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亚德对幸福综合征做了一个总结，他写道：
“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就跟酒精或毒品一样。一旦你有了一番新体验，就不得不为了保持幸福感而不断继续。就像是站在跑步机上，一个‘快乐的’跑步机上，只有不停地跑，幸福感才不会下降。”
幸福综合征将人们禁锢在一场注定要绝望的比赛中。没有超过其他选手并找到真正幸福的办法。当然，解决方法清晰明了，但它与启蒙思想背道而驰，启蒙思想告诉我们不断地汲取财富使一个人更加自主和自由，使人愉快，使人更幸福。
有关幸福综合征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能够获得令生活舒适的必需品，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时，这样的社会最有可能产生最幸福的公民，尽管这样的结论有人可能会认为不合常理。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案例。
1960年，美国称得上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今天，美国在工业国家收入差距排行榜上排名第27位，这个差距是指非常富裕和非常贫穷的人之间的差距。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比美国收入差距还大的国家只有国墨西哥、土耳其和葡萄牙。欧盟成员国的相对收入差距普遍小得多。调查发现许多国家的公民觉得“幸福感有些许上升趋势”，而美国人表现出下降趋势，这并不奇怪。这要部分归咎于哲学观上的差异。美国梦一直强调“个人成功的机会”，通常是以金钱论成败。然而，欧洲梦更注重生活质量，从社会标准去评判成功与否，如提供全民医疗、优质教育、休闲、安全的社区和一个良好的环境。
欧洲人在强调社区生活质量的过程中，有一点似乎非常重要，这也正是莱亚德和其他学者各自研究的发现。莱亚德写道：
“这种心理现实产生的结果是，如果把富人的钱转移到穷人手里，穷人得到的幸福要大于富人失去的幸福。所以平均起来，幸福感就增加了。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其人均幸福感也会更高——在其他的一切也处于平等的条件下。”
欧洲人均收入比美国低29.3%，欧洲人的房子面积、汽车尺寸、衣柜面积更小，电子产品也更少。此外，他们收入的更大比例被用来缴税，为一系列旨在提高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埋单。跟美国强调市场模式相反，欧洲人更加注重社会模式，这样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毕竟，当财富通过税收被重新分配到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公共服务当中后，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便缩小了，尽管并不可能完全消除。
欧洲的社会模式和美国的市场模式的差异在用来维系各自社会的能耗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欧盟27个成员国的总人口超过5亿，而美国50个州的人口只有3亿，但后者人均耗能更多，维持经济和社会结构所耗费的能源总量也更多。其结果是，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8%，而欧洲的排放量占13%。
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欧盟仍然以最坚定的信念通过社会/市场模式追求生活质量。为了达成此目的，欧盟成员国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放在长期经济愿景的核心位置。但是即便是欧盟，想打破历史的辩证法，也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怎样的适当疗法，才能摆脱财富/幸福成瘾？过去15年来的一些研究结果均表明，父母的养育方式与孩子长大后是否迷恋物质上的成功密切相关。如果父母是热心、深情、积极响应的，能够关爱婴儿，平衡其在安全和自我表达两方面上的需求，那么长大后的孩子很可能会信任他人，并有信心发展自己的自我意识。然而，如果孩子的主要看护人是冷冰冰、喜怒无常、喜好惩罚、行为缓慢和脾气急躁的，那么，孩子不太可能建立稳定的情感依恋并拥有创造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核心身份所需的自信。这些孩子往往更容易专注于物质上的成功、名气和形象，作为获取认可、接纳和归属感的替代方式。不消说，全球的广告和营销队伍通过承诺更多的财富、财产以及更高的地位和社会等级可以买来他们渴求的亲情、温暖和接纳，猎获了他们情感上的不安全感。
卡塞尔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以确定在婴儿早期父母的养育方式是否影响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实验发现，比起那些更重视结交朋友、为社会做贡献的年轻人，那些强烈推崇在金钱上获得成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位不那么热衷于养育孩子的母亲。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卡塞尔的调查结果。心理学教授帕特里夏·科恩和雅各布·科恩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要么对孩子有强烈的占有欲或控制欲，孩子出错便施加严厉的惩罚，要么就是无法为孩子做出恰当的榜样，常常行为武断，反复无常。
卡塞尔表示，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可能特别容易沦为消费信息的猎物，这些消费信息利用孩子的不安全感，将消费和幸福、安全捆绑在一起”。缺乏安全感的青少年也有可能转向他人，寻求他们在父母那里无法得到的认可，通过获得名气和财富等物质价值来获取他人的关注和陪伴。
在可能跨越到生物圈意识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研究尤其有趣的地方是，表现出强烈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不太可能发展亲密的个人关系，不太宽容别人，而且不关心其他人是否幸福。换句话说，他们远远缺乏同情心。
其他研究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对环境缺乏关注或完全忽视环境高度相关。就像是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他们与其他生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纯粹的利用，是为自己服务、出于自身利益的。
研究人员肯·谢尔登和霍利·麦格雷戈测试了罗切斯特大学的150名学生，以评估他们的价值观取向。他们被按照或高或低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排序，然后分为3组来玩一个游戏：4个物质主义者；2个物质主义者和2个非物质主义者；4个非物质主义者。游戏假设他们是一家木材公司的总裁，与其他3家公司一起竞标200公顷国家森林伐木项目。“每家公司每年都可以砍伐最多1 000英亩森林”，而“剩下的森林将以每年10%的速度恢复。”因此，如果公司每年只砍伐几英亩森林，所得利润会很低，但如果砍伐过多，就会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耗尽森林资源。结果，物质主义小组的砍伐速度远远高于非物质主义小组，因此快速获利，但导致森林迅速枯竭。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学生总是将短期的金钱效益置于长期的保护措施之上。实际上，从长期看，非物质主义小组获利更丰，因为森林存活的时间更长久。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后物质主义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成长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更友爱、物质更丰富的环境里，但商业市场中的物质主义利益驱动是一股强劲的阻力。所以，社会从先锋阶段过渡到顶极阶段，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需依靠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更自觉地培养青少年的亲社会价值观，以便产生对他人的同理心，在面对市场的诱惑时能够自制。
尽管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启蒙时期和浪漫主义时代早期，培养方法发生质变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其影响延续至今。
婴儿潮一代打破了过去思想意识时代特有的阶级政治，强调以正当的方式取得物质成功和幸福。正如第10章提到的，1968年的学生革命实际上是人们从思想意识向心理意识的一种转变，活跃分子开始把眼光投向所谓的个人政治。他们的重点不再仅仅围绕谁应该控制生产方式和如何最有效地确保社会经济成果得到公平的分配。与此相反，反文化的一代开始向内审视内心的情感，并向外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和同理心纽带。
20世纪6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开始飙升。年青一代开始质疑他们父母猖獗的物质主义。从巴黎到旧金山，激进的活动分子走上街头，举着横幅，高喊打倒消费社会。随着婴儿潮一代为人父母，他们把自己新发现的价值带入养儿育女的过程中，比以前更关爱儿童养育风格更激进。这种趋势一部分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创造了一个更加宽容开放的一代。随后，这种趋势势头大增，进入千禧一代。然而，其势头已经受到了大规模广告和营销的遏制，它们针对的是年龄更小的孩子，现在就连蹒跚学步的幼儿也成了目标群体，使年青一代浸淫在物欲横流的风气中。
广告行业常常把6~12岁的孩子称为“大孩子”，希望把他们变成一辈子的习惯性消费者，所以他们是广告的最大目标群。现在小到两岁的幼儿都能辨认品牌标识。在美国，1/4学龄前儿童的房间里放有电视机，他们连续不断地接受商业信息的轰炸。等到他们读一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辨别出200个品牌，每年拥有超过70个新玩具。
年轻人平均每天有3.5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每年被持续灌输40 000个商业广告。据估计，美国公司每年在针对儿童的广告上总共投入150亿美元，颇有成效。儿童每年要求购买特定的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次数高达3 000次。
儿童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1989年，针对4~12岁儿童的市场销售额是61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300亿美元，增长了400%。十几岁青少年的支出更为庞大，达到了每年令人诧异的1 700亿美元。折算下来就是每人每周100美元以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儿童消费上能与美国匹敌。经济学家、社会学教授朱丽叶·肖尔在她的书《为买而生》中指出，虽然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5%，但美国儿童却消费了全球45%的玩具。
如果说还有谁对消费文化在美国年轻人中产生的影响心存疑虑的话，肖尔拿出了让人心服口服的事实：到1997年，儿童花费在购物上的时间跟访友一样多，是阅读或做礼拜的2倍，是进行户外活动的5倍。
肖尔指出将消费文化贩卖给年青一代是“物质主义价值观横行”的结果。美国44%的四年级到八年级生“常常”梦想变得富有，2/3的家长说：“我的孩子用自己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我价值，他们的衣服比我在这个年龄时要多得多。”9~14岁的美国青少年中所做的调查发现，最让人难过的是有超过1/3的人“宁可花时间购物，也不愿做其他任何事情”，而超过1/2的人则认为“等你长大以后，你越有钱，就越幸福”。
对青少年进行狂轰滥炸的广告和市场营销在美国、日本和英国更是无孔不入，而在欧洲大陆要稍微收敛一些。一方面是家长的育儿指南，另一方面是针对年轻人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市场营销，两者并行，使亲子教育革命无法发挥潜力，甚至有时还造就了被过度溺爱、过度放纵、过分随心所欲的孩子——我一代。
儿童成长专家担心青少年一直在接受混杂的信号。由于常听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受宠爱、最特殊的年轻人，所以他们成了父母世界的中心，被“宠坏”，结果往往在关爱中自我陶醉，即使父母再用心良苦，也于事无补。过度放纵可能产生新的不安全感，使这些年轻人再次轻易地沦为市场营销手段的猎物。
也许建立生物圈意识的最大障碍是面向青少年的商业广告，它利用这群最年轻、最脆弱的人缺乏安全感的事实，不断地破坏亲子教育，从而让物欲横流的消费文化仍然生机勃勃。
在富人社会，幸福感原地踏步，不再上升，甚至随着收入超过生活所需的最低门槛，反而有所下降。同时，对相对财富的痴迷更是加重了人们对利益的孜孜追求，而无法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建立社区意识以及拓展同理心。
但是，那些占总人口40%、每天收入只有2美元或更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活着的穷人呢？研究表明，对他们来说，收入增加，幸福感便增加。毫不奇怪的是，他们除了对最亲近的家人，很难再对别人有什么同理心，因为他们醒着的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活下去。他们很少有情感或时间来留意或关心那些身处困境的毫无瓜葛的人。可以理解的是，对于大部分非常贫困的人来说，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优先于自我表达价值观的。
获得基本的舒适是全球几乎50%人口的当务之急，这也意味着人们将征用更多的资源，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在熵账单上再添上几笔。积极的一面是，发展会带来更大的个性化，出现自我意识，拓展同理心意识，带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世界主义的态度。不好的一面是更多的能源需求会进一步耗尽地球的剩余资源，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加剧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
一场全球性的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对立双方各占全球总人口的1/2，一方已经跨过最低舒适度的门槛，而另一方还没有。随着气候变化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后物质主义国家认为每个社会都必须从根本上减少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以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中国家也合理地认为他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比起美国等富裕国家，根本无足轻重，失去发展经济的机会无疑会把他们永远地困在贫穷和绝望的泥沼之中。
富裕国家的一些人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然而他们指出，如果每天生活成本在2美元或以下的近30亿人口想要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那么熵账单就会使目前的生物圈进入全新的温度状态，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灭绝。
这是双方争执不下的僵局。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引发前所未见的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冲突。这是因为我们的化石燃料储备越来越少，已经不足以维持和发展工业化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说，就是碳基燃料不够了。
目前全球石油储备下降，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却在增加，尤其是在拥有20多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1/3以上的新兴国家——印度和中国。于是，人们更加急切地辩论起对全球石油峰值来临的担心。一旦石油峰值到来，石油时代基本就要宣告结束，因为钟形曲线下降的时候，能源价格将变得令人几乎无力承担。
尽管没人能确切知道石油峰值什么时候会到来，但能源危机的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差异却越来越小。前者认为，全球可能在2030~2035年达到石油峰值，后者相信峰值可能出现在2010~2020年间。少数领先的石油专家认为石油峰值已经到来。北海油田已于2000年达到了峰值。作为世界七大石油产出国的墨西哥很可能将在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俄罗斯也将紧随其后。
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一直处于每发现1桶油的同时会消耗3桶油的供需失衡状态。尽管可能发现一些大型油田，但是世界上大多数潜在的油田已经被定位且处于产油阶段了，而且多数快要达到峰值或几近枯竭。问题是，整个全球经济依赖于化石燃料。我们的食物需要石化化肥和农药，我们使用的塑料、包装、建材、合成纤维和面料、大部分药物，以及为建筑供暖降温、为社区照明、为经济提供动力的电力，它们的主要来源都是化石燃料。如今，人口占世界总数1/2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竭尽全力发展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增加着石油、煤和天然气的消耗，剩余的资源就更少了。情况已经岌岌可危，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以确保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和公司能优先满足自己，从而获取源源不断的“黑金”来推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
全球石油需求上升，供给下降，192个国家为了石油展开竞争，冲突规模前所未有。如果各国领导人现在担心的是石油生产国正在升级的地缘政治动荡和公开的武装冲突，那么想象一下到了2015年、2020年和2025年，那时我们的石油时代已经步入黄昏期。这么一想，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恐惧就会更加严重了。
石油和其他的化石燃料属于“精英”能源。它们分布不广，而且只存在于世界某些地区。化石燃料需要巨额的军事投入来保障，不懈的地缘政治管理来维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开采、加工和运输。而且，即使化石燃料仍然又丰富又便宜，也是很大一部分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虽然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无法想象，但是地球上1/4的人还从来没有用过电，另外的1/3的人只是偶尔才能用上电，因此处于贫困状态。重点是，即便是在石油、天然气和煤资源丰富且价格便宜的时候，我们都无法使相当一部分人用上电，那么当石油、天然气和煤变得稀缺，石油价格继续处在每桶50美元或以上的价格上居高不下时，我们还能想到什么办法将电送到需要的人身边呢？
底线是这样的：一半人口比另一半人口使用了更多的化石燃料能源和自然资源，远远超过舒适生活所需，并随着财富额外增加日益变得不满。另一半人口为了摆脱贫困而汲汲营营，他们越接近舒适生活的最低水平，就会越幸福。但是，我们已没有足够的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或是核能发电所需的铀，来维持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或让30亿穷人过上舒适的生活。
然而我们也知道，同理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至少在达到舒适度阈值前是这样。达到阈值之后，财富积累往往将人禁锢在一种让人无法自拔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里，使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功利，更加无视他人的苦难，这一切都阻碍或破坏了同理心意识的发展。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组织人与人之间、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稍微减轻“富人”对环境的掠夺，让“穷人”与环境建立更坚实的关系，让彼此都能舒适地生活呢？只有达到这个阈值，我们才能将同理心意识最大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设想这样一个能源机制和经济变革：我们使用的各种能源都可以在自家后院找到，它们在地球上的分布相对平衡，免费且易得，还能随着季节更替和生物圈的循环而再生。实现这样的能源机制和经济变革的前提条件，至少是在不损害生物圈健康的同时，使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过上基本的舒适生活，这样，地球上的生命就能继续蓬勃发展。
[1] 新仙女木事件是发生在末次冰期向全新世转换期间的一次非轨道气候事件，以最初在丹麦阿勒罗德冰缘沉积物中发现的北极苔原植物仙女木命名。——编者注
[2]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