，让人们更频繁地接触到其他人，也加强了人类的同理心纽带。
城市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这种温文尔雅让人联想到世界主义。尽管不是每个都市人都有世界主义情怀，但是几乎每个都市人都有一种都市情结。世界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英文cosmopolitanism一词来源于希腊语kosmospolis。kosmos意思是“世界”，polis意思是“城市”。文化社会学教授约翰·汤姆林森认为，成为世界主义者就是做“世界公民”。
人们常用世界主义来指代开明和对人类多样性的接纳。当城市社会结构参与远距离商贸和企业帝国建设时，人们往往能感受到世界主义。历史上伟大的商贸城市——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港、开罗和罗马等，一直是同理心潮流蓬勃发展的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商贸活动汇聚到一起，面对面地体验“他者”。这种接触既深化了商业关系，也加固了同理心纽带。
商业和同理心纽带间的密切关系看似有点儿矛盾，但却存在共生关系。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货币哲学》中讲道，货币是一种本票，是一个人基于建立互信的假设向另一个人匿名签发，保证在可以确定的将来的某一时间，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书面承诺。
要注意的是，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交流的历史时发现，社会交换几乎总是先于商业交易。比如，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居民会进行精心设计的“贝壳”社会交换。他们通常划很长时间的独木舟在各个群岛间互换贝壳代币，以此加强社会信任。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商业交换总是晚于社会交换，再次佐证了一条古老的智慧：文化资本先于商业资本，商业是文化关系的延伸，因此商业不是人类事务的首要制度。
同理心和商业盟约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脆弱。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因为对他人的同情是一种无条件的馈赠，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不求回报，不考虑是否双赢。没有在同理心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信任，就没有商业交易的进行。商业交易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剥削性有可能耗尽维持商业运作的社会资本。这正是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和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
世界主义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时刻兼顾着同理心和商业敏感性。世界主义就是对“他者”持开放态度，在多元文化中游刃有余。一个世界主义者通常是具有多重身份和关系，高度分化和个性化的人。因为频繁地和各种人打交道、处关系，他们被打磨得世故圆滑和自我。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像在家一样自在。
今天庞大的城市环境就像1 000个古罗马——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巨大的公共广场上聚集，进行社交活动、商业活动和交流，彼此惺惺相惜。我们必须指出，在那些学历不高、没有技能，也没有社会背景的“不幸儿”看来，城市广场往往没有家一般的自在和包容，而有一种狄更斯式的不祥预感。
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创建一个新的大都会，一个多重身份和关系布满全球的都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世界主义者是新兴生物圈意识的先遣队。问题在于，越国际化的人，越有可能成为分配失衡的地球能源和资源的受益者。大家可以想想，全球的商务旅行者或做交易，或度假旅游，或逃到地球的另一边享受美味佳肴、体验异域风情和探险。也许这种表述有些夸大其词，但我很确信，如果对国际化态度进行一项调查，就会发现最国际化的态度会留下最大的熵足迹。
不过，如果说新的世界主义只存在于全球精英中，那是错误的。全世界的大都市越来越国际化——只要有移民社区存在的都市，人们就能感受到那种国际化的氛围。我所在的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郊区在短短30年间已转变成全球公共广场。
1960年，华盛顿大都会区还是一个小城，大部分是黑人社区，小部分是白人社区，人与人之间很少互动。今天，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少数民族社区的人定居在此。他们经营企业，在当地公司上班。他们的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他们将本国食品、时尚、音乐和其他文化饮食融合到该地区中，将这里的大部分地方变成多元文化带。在社区超市的收银台听到三四种语言是很寻常的事。虽然第一代移民只在自己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活动，但是他们的儿孙辈却很自如地与不同种族背景的年轻人交往，创造一种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氛围。
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将这种现象称为“本土世界主义”。本土世界主义产生于人们在学校、娱乐场所、公司以及居住区的日常接触。这种频繁的接触，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创造了社会学家安尼克·热尔曼和朱莉·加尼翁所说的“好客文化”。特别是公立学校的学生群体，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在教室和课外活动，如体育队），所以，有更多一对一的机会去体验彼此的生活，跨过文化边界找到相通之处。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国贲发现，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是这样发展的：“日常生活融合……当一群人住在同一个社区，一起生活，一起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那么这些相似的经历和记忆就能超越群体认同。”
加拿大地理学家丹尼尔·希伯特解释了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雪松屋（他生活的社区），世界主义是如何在微观层面上发展的。雪松屋是一个移民社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非常类似于曼哈顿的下东区。英国、中欧和东欧早期的一波波移民现在仍然在那里居住。新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在希伯特的社区里，72%的居民是移民，其中近20%是过去10年里移民到此的。
希伯特指出，在跨文化接触中，最强大的媒介之一就是当地的园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后院的篱笆边，人们大多都是在分享园艺技巧，讨论不同文化中的园艺发展。许多移民将本国的种子偷带到移民国，可以说是顺便将本国的文化根须扎在了新的土地上。希伯特认为，他的社区就是一个微观的世界生态系统，里面有卡拉布里亚的西红柿、越南的薄荷、中国的白菜和葡萄牙的蚕豆。园丁们分享他们的种子和收获的果实，也分享食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分享更多的本国文化和个人故事。希伯特说，“邻里间的日常活动”在社区创造了“一个新的微生态，不同于地球上的任何生态系统”。希伯特把这一现象称为“世界性生态”。
在地方层面上，世界主义往往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陈国贲说：“当一种文化‘潜入’另一种文化后，一半文化被遗忘，一半被改变。”
新的全球移民
随着空前的全球移民浪潮，每天有无数微观世界主义的事例呈现在人们眼前，日益彰显其重要性。相比20世纪初期全球移民的高峰，当代的移民量已经增至3倍。尽管世界人口的迁徙比例和20世纪早期相差不大，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的飙升，移民量已经上升到历史最高值。在20世纪90年代，8 000多万人迁移到新大陆——算上非法移民的话，数目还要更大。
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是全球化进程的一大标志，两者相互影响。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形一样，今天的移民也是跟着钱流动的。为了寻找新的经济机遇，人们大规模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迁徙定居。
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移民的数量急剧上升。1970~2000年，国际移民人数从8 200万攀升至1.75亿，短短30年里增长超过一倍。目前世界上每35人中就有1人是国际移民。
大部分的移民在发达世界中最富裕的国家重新安家。这和早前移民大多定居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1970~2000年，迁移到北美的人数从1 300万陡升至4 100万，增加了2倍还多。迁移到欧盟国家的人数也很可观，从1970年的1 900万上升到2000年的3 300万。国际移民最大的聚居地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100万的合法移民。据估算，美国在2000年的非法移民人数约为700万，其中大多数来自墨西哥。自1990年起，80%以上的美国移民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目前，美国共接纳了全世界20%的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浪潮不断高涨，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迁徙，尤其是非法移民。随着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气候变化对上百万人生存的威胁，国际移民很可能会像洪水般泛滥。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早期预警信号，移民的细流变成难民的洪流，跨过大陆和海洋向西部和北部奔流而去，或是挤在卡车拖车里，或是蜷缩在货舱船舱里，在绝望的长途跋涉中寻求生机。然而，前景一片惨淡。
因为气候变化不断影响着地球，这些移民受到的不公待遇特别严重。化石燃料和工业革命时代的主要受益地区是北部和西部的国家。它们能依赖地球上的碳资本大大提升生活水平。现在能源废气二氧化碳正转移到大气中，把地球变成温室。但是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显著影响的是南半球——世界最贫困的人所生活的地区。那是被工业时代绕开和遗忘的角落。
气候变化已经对南半球贫困地区的农业产生影响。气候变化引起的旱灾、洪涝和其他极端天气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2005~2008年，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更加重了这次危机，并导致食品价格急剧上涨。在食品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现代农业生产都依赖石油和化石燃料的衍生产品。石油化工产品被用于化肥、农药和包装，而汽油被用于驱动农用设备，以及将粮食运输到遥远的市场。结果就是，飞涨的油价提高了世界粮食生产的成本。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了54%，谷物价格在同期上涨了92%。2006~2008年，大米价格上涨217%，小麦价格上涨了136%。
对于每天收入在2美元左右的26亿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涨价足以让他们从温饱跌至饥饿甚至死亡。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称，地球上现在有8~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
2007~2008年，街头暴乱蔓延近30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现在担心，食品价格的进一步增长，公众不断加深的愤怒和绝望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推翻政府的浪潮。
发展中国家的权力下放正在加快人们向北半球迁移的进度。尽管封锁边界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要建一道围墙，把数百万贫困人口封锁在外，根本没法实施。
新国际移民在某些方面和早期的移民有很大的不同。在不久之前，早期移民有时要花好几个月，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去跨越大洲和大洋。而且，一旦到了新大陆，他们和祖国的亲人间的联系就少之又少。在电力、蒸汽火车、铁轨以及电报电话出现之前，相隔千里的亲人不得不依赖偶尔用马车或者帆船寄来的信，以及更原始的流动商人或其他移民带来的零星消息得知彼此的情况。遥远的距离和联系的中断使与故土的家或文化关系很快消退成遥远的记忆。移民重新开始生活，不受过往的牵绊。
今天，航空旅行变得越来越快捷，价格也相对低廉，话费和互联网服务越来越便宜，环球电视越来越普及。国际移民可以与祖国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故土和新家的兼顾成为可能。这些离散的公共领域形成了文化的新维度。不再受地域的严格局限，文化正日益变得去地域化，且更具有流动性。一个人的存在感是一种地域归属感，但更是一种心态。文化和商业、政治活动一样，跨越了国界，变得更具全球性。
全球文化移民越来越多。新移民在虚拟的流动性和现实的流动性间游刃有余，自得其乐。他们在多元环境中进行商业活动，掌握社会话语。
对移民的陈旧看法——我们通常联想到流浪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流动的劳动力，现在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国际移民拥有多重身份，并忠实于多种文化，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许多人将钱寄回给祖国的亲人。
移民可以通过卫星收听故乡的体育和新闻广播，收看电视节目。视频、音频和文本在几秒内就能在祖国和新居住地发送传递。打折机票使移民能偶尔回家探亲，或让家里的亲人到国外来看望他们。许多移民在新大陆工作一段时间后，余下的时间就回到故乡和大家庭的亲友待在一起。
现在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承认多重国籍，这让一些人觉得很惊讶，很难以理解。事实上，每年迁移到美国的100多万人，其中有90%都来自承认多重公民身份的国家。大约有4 000万美国人合法地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多重身份和多元文化背景孕育了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和同理心的普及。通过融入多元文化，个人的自我定位更具跨文化性，因此对周围的多元化环境更具包容性和开放的态度。多元文化认同也丰富了个人的人生阅历，对他人的际遇也多了一份理解和同理心。
新的全球互动开始把世界变成一个全球公共平台，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也促进了同理心的普及。而国际移民只捕捉到了新的全球互动的一部分。
人人都是旅行者
全球旅行和旅游业是目前全球经济中最大的单一行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并为世界提供了8.3%的就业机会。2007年，2.31亿人受雇于该行业。也就是说，世界上每12个职位中就有1个是旅游行业的。
旅行和旅游的概念有着古老的根源。富有的罗马家庭和政府官员经常去庞贝城和赫库兰尼姆的海滨度假胜地避暑。但对从古至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于纯玩型旅游几乎不感兴趣。“旅行”一词源于单词“辛勤工作”。以前的旅行极其艰苦，而且危险重重。直到工业革命和快捷铁路运输的出现，人们大规模的纯玩旅游才开始在英国以及后来的欧洲大陆和北美普及开来。
20世纪中叶，旅游行业稳步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廉价航空的发展，旅游行业正式起飞。1950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2 500万。1980年，该数字已经飙升至2.86亿。2005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8.06亿。欧盟成为最大的旅游经济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5%。
同全球电子媒介和全球移民一样，全球旅行和旅游拓展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让成百上千万的人彼此接触。这种接触和互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概括地说，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接触中，人们渐渐了解彼此，即便这种了解只是最浅层次的。人们之间的接触越频繁，互动越深入，同理心普及的可能也就越大。
后现代主义批评者认为，旅行和旅游往往也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把一种体验变成可供利用的商业事件——一种偷窥形式的娱乐。在这种娱乐中，旅游目的地的原住民和文化都成了可供买卖的商品。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关系恶化为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体验式商业”，变成一种付费体验。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成为戏剧化的舞台背景，一小拨儿当地人成为有偿表演者，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游客提供观剧娱乐。本土文化变得无关紧要，只要愿意，就会降格出卖自己，去娱乐那些消费得起的人。
在一些旅游景点，本地人口甚至被排除在外，无法享受自己国家的宝藏。例如，自然栖息地——海滩、山脉、森林日益私有化，变成度假村，为有钱的游客服务，而当地居民却生活在狭小的边缘空间，几乎没有乐趣可言。旅游管理教授布莱恩·阿彻和克里斯·库珀引用地中海大片海滨的例子，“几乎一半的海岸线被酒店收购，为自己的游客服务，而拒当地居民于门外”。怀疑论者很适时地问，游客和当地人真正的互动有多少，他们真的了解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吗？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但即使接受反对者提出的所有关于合法保留的观点，事实仍然是：即便是对其他文化蜻蜓点水般的接触，也往往是一次极有启发性的体验——一种让游客接触到不同人和不同文化馈赠的体验。大多数游客，甚至是享乐主义者和消极厌世者，也不禁为其他文化中的体验和互动所感动。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跨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封闭的酒店度假村和特别指定的主题景点和旅游空间，与当地居民待在一起，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刻地对他们产生同理心。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一个人一直把自己封闭在熟悉的面孔和千篇一律的生活体验中，从来没有旅行过，那么他有多大可能会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有新的发现，又如何积累足够的新体验去提升自己的同理心呢？要体验未知，了解并熟悉他人，提升对他人的同理心，护照就是一张最好的入场券。
针对现代旅行和旅游优缺点的争辩，在这一行业刚萌芽时就没停止过。现代旅游之父托马斯·库克提出了随团旅游的想法。尽管旅游是一种商业冒险活动，但库克想通过推广人们负担得起的国外度假游，达到拓宽19世纪专业人士和英国中产阶级的眼界的目的。即便如此，某些地区对库克的欧洲大陆游还是嗤之以鼻。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库克的英国同胞从“盯着我们看，还嘲笑我们”中得到快感，而库克还可以从中收费。
尽管有很多商业批评，但人类对旅行和旅游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对探索和冒险的强烈渴望。越来越多的人想体验未知和陌生的异域风情，希望新的体验会扩大他们的视野。抱着新的开放心态接触“他者”，有一丝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气息。新兴资产阶级厌倦了工业禁欲主义那种几乎病态的不间歇工作和生产，在更多的情感邂逅中寻求片刻放松。诗人和小说家也迎合了人们对“真实性”的渴望。“真实”就是活得充实，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能与自然和周围的人良好地交流沟通。那一时期的写作强调的是旅行和探索其他地方后的“升华”、“狂喜”的感觉和情感流露。例如，曾经被视为危险禁地的阿尔卑斯山，因为华兹华斯在勃朗峰上的沉思中转换了形象。当时的旅游广告呼吁人们去“冒险”，去体验属于他们的更大的世界。威尼斯的魔力、巴黎的艺术、罗马的庄严，以及普罗旺斯的农艺乐趣让人们感觉与丰富而多元化的人类旅程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渴望与他人交流，赞美彼此的文化，为周围的自然奇观欢欣鼓舞。这就促进了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喜欢旅游，大抵出于这些考虑。
旅游也是有利有弊的。对当地人来说，旅游业创作了就业机会。除了金钱的考量外，和游客接触也让他们看到了彼此习惯上的差异。例如，当非常传统的文化对外国游客开放后，人们第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外国男女间的关系，尤其是已婚男女间的关系。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和共同参与彼此的生活，常常让当地人，尤其是当地的女性大开眼界。和外国游客的接触，不仅会导致与外国人发生摩擦，而且会引发家庭冲突，特别是在当地的母女将自己的处境与外国女游客做公开的对比时，尤其如此。当然，这种差异也会促进男女间的沟通，在彼此间引发同理心，产生惺惺相惜之情。
和游客的进一步接触和互动也会让当地人更加了解和欣赏自己的文化，对游客独特的文化方式也能持有更加开放和理解的态度。与此同时，人类对友谊的渴望也促使他们努力找寻共同点，同理心也就随之产生。通常，游客从国外旅游归来，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在和当地人的短暂接触中，一次偶然的交谈或者相同的经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加固了同理心纽带。
虽然传统的主流观念认为，旅行和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但是世界各地庞大的移民社区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前面提到的，移民社区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航空、铁路和汽车在他们的出生地和现居地来回穿梭。（能源成本的上升和各种商务旅行费用的大幅增长在未来几年可能开始扭转这一趋势。）移民的旅行不仅仅是在出生地和现居地间往来，还包括定期探望亲友，以及和全球侨民网络中的大家族聚会。与传统的旅游不同，移民游客通常和亲朋待很长时间——往往一待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全球移民网中的定期旅行，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纽带。但它也有另一个目的。当移民地的成员被新大陆文化部分同化后，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新国家的文化规范和态度，并拥有了多重身份。他们的生活被打上了文化大融合的烙印，在全球的移民网中旅行时不经意地反映出来。他们走向了国际化。他们分享多元文化中的自我，既丰富了移民圈子的信息量，也加深了同理心的普及程度。因此，移民成员身上的文化多样性让移民圈子不再那么狭隘、与世隔绝，而是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全球通信网络以光速将大多数人联系起来，促进了人们生活的都市化。人们更具国际化的视野，全球移民激增，多重身份和双重国籍渐成趋势，全球旅行和旅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都以不同的形式空前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上的新事物。虽然转型融入新的社会生活形式会有成长的烦恼，但是全球公共平台仍在迅速成为现实。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我们渐渐意识到人类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尽管无须赘述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以及形成生物圈意识的渺茫可能性。
同一种语言
在21世纪和如今这几代人的有生之年，我们可能会形成生物圈意识。随着席卷全球的另一种现象渐渐展开，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强。人类开始讲同一种语言，既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人际关系面，深化了人与人间的相互关联度，构建了更复杂的社会经济网，而且在全球舞台上促进了个性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的交融。
在过去的50年里，英语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语言。现在说英语的人的数量超过15亿，占全球人口近1/4，预计到21世纪中叶，说英语的人会超过世界总人口的1/2。英语的全球化为同理心意识的指数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有许多原因。首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媒体之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产业控制了世界电影市场85%的份额。好莱坞电影娱乐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总能学到几句英语。美国电视——尤其是情景喜剧、动作片和戏剧节目，垄断全球近半个世纪。在许多国家，电视播放的都是英语原版节目。
美国统治了流行音乐和唱片业近半个世纪。大部分全球领先的唱片公司在美国兴起。戴维·克里斯特尔在他的书《英语帝国》中指出，过去半个世纪的几乎所有大的流行音乐组织都来自两个英语国家——美国和英国。许多年轻人都是听着比尔·里利与彗星合唱团、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披头士和滚石乐队学习英语的。在1990年流行音乐的企鹅流行音乐百科全书的一项调查发现，99%的流行乐团和95%的独唱歌手完全或主要用英语演唱。
克里斯特尔指出，旅游景点的标语把英语作为通用语。为了迎合旅游业，零售店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大部分的产品说明书也采用英语版本。传统观念中，英语一直作为海上和空中运输的国际语言，分别被称为“航海用语”和“航空用语”。国际航班和游轮上的安全须知以及酒店和公共场所的应急指南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英语。到1980年，超过85%的生物学和物理学专业论文是用英文撰写，73%的医学论文，69%的数学论文，67%的化学论文也用英语撰写的。
在许多非英语国家，英语也已成为大学和研究生院公认的教学语言——特别是在科学和商务课程中。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时代的核心媒介中，英语已经成为互联网的通用语言。“世界上所有电子存储的信息，大约80%都是英语”。
语言障碍一直阻碍同理心意识的普及进程。当然，通过眼神、肢体语言和语调，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感。人们也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感受他人的尴尬、屈辱、沮丧、悲伤、恐惧、焦虑、快乐和高兴，并做出同理心回应。
但是，语言识别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在情感和认知上理解他人困境的能力。语言加强了对他人故事的“倾听”能力，对他人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手势和语调也能更精准地理解，所以更能激发人们的同理心。语言包含各种隐喻，带有人们过去的情感、情绪和经历。当听到他人用特定的词来形容自己的状态，这些词就会勾起听者类似的记忆，激发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强烈地回应说话者。
相反，如果没办法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情况、需求或难处，不仅自己觉得郁闷，听者也会感到挫败。这是因为能否得到他人的认可与个人的表达能力密不可分。当人们感到不被倾听，不被理解时，一种不被重视的愤怒感和渺小感便会油然而生。
知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要知道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要了解他独特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通用语言互相沟通的人越多，同理心意识普及的可能性就越大。就像部分消除经济、社会和政治障碍一样，消除语言障碍不仅让人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加依赖彼此，感受更多相同的语境，也让同理心的前景更具普遍性，让生物圈意识更加触手可及。
虽然上述现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和令人敬畏的，但是这些现象能表明同理心的普及出现了质的飞跃吗？在21世纪，同理心也会被全球化吗？
全球同理心趋势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传统观念中，民意调查就是问选民什么品质会造就最强的领导者、最好的总司令以及最能改善经济的好手等。而在2008年，民意调查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民主党选民被问到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时，很多人没有选择“最大获胜机会”，而是选择了“同理心”。让人不解的是，将“同理心”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项特质并没有在政治专家中引起轰动。显然，政治家、民意调查机构和公众都认为同理心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质，使其可以领导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再必要且正当不过的了。但是，在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阿德莱·史蒂文森角逐美国总统时，这样的问题甚至都不会有人提出。
美国总统大选民调的同理心问题，反映了过去50年全世界的人类价值观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全球民意调查中历历可见。最详细的研究当属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人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年，研究人员开始跟踪能代表世界85%人口的80个国家的民意转变。最新的调查是在2005年进行的。在过去近1/4个世纪的跟踪调查中，英格尔哈特和他的同事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意识转变。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动摇了一直以来以传统的父权为基础的世界观。
工业革命推进了公共教育和大众文化，教会人们新经济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这些新的工业技能将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旧的共同体纽带中解放出来，以合同的形式付给人们工资，让人们变得更加独立。技能和雇佣劳动的日益分化孕育出新的个人自由和自我意识。
随着个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变得更高效，更富有，也更独立，他们的价值观取向从生存价值观转向物质主义价值观，最后转向后物质主义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
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生存是最重要的问题，等级社会制度和专制统治制度支配一切。集体主义盛行，个人表达还处于未开发或受压抑状态。在工业社会，劳动合同保障了人们的生计，让他们不再那么依赖大家庭和政府。可以理解的是，物质资料和财富积累有利于抢占先机，而机会也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当工业社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知识产业以及体验型商业发展时，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以满足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开始转向非物质考量——所有考量构成对“生活质量”的渴望。紧绷的共同体纽带日渐让位于更宽松的社团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