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人认为网络空间会进一步孤立个体，但麦肯纳的调查、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和其他无数个研究都揭示了恰恰相反的情况，至少对大多数人是这样。最不符合直觉的一个发现，就是人们在虚拟现实中更加倾向于向别人展示他们的真实自我，比在面对面的现实中更有可能形成牢固的和亲密的个人关系。
互联网为个人展现“真实自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从而也为人类拟剧意识的发展搭建了一个独特的舞台。有时候，真实自我不适合在现实空间中展现，反而适合在虚拟空间中展现，这的确也够奇怪的，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要知道，在18~19世纪，虚拟的小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够找到并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并形成更加强烈的同理心情感。这次，在互联网时代，不同的是互联网的影响范围比小说的影响范围广泛得多，搭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平台，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进行密切的交流。现在，人类终于有可能将同理心普及到全球范围内。
名声因素：一切围着我转
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搭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交流平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过于兴奋，因为有一个负面作用也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即互联网能够激发和放大个人对于获得外界认可的欲望——名声因素，这种力量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互联网是一个分享和协作的工具，它也是一个能够激发无限的自我表现欲和自恋情结的平台。互联网这一媒介能够为向他人展现自己的“真实自我”、培养更加牢固和密切的关系提供可能，同时也会把地球上的每个人置于这个公共交流平台的中央，而平台下面的观众数量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对于那些具有自恋倾向的人而言，互联网提供的自我展示机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像具有偷窥欲望的人终于得到了偷窥的机会一样。在当前这个商业化的世界中，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商业媒介，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商品化了，为人类释放自恋和偷窥倾向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目前，对从蹒跚学步的儿童到3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的批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娇生惯养和过度关注，被告知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也相信这是真的，结果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围着我转”成了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固执己见，自尊心膨胀。然而，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与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相比，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更加开放和包容，偏见更少，更善于接纳多元文化，热心公益事业，热心帮助别人，而且更有合作精神。当然，美国社会的观察者肯定发现了上述正反倾向是同时存在的，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也都是如此，只是可能不像在美国那么明显。
今天的年轻人有可能被夹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些方法——更不用说商业因素的影响——是否催生了一代摇摆不定的儿童呢？是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的“一切围着我转”的思想逐渐淡化了，年青的千禧一代更加注重团队精神以及更具协作性的关系。
这两种同时存在于具有拟剧意识的两代人中间的思想倾向差异显著。2004年，一项美国全国性调查发现，只有5%的大学生希望成为一个演员、艺术家或音乐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一项调查询问了美国人是愿意出名还是满足现状，结果有29%的年轻人表示希望出名。
电视真人秀节目就抓住了年青一代内心深处对于渴望被发现、渴望成名，甚至是能一夜成名的愿望。很多年轻人看到荧屏上的成功人士后，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有可能成为那个人，结果就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着自己有一些好运气，不需要有什么天资才能就可以成名，受到数百万人的崇拜。目前美国有500多种真人秀节目，包括《美国偶像》《老大哥》和《幸存者》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排队等着参加这类节目的选拔。
即使他们吃了闭门羹，没机会参加试镜，也没机会在真人秀节目中获得一个角色，互联网仍然为他们提供了无数个其他类型的社交媒介，像YouTube视频网站、聚友网、脸谱网、Flickr网站等。这些媒介的用户多达数亿，遍布世界各地，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制作自己的视频，为别人表演，希望引起关注，并成为明星。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76%的博主在博客里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他们的个人故事，并与他人分享，他们期待着自己的生活对他人产生意义，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很多年轻人都痴迷于获得个人名声，这个现象已经引发了很多严肃的探讨、辩论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媒体是部分原因。利用互联网来获取关注的能力是诱人的。
但研究者还认为，年轻人对名声的追求反映了他们的孤独感，渴望得到外界认可。一些研究者指出，人们对于名声的追求有时起源于对于死亡的恐惧，而获得名利至少能保证人们获得短暂的不朽感，或者至少能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存在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认可，得到了数百万人的钦佩和羡慕。名声让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与核武器威胁，可能会遭遇世界末日，这就导致很多人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下意识地促使很多人产生了追求名声和不朽的欲望。
并非只有美国人热衷于追求名声。在中国和德国的城市也开展过类似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30%的成年人“经常梦想着出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超过40%的成年人认为在有限的生命中，名声总有到来的一天。在青少年群体之间，持有这些想法的人所占的比例甚至更高。
心理学家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追求名声，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己长期遭到忽视、排斥或怀疑造成的。离婚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成长于破碎的家庭或者单亲家庭。这类现象很容易让孩子产生被遗弃的感觉。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再一次追溯到如何抚养孩子。
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认为，当代美国的年轻人之所以非常痴迷于追求名声，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校园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自尊运动”。这项运动使自尊感和自我意识深深地根植于孩子们的心中，更重要的是，在父母在抚育子女以及学校的教育课程中也格外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尊感。
在《我一代》这本书中，简·腾格博士汇总了涉及12项研究、150万名年轻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美国人的代际行为差异。她发现，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人的自恋倾向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她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学校开展的自尊运动。她说，年轻人被一遍遍地告知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应该首先爱自己，如果他们这样做，这个世界将会逐渐认识到他们非常特殊的才能和贡献，并且赞美他们。虽然这种关于自尊运动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老师和家长开始格外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尊感，表扬他们的独特存在。2006年，用谷歌搜索“小学、使命宣言、自尊”词语，出现的网页数量竟然达到了令人惊讶的30.8万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了9 000本关于自尊和儿童教育的书籍，而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只出版了500本。
北佛罗里达大学的辛西娅·斯科特的研究发现，60%的教师和69%的学校辅导员表示，鼓励学生培养自尊感是很重要的。斯科特认为，学校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谁，而不是关注学生的成绩或行为方式。
简·腾格描述了美国小学开设的一个典型的培养自尊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名字叫“我是伟大的”。老师先选定某个学生，然后让班上其他学生说一些这个学生的优点，并将这些赞美记录下来，让那个学生去看。课堂结束时，老师让这个被赞美的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说一下自己的优点。
在体育赛事中，人们希望每个男孩和女孩都能在赛场上坚持同样长的时间，最后，不管他们表现如何，只要出场了，尝试了，都会获得奖励。
在竞赛中获取成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相反，培养学生对于自己在学校的良好感觉则是比较重要的。提高分数是认可学生、淡化学生竞争意识的主要手段。2004年，48%的美国大学新生称自己在高中阶段的成绩平均为A，而在1968年，只有18%的大学新生这么认为。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美国高中生用于做作业的时间以及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都有所下降。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多孩子的真实成绩下降却获得了更高的分数时，大学理事会的霍华德·埃弗森回答说：“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自尊感和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曾经播出了一次关于学生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转变的调查。调查者问2000级的学生“是什么让你们对自己形成了积极的感觉？”有33%的学生回答说自己的自尊感，而只有18%的学生说是在校表现，13%的人说受人欢迎。
事实证明，美国校园开展的自尊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男大学生的自尊心高于1968年86%的男大学生，而女大学生的自尊心高于1968年71%的女大学生。
虽然自尊感强烈是一个积极的品质，但简·腾格与其他教育工作者不赞成学校课程过度提高学生们的自尊感，因为如果学生认为自己的价值过高，往往容易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评估往往不切实际，加剧自恋倾向，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他们旋转。20世纪50年代，在14~16岁之间的青少年中，只有12%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却增加到了80%。
问题是，当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比其他人更重要时，他们就变得不那么宽容了，不愿意容忍批评。失败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当他们遭遇失败时，不知如何应对。他们也不善于对他人表达同理心。
自恋和追求名声具有一个漫长而纠缠的历史。如果说一个人的自恋倾向加剧，就认为他在追求名声，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以及很重要，那么这种看法是不难接受的。
我们的年轻人真的自恋和自私吗？难道我们培养了一代只关心自己的自恋狂吗？现实中的证据比调查研究提出的证据复杂得多。一些教育家认为，由于各种反馈信息敲响了警钟，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过度注重提高孩子自尊感的情况已经开始缓和了，学校和父母已经开始采取较为适度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尊感。
简·腾格的大部分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和2003年之间开展的。然而，最新的研究结果却为我们揭示出一番略微不同的情景。与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被遗忘的那一代美国人不同的是，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达到成年的千禧一代似乎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我。
对千禧一代的分析
千禧一代在互联网的陪伴下长大，社交网络、短信等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新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分布式特征以及它们催生的协作式关系，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了这一代的整体精神风貌上。
首先，千禧一代不同于婴儿潮一代和被遗忘的一代。婴儿潮一代往往充满叛逆精神，经常反抗父母的权威，被遗忘的一代往往被他们的婴儿潮一代父母忽视，而千禧一代与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家庭的依恋关系和信任关系更加强烈。千禧一代的孩子，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50%的孩子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父母，45%的孩子每天都用手机与父母通话。
调查还显示，与被遗忘的一代不同，千禧一代往往更具有同情心，更愿意主动了解每个人的观点，更愿意平等对待每一个组员的意见，更愿意协同工作，寻求共识。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不太可能接受专家的话，更有可能相信大众的集体智慧。他们不认同传统上那种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行使体制，而更加认同诸如Linux和维基百科等开源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平等参与的知识搜集方式。
在《千禧巨变》一书中，莫利·威诺格拉德与迈克尔·海斯援引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千禧一代更加渴望融入较大的社区，甚至走向全球。他们更加关心地球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更渴望支持可持续发展，反对不受监管、毫无节制的增长。在2007年的调查中，“18~24岁的人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列为国家亟须解决的5个问题”。在千禧一代中，43%的人赞同牺牲经济增长去保护环境，而这个比例在被遗忘的一代中只有40%，在婴儿潮一代中只有38%。
他们还比前几代人更加支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千禧一代中，73%的人认为政府有责任照顾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人，而其余的成年人口中68%的人持有这种观点。此外，在千禧一代中，73%的人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而这一比例在其余的成年人口中只有66%。总体来说，千禧一代比之前历代美国人更加支持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69%的千禧一代认为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服务，而其余的成年人口中只有39%的人这样认为。
千禧一代在对待环境、社区和穷人需求时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同理心，这一点从他们比较积极的公民参与行为中就能体现出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在2007年开展的一个调查项目报告称，“80%的千禧一代在过去的一年里都参与了某种社区或社会改善计划”。
千禧一代也是美国历史上世界主义程度最高的一代。千禧一代大学生中，70%的人都去过美国以外的地方。在18~24岁的人中，59%的人踏出过美国国门。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是全球化最热情的支持者，其中有37%的人强烈支持全球化，而在其余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只有20%。世界主义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在千禧一代中，52%的人支持移民，认为今天的移民通过他们的努力和才能增强了美国的力量，而在其余的成年人中，只有39%的人支持移民。千禧一代的观点与当前盛行的反对移民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反对者认为移民会冲击到美国的就业、住房和医疗，会对美国构成一种负担。
千禧一代之所以具有更加强烈的同理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种族构成。千禧一代的种族构成是美国历史上最多样化的，其中40%是非洲裔、拉丁裔、亚裔或混血，而在之前历代美国人中，这些族裔的人所占的比例只有25%。
统计数据显示，千禧一代是历史上最有宽容精神的一代，他们最支持性别平等，最愿意支持残疾人、同性恋者和其他生物的权利。不仅在美国如此，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如此。
尽管新的数据令人鼓舞，但还是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即新技术可能会阻碍全球意识的发展。虽然互联网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千禧一代走向全球，但新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这些技术可能严重削弱当前一代的社交能力。一方面，这些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搜集、储存和交换信息的能力，因此受到了大肆追捧，而另一方面，却可能削弱人们的口头交流能力，使人们无法很好地理解彼此的感觉和想法，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
然而，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去10年里的调查表明，盯着屏幕长大的千禧一代的交际能力的确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下降趋势。他们掌握的词汇量大幅下降，阅读熟练程度和有效沟通能力也都双双下降，这些对他们能否对他人表达同理心具有深远的影响。2003年，美国成年人读写能力评估的结果令人非常不安，因为结果显示与之前历代成年人相比，千禧一代大学毕业生的读写能力大幅下降。1992年，40%的大学毕业生的读写能力达到“熟练”的标准，而到了2003年，尽管大学生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更多的信息，但读写能力达到“熟练”标准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生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31%。
更糟的是，研究表明，互联网和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读写能力下降的根源。埃默里大学英文教授马克·鲍尔莱因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研究和分析部门的主管。他解释说，电子媒体与报纸以及供成年人阅读的书籍等传统的印刷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子媒体使用的生僻字大为减少。这里所说的生僻字，指的是使用频率排名在前10 000位之后的字。
比如，在传统的报纸上，每1 000字里平均包含68.3个生僻字，在供成年人阅读的书籍中，每1 000字里平均包含52.7个生僻字。相比之下，在黄金时段播放的、供成年人观看的电视节目中，每1 000字里只包含22.7个生僻字。互联网注重速度、浏览、多任务处理和快速推荐，喜欢简单的字词和简单的语句结构。推特等新型通信工具和信息收发工具进一步简化了语言结构。这个过程明显减少了生僻字的使用，常用词汇和术语的范围不断缩小。
这个趋势是令人不安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导致人们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时间大幅减少，而正是这些传统纸质媒介才能让人们接触更多的生僻字。
在历史上，每一次通信革命——从口语到文字，再到印刷，都增加了人类的词汇量，人们掌握了更丰富的隐喻和更复杂的语言结构，在此基础上，更广泛的词汇量使人们能够形成和表达更加复杂的思想。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同理心作用的范围，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意图和期望。
但现在，我们再次遭遇了一个历史悖论：互联网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知识和沟通渠道，但互联网的性质可能会大幅降低人类以深刻而有意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能力，阻碍人们培养相互理解精神、追寻共同愿景以及表达同理心。那么，我们的千禧一代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目前，形势一点儿也不清楚。在千禧一代中，有些人梦想着出名，也有很多人致力于社区服务，帮助弱势群体。这一代人可能既自恋，又有同理心。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日薄西山，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世界秩序的混乱程度日益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个人和集体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可能会被别人视为幻想症的表现，甚至很可笑，从而会削弱人们的自恋意识。如果一个集体存在自恋意识，那么这种自恋很容易演变成严重的排外心理，会贬低少数民族、其他国家与其他文化，认为他们都是劣等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在历史上，这种情况的确曾经发生过。
困难时期也可能导致同理心意识的拓展，因为大家认识到了“我们在一起”，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了所有人都面临的困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催生了同理心的觉醒，至少在美国是这样，邻居们在可怕的时期相互体谅，守望相助。
人类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换句话讲，分布式资本主义唤醒了人类相互合作的属性，人类致力于追求共同利益，形成了新的生活质量观念，谋求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即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可怕的现实悖论。一方面，人类的社会架构日益复杂和广泛，能源与物资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人类同理心也趋于增强，但另一方面，人类的每一个进步导致的熵账单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世界各地，经济衰退已经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富裕人群正在学着如何依靠更少的物资维持生活，而贫穷人群却被无情地抛到了生死边缘。
富裕群体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让人类因祸得福。也就是说，这样会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甚至在经济危机之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简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反思自己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味地注重物质财富的多寡。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刻地体会到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得出的一条结论：人类只需要少量的收入来购置生活中的基本用品，维持适度舒适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财富的增加其实会降低社会的幸福感。
现在，数以亿计的人迫于经济环境的恶化而不得不削减生活开支，但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变传统的幸福观，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到更加注重培养有意义的关系，从市场资本到社会资本。经济状况只要不糟糕到威胁每个人生存的地步，就有可能塑造出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推动人类同理心实现新的提升，因为人们更加敏感地意识到了自己同他人处于同样的困境，会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相互支持和帮助。
如果人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注重财产的多寡与价值，而是更加注重与他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质量与意义，或者说更加注重生活质量，那就需要改变固有的时间与空间观念。那种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排外的、自治的个体意识逐渐淡化，而包容的、注重与外界关系的自我意识逐渐强化，登上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全球公共舞台。之前，人们不遗余力地提高时间利用效率，实现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现在人们则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培养同理心，加强同其他人的联系，改善赖以生存的环境。
在21世纪，如果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构建更有意义的、更加可持续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打破同理心增强与熵账单增加的悖论。
更加公平地分配大自然的财富，可以让富裕群体改变原来那种过于骄纵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贫穷群体的命运也能够得到改善。发达国家在形成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要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帮助贫穷国家的人们提高生活水平与幸福感。这样一来，人类的消费习惯就会逐渐适应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推动人类文明平衡发展。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便在几年前，它听起来似乎也很理想化，很不切实际。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人类的需求、愿望以及最为关注的事也变了，尤其是对于如何才算过上一种好的、体面的生活，人们的心态已经不同于以往了。
新的分布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价值在于，它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是利用地球上的可再生能源，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在当地就可以获取的能源。
这意味着我们既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分布式能源体系建立起复杂的全球人类文明，提升和拓展人类的同理心，又能减少熵账单。这会促使人类在全球经济大潮下形成生物圈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