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这个世界上，虽然人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但我们对于整个生物圈的同理心意识却在逐渐强化，不得不说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悖论。如果人类想要避免走向灭绝的深渊，同这颗星球重新建立起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关系，那么，理解这个矛盾就至关重要了。
当前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深刻反思人类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全面研究可行机制与路径、坎坷与曲折，然后找出一条摆脱当前困境的道路。人类往往倾向于超越自身的孤独感，寻求同他人建立友谊，因此，其社会结构也日益复杂，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多。而人类这种倾向与能量守恒定律发生冲突，人类历史的内在辩证法就是不断拓展的同理心和不断加强的熵之间永恒的反馈回路。
热力学定律与人类发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苦苦思索哪一种科学规律最有可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不至于变得无关紧要而被后代颠覆和摒弃。最后，他选择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爱因斯坦指出：
“对于一个理论而言，它的前提越简单，所能解释的事物越多，应用领域越广，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经典的热力学理论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是唯一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物理理论。这使我相信，在其基本概念应用框架之内，它永远不会被推翻。”
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为我们揭示出，宇宙中的能量总量是守恒的，但宇宙内的熵将随时间不断增加。热力学第一定律，或者说能量守恒定律，提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整个宇宙中的总能量亘古至今都是固定的，而且会永远保持固定。
虽然宇宙中总能量是保持不变的，但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能量的转换永远具有方向性，从可用能量转化为不可用能量，从热物体到冷物体，从集中到分散，从有序到无序等，这种顺序具有不可逆性。比如，一块煤炭燃烧后，总能量虽然保持不变，但却转换成了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散发到空气中。虽然这个转换过程不存在任何能量的丧失，但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煤炭的形态燃烧利用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无论任何时候，在能量转化过程中，肯定会有某些拥有具体形态的、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消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68年创造了“熵”这个术语，作为测定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总和的单位。
克劳修斯指出，在一个固有的系统内，为了让能量做有用功，系统内部不同部分的能量集中程度就必须存在差异（即温度差异）。当能量从集中程度高的部分转移到集中程度低的部分，或者说从温度较高的部分转移到温度较低的部分时，就会产生有用功。比如，蒸汽机之所以能做功，是因为这个系统内部的某些部分非常冷，而另一些部分却非常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需要强调一下。当能量从一个等级转移到另一个等级时，那么下一次可以用来做功的能量就减少了。比如，从火炉中取出一根被烧得通红的拨火棒，它就会逐渐冷却，因为热量总是从温度较高的火棍转移到周围温度较低的空气中，最终火棍与周围的空气具有相同的温度，达到所谓的“平衡状态”，即系统内部各个部分之间不再有任何能量水平上的差异，便无法再做功。现在，曾经有用的能量不再集中在通红的火棍上，而是随机散布在空气中，已经无法再次使用了。
然而，难道我们不能循环利用消耗的能量，并扭转宇宙体系内熵的演变趋势吗？其实也能做到，只是在循环利用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消耗之后又会提高熵的总体水平。
虽然太阳的能量预计还会维持数十亿年，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时间里，太阳都将继续为地球提供新的能量，但必须明白一点，地球上的能量蕴藏于金属矿石与化石燃料中，而且在相当长的地质时期内，地球上的能量总量是相对固定的。因为从热力学角度来讲，同太阳系及整个宇宙相比，地球属于一个半封闭的热力系统。热力系统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敞开系统、封闭系统以及孤立系统。敞开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封闭系统与外界只交换能量，而不交换物质（偶尔情况下会有一些无足轻重的物质交换）；孤立系统与外界既不交换能量，也不交换物质。地球属于一个封闭系统，这就意味着地球同太阳系交换能量，除了偶尔出现的流星和宇宙尘，地球与它之外的宇宙空间不存在明显的物质交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太阳系给地球提供的能量不会自发地创造任何物质。比如，阳光可以照射进一个空荡荡的坛子，却无法催生出任何物质。但诸多地球物质都很有“天赋”，能够在太阳能的帮助下转换为有用的物质，包括生命。早在侏罗纪时代，在太阳能的帮助下，众多地球物质就具有了生命。那些生命现在已经消亡分解了，碳化之后留在了地球内部，变成了我们人类今天所用的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能量以气体形态存在，无法重新用来做有用功了。虽然经过类似的碳化过程也能形成化石燃料，但这毕竟太遥远了，无法满足当今人类的需求，无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多么美好。化石燃料也因此被称为“不可再生能源”。
简单地讲，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是宇宙中的总能量是固定的，既无法创造，也无法毁灭，只有其形式可以转变。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是能量的转换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从可用到不可用、从可获取到不可获取、从有序到无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的一切物质最初都是可获取的、集中的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转变成了不可获取的、分散的能量。在整个宇宙系统内，某个次级系统的可获取的能量被转化成了不可获取的能量，这种不可获取的能量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熵就是用来测定这类能量的单位。
人类社会得以组织和维系是因为我们能够将环境中可获取的能量转换为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能量。曾经荣膺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曾经针对热力学定律发表过一番非常有深度的评价。他说：
“归根结底，一个政治体系的兴盛和衰落、一个国家的自由和奴役、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趋势、财富与贫穷的起源、一个种族的总体幸福感等，都可以用热力学定律来解释。”
然而，从热力学定律角度来看，能量不停地从可获取状态转换为不可获取状态，从有序状态转换为无序状态，从集中状态转换为分散状态，而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却是人类生命与社会系统似乎在维持着高度集中的能量和秩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两个似乎相悖的现状呢？
起初，生物学家不是非常确定如何解释人类生命与社会结构存在的反常现象。卓越的生物学家哈罗德·布卢姆出面解释了生物学在热力学定律大框架下的适应性。
布卢姆在《时间之箭与进化》一书中指出，生命只是热力学定律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所有生物的生存状态都远非平衡状态，因为它们不断地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和消耗能源，但由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增加了环境中总体的熵。布卢姆解释说：“当局部地区的熵出现小幅降低，宇宙的熵却会大幅增加。”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免费的能源来自于太阳，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了太阳的能量，并提供了新能量，蕴含在自身内部，动物吃掉这些植物，便直接消耗了这些能量，或者动物通过吃掉其他动物而间接消耗了这些能量。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指出：“一个生物体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负熵（即固有资源的消耗）……当它在环境中不断地吸收能源时，也会削弱环境的有序性。”
我们的机体不断地“加工”能量以维持生命。如果停止能量流动，或者说我们的机体由于患病而无法妥善地“加工”能量，那么我们就会迅速地走向死亡，或者说走向一种平衡状态。死亡的机体会迅速分解，随后消散并融入周围环境。因此，生命是非平衡热力学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生命通过不断地“加工”那些取自于更大环境的免费能量而维系自身的有序存在，但这种状态远远算不上平衡，只有死亡后才能达到平衡状态。
生物体维持一种非平衡的生存状态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植物堪称地球上最高效的“能量加工厂”，但即便如此，植物也只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极少量的太阳能，其余的能量都散失了。因此，植物的熵小幅下降会导致整个环境的熵出现大幅增加。
20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生物体都如同一个帝国主义者，竭尽全力要把它所处的环境中的资源转移给自己和后代。”在自然界的等级体系中，一种生物的进化程度越高，那么它维系自身生存状态所需的能量就越多，它在生存过程中造成的熵也就越多。
我们不妨考虑一个简单的食物链——青草、蚂蚱、青蛙、鳟鱼和人类。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永远不会消失，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增加整个周围环境的熵，可用能量被转换成不可用能量。化学家泰勒·米勒指出，在生物进食的过程中，“有80%~90%的能量被浪费了，或以热的形式散失到环境中。”换句话讲，只有10%~20%的能量被生物真正摄入。这是因为将能量从一个生物转移到另一个生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这就造成了能量的损失。
根据米勒的统计，一个人为了生存每年需要吃300条鳟鱼，而这些鳟鱼要吃9万只青蛙，青蛙则要吃2 700万只蚂蚱，蚂蚱需要吃1 000吨草。
在进化阶梯上，每一个生物体都在一种有序但不平衡的状态下维持自身生存，却给环境造成了更严重的无序状态（即消散的能量）。生物体越复杂，它维持生存所需的能量就越多。
这意味着当我们人类在进化阶梯上逐渐上升时，落后于我们的那些生物必须具有更强大的生理机能，才能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量。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说：“我们可以将生物体视为能量的‘转换者’，生物体主要的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等）与头部及嘴巴之间的密切联系说明了这一点。”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占据优势的生物体能够从自然体系内攫取更多的能量，创造更多的资源，提高能量使用速度和效率，并且创造出盈余的物质”。
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指出，在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中，第一个“发电厂”就是自己的身体。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智人都是作为一个抢劫者或猎人而生存的，它们通过集体行动和合作，改变着周围的环境，攫取野生植物和动物内部蕴含的能量来维系自身生存。之后，人类从觅食者和猎人变成了农民和牧民，能够从周围的环境中攫取更多的能量。通过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人类获得了持续稳定的能量供应，还出现了能量过剩的情况，随时都有剩余的能量可供使用。这样一来，人类的身体和人类社会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能量，获得更大的发展了。
有了灌溉系统，作物栽培的效率大大提高，人类付出同样多的能量或劳动，能够获取更多的产出。农产品的盈余将一些人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不必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牧师阶层和士兵阶层慢慢出现，后来又出现了工匠阶层。社会角色的分化和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催生了新的、更加复杂的制度安排，这又有助于人类获取和利用更多的能量。
大约一万年前，北非、中东、印度和中国开始种植谷物，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谷物被称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动力”。生产力的提高以及食物的盈余为更多人口的生存提供了能量，促进了人口增长，也为人类建立王国和后来的帝国提供了物质条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的伟大文明就是随谷物种植而兴起的。人类开始兴建大型的工程，包括修建精心设计的水利灌溉系统。女性发明了陶器，可以用来储存盈余的谷物，这些谷物既可以储存起来，也可以拿来交易。冶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更加复杂先进的武器的诞生，人类逐渐开始利用武器四处征战，企图占有更多的土地和奴隶。
农业生活方式向工业生活方式的转变再一次增加了人类可以获取、存储和利用的能量。这一次，是可以借助机器来加工利用的化石燃料。机械取代了奴隶，无论是人均可使用的能量，还是整个社会可使用的能量，都增加了很多倍。
美国人类学家乔治·格兰特·麦柯迪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人类进化的过程就是其所用能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他写道：“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而言，其文明程度的评价标准都是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能源来实现自身进步和满足自身需求。”对于这个观点，很多人类学家表示认同。例如，莱斯利·怀特也使用能源作为衡量人类文明是否成功的标准。他认为，一种文明的成就是高还是低，与人均能耗具有直接关系。怀特和其他人类学家认为，文明的一个重大功能就在于利用和控制能量，使其服务于人类。美国生态学家霍华德·奥德姆在阐述人类、思想和能源的关系时，提出警告说，人们必须记住，最终限制人类进步的是能源，而不是人类的灵感。奥德姆写道：
“所有的进步都得益于能源的增加。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如果能源没有增加，进步就无从谈起。知识和创造力只是运用能源的手段，知识的发展和停滞也取决于能源的多寡。”
奥德姆说，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最严重的制约因素都是能够获取多少能源。如果无法获取和利用足够的能源，那么人类即便再有创新能力，也难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增进人类的福祉。
怀特为衡量能源利用和文明演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捷径。他说，在评估任何文明的“进步”时，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人均年能源利用量”；第二，“能源技术利用的效率”；第三，“每年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怀特总结道：“当人均年能源利用量增加时，或者当能源技术利用的效率提高时，人类文明就会进步。”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物质主义传统如出一辙的是，怀特明确指出能源是主导生物系统和文明系统的因素。他说：“我们追溯了人类文明从类人猿时期到现在的发展历程，结果发现，每当人类能够开发新的能源时，人均年能源利用量就会上升，人类文明也会随之出现阶段性的进步。”
怀特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人类发展的历程。能源虽然至关重要，但也无法脱离其他因素而独立发挥作用。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发生在新能源机制与新通信革命相互融合之际。能源和通信革命的融合长期改变着人类生存状况。新通信革命成为人类社会的“命令和控制机制”，塑造、组织和维护着人类文明的能源流动。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率先建立了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他们修建运河与堤坝以灌溉农田，修建道路系统以把粮食运输到储存地点。与那些靠天吃饭、农业生产率较低的社会相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粮食分配管理需要新的、更高的组织水平，制定更加复杂的管理制度。因此，苏美尔人不得不征发并管理成千上万的人来修建和维护水利灌溉系统，开发并操作特定的灌溉工艺技术。社会成员的角色逐渐出现了高度分化，劳动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水利灌溉系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开发与建立催生了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城镇。
日益复杂的能源管理机制需要更加有序的交流媒介，通信革命随之而来。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水利灌溉系统，促进了粮食的生产、存储和分配。楔形文字便于苏美尔人记录和监督庞大复杂的灌溉系统的操作情况，并追踪分析所有的操作流程，包括监督粮食的日常存储和分配。
大规模的农业灌溉系统一旦建立，人们必然会创造一套文字来管理这个系统，在中东、印度、中国和墨西哥都是如此。
近代早期，印刷、媒介和通信革命与煤炭、蒸汽机和铁路会合在一起，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436年，德国工匠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西方社会的铅活字印刷术，带来了一次印刷和新闻传播技术革命，迅速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历史在中国和朝鲜半岛要更悠久。
印刷技术革命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一些学者提出，正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反抗成为可能。马丁·路德与随后的改革者极力推动《圣经》译本的大批量印刷，这样每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都可以读到《圣经》，不费气力地了解并领悟上帝的思想，而不必再依赖牧师等神职人员来帮他们解读上帝的旨意。从宗教改革运动，到反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督教的大分裂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面貌。
但直到詹姆斯·瓦特在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印刷技术的经济影响才开始全面显现出来。印刷革命与煤炭、蒸汽机和铁路革命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1830~1890年，欧洲和北美经历了一场印刷和通信革命。蒸汽机的发明既提高了印刷的速度，也降低了印刷过程的成本。这两个大陆的教育蓬勃发展，民众的识字率迅速提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识字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进步。煤炭、蒸汽机和铁路系统庞大而复杂，通信革命成为组织和管理这些系统的手段。到了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在短短60年里就兴建了起来。经济活动的节奏、速度、规模、密度和相互联系程度都大幅提升，这主要是得益于以燃烧煤炭为动力的蒸汽机、印刷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技术的辅助，经济活动便无法发展。
在19世纪晚期和整个20世纪，人类发明了第一代电子通信工具——电话、电影、广播、电视、电子打字机、计算器。它们与石油开采技术、汽车制造技术和工业制成品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结合在一起，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能源革命与通信革命的结合不仅重构了社会架构、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还改变了人类意识。通信革命改变了人类对自己的时空定位，进而也改变了人类大脑对现实的理解方式。口述文明充斥着神话意识，文字的出现促进了神学意识的发展，思想意识伴随印刷技术而产生，而早期电力技术的发展则催生了人的心理意识。
每一项发达的通信技术都会将更加多元化的人群汇聚在一起，构成更为宽广和密集的社会网络。通信技术革命拓展了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让人们变得更有包容胸怀，同理心趋于成熟，意识也随之膨胀。
新的能源机制会拓宽人类社会的时空边界，而人的同理心意识就像一只“无形的手”，不断成熟并填充着新的时空边界。同理心成为将专业化和个性化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形成了一个整合的“社会织锦”，一个能够作为整体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有机体。人类意识每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都会拓展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对现实领域的思考会变得更广阔，也更深刻。这一切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就是因为有了更加复杂的、能源消耗量更大的人类文明。但问题在于：人类意识只是复杂的社会用来维持生存的管理工具吗？新的能源与通信机制只是人类意识用来拓展其边界的工具吗？（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更加深入地分析能源、通信和意识的变化以及同理心和熵的辩证关系。）
大多数科学家可能认为新的能源、通信和意识结构只是人类在非平衡状态下维持繁荣发展的工具。每一个可延续的社会体系都需要更多的能源来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生存和繁衍，结果，人类的持久存在必然会提高环境中的熵的总量。
已故比利时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曾经指出，很多非生物系统以及所有的生物系统都是耗散结构，它们通过不断地消耗能源来维持其自组织过程。
能源的流动使非生物系统或生物系统处于永恒的波动状态。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波动都比较小，系统能够通过负反馈逐渐适应，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波动太大，以至于系统无法适应，便出现了正反馈。这些波动相互加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整个系统无力应对。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当全球的石油生产达到顶峰、气候变化愈演愈烈时，人类的生命系统就面临着灭绝的风险。当波动太大而系统无法应对时，系统要么崩溃，要么重组。如果能够重组，那么新的耗散结构往往会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复杂性和协调性，所需的能源也更多。由于每一个后续系统都比前一个更复杂，所以更加容易受到波动的影响，更加容易崩溃和重组。普里高津相信，一个系统复杂程度的提高会为其进化创造条件。
在过去的38亿年间，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多达数百万种，而人类创造的系统最为复杂，而且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后续量变都比前一个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制造更多的熵。应该指出的是，复杂的能源、通信和意识结构的演变过程并不总是呈现出线性特征。比如，在西方，从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拉开帷幕，时间间隔长达1 300年。罗马帝国的崩溃给欧洲带来的是破裂的、分权的自给文化与经济，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便是如此。
当前，人类社会复杂的制度安排及社会活动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我们所需的能源也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社会制造的“熵账单”——两次工业革命消耗的化石燃料引发的气候变化，已经把我们带到了生物圈化学承受能力的临界点，并给人类自身以及我们的星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不过，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认为人类生命之旅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生存和繁衍。他们不断探索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要在这样一个更加精细的、相互依存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生活呢？
寻找超越生存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系统之所以不断扩大，并且日益复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具有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如果人类只是为了生存，那么我们的社会网络就不会扩大，我们在旧石器时代那种社会生态下也能生存。
相反，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些更深层次的动机。如果人类天生是一个充满情感的物种，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寻求扩大和深化与别人的联系，参与更加广泛的群体，那么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就成为一个重要手段。更复杂、耗能更多的文明使人类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前所述，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拓展，变得更具包容性，同理心的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更加广阔的现实中寻找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生意义。博学多才的匈牙利籍科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认为人类是“创新者和探险家，积极热情地让自己更加接近于现实世界”。
作家伊迪丝·科布认同波拉尼的说法，并且更进一步地指出：
“如果人类的进化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那么这一定是因为人类存在同宇宙加强联系的主观意愿，并迫不及待地希望探索自己与时间和空间的真实关系。”
科布认为，人类基因内部包含一个比达尔文提出的自我繁殖动机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时空限制下拓展自我的需要——这种需要超越了自我繁殖的需要。
我们开始感觉到人类的进化之旅可能存在一个永恒的动机和目标，即深化自我意识，拓展同理心的应用领域及人性意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超越了自身的界限，探索生命的奥秘，发现新的意义。
严格遵循达尔文主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并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创建更复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冲动恰恰说明我们存在这样一种确保自身生存和繁衍的内在需求。达尔文的观点认为，凡是能够促进生命繁衍的社会创新和建设最终都可以归因于我们的基因，很多批评家们都指出这种观点即便不算无聊，也有点儿唆。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认真地观察人类历史过程，尤其是同理心不断拓展和熵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那么我可能会发现人类本性以及人类探索目标或许有些不同。
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本性是同理心，且自己的活动会增加宇宙的熵时，就会对他人有限的生命产生深刻的认同感。当我们对他人遭遇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所认同和支持的是他人谋求生存的愿望。热力学定律，尤其是熵定律告诉我们生命存在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和不可逆转的，我们只会慢慢变老而不会变年轻。我们只有消耗着地球上的资源，才能远离死亡和被分解的平衡状态。当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同理心时，就会在潜意识中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们的生命，如同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是脆弱的，而且正是连续不断的能量流动才使生命的延续成为可能。然而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周围环境的熵。
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始终提醒我们，人性的本质在于同理心。正是同理心把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友谊和团结。同理心的拓展表明我们认识到了人类共有的脆弱性，体现了人类对于生命的共同渴望。
同时，更加复杂的、耗能更多的文明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接触和联系其他个体的机会。我们接触的对象越是多元化，我们就越有可能在对方的艰苦奋斗中增加对自己方方面面的了解，并拓展同理心意识。
在拓展同理心意识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同理心不仅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他人的苦难或处境，还能反过来加深我们的自我意识。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国贲对这个反馈过程做出了如下总结：
“由于我在你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身影，你也在我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身影，我在相互对照与肯定中增进了对自己的正确认识。”
同理心的不断反馈是一种社会黏合剂，使人们有可能建立日益复杂的社会。如果人类没有同理心，我们无法想象如何才能创造出今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自恋者、反社会者或孤僻者，那么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一个社会的形成需要人们存在对社交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需要拓展自己的同理心。
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能够提升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促使其接触更加多元化的人群，并更有可能拓展同理心。传统的农村生活比较封闭和排外，因为人们生活在内部联系密切的共同体中，往往不愿意接纳陌生人。而城市生活使人们每天通过社交和商业活动接触到更多的人，这样有助于消除人们的地域偏见和狭隘思维，尽管并非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都具有这种包容胸怀。然而，城市生活会陷入一种悖论——我们为城市生活付出的代价就是给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熵。或许也可以反过来看问题，比如，我们也可以说，虽然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给周围环境带来更大的熵，但可以为人类创造适当的条件去拓展同理心，接触到更加多元化的人群。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悲剧性的问题就在于人类同理心意识与敏感性的不断增强给整个地球造成的熵也在持续增加，两者是正相关的。所有人类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依赖地球上的能源维系生存和繁衍，地球遭到的破坏终将反过来影响人类自身的福祉。
我们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同理心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遭遇了全球性的熵剧增。虽然同理心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熵也使我们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人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是自私自利、功利和追求快感的，那么同理心和熵之间的悖论便无法解决。但如果人性倾向于追求情感和友谊，渴望社交生活，希望拓展自己的同理心，那么这个悖论至少存在一丝得到解决的希望，我们或许能摆脱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找到一种调和之道，维持与生物圈的可持续平衡关系。
一种全新的人性观正逐渐兴起并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人性观必将给我们认识与处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已经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同理心的存在，形成了“同理人”观念。
[1] 1英亩≈6.07亩。——编者注
第一部分
同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