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纽约医学院的一小部分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共同观看了一部简短的、制作业余的影片。这部影片的拍摄者是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勒内·施皮茨，影片名叫《悲伤：婴儿期的危险》。这是一部无声的黑白影片，片中多名婴儿由于各种原因而被送到了育儿所和育婴之家这两种寄养机构。育儿所是一种隶属于刑事系统的特殊的婴儿照看场所，违法犯罪的妇女在这里生育孩子。在这里，所有的喂养、照看等任务都是由母亲自己完成。育婴之家则是一种普通的福利机构，主要是收养弃儿。育婴之家通常规定婴儿在刚到机构的3个月里需要母亲的照顾，3个月后，母亲便可以离开。离开母亲的婴儿们由护士照顾，平均每个护士要照顾7名甚至更多的婴儿。
影片中的第一名婴儿在母亲离开之后的3个月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名婴儿原本经常笑，咯咯地乐，还会与照顾她的成年人一起玩。但母亲离开后，仅仅过了7天，这名婴儿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孤苦伶仃，反应迟钝，时而莫名抽泣，时而还踢打护士，脸上写满了十足的恐惧。影片还展示了其他婴儿，他们看起来都茫然沮丧，完全没有精神。许多婴儿都表情憔悴，表现出一些模式化的行为，包括啃自己的手。有些孩子甚至不愿意坐或站，而是一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像一具空壳般完全没有精神。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字母卡片：“治疗办法：把妈妈还给孩子。”
这部影片对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一些人当众落泪。随后的几年里，成千上万名专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医生和护士都会观看这部电影。有更多的人阅读施皮茨的著作《生命的第一年》。施皮茨改变了人们关于婴儿护理的长期争论，但是直到20多年以后，施皮茨那部影片的影响力才真正显现出来，儿科领域的绝大多数人才接受了他的育婴理念。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提出了一脉相承的“依恋理论”，并深入地解释了施皮茨等人的研究成果。1958~1960年，他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阐述了自己的“依恋理论”。其中的第一篇论文题为《孩子与母亲关系的本质》，在精神分析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最终埋葬了弗洛伊德的人性观。
在客体关系理论，尤其是费尔贝恩的开拓性见解的基础上，鲍尔比提出，孩子出生之后与母亲建立的关系决定了他一生的情感和精神生活。跟费尔贝恩一样，鲍尔比也认为孩子的主要驱动力是寻求与他人建立关系。他在为爱因斯沃斯所著的《乌干达的婴儿：婴儿护理与爱的提升》一书作序时写道：
“婴儿刚出生时，还无法分辨不同的人，事实上也几乎无法分辨人和物。然而，过一岁生日时，他很可能已经非常善于分辨人了，不仅能很快区分熟人和陌生人，而且也会选择一个或多个自己最喜欢的家人。当婴儿看到这些人时，就会兴奋得手舞足蹈；当他们离开时，婴儿会恋恋不舍地想追他们；而当他们不在身边时，婴儿会焦急地寻找他们。婴儿看不到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痛苦；当他们出现时，婴儿就会感到慰藉，具有安全感，似乎他的情感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基础，他未来的幸福和健康就会遭受风险。”
与其他客体关系理论家一样，鲍尔比也不赞成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动机的观点，人际关系相比对食物的渴望来说仅仅是次要的动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力比多。与其他理论家相比，鲍尔比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引入进化生物学来支撑客体关系理论，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挑战和颠覆了当时仍然居于正统地位的弗洛伊德思想。
鲍尔比的理论受到了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的极大影响。早在1935年，洛伦茨就出版了关于鸟类社会行为的研究著作，总结了他对30多种鸟类的比较研究，阐述了“印刻作用”的概念。洛伦茨的观察为鲍尔比提出自己的人类依恋理论奠定了基础。洛伦茨在一篇题为《鸟类世界的伙伴》的文章中指出，在鸭子、天鹅等动物群体中，小鸭和幼鹅出生后会迅速地同它们的母亲建立情感纽带。鲍尔比对这个观点的印象非常深刻，并表示：
“至少在某些鸟类和其他动物中，洛伦茨发现了动物在刚刚出生后就能同妈妈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这种纽带与食物无关，只是简单地通过接触和逐渐熟悉建立。”
鲍尔比无意间发现，很多关于动物行为学的著作都证实了他对人类婴儿发育过程的观察。对于这些动物行为学家，他后来如此描述他的顿悟：
“我突然顿悟到，他们都是一流的、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是出色的观察者，他们研究其他物种，这些物种的关系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显然十分相似。他们做得非常好。当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他们已经看到了灿烂的阳光。”
鲍尔比在1979年出版的《情感镣铐的形成与破坏》一书中坦诚地讲到了洛伦茨和其他动物学家对他的启发：
“我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依恋理论，并指出如果从动物行为学模型去分析儿童与母亲情感关系发展的经验数据，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鲍尔比观察到，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存在依恋行为。一个不成熟的哺乳动物会依恋一个成熟的哺乳动物（往往是母亲），通常是为了获得保护，这与喂食行为和性行为有所不同。
虽然所有这一切似乎无可争议，但鲍尔比在动物行为学家的观点之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指出在哺乳动物中，依恋行为只是动物与母亲关系的一部分。除了依恋行为外，动物还会出现一个看似对立的行为。他指出，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探索活动本身非常重要，能够使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对周围环境的特征获得一种连贯的了解，以后可能会对其延续生存起到重要作用。”鲍尔比指出：
“儿童和其他幼小生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是出了名的，这往往导致他们离开自己依恋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活动与依恋行为是对立的。在健康的个体中，这两种行为通常交替发生。”
在动物世界中，那么多动物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依恋情结与探索欲望，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究竟是什么因素把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呢？对于这一点，鲍尔比提出了依恋与独立之间的辩证关系，创造了自己的人性理论。鲍尔比提出，足够好的父母会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基地”，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孩子去探索外部世界。
如果父母没有为孩子提供保护、关爱和情感，没有让孩子产生安全感，那么孩子就无法去独立地接触和探索外部世界，就无法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而，与此同时，父母需要鼓励孩子接触和探索外部世界的内在欲望。正是这一微妙的过程决定了孩子未来的情感生活和社交能力。鲍尔比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足够好的父母首先需要本能地、感同身受地理解孩子的依恋情结，并愿意去满足这种心理，只有这样，才能终结这种心理。其次，父母需要认识到，孩子产生愤怒情绪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渴求关爱的心理遭遇了挫败，孩子的焦虑反映出他们不确定父母是否会继续留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父母尊重孩子的依恋心理的同时，还要尊重孩子逐步探索如何与同龄人和其他成年人建立并拓展关系的欲望。依恋心理和探索欲望相互补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如果父母既能让孩子对自己形成“安全型依恋”，又能鼓励他独立地探索外部世界并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正确的平衡，那么孩子就能形成一种健康的自我意识，心理也会适度成熟，能够与他人建立富有意义的关系。然而，如果父母既无法给孩子提供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也不能让孩子独立探索周围的世界，那么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就可能遭遇障碍，与他人的关系往往也会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
鲍尔比没有投入很多注意力去探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父母比其他父母做得好。后来，对父母——子女关系动态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父母的同理心越强，他们越能从情感和认知角度对孩子产生认同感，越能读懂孩子的需要。反之，如果父母的同理心意识不成熟、不充分或存在缺陷，那么孩子的适应能力、信任能力与表达爱的能力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孩子的安全感和独立意识也会受到影响，从而无法与他人建立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如果孩子心中没有一个连贯的父母形象或者根本没有父母形象，那么从生命伊始，孩子就无法与他人建立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鲍尔比自己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和英国，超过1/2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父母的适当抚育，从而能够茁壮成长。然而，超过1/3的儿童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其成长过程中，父母无法及时回应他们渴望关爱的行为，或者经常贬低他们，或者完全拒绝他们的请求。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他们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焦虑状态中。这就是鲍尔比所谓的“焦虑型依恋”，这一类型的依恋会引发一系列的病态行为——从神经质、恐惧症到精神错乱及反社会倾向。
孩子还会表现出鲍尔比所谓的“回避型依恋”，表现出强迫性的自我依赖行为倾向。这与焦虑型依恋恰恰相反。这类孩子不愿意追求难以捉摸的母爱，而是坚定沉着，竭力依赖自己，不需要别人的温暖和爱。这类孩子往往缺乏对密切关系的信任，在压力状态下容易走向崩溃，患抑郁症的概率很高。
鲍尔比强调说：“无论一个人在婴儿期和童年期形成什么类型的依恋关系和自我意识，在其成年后都将保持相对稳定，并贯穿一生。”
换句话讲，孩子在婴儿期和童年期形成的依恋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长大后的处世态度，他们会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朋友、配偶和雇主。他们一生中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与最初形成的依恋关系惊人的一致。
今天看来，鲍尔比的分析似乎相当普通，很好理解。但我们要知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儿科医生才开始注意到婴儿依恋类型的影响，并在育儿方式问题上改变给父母们的建议，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大陆的儿科医生才赶上了时代的潮流，改变了婴儿护理方式。
鲍尔比提出的理论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被接受的，也曾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家们都不愿放弃自己那种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人性观，坚持认为人类的驱动力就是满足物质追求和性欲。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依恋理论过度强调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对孩子发展的影响，而忽视了孩子天生的气质、性情与禀赋。
行为主义者同样不为所动，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婴儿在生理上存在渴望陪伴和友谊的基因。相反，他们是天生的白板，因为他们试图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所以他们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来改变。因此，行为主义者对鲍尔比提出的依恋理论尤为不屑一顾。毕竟，他们坚信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观点——过多的情感和照料会宠坏婴儿，削弱其未来行为的可塑性。华生给年轻母亲的建议是：
“把他们（指婴儿）当作小大人来对待。在给他们穿衣服和洗澡时，要小心慎重。你的行为要保持客观中立，在温和中显示出威严。永远不要拥抱和亲吻他们，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大腿上。如果一定要亲吻他们，那就在同他们说晚安时亲吻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要与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件困难的任务，只需轻轻地拍一下他们的头就可以了。”
即便一些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和职业女性也很生气，认为鲍尔比企图将女性囚禁在“看孩子”的传统角色中。应该指出的是，鲍尔比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虽然他很快强调说，孩子在三岁之前需要得到稳定的照顾，但并没有说照顾孩子的人必须是母亲——也可以是父亲或其他亲戚，甚至可以是保姆。然而，他的这些告诫几乎无法压制他人的批评。
所有批评者都有一个共性。如果依恋心理果真如鲍尔比所说的那样，是先天决定的，那么他就要拿出基于科学实验的证据来证实其理论的有效性。这些批评者们在加拿大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科学证据。爱因斯沃斯与鲍尔比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爱因斯沃斯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起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严谨的实验数据，证明了鲍尔比的理论符合实际情况。爱因斯沃斯用4个尺度来评价母亲与孩子的相处方式，然后将母亲的行为方式与其孩子的反应进行对比分析。她预设的问题包括：母亲能敏锐地读懂孩子发出的信号吗？母亲接纳或拒绝婴儿吗？母亲在照顾孩子、陪孩子做游戏或喂孩子时，能满足孩子的愿望和适应孩子的节奏吗？母亲是否愿意随时出现在孩子身边照顾孩子？还是说，母亲是否经常忽略孩子的需要呢？
爱因斯沃斯随后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来评估鲍尔比提出的观点。这就是她所说的“陌生情境”实验。她解释说，她的想法就是把母亲和孩子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这个环境里有玩具，以鼓励孩子的探索欲望。一个陌生人会进入这个环境，研究人员观察婴儿的反应。在某一个时间点，母亲会离开婴儿，留下婴儿和陌生人在一起。几分钟后，母亲再返回。研究人员观察婴儿对于母亲离开以及稍后归来的反应方式。然后，再设计第二个场景，让陌生人离开，让婴儿单独待在房间里，观察婴儿的压力在陌生人离开后是否会有所缓解。到最后，再设计一个让婴儿与其母亲再次团聚的情境，观察孩子的反应。爱因斯沃斯说她和她的同事们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整体实验思路的设计。
这一系列研究支持了鲍尔比的观点，即安全依恋型的婴儿能够独立地探索世界，而非安全依恋型的婴儿在这方面则存在困难。爱因斯沃斯根据自己的观察，界定了三个迥然不同的亲子关系类型。第一类是安全依恋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母亲对婴儿关心、负责，婴儿也知道母亲的负责和亲切，视母亲为安全基地，在亲密关系中容易表现出快乐、自信和友善。当母亲在身边时，他会自行探索四周的环境，自己玩玩具，即便出现了陌生人，他也会表现出友善的态度。当母亲离开时可能会难过哭泣，当母亲回来时，孩子会很快地靠近母亲寻求安抚。第二类是回避依恋型关系。在这类关系中，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比较疏远，有时甚至会攻击母亲，尽管母亲离开时也会表现出伤心，但却对母亲的归来毫无兴趣。第三类是矛盾依恋型关系。在这类关系中，母亲对孩子的需要不是特别关心和敏感，孩子在家里比较黏人，总是提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且在妈妈离开后很焦虑，甚至开始大哭，别的成年人无法轻易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还害怕陌生环境，即便在母亲返回之后，也安慰不了他们。
在安全依恋型关系中，母亲更有可能经常抱孩子，抱的时间也更长，而且比较善于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对孩子的情感投入也更多。相反，在矛盾依恋型关系中，母亲更有可能经常拒绝孩子的需求，导致孩子形成比较任性和不可预期的行为习惯。
当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不应该过多地拥抱孩子，不应该给予孩子过多的照顾，以免他们变得太黏人、太依赖人而无法形成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然而，爱因斯沃斯的研究给这种观念泼了一盆冷水，证明了真实情况与传统观念是截然相反的。越是安全依恋型的孩子，越是获得充分照顾、关注和情感投入的孩子，越有可能与母亲分开，独自去玩或去探索周围的世界。反之，那些安全依恋程度最低的孩子，反而最容易变得很黏人，或者最容易躲避别人、鼓励自己，无法形成独立意识。爱因斯沃斯强调，重要的不是母亲与孩子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相处的方式。理想的情况是，母亲在同孩子相处时，更多地展现自己的温柔和关爱，永远不要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孩子。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当孩子希望得到拥抱时，母亲要深情地去拥抱孩子，这表明母亲注意到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心愿。
爱因斯沃斯后来又深入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增加了几个次级类别的亲子关系，进一步完善了她在安全依恋型关系、矛盾依恋型关系和回避依恋型关系上的理论体系。她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证明亲子关系的类型及其成因。
爱因斯沃斯所在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也开展了类似的陌生情境实验，进一步印证和加强了爱因斯沃斯最初的发现。明尼苏达大学的艾伦·索洛夫和拜伦·埃格兰对爱因斯沃斯陌生情境实验中的婴儿进行了持续跟踪，一直到成年期，结果发现，这些婴儿在多个人生阶段的行为方式与蹒跚学步时的初期评估具有高度一致性。（其实，鲍尔比的理论很早之前就做出了这种预测，而且多年之后爱因斯沃斯也通过对依恋类型的研究证实了鲍尔比的理论。）索洛夫与埃格兰的跟踪研究表明，安全依恋型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爱好社交，敏锐地体察他人需求，与同伴开展高度密切的合作以及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这些孩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高度发达的同理心意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索洛夫的观点，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明白“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都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索洛夫无比动情地说：
“如何让你的孩子具有同理心呢？不是通过教育和告诫，而是要用同理心去对待孩子。孩子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只会来自于他经历过的关系。”
然而，尽管这些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却仍然有人始终不为所动。新兴的行为遗传学为批评者们提供了素材。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一对双胞胎进行了跟踪研究。这对双胞胎出生后不久便被分开，在不同的家庭和环境中成长。研究结果似乎加强了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即在人类情绪的发展过程中，与环境因素相比，人类基因具有更大的作用。接连开展的一系列研究都发现，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在情绪和行为模式上具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这让鲍尔比的观点一时间疑云笼罩。但应该指出，鲍尔比和爱因斯沃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每个孩子都具有特定的内在规律和行为倾向，这些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依恋行为。比如，鲍尔比就曾经评论道：
“一个容易相处的新生儿可以帮助一位性情不定的母亲形成良好的看护模式。相反，一个难以相处的、行为不可预测的新生儿也可能让一位性情稳定的母亲形成不良的看护模式。然而，所有证据都表明，一个容易相处的孩子如果得到了不良的照顾，依然有可能得不到良好的发展。反之，一个难以相处的孩子如果得到了母亲良好的照顾，是有可能得到良好发展的——这是比较幸运的情况。一个敏感的母亲能够适应一个难以相处的、行为不可预测的新生儿，从而使其得到良好发展，这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领域最令人振奋的发现。”
既然我们认识到了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都会影响到人类依恋行为和情绪发展状况，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其中一种因素比另一种的作用更大呢？阿姆斯特丹大学基础教育学教授迪芙·范·登·布姆就曾经开展过一项精妙的研究，以评估先天与后天因素在人类依恋行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当时，批评家们始终认为，出生后表现出易怒倾向的孩子在快满一岁时，不大可能与母亲形成安全依恋型关系，而更有可能形成焦虑依恋型关系。为了验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范·登·布姆研究了100名在出生时被诊断为存在易怒倾向的婴儿。这些婴儿不仅比那些爱笑的婴儿难以相处，而且出生于低收入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低，艰难的生活条件给他们的父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父母在照顾孩子时也不可能表现出形成安全依恋型关系所需的那份耐心和冷静。
这100名婴儿和他们的母亲被平均分成了两组。在孩子出生后的第6~9个月，研究人员为其中一组的母亲们提供三次关于育儿方式的咨询会，每次2小时，目的是让这些母亲能够更加敏锐地察觉到孩子的需求，提高育儿效率。另外一组没有机会参加咨询会，也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咨询会的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得到协助的那一组中，68%的孩子在满一岁时与母亲的关系被认定为“安全依恋型”，而在没有得到协助的对照组中，只有28%的孩子在满一岁时与母亲的关系被认定为“安全依恋型”。对照组的低成功率表明批评家们的观点具有正确性，易怒的孩子的确不大可能与母亲形成安全依恋型关系，然而，给母亲提供咨询机会却能将成功率提高到将近70%的水平，这凸显了后天因素对于儿童发育的重要意义。
《依恋》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卡伦指出，婴儿出生时，大脑还没有发育好，在前几个月会继续发育，婴儿与母亲的互动是影响其大脑发育的主要外部因素，婴儿的大脑环路就会形成固定的倾向，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出下面这个结论：
“婴儿的自我调节能力，尤其是在情绪方面的调节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同理心和情感协调。如果母亲无法与孩子形成情感共鸣，那么孩子大脑的生理机制可能会出现持久的缺陷。”
客体关系理论家为我们审视人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是一种充满温情、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渴望陪伴与友谊，不喜欢被孤立，而且具有相互表达同理心的遗传倾向。
然而，在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中，只有人类能够对同类和异类表达同理心吗？在过去10年间，新的科学发现已经迫使我们彻底反思生物进化的本质。传统的进化论强调各个物种为了获得资源和繁衍后代而进行激烈竞争，而现在这种观点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至少它不符合哺乳动物的情况。新的研究发现，一些物种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除了体格健壮、竞争力强之外，高度的社会化以及同类之间的密切合作也同样十分重要。此外，人们已经发现，除了人类，至少还有其他几个物种也表现出了同理心，当它们发现同类遭遇不幸时，自身也会产生悲伤情绪。这一系列的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化行为的生物学根源，并开始影响我们对于周围生物世界以及人类在地球生命历史中的角色的看法。
这里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不仅仅是人类才具有表达同理心的能力。这一简单但却深刻的认识注定会改变人类对于自身以及其他生物的看法，增强人类呵护地球这个共同家园的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