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在这样一个迷恋物质利益的时代，即便是大多数的生物学家也往往倾向于从物质角度去诠释生命的本质，更不用说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了，这已不足为奇。直到近些年，大多数哲学家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本质是物质的——每个个体都在不遗余力地获取物质利益，尽可能多地把世界上的资源据为己有。流行歌手麦当娜就曾坦然地表示自己是“物质世界”里的一个“物质女孩”，赤裸裸地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
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提到的，霍布斯认为人性是好斗和自私的，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同他人进行斗争和竞争，在无情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并控制对方，在牺牲他人的基础上使自己获取物质利益。约翰·洛克的人性观则相对温和，甚至显得有些友善——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下，人类乐于融入社会，并对他人持友好态度。然而洛克认为，人类具有贪婪的本性，运用我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征用物质世界的资源，对其进行重塑，使其变成能够为己所用的生产资料。杰里米·边沁等功利主义者认同洛克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本质上是物质的，因此人总是试图减轻痛苦，并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9世纪晚期，人类对于思维的运作方式越来越感兴趣，这为心理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人类心理的驱动因素上。他们对于抽象的哲学思考不太感兴趣，而是更多地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去观察人类大脑的运作机制。很多早期的心理学家在人性的问题上都保持着物质主义的偏见与成见。如同亚当·斯密一样，他们也假设每个人天生就是为了追求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在达尔文的带领下，他们认为每个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生存和繁衍。
弗洛伊德：最后一位伟大的功利主义者
虽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经常被视为一位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重新塑造了人类的人性观，但其很多最重要的理论假设都严格遵循着物质主义原则。弗洛伊德在其著述中，将中世纪教会提出的世俗的人性观（即人类具有沉沦堕落的本性）同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物质主义人性观结合在了一起。他对人性的描述令人震惊，但他的观点却非常深入人心，影响非凡，即便到了今天，仍然在塑造着很多人的人性观，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育儿方式、社交生活方式、商业运作模式以及公共政策的实行。
弗洛伊德的伟大遗产是为物质主义利己的人性观披上了一件性感的外衣。不久之后，弗洛伊德提出的色情化的人性观被同一时代的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发扬光大。华生将这种新的人性观应用到了大众广告领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消费资本主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此——人类的欲望和消费行为被色情化了，很多颇具吸引力的广告中都充满了性暗示。
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一书中阐述自己的人性观时，首先探究了人们本身的行为表现了怎样的生活目的：他们向生活要求什么？希望实现些什么？他站到了19世纪功利主义理论一边，指出人类的追求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旨在消除痛苦和不快；另一方面，旨在获得强烈的快感。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地指出：
“如果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将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归结于追求实用和创造快乐这两个相互交融的目标，我们就必须承认，文明现象也是如此。”
随后，弗洛伊德问，什么才能让人类获得“最强烈的满足感，并为人类提供实际的幸福”。他得出的结论是“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应该将追求生殖器快感作为生命的核心目标”。
弗洛伊德说，人类追求性满足的动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所有外部的现实因素都仅仅成为释放性压力的工具。如果不受约束，人类不会允许任何事物阻挡自己对性高潮的追求。因此，人类的动力就是性欲，人类的本性就是好斗的，一心寻求满足无法遏制的力比多。事实上，人类是怪物。弗洛伊德写道：
“隐藏在这一切之后的，也是人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实因素，是人类并非温和的物种，需要得到爱，当受到攻击时至多只能够自卫；相反，人类这一物种被认为在其本能的天赋中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因此，他们的邻居不仅仅是他们的潜在助手或性对象，而且容易唤起他们的进攻欲，即毫无补偿地剥削他人的劳动力，未经允许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霸占他人的财产，羞辱、折磨并杀死他人。”
弗洛伊德认为，在有利于人类发挥进攻本能的情况下，如果抑制这种本能的精神力量失去效用，这种进攻本能就会自动表现出来，这暴露出人类“是一种野兽，对同类的关心与本性不容”。
反过来，文明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心理与文化的监狱，用来限制人类强烈的性冲动，以免导致持续不断的、相互毁灭的战争。弗洛伊德将爱情解释成了一个遏制人类原始性冲动和进攻性的手段。至于“爱人如己”的黄金律，弗洛伊德则是不屑一顾，认为“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比人类的原始欲望更强烈”。
在弗洛伊德的分析模式中，文明社会只不过是人类很不情愿的一时权宜与妥协，在社会中，人类“用其可能获得的一部分幸福换取了一部分安全”。
弗洛伊德提出，如果人类的本性是相互毁灭和杀戮，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生命似乎总在寻求更多的秩序、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大程度的一体化的事实呢？弗洛伊德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也遭遇了热力学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带来的困惑。这些新的科学成果表明，生物体和社会都在不断地创造更有秩序、更加复杂的结构，以避免走向死亡和混沌。如果人类的本性果真是相互毁灭与杀戮，那么这种人性观似乎既不符合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也不符合刚刚兴起的热力学理论。弗洛伊德最后找到了一条摆脱这个困惑的道路，提出了他所谓的“死亡本能”。这一概念变成了其人性观的核心组成元素，弗洛伊德说他是在1920年撰写《超越唯乐原则》一书时想到的。他写道：
“从对生命开端的思索和与生物学的比较出发，我得到的结论是，除了保存生物并使它加入更大单位的本能外，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相反的本能，这一本能试图分解这些单位，并且把它们带回到原始的、无机的状态。这就是说，不仅存在着小爱神厄洛斯，还存在着死亡本能。生命的现象可以从这两种本能的共存甚至互相对立中得到解释。”
弗洛伊德还认为，
“人类的死亡本能可能被迫为厄洛斯服务，因为有机体在破坏其他某种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而不是在毁灭其自身；相反，任何阻止进攻性向外发展的行为都必定会助长有机体的自我毁灭，自我毁灭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死亡本能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施虐狂，另一种是受虐狂。两者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本能的性冲动。施虐狂试图通过控制和压抑他人来释放性冲动，而受虐狂则通过自我羞辱与摧残释放性冲动。
弗洛伊德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人的一生终归是为了死亡本能而服务。他那异常悲观的人性观折服了那个时代很多的主流思想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人类学家盖佐·罗海姆在《梦幻之门》一书中把死亡本能称为“超心理学的支柱”。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接受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论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很多心理学家都摒弃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其中一位就是伊恩·萨蒂。萨蒂在《爱与恨的起源》一书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做出了如下描述：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人类仇恨情绪的最高表现，提升了仇恨的地位，将仇恨视为一种原始的、独立的人生目标，就像饥饿感一样，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刺激就会自然形成，仇恨就是仇恨本身的目的。”
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中，人类其他任何一种情感只不过是对性冲动和死亡本能的压抑，即便爱情与温情也被视为性冲动被压抑或削弱之后的表现。文明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充当人类控制他人、谋求私利和满足性欲的手段。
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对母爱这种强大的、不可否认的力量进行深刻的思考。弗洛伊德那种显得有些病态的个人心理或许可以从他在《文明与缺憾》一书中所做的一个坦白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关于婴儿与母亲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弗洛伊德写道：“我在自己身上体验不到这如同海洋般浩渺的母爱。”虽然他承认其他人可能有这种感觉，但他没有。他认为婴儿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力比多驱动的。在婴儿眼中，母亲不仅为自己提供爱和温情，还能满足自己的性欲和对物质需求，母亲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满足婴儿对于性满足和性快感的内在需求，依恋感、爱情、亲情和友谊都是幻象，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功利主义的，都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最多的快感。弗洛伊德还认为，如果婴儿渴望注视着母亲，这只是因为婴儿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母亲会立即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对于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萨蒂评价道：
“弗洛伊德的这句格言明确否定了人类将自身对友谊的渴望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满足身体需要的东西才能得到遗传。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婴儿逐渐学会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去看待母亲的角色。”
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人们对宗教、对上帝是否也会形成像母爱那种海洋般浩渺的情感呢？他很快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认为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母亲的关怀。他说，人们之所以会对宗教信仰产生冲动，很可能是由儿童时期的无助感导致的。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中的各种危险，父亲的保护使他感到安全，而宗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给人们提供保护。通过下面这些描述，弗洛伊德透露了他的情感盲区以及对于宗教的态度：
“我认为童年时代没有任何需要能超过对父亲保护的需要。因此，力图恢复无限自恋的、像海洋般浩渺的感觉所起到的作用肯定不是首要的。宗教态度的根源可以很清楚地追溯到婴儿时期的无助感。也许，在它背后还隐蔽着什么，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
在弗洛伊德看来，宗教冲动完全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基础的，宗教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母爱、爱情、友谊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只为掩盖一种更深刻的、自恋的冲动。在弗洛伊德的人性观提出二三十年后，20世纪著名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提出了自己的评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心理学基础具有浓厚的男性色彩，女性即便起到作用，也只是边缘化的。蒙塔古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一种父权心理学，女性的本性似乎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也几乎承认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似乎从来没有准确地理解到母亲与子女关系的真正意义和爱的真正意义。”
弗洛伊德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功利主义者。他从世俗角度为古代形成的父权社会做了精彩的辩护。父权社会形成的物质基础就在于中东及远东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这个过程伴随着亚伯拉罕诸教与儒家思想的兴起。弗洛伊德不遗余力地论证男性主导权是人类社会的一条自然法则。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戏剧化的事物，目的就是凸显男性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至于女性的角色，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十分困惑，他也不清楚除了怀孕生子、哺育子女之外，女性的历史角色还有什么其他组成元素。根据他的推理，无论女性具有或表现出了其他任何精神或情感上的掩饰，永远也只是男性投射的一个灰暗的影子。因此，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灵做出轻描淡写的刻画就不足为奇了。弗洛伊德认为，归根结底，女性的一切行为都反映了她们尚在子宫里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阴茎嫉妒”。
虽然弗洛伊德对男性主导地位进行了热情而巧妙的辩护，而且人类文明的父权基础也经过了5 000多年的考验，但历史的力量已经开始侵蚀这一基础，弗洛伊德的辩护似乎也开始站不住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能源和新通信方式打破了父权社会的铜墙铁壁，开始把女性从几个世纪的奴隶地位、农奴处境或奴仆身份中解放出来。印刷技术革命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尤其是爱情小说的普及，使女性能够把小说中的情景作为一面镜子，反思自己的生活，从而逐渐开始走向寻找自我意识的艰苦旅程。与此同时，电话的出现为数百万女性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与外界联系的工具，打破了家庭对女性活动范围的限制，仅仅通过一根电话线，女性就可以同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探索所有女性共有的性别利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早期的电话。浮现在脑海中的情景往往是一个女性在电话旁边同其他人交谈。）小说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的工具，而电话则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聊天的工具，促进了女性之间的团结。
这两种交流形式有助于将女性从男性警惕的目光下解放出来，女性可以寻找自己的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印刷革命、通信革命以及公民识字率得到大幅提升之前，女性与外界处于隔离状态，她们的交流范围非常狭窄，往往仅局限于一个大家族的女性成员。男性的强势姿态确保了他们的顺从。印刷革命和电子通信革命（电影、广播和电视）为女性开拓思维与眼界、寻找女性意识与身份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了新式通信工具的使用方法，与男性站到了同一个竞争平台上。汽车的出现、家庭的电气化、家电的大批量生产以及其他家庭日用品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性，至少她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每日花费大量时间去处理令人筋疲力尽的家务事，蒸汽机和后来的电力也转变了制造业、物流业和服务业的运作方式，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这样一来，女性就可以进入工厂做工，也可以从事一些现代商业活动。虽然她们的才华和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她们的薪水也没男性多，但这标志着女性也有了经济来源，半独立女性的出现，在两性关系史的历史性转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弗洛伊德著书立说的那几十年间，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他最有说服力的著作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工厂的动力系统正在由蒸汽机向电力过渡，女性也开上了福特公司生产的T型车，女性解放运动蔚然成风。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把这些新女性刻画成了经济独立、着装时髦的女性，这些女性勇于挑战男性的主导地位，她们的形象成了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标志。
婴儿真正需要什么
所有这些新的发展趋势都引起了年青一代心理学家的关注。他们开始质疑弗洛伊德人性观的一些核心教条。准确来讲，第一个挑战弗洛伊德观点的心理学家是一位女性——梅拉妮·克莱因，不过她的挑战并非蓄意为之，而是无意之举。她提出的“客体关系理论”只不过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大门上撬开了一个缝隙，但这已经足以让其他心理学家破门而入，攻破弗洛伊德的理论堡垒，从而为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人性观，这种新型人性观与正在重塑人类文明的新技术、商业和社会力量更加一致。
克莱因恢复了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地位，但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她其实是无意间做到这一点的，她终其一生都认为自己是弗洛伊德理论忠实的追随者。
弗洛伊德在探讨人际关系色情化的过程中率先使用了“客体”这个术语。1905年，在一本名为《性欲三论》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把散发出性吸引力的人称为“性客体”。根据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都具有进攻性，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性客体以满足自己的性欲，达到“暂时熄灭性欲”的目标。
克莱因虽然被誉为英国“客体关系”研究流域的先驱人物，但她坚定地信奉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过有一个方面是例外。虽然她认同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和进攻性是人类的主要驱动力，但她认为进攻性更加重要。她指出，人类施展进攻能力的首个目标就是母亲的乳房。婴儿把乳房这个目标分为能够满足自己性冲动的“好乳房”以及不能满足自己欲望、让自己感受到沮丧和困惑的“坏乳房”。
克莱因与弗洛伊德存在分歧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她认为人的自我意识从一出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使婴儿有能力创造内化的客体关系。她认为某种形式的意识自从婴儿刚刚出生之际就存在了，所以推测婴儿的第一个内化客体是母亲，而不是父亲。
因此，在婴儿时期伊始，母亲——而非父亲，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婴儿的攻击对象。但因为乳房被分为好乳房与坏乳房，婴儿对客体，也就是对母亲形成了模糊的情感。随着婴儿日渐长大，开始认识到乳房并不是母亲的全部，母亲是一个关爱自己的人。这种模糊的情感带来了矛盾的情绪，导致婴儿担心他的攻击可能会伤害到同母亲的情感，开始产生一种后悔和内疚的感觉，并希望去修复它，以免破坏了同母亲的关系，因为他正是依靠这种关系来满足性欲的。
虽然克莱因仍然相信婴儿的主要驱动力是力比多和进攻性，但至少她提出了人际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社交行为加以修复与缓和。然而，如同弗洛伊德一样，她也相信毁灭冲动和死亡本能是人类心灵的内在属性，所以无法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社会性不是人的次要驱动力，而是主要驱动力。
然而，其他心理学家利用克莱因带来的微弱希望，对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假设，即“婴儿一出生就试图满足力比多，并在此过程中消耗资源和毁灭他人”进行全面的攻击。克莱因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次要属性，是人对于进攻冲动所做出的反应，而很多心理学家不这么认为——威廉·费尔贝恩、海因茨·科胡特、唐纳德·温尼科特以及伊恩·萨蒂就认为社会性是人的主要属性和主要驱动力，人类对于力比多、进攻性和毁灭性的关注则是在基本需求受挫之后做出的补偿性的反应。对于这些心理学家而言，同客体的关系不是由功利目的和满足力比多驱动的，而是由人类对人际关系、爱情、情感和友谊的需求驱动的。
费尔贝恩在驳斥弗洛伊德的思想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婴儿会吸吮大拇指呢？”费尔贝恩指出，“性感带的概念以及性欲理论是否正确，就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弗洛伊德可能会让我们相信婴儿之所以吸吮大拇指，是因为婴儿的嘴部是一个性感带，而吸吮大拇指会使他产生性快感。乍一看，弗洛伊德的解释似乎有说服力，但费尔贝恩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大拇指呢？”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乳房可吸吮了。”他提出，吸吮“是处理令人不满的客体关系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讲，婴儿是在寻找一种替代性的客体关系来让自己得到满足，因为他希望与母亲的乳房以及母亲本身建立联系，而这种愿望没有实现。因此，费尔贝恩与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两人分道扬镳，导致精神分析理论出现了分裂。他写道：“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不是力比多决定客体关系，而是客体关系决定力比多。”
费尔贝恩说，弗洛伊德如此痴迷的婴儿时期各种性方面的事情只是补偿性的做法，目的是缓解婴儿因其小部分或大部分真正的渴望遭到拒绝而产生的焦虑。每一个孩子最大的、最害怕被拒绝的渴望是什么呢？费尔贝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
“别人不爱自己或者自己的爱不被别人接受，是一个儿童最大的创伤。这种创伤会促使儿童采取多种与性有关的做法来获得替代的满足感，以缓解因无法与外部客体建立情感联系而造成的焦虑和恐惧。”
当婴儿感觉到他人不再爱自己或自己的爱不被他人接受时，他的成熟过程就会暂时趋于停滞，他与外界的关系开始变得不正常，并开始表现出病态的症状——进攻性、强迫症、偏执、歇斯底里和恐惧。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归因于婴儿内心深处对于被孤立、被遗弃的担忧与恐惧。
费尔贝恩得出的结论是：弗洛伊德的人性观在两个基本方面上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是性冲动的主要地位，另一个是性满足的主要地位。他写道：
“我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与客体关系相比，性冲动居于次要地位；第二，婴儿在力比多驱动下的各种行为，其最终目标是与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是满足性的冲动。”
这两个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挑战了弗洛伊德人性观的基本假设。下面，我们一起回想一下弗洛伊德人性观的基本内容。弗洛伊德相信力比多是一种内在的、主要的力量。婴儿从生命刚刚开始之际便试图通过性方面的多种行为寻求无限的快感，即他所说的“唯乐原则”。即便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前，婴儿已经具有了本我意识，而本我意识是促使婴儿寻求性满足的一个主要力量。因此，如果要形成有序的社会交往活动，“唯乐原则”就必须得到社会的抑制。所以社会就把“现实原则”强行施加给了婴儿。“现实原则”的最初表现就是父母对婴儿采取的调节措施，比如如厕训练和其他调节。这些限制措施使婴儿无法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做事，不得不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这种训练有助于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而自我意识不过是一个以社会化名义抑制性冲动、控制本我意识的一个机制。
费尔贝恩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婴儿的自我意识是在其出生之际便开始形成并发展的，婴儿表现出的多种形式的冲动是其寻求同他人建立关系的途径。换句话讲，“现实原则”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不是后来由社会施加的。每一个婴儿从出生时就开始寻求同他人建立联系，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费尔贝恩提出，多种形式的冲动，最终只不过是自我结构赖以获得生命力的方式，这些冲动的目的是为了同他人建立联系。
在费尔贝恩的理论模式中，现实原则居于主要地位。婴儿不断地从事着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活动，以期影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是“现实原则”的内涵所在。如果社会性这个主要目标受挫，自我意识无法以适当的方式趋于成熟，那么唯乐原则就是一个拙劣的替代品。费尔贝恩在批评弗洛伊德的核心论点时毫不留情，他如此解释同弗洛伊德的分歧：
“按照这种观点，唯乐原则将不再被视为主要行为原则，而是一个由客体关系缺失激发出来的次要行为原则。当现实原则因自我结构尚未形成或不成熟而无法发挥作用时，唯乐原则才会产生影响。”
其他心理学家纷纷站到费尔贝恩一边，批判弗洛伊德提出的过于色情化的理论，提出了与之相反的人性观，突出社会关系对于人类心智和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性。海因茨·科胡特认同费尔贝恩提出的“毁灭冲动不是人类的内在属性，而是无法与他人建立信赖关系时的反应”的观点。然而，他为费尔贝恩的分析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强调同理心在成熟的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同理心的缺失对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产生的严重影响。
在《自体的重建》一书中，科胡特提出的观点与费尔贝恩的观点非常相似——无论是针对他人，还是针对自己，毁灭冲动只是在婴儿试图同客体建立情感联系的努力反复失败时才会出现。他写道：
“当外界客体的同理心不足，无法对儿童的需求做出最优回应（应该强调一下，不是最大回应）时，就会激发出婴儿的破坏性。婴儿的进攻性或破坏性只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具有主要地位。”
虽然科胡特认识到了婴儿出生时就具有一种谋求强势的冲动，但他认为这并不等于进攻性、狂躁性和毁灭性。谋求强势的冲动有利于促进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和自我的成熟，而后面这些特征则表示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缺乏同理心导致婴儿无法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故而婴儿不得不做出这些反应。
科胡特在临床实践中对患者进行了多年的观察。观察结果使他认为对于儿童发育而言，至关重要的不是多种形式的冲动，而是“对自组织性的威胁”。如果父母的同理心较弱或几乎没有，无法对儿童试图与之建立联系的努力做出适当的回应，那么儿童的发育就会暂停。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冲动的力量就会变得异常强大，婴儿也会出现毁灭性的躁狂情绪。
科胡特对于弗洛伊德那种严重色情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了驳斥，认为儿童更容易受到周围成年人同理心态度的影响，而不是其机体的各种冲动。当一个小男孩发现他的阴茎比成年男子的阴茎小得多，可能会产生自卑心理，但成年人可能无法及时察觉小男孩的心理变化。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富有同理心，能够理解和欣赏儿童，那么就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儿童最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是否具有良好的同理心。因此，科胡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人具有什么样的同理心——也就是我们的同理心环境，对于我们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是科胡特做出的最后一个评论。他发现，在儿童早期发育阶段，只要看护者具有同理心，能够对儿童的需求及时做出适当的回应，那么看护者具体是谁其实并不重要。他援引了安娜·弗洛伊德和索菲·丹恩这两位心理学家报告的一个案例，强调一个婴儿赖以成长的同理心环境并不一定非要由其生母来提供。这两位心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6个德国犹太裔孤儿进行了追踪研究。在被囚禁在集中营的三年里，这6个孤儿的看护者，即“代理母亲”一直在变化。一组看护者被杀害后，就会有新的看护者顶上来，继续看护这几个孤儿，如是反复。尽管这段经历也给这些孩子们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但幸亏有同伴之间的互相支持，他们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发育问题，而且由于看护他们的那些女性富有同理心，能够用尊重和温情及时地回应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意识。
当费尔贝恩和科胡特对弗洛伊德的人性观发起正面攻击时，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另一个人——唐纳德·温尼科特则根据其数十年的儿科医生经历，发起了更微妙，却同样有力的攻击。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是自私自利的小个体，自出生之际就开始攫取世界上的资源来满足自己无尽的贪欲，但温尼科特对这一观点发起了挑战，认为不能将婴儿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种将婴儿视为个体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婴儿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生存下去，甚至没有一个连贯的自我意识。温尼科特说：“在婴儿的早期发育阶段，将其视为个体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个体应有的自我意识。”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看来似乎违反了人们的直觉，但现在回头来看，的确很有洞察力。婴儿是在子宫里形成的，而个体则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他在阐述为什么不能将婴儿视为独立个体时说：
“如果你给我看一个婴儿，你肯定也会告诉我谁在照顾他，或者至少他躺在婴儿车里，而肯定有人一直在看着，人们会看到夫妻二人都在照顾他。”
温尼科特说的是社会关系先于个体意识，而不是个体意识先于社会关系。换句话说，不是个人创造了社会，而是社会创造了个人。这个简单的观察挑战了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因为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强调了自我控制、自主运作的个体在世界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是这些个体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世界。
温尼科特为了更深刻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分析了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他让我们想想婴儿出生后第一个动作的重要意义。这个动作就是寻找母亲的乳头。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他根据多年的观察指出，婴儿第一次接触到母亲乳头的方式对于其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寻找乳头这个初始动作也是婴儿第一次与另外一个个体建立联系，所以这个关系形成的方式就决定了婴儿对于他人抱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对他人是否存在期待。
温尼科特认为，在第一次喂奶时，母亲最好不要直接把乳头塞到婴儿嘴里，而是让婴儿自己去寻找乳头。这样一来，对于婴儿而言，寻找乳头的过程就充满了乐趣。更重要的是，这会让婴儿隐隐地感觉到乳头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从而产生一种能够“创造世界”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着，让婴儿来发现自己的乳头。这标志着婴儿建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对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正是通过这种创造性的行为，婴儿对于“我”和“你”的意识才会逐渐形成。温尼科特这样总结第一次哺乳的重要性：
“婴儿的记忆是由与寻找客体、母乳喂养有关的无数感觉及印象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会逐渐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相信自己肯定能找到所期待的客体。这种状态就意味着婴儿会逐渐容忍暂时找不到客体的情况，这样一来，便有了外部现实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婴儿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感觉，相信自己拥有魔术般的创造力，相信自己无所不能，而这正是由于母亲的敏感调整。之后，婴儿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缺乏对外部现实的魔术般的控制力。”
然而，如果母亲不允许婴儿发现和奇迹般地创造了乳头，而是把他的嘴放到自己的乳房上，那么婴儿就失去了一个形成感官记忆的机会。孩子原本可以借助这个机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另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如果母亲让孩子自己寻找乳头，以这种方式开始建立同孩子的关系，那么这就有助于孩子形成自我意识。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会让孩子成为一个个体。
如果直接把乳头塞到孩子嘴里，那么孩子就被剥夺了“出力”的机会，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毕竟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际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孩子自我意识的形成。温尼科特警告说：
“人们很容易被欺骗，只看到一个婴儿非常娴熟地吃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婴儿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婴儿从没有体验过自己创造世界的感觉，也没有能力处理好同外部的关系，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也会受到影响。”
他总结道：
“让婴儿自己去寻找母亲的乳头，对其未来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莫大的影响。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心理学家能告诉我们哪一种因素比这更能深刻地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了。”
费尔贝恩、科胡特和温尼科特通过各自的方式驳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假设，共同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人性观，突出社会关系在个体心理和人格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弱化了性冲动的作用。伊恩·萨蒂则进一步对人性的本质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在方方面面都与弗洛伊德人性观形成了鲜明反差。
萨蒂回忆说，他最初之所以开始探索一种新的人性观，是因为他发现：
婴儿对于喂养的生物学需求可能会在心理上反映出来，这并不是说婴儿在心理上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哪些现实的基本需求，也不是担心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是说如果得到了母亲及时、充分的回应，与其建立了交往，婴儿就会产生愉快的心理，反之，则会产生孤单和疏离的不适感。
萨蒂逐渐将婴儿对于交往的内在需要视为婴儿确保生存的主要手段，并认为这是人性的核心所在。
如同费尔贝恩、科胡特和温尼科特一样，萨蒂也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性欲支配人性”的观点是毫无依据的，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依据。毕竟，如果真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尚未充分发育的婴儿在刚刚出生之际对母亲的欲望都是色情化的，而且其在以后的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具有色情化特征，这似乎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情感体验。相反，萨蒂认为，一个人此后所有的行为方式——做游戏、合作、竞争以及追求文化兴趣和政治兴趣的方式，都是其在婴儿时期与母亲的关系和情结的替代品。萨蒂说，通过这些替代品，我们用社会环境替代了母亲曾经的位置。
萨蒂与托马斯·霍布斯以及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存在分歧。他们认为人性就是谋求物质利益。相反，萨蒂和约翰·赫伊津哈等人则认为，做游戏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因为我们正是在游戏中学会了建立友谊、构建互信、锻炼想象力和培养创造力。做游戏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生命中的孤独感，找回我们最初同生命中的原始玩伴（即我们的母亲）建立的那种友谊。为了强化自己的论点（即“友谊与游戏对于婴儿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萨蒂指出：
“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的这个时期被无穷无尽的社会需求主导着，并对游戏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些社会需求在游戏中得到了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温柔”是性冲动的一种轻微的升华，萨蒂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温柔是人类一出生就表现出来的一种特质，属于一种主要的人性力量。萨蒂的温柔观与科胡特的想法存在一定的交叉，因为科胡特认为温柔是同理心的一种表现，在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所有关系，甚至婴儿之间的关系，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以便控制对方。萨蒂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虽然一些婴儿成长为儿童之后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表现，但它只是一种居于次要地位的关系，根源在于其第一个社会关系（即婴儿期同母亲的关系）缺乏温柔的情感交流。萨蒂指出，如果我们相信一个年龄非常小的婴儿在形成基本的自我意识之前，就能够在其同母亲的关系中觉察到权力的得与失，那简直是太荒谬了。这是因为：
“婴儿最原始的精神状态不可能是全能状态，也就是说，婴儿刚出生时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是全能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婴儿能够将自己同母亲区别开来，而众所周知，在早期发育阶段，婴儿根本不具备这种区别能力。正如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婴儿在将自我同外界区别开之前，肯定不会产生权力意识，不会意识到利益、愿望的冲突，也不会意识到得失。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只会让婴儿产生愉悦感或不愉快，而不会让任何一方产生胜出或失败的感觉。”
只有当母亲拒绝看护婴儿或拒绝婴儿表达情感或给予礼物时，婴儿才会产生焦虑和仇恨的情绪，并表现出进攻性（弗洛伊德错误地认为进攻性就是人类的主要本能），才会产生追求权力的欲望。
萨蒂认为，婴儿在之后的生活中会逐渐产生交换礼物的本能需求，只不过这种需求还未完全成熟和确立。互惠是社交生活的核心，也是人际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互惠性遭遇障碍，那么自我意识和社会性的发展就会受阻，人们也会逐渐出现一些病态的表现。
最具社会性的动物
费尔贝恩、科胡特、温尼科特和萨蒂等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论学家们认为，婴儿与生俱来的驱动力是追求友谊和社会关系，而不是满足力比多。他们驳斥了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家们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学家也得出了与客体关系学派相同的结论。他们通常是独立开展研究的，相互之间并没有过合作。他们在孤儿院或寄养家庭做了一系列对照实验，并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发现，印证了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
精神分析学家戴维·莱维对在母亲过分溺爱抚养下的婴儿很感兴趣。他做了一个对照实验，跟踪观察一批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亲关怀，后来又无法同养父母建立依恋纽带的孩子。这些孩子中，大多数在出生后的那几年里都是在孤儿院里度过的，后来被人收养。这个对照组里的孩子很快吸引了莱维的注意，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令人惊恐的情况。这些孩子们由于在头几年没有同母亲建立亲密关系，长大之后往往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富有情感，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却非常冷漠，几乎或完全没有任何真实情感可言。他们在性方面往往具有攻击性，经常会做出一些反社会性的举动，例如撒谎和偷窃。几乎所有人都无法与别人建立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莱维认为这些孩子患上了“原始情感饥渴症”。由于没有与母亲形成有意义的关系，他们便无法表现出由这些关系催生出来的多种人类情感。因此，莱维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一个缺少情感生活的人，与一个正在发育但缺少关键营养元素的有机体是否具有可比性呢？”
其他研究人员也注意到，在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构长大的孩子容易做出令人不安的举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洛蕾塔·本德发现这些孩子具有令人恐惧的反人类倾向。她写道：
“他们不会做游戏，也无法与其他孩子一道做游戏，但却倾向于虐待其他孩子，喜欢紧紧地缠着成年人，与他人合作时经常发脾气。他们患有多动症，精力很容易分散，容易被人际关系彻底搞懵，在毁灭性的幻想世界里迷失自我。”
由于缺少母亲的关爱，这些孩子很容易形成变态的人格。
这些公共机构实施的卫生标准也加剧了缺乏母性关怀所带来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的卫生标准竟然声称是为了维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在第1章里讲过，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的孤儿院为了避免疾病蔓延，对卫生状况的要求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为此，护士们不能触碰或拥抱婴儿，以免传播细菌或疾病。大多数婴儿的饮食都很好，护理员根本不需要触碰婴儿都能借助一些工具来喂养他们。但这些婴儿一个个无精打采。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孤儿院里，一两岁婴儿的死亡率居然从32%飙升到了75%。虽然饮食条件很好，环境也很清洁，但这些孩子们却大批大批地死去。他们往往被误诊为营养不良或医院内的交叉感染，结果掩盖了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孩子是因为缺乏母亲的关怀，缺乏牢固的情感纽带，以至于失去了继续生活的意志力。
这些错误的喂养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机构的管理方式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却没有真正引起人们认真的反思。直到1931年，纽约贝尔维尤医院迎来了一位名叫哈里·巴克温的儿科主任，新生儿病房的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巴克温发表了一篇题为《婴儿的孤独》的论文，把婴儿死亡和情感饥渴联系到了一起。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描述特别生动，也特别令人伤感。他指出，这家医院对于隔离婴儿的痴迷程度已经达到了堪称悲剧的地步，甚至设计了一种具有进气阀和出气阀的育婴箱，还给护士们准备了套袖。婴儿被放在这个盒子里，护士几乎不需要接触婴儿就可以喂养和照顾他们。巴克温上任后，下令在儿科病房挂上这样的新标语，上面写着：“不抱孩子，就别进来。”此后，儿科病房的疾病感染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婴儿们开始茁壮地成长。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情感的缺失影响着孩子的智力发育及语言学习。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往往智商较低，甚至有些迟钝，而被人收养的孩子则智力水平正常。这些研究挑战了当时的正统观念，即“智商是遗传的”。
美国艾奥瓦大学儿童福利研究站的哈罗德·斯基尔斯开展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研究人员让弱智女童一对一地去看护13名来自孤儿院、年龄均不到两岁半的婴儿。19个月后，这些婴儿的平均智商从64提高到了92，这表明情感纽带在人类智商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比之前我们所想的还要大。此前，长期存在的传统观念认为个体的智商是遗传下来的，而现在这种观念似乎没有说服力了。儿童的智商是源于对情感、友谊和陪伴的内在需求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关于婴儿护理的研究越来越多，慢慢地改变了精神医学界对于人性的传统看法。但真正撼动这个领域根基的却是一部震撼人心、令人动情的影片。这部影片播出后，永远改变了人类对于护士应该如何护理婴儿以及父母应该如何养育子女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