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该法案经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之后成为法律，并拨款250亿美元，在30年内建设65 600公里的州际公路。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公共工程项目。建成的州际公路系统连接了美国大陆的各个部分，并为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公路基础设施。以石油为动力的内燃机是20世纪的经济引擎，为从钢铁生产到旅游业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业提供了动力。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有利的。”州际公路系统作为基础设施，起到连通作用，促进了郊区商业和住房建设的繁荣，美国也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和社会，美国人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式微
尽管当时美国正在欢庆其在商业领域的空前成功，一些不祥的“乌云”正在酝酿，但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乌云”才聚拢起来，催生了一场“完美”的经济风暴，将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推向崩溃边缘。
当美国正在建设州际公路时，科学家开始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二氧化碳这一地球大气层成分的浓度正在升高。科学家推测化石燃料的燃烧和二氧化碳排放可能使地球大气变暖，并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到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模型预测在一个世纪内，地球大气温度可能会上升几摄氏度。197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有关全球变暖的第一次初步报告，暗示人类引发的活动可能对地球温度产生不利影响。该发现从本质上来讲是实验性的，具有高度的猜测性，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
虽然美国石油资源丰富（别忘了，美国在20世纪中期是世界上领先的石油生产国），而且对前景充满自信，但其他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开始显现。1973年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实施的石油禁运和随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让公众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天，我们是否会用尽石油？但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石油禁运并不是因为供应问题，而是因为石油生产国想通过施展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市场上获利，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赢得尊重和关注。
当时，没人知道世界人均可用石油量将在1979年达到峰值。尽管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石油被勘探出来，但日益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如果现在把石油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每个人能用的石油就变少了。仅这一事实将在2008年7月带来恶果，因为当时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47美元，创下了纪录。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熵账单在20世纪下半叶不可阻挡地“越积越厚”，但却被人们抛在脑后，因为当时世界经济正在飞速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达到成熟阶段。郊区建设潮（曾带来美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经济扩张）开始冷却。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郊区建设萎靡，造成了1989~1991年的经济衰退。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当时无人认识到其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及21世纪的头6年，美国又经历了一股建设热潮。然而，这主要是由抵押贷款工具不负责任的扩张和荒唐的投机行为所致，而不是因为科技推动生产力提高，并产生新的“实际”财富。现实情况是，建立州际公路网的乘数效应在完成这项基础设施以及郊区的建设后就已发挥得差不多了。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008年经济崩溃期间的经济增长并不在于新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精明，尽管这是对经济新繁荣的官方解释。这并不是说新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没有在经济增长的复苏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远远没有媒体、商界和政客们让公众所相信的那么重要。现实情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从那以后开始放缓。
美国的薪资水平已经停滞了将近10个年头，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现在也已成熟，甚至进入了衰老期。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大力发展消费信贷，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出衰退，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其他国家。“信用卡文化”提高了购买力，让美国公司和员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生产所有用信用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18年中，美国消费者提振了全球经济，主要是由信贷消费来提振。然而，美国消费者增加债务来维持全球经济的代价是耗尽美国家庭的存款。1991年，美国家庭平均存款率大约为8%，到2006年，已成负数。许多家庭入不敷出，在术语上被称为“负收入”，这一矛盾修辞法表明该方式未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由于家庭存款变成负数，住房抵押贷款和银行业创造了第二种信贷方式，让没什么钱的美国人购房，短期利率低，甚至无利率，这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数百万美国人上了钩，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买房，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支付，这就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房主缺钱，就把房子作为自动取款机，抵押再融资，有时进行两三次融资从而获得需要的现金。房地产泡沫现已破裂，数百万美国人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银行面临崩溃。
18年来，由于美国经济过于依赖扩大信贷规模，结果导致了现在的经济崩溃。1980年，美国金融业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在过去27年间，总负债稳步增长，到2007年已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16%，令人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累积家庭消费债务如今已超过13.9万亿美元。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银行及金融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信贷危机已经席卷出美国并吞噬全球经济。
美国从始于“二战”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历经40年的储蓄增长期，并持续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末，而过去20年全球经济之所以不断增长，就是因为消耗了美国的已有储蓄。
更糟糕的是，因为油价飙升，2008年7月全球市场油价达到每桶147美元，全球信贷危机在过去两年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削弱消费者购买力，减缓生产，增加失业率，使本已债务累累的经济雪上加霜。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现象，叫作“全球化峰值”，出现在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47美元左右时。超过这一峰值，通货膨胀便会阻碍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全球经济长期陷入零增长的状态。只有全球经济紧缩，使用较少的能源，能源价格才能下降。
“全球化峰值”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全球化的前提条件是大量便宜的石油可以让公司把资本用于雇用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以最低的成本将食品和制成品生产出来，然后运往国外市场，从而赚取高额的利润。然而，这一前提条件已经无法实现了。
要明白如何得出这一结论，我们需要回到1979年。英国石油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人均可用石油量在1979年达到峰值。当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现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时，它们对石油的需求飞涨，石油开始供不应求，导致油价上涨。因为每个人可以使用的石油量在减少，所以，当全人类1/3的人口（即中国与印度的总人口）也融入以石油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时，遭遇了石油供应短缺的局面。换言之，人口日益增长，而石油储备有限，这种需求压力必然会推动石油价格上涨。而当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47美元，严重的通货膨胀便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引发全球经济的萎缩。
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这些成本被分摊到了企业制造的每件产品中。因此，能源价格的增长影响着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使那些需要长途运输（空运、水运）的货物变得越来越昂贵，令人难以承受。之前，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因而享受到边际价值，可是现在整个供应链上的能源成本日益增加。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真正的转折点，并且早在全球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之前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在进一步侵蚀许多地区的经济。仅因“卡特里娜”“丽塔”“艾克”和“古斯塔夫”飓风造成的损失估计超过1 000亿美元。洪水、干旱、火灾、龙卷风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已经摧毁了各个大陆的生态系统，降低了农业产出，破坏了农业基础设施，减缓了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全球信贷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在21世纪的世界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逐渐减少。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在迈向化石燃料终结的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各国正在努力确保其剩余的化石燃料储备可以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并且尝试使用清洁能源，从而限制常规燃料燃烧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欧盟还规定其成员国到2020年的能源效率提高20%，碳排放减少20%（相比1990年的水平）。
要彻底解决全球石油峰值、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这些空前的危机，仅仅依靠更加高效地使用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够的。展望未来，每个政府都需要探索新的能源机制，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尽可能地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正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尾声时，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在过去200年间，人类经历了化石燃料时代，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经济活动给地球生物圈带来了巨大的熵账单，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能够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呢？目前来讲，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回想一下，我们在第1章提到，新的通信革命与新的能源机制共同催生了全新的生活环境和重大的经济变革。现在，我们再次迎来了这种历史性机遇，因为一方面，在过去20年里出现了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机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在经济体系内发挥着指挥与控制的作用，人类可以利用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来组织和管理分布式能源，从而迈入影响力巨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由此产生的乘数效应将会持续到21世纪下半叶以及更加遥远的未来。
分布式能源是那些可以在自家后院发现的能源。太阳普照全世界，风每天吹拂着地球，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垃圾。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在利用农林资源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废料，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可以利用潮汐能。地热能藏在地表下，水能发电。我们称这些能源为分布式能源，因为不像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铀这样的常规“精英”能源，它们只能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找到，而可再生能源无处不在，储量各异。
今天，催生了互联网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被用于重构整个世界的电力供应网络，让数百万人可以在家里、办公室、零售店、工厂和技术园区里收集、生产他们自己的可再生能源，还可以通过智能电网与其他人分享，就像他们现在在网络空间创作和分享他们的信息一样。企业开始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和市场雏形，这就是商业领袖所称的“分布式资本主义”。
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潮汐能，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四大支柱中的第一个支柱。虽然这些朝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仍然只占一小部分，但是由于各国政府设定了相关的目标和标准，将这些能源广泛推向市场，而且这些能源的获取成本较低，所以，它们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实现了迅速发展。由于企业和房主努力减少碳排放，更注重能效，进一步追求能源的独立性，所以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涌入研发和开拓市场。
虽然可再生能源无处不在，新技术也允许我们更廉价、更高效地利用这些能源，但是我们需要基础设施来承载它们。这就需要建筑业发挥重要作用，来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支柱。
如前所述，建筑是人类引发的全球变暖的主要“肇事者”，消耗了30%~40%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的30%~40%。现在，新的技术突破可以改造现有建筑，设计新建筑（新建筑可部分甚至全部利用当地可用的可再生能源），从而塑造了这样一个新理念——未来的建筑是“发电厂”。这个新理念将对房地产业乃至全世界的商业和建筑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未来的25年里，数百万建筑——住宅、办公室、大商场、工厂、工业技术园区——将会被改造或建造成“发电厂”，同时也是人们的生活场所。这些建筑将会就地取材，利用太阳光、风、各类垃圾、农林废料、海浪、潮汐、水和地热产生人类经济活动所需的能源，同时多余的能源也可与其他建筑共享。
在西班牙的阿拉贡，通用公司生产设备的顶端装有一个1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机，产生出可以供4 600个家庭使用的电量。最初7 800万美元的投资将会在10年内收回成本，在这之后，发电的成本将几乎为零（除了用在维护太阳能发电装置上的费用以外）。
在法国，建筑业巨头布依格集团在巴黎郊区创建了一个先进的综合商业办公区，从这个地区收集的电能不仅能供自己使用，甚至还有节余，出售给主电网。
沃尔卡科技园位于西班牙韦斯卡，坐落在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山谷里，是一座新型的技术园区，就地生产可再生能源，为几乎所有的运作供电。目前园区有12座办公楼，并计划再建40座。该园区的运转几乎全靠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水电和太阳能。园区里还坐落着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微软以及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公司。
我们介绍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两大支柱，即可再生能源和“作为发电厂的建筑”，同时也需要介绍第三个支柱。为了最大化利用可再生能源和使成本最小化，我们需要开发储存方法，把间断的能源供应转化成可靠的资产。电池、水泵以及其他媒介的储存功能有限，而现在有一种储存媒介到处都可以找到，而且相对高效。这就是氢，它是储存各种可再生能源形式的普遍媒介，可以确保稳定、可靠地发电和运输。
氢是宇宙最轻、含量最丰富的元素，作为能源资源，它唯一的副产品就是纯水和热量。我们的宇宙飞船使用氢燃料电池作为动力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氢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能、海浪）用来发电，而电反过来可通过电解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氢气也可直接从能源作物、动物粪便和林业废料、有机垃圾（生物质能）中提取，无须经过电解。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社会，部分可再生能源需要以氢气的形式储存起来。这是因为可再生能源不是一直都有：太阳不会总是闪耀；风不会总吹；如果干旱，水就不会一直流；农业收成也视情况而定。如果无法供应可再生能源，就没有电，那么经济活动就会中止。但是当可再生能源充足时，产生的电可用来从水中提取氢气，然后把氢气储存起来，之后再转换成电，这样社会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了。
2008年，欧盟委员会宣布了《联合技术计划》，这是一项有雄心壮志的公私合作项目，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推动氢经济的商业用途，主要重心在于从可再生能源中提取氢气。
通过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广把建筑作为发电厂的理念并给氢气燃料电池技术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欧盟已经建立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三大支柱。第四大支柱，即重新配置电网——让企业和房主自己生产能源并与彼此分享——正在经受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电力公司的检验。
智能电网由3个关键部分组成。迷你电网可让房主、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在当地通过太阳能电池、风能、小型水电、动物粪便、农林废料和垃圾生产出可再生能源，满足自身的电力需要。智能电表技术让当地生产商能够更有效地把能源卖回主电网，也可从主电网接收电，使电双向流动。
智能电网技术的下一阶段是在整个电网系统内嵌入传感器和芯片，连接每个电气设备。软件可让整个电网知道每时每刻在电网上用了多少能源。这种互联性可重新调配高峰期和间歇期的能源使用和能源流向，甚至可以随时调整电价。
在未来，智能公共事业网络也将会越来越与即时天气变化相连——记录风力变化、太阳通量、周围温度，使电力网络持续调整电流，既适应外部天气状况，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如果电网因为需求过大而造成能源使用高峰，并有可能超负荷的话，软件可以使住户的洗衣机少转一圈，或者把空调调高1摄氏度。愿意轻微调整用电量的消费者可以在账单上获得积分。因为在任意24个小时内，电网的真正电价有所变化，所以即时的能源信息向“动态定价”敞开大门，这样消费者就可根据输电网电价自动增加或减少能源使用。实时更新的计价可让当地迷你电网把能源卖回给电网，或者干脆不用电网。智能电网不仅加强了终端用户能源选择的权利，而且在电力分配方面提高了效率。
智能电网使重新广泛分配电力成为可能。当前这种集中的、自上而下的能源流动越来越过时了。在新时代，企业、城市及房主既是能源生产者又是能源消费者，他们被称为“分布的一代”。
分布式智能电网也为汽车动力源的转变提供了根本的基础设施：之前是燃油内燃机，现在是以电和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插电式汽车。电动插电式汽车和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汽车也是“车轮上的发电站”，发电量可达到20千瓦或者更多。既然普通的汽车、公共汽车、卡车大多数时候都是停着的，那么在它们不行驶时，可以利用它们发电，为家庭、办公室供电，或者将电力输送回主要的智能电网。
如同19世纪蒸汽机、火车头以及铁路基础设施的出现标志着煤炭时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一样，20世纪内燃机和汽车公路基础设施的出现标志着石油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交通运输的革命往往发端于更广泛的基础设施革命。燃煤蒸汽机革命要求基础设施方面实现重大变革，包括运输方式的转变（从水路到铁路），以及为了关键铁路线上和铁路枢纽处新城镇的发展而转让公共用地。同样，汽油内燃机要求在州际公路体系外建立全美公路体系，铺设石油管道，在郊区建立新的商业和住宅区。
从内燃机转变到以电和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插电式汽车，同样需要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新的改进。
2008年，德国第二大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莱茵集团和戴姆勒公司在柏林发起一个项目，为在德国首都周边的梅赛德斯旗下的Smart微型电动车和梅赛德斯汽车建立充电站。雷诺–日产正筹备一个类似的计划，为以色列、丹麦和葡萄牙提供充电站网络。分布式的电动车充电站将为雷诺的纯电动梅甘娜轿车提供服务。到2030年，给可充电式电动车和氢燃料汽车充电的充电站将会随处可见，在路上、在家里、商业大楼、工厂、停车场以及车库都可见到，这样的基础设施可以把电无缝分配到各处，既可把电送到主电网，又能从主电网收到电。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通用电气、西门子以及其他全球信息技术公司现在正涉足智能电力市场，与公用事业公司合作，把电网转变成智能电网，使建筑物的所有者们也能够生产能源并与他人共享。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CPS能源公司、位于休斯敦的CenterPoint公共事业公司、位于科罗拉多州波德的Xcel能源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的Sempra能源公司和Southern Cal Edison电力公用事业公司正着手铺设智能电网的部件，可以连接数千家住宅和商业大楼。
人们常常会问，可再生能源能否长期提供足够的电力以支撑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第二代信息系统电网技术让企业连接数千台台式电脑，由此产生的分布式计算能力比最强大的集中式超级电脑还要厉害得多。同样，数百万当地可再生能源生产商可接触到智能公共事业网络，他们生产、分享的分布式电力远比我们当前依赖的集中式能源形式（石油、煤炭、天然气以及核能）要多得多。
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过渡需要大规模重新布局每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基础设施，创造数百万工作岗位以及无数新的产品和服务。各国将需要大规模投入可再生能源技术，改造数百万幢建筑，把它们变成发电厂，在美国基础设施中融入氢气储存技术和其他储存技术，把汽车从内燃机发动的汽车转变成以电和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插电式汽车，铺设智能公共事业网络。
基础设施需要重造，各产业需要重组，这将要求各国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再培训，就像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开始就进行的职业和专业培训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新技术劳动力将需要熟练掌握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色环保建筑、信息技术、嵌入式计算、纳米技术、绿色化学、燃料电池开发、数字电网管理、混合动力和氢动力交通工具，以及其他数百个技术领域。
企业家和管理者也需要接受教育，学习如何利用前沿的商业模式，包括开源式、连接式商业，分布式、协作式研发战略，可持续低碳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次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管理风格将会从本质上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能水平和管理风格迥异。
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智能电网可让每个国家既生产自己的能源，又以“网络”方式与周边国家共享多余的能源，从而确保全球能源安全。当任何一个地区出现可再生能源短期激增或剩余，那么正遭受可再生能源短期缺乏或不足的地区就可以分享那些能源。
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愿景，电力本身得以广泛分配，鼓励在人们和国家之间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将合作推向新水平。正如过去10年分布式通信革命催生了网络式的思考方式，开源分享，以及通信的民主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将效仿，进行能源民主化。我们开始憧憬这样一个世界：上亿人被“赋权”[1]（不论是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新的社会愿景
能源民主化推动我们建立新的分布式社会。获得电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不可被剥夺的社会权利。20世纪见证了全世界数百万人享受政治投票权，获得了更多的教育和经济机会。21世纪，个人享受能源也将成为一项社会权利和人权。每个人都应当有权利、有机会在当地生产自己的能源，并与其他人在地区、国内和大陆的智能电网上分享。对于年青一代人而言，他们成长环境的等级制度不那么森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广泛，能够在开放的智能电网上分享并生产自己的能源，这将被视作一项基本的权利和责任。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半个世纪，将大大地改变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为明显。电的使用是永久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相反，能够获得能源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机会。如果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能够自己生产能源，那么在电力配置方面将会有显著变化。当地人不再那么受制于偏远的电力中心的影响。各个社区将会在当地生产商品和服务并向全球销售。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和自下而上的“再全球化”政治的核心。发达国家与各行业及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合作，通过重新审视发展援助，影响宏观和微观融资信贷，提供最惠国贸易地位，从而促进可持续的全球化进入下一阶段，帮助发展中国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化石燃料和以铀为基础的能源转变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需要全球跳出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20世纪的特点），转而进入21世纪的生物圈政治。20世纪大多数地缘政治的争斗集中于以军事和政治手段获得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铀矿。因为各国竞相争夺化石燃料和铀，人们打仗，无数的人失去生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任重道远，化石燃料和铀越来越有限，我们需要缓解这种因获取它们而日益紧张的态势，基于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集体责任感，我们需要促进生物圈政治。
分布式资本主义
数百万人共享能源，最终数十亿人共享能源，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等级化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将逐渐瓦解，大规模协作下的分布式网络将得到广泛应用。更加分布式和合作化的全球经济正开始彻底改变人类的时空感：技能差别化更加显著，自我意识更强烈，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同理心和自我意识增强，从而与地球生物圈实现密切融合。
要了解新型分布式资本主义的潜在影响，我们有必要理解影响着分布式能源社会的分布式通信的力量。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分布式计算（又叫网格计算）是席卷全球商界的第二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核心，推动了新型全球社会网络的建立和教育体系的改革。
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最先是由软件设计师大卫·戈迪和曾为计算机科学教授的大卫·安德森共同提出的。他们对是否能在宇宙中发现外星人感兴趣。他们发现扫描宇宙无线电波寻找是否有人在广播星际通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们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利用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天文望远镜全天候观测星空，同时收集无线电频率。分析大量信息需要使用世界上最大的模拟器。因为不可能无限制地使用超级计算机，所以他们想到征用数百万台个人电脑，并与网络连接，快速处理信息。鉴于个人电脑在大多时候处于闲置状态，即便在使用时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他们觉得可以利用分布式计算机足够强大的能力评估输入的数据流。到2001年，有100多万台人电脑加入这个项目。尽管外星智能探索计划（SETI）仍未收到来自银河系的任何消息，但它为下一场信息技术大革命——分布式计算提供了模型。
分布式计算可用来解决一些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例如，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说服了来自150个国家的10万人捐赠其电脑的部分使用时间来分析气候变化数据并创建预测模型。分布式计算能力是世界上一些最快的电脑的2倍。
分布式计算机项目正在拓展。数百万台计算机被用来为一系列项目收集和分析数据，包括寻找新蛋白质结构，发现引力波，研究纳米系统，搜寻质数，以及开发新药物等等。
为什么人们愿意把他们的电脑借给这些项目使用呢？尽管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在分布式计算机社区里，大多数人给出的理由是“利他主义”，他们被友爱地称为“处理信息者”。数百万人渴望贡献自己的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诸如气候变化，治愈疾病等。
捐赠电脑时间只不过是利用新的分布式方法进行人类合作的一小部分。企业和学术界也正在积极招募数百万人来分享他们的学识和创意。“维基经济”这一术语是用来形容一种新型的收集数据、分享知识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大规模协作模式的，已在各个领域显现成效，让同领域专业人士已知的知识和解决方案相形见绌。“维基工作站”指的是一个合作项目，由来自许多不同领域的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有一些专家和其他业余人士）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与传统等级式组织的企业学习环境相比，这种新型扁平化的合作环境调动了人们的集体智慧，使他们取得了出色的业绩。
这一被称为集体智慧的现象，并不是在有了分布式计算技术后才出现的新事物。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以拥护人类优生学而著称，也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亲，他是第一个领悟集体智慧重要性的人。1906年，他在家乡英国普利茅斯的集市上，碰巧赶上一场猜重量的比赛。一头强壮的公牛被带上来，赶集的人排队下注，猜牛被屠杀加工后有多重。有800人下了赌注，其中包括屠夫、农民、办公室职员以及其他没有什么专门技能的人。比赛结束后，高尔顿收集了所有800张记录条，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好并置于钟形曲线上，然后算出所有估计值的总数，估算出估计值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代表了所有人的集体智慧。人们的平均估计值是1 197磅，仅比公牛重量少1磅。高尔顿随后在英国《自然》期刊上发表了他的发现，但是直到100年后，新型分布式计算技术才让数百万人汇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开展合作学习项目。
最先利用集体智慧和合作学习的公司是一家位于多伦多的名叫Goldcorp的小型金矿开采公司。由于生产成本变高，债务堆积，劳动力躁动不安，加上找到新金矿的前景黯淡，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当时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麦克尤恩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一场研讨会，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当时研讨会讨论到Linux，即开源代码共享网络，数千名程序员免费贡献自己的时间，帮助改正软件代码中的问题。麦克尤恩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即把公司1948年在红湖的地质数据放到网上，向全球提问，在哪儿有可能找到金矿。为加大吸引力，公司还拿出57.5万美元作为奖励，奖给想出发现和估计金矿地点最佳方法的人。来自50个国家1 000多名网络“探矿者”开始分析数据。地质学家、数学家、军事人员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研究生一起加入了比赛。
麦克尤恩发现，有意思的是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跨度如此之广，包括高级物理、应用数学和智能系统，都被全力应用到“搜矿”上。他写道：“我看到了在这一行业从未看到过的能力。”结果是令人吃惊的。麦克尤恩说：“当我看到计算机制图时，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参赛者在公司地产范围内明确找出了110个位置，其中有一半是公司地质学家从未指出的。令人惊讶的是，在80%新发现的地方都产出了大量金矿，总量超过800万盎司[2]。
“协同生产”现正成为一些世界级大公司的标准运作程序，尤其是在制药业和化工业。大规模协作也已帮助像宝洁这样的公司重新思考其研发模式。宝洁重新设计了研发项目，内部研究人员与外部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宝洁用InnoCentive这家网络市场公司，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数千名科学家与像宝洁这样的公司牵线，进行项目协作。宝洁把产品和服务进行外包，预期将从这类外包协作中获得50%的创意。
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已将一家世界上领先的高科技信息通信技术公司改造成协作式工作环境，如今正将这种模式向客户推销。公司技术通信总监迈克·米切尔表示：“在思科，我们想要的文化氛围是，不与他人分享你所知道的东西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公司鼓励所有员工在社交网络上交流，推行内部博客，以便各部门、各个职位的人都可以分享思想和创意。据分析人士估计，“协作市场”将很快变成价值340亿美元的商机，钱伯斯渴望思科能够成为这种新型商业模式的主要助推器。
钱伯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正在崛起的分布式能源特别感兴趣。因为思科75%的收入来自路由器、转换器和高级网络技术，钱伯斯利用公司一流技术与欧洲客户合作，他们已经开始把智能电网技术用于实际。钱伯斯说：“通过处理峰值负荷，转而使用其他能源，我们可以大大降低用电成本，减少碳排放。于我们而言，这将会是个10亿或100亿的生意。”像聚友网、第二人生以及InnoCentive这样的网络公司都是协作平台。
唐·塔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他们的著作《维基经济学》中指出，人类协作潜能与分布式计算技术的结合将使经济跳出传统商业运行模式，进入以“开放、对等、共享和全球运作”为基础的新领域。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对等技术催生了“分布式资本主义”，在此过程中，许多有关市场资本主义的重要假说显得过时、毫不相干。例如，亚当·斯密坚信在市场中，人类本性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尽管将信将疑，亚当·斯密还是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人们心中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但这么做的同时也有利于公共利益。
分布式模式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人性的对立面，基于与人类本性相左的假定，那就是，如有机会，人们常常是自愿地与他人协作，而这仅仅是为了给公众带来了好处而享受到的无比喜悦之情。此外，通过提升大众的福祉，人们能更好地优化自身利益。换言之，分布式协作的拥护者为他们所称的“数字公地”欢呼，而不是哀叹“公地悲剧”。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文中提出，因为追逐第一是人类的本性，自我利益会导致经济企业衰落。
那如何解释Linux和维基百科呢？就Linux而言，数千名程序员自由自愿地奉献专业知识，协助修改、完善数百万人使用的软件代码。代码本身是开源的，任何对软件做出贡献的人都不会享有该代码的知识产权。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沃顿商学院的管理课程项目中，如果我教授这种商业模式理论的话，他们肯定会认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这样的活动，完全有悖于人类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本性，因而会对这种理论嗤之以鼻。然而，Linux现在是全球重要的公司，并且向同领域如微软这样的传统公司发出挑战。
我们再来看维基百科。它是一个开源的网上百科全书，只有5名全职员工，但是其规模却是《大英百科全书》的10倍，英文词条超过280万条。所有的词条都是免费的。人人都可以添加词条，对任一词条可以添加自己的观点，由于这一过程需要协作，维基百科的错误率只比靠专家审定的《大英百科全书》略微高一点。
就Linux和维基百科而言，参与者为日益扩大的协作网络贡献力量，体验到发挥自身创造力去服务他人的喜悦，并从自由访问不断改进的网络中获益。
经济活动也不再是处境艰难的卖家和买家之间对抗性的竞赛。相反，经济活动是企业与志趣相投的人进行合作的事业。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他人获利是以自己的损失为代价的。提升他人的福祉会造福自己取而代之。零和博弈让位于双赢局面。
在商业领域，从古代开始一直流传着“买主自行小心”的说法，意思就是，商品一旦售出概不负责。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公开透明的原则。在传统的交易中，一方绝不会泄露内部数据，因为那有可能会违背原则，失去对供应商、竞争对手、顾客或甚至是同事的优势或先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协作的情景下，只有公开与他人分享数据，参与者才能将他们的合作最优化，在网络上为大家创造额外的价值。比如，像Linux这样的企业，只有在网络上与大家公开分享软件、代码和新应用，才能够运作下去。
从财产权到享用权
提到知识产权的持有，过去的古典经济范式和新型分布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冲突最为显著。专利和版权在传统商业计划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协作式经济中，对关键信息开源成为协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占有和控制知识阻碍协作。
生命科学领域围绕着基因专利权的争夺表明了传统市场型资本主义和新型分布式资本主义的差别。近30年来，生命科学企业一直试图争夺基因序列、基因混合嵌合以及克隆器官的专利权，同时也在争夺人造器官流程的专利权。然而，近年来，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青一代研究人员开始发出挑战，他们认为公然将知识藏起来是起抑制作用的，相反，如果能够公开自由地分享知识，可能会推动拯救生命的新医学发现，促进农业发展，在可替代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突破，也为新一代绿色建材铺平道路。
有人担心，像孟山都这样的公司会控制全球的农民和消费者，因为它们掌控着全球所有生殖质的基因专利。CAMBIA生物科技研究院的生物学家已经开始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上（这是一个开源授权代理，这种授权代理与Linux和其他开源软件公司使用的授权代理类似）公开发表自己发现的基因。
一些全球制药公司开始纷纷效仿，但方式十分有限，比如把一些研究放入公开的数据库，鼓励更多的协作研究。尽管做了这些尝试性的努力，但生命科学公司仍然不肯放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现在愈加清晰的是，在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下，分布式协作将带来不断的突破和新发现，而在创造附加值方面，专利机制已日益过时。
专利法的渊源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颁布的早期专利，那是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保护玻璃吹制术和拥有其他手艺的当地工匠。现在，一个工序或产品的专利时效是20年，而产品寿命周期往往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这样看来，专利时效似乎显得不太适当。
同样，版权法也遭遇了文件共享、博客、开源协作式公司（它们的工作方法是“信息喜欢自由驰骋”[3]）的挑战。在网上和博客圈上，大量的信息总是免费提供，想想维基百科、YouTube网站、聚友网和Flickr网站。抓住版权不放意味着限制而不是扩大人们的商业服务范围。
知识产权面临的挑战只是冰山一角，作为古典经济理论根基的产权关系理念本身则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回想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以及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他们相信获得产权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市场提供了自我调节机制，确保买卖双方能够持续购买和交换财物。
有财产的自主人这一观念是启蒙思想的基石，也是现代个人自由理念的主题。对于18~19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而言，自由被定义为将他人排除在外的权利，是一个负面的术语。让私有财产权变得高尚，使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创了另外一种合法堡垒，拒绝对教会和封建领地履行的古老义务，抵制手工业行会制定的种种限制，以及许多其他将他们禁锢在旧秩序里的规定。不难理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将私有财产权作为个人自由的象征。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受人欺压或是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进一步积累财产并控制财产用途，确保了进一步的自治和流动性，反过来，也确保了个人自由。如果人们有财产安全感的话，那么其他所有权利（隐私权、不受挟制的权利，尤其是幸福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当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开始建立资本市场的基本元素，在全球拓展殖民地，推行重商政策，从而进一步控制土地、资源、人力以及市场。他们认为人的本性贪婪，渴望获得财产，因而他们确信这些政策是事物自然秩序的社会反映。
人们对财产性质的看法发生了蜕变，同时还有其他变化：欧洲大陆从封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王朝统治转变为民族国家治理。对欧洲人而言，财产的新理念可以重塑人们与时空的关系。新技术开启了巨大的新空间，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节奏。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空间是隐蔽而垂直的，现在突然之间变成平行的，直到地平线的尽头。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时间是周期循环且相对封闭的，现在突然之间变成线性且开阔的。当过去受到时空限制的封建制度面临无限的时空时，瞬间就土崩瓦解。私有财产理念的发展成为培育新时空观的重要精神工具。
世界上的一切可以重新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我的与你的”。欧洲人曾经秉持这一原则，将所有空间开拓为殖民地。在即将到来的未来，每个人将成为自己的神，其神性在于积累财产，扩充自身，对存在和存在持续的时间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是更关注“我的”，少管“你的”。那些有才能且狡黠的人可获取最多的财产，并将其转化为资本，用资本控制其他人的本性和生活。他们叫作“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