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价值观到理性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再到注重生活质量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这三个发展阶段反映出，伴随着从农业社会向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体的转型，人们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这三个意识阶段之间，人们的价值观取向有着很大差异。在一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受访者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以确定他们的价值观类型。如果他们回答“是”，他们就属于传统型，否则就被归类为世俗–理智型。受访者需要回答他们是否同意以下观点：
1. 清晰地表达个人偏好比理解他人的偏好更加重要。
2. 如果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他们之间几乎一定会出问题。
3. 人必须永远敬爱自己的父母，不论他们的品行如何。
4. 比较倾向于赞成让军队统治国家。
5. 赞成多生孩子。
第二项调查对比了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达价值观。如果受访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就说明他们认同生存价值观，否则就属于自我表达价值观。
1. 在需要教给孩子的事情里，对他人有耐心和尊重他人并不是最重要的。
2. 休闲在生活中不是很重要。
3. 朋友在生活中不是很重要。
4. 拥有一位强势的领导，不受议会和选举的干扰，是一种很好的政体。
5. 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政体。
6. 反对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有人可能认为，在比较贫穷的农业社会中，传统的生存价值观盛行，宗教关系和家族纽带在组织社会生活时起到了核心作用。
更有趣的一点是，价值观从理智和物质主义到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转换十分迅速，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一进程不到40年就已完成。
1971年，在研究人员进行数据收集的6个西方国家中，物质主义者大大超过后物质主义者，人数比为4∶1。但到了2005年，在全部6个国家中，后物质主义者同物质主义者的人数相当——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人们的态度就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改变。
在生存型社会中，人们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生活是按照严格的独裁主义管理体系进行组织的，从配偶和子女对男性权威的绝对服从，到所有臣民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再到人类对天国上帝矢志不渝的奉献。在传统型社会中，由于受到经济困难和不安全感的威胁，人们倾向于以不宽容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而坚定地支持男权思想。绝大多数人信奉宗教和民族主义，他们相信政府权威的强硬手段，强调统一顺从，个人自我表达水平很低。因为自我表达水平低，同理心拓展的范围很小，几乎很少延伸至家庭纽带和亲属关系之外。因为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英语中经济一词“economy”来源于希腊语单词“oikos”，意思是家庭），因此繁育后代极受重视。孩子越多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工作，也就能确保家庭中有更多的人可以存活。创造家庭利益对于确保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存活至关重要。与家庭生存可能发生冲突的自我表达会受到严厉的处理。在这些社会中，由于强调家庭生存，人们不能接受流产、同性恋和离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处于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的世俗–理智主义型社会中，等级制度被重新配置，秩序的创造者由上帝变为巨头公司和政府官僚机构。存在巨链被公司的指挥体系所替代。个人财富的累积使人们不再靠天吃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在这一进程中，个人作为各有特色、有自制力的个体，开始从集体的迷雾中浮现出来，但仍然受制于等级制度的安排。但是，自我表达的发展推动了同理心意识的进步。
在知识型社会中，高度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展现了最高水平的同理心拓展。自我意识有助于给予他人更多的信任和开放，对和自己不同的人也更宽容。如果一个人自身有安全感，有更多的自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他就不太会畏惧他人，也不太可能将自己直系亲属圈之外的人视为威胁。事实上，当个人从紧密的共同体纽带中解放出来，当他与社团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弱却越来越广泛时，他就会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的社交网络之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这种情况会反过来增强其信任感和开放度，同时为同理心意识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经过近30年对全世界公众态度和价值观的追踪调查，英格尔哈特和助手推断出一些毋庸置疑的结论。他们观察到：
当生存都是未知数时，文化多样性似乎是个威胁。当人们没钱到处旅行时，就会把外国人看作危险的外来者，可能抢走他们的饭碗。人们墨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道德，试图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将可预测性最大化。相反地，当人们将生存视为理所应当，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就会因其趣味性和刺激性而得到积极的评价。
据研究人员称，最关键的发现是“个人安全感能增强同理心”。
但是，英格尔哈特及其同事指出，如果增强经济保障会促进同理心的表达，那么他们的结论岂不是公然藐视了我们之前所认识到的人类境况的本质呢？如果对情感、友谊和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那么为何众多传统文化均强调物质生存，却似乎并没有准备向他人表达同理心？
实际上，在每种文化中，从最贫穷的人到最富有的人，对情感、友谊和归属感的追求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一个社会都演变出繁复的仪式来建立亲朋好友的纽带，并且使用流放和充军来惩罚犯罪者。同理心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之中，问题在于同理心得到了多大拓展或者受到了多少限制。在生存型社会中，同理心纽带比较狭隘、欠发达，只局限于非常狭小的亲属关系范围内。在传统型文化中，同理心的拓展一般只局限于父母和子女，以及兄弟姐妹、其他近亲、远亲和同龄人团体成员。共同体纽带和呈等级制度的权力链条给同理心意识的横向拓展留下了极小的回旋空间。
能源/通信革命建立起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新的宇宙学理论为同理心这条想象中的纽带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巨大框架，使其能够不断拓展。神学意识使个人能够认同没有血缘关系和并不相识的他人，通过宗教关系将他们纳入其同理心所涵盖的范围内。犹太教徒之间互有同理心，天主教徒之间、穆斯林之间和其他信奉同一宗教的教徒之间也是这样。身份意识在地理上将同理心的范围拓展到国家。美国人和其美国同胞互有同理心，德国人和其德国同胞、日本人和其日本同胞，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和自己本国的同胞也是这样。于是，在每种文化中，同理心都拓展至其组织领域的边界之外。在围墙内部，同理心是存在的，只是其形式有限。而在组织边界的外部则是无人之境——那里的情况超越了同理心想象。
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同理心提升。然而，这次同理心的提升大都局限于发达国家的富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同样，同理心意识的提升是因为人类大量使用地球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经济条件的提高，人类的价值观从关注生存到物质主义，最终到注重生活质量。经济条件的提升使人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更信任同伴，更关注自然世界。不幸的是，同理心意识的发展借力于熵的不断增加，而熵的增加使地球变为荒原，也使大部分人类变得更加贫穷。
调查显示，有83%高收入国家已经过渡到后物质主义文化，而74%的贫穷国家却又倒退到生存价值观文化。所以，尽管世界上少数国家和人群的价值观越来越世界主义，大部分人却与之相反。
人类已经为同理心提升付出代价——地球资源枯竭，大部分人类更加贫穷。问题在于少部分人所经历的同理心提升，是否能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化为一种可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计划，带领自身和他们的群体走向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避免跌入深渊。
再无异族
尽管从宗教信仰和国家忠诚角度来讲，“异族”的范围已经缩小，同理心的范围得到拓展，但直到最近，许多群体仍属于异族。不管在何处，只要是父权社会占主流，女性、同性恋者、残疾人以及宗教信仰相异、民族和种族不同者，仍会被视为异族。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
一项全球性的调查表明，过去40年间，人类对上述群体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其中对女性态度的改观最为显著。长久以来一直到工业时代，女性都被视为一种财产。在我的母亲还是一个孩子时，美国的女性仍没有投票权。
现如今，绝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性别差异已经显著变小，女权运动也拓展到了发展中国家，这对当地传统的两性关系也产生了影响。人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改善了避孕措施，接触全球性媒体，这些都促成了这种观念的改变。
在性别问题上，两性关系最平等的社会大多是富裕的国家。芬兰、瑞典、加拿大和德国在性别平等上都名列前茅。像巴西和墨西哥这种发展中的工业国家，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也有所改观。一些贫穷的农业国家，诸如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摩洛哥，人均收入低，仍维持着传统的父权文化。
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国家，女性运动也逐渐深入开展起来，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显著的转变，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2008年，在一项涉及16个国家的投票中显示，“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女性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是重要的”。86%的成年人认为，“女性享有平等是重要的”。59%的人认为，女性享有平等“非常重要”。令人惊讶的是，较为贫穷、传统的国家强烈支持性别权利——这个结果似乎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大相径庭，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来看，较为贫困、传统的国家并不太支持性别权利。
根据最新的全球调查，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尽管不如多数先进工业国家那么强烈地支持性别平等，但其态度也是相当支持的。71%的印度尼西亚公众认为，性别平等非常重要或者比较重要；在中国，这一比例是76%；土耳其的比例是80%；墨西哥的比例是89%。即便是在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对性别平等的支持率也很高。伊朗（78%）、阿塞拜疆（85%）、埃及（90%）、巴勒斯坦（93%）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性别平等很重要。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大部分人认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和男性相比，女性已经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利”。
2003年，一份涉及44个国家的38 000人的皮尤调查显示，“总体而言，女性似乎比男性对生活更加满意”。较男性而言，女性似乎对最近几年取得的进步更加满意。在接受调查的44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包括尼日利亚这种较为传统的社会，相比男性，更多女性认为“自己比5年前过得好”。
皮尤调查了14个国家的男性与女性对民主的看法，这些国家中穆斯林占大多数或者穆斯林属于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马里、塞内加尔、乌兹别克斯坦、巴勒斯坦、摩洛哥、科威特，以及在加纳、象牙海滩、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少数民族穆斯林也接受了此次调查。调查表明，“不论男女，大部分人都认为民主在自己的国家是可行的”。在6个国家中，大部分人说：“在所居住的国家，可以公开表达你的意见，批评政府，有新闻自由以及公平诚实的选举，这些很重要。”
然而，女性和男性在“是否应允许女性外出工作”的问题上观点相左。在孟加拉国，57%的女性赞成这个观点，但只有36%的男性赞成这个观点。在巴基斯坦，41%的女性强烈赞成，但只有24%的男性赞成。
大多数传统国家赞成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这一倾向越来越明显。全球对性别问题的态度转变不容小觑。这代表了与父权观念和态度的决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种想法一直阻碍女性被认可为一个完整的人。工业国家发生这种转变还不到100年，现在世界上更为贫困的国家也在发生这种转变。承认女性和男性一样，是拥有同样的自我价值的人，使同理心意识有可能拓展到人类1/2的人口，这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最近几十年来，对同性恋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电影《断背山》讲述了两个牛仔间困扰的爱情，25年前，上映这种电影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尽管时至今日，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冒犯无礼，令人作呕，但是世界各地有数百万电影爱好者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对这对爱人的困境和挣扎感同身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部电影是电影史上八大浪漫电影之一。
电影和电视对同性恋做出正面描绘，在向公众展示同性恋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电视喜剧《威尔和格蕾丝》的主角是同性恋者，连续8季这部喜剧都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数百万美国人惊讶地得知，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兼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她在一次参加奥普拉·温弗瑞的脱口秀时宣告了自己的性取向，后来又在电视喜剧《艾伦》中扮演艾伦·摩根这一虚构的角色。尽管有少数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指责了她，但是，美国多数公众赞赏艾伦坦白性取向的决定，仍是她的忠实粉丝。正是她的公开宣布性取向的行为鼓励许多普通人公开性取向，全美上下，人们在餐桌前纷纷讨论家里的同性恋亲属。
半个世纪之前，美国大多数州仍将同性恋性行为写入法律，同性恋性行为属于刑事犯罪。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这样的法律令人发指。目前，接近一半的美国人（47%）认为同性恋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有89%的人认为，同性恋在劳动待遇上应享受同等权利。在争议性更大的问题，即同性恋是否能够在学校教书上，接近2/3的多数人（62%）认可这一观点。
对同性恋观点的转变在一个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即同性恋婚姻或民事结合是否应该合法。可能没有其他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令人烦恼，更能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了，因为异性恋家庭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一点是以神学意识为基础的。
在2000年，佛蒙特州成为美国第一个赋予同性恋者民事结合权利的州，后来又有几个州效仿。尽管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不一，但根据2009年“福克斯新闻/观点动态投票”结果显示，33%的人认可同性恋婚姻，另有33%的人认可同性民事结合。
2005年，加拿大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欧盟的人们似乎对同性婚姻最为宽容。荷兰已经规定同性婚姻为合法，82%的人认可这种结合。瑞典、英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也已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欧洲东部和中部的民众对这项提议似乎没那么支持。
即便是在南美更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同性结合合法化的进程也已经开始。2007年，哥伦比亚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颁布法律认可这种结合的国家。
就全球范围而言，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千差万别。皮尤调查中心在2003年的一项调查中表明，在44个参与调查的国家中，西欧国家对同性恋问题持最为开放的态度。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有3/4的人认为“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然而，一些贫穷的非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却对同性恋持压倒性的否定态度。
即便是在同性恋是否能在军中服役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上，也有60%的美国人赞成这一惯例。
在所有国家，残疾人向来被视作一个被抛弃的团体。在中世纪的欧洲，精神病人以及身体残疾者饱受癫痫折磨，无法控制的肌肉和身体动作，经济被视为被魔鬼和恶魔的附身。残疾人一直以来都被虐待和忽略，常常被锁在偏远的地方，因为人们害怕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危害或传染公众。尽管人们也可怜残疾人，但他们通常认为残疾人低人一等。人们很少认为残疾人有和“正常”人同样的价值。
在大多数国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残疾人一直处在这种困境中。因为他们被社会排斥，大部分人和残疾人的接触有限，也无法和残疾人发展感情，产生同理性纽带。尽管很多家庭都有身患残疾的亲戚，但是这个污点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尴尬，是一个避讳的话题，特别是和邻居和同事一起时尤其如此。
人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就和对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态度一样，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众的观点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父母和残疾人活动人士开始要求让残疾学生进入公共学校教堂学习。此前，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有残疾孩子都在为“残疾人”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中接受教育。残疾孩子的父母和进步主义教育者认为，把残疾孩子同普通孩子和普通社会生活分离开来，会使残疾孩子受到侮辱。继续隔离残疾孩子意味着其他孩子无法接触他们，也不太可能和他们发展友谊并建立同理心纽带。他们认为，特殊教育加深了畏惧残疾人的传统观点，并把残疾人长期归于被遗弃的群体。
今天，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数残疾儿童（除了那种有严重缺陷的）都到公共学校学习，尽管他们在上学时可能也会参加特殊教育课程。此前，特殊教育教师担心让残疾孩子接受普通学校的环境，可能使他们受到同学的戏弄、嘲笑和欺负。随后的研究显示，如果学生事前有所准备，并且老师在对待残疾学生和非残疾学生上，行为举止得当，做出表率，残疾同学通常会被欢迎、被接受，并融合到同龄人当中。
和全纳教育一样，国家在确保残疾人平等权利和残疾人能平等地获得服务的立法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使残疾人融入更大的群体中去。原来的残疾人与世隔绝，现在许多国家，都可以在购物中心、电影院、饭店和其他地方看到残疾人。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保护残疾人在劳工问题上不受歧视，许多残疾人也有了工作。
残疾人和健全人一起工作，破除了一些由来已久的讹传和谬见。雇员有机会和残疾人共事，从而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了解。残疾人也会经历各种生活故事和情感起伏，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有缺点、恐惧、偏见、渴望和期望，和所有人一样。这种社会交往可以把同理心纽带拓展到这个之前曾被孤立并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群体。
这种转变不是随便发生的。与近期历史上其他社会运动一样，残疾人激进分子和相关组织迫使公众关注残疾人的困境和要求。“被遗弃”的群体对社会来说正是所谓的“眼不见，心不烦”，这些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近乎是透明人的。尽管从物理上而言，他们是存在的，并从事着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但人们并未关注和聆听残疾人。他们的生活对别人而言，多是一种干扰，甚至更差，简直是不存在的，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生活，思考他们的生活。我记得残疾人激进分子坐在轮椅上，到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游行，他们堵住路口，挡住高峰时期的车辆，公开抗议残疾人无法使用公共交通，以及公共建筑等地缺少缘石和通道，轮椅无法通过。在早期的抗议开始时，人们从未意识到公共广场上很少有残疾人的身影。这些残疾人先是取得了我们的关注，接着又和我们互动，最后获得我们的喜爱和陪伴。他们的行动主义改变了社会等式。
对同性恋看法的转变以及对残疾人的重新诠释——反映出他们和其他人所共有的人性，使大众更明白，更清楚，更理解，也更愿意设身处地的感受残疾人的困境，这是通过打破固有形象实现的。
在唤醒公众对残疾人困境的关注上，电影和电视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年前，我曾坐在一家满座的电影院里观看电影《面纱》，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名为洛基·丹尼斯的青少年，他的面部严重残疾，和妈妈住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个不守旧习的人，由雪儿扮演。长期以来，人们都觉得这位年轻人呆呆的，会取笑他，歧视他，但是他却尽自己所能，克服困难，用自己的人性之光温暖别人。其中一个场景是，他和一位美丽的盲女坠入爱河，这个女孩“看到”了他的温暖和细腻。他们的爱却被女孩的父母阻挠，因为他们憎恶洛基是一个残疾人。
洛基死于残疾，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人性光辉却感动了无数的人，与他们建立了紧密的同理心纽带。电影结尾时，观众的心情非常激动，他们泪眼婆娑，起立向电影致敬。这个故事激起了强烈的同理心回应，并感动了每一位观众。
其他票房大片，像讲述自闭症患者的电影《雨人》，关于智力障碍者的电影《阿甘正传》，关于一所聋人学校的电影《悲怜上帝的女儿》，根据约翰·福布斯·纳什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美丽心灵》。纳什患有偏执型分裂症，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部电影曾感动了全世界数百万的观众，并改变了大众对残疾人的态度。
全球媒体已成为一个有力的交流工具，以积极的话语，重新诠释此前“被抛弃”的群体，为数百万人打开了通往同理心的大门。
宗教的衰退
对被抛弃的群体更为宽容，同理心纽带拓展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伴随这种转变的是在这个相互联系愈发紧密，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的世界中，个人意识和自我表达意识的觉醒。数以亿计的人在各种紧密相连的网络——社交网、经济网和政治网中互动，这种复杂的全球化文明需要开放的精神，不加偏见的观点，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欣赏和对在其他人身上找寻共同之处的不断渴望。拓展同理心纽带是建立一个千百万人的全球网络的社会黏合剂。
这可能并不奇怪。在多数科技发达的国家，自我表达非常常见，而古老的神学意识正在失去掌控优势。神学意识强调严苛的外部规范，共同的联系，以及有组织、等级森严的指挥控制。宗教等级在一个扁平化的网络世界中越来越没有意义。
过去30年中世界范围的调查表明，在多数科技发达的国家，传统宗教发生了明显的衰退。农业社会中，44%的公众至少每周参加一次宗教仪式，而在工业国家中，不到1/4的人每周参加宗教仪式，在后工业社会只有1/5的人每周参加宗教仪式。同样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超过半数的人定期祈祷，在工业国家只有1/3的人定期祈祷，在后工业社会是1/4。更重要的是，贫困国家2/3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工业国家中只有1/3的人同意这个观点，后工业国家中只有1/5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
在这些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中，美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年纪稍长的美国人仍持有传统的宗教价值观，但年青一代的美国人显然没有那么传统。一些分析师提出，美国青年和其他世俗国家的青年越来越像。
所有有关全球民众观点的调查都表明，在年青一代中，宗教都在衰退。尽管所有科技发达国家的传统宗教都在衰退，精神性却在上升。精神性是指个人在广阔宇宙中对个人意义的探求。自1981年起，全球价值观调查一直在跟踪这种向精神性的转变。那些接受调查的人被问道：“你是否思考过，以及一般多久思考一次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常常、偶尔或者从未思考过？”回答“常常”的人的比例在显著上升。1981年，加拿大有37%的人回答“常常”，2001年有52%的人回答“常常”；在意大利，1981年有37%的人回答“常常”，2001年有50%的人回答“常常”。即便是在中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在上升。在南非，1981年有39%的人回答“常常”，2001年有54%的人回答“常常”。自1999年以来，称自己“有精神上的思考，但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增长了10%，2006年，美国有40%的成年人自认“有精神上思考，但无宗教信仰”。
精神性思考的发展和宗教的日渐式微，暗示了向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的转变。年青一代对于不加质疑地忠于古老的宗教教条越来越不满，他们更愿意思考自身的精神之旅。
从宗教到精神的转变表明，一个古老的藩篱正在崩溃，这个藩篱曾将“真正的信仰者”和“异教徒”分开。数百万的人正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不太会被传统的宗教和排他性的偏见所困，对于其他人对生命意义和生存目的的追寻更能产生同理心。
但是，在我们急着宣布大同时代的来临之前，必须记住，人口统计学的现实正在干预甚至抑制日益流行的世界主义意识。有一个古老说法是，人口统计学的结果是天命。这对于生物圈意识的建立可能是一个决定因素。
尽管在科技发达的工业国家，年青一代的自我表达和精神性增强，世界主义流行，人们对他人更为宽容，同理心纽带加强，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却在迅速下降。尽管全世界的出生率都在下降，但发达工业国家的生育率是在“跳水”。这些国家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1.8个孩子，在那些更为贫穷，更为传统，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女性平均每人生育2.8个孩子。
目前，有20亿人生活在世俗社会中，17亿人生活在更传统的宗教社会中。这些世俗国家在过去30年间人口增幅仅为41%，而那些更为贫穷，更为传统的国家人口却增长了82%。这种人口变化趋势表明，除非未来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的生育率发生显著转变，不然在21世纪中叶，宗教社会的人口将远远超过世俗社会。
最关键的变量是，贫穷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与富裕国家学会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是否能同时实现。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实现的话，出生率可能会稳定下来。贫穷国家的经济改善可能会带来更大程度上的两性平等——尽管在波斯湾少数富裕的石油产出国，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人口统计学数据清楚地显示，向工业社会生活的稳步迈进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与此同时，女性有更好的工作前景和独立性，这些都意味着她们会生更少的孩子。
家庭全球化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各种疆界将不同背景的人分离开，现在这种疆界已经开始消失，而排他性最后的堡垒——家庭，也正在经历同样狂风骤雨似的变化。
如同学校、工作场所一样，家庭变得更为开放，更为宽容。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更为开放，互动性更强，这势必会影响到生活中最为私密的方面。新的家庭身份在宗教、文化和种族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并且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小型移民社群。
在我父母生活的年代，如果一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将被视为一种耻辱。这样的结合不被赞同，夫妻双方的家庭可能都会和他们断绝关系。今天，年龄在55岁以上的犹太人中，超过20%的人和非犹太人结婚。35~54岁的犹太人有37%和非犹太人结婚，而年龄在35岁以下的犹太人中，和非犹太人结婚的人的比例超过41%。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结合也在迅速上升。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种结合少之又少，在美国南部尤是如此，因为南部浸礼会教徒和天主教徒摩擦不断，对天主教徒的歧视也很平常。如今，有50%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结婚。
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22%的夫妻或同居伴侣持不同的宗教信仰。
跨民族的婚姻也在迅速上升，这种趋势和现在这个日益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保持同步。举例而言，奥地利在传统上是个十分偏狭保守的国家——除了维也纳，但2002年的一项报告显示，有24%的婚姻涉及异国伴侣。2001年，近14%的法国人和外国人结婚，同年，瑞典人中有20%的人和外国人结婚。
在婚姻模式上，德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研究。1960年，几乎每对伴侣都是德国人，每25对夫妻中，只有1人是在外国出生的德国籍。到了1994年，7对夫妻中，1位或1对夫妻出生在外国。同样，1960年，只有1.3%的新生儿家长是外国人，到1994年，18.8%的新生儿有一位在外国出生的父亲、母亲或一对父母。从传统上说，德国是一个一元国家，而现在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文化多元性的国家。文化之墙的倒坍与民族身份的融合，使先前相互分离的个人，相互疏离的文化融到一起，缩小了“他者”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那种——拓展的家庭中的范围。这种情况发生时，越来越有理由用同理心意识去解释。
甚至在日本这个长久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排外、最封闭的国家，2004年，每15对夫妻中就有一个外国人。大部分的涉外婚姻都是一个日本男性和一个外国女性，她们多为中国人、菲律宾人和韩国人的后代。
在美国，2/3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结婚。
说到“异族”通婚，在美国最后一种禁忌的婚姻关系可能是白人和黑人的结合。1967年，好莱坞发行了一部名为《猜猜谁来吃晚餐》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黑人男孩受邀到白人女朋友家吃饭的故事。影片的关键之处在于，女孩并未告诉父母，自己的男朋友是黑人。这部电影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年，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决定废除异族通婚法，这条法律曾禁止异族通婚。41个州曾一度将禁止异族通婚写入法律。
若想了解这项法庭决定的重要性，请想象一下，仅在9年之前，195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有两个黑人男孩，一个7岁，另一个9岁，只因一个白人女孩亲了他们中的一个，两个男孩便被逮捕，定罪并判处入狱12~1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出面干预，确保释放两个孩子。
在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上，公众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87年，只有48%的美国人同意“我认为黑人和白人约会没有问题”的说法，25%的美国人认为“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到了2003年，7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黑人和白人约会没有问题”。而对于异族通婚这个更为棘手的问题，观点上的改变则更为显著。1958年，只有4%的白人同意黑人和白人的异族通婚，到1997年，这一比例增至67%。
今天，10个美国人中有4人曾和异族人约会，有3人和异族人有过恋爱关系。
异族间约会，对出生于1976年后（Y世代）的年轻人来说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多达91%的Y世代年轻人认为“可以接受和异族约会”，而长辈一代中只有50%的人这么认为。
这种观点上的转变在美国异族婚姻的数量上有所体现。1970年，只有不到1%的婚姻是异族结合。到2000年，异族婚姻的数量上涨到5%，到2005年，在美国5 900万对夫妻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与此同时，50%的35岁以下已婚亚裔有异族伴侣。
2008年，著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在自传中透露，在20世纪70年代，她曾和马萨诸塞州黑人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有过一段情。当时她被警告，不要把这段恋情公之于众，否则可能遭到强烈反对，影响两人的职业生涯。现在，大多数美国年轻人都会认为这种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许多美国名人的婚姻都是黑人与白人的结合，包括前美国参议员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民权运动领袖朱莉安·邦德、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威廉·科恩、演员罗伯特·德尼罗。
异族通婚生育出的孩子也越来越常见，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是贝拉克·奥巴马和泰格·伍兹。美国有超过300万的异族混血儿。
异族通婚使同理心纽带得以拓展到30年前无法想象的领域。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麦克尔·罗森菲尔德通过观察发现，“种族上的分隔是一种根本性的分隔，但是当你的家庭里有‘异族’时，你就很难把他们当作‘异族’了”。超过1/5的美国成年人（22%）表示他们有亲戚和异族人结婚。当两个不同种族的人，或者说两个不同民族的人结婚，他们把两个人的亲戚，以及亲戚的朋友都联系起来了。“我们”的范围拓展了，人们得以和更多的人接触。随着人口在文化上、种族上更加多元化，家庭变为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家庭中探索共通的人性。
对其他物种心怀同理心
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对女性、同性恋和残疾人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跨宗教、跨民族和跨种族的约会及婚姻显著增加，这些都充分表明原来将人们分隔开来的传统边界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具世界主义的情感。有了这种情感，同理心意识得以拓展到崭新的领域。
同理心意识的拓展并未在人类思维的最后一个据点前停下脚步。现在有一个运动正在兴起，可能将人类的同理心延伸到人类自身之外，对其他地球生物也怀有同理心。对其他生物怀有同理心这个理念非常具有争议性，一些人觉得这是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很荒谬。充分运用想象力，将其他物种视为我们的同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就是我们人类和其他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是何种关系。
19世纪，随着英国和美国相继成立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人们也开始注重动物福利及动物保护事业。现代世界的环保运动正是发生在20世纪早期。在进步时代，保护自然栖息地和珍贵物种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部分，目的在于以更有效、更合理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然而，时至今日，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主流的环保运动仍然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它们主要是为人类利益而考虑的，是为了给人类留下适量的自然资源。地役权和一些保护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
黄石公园、约塞米蒂公园、阿卡迪亚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等美国大型国家公园都是在19世纪末期以及20世纪初期建立的，政府希望借此保护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建立的理由也包括审美的需要——要保护美国天然遗迹的雄美，使人们可以享受这种美景。
现代生态运动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末。1970年“世界地球日”设立后，这项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人们不仅承认物种的功利价值，还承认物种具有内在价值，应该受到人类的尊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应该优先保护自然珍稀物种还是优先发展经济的论战一直没有停止过。西北太平洋沿岸树木砍伐情况严重，是否要保护濒于灭绝的北方斑点猫头鹰在美国引起广泛的讨论，人们纷纷讨论是否应该为了拯救一个物种而让数千名伐木工人失业。同样，捕鲸活动威胁到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哺乳生物，来自挪威和日本的捕鲸人与环保激进分子势不两立，这也引发了全球性的公共讨论。
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辩论的焦点问题是生态系统的变化态势和保护物种栖息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因为保护动物栖息地也是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即使关于物种根本价值的讨论，更多的也是关于它们在各种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而非关于它们自身存在的权利。这并不是说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不是激励人们的一个重要主题。年青一代的环保主义者们对大自然有一种深深的亲近感，爱德华·威尔逊称之为亲生命性，他们心怀热情想要和他们的同类生命密切交流。但是，在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中，理性功利主义的观点仍然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动物权益运动突然而有力的兴起算得上是最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进展了—40年前这股力量几乎不存在。
我的妻子卡萝尔·格鲁内瓦尔德很久之前就是一名动物权益保护者，她提出的论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她认为，传统环境保护组织的参照标准都比较抽象，关心的是所有物种的福祉，而动物权益保护运动则不同，其出发点是一种深刻的情感承诺，希望能减轻个体生命所遭受的痛苦，认为所有生命都享有相同的权利以各自的生命形式生存和繁衍。虽然动物权益保护者承认其他生物的权利在程度和种类上同人类的权利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坚定地相信，每个个体的生命旅程都和人类个体的生命旅程同样重要、意义非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项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就像两艘在黑夜里航行的船只一样没有任何交集。即便到了今天，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微乎其微。虽然在事实上，动物权益运动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更为广泛的环境问题，因为动物权益保护者们不断意识到，动物个体所遭受的痛苦和影响它们生活的宏观环境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而环保主义者们也开始对个体生物的权利给予某些程度的承认。一些国际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也开始抗议对个别动物造成的伤害，他们参与到反捕鲸运动中，也对加拿大每年惨无人道地大规模屠杀海豹幼仔进行抗议。
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益保护者之间的分歧就像旧的思想意识和新兴的生物圈意识之间的分歧一样，前者强调理性、实用和效率，而后者则是基于个体参与、情绪认同和同理心的拓展。
人类同动物在情感上的亲近由来已久。不过直到20世纪，作为新兴媒介的电影才让数百万人同动物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虽然这种情感是间接性的。于1938年出版并在次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鹿苑长春》，在1946年被制作成电影搬上大荧屏，向全世界的观众放映。
故事所围绕的主线，是一名生活在美国偏远农村的少年和一头失去母亲的小鹿之间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而当时美国西部边疆地区残酷的生存现实逼迫着少年在家庭的安全和小鹿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
数百万电影观众泪洒影院，因为他们对少年的困境和其动物伙伴的命运产生了同理心。一大群人在公共场合分享这样的经历，帮助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发现的、对其他生命的同理心是合情合理的。
沃尔特·迪士尼的作品大都也采用相似的主题，尤其是动画电影《小鹿斑比》。这些作品帮助几代青少年习惯于间接性地体验同其他生命之间的同理心纽带。
评论家们称，把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纽带情感化和人格化，不仅是对其他生命的不准确描绘，同样也弱化了将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分离开的残酷现实，这是对自然的“迪士尼化”，将其变为童话。的确如此！但是，电影中的此类描绘同样唤醒了数百万青少年和成年人，启发他们富有同理心地想象其他生物的生存困境，从而为人类意识开启了新的同理心领域。
事后看来，人们发现迪士尼对动物的刻画比当时很多科学专家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相信动物不仅仅只是拥有机械性的刺激–反应系统，受困于本能的行为规律，以及不能够从行为中学习或者体验情感。
20世纪90年代，一种全新类型的动物电影，比如《小猪宝贝》，以及电视频道，比如动物星球和流行的电视节目，比如《鳄鱼猎手》，都唤醒了数百万人内心热爱生命的本性。
媒体对动物的热衷反映出当时人类与作为其伙伴的动物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互动。仅仅在美国，宠物行业的规模已经暴涨至每年380亿美元。有63%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只狗、一只猫或者其他非人类的家庭伙伴。根据一份最近的调查，在69%以上的美国家庭中，狗和猫每天晚上都和主人一起在床上睡觉。
媒体的宣传以及人们在家中同其他动物重新建立的亲近关系，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其他物种所处困境的认识和敏感度，同样也使人们更加积极地保护其他物种。根据2008年盖洛普关于如何处理动物的调查，公众中64%的受访者赞成“在如何处理农场动物方面制定严格的法律”，38%的受访者同意“禁止包含动物竞争的体育运动，比如赛马或者赛狗”，3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禁止“在实验动物身上进行一切医学研究”。对于动物权利这一中心问题，25%的美国人相信“动物应该拥有和人类完全一样的权利以免遭受伤害和利用”，而72%的人相信“动物应该受到一定的保护以免遭受伤害和利用，但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利用它们仍然是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