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成为制度机制，加速了新世界的重组。市场作为公正的平台，使每个资本家可以与其他“战士”争斗，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获取空间和时间。同样，初期的民族国家通过建立法典和执法机制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这样做也能保护人们的自由。
私有财产关系深入人心是一把双刃剑。确保人人能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阻碍封建秩序以及之后的君主制获取特权，这加深了区别化、个体化和自我化的进程。每个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成为自己领地的主导者。随着自治个体在西方史上的出现，私有财产关系理论的自然法则进一步向前发展。
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加强，有助于人们在大千世界中认识到个人生活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但人们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存在的孤独感。这些心理变化推动了人们的同理心，因为人们越来越关注彼此的独特性，努力克服孤立感，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找到生活的意义并进一步繁荣发展。
然而，人们对私有财产的追求达到近乎狂热的程度，甚至认为追求私有财产是人性的主要追求，这对建立“我的与你的”界限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人与人之间以新的方式彼此隔离：在特权阶层和不幸之人中间树起新的社会屏障。将私有财产关系置于社会组织的中心，可使人类关系变得扁平化：一方面，每个有财产的人是独立自主的；另一方面，建立“我的与你的”这一排他性原则，并将其作为管理人与人之间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基础，这对同理心的拓展来说，既是推动又是阻碍。
然而，在新技术的洪流下，催生了私有财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开始式微，新技术再一次改变着我们的时空感。通过网络和其他新通信技术，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快，推动我们进入全球空间，同时也进入了新的时间领域。这带来的结果是21世纪在美国市场上进行财产交换将越来越没有生存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在广大的全球网络下连通人们的关系。
不再依附私有财产体制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无论是对全球商业的未来还是全体人类的心理都是如此。如果对私有财产的商业、心理和思想依附都继续减弱的话，那么市场的最终命运将会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改变对意识和人性的概念也有潜在的影响。
软件和通信革命加快了速度和生产潜力，然而市场经济却远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潜力。因此，我们正在见证与市场资本主义不同的新经济体系的诞生，正如市场资本主义与更早时候的封建经济之间的差异一样。
这也不仅仅是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新的组织方式以提升商业行为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市场交易机制本身变得过时了。
市场的运作方式是线性的、互不相连的、断断续续的。买卖双方聚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他们交换商品和服务，然后各奔东西。完成一场交易与开始下一场交易中间有时间间隔，这意味着生产力的丧失和做生意成本的增加，市场最终因此成为“弃儿”。
相比之下，新信息通信技术是控制性的而非线性的，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持续的活动。这意味着市场交易的启动和停止机制可以被取代，在各方之间建立持续的商业关系。
例如，想想卖光盘的传统方式，再想一下新的音乐公司是如何销售音乐的。在传统的市场交易关系中，买方给零售商付一张光盘的钱。相比之下，像狂想曲这样的音乐公司使用新的网络模式，用户只需每月支付订阅费，便可无限使用公司的音乐库。过去的模式是买卖双方交换实体光盘和钱，而在新网络模式下，用户购买的是自己享受音乐的时间。
在纯网络条件下，实物光盘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制作人手上，用户以时间段的形式进行使用。订阅、会员制、出租、分时共享、预付费、租赁、授权协议成为交易的新媒介。音乐公司与客户建立全天候的商业化关系，客户也成为音乐网络的一员。现在用户是为听音乐而付费，无论是在睡觉、醒着、工作还是在听音乐时。音乐公司倾向于和用户在一段时间内建立持续的商业关系，而不是把每张光盘的出售作为单独的市场交易，因为这事关时间和成本问题。
音乐公司与客户保持高速、高效、平稳、持续的关系，而实体零售店则举步维艰地协商每笔交易（交易过程是独立的、封闭式的）。在人人都由网络而联系起来的世界中，信息以光速进行交换，时间成为最稀有、最宝贵的资源。在纯网络条件下，供应商和用户取代卖方和买方，在更长的时间段内使用商品代替了商品的实体交易。
交易成本和利润也促进了从市场交易模式转变为网络模式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中，卖方靠利润率获利，而利润率则依赖看交易成本。但在大多数行业，利润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新信息、通信、生产技术、新节能技术的出现，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新型组织方式的出现。交易成本趋近于零时，利润实际上就没有了，市场交易也不再是做生意的可行方式了。
图书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市场上，我把书卖给出版商，出版商再把它给印刷公司。这相当于把书先交给批发商，然后再给零售商，而客户从零售商那买书。这其中的每个阶段，卖方把上涨的成本价格加在买方身上，从而反映交易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尤其是卖教材和研究书籍（二者都需要不断更新）的出版商，正在绕过出版纸质书需要的中间步骤，也绕过每一阶段交易成本所需的中间步骤。虽然《大英百科全书》32卷的售价为1 395美元，出版商卖的纸质书少得多。相反，出版商把书的内容放在互联网上，信息可以持续更新和访问。现在只要用户付订阅费，便可长期访问信息。《大英百科全书》几乎消除了所有剩余交易成本（向订阅用户提供信息的成本）。出版商实现了从卖实体产品给买家到让用户在一段时间内享受服务的过渡。未来，纸质书如何与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的网上书籍竞争呢？其他许多行业也经历着同样的情况。
对大多数人而言，买一辆车标志着进入了需要处理财产关系的成人世界，也标志着我们愿意承担作为有财产一族的责任。当今，标志着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通过仪式很少见，但拥有一辆车还是从青年到成人的标志。
我们从财产交换时代进入路径时代，和其他许多有价值的产品一样，汽车也从一件商品转变成一种服务，从人们拥有之物变成人们租赁之物。非商用汽车租赁起初无人知晓，到1999年，美国道路上近40%的汽车和卡车是租赁的。汽车在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和个人身份认同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时代，从拥有汽车到享受汽车服务的转变将引领重建财产关系的巨大变革。
从所有权到享用权的转变将对企业如何处理其与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市场型商业模式的性质是关注买卖双方交换财产，因而没有什么激励措施去提高能源效率，减缓熵流。不去提高能源效率，不管熵流反倒常常得到好处。直到最近，能源成本开始上涨，碳排放上限和交易计划以及碳循环法才开始由政府实施。这是因为，一旦产品交换到买方手中，生产商便再也不管产品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了。
而现在，像飞利浦这样的照明公司开始将部分产品转化成服务。飞利浦涉足所谓的“绩效合约”。举例而言，在新型商业模式下，飞利浦与一个城市签约，为市区提供新一代更加节能的小型日光灯和室外发光二极管（LED）照明灯。飞利浦给这个项目出资，包括提供照明设备和安装。而该城市则把在合约所议定的时间内因节能而获得的收益付给飞利浦。连一个灯泡都没有卖掉，飞利浦还是赚到了钱，从供货商变为服务供应商。
绩效合约现已在有节能意识的市场中成为一种规范。在新型商业模式下，像飞利浦这样的供应商正在继续寻找新的方式，最小化地使用能源，提供高效、可持续的服务，从而将利润最大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卖产品过渡到提供服务，提高能效以及更严格的资源管理将会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熵流将成为每个公司在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私有到共享
正如近代早期那样，现在我们对人与财产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评价人类的状况。之前，对封建公地要履行所有权义务，后来，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财产交易，这一“巨大转变”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人们对人类交往的本质和目的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现在从市场财产交易到网络路径关系的过渡，再次改变着我们对人性的看法。
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在分布式的全球化经济下，很少有人去讨论如何重建财产关系的理论，使之符合网络商业的现实情况。
我们总是认为财产是将他人拒之门外的权利，不让他人使用或获益，而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财产也被定义为在使用或享受某种东西时，不被排除在外的权利。已故的多伦多大学教授克劳福德·麦克弗森重振了过去对财产的看法：有权利享用公共财产——有权在水道上航行，有权在公用的农村小路上行走，有权进入公共广场。
尽管财产的双重理念仍然存在，大众享用权和包容性变得越来越边缘化，19~20世纪，由于市场经济开始统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私有权和排他性盛行。
麦克弗森表示，至少对发达国家而言，收入变成范围更广、意义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实现“生活质量”。麦克弗森提出，财产反过来需要被重新定义，包括“有无形收入，即享受生活质量的权利”。他表示，“这样的收入只能算是有参与一系列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的权利”。
在协作式经济中，与排他性相比，包容性在建立经济社会关系方面日益重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的财产权是以知识产权和不动产形式存在的，阻碍了商业和社会发展，而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基础设施的新型分布式通信技术和能源为商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协作式的社会，无形价值更加重要，尤其在追求自我实现和变革方面更是如此。不被“充实的生活”排除在外的权利——有享用机会的权利——是人们认为最重要的财产价值。麦克弗森指出：“新时代下的财产权需要让人们有权参与到各种力量关系中，让人们可以过得充实。”
正如19~20世纪人们努力获取财产权一样，21世纪个人和集体努力获取“享用权”也同样重要。
充满协作与关怀的世界
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分布式的信息、通信、能源以及对等协作，在一体化程度更高，更加复杂的人类组织中进一步推进个人化进程，同时使管理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等级形态更加扁平化。
网络正在把世界改变成一个巨大的全球公共场所，数十亿人可以真正地同时联系、协作并创作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难怪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称，“让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用户自发地集思广益，表明大规模协作正在将新的网络活脱脱变成一个全球大脑”，这或许并非轻描淡写。他们表示，网络一代超过20亿的年轻人就是伴随着使用网络作为协作的媒介而长大的。
千禧一代与彼此和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是没有等级观念的，他们相互协作，关注自己的享用权，有包容性，而不仅仅是关注自治，排斥他人，对人类多样化更敏感，因而他们成为史上最具同理心的一代人。一个分布式、协作式、没有等级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更加具有同理心的社会。
第11章概述的数据趋势显示，互联网一代在承认性别平等，拥护种族多样性，尊重少数族裔和边缘化群体的权利，接受性别差异方面比老一代人表现得更突出，他们对不同族裔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通婚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关心其他生物的权利。
年青一代的思维方式是非等级制、协作式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些全球公司的内部组织以及管理方式。尽管还没有什么确凿翔实的证据证明管理方式从等级制转变成网络型，但思科公司似乎并非孤军奋战，还有其他公司也鼓励更加透明、等级制度不那么森严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抛弃20世纪倍受青睐的金字塔式管理方式以及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架构。它们转而正在建立网络关系和协作协议，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新生产潜力和市场机会，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适应已成长起来的年轻劳动力，这些人适应透明的、非等级制的、协作的沟通方式。
40多年以前，当我还是沃顿商学院的学生时，决策制定等级分明，强调下级无条件接受上层的指令并做机械式的反馈，被看作理所当然的。现在这种管理风格的问题日益突显：效率低下，笨重累赘，与新型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相左。新型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采用更加扁平化的协作方式，在收集信息、解决问题和执行市场操作方面更加高效。
同理心情感是新型管理风格的核心。丹尼尔·戈尔曼、理查德·伯亚斯和安妮·麦基在他们合著的《新领导者》一书中指出，新的管理方式——同理心管理方式，正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在全球资本经济遭受重创和几近崩溃之后，全球商业界不得不重新思考经营商业的方式。事实就是，分布式信息技术、分布式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正带动分布式资本主义的兴起，这需要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适应的新型管理方式。
戈尔曼等人以在每层管理层建立透明性为着眼点。说到透明性，他们认为不仅仅是分享信息，同时也是“对他人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信仰和行动”。情感的透明性可在员工之间建立信任，培养同事情谊，促进合作。反过来，更加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会增进同理心，促进彼此的关系。
戈尔曼明确地表示，“同理心是工作中一切社会效率的必要条件”，也是21世纪分布式资本主义经济协作式管理风格的关键。他写道：
“有同理心的人在察觉和满足客户、顾客或下属需求方面表现卓越。他们仔细聆听，领会人们真正的关切，并做出适当的反应。最终，在逐渐发展的全球经济下，同理心是与不同的同事相处，并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谈业务的关键技能。”
根据戈尔曼的看法，同理心情感成为管理新兴协作式工作环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写道：
“由于领导者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进一步的合作，人际关系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组织机构认识到陈旧的功能法——这边做营销，那边做战略，这边又做赔偿——必须被打破，越来越多的领导者经常与跨部门的团队合作，这意味着需要建立紧密和谐的关系，从而人人可以分享信息、高效协调。”
戈尔曼等人将这种新型同理心管理风格看作“紧密联系”，并认为这“体现了实际行动中的协作能力”。
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将社交商教学直接引入MBA课程。社交商项目“以在与他人合作、激励他人、领导他人方面的心理能力为核心”，心理学系和商学院的教师一道，在课堂上、社区里为大家提供机会，培养同理心技能。
虽然古典经济理论称个人会合理出卖劳动力，将收入和利润最大化，但实际上大多数员工更看重有关怀心的老板，这表明新的同理心管理风格值得信赖。对200多万员工进行研究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员工将“有关怀心的老板”置于更多钱和福利之上。同样地，一系列研究表明，如果同事之间感情良好，那么生产力会提高，即二者呈正相关。
生活质量的新梦想
新的同理心精神凸显在个人梦想的转变上。长久以来，“美国梦”强调个人机遇和物质成功，世界大部分地方以此作为标准，寻求灵感和指引。21世纪崛起的欧洲梦——生活质量，开始吸引网络一代。虽然美国梦仍是许多人的追求标准，但是由于年轻人将目光转向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恢复生物圈健康、保护地球其他物种、维持安全社区、普及卫生保健服务、确保普及高质量、负担得起的教育、倡导更加经验式的而非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创造文化多样性丰富的社区，“美国梦”失去了一些权威。生活质量是只有大家一起协作才能够实现的共同梦想。虽然生活质量还只是少数人的愿景，主要来自年青一代中产阶级，但生活质量之梦正在全球年轻人中间得到普遍认可。
从贝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可以看出，人们过去强调个人福祉，现在强调社区福祉。虽然奥巴马的个人生活经历是“美国梦”的缩影，但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做出了早年生活的一个关键决定，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奥巴马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第一位黑人主编。他本可以像他之前历代美国人那样追求个人经济上的成功。但是他却选择在芝加哥南部（这里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最贫穷的地方做草根活动家，改善该社区的状况。
老的“美国梦”和新的“欧洲梦”反映出对人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梦”重视个人自治和个人机遇，强调实现物质上的自我利益，获得个人自由和幸福。而“欧洲梦”既认为个人能动性和经济机会很重要，同时也同样重视推动全社会的生活质量。“欧洲梦”认为人不能独善其身，相反，在共同的社会空间里，人与人关系深厚，这样才能繁荣发展。生活质量强调共同利益，这是社区中每个人获得幸福的重要方式。
最近，生活质量成为反思20世纪许多主要经济理论假设的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假设就是近乎狂热地记录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直是判断美国及其他国家福祉的指南。
国内生产总值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商务部首创，是衡量自大萧条以后美国经济复苏状况的标准。国内生产总值的问题，在于它只计算12个月内全部经济商品和服务创造的价值，并不区分哪些经济活动真正提高社会的生活质量，哪些消极的经济活动降低了生活质量。每一种经济活动都被算在国内生产总值内，包括建造更多监狱、扩大警力、军费开支、清理污染的花费，由于吸烟、喝酒和肥胖导致的卫生保健成本上升，以及让人们吸更多的烟、喝更多的酒、吃经过加工的含脂肪的快餐所用的广告开支。
西蒙·库兹涅茨发明了GDP，他在1934年向美国国会的首次报告中提醒道：“一个国家的福祉几乎不能从国民收入的衡量方式看出来。”30年后，库兹涅茨再一次强烈指出GDP内在局限性，写道：“我们必须牢记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别……‘更多的’增长目标应当明确增长什么，为什么增长。”
多年来，人们尝试过很多方法，希望提出一个合适的衡量标准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流行的指标包括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真实发展指标（GPI）、福特汉姆社会健康指数（FISH）、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经济福利指数（IEWB）。每一个指数都试图测定提升人类福祉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
最早尝试建立的另一个指数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由当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和神学家约翰·科布在1989年提出。该指数先是计算个人消费开支，再加上无偿的家务劳动的价值，然后减去那些主要为了减少损失（比如花在治理犯罪、污染和事故上的钱）的支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还考虑收入差距和自然资源损耗。真实发展指标包括很多同样的标准，但还加上了社区志愿活动的价值，减去娱乐时间的损失。福特汉姆社会健康指数衡量16项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虐待儿童、幼年贫困、青少年自杀、滥用毒品、高中辍学率、每周平均收入、失业、医疗保险覆盖率、老年人贫困、杀人、住房以及收入不均。经济福利指数将家庭储蓄率、有形资本积累（比如住宅存量）考虑进去，后者衡量人们对未来的安全感。
法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都致力于进行高级别研究，建立生活质量指数，评价经济健康状况和公民福祉。因为生活质量在评估经济表现的重要性现在可以与生产量评估的重要性相匹敌，各国政府正在寻求衡量经济成功的另一种方式，这是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良好风向标。
社会和公共资本的作用
推动建立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要求人们在两个层面共同合作：参加社区活动以及愿意将税款用于推动人们福祉的公共倡议和服务上。重振公民社会的社会资本以及管理部门的公共资本，是每个国家实现生活质量之梦的关键所在。
在公民社会里，我们建立兄弟情谊，建立相互关爱的关系，创造文化，为社区社会资本出力。在这里，我们一起玩耍，有轻松愉快的游戏，也有意义深刻的活动，仅仅是因为彼此陪伴而感到十分快乐。在这里，我们也渴望给他人的生活和社区的福祉带来积极影响。我们积极自愿地拿出自己的时间，得到的回报是彼此更加亲密。参加体育俱乐部、追求艺术、帮助有需要的人、保护自然环境、辅导年轻人、照顾老年人、推动公共工程项目和计划，这些都是我们参加社区公共和文化生活的方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代人的去世，居民参加传统的兄弟会俱乐部，比如狮子俱乐部、基瓦尼俱乐部、鲁里坦俱乐部、麋鹿俱乐部的热情渐渐消逝，但居民参加自助团体和网上合作活动的热情骤增。
虽然公民社会有时被称作第三部门，好像其重要性没有市场或政府那么重要，但事实上，公民社会是重要的部门。在这里，人们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所在，人们创造文化共同点，相互喜欢，相互信任，这正是同理心拓展的源泉。
没有文化，无论是开展商业贸易还是进行治理，都是无稽之谈。另两个领域（市场和政府）要求不断注入社会信任感，才能开展工作。的确，市场和政府领域依靠社会信任才能运转，如果没有社会信任，市场和政府将会被削弱甚至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史上没有任何例子证明市场或政府能够先于文化存在，或是在没有文化的背景下独立存在。市场和政府是文化的延伸，反之，则永远行不通。市场和政府一直是，也将是在人类事务中起从属作用的机构，而非起到首要作用，因为文化创造了社交活动的同理心氛围，人们可在市场或政府中自信地与彼此沟通。
公民社会组织，又名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正在各个大陆不断涌现。在发达国家，后物质主义自我表现价值正成为更加主导的生活方式，公民社会组织呼吁年青一代致力于推动社区生活质量。但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新一代活跃分子正在创建公民社会组织，进一步推动实现生活质量社会的梦想。过去充满理想的青年蜂拥向政党靠拢，现在他们更能在公民社会组织中找到方向，相信建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描述集体共同同理心的另一种说法）应先于建立政治资本。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遥遥领先，因为美国的教育体系实行了一个关键的改革，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让后代承担创造社会资本的责任。
在过去15年中，美国中学和大学已经在学校课程里引入服务学习项目，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数百万年轻人的教育体验。该项目是毕业的一个要求，要求学生自愿参加附近的非营利组织和社区计划，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增进他们所在社区的福祉。
与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接触，激发了美国年轻人的同理心。研究表明，很多（但不是所有）学生的同理心情感进一步加深，因为被推到陌生的环境下，要求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人。这些经历是改变人生的经历，影响学生去思考生活的意义。服务学习让学生参与旨在增进他人和社区福祉的社会活动，因此服务学习本质上需要人们合作，加强并强化合作情感和认知技能，这些技能是年轻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在培养和使用的技能。
服务学习集教学和实践为一体，才刚刚开始传播到其他国家，它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影响数百万年轻人的情商和社交商。
创建生活质量不仅要求致力于推动社会资本，还要求致力于投入公共资本去推动公共利益。欧洲人早就愿意征收个人所得税（在一些国家税率达到45%~50%），推动社区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卫生保健是公共事业，因而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婴儿死亡率更低，预期寿命更长。欧洲国家将更多公共资金用于帮助贫困人口，儿童贫困率比美国低，欧洲的社区也更安全，杀人率远低于美国，监禁的人也远少于美国。欧洲公共交通体系跻身世界前列，欧洲人在环保方面也有最严格的规章制度。
直到最近，美国人还未表达同样的意愿，将税款用于推动社会公共事业。而最近的经济低迷挫伤公众对商业界的信心，人们开启了新的讨论，讨论政府在为每个美国人创造一个生活质量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贝拉克·奥巴马在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时强调普及卫生保健，将更多的公共资金用于推动公共教育，更积极地保护环境等其他有益于公众的事业。
奥巴马总统也呼吁美国青年一生致力于社区服务，开启了政府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新纪元。奥巴马似乎明白要想振兴政府，首先要重振公民社会。很显然，更乐于协作、习惯于社交的一代人在公民社会组织中更加如鱼得水，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本质上是推崇合作，接近平民，也比较有趣，因此比政党和统治机构更有吸引力，而政党和统治机构倾向于集中全力，本质上更有竞争性，在人际互动上发挥重要作用。子孙后代更加娴熟地创造社会资本，将同理心拓展到更多领域，政党和政府有可能被“改造”，反映出公民社会新的合作思维方式。
生活质量社会一方面重视个人经济机遇，另一方面共同努力为每个公民创建可持续社会，因此生活质量社会既推动市场发展，同时又促进社会模式的进步。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分布力”是技术手段，一方面大大提高创业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以协作式方式谋求社会福祉，让数亿人乃至最终数十亿人生产自己的能源，让人人在极大拓展的全球市场上成为潜在的企业家。但这一次，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进行的重新布局。数百万家中小企业和生产合作企业将在前所未有的水平范围内扩大商业机会。
让数十亿人共享能源，需要制定地方、地区、国家和跨国的治理新政策，确保普及发电、配电以及公平分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商业果实。在分布式能源市场上鼓励个人创业，同时在邻里、社区、城市、地区和国家之间进行无缝合作，统筹、储存和提供能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2世纪建立可持续的全球经济。
因为各国政府正迈向一个新的梦想——在生物圈世界建立生活质量社会。所以，各国政府下半个世纪亟待商讨的政治议程是：精简市场和社会模式去适应分布式、协作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分布式资本主义经济里，合作胜于竞争，享用权变得和财产权一样重要，生活质量和渴望获得个人经济成功一样举足轻重，同理心获得呼吸和繁荣发展的空间，不再受制于等级制度、不再受到排挤，人们不再认为人性就是充满占有欲、关注自我利益和功利性，这些不应当成为人生体验的核心部分。
[1] 赋权，英文为“empower”，其中的“power”也可指电力。——编者注
[2] 1盎司≈28.35克。——编者注
[3] 自由驰骋，英文“run free”，其中free也有免费之意。——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