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上半叶，人类的石油时代已日薄西山。全球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持续大幅波动，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石油行业将会迎来巅峰时刻。今天，煤、石油、天然气仍然是世界上的主要能源，但人们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识到了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对化石燃料的过分依赖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阻力。与此同时，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急剧增加，造成全球气温上升，可能带来前所未见的全球气候变化，这对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未来都是不祥的信号。
以化石燃料为能源的代价越来越大，地球的气候和生态遭受愈加严重的破坏，两者将影响和制约人类在下半个世纪中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决策。每个国家和行业都必须扪心自问的一个经济问题是：随着化石燃料的外部性和缺陷性日益显现，逐渐超过了其潜在利益，固有的能源机制日趋式微，在未来数十年间，如何打造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呢？
生态系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加快了人类进行超大规模迁徙的步伐，这些“环境难民”逃离生态脆弱的地区，寻找食物、水和新的居住地。据估计，目前他们的数量大约在2 500万，到21世纪中叶，环境问题预计将导致多达2亿或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2007年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终于发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第4次评估报告。这要归功于来自130多个国家、横跨各个学科的2 500位科学家。多年来，他们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运行电脑仿真模型、发表研究成果，最终汇集成这个有关地球生物圈的最详尽的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正在影响地球本身的气候和化学反应，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物种构成威胁。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表示：“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百万分之280上升到2005年的百万分之379。”如今，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远远超过了过去65万年的自然变化范围，科学家研究南极冰芯样本后发现，过去65万年间，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处于百万分之180到百万分之300之间。”
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3倍还多，其在大气中的浓度“已从工业化前的约10亿分之715增加到2005年的10亿分之1 774”。跟二氧化碳一样，今天大气中甲烷的浓度“远远超过过去65万年间甲烷的自然变化幅度”。
第三种主要的温室气体是一氧化二氮，其浓度由工业化前的10亿分之270增加到了2005年的10亿分之319。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近300倍。
这三种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越来越高，使太阳辐射达到地球后产生的热量滞留在地球的大气层中，无法返回太空，导致地球大气层迅速升温。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小组提供的数据，自1850年开始对气温进行记录以来最热的12个年份中，1995~2006年的12年中就有11年上榜。
工业时代的熵账单
全球变暖是为工业革命付出的昂贵账单。为了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我们燃烧了大量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热力系统中的熵）在大气中增多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无形的玻璃罩，使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无法向外层空间发散，其结果是地球表面变热。
碳基燃料的首要消耗者是建筑，主要以用电的形式。在美国，建筑大约消耗了36%的总能量和65%的电能，向大气中排放了30%的温室气体。
化石燃料时代同样也带来了工业化农业的发展，还有意义深远的人类饮食结构变化，因为饮食中更普遍地出现了用谷物饲养的肉类。现代畜牧业，尤其是牛的饲养，除了产生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还制造了大量的甲烷，已经成为全球变暖的第二大“凶手”，仅次于建筑业。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共同获得者拉金德拉·帕乔里呼吁消费者减少肉类食品的摄入，并以此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了。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指出，牲畜排放了18%的温室气体，比交通运输领域产生的温室气体还要多。人类相关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中有9%是由牲畜（主要是牛）产生的。此外，它们还产生了比例更大的、温室效应更强的温室气体，如65%的人类相关活动产生的一氧化二氮，其主要来源便是这些牲畜的粪肥，37%的人类相关活动产生的甲烷也来自牲畜。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21世纪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会翻一番，将很可能导致地表温度升高2~4.5摄氏度（最可能上升3摄氏度）。然而，科学家们依据一些预测模型提出警告，地球升温可能“远远高于”4.5摄氏度。
其他的一些气候变化模型预测的情景比这更可怕。来自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麦尔斯·艾伦与英国其他几所大学以及著名的哈德利气候预测与研究中心合作，首次开展分布式计算气候变化模拟项目，利用9万台个人电脑对全球气候未来的变化进行了2 000个以上不同的模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气候模拟研究。在此之前，使用超级计算机进行的械模拟从来没有超过128个。这次大型研究的结果刊登在2005年的《自然》杂志上。在受到诸多争议的同时，他们模拟的结果，用艾伦的话说，“非常令人担忧”。虽然这次大多数的模拟结果预测地球平均升温3.4摄氏度，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间值相近，但在最糟糕的时候，所得数字却远远高于此前的全部预测结果——到21世纪末，气温预计将升高11.5摄氏度。如此大幅的升温意味着地球上大多数物种实际上都将灭绝。
一些科学家认为，3摄氏度已经是极度保守的了，因为潜在的正反馈效应还有待考虑。但是即便地球只升温3摄氏度，也将把人类带回到300万年前上新世时期的温度。那个世界与如今我们熟知的截然不同。
更可怕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测，如果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气温上升1.5~3.5摄氏度或更高，20%~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为了更好地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要记住，自地球生命诞生以来的38亿年间，总共发生过3次大型生物灭绝，而恢复生物多样性需要将近1 000万年的时间。
事实上，人类还没有意识到气温不断上升将带来多么恶劣的变化。设想一下，如果加拿大中部有着现在伊利诺伊州中部的气候，或者纽约有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气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虽然人类可以往北迁徙，但动植物可能没法迅速迁徙到适合自己的温度带。许多无法调整和适应的生态系统将灭绝或被取代。
曾经担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1998~2002）和英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主席（1992~1998）的约翰·霍顿爵士指出，全球的微生物和动植物通过进化，已经适应了某些特定的气候区。他说：
“气候变化将改变一个地区环境与不同物种间的相适性，改变这些物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竞争力，所以即便气候发生相对细微的变化，也会逐渐导致生态系统的组成发生根本变化。”
霍顿所指的气温变化是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发生的，然而，全球变暖可能在短短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改变气候状况。“大多数生态系统无法迅速回应或迁移。”霍顿说道。当生态系统与气候越来越不协调，生态系统便会变得更加容易受到疾病、虫害和其他灾害的侵扰。
由于树木的寿命很长，再生所需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当气温急剧变化时，森林系统尤其容易崩溃失衡，树木回枯。森林覆盖着地球1/4的陆地表面，是许多生物的家园，所以全球气温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将对地球的其他物种产生巨大的影响。
过去16年间驻扎在哥斯达黎加的科学家们的记录表明，随着当地地表持续升温，雨林的树木生长率在不断下降。密苏里大学研究员德博拉·克拉克的报告指出，“夜间气温升高给热带雨林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夜间气温升高还会使树木进行更多的呼吸活动，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这些发现令科学家们担忧。研究升温与树木生长率下降关系的调查员们注意到，热带雨林吸收的二氧化碳占“陆地上以光合作用形式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的1/3。如果树木继续在呼吸作用过程中释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从本质上改变二氧化碳的吸收和释放平衡，那么大气中大量增加的二氧化碳可能会使全球升温幅度超过当前预测。
布拉克内尔英国气象局的彼得·柯克斯说，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将会看到亚马孙大量的森林回枯，其原因是森林无法承受升温带来的热量，以及被排放到大气层中的数十亿吨二氧化碳。据同样来自英国气象局的约翰·米切尔所说，亚马孙雨林是陆地上二氧化碳最大的消耗体，如果它与其他森林灭绝，全球气温将在21世纪被推高6~8摄氏度。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所述，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影响是对地球水循环的影响。水循环发生变化，将反过来大面积摧毁地球的生态系统。
75%以上地球表面被水覆盖。这也是为什么地球常被称为“水的星球”。不幸的是，全部水资源中只有2.5%是淡水，其中75%储藏在冰川与积雪中。只有不到0.3%的淡水资源在河流湖泊里，可以取而用之。
尽管有些地区可利用的淡水资源缺乏，造成当地生态系统连同居住其中的人类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甚至面临崩溃瓦解，但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说地球上的水资源是足以维持整个人类的生存的（人身体的2/3由水组成）。目前，地球水循环可能会发生全球性的变化，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
气温升高使蒸发的水更多，向大气排放更多的水蒸气。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层的储水能力便增加7%。大气层储水能力的变化影响水循环，尤其是降水的“量、频率、强度、时长和类型”。大气层中水蒸气增多最重要的影响是“使降水更猛烈，但降水时间缩短和/或降水频率减小”，造成每年发生更加严重的洪涝灾害。
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已经开始表现出对地球水循环的“实时”影响，导致季节性降水发生变化，使广大地表更易遭受灾害的侵袭，如干旱和沙漠化、更猛烈的洪水，以及其他更强烈的气象活动，包括飓风、龙卷风和野火。
气候变化速度之快，使科学界为之震惊。事实上，联合国之前的3份评估报告都极大地低估了地球天气形态变化的速度，以及升温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后果。
例如，2001年发布的上一份联合国报告注意到世界各地高山上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然而，在当前的这份报告里，科学家们注意到某些地区的积雪和冰层退化的速度比之前预想的还要快。预计到2050年，一些地区的冰川面积将缩小60%以上。
同样的，早期的报告警告人们，在22世纪我们将遭受更加猛烈的飓风。而2007年的报告指出，事实上在过去30年间，飓风已经变得更加强烈，四五级飓风的数量剧增。一项于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结果表明，与20世纪70年代比，四五级飓风的数量已然翻了一番。
最后，早期的报告虽已承认北极冰川已经开始融化，但2007年的报告预测北冰洋大部分区域的夏冰可能减少75%，到21世纪中叶，北冰洋可能对商业交通开放。
预测值偏低的原因是当前气候变化预测模式无法预料到每个潜在的正反馈回路，其可能在整个生物圈系统中引发一个转折点，造成温度进一步升高。例如，目前这份联合国报告提到了西伯利亚北极地带和亚寒带的永久冻土层融化现象，也注意到了该现象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永久冻土层融化现象很可能导致地球气温发生质变，这一点却没有在报告中得到全面的叙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西伯利亚亚寒带地区的近期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可能存在一个极大的正反馈回路，引发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造成灾难性后果，使地球加速升温，超过目前的预测范围。
西伯利亚亚寒带地区覆盖着广袤的冰冻泥炭沼泽，面积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总和。在上个冰川时代到来之前，这片土地大多还是草原，上面的野生动物生机勃勃。从远处漂来的冰川将所有有机物埋藏在永久冻土层下，直至今日。如今，我们看到西伯利亚绝大多数地方寸草不生，但其实永久冻土层下埋藏的有机物质跟世界上所有雨林所含有机物一样多。
现在，随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地球日益升温，陆地上和沿着海床的永久冻土层开始融化。如果解冻发生在陆地上，有氧气存在，那么有机物分解将产生二氧化碳。如果解冻沿着湖架发生在水中，没有氧气存在，那么分解产生的就是甲烷。正如前文所说，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3倍。
研究员们开始提醒我们，21世纪的某个时间点可能产生转折，那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产生的回馈效应将变得失控，导致大气急剧升温。一旦到达那个临界点，地球气温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急剧上升，那样的话，人类将束手无策，任何技术或政治手段都无法阻止失控的反馈效应。
在200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和2007年5月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上的文章中，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北极生物研究所的凯蒂·沃尔特博士和她的研究小组认为，永久冻土层的融化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科学家们注意到，在介于冰川期和间冰期之间的远古时代，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02年发布了一份令人忧心的报告，其中科学家们提醒我们，原本预测将发生在未来100年内的全球变暖趋势可能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在几年的时间里加快脚步，彻底改变地球的气候体系，破坏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和人类聚居点，使动物、植物和人类猝不及防，根本没有时间去适应。新的气候体系可能使地球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后果将影响未来数千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指出，气候突变的影响是长期的，在过去10万年间也曾反复发生过。比如新仙女木事件[1]。
该研究还表明，“当一个气候体系跨越某个临界点，气候便会发生突变，引发气候体系向新的状态过渡，过渡的速度由这个气候体系本身决定，并快于引起过渡的原因”。再有，古气候纪录显示，“气候变化最剧烈之时正是决定气候体系的各种因素变化之时”。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预计将在21世纪使二氧化碳排放量翻番，全球气候激变的条件可能即将成熟，也许就在几年之内。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写道：
“目前的趋势和对22世纪的预测都表明气候的平均值和变量非常可能达到仪表纪录数据或近期地质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水平。这种趋势可能使当前的气候体系跨越临界点，到达一个新的状态。”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专家指出：“当气候体系接近临界点时”，只要临界条件发生一个小小的偏差或气候体系中随机出现细微的波动，就可能“引发巨大的变化”。
气候突然发生变化，就如新仙女木强降温时期发生的那样，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新仙女木强降温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的云杉、冷杉和纸皮桦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遭遇了大规模灭绝。“马、乳齿象、长毛象、剑齿虎和其他多种动物遭受的灭绝之惨烈，几百万年以来无出其右者。”
美国国家科学院展示的是一幅如梦魇般可怕的图景：气候因随机事件跨过临界点，达到新的状态，造成大范围的灾害与毁灭。生态系统可能突然崩溃，森林被野火毁尽，草地完全退化，变成风沙区。野生动物可能会消失，饮水传染的疾病，如霍乱，以及传病媒介传染的疾病，如疟疾、登革热和黄热病可能大肆蔓延到寄主活动范围以外的地区，威胁人类健康。
报告在结尾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
“从古气候纪录可以推断出，我们现在预测的气候变化可能不会与温室气体的浓度成比例，逐步发生，而是通过在次大陆或更大的区域内，气候体系不断发生突变来实现……否认这种可能，或对过去突然发生过的变化与将来的联系轻描淡写，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全球变暖是工业时代红利背后的肮脏一面。过去几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人类燃烧大量“储存太阳能”的燃料，如煤、石油和天然气，以获取工业化生活方式赖以实现的能量和物质。人类消耗的能源已经积累在地球的大气层中，并反作用于地球的气候和地球上诸多的生态系统。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评估报告的最后，急迫地警告人类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制定一个更一致、统一、系统的长期规划，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果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地球将走上一条不归路，人类文明、人类这个物种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都将被摧毁。
尽管人们正在逐步关注全球变暖的反馈回路及其对生物圈潜在的影响，但有一类反馈变量在预测模型中很少被提及。气候变化造成的失衡日趋严重，已经威胁到了上亿人的安全，很快便会威胁到几十亿人的安全，这是前所未有的。陆地和海洋将出现更多严酷的天气，如飓风、洪水、干旱、野火和升温，导致世界各地地域冲突频发。人们为了水资源、石油、陆地、矿产和数不胜数的其他资源大打出手，争夺生存必需的资源。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争先恐后地赶在能源价格升高和气候变化之前跨过边境线，邻国之间由此发生分歧。
石油短缺造成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为政治动乱煽风点火，加快三大洲的武装冲突和内战。当前，正在进行的内战有1/3是在石油产出国进行的。全球石油产量即将到达峰值，意味着世界一半可开采的石油储量已经被消耗殆尽，气候变化速度加快、生态系统遭受实时破坏，经济、社会空间都是暴力升级的导火索。
核武器与世界末日
人类很可能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在这种情况下，核原料的扩散和相对容易获取的致命转基因病原体更显可怖。关于如何制造小型原子弹或威力更强的转基因病原体的知识越来越容易获取。曾专属于精英阶层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今也日益大众化。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专家相信，如今甚至都无法封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避免流氓政府、恐怖组织或精神失常的个人染指。一些政府分析人士认为，最差的情况是能源价格上涨、气候变化加速与冲突升级同时发生，几种因素相互叠加，相互促进，人类为了在环境恶化的地球上争得一席之地而互相残杀。不管是因为气候变化，还是因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类的末日是毋庸置疑的。目前的事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实非乐观。
核武器俱乐部近年来更加得寸进尺。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达到9个。更让人不安的是，还有另外40个国家拥有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其中许多国家还能获取必需的原料。
最近，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对建设核反应堆产生兴趣，使核武器扩散的危险更加现实。垂死挣扎的核工业成功复辟，用某些手段搭上了气候变化的末班车，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黑色幽默。全球的核工业游说团争辩说，在支持传统发电方式的资源中，唯有核能不排放有害的二氧化碳，因此能够将功补过，为世界提供更多的能量，帮助减缓全球变暖。它们的说辞完全罔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和潮汐能，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核能根本无法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相反，核能可能使全世界横冲直撞地进入新的核武器竞赛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核战争。
要想让核能对气候变化产生哪怕些许有益的“边际影响”，核能就必须至少提供世界所需能量的20%。这就要求用核电站取代443座目前还在服役的老化电厂，还要另外建造1 500座发电站，使核电站总数达到2 000座左右，造价大概要5万亿美元。实现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意味着在未来60年中，每30天就要建设3座核电站，就连电力公司和公共事业公司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白日梦。
在一个充满地域冲突的世界里建造几百甚至几千座核电站的想法，简直是疯狂。一方面，美国、欧盟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害怕在建造核电站的过程中，个别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浓缩铀，用来制造原子弹。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急切地想把更多的核电站建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就意味着铀和用过的核废弃物将在各个地方进行运输，并堆放在各种临时场所，这些地方常常靠近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
能够利用核能进行铀浓缩并从用过的核燃料中提取钚，加深了人们对安全的顾虑。一想到钚可能落入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手中，安全事务分析人士们便不寒而栗。核电站是恐怖分子袭击的最终目标。2005年11月8日，澳大利亚政府逮捕了18名宗教极端主义恐怖分子，他们宣称自己密谋炸毁澳大利亚唯一一座核电站。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实施，那么澳大利亚将遭受与因“9·11”恐怖袭击事件而全城瘫痪的纽约同样的命运。
人们对核能重新产生的兴趣已经引发了一场“铀竞赛”。几年前，勘探铀的公司只有几十家，如今有上百家公司在地壳中寻找新的铀矿。更让人忧虑的是，包括南非、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准备进行铀浓缩工作，其他国家也在考虑紧随其后。
由于担心核复辟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核武器竞赛，国际原子能机构于2006年召开了一次政府首脑紧急峰会，讨论在允许一国生产核燃料的同时，应该对其采取更严格的限制。美国前参议员山姆·纳恩是核扩散方面的领军专家，他严厉警告道：“这些危险是急迫的，我们正在合作与灾祸之间摇摆，而现在的结果还不确定。”
问题的关键是并没有一个故障安全的防火墙，能够区分核原料到底是被用在发电的和平用途上，还是同样的原料和技术被用来制造原子弹。相关领域的专家们指出，除了最初拥有核武器的3个国家，核弹俱乐部的后来者中的一部分，利用民用核能知识，将铀浓缩到核力发电所不需要达到的高浓度，或从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中提取钚。
安全事务专家最担心的是如何组装和引爆核武器的知识得到广泛扩散。W·J·布劳德与D·E·桑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讨论该话题的详尽的文章，其中对此问题做了归纳，文章说道：
“经过数十载的学术挖掘、政府解密、关于铀和钚冶炼方法的公开研究和互联网的兴起，此类信息大都可以被恣意获取。”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道出了对于核裁军的悲观情绪，他说道，“国际社会几乎是在梦游”，丝毫不考虑核能产业复苏的逻辑和后果，而是不知不觉地一步步走向核扩散的道路。
致命病原体的扩散
一个人口日益密集、联系日益密切、日益复杂的文明，其弱点是更容易全面崩溃毁灭。美国人民意识到这个道理还是在2001年，当时，带着致命炭疽病孢子的信封通过邮寄到达美国各地似乎是被随机选中的个人手上，造成6人死于炭疽病。美国人心惶惶，他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致命的新式生物制剂是否会像核武器一样，对国家安全造成同等规模的威胁。人们的担心主要集中在迅速发展的生物技术改革和即将到来的基因工程技术时代。
专家们注意到，正如隐藏着原子弹威胁的“原子为和平服务”倡议一样，生物技术也存在同样的隐患。用于各种商业途径的遗传学信息和知识数据库，其用途包括从修改农作物和动物的基因到创造新型疫苗和药物，也可以转而为制造更强效的转基因病原体服务，其潜在的致命性堪与原子弹比肩。
人造基因武器常被称作廉价的原子弹，它只需要一个最低只要1万美元、可以安装在地下室里的现成实验室。世界上很多最危险的病原体都可以被培育出来，或者通过商业渠道获得。限制性酶和其他的生物技术材料同样可以弄到，且往往对获取者的背景几乎不做安全筛查。
制造重组DNA人造武器的方法有很多种。新的生物技术可以将基因嵌入具有感染性的微生物中，以增强它们对抗生素的抵抗力、毒性和在不同环境下的稳定性；也可以将致命的基因嵌入无害的微生物中，伪装成对人体友好的生物制剂，从而不引起人体排斥。甚至还可以将基因嵌入能够影响人体调节功能的有机体内，这些调节功能可以控制情绪、行为和体温。科学家们认为甚至有可能克隆选择性毒素，消灭某些因为遗传特性而更容易受到特定疾病攻击的种族或民族。基因工程也可以被用来摧毁农作物或家畜中特定的品种或物种，以达到使一国经济崩溃的目的。
大多数的政府宣称自己的生物战措施本质上仅仅具有防御功能。然而，人们普遍承认该领域的研究实在无法分清到底是防御还是进攻性质的，因为在制造只是“病原体的弱化版”的疫苗时，也有必要制造有毒的病原体本身。在其1983年11月发表于《原子科学家公报》上的文章中，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前校长罗伯特·辛西默评论说，由于这类实验的性质，目前并没有哪种方法可以明确地区分致命毒素是被用于和平用途还是军事用途。
直到20世纪80年代，致命病原体还无法成功地以工业规模进行培育，从而限制了其潜在的影响力。但是，生物技术革命打破了这一平衡。1986年美国国防部向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
“在此之前，只能少量获取且无法与大量的生物材料一起获得的强劲毒素，现在能在相对较短的培育期后，进行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培育过程包括鉴别基因、目标分子加密、将得到的序列转移到受体微生物，使微生物能够复制目标分子。这种重组有机体可以以任何规模进行培殖。以前只能少量获得的复合物因此变得容易大量获得且价格相对低廉。”
致命病原体真的能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原子弹相提并论吗？1993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空用飞机投放220磅[2]的炭疽病孢子，便可以使300多万人丧命。
由于担心未来出现生物战，美国政府从联邦基金中抽出将近500亿美元，用于建造安全性能高的新实验室，研发新疫苗，储存药品。
仅在美国，就有分布在400多个实验室的超过14 000人被允许从事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病原体实验。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商业和学术实验室的数千名基因工程研究人员，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转基因技术制造基因武器。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研究生能够接触到大学实验室、相关材料和设备。所以，现在人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批评者因所谓的“生物知识全民化”现象而震惊，这种全民化提高了新一代大规模杀伤性转基因生物武器诞生的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核技术和生物技术越来越有能力摧毁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社会。当然，我们可以努力预测人类越来越复杂的生活方式可能遭受的所有威胁。这也正是我们的政治领袖所希望的。可是，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复杂性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因而也是易于解决的，而这些核技术和生物技术带来的威胁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那些利用这些技术作恶的人，他们的想象力有多少种可能，他们制造的威胁就有多少种可能。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观念，这样人类才能开始学着如何在一个星球上和平共处。
这个未来图景看上去很难想象，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毫无疑问，现在已经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一群人开始呈现出全球性的世界主义意识，他们的同理心拓展到了人类和各种动物。现在，轮到坏消息了。新的全球意识的产生应归功于复杂度更高、人口更密集、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结构的出现，但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依赖更多的化石燃料和其他资源来支撑，维持其供应链、后勤保障和服务。需要的能源和资源越多，要支付的熵账单就越高昂，就是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使地球生态系统紊乱，而世界也因化石燃料时代的式微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以获取能源，由此造成各地社会与政治动荡不安，发生公开冲突、内战和边境对峙。冲突由局部升级到全球范围内，使人们对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追求更为迫切。
但是如果直到现在为止，人类的进步都需要靠熵的不断增加，以产生更多的同理心，那么人类的命运是否要以这种终极悲剧结束——在文明灭亡的最后时日，人类才开始建立生物圈意识？换句话说，如果同理心意识和全球性的世界主义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那么前者的好处不是被后者抵消了吗？人们只能守着苦乐参半的世俗智慧，跌进历史的尘埃里。如果你的直觉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果，那么你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想法的人。这可能真的会是人类最后的印记了。
打破人类历史谬论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漫长阶段将要走到尽头，新的旅程即将开始。在一系列探讨人类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的新研究中，人们发现，几千年前第一批大河文明诞生以来便伴随着人类传奇故事的历史辩证法可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为了避免从一开始就让怀疑情绪占了上风，有必要引用一下生态系统动力学作为类比，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进化过程可能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生物圈时代。
生态学家习惯将生态系统的进化消长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先锋阶段和顶极阶段。在先锋阶段，各个植物群和动物群繁殖扩散，消耗所能获得的所有能量。先锋活动改变了栖息地的物质层，产生新的食物来源，反过来改变了后续阶段物种的种类和数量。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植物群和动物群发展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物质和能量的消耗也达到了平衡。著名的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指出：
“顶极群落是自我延续的，与栖息地处于平衡状态。与还处于发展阶段或不稳定阶段的先锋群落不同，在一个顶极群落里，有机物的年净积累量为零。也就是说，群落的年产出和输入被年消耗和输出中和。”
亚马孙雨林是顶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顶极群落远比先锋群落更稳定，其生物群之间达成了平衡关系。先锋群落的超额产出已被可持续产出取代，从而保护了栖息地以及居住于其中的生物群。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即使是顶极群落也非处于静态，而是受制于各种情况：新物种的引进、反馈效应、不断影响群落内部关系的滞后和干扰、动力学、分布区和熵流。
顶极生态系统成为探索可持续发展深层含义的指南和隐喻，可持续发展是国际政治对话中常被挂在嘴边的术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因布伦特兰报告得到推广，是以成熟的顶极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为蓝图而设计的。问题是，既然人类已几乎入侵并占领了生物圈的各个角落，我们是否已经完成先锋阶段？如果已经完成，那么是否准备好进入顶极的发展阶段，与生物圈正面相对？
所有这一切将我们带回到一个问题：什么让人幸福？正如第9章指出，托马斯·杰斐逊将幸福这个词添加到《独立宣言》中，宣称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且这种权利不可剥夺。然而，他所说的幸福需要加以限定。在杰斐逊那个年代，幸福常常是跟财产挂钩的。例如，《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宣称：
“所有人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也就是说，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
黑格尔试图厘清幸福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他争辩道，财产是人的个性的延伸。他指出，财产使个人能够将自己的意愿赋予一样“事物”。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征用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使之融入他的延伸人格。这样，财产便成为他延伸的自我的一部分，一种投射自身存在和与人相处的方法。他写道：
“人格努力寻求现实表现，或者换句话说，将外部的世界占为己有。要想将外部世界占有为自己的人格，需要通过获得财产来实现。”
他人是通过一个人拥有的实物来认识，并认同他的人格。对黑格尔来说，财产和人格几乎是同义反复的两个词。一个词蕴含着另一个词。其中隐含的假设是，一个人聚集的财产越多，他的人格得到的发展就越大。而一个更充分发展的人格又铸造了一个更幸福的自我。
私有财产的积累在极大程度上被等同于一个人的幸福状态。功利主义哲学家拿起了自然法理论的旗帜，认为“当社会确保每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最大份额时，便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幸福感”。
功利主义哲学家把人的幸福与私有财产紧密联系起来，并将私有财产植入个人本质，他们制造了这样一种观念：人是贪得无厌的动物，他们不断攫取更多的财富是本性使然。
甚嚣尘上的“金钱可以买到幸福”的世俗观念，虽然时不时地遭到批评人士的质疑，但是传统智慧认为通往财富和幸福的道路是同一条。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摆脱历史铁腕的希望就渺茫了，在历史规律中，人类意识的觉醒从来都是依托于财富的，而积累财富需要通过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而这反过来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增加环境中的熵。
但是，大量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已经开始挑战“增加财富即可提高幸福指数”这一基本命题了。我们开始发现那些在公众对话中相对显而易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内容。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穷到无法获得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是不幸福的。出乎意料的是，同样的研究也表明，一旦人们达到已经能够充分生存和发展的最低生活水平，额外的财富积累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反而会使他们更加不幸福，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和其他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疾病，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更加不满。
心理学教授蒂姆·卡塞尔列举了一长串的研究，其结果均表明：“对财富和财产具有强烈追求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比不上那些对这类目标的兴趣不那么强烈的人。”
在他自己进行的调查中，卡塞尔发现，学生和年轻的成年人中那些以追求“金钱、形象、名气”为主要目标的人，比那些不以这些价值为主要目标的人更容易抑郁和患病。另外的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物质滥用高度相关。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追求的年轻人，和不那么物欲横流的年轻人相比，积极的情绪更少。他们也更容易出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强迫症，更容易疏离同伴，有更强的占有欲，更斤斤计较、嫉妒、多疑，更难控制自己的冲动，更容易逃避或过度依赖他人，并且更容易对他人态度消极或具有攻击性。在德国、丹麦、英国、印度、俄罗斯、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韩国所做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一个又一个研究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生活越是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中心，生活质量就越是下降”。研究还表明，世界上那些富裕国家的人并不比50年前更幸福，尽管他们的平均工资相比50年前已经翻番。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他的《幸福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人均年收入超过20 000美元的国家，额外的收入并没有带来更强烈的幸福感。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显示，当收入达到了使人感到“经济舒适”的最低水平，平均幸福指数实际上会随着财富积累而下降。美国人今天的收入是1957年的两倍，但感觉“非常快乐”的人口比例从35%下降到了29%。其他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这种结果对社会和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对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只比不那么富有的人幸福感略高一点儿，甚至越变得富有，越不幸福，那么当人们获得一定的经济安全，同理心的发展便不仅仅依赖经济水平的持续提高，或由此产生的螺旋式上升的能源消耗和巨大浪费。事实恰恰相反。同样的研究表明，随着个人财富积累超出满足他基本要求的最低水平，越沉迷于对财富的追求，就越对他人缺乏同理心。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最终会支配这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
由于我们不断地受到训诫：财富越多，快乐的机会也越大，于是我们不断地追求更多的财富，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幸福，最终只是徒增失望。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从前的幸福感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富裕，于是我们排除万难，一心一意更加积极地追求财富，却只是南辕北辙，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商业市场在广告、营销和形象塑造上投入数十亿美元，帮助巩固我们的财富欲望，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随着痴迷财富的现象蔚然成风，大家开始采取对自己更有利的措施，将一切人和物转变成可以满足自己增加财富、获取幸福的野心的手段。我们不再把他人当作独特的个体。通过贬低他人，我们变得更加孤立，身边不再围绕着亲密的朋友。唯一增加的就是我们的疏离感。
贬低他人对自身的心理有诸多影响。物质主义者考虑的是自己，便认为每个人都一定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标杆上所处的位置越高，就变得越不信任他人。在美国，物质主义已经像全国性的流行病一般，在过去的25年里滋生蔓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一落千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56%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如今，只有不到1/3的人这样认为。相比之下，在物质主义不那么泛滥的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信任度提升，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至少没有降低。一些研究也表明，一个人越看重物质，对他人就越吝啬。自私打败了无私。
与此类似，针对学生的研究发现，那些更专注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学生更不愿意“换位思考”，对别人的意见更缺乏尊重。物质主义者赢了全世界，却失去了最深刻的动力——同理心。
关于幸福的新研究也表明，幸福感不断流失不仅与财富的积累超出舒适度所需有关，还与你周围的人的富裕程度有关。莱亚德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做了一项研究，要求学生在两种世界中做出选择：“在第一个世界里，你每年会得到5万美元，而其他人会得到约2.5万美元。在第二个世界里，你每年会得到10万美元，而其他人每年大约会得到25万美元。”大部分学生选择了第一个世界。其他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当社会把创造个人财富等同于幸福，追求幸福本身就成了一项竞争激烈的事业。人们衡量自己幸福的方式，不是绝对的，而是通过与其他人比较。假设更高的社会地位将带来更多的快乐，但相反，它通常带来的只有更多的嫉妒和恶意，因为有人感到被超越，落在人后了。我们开始以相对财富作为评判彼此的唯一标准，这几乎完全挤占了同理心的生存空间。
最后，研究还发现一旦我们拥有了更多，就会觉得如果拥有的东西变少了，我们就可能会活不下去。年轻的时候，我有过这样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经历。当时我在一个扶贫项目里工作，被分配到纽约一个富裕的郊区，我的任务是在市中心平民区的年轻人中开展文化交流项目。一天晚上，当我拜访一个富裕家庭时，一家之主将我请到一旁，坦言道，当他每年赚10万美元时（相当于今天的60多万美元），他几乎快入不敷出。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我们不断地去适应新的收入水平，过去的奢侈品如今迅速变成了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