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一代的青年是第一代成长于网络环境之下的人，他们生活在与互联网相随的协作式社交空间里，新拟剧意识正在他们之中兴起。这种新意识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布式通信和能源机制如影相随，正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分别由心理意识和思想意识相随一样。
新拟剧意识推动了年青一代拥护世界主义，普遍具备同理心情感。但问题在于为全球意识铺路的通信技术革命也有不足之处，即让网络一代偏离轨道，进入一个死胡同：他们会自恋泛滥、窥探成性、无聊至极。
拟剧意识直接由心理意识而来，体现角色扮演实验的普遍性。角色扮演实验源于莫雷诺的心理剧疗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下半叶应用于T小组、邂逅小组和自助团体上。婴儿潮一代尝试用角色扮演作为治疗技术，成年后，他们将这种方法融入育儿当中，在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代有拟剧心态的人。角色扮演不再是一种治疗技术，而成为X一代和千禧一代的意识。
意识的转变反映了通信的转变：从第一代集中用电转变为第二代分布式用电。全世界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舞台，但是20世纪大多数人还只是坐在观众席上，而在21世纪，由于有了YouTube网站、聚友网、脸谱网、博客等，人人都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出现创造了史上第一批大众观众。数百万人涌进电影院，或者聚在家里听家庭电台、看电视，他们可以观看、倾听精心编排的虚构故事，种类从悲剧到闹剧数不胜数，故事深入人类情感。通信频道是集中控制的，剧情是演员演给观众看的。数百万人成为被动的观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们没有办法与银屏上或者录音室里的人直接互动。
但人们还不是完全被动的。虽然他们不能与演员交流，影响演员，但他们的确与演员形成了一种准社会交往关系。在伍迪·艾伦的影片《开罗的紫罗兰》中，演员走下银幕，走进观众当中，而一些观众走到银幕上，与演员进行交流。
准社会交往关系最早由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提出。他们于1956年在《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并在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广播和电视“让人们形成一种假象，观众以为与表演者形成了面对面的关系”。广播和电视演员不断调整他们的表演，适应“观众应有的反应，那么观众更有可能会做出预期反应”。虽然观众不能真正与表演者对话，但是观众的确会自行构建假想的对话。
早期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如戴夫·加洛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节目主持人）和史蒂夫·艾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夜秀》节目主持人）与观众聊天，看特写镜头，好像他们真的在直接与电视机另一头的观众聊天。
加洛维后来表示，当他在节目上时，他经常会“想到什么说什么。我是个内省的人，我试着假装好像在和朋友聊天。我有意识地与听众聊天，让每位听众感受到我们彼此认识。这似乎挺有效……现在经常有陌生人在街上拦下我，好像知根知底的老朋友一样跟我打招呼”。
广播听众和后来的电视观众开始与广播、电视主持人形成虚拟的关系。广播电视上的名人成为听众和观众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经常在节目里分享自己的生活细节。
霍顿和沃尔推测，数百万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与节目形成的准社会关系可以当作先验，人们可以间接地在正常生活领域外探索新的关系。
例如，数百万女性过去和现在都热衷于多集连续剧，她们关注其他人是如何处理日常的爱情和家庭关系的。霍顿和沃尔表示：
“在这种文化下，很显然，要想时刻能够应对变化万千的社会环境下所有紧迫关头的话，我们可以，也确实需要一系列剧、故事、答读者问专栏和教人们如何社交的书籍。毕竟连续剧只不过是不断探索在‘家庭生活’中如何应对偶发事件罢了。”
当今，准社会交往关系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聊自己最喜爱的演员、电视主持人以及其他名人，好像他们是我们的亲密朋友，他们的生活与我们有交集似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应当被视作一种病态的行为，甚至是妄想症，但我们已经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了。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电影、广播、电视比18、19世纪的小说更具影响力：电影、广播、电视让数百万人对一切暂不置疑，融入角色中去，感受全新的人物假象。尤其是年轻人会模仿最钟爱的表演者的个性——模仿发型、穿衣风格、语言，甚至是得意忘形的样子，他们甚至表现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表演者，或者用想象中银幕男女主角会接受或喜欢的一些方式来表现自己。观众这样模仿表演者，与他们建立间接的亲密感，这是他们跳过传统社会障碍、获得新的社会流动感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是，准社会交往关系让数百万人体验各种独特环境下不同人（即便这些人物是虚构的）的故事。实际上，准社会交往关系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看看人们在面对他人的困境或境遇时，会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也可以拓展人们的同理心。
网络革命将准社会交往关系变成对等关系。之前是集中式、自上而下、一对多的关系，现在变成扁平式、开源式、多对多的关系。这让新一代人可以成为自己剧本的演员，与其他20亿志同道合的演员共享全球舞台，所有人都为他人而演、和他人一起演。现在世界真的是一个舞台，人人都是演员。安迪·沃霍尔的妙语，即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应该要改改了。现在，数百万人终其一生在互联网上进行角色扮演，并为彼此表演。数亿年轻人用网络摄像头、Skype即时通信软件、手机摄像头、摄像机等为他人表演自己的生活，尝试新的角色和人物性格，上演史上最大的持续性表演。
现在的年轻人在现实世界里，只要醒着，大部分时间都在屏幕前，或者在屏幕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写着大量的剧本，自己导演、编排生活的方方面面，希望其他数百万人能登录观看并跟进。至少对于千禧一代而言，“大众亲密”这种说法不再是一种矛盾修辞法了。
真人秀的巨大成功反映了新拟剧意识：真人秀虽然需要充分的编排，确保吸引观众眼球，但普通人还是走出了他们的生活。即便在真人秀里，电视媒介自上而下的传统通信流通特点，也让位于高度的互动性和反馈性。在广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中，电视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发挥他们的作用，引导节目方向和内容。拟剧时代正在到来。
莫雷诺绝想不到心理剧疗法的应用范围会如此之广。早期拟剧意识的理论家也不会猜到有一天，拟剧心态竟会如此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在绝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里把自己当作演员，进行表演。
电视成熟的时候，拟剧视野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推进。许多早期理论家（如肯尼斯·伯克、欧文·戈夫曼、罗伯特·佩林巴拿亚干）是研究社会学的。他们观察社会环境下的人类行为，观察得越多，他们就越清晰地发现，剧院使用的许多传统手法和技巧有意无意地被应用在日常的社会情境下。换言之，艺术模仿生活，只不过艺术经过更加精心地安排，是剧本浓缩的表现。
肯尼斯·伯克引入戏剧主义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基于戏剧和剧场的原则去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
然而，欧文·戈夫曼首先将戏剧修辞法科学严谨地应用于人类行为上。在195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指出，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现实，实际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戏剧表演一样。他援引怀特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娴熟的女服务生是怎样赢得一位顾客并掌控局面的。当大幕升起，她要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因而要掌控现场，确保遵守剧本，同时在大幕落下时，还要获得顾客的感激。
戈夫曼称社会情境为“相遇”，这一术语后来很快被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所用。戈夫曼继续研究“戏剧性相遇”的关键特点。首先，他将表演本身定义为“在特定情境下，某个参与者的所有活动在任何一方面影响其他参与者”。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展现的固定行为模式是一个角色。说到角色，戈夫曼是指传达一种印象，表演者“体现了他想体现的特质，表演者的表演要达到潜在的预期效果”。换言之，表演者的角色需要有可信度，他需要表现得真诚。
戈夫曼观察到，每种职业，包括医生、律师、科学家、会计，更不用说销售员、秘书、职员等，都戴着一副假面具，别人期望自己该怎么做，自己就表现出那副样子。他们的表现是职业风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们与既定“剧本”偏离太远的话，很有可能失去可信度、失去客户、顾客或丢掉工作。
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时刻：在社会情境下，年轻人如果遇到一位行为不合常规的老师，会大吃一惊，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威廉·詹姆斯早在拟剧意识理论家出现的半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人类行为的拟剧本质。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社会自我，因为我们会在乎不同群体的观点。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每个群体表现出自己不同的一面。许多青年在家长老师面前，表现很得体，而在‘强硬的’年轻朋友面前则像一个海盗一样骂骂咧咧、神气活现。我们不会把在俱乐部成员面前的表现带到孩子面前，我们对待员工的表现与对待顾客的表现相异，对待亲密朋友与对待雇主的表现也不一样”。
戈夫曼认为，所有有意的社会行为本质上是具有戏剧表演性的。他指出，在每场表演中，演员在“后台”排练（通常是在脑海中进行），然后在台上表演，说出台词。我们想想自己一天的社交互动，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对要说什么，以及怎样说进行排练。我们在想下一句要说什么，要配合什么样合适的动作和肢体语言，即便只是想了一瞬间，那也是花了时间的。
拟剧意识几乎成为复杂、相互联系、高速发展的文明的必需品。如果说人生是将无数个人和集体的社会戏剧演出来的话，那么人们所在的经济社会网络越复杂，每个人要演的角色就越多样化。
从拟剧方式看人类行为，自我不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约翰·洛克让我们相信自我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戈夫曼认为：“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感受与他希望分享的人共享。”丹尼斯·布里塞特和查尔斯·埃奇利在《人生如戏》一书中表示：“自我不是实体，而是一种虚构、构建好的、一致同意的特质。”这源于人们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若真如此，那么人存在于世上便要依靠在舞台上与其他演员一起演出剧本，体现自我。这种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截然不同。黑格尔认为每个人的独特自我既植根于人一生所获的财产，又通过这些财产来体现。
显然，剧作家没有将他们的方法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社会学的唯一隐喻。他们相信人生本身就颇具拟剧色彩。罗伯特·佩林巴拿亚干认为“现实并非是戏剧性的，而社会所认为的现实或者部分现实是有戏剧色彩的”。至于原因何在，佩林巴拿亚干写道：
“戏剧性成立的前提是，一方面人类情不自禁地与符号沟通，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自觉地意识到周围的人在理解周围的世界。世界由值得沟通的社会事实或社会客体组成，戏剧性地发展、呈现一个主题。戏剧并非是脱离社会的东西，相反，戏剧是社会百态的精华和浓缩，或者可以更尖锐地说，它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关系。”
佩林巴拿亚干指出，连我们的财产都变成戏剧的一部分。我们周围到处是实物，我们用各种方式重新整理它们。佩林巴拿亚干表示：“把这些东西转化成符号，从而从他人那里获取特别的反应。”这些实物成为戈夫曼所说的“自我呈现”的一部分。
拟剧视角将沟通交流置于人类活动的中心，在相关术语中重新定义自我，将经历本身看布戏剧，把财产转化成符号，有助于人们在现实的生活经历中转换，演出许多戏剧角色，每个人代表各自生活的不同方面。归根到底，拟剧视角生动地描述了一代人的心境，他们不断地转变身份、角色、剧本以及舞台背景，这种心境无论是在虚拟还是真实的空间里，都不断在社会和商业网络中切换。
这种解释人类本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绝大多数人同意把戏剧手法和技巧引入到专业演员的培训和学习中，而演员的事业发展离不开这些戏剧手法和技巧。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几年前，《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文章指出，医生每次与患者接触时像演戏一样，既然这样的话，如果医生要适当地履行职责，就像他们在医疗培训时那样，他们也应很精通合适的戏剧手法。西安大略大学的两位医生希勒尔·范思通和戴维·康特评论道：
“如果一位医生不具备必要的技能去评估病人的情感需求，不能清晰、有效地对这些需求做出反应的话，那么医生就没有完成工作。所以，我们认为医疗培训应当囊括表演课程，强调对这些情感需求做出合适有益的回应。”
现在导演和演员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运用适当的戏剧技巧提高专业人士的工作“表现”。
提倡拟剧培训的人表示，在有组织的情境下理解人类行为的传统方式过于依赖机械的隐喻，顽固地认为人性是理智的、功利的、自私自利的。这种方式忽视了人类互动的社会性。人们喜欢讲故事，用高度戏剧化的方式表演生活，而这些可以用戏剧技巧和手法进行分析、理解和修饰。
像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这样一流的商学院，已经把拟剧原则引入到它们的高级管理项目中。专业演员和导演指导企业管理人员，教他们戏剧表现艺术，让他们进行角色扮演的强化练习，将戏剧技巧熟稔于心并应用到实际环境中，从同事和客户那里获得理想的反应。
戏剧培训并不止步于毕业。各公司已将拟剧技巧推广到每个运营部门，从人力资源管理到营销都是如此。请专业演员照着剧本表演的方式可让员工就某个问题（比如在工作场所遭到性骚扰）参与表演。公司也鼓励员工一起创作剧本，从不同的视角和角度演出各种各样的情景。即兴表演越来越多，尤其是碰到从未在培训手册或案例研究中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情况，帮助员工“尝试成功的‘演出’方式”。集体创作剧本和即兴表演都是高度协作性的活动，有助于培养新的协作工作方式，这正是分布式网络世界的常态。
班夫中心领导力发展项目的执行官尼克·尼斯利强调了在所有戏剧表演中常常未言明却十分重要的特点。任何表演过、执导过、做过舞台监制或参与过戏剧表演的人都知道，他们总是进行合作。在戏剧制作中，人们形成了亲密关系，结下了友情，有集体创造力，正是这一切吸引了那么多人加入到戏剧经历中去。尼斯利等人写道：
“因此，没有人能彻底掌控专业戏剧表演，按释义，戏剧表演就是合作。剧作家只能有一定的控制权，而尽管演员可以把剧本表演得鲜活起来，但他们没有无限的选择，必须在剧本范围内创造现实。观众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表演。对于有组织的戏剧干预和培训，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表演的意义是共同构建的，也将反映各种利益。”
戏剧原则以及拟剧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在各个领域无处不在。企业家为了激发投资者和客户的想象力，需要讲述一个并不存在的事情，但又必须听上去确有其事，这时候就需要自由发挥艺术想象力来说明这个问题。观众需要“对一切暂不置疑”，这也是戏剧的精髓所在，观众将自己置身于企业家创造的虚构情境中，好像真的感受到有那么一个项目。
展现真实的自我
拟剧意识提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真实性。一提到表演，难免就会提到假装与可信的问题。
在神话意识时代，英勇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而神学意识时代要求人们虔诚，在注重思想意识的时代，要求友善的人真诚、品质好，在心理意识时代，讨人喜欢成为人们狂热追求的目标。而对于成长在拟剧意识下的一代人而言，真实则成为检验人们的标准。
如果人性本就有拟剧表演的特质，那我们如何构建真实性的概念？如果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的舞台根据不同的剧本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在所有这些面具背后，我们如何辨别这个人真实的一面呢？
真实性这一问题在专业领域提得越来越多。举例而言，虽然神职人员早就意识到牧师对教徒的关怀有表演性，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进行热烈的讨论：拟剧手法如何教我们辨别虚假与真实。教牧心理学教授雷纳尔·诺塔就神职人员的表演和真实性这一关键问题发表看法：
“虚假与真实的两难境地可通过以下方法得以解决：人们对他人的表演信以为真。这样做的话，人们可以看到信以为真的表演所呈现的现实。”
诺塔观察到，很多戏剧类型的目标是在观众中达到情感宣泄，同样，人们也是这么理解牧师对于教徒的作用的。“在舞台上，把个人问题用非写实的、易于辨识的、可替代的方式表演出来，演员之间产生共鸣，戏剧中的情感可以宣泄出来，否则难以找到宣泄口。”
牧师使用的各种戏剧手段“承载了教徒的理想、幻想、欲望和担忧”，成为“他人情感的承载物”。
然而，要让教徒展现他们的情感，反思他们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并对情感宣泄做出适当的反应，牧师需要使用戏剧手段才能达到效果。这成为促使教徒做出真实反应的妙计。换言之，牧师的表演，即便是假装的，也对获得真实反应起到重要作用。诺塔表示：“假装表演和戏剧是任何开放沟通的基础，即便对于想表现出真实的牧师也同样适用。”
只要用拟剧理论描述人们在社会情境下有意识的行为，就会提到真实性这一问题。人们总是不安地认为，如果人类行为真是充满拟剧色彩的话，那么就不是很真实。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诡计的戏剧是不可能的事。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不同的情境下戴上不同的假面具，可能会真实地反映人们身份的某一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实际上都将不同个性集于一身，那么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某一刻扮演的某一角色是否是真实的。
戏剧可以让人们区分纯粹的诡计和积极的想象。虽然人人贬低诡计，但积极的想象则被誉为是创造自我感、世界感以及形成成熟同理心纽带的关键。像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的戏剧理论家提出了戏剧分为表现派和体验派。表现派依赖于诡计艺术，而体验派则靠想象力。表现派形式重于实质，而体验派源于表演者心灵深处的潜意识。
在表现派中，表演者使用做作的手势、调整好的声调以及夸张的动作“刻画”一个人物，一点儿也没有把个人生活的感受带入到角色中。这纯粹是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表现派“其形式比内容更有趣。这种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视听冲击，但不会触及观众的灵魂。因此，这样的表演让你高兴但不会让你感动。这种表演的局限性在于通过出人意料的戏剧美或生动的感染力而达到表演效果。但是人类细腻深沉的情感不会受到此种技巧的影响。这样的情感需要展现自然的情感，需要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换言之，在表现派中，演员表演表现出好像有某种情感，但实际并没有。而真正的体验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为“方法演技”）应当是这样的：演员从潜意识或半意识的记忆中，寻找过去类似的可取而用之的情感经历，用到饰演角色中，体会那种情感历程。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醒演员不要只是再次唤起情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不是这样产生的。他写道：“在舞台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能为了激发某种情感而马上去激发某种情感，绝不要试图表现得在嫉妒，表现得充满爱，或是为了遭罪而遭罪。”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出，所有的情感都是有历史渊源的，它们是过去经历的体现。因此，体验派要求演员激发自己的潜意识，记住在类似情境下自己的感受和情感。“演员准备的目的是跨过潜意识的门槛，事先需要有‘看上去真实的情感’，事后需要有‘真诚的情感’。”
记住情感经历的重要意义在于今后可以派上用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他的演员训练自己，去想想他们的情感（既是目标也是经历），希望可在未来回想起这些情感并派上用场。
然而，只有当演员通过想象回想起过去情感，在表演的时候，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初的情感，过去的情感记忆对演员才有价值。演员必须要将饰演的角色和自己合二为一。
在体验派中，演员短时间内好像变了一个人，在情感上变成了戏中人。但是，表演结束后，那种角色体验也随之消逝。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都在运用体验派表演，影响与他人关系的现实状况，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罢了。现实生活中，体验派会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社会学家阿尔伯特·科恩组织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大学生，他们被训练成为营地负责人，帮助情绪失常的孩子。研究显示，当把体验派方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真的会产生同理心影响。
首先，资深负责人会向培训生简单地介绍需要照顾的孩子的情况，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们会因一时冲动做出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这就要求培训生把孩子们看作受害者，因为他们的举动多少和他们艰苦贫困的背景有关。他们需要极大的关怀和宠爱，这样才能打破他们对成人世界的成见，他们认为成人世界是充满憎恶和敌意的。”
在提供相关背景后，要告诉培训生如何对待孩子。“临床医生虽然有时要制止孩子，甚至把孩子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以免他们自残或是伤害他人，但绝不能生气或打算惩罚孩子。毕竟，工作人员应该热情，充满爱心，总是用‘临床态度’作为指导思想。”
在和孩子打交道的时候，要提醒年轻负责人不要勾起过去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情感，因为你在面对某个特别困难的孩子时，可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比如，“汤米让我想起13岁时照看的一个小顽童，如果汤米像那个小孩一样的话，我就会讨厌汤米。”相反，我们鼓励新负责人想想其他过去的感受，可能会对现在的情况在情感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汤米很像我14岁时照看的一个小孩，他很难哄，但是我喜欢他，虽然汤米很怀疑地推开我，我还是希望会喜欢汤米。”
体验派的实验非常成功。科恩的报告显示：“很大程度上，他们实现了这些期望。我相信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感受到了同情心、体现出温柔关怀他人的一面。这些大学生如此快地学会用这种方式做事，这很难用‘内化’这种缓慢的学习方式来解释。”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管理心理学》一书中有一项关于达美航空公司乘务员培训课程的研究。在培训过程中，工作人员学习应当与乘客进行适当的情感沟通。虽然飞机乘务员培训完全从教学角度出发，没有涉及体验派表演方法，但是乘务员却表示，他们在工作时经常这么做。
飞机乘务员回想过去令自己开心的经历，然后把开心的感受带到工作中去，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打气，“笑容满面”地面对乘客。一位飞机乘务员告诉霍克希尔德说，回忆快乐的情感，行为举止也快乐，总会带来积极反馈。这位乘务员说道：“如果我假装自己好像很开心，有时候真的会开心起来。乘客会觉得我很友好，那我也会更开心地回应乘客。”
另外一位飞机乘务员说，当她面对一位酗酒或者令人讨厌的乘客时，“我试着这么去想，如果他喝了太多酒，可能是因为害怕飞行。我这么告诉自己：‘他像一个小孩子。’真的，他就是那样。如果我把他当作孩子来看，他对我吼叫，我就不生气了。接着，他就像孩子一样对我大吼大叫。”
霍克希尔德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关切：表演被当作一种培训技巧用得越来越多，用在服务行业，指导服务行业如何在体验型经济中掌控情感，将商业关系最优化。这的确如此，但同样正确的是体验派的理论和技巧训练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牢记这些感受，提高从潜意识中勾起这些回忆的能力，当有情况发生时，可以通过想象与当事者感同身受。当体验派用于适当的亲社会目的时，是激发同理心的强大精神工具。我们已在第5章讨论过同理心，我们通过同理心参与到更深层次的现实领域，因为现实是我们凭借各种关系对世界的共同理解。
体验派可让人们强化同理心纽带，通过同理心纽带加深人们的现实感。体验派与表现派迥然不同，表现派仅仅体现形式上的外在，表演充斥着诡计。
梅丽尔·斯特里普是现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女演员，也是体验派大师。她曾经说过：“人类最美好的天资是我们有同理心。”
互联世界中的关系自我
拟剧意识是如何解释千禧一代的心理呢？许多心理学家，甚至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在一个复杂多样、相互联系、充满新奇、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孩子同时成长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平行时间和线性时间中，多角色扮演和无数的身份认知成为常态。而心理学家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是，拟剧意识是否一定会导致意识的进步或是瓦解。
肯尼斯·格根认为，在一个以光速相互连接的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处于更多的关系中，而这些关系比以往的形式更多，也更紧张”。我们被淹没在虚虚实实的关系之中。把自由定义为自治性和排他性的资产阶级最渴求的价值是隐私，而把自由定义为个人关系深度和广度的千禧一代最渴求的价值却是连接。包容性变得比排他性更重要，而竞争风气也开始受到合作意识试探性的挑战。
在拟剧意识时代，一个人的身份认知是关系性的，并且只存在于这个人连接到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中时，如果不能连接就意味着孤立和消亡。在这个全天候连接不断的世界里，虽然人们可能依旧孤独，但独处的时间已经趋近为零。在这个时间宝贵的社会里，任何时间空隙都成了发展“另一个连接”的机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吸引他人注意力为最高准则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关乎我们的存亡。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名言“我参与，故我在”已经被替换成新的格言——“我连接，故我存在”。
旧时“我的与你的”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一维自我”正让位于新的包容以及“多维自我”观念。格根观察到：
“传统文化中相对连贯完整的自我内在观念让位给更多维，更具竞争力的观念。在这个不断变化，相互连接，充满争议的世界里，人们会处于心理多维化的状态之中。”
就像即兴表演艺术家要抓住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快速前进的故事脉络，每时每刻都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一样，我们被迫不断转换角色，在不同的场景和剧本之间切换，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在迷宫般短暂易变的连接和经历的网络中迷失了自己。格根提醒道：
“这种自我认识的破碎，对应了多种断裂的不连续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把我们引入无数的方向，使我们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因此也和‘真正的自己’渐行渐远。完全沉浸在各种关系中的自我也就不是真正的自我了。”
格根担心，随着新世界的展开，自我概念会完全消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人们不再相信人与人关系中的自我独立性。因此，几百年来，关系首次取代了独立自我，站在西方历史的中心。
大多数后现代思想家欢迎关系型自我的概念，认为通过打破“我的与你的”的观念，我们可以在21世纪拥有一个更加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比如，让·鲍德里亚认为在这个正在到来的全球化社会，“我们那充斥着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纷争的私人领域舞台已经谢幕了”。我们不再以主观自我的形态存在，如鲍德里亚所言，而是以“多重网络的终端”存在。
罗伯特·利夫顿指出了意识的另一个变化。他认为，拟剧意识（有多个面具角色）是一个应对机制，反映了人们适应这个超现实全球社会的需要。利夫顿称，扮演不同角色和拥有多个角色面具，与其说代表了自我的消亡，不如说是意识的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应对世事的复杂和模棱两可以及利害冲突。利夫顿认为能够经历各种不同的现实，甚至在同一时刻经历，需要不断变化的意识。
格根似乎同意利夫顿的一些想法，但是也有所保留。这并不是说格根对于人类意识的发展方向感到悲观。格根赞同哲学家马丁·布伯对于人性的分析。布伯认为，“刚开始就是关系”。格根看到，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中，人类正日益嵌入各种各样的关系中。他担心的是，我们对于关系的关注和心理依赖会淹没我们的个人意识，使认知变得混乱。
格根指出了一条拟剧理论学家经常忽略或是绕开的限定性条件。那就是，拟剧形式的思考方法只适用于现代。他提出，“扮演角色”的意识是基于同真实自我的可触知性对比而来，如果没有“真实自我”的意识，那么“扮演角色”的概念也就没了意义。
当莎士比亚写下“世界就像一个大舞台，所有人都只是演员”的时候，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能够扮演角色了。意识能够把自我分割开来，从而戴上面具扮演其他角色。现在，人们要扮演这么多的角色，并且在角色之间快速转换，很容易造成这些角色的共同毁灭。
随着戏剧自我变得更加可塑化和悲剧化，真实性这个概念变得不再重要。“真实”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不变且完整的自我，以及心理上的自治。然而在拟剧意识时代，人们模仿复制的个性就像社会中的一条“变色龙”，不断地从各种来源吸取不同的身份，并在特定的场合加以利用。
戏剧自我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路易斯·泽克认为当人们摒弃自我作为一个“客体”的概念，而认为它是一个“过程”的时候，那自我就真正的世界化了，并包含最为宽广丰富的经历。
但是泽克也提醒到，易变的自我容易导致极度的自恋情结，随着可依靠的真实自我的消亡，人们会陷入充满谎言的困境，如同马基雅维利式的谋权世界，在这里角色扮演成为人们达到自我满足的工具。
格根在最后的分析中，对于人类意识的未来是谨慎而乐观的。他相信在这个相互联系不断加深的世界里，不断加深的各种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我的与你的”的相处模式，“从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信念变成了与他人不可分割的关系意识”。这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我们能够保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让同理心不断成长。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关系的集合，而这些不同的关系成了区别人与人的独特特征。相信自我是由个人在一生中的经历组成的观点，与相信人们的各种关系和经历正是使人变得与众不同的观点是不矛盾的。人们只有意识到这种不同，同理心意识才能够继续成长，并且成为全球意识的心理及社会黏合剂。
如果没有自我作为独特一个的关系集合体的概念，那个人就成了“我们”，同理心会消失，而通向全球意识的历史进程也会消亡。这是因为同理心意识是建立在人们认为他人和自己一样，是独特而鲜活的存在的基础上的。我们对他人表达同理心，因为我们承认她易碎而有限的生命，她的脆弱，以及她仅有一次的生命。我们可以感受她的孤独、她的困境、她的挣扎、她的成功。我们的同理心使我们能够站在她的角度去感受她的生活。
如果我们陷入未分化的全球“我们”的困境，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在那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未分化的神话迷雾中，自我的意义不大，只有生理上非常基础的同理心痛苦。维护差异愈加明显的自我意识和它所处的更加紧密的关系网之间的逻辑平衡，很可能成为决定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未来前景的关键。
社交网络上更紧密的联系
有证据表明，新的拟剧意识产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早期，新形成的分布式资本主义既加强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化了人类的同理心意识，也使人类变得更加自恋，自我意识更加脆弱。
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新的分布式通信技术是否能够使社会网络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多年来，批评者都警告说，人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意味着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令人担心的是，虽然互联网使更多的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和传统上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比起来，新的社会关系还是显得冷漠和肤浅。然而，近年来积累的数据表明，这些担忧总体而言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
“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和社区意识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强，只不过是以非传统的方式加强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正越来越多地从大家庭和社区组织转向互联网世界中的“社交网络”，志趣相投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这种汇集超越了地域的界限。
“因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个体，而非家庭，所以互联网与手机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转变成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
“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在调查过程中会询问人们互联网对其“核心关系”和“重要关系”的影响。核心关系指的是那些极其密切和亲近的关系，重要关系指由于某种原因而形成的、对自身某种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的密切关系。
调查发现，与批评人士的担忧恰恰相反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电子邮件接触得越多，通过电话联系和面对面接触的次数也就越多，这就表明美国人同其社区和社交网络成员的接触可能比互联网出现之前更频繁。在这次调查中，有31%的美国受访者说，在互联网上的接触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只有2%的人表示互联网缩小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总的来说，互联网用户的社交网络比非互联网用户的社交网络要大一些。
这项调查还包括了在线社交关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将其同之前的教堂和慈善互助会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做了一个对比。换句话讲，在线社交网络出现之后，公民参与程度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呢？调查结果发现，公民参与程度仍然很高，但更多地发生在网络空间里，而非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里。在线自助网络、支持团体、聊天室和讨论小组日益成为新的公共广场，人们利用这些工具加强联系，相互扶助。
增加互联网的使用往往有助于用户维护和加强现有的社会关系，帮助用户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像一些批评人士曾经警告的那样，减少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没有牺牲人们的核心关系和重要关系。相反，在线交流时间的增加反而减少了人们用于非社交活动（如看电视和睡觉）的时间。
一个相关的调查表明，通过互联网进行更加频繁的文本信息交流会激发人们花更多时间进行面对面交流。研究人员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保持联系的频率，而且在于交流介质的性质和使用它的方式。文本信息交流需要人们拿出更加谨慎的态度，写信息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撰写公报的过程，与电话交流或面对面沟通存在很大的差异。文本信息交流会催生更多的亲密交流，因为互联网上信息交流通常是在家里完成的，而且经常是在深夜，这就使人们比在公共场合更加倾向于分享个人隐私。“30%的青少年说他们在线交流时可以与朋友分享更多，29%的人说他们在网上与朋友交谈时更诚实。”
关于互联网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或许就是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在线交流更容易发现“真实自我”。心理学家将人类的自我分为“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现实自我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展现给别人的一面，理想自我是我们向往的一面，而真实自我是我们自己视野中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愿意向他人展现真实自我，因为我们担心自己会暴露自己的缺点，或者担心遭到他人的拒绝。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根据自己连续多年的研究指出，长期沉溺于社交网络或者依赖科技产品与外界联系，非但不能使人摆脱孤独，反而会让人更孤单。更可怕的是，网络空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匿名性，会刺激人们尝试着通过类似于角色扮演之类的游戏展现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展现的一面，这种做法无异于通过一种拟剧手段展现了之前不为人知的人格。
更多地披露真实自我对于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和同理心纽带来说，至关重要。只有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袒露自己的脆弱，分享我们内心世界的情感、困境和挣扎，我们才能与别人建立同理心纽带。如果说互联网这一媒介有助于促使个人袒露真实自我，推动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和同理心纽带，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到这样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即互联网这种新型交流媒介能够推动人类同理心达到新的高度。
研究表明，互联网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互联网的相对匿名性极大地减少了披露个人信息的风险，尤其是自我隐秘的一面，因为在网络中，人们在分享内心想法和情绪的过程中可以不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害怕遭到反对和惩罚。
同样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互联网上的初步接触会鼓励人们进行“较大程度的自我披露”。外表缺陷、口齿不清、害羞、焦虑和其他可察觉到的不利因素可能会妨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密切关系，但在互联网上不会成为交流的绊脚石。在互联网上，并没有这些“第一印象”，当事人能够向对方展示自己，并开始同对方建立关系。
最后，互联网可以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们更容易地发现对方。具有共同爱好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切入点，有助于开启了解彼此、建立关系的过程。互联网确实让数以亿计的人通过前所未有的方法，迅速和轻松地找到了具有类似兴趣的人，打开了拓展社交网络的窗户。如果没有互联网，而是在正常的社会话语中，那么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能发现对方，并建立关系。互联网也让那些忙于工作、照顾孩子等日常事务的人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凯特琳·麦肯纳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越是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展现自己在其他生活情景中不能或不愿展示的一面，就越有可能与他们在网上认识的人建立强烈的情感依恋关系。
此外，与非在线关系相比，他们在网络上形成的关系发展速度更快。他们往往也会通过电话交谈、交换信件和照片、线下会面等方式相互接触。因为在网上披露个人的真实自我有助于培养更为亲密的关系，所以，在线建立的关系往往容易转变成更浪漫的现实关系，包括婚姻。
在凯特琳·麦肯纳的调查中，有63%的受访者与他们在网上认识的人进行过电话交流，56%的人交换了照片，54%的人写过信，54%的人线下面对面地见过网友，平均每个人见过8次。
在长达两年的调查中，与传统上那种面对面的关系相比，在线关系往往比较牢固，其中，71%的始于互联网的爱情关系（75%的始于互联网的所有类型的关系）在两年之后仍然完好无损，大部分甚至变得更加牢固和紧密。此外，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网络关系与非网络关系同样真实、重要和密切。
最后，当被问及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孤独感的影响时，47%的人说没有影响，但是另外47%的人表示互联网帮助他们减少了孤独感。大多数（68%）的受访者表示互联网扩大了他们的社交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