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所有意识阶段仍然存在，而且不管从各种层面上，还是从程度上讲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到遥远的历史的影响，零散地保留着祖先的部分意识，这些意识既可以是神话意识、神学意识，也可以是思想意识、心理意识和拟剧意识。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将人类意识提升到生物圈意识的新高度，以便打破同理心提升与熵账单增加之间的悖论对人类发展的束缚。
因此，我们首先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团结起来的紧要关头，每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普遍认同的观点相差甚远。我们人类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完全依赖于一个共同的生物圈，而气候变化却正在威胁着这个生物圈，并有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存。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个性化，由处于不同意识阶段的人类构成，该生物圈本身可能是唯一能够实现人类团结的环境。
虽然新的分布式通信技术（很快将还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正在将人类密切地连接在一起，但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人明白为什么我们之间应该连接起来。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利用和融入全球通信网络，但对于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星球上进行通信却毫不关心，也不关心为什么几十亿人类应该联系得更密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无力的解释是分享信息、娱乐、促进商业交流，以及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以上几点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类加强联系的理由，但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为何近70亿人应该相互连接并融入一个全球化的社会。70亿个体不存在任何一致目的的连接似乎是对人类能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无任何真正超越目标的全球连接存在着人类意识缩小，而非扩大的风险。
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曾说过：“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那么整个世界就像一颗钉子。”今天，我们或许也同样可以说：“如果我们只有连接到互联网的个人计算机，那么整个世界就像关系网络。”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人们对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关系也获得了更好的认识。年青一代不再把世界看作剥夺和获取客体的仓库，而更喜欢将其视作一个有待接触和探索的迷宫。
那么，我们将如何利用新发现的关系意识呢？有趣的是，在我们开始探索自己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之际，我们也开始理解这个地球上各种生命之间的联系。
生物圈世界
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科学理念认为，要充分理解整体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整体拆分开，对每个部分进行单独分析。该分析方法将所有现象拆分为最基础的元素，然后分别探究每个元素的属性，以期更好地理解整个结构。正如第5章所述，这种机械式的科学观主要来自当代流行的机械隐喻。机器可以通过把它们拆开，分析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重新将其组装成整体去理解。但在真实的自然世界中，人类行为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有条件的、开放式的，且容易受其他现象的影响，并随着周围的活动模式而不断变化。
只要科学技术被狭隘地用于解决加速和位置问题，那么牛顿的机械论就非常实用。人们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被拆开分析、能够用时间来度量、能够被严格量化的现象才是真实的现象。到了20世纪，还原论和机械论仅局限于捕捉自然的内在属性。对于科学家而言，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理解社会或自然需要理解现象与元素（不只是内在的）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家开始产生疑问，除了分析一个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之外，有没有其他方式来了解这个人呢？如果只是研究关于这个人的一系列信息，比如出生地、年龄、身高、体重、体格和情绪特征，几乎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仍然无从得知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只有通过理解其与所融入的较大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他人所共有的多种关系，我们才能对某个人有一定了解。在旧结构中，人是其个人特点的总和，而在新结构中，人是他所从事活动模式的快照。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互动模式，那为什么整个大自然不是这样呢？在20世纪，科学家们重新检验过许多最基本的假设，结果那些假设都没能论证成功。事实上，了解个体需通过分析他们与所在整体的关系来理解。一句话，没有任何事物是作为一个自发的个体而孤立存在的。相反，每个事物都和其他事物相关联地存在着。这个新科学名为系统理论，它怀疑早期的关于自然本质的思考。系统理论也给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其余观念蒙上了一层阴影，包括自主运作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下，在分离的、拥挤的、自我优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竭力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系统理论认为，整个自然的力量大于个体力量的总和，原因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在整体层面能创造出质的不同。例如，从个人经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活的生物与一具尸体有着质的不同。在死亡的那一刻，所有使活的生物成为一个整体的关系都不复存在了，仅仅丢下一副躯壳。
这个新的系统性思路在新兴的生态学领域得到了体现。生态学模式挑战了达尔文的模型，达尔文的模型重点强调了资源的稀缺性和生物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新的生态模式下，大自然是一个多面共生和协同关系的集合体，其中每个有机体的命运是由互惠关系和竞争优势决定的。达尔文的生物学重点关注各类有机体和物种，并把环境等同于各类资源的集合体，而生态学则主要关注环境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自然界和万物。
早期的生态学家把精力放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上。然而在1911年，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发表了一篇文章，把生态关系的理念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他这样描述了所谓的生物圈：“地壳上的各类动植物和其他转换装置能将宇宙辐射转化为地球能量，包括电能、化学能、机械能、热能等。”
在192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生物圈》的书中，韦尔纳茨基打破了当时正统的科学观念，认为地球上的地球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是同时演变的，并且会相互促进。在这一点上，他的激进观点与达尔文的正统理论相悖。达尔文认为地球化学过程是独立演变的，创造了大气环境，使有机体能够形成、进化和生存。此外，达尔文认为环境就是资源的宝库。相反，韦尔纳茨基认为，地球上惰性化学物质的循环受到生物体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因此，生物体的活动能够影响地球上惰性化学物质的质量和数量。今天的科学家们认为，生物圈是构成地球及其周围大气层的统一的生命及生命保障系统，各种形式的生命自然地存在于生物圈中。
生物圈是非常薄的，仅仅从海底延伸到平流层。海洋深处的大部分生命以最原始的形态存在。整个生物圈从洋底到外层空间的高度还不到64千米。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生物和地球的地球化学过程相互作用，相互维持。
20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杰姆斯·洛夫洛克和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提出了“盖亚假说”，进一步发展了弗尔纳茨基的理论。他们认为，地球的运转方式就像自我调节的有机体一样，动植物和大气化学成分的相互作用把地球的气候维持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地球适合生命持续的生存与发展。
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通过甲烷与氧气含量自动调节的例子，解释了生物体活动与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解释了为什么地球的气候会维持自我平衡状态。他们提醒说，地球上的氧气水平必须控制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否则整个地球可能会爆炸，摧毁一切生物体，至少是地表上的所有生物体。这两位科学家认为，当大气中的氧气含量超过特定水平时，大气系统就自动发出某种警告信号，促使微小的细菌产生更多的甲烷。多出的甲烷分散到大气中，就会降低氧气含量，直到再次达到稳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甲烷扮演着一个调节器的角色，能够适时地提高或降低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生物体与地球化学成分之间的互动和反馈过程是永不停息的。这个过程就像一个统一的系统，维持着地球的气候与环境，并保护着生命的存续。因此，整个地球更像是一个生物体，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生物体，它能自发地让自己处于一种有利于生命存续的稳定状态。根据“盖亚假说”为我们提供的思路，生物体的演变与进化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是地球自身的演变和进化。每一个生物体与地球化学过程之间都是持续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确保地球上的每一个有机体和每一个物种能够生活在相应的生物圈之内。
在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的贡献的基础之上，很多科学家纷纷对盖亚假说进行调整、诠释和拓展。20多年来，人类在重新思考生物学、化学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时，“地球犹如有机体一般运作”的理念已经变成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探索路径。
事实上，地球确实就像一个有机体。人类活动严重破坏了生物圈的生物化学过程，无论是对人类生活还是对整个地球，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燃烧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的人类活动，现在，化石燃料的燃烧已经导致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日益意识到地球就像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一样运作，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全球的风险性、脆弱性及安全性。如果每个人、所有物种以及其他所有生命形式都是相互交织的，而且与地球化学过程存在丰富多样和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人类就对其他生命具有依赖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类有责任维护整个生物圈的健康。要履行这个责任，我们就要确保自己在街区和社区以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物圈的方式生活。
新科学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反馈。新科学最有趣的方面或许就在于它体现了网络化的思维方式。目前，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了社交、商业和政府的运作模式之中。生态学和自我调节的生物圈都是关于关系、反馈和网络的。生态学家伯纳德·帕顿提出：“生态即是网络，了解生态系统最终就是了解网络。”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指出：“随着网络概念在生态学中变得越来越突出，思想家们开始用网络思维去分析各种层级的系统。如同把生态系统理解为由独立的有机体组成的网络一样，他们把有机体视为由细胞、器官和器官系统共同组成的网络。”
换句话说，每个有机体都是由较小的器官和细胞构成的网络，同时也是更大的网络的一部分，各种层级的网络共同构成了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及生物圈。每个网络都被置于上级网络中，并由下级网络构成，卡普拉将这类网络称为“生命之网”。卡普拉说，在亿万年的历史进化过程中，“许多的物种已经形成了联系非常紧密的群落，以至于整个生态系统就变成了一个由多种生物组成的庞大有机体”。
新科学的原则和假设更符合网络化的思维方式。旧科学把自然看作孤立存在的物体，新科学则把自然看作各种关系。旧科学的特征是拆分自然、利用自然、分解自然和破坏自然，新科学的特点则是融入自然、保护自然和与自然的协调，是整体论。旧科学致力于让大自然变得多产，新科学则使自然变得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旧科学追求超越大自然的力量，新科学所追求与大自然合作。旧科学主张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而实现自治，而新科学强调人与自然互利共赢。
新科学使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之前，我们以殖民者的观点看待自然，把它视为需要掠夺和奴役的敌人，现在我们采用新观点，将自然视为需要培育的集体群落。之前将自然视为财产，认为人类有权开发、利用和拥有自然的观点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治理自然的义务和以敬畏的态度对待自然。自然的使用价值正在慢慢地让位于自然的固有价值。
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网络，我们新开发了能够在平行轨道上多任务同时工作和操作的能力，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在寻求相关性和嵌入性，我们愿意接受互相矛盾的现实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我们以过程为导向的行为，以上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倾向于进行系统思考。如果我们能把整体主义思维应用到新的全球道德中，使人们认识到并采取行动，协调统一那些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运转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将跨过鸿沟，进入几近顶点的世界经济和生物圈意识。
生物圈教育
美国的教室正在快速转变为培养年轻人生物圈意识的实验室。在全美各地的学校中，学生们正在接受教导，学习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动力学。老师教育学生，我们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回收利用垃圾废品、培育野生动植物并保护生物群落。同样重要的是，课堂教育开始强调个人消费习惯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比如，孩子们现在会学到，如果在家里或者开车时浪费能源，就将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接下来将引起全球气温升高，在世界其他地方引发降水量的减少和更多的旱灾，危害食品生产，使世界上更多的穷人受到营养不良甚至饥饿至死的威胁。孩子们正在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即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影响着其他每一个人类的生活，影响着地球上其他生命物种和我们共同栖居的生物圈。他们逐渐理解，就像我们在博客空间的社交网络上联系十分紧密一样，我们在组成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之中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今，新出现的生物圈意识正伴随着最先进的课程设置，旨在帮助年轻人发展出更为深入的互联意识，并培养个人心理层面的社会责任感。
自尊运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风靡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课堂（程度比美国低），但如上文中提到的，对运动的结果褒贬不一，于是新的教育革命开始强调同理心的培养。2009年4月，《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美国课堂上正在发生的同理心革命的。现在共有18个州设有同理心讲习班和同理心课程，而对这些先锋教育改革项目的早期评价令人鼓舞。各学校都报告称，在其校园内，攻击、暴力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显著减少，违反纪律的行为有所下降，学生之间的合作得到增强，出现了更多亲社会的行为，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学生的学习意愿更强，批判性思维技能也有所提高。
同理心课程帮助培养学生建立起全球情感联系，就像环保课程帮助学生建立起全球生态联系，其教育方式是一样的。纽约斯卡斯代尔一所中学的校长迈克尔·麦克德莫特这样说道：“作为一所学校，我们做了大量关于人权方面的工作。但是你不能要孩子们一边援助达尔富尔，一边又在餐厅里孤立同龄人。这些都要得到协调。”
很多学校的同理心课程从一年级就开始了，学生年龄在五六岁。其中最有意思的一项创新当属“同理心之根项目”，该项目由一位加拿大的教育家玛丽·戈登发起，已经成功地进入加拿大各地的课堂，并于最近被引进到美国。有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每个月都参加一次该课程，持续一整个学年。（在该学年开始时孩子只有5个月大。）在他们到访之前，学生们需要提前准备在会面时可以学到什么、应该注意什么以及如何同婴儿和母亲互动。老师将要求他们密切地观察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尤其要观察他们是如何交流以及相互回应的。他们还将观察母子的性格、情绪和意图，他们要特别注意观察，因为在拜访后的任务报告中，他们要向小组的同伴回忆和汇报他们的印象和感觉，尤其要强调他们在情感上的反应。学生们将被鼓励去挖掘自身的记忆和生活经历，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婴儿可能的感觉、想法或意图。比如，如果婴儿正在因为试图坐起来却没有成功而产生挫败感，老师就会问学生们婴儿的感受是怎样的，并要求他们回忆自己在学习新事物，比如学骑自行车但没有成功时体验到的挫败感，然后把自己的感受同婴儿的感受联系起来。
随着每月拜访的继续，学生们会注意到婴儿的情绪、精神和心理发展，注意到他对母亲的依赖性和母子关系的发展演变，注意到婴儿开始出现好奇心和探索行为，注意到他的协调和沟通技能得到提高。他们会观察母亲如何回应婴儿的沮丧、快乐和好奇，以及母亲的回应对婴儿的影响。在经过整整一年之后，孩子们会逐渐体验到，婴儿和他的母亲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都需要并渴望获得亲密的关系和喜爱的情感，这和他们自己是一样的。他们会习惯于理解婴儿的感情，并同婴儿和母亲都发展出一种同理心关系。
这样的学习经历往往对学生自身的情感和认知发展有着改变人生的影响力。戈登讲述了一个曾经在八年级留级两年的少年的故事。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少年，4岁的时候，他曾亲眼看见母亲在自己面前被人谋杀，随后他被送到一个又一个寄宿家庭。他独来独往，在班里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人。
一天，在一次母子拜访期间，母亲在班里吐露说，她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她的孩子不是很喜欢拥抱。即便她把婴儿抱在怀里，他也宁愿把头转向外面，而不愿意和母亲拥抱。
在某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名叫达伦的问题少年问他能否试一试把婴儿抱在怀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老师、母亲和所有的学生都惊讶无比。达伦把婴儿抱在怀里，让他面对自己的胸膛，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轻轻地前后摇晃，而婴儿则舒适地依偎在达伦胸前，拥抱着他。几分钟后，达伦回到母亲和老师身边，他问道：“如果没有人爱过你，你觉得你还能成为一个好父亲吗？”就在那一瞬间，一个没有被人爱过的少年感受到小婴儿无条件的爱意，让他第一次体会到被人爱和爱别人的感觉。他经历了一次同理心的突破，这将改变他的人生。戈登已经记录了数千次类似的经历。虽然不是每次都和这个例子一样富有戏剧性，但是孩子们都逐渐了解到感情素养的概念，戈登对其的定义是“在彼此身上找到人性的能力”。
同理心之根课程面向3个年龄群体，包括一至三年级、四至六年级和七至八年级。针对每一个年级组，教育者都会根据其发展阶段培养他们与婴儿之间更为成熟的同理心关系。比如，对于年纪最小的同龄组，要鼓励他们学习“表达感觉的语言”和分享自己的经历，而10岁的孩子们将学习如何驾驭更加复杂的情感体验，比如“情绪传染”，以及学习如何控制同时出现但又常常相互矛盾的情感。
该项目把学生和母子之间互动的经历融入教学课程中。学生们可以在写作、社交课程、美术、音乐、数学和其他各类课程中表达和应用他们在互动中学到的东西。比如，老师可能利用流行的儿童文学来考察学生们在母子会面中体会到的情感，像孤独感、挫败感、悲伤或者快乐。这些故事旨在鼓励换位思考。
数万名学生已经参与过同理心之根项目。教育者们发现在课堂上发展同理心技能会带来更大的学术成功。戈登指出，大量资料将同理心发展和情绪发展以及亲社会行为联系起来。有问题的孩子不太可能像快乐的孩子一样成为细心又投入的学习者。同理心的成熟和批判性思维尤其相关，包容各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和思想，理解没有确定答案的情况，从多个角度处理问题和倾听他人的观点都是建立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情感组件。戈登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观察结论，即“爱有助于智力成长”。
戈登说，让学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过程以及同理心纽带建立起直接的情感联系，对于培养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扩展到整个生物圈的成年人来说，是关键的一步。她写道：
“同理心之根的课堂正在创造世界公民，孩子们正在发展同理心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认为我们呼吸相通。这些孩子们将一代又一代地建立一个更加有爱、和平和文明的社会。”
同理心之根项目提供了一个分散式的、相互协作的学习环境，孩子们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情感和想法，通过这些做法，他们会逐步将教育过程看作一次分享的经历。
因为同理心参与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深刻的协作经历，要在课堂上激发孩子们的同理心天性要求采取协作式的学习模式。遗憾的是，传统的教学课程继续强调，学习作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经历，目的在于通过和他人竞争获取并掌控知识。然而，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以及社交网络的普及和协作式的网上参与，正在给正统的教育方法带来深深的裂痕。结果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修改课程设置，向课堂引入分布式和协作式的学习模型。从新的思考方式来看，智力不是一种分配给众人的东西，而更像是一片经验的领域，由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在第5章提到，我们同彼此和周围世界分享的经历被我们赋予不同层次的意义，这些就是真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课堂强调合作重于竞争以及分享思想。教育成为一项协作性的事业，而非个人追求。所有知识的目标都是关于存在的，即通过我们分享的经历和我们从中获得的意义，越来越理解存在的含义以及我们在其演进中所处的位置。技术性或者职业性的知识在对这一宏大目标的追求中，成为仅能发挥辅助性作用的工具。
协作性教育开始的前提是，集体共同的智慧多半要强于任一特定成员的专业知识，通过集体共同学习既能增加集体的知识，也能增加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知识。协作性教育的核心是关于“教育关注的中心从个人思想转移到关系的建立”。
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医院的阿伯克龙比进行的研究使协作性教育的价值第一次为人所知。阿伯克龙比博士观察到，医学系的学生在诊断患者时，几人在小组中协作性地工作比起单独一个人工作能够更加快速和准确地确定患者的身体状况。协作性的工作环境使学生们可以有机会挑战彼此的假设，然后在大家的意见和观察的基础之上，对于患者的身体状况达成一致的诊断。
接下来的几年里，另外一件证明协作性学习优越性的逸事也开始在学术圈内传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数学家尤里·特雷斯曼疑惑地注意到，他的亚裔美国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经常比他的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学生好很多。为了试着找到原因，特雷斯曼在校园中跟踪了所有3组同学，想看看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是否有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他发现，亚裔美国学生经常成群结队地行动、吃饭和社交，他们在对话中频繁地讨论课堂作业、验证假设、挑战彼此的观点、分享各自的见解，此外，跟阿伯克龙比的医学学生一样，他们在完成作业时也会相互协商得出集体性的理解和共识。对比之下，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学生更有可能独自行动，他们在一起讨论课业的情况也比较少。
为了验证这是否就是造成课堂上成绩分层现象的关键因素，特雷斯曼召集了非洲裔和拉美裔的美国学生，给每组分配一个学习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共同地、协作地工作。结果令人印象深刻，许多经过他“矫正”的学生成绩提高到了优秀和良好。
长久以来，协作性的工作环境在商业领域和公民社会都是标准条件。科学家、律师、承包商，以及表演艺术、非营利组织和自助团体的相关人员都有在协作性的环境中工作的传统。但是，学校系统在这方面却迟迟没有赶上，现在这一情况将开始改变。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定，但是大学和中学，甚至更低年级的课堂都正在被改造为协作性的工作环境，至少是短期的。现在课堂上大的团队经常会被分为规模较小的小组，学生们协同合作完成分配的任务，然后在全体会议上重新集合，分享各自的发现，通常是以小组报告的形式进行。如此一来，老师的作用变得更像是一名促进者，而非教导者，他担负的责任是建立起这样的环境，解释任务的本质，记录不同小组的报告并且在大家努力在全班范围达成共识的过程中起到各式各样的裁判作用。当学生们期待老师分享他自己的学术知识，并且指出老师所属学科的观点和学生们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之间的异同点时，他的输入就会被视为促进对话的重要贡献，但是他的话也并不能够对正在讨论的话题主旨起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在协作性学习环境中，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传统分层学习模型让位于用互联网来组合知识的学习形式。学习不再只是把专业知识灌入学生的脑中，而是要以合作和批判的方式思考。协作性学习如果要取得效果，就要求所有成员必须相互尊重，愿意倾听其他观点，欢迎他人的批评意见，愿意分享知识，对整个团体负责，承担责任。
在协作性学习环境中，教师的作用发生了转换。《协作学习》的作者肯尼斯·布鲁菲认为，新的教师“认为教学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一种语言，他们想加入的团体所使用的语言”。因为协作性学习强调要处处留心，适应他人，不带成见的与他人互动，承认每个人独特的贡献，认可深入参与的重要性以及深厚关系所带来的共同的意义，所以，协作性学习一定会促进更多的同理心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协作性学习将教室变为同理心表达的实验室，同理心表达反过来也会丰富教育的过程。
同理心科学的教学
如果要追溯传统的、启蒙时期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源头，那么应该能追溯到科学方法的传授。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几个世纪，这种学习方法几乎被神化。在孩子们中学时，老师向他们介绍科学方法，并告诉他们，这种方式是学习知识和了解周围世界的唯一方法。
学生被教导说，探究一种现象，发现真相的最好方法是客观观察。教师们高度赞赏不带感情的中立立场。用客观方法来分析现象的方式，是假定这个世界是由可被独立分析的物体构成的，物体独立于由物体所组成的世界。一个科学的观察者从来都不是他或她所观察的现实的参与者，而只是偷窥者。他或她观察的世界，只是个没有爱，冷漠的地方，这里没有敬畏，同情之心和目标。就连生命本身也被视作是无生命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各个部分。前人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物产丰富，但是没有质量。
这样，长久以来，上学的孩子都认为学习经历是令人气馁，让人有疏离感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们期待孩子们不要心怀敬畏之情，不要有激情，从而变得立场公正，以旁观者的身份存在。这样一来，谁能寻找到个人的意义，在这种世界中活跃起来呢？
科学方法几乎和我们所知的人类天性和世界本质相左。科学方法否认现实状况的关联属性，严禁参与到现实中来，不为同理心的想象留有余地。事实上，是要求学生成为这个世界中的外星人。
应当注意到，即便在理性时代开始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弗朗西斯·培根搜寻出自然的真理的方法。歌德就反对这种方法。歌德认为参与者比一个认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更接近自然。举例而言，在研究一株植物的形态时，植物学家必须进入到这株植物的生命之中。歌德将他的科学方法叫作“细致的经验主义，是以最本质的方式，把自己看作与对象一样，于是这种经验主义也就变成了实际的理论”。
歌德的科学方法几乎和培根的科学方法完全相反。歌德认为他的“思想力量和对象连接在一起时是活跃的”，并且他的“思考并未将思考本身和思考的对象分开”。歌德认为真正的洞察力不是源自超然的观察，而是要深入参与到所观察的现象中去。
歌德对于科学方法论的思考在130年多来都被人忽视，但在20世纪下半叶，一些心理学家再次提起他的理论。海因茨·科胡特是第一个重新修正这种以参与的手法来进行科学调查的方法的人。他认为现有的科学方法“远离经验”，因此从现实的观察中移除了这种科学方法，并建议另一种实验理论，他称其为“相近经验”，因为收集到的数据直接来自同理心和内省。
科胡特相信，精神分析对科学思考最大的贡献在于“融合同理心和传统的科学方法”。将同理心视作“观察工具”引入科学领域，按照科胡特的说法，使“一些科学原则指导下的调查变得更有深度和广度”。科胡特还认为，将同理心植入严苛的科学方法论十分重要，可以使科学追求不至于“越来越远离人类生活”。科胡特提醒他的同事，这种对待科学冷酷、冷漠而又理性的态度，在20世纪残忍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导致“一些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目的”。
科胡特并不打算完全抛弃传统的科学探究方式的抽象本质，而只是要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更加深刻，这种抽象化正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科胡特总结道：“将同理–内省的数据收集与抽象的公式和理论解释结合在一起，是人类科学史上革命性的一步。”科学上新的奋斗目标，“可以浓缩为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我们不但要为科学的同理心奋斗，也要为同理心科学而奋斗。”
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人反对科胡特关于新科学的观点，他提出对于科学来说什么是最危险的挑战，试图安抚科学派日益不满的情绪。他写道：
“我当然希望人们把我看作努力扩展科学，而不是摧毁科学的人。没有必要从经验方法和抽象方法中二选一。我们的任务是将两者合二为一。”
马斯洛蔑视这种观点，他不认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不参与现实和存在，从现实和存在中移除出去的人，可以对现实或是存在的活动和意义产生多少深刻见解。像歌德、科胡特以及马斯洛推断的那样，“更敏感的观察者可以将世界更多地融入自身，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认同并与更宽广、更具包容性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圈子产生同理心”。
马斯洛用匿名戒酒会作为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相比一个公正中立的旁观者，一个正在恢复的嗜酒者当然更了解嗜酒者的现状。马斯洛号召用一种被他称为“包容性策略”的方法去了解事物，这是指“以包容性的开放心态，怀着不干涉的意愿，让事物保持原来的样子，是一种有耐心，等待事物向我们展现自身内部结构的能力，是去找寻秩序而不是订立秩序”。他指出，在某些特定领域——人类学、动物行为学、临床心理学和生态学——采用这些方法可以带来更好的科学结果。
马斯洛甚至比科胡特走得更远，他建议科学界按照被调查现象的本质，采用两套科学方法。他写道：“我希望提出更多根本性的问题：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知识是否都可以概念化成知者和知识相互关心爱护的关系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这种认识论和现在主导‘客观科学’的认识论放在一起运用，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两个认识论吗？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可以并且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两种方法论。我不认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马斯洛的“关心客观性”观点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第一次反映出人们需要另一种科学方法的事实。新一代的同理心研究者，比如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已经开始在科学探究中应用同理心方法，她利用“相近经验”法引出关于自然本质的新发现和新见解，而如果应用客观公正、价值中立的传统科学方法是无法想象和理解这些发现和见解的。
很多国家的教育系统正开始改造其课程体系，使之能够帮助年轻人准备好参与到生物圈之中，但它们仍处于非常初始的阶段。要成功融入生物圈的世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种重新参与有多深入。现在，人类做出重新参与自然的决定，这与标志着人类初期发展的原始参与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过去，参与自然不是出于人类的意愿，而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当时人类自我的发展还不足以让人类能够做出有自我意识的选择。对于我们在旧石器时代的祖先而言，他们畏惧自然的愤怒，但也有同样的依赖，这种感情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现在的人类运用自由意志自愿地重新参与自然，这一点就把生物圈意识同之前的一切都区别开来。
让学生准备好重新参与到生物圈之中，就要求学生能够积极地走出课堂，在自然环境中参与各种活动。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重新建立起亲生命性的联系，那么在他们关于生物圈的学习经历中，就要充分融入当地的生态系统，课外活动和课堂学习同样重要。全美各地的学校已经开始把课堂扩展到室外，提供各种学习项目、实习项目和广泛的实地考察。和生物圈重新建立亲近关系是一项具有同理心的经历，这种经历必须为人们所感受并转化为知识才有意义，同时还必须付诸实践。
在一些社区中，学校的建筑正在被改造成可再生能源工厂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如此一来，就能够为即将在智能电网生产和分享自己所用能源的下一代人提供现场学习的环境，就像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生产和分享的信息一样。如果我们要为21世纪培养高科技工作人员，学生们将需要在技术上精通新型分布式能源技术，就像他们现在精通信息和通信技术一样。2009年，洛杉矶社区大学成为世界上首个开始将其校园建筑改造为一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态基础设施的学校，同时为学生提供学习环境。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大学将很有可能在未来效仿。
新的生物圈学习环境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开放课堂，帮助下一代人为人类意识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从岩石圈拓展到生物圈。
历史意识的尾声
不断蔓延的全球危机正在开始包围人类文明，这迫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来到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正像伟大的水利文明的到来标志着“历史意识”的开端一样，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对于普世归属感的追寻让我们突然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每一个结构所推出和填补的内容都超越了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几乎占领了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并建好了脚手架，准备建设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文明，能够把所有人类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这样做要付出熵的代价，威胁到人类的存亡。
纵观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阶段，从采集狩猎时代和农耕文明时代到第一次、第二次和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意识不断扩展到能够囊括我们所创造出的复杂的能源与通信系统。神话意识、神学意识、思想意识、心理意识和现在的拟剧意识标志着人类精神的演进历程。随着意识的每一次重新定位，同理心情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随着人类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加恐怖的向爆，特别是，一方面，差异化和个体化的不断增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人类又要与我们所创建的复杂系统更紧密地融合，两者相互碰撞。
人类需要不断地重新调整其自身的时空定位，才能够适应社会对其生理和心理所提出的许多新要求，在这方面，人类并不总是成功的。虽然人类是一个社会化程度很深的物种，我们追寻归属感并且渴望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我们在生理上倾向于由30~150人组成的亲密单元。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难解之谜，使我们成为唯一一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敬畏感和焦虑感的生物。对于亲密和普世的同时追求持续地迫使人类的思想向这两个方向扩展。虽然这两个领域看起来经常相互矛盾，但现实是人类永远都在追寻“普世的亲密”，即一种完全的归属感。这看起来是一种矛盾双方的奇特融合，但实际上是一份深深根植于人类内心的渴望。正是我们的同理心本质使我们能够经历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悖论，即在更广的范围内享受更深的亲密。对普世亲密的追求正是我们所说的超然性的本质。
有时，个体化和一体化之间的较量，以及亲密和普世两者背后的动力变得过于紧张，或者是新的联系失败，或者是现存的联系崩断。就是在这些充满恐慌和惧怕的时刻，社会步履蹒跚，失去对亲密感和普世感的有力控制，人性中的恐惧感以不可控制的压迫和暴力形式大规模地释放出来。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如此的灾难。
根植于我们自身的同理心倾向，并不是一套具备自动防故障功能的装置，使我们能够完善自身的人性。更确切地说，它是一次不断增强人类纽带，使之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机会，但是这需要不断地为人们所实践。遗憾的是，当社会各种力量面临分崩离析时，在这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同理心驱动力常常被人们弃之一旁。
我们可能正在接近这样的一个时刻。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分布式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使我们能够塑造一个新的方法来达成全球化，而这个新方法注重的是自下而上的大洲化。因为大体上来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是均等的，每个地区基本上都有能力来保障自身生活方式的相对自给自足和可持续发展，并同时可以通过智能电网与各国甚至各大洲内的不同地区紧密相连。
虽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化仍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但大洲化很有可能会在商务、贸易的扩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电网以及随之出现的物流系统更倾向于在连续的陆地范围内分享可再生能源。
当每个社区在当地被赋权后，不管是字面上的还是比喻上的，它都可以直接参与地区性、跨国性、洲际或有限的全球贸易，而不用遭受因地缘政治带来的各种严厉限制，这些限制监管着“精英”化石燃料和铀能源的分配。
大洲化已经带来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伴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单一民族国家为管理能源体制制定了管理性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范围是以地理界定的，这对于作用范围是整个生物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通过智能公共事业网络、智能物流和供应链，将本地或区域内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在所处大洲内公开分享，需要大洲级别的管理体系。
欧盟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大洲级别的管理体系。欧盟已经开始着手建设“四大支柱”基础设施，来打造一个全欧洲范围内的能源机制，这一机制包括各种准则、规范和标准，以期在21世纪中期有效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的交通运输、通信和能源网络，覆盖范围从爱尔兰海直至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洲级别政治联盟也正处在建立之中，这些联盟很有可能会在2050年成为各自大洲内的主要管理体系。
在这个分布式能源的新时代，管理体系更多的是像其所管理的生态系统一样运作。正如生物栖息地在生态系统中运作，而生态系统又在生物圈之中运作，三者共同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中一样，管理体系也同样是在一个协作关系网中运行的，在这个网络中，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体紧密融合。这种新的复杂的政治机制的运行方式正如其所管理的生物圈一样，共同协作，相互作用——这就是生物圈政治。
地缘政治总是基于这样一种假想，即环境是一个巨大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每个人都须参战，对抗其他所有人，我们相互战斗争夺资源，以保障自身的生存。而生物圈政治则与之相反，其理念是，地球就如同一个活的有机体，由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组成，我们需要管理好更大的、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存。
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大洲化和全球化能使我们完成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任务，并开创新的可能性，将同理心情感拓展至整个人类族群，以及其他和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