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科学家们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贾科莫·里佐拉蒂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正在研究猴子前额叶皮质F5区中的单神经元放电活动。该脑区内的部分神经元可以发出一些指令来控制这些灵长类动物的动作。结果他们发现，猴子捡花生的动作会引发其F5区内特定神经元的活动。让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有一天，当猴子看到一名研究人员做出捡花生的动作时，虽然它的肌肉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竟然也能够引发该特定神经元的活动。里佐拉蒂后来说：“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经过随后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当猴子剥开一个花生或听到其他人剥开花生的声音时，它的某些神经细胞就会“燃烧”。
里佐拉蒂的研究团队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人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当人们观察他人的手部动作和面部表情时，与猴子一样，包括前额叶皮质（类似于猴脑的F5区）在内的某个脑区的神经元就会产生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与他们本人做出手部动作和面部表情时的活动一模一样。
直到几年后，研究人员才最终明白了他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让镜像神经元告诉你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1996年，里佐拉蒂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立即在全球科学界引发了海啸般的巨大轰动。他们把自己发现的那种特定的神经细胞命名为“镜像神经元”。之后，科学家在里佐拉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也存在镜像神经元。
镜像神经元使人类与其他动物能够捕捉和理解其他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似乎这就是他们自身的想法和行为。一些大众科学刊物将镜像神经元称为“同理心神经元”。里佐拉蒂说：“最令人吃惊的是，镜像神经元使我们能够通过直接模仿，而不是通过概念推理就能捕捉到他人的思想，也就是说，靠感觉，而不是靠思考。”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迫使生物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等开始重新思考笛卡儿提出的身心关系理论，因为他的理论认为身体和意识是分开的，意识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推理能力是一种独立的、无形的力量，有别于人体的感觉、情感和情绪。
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教授亚瑟·格伦伯格在发表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这些新发现“提供了一个可以取代笛卡儿二元论的选择”，暗示着重新反思人类意识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他指出，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神经机制，既能够解释心理学理论，也能够为认知科学领域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此有助于弥合认知科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鸿沟。”
我们早就知道，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属于“社会性动物”，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我们探索社会性之所以成为可能，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第七感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临床精神医学教授丹尼尔·西格尔博士认为，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其他脑区，如脑岛、颞上回、前额叶皮质中区共同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共鸣环路”。他指出：
“共鸣环路已被证实不仅能控制人类意图，对同理心的形成起着基础作用，还会引起情感共鸣，这是个体之间情感协调一致的结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镜像神经元的主要研究人员马尔科·亚科博尼博士解释了这类神经元在我们解读他人思想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如果你看到我站在本垒处击球，因为三击不中、面临出局而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时，那么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就会模拟我的苦恼。你知道我的感觉，因为你几乎可以获得与我一模一样的感觉。”
亚科博尼和其他科学家想阐述的就是人类具有表达同理心的生理基础，这是我们的天性，使我们具有社会性。
人们对镜像神经元在同理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实验性研究，结果令人振奋，改变了人类对生物进化的看法。
科学家们发现，不仅看到别人的动作和表情以及听觉上的刺激会激活镜像神经元，触觉上的刺激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为拓展同理心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看到一个蜘蛛或一条蛇爬到其他人身上时，自己也会吓得直打哆嗦，仿佛它们在自己身上爬。在一系列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参与者脑部神经元的反应，结果发现，当参与者被触摸或者看到他人被触摸时，其脑部的次级体感皮质区会被激活。
其他的研究表明，当人们闻到臭味而产生厌恶感时，也会激活一些相同的皮质区，尤其是脑岛。当我们看到别人因为闻到臭味而出现厌恶表情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反应。
同样地，当我们说“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时，实际上是某些镜像神经元在驱使我们那样做。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曾经发表了一份关于16对夫妻的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确定这些夫妻的婚姻状况都是良好的。在这项研究中，妻子被放在核磁共振机器中，她们的丈夫站在机器附近。妻子们被告知她们和丈夫的手背将会受到短暂的、温和的电击。虽然妻子看不到自己的丈夫，却可以通过一个指示器了解到接下来谁会被电击以及电击强度如何。结果表明，无论是直接电击她们，还是她们想象着自己的丈夫被电击，她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内部可感知疼痛的区域（包括前扣带脑皮质、丘脑和脑岛）都会被反复激活，给她们带来痛苦。这个实验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证明了人类的确可以通过同理心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即便是更复杂的、社会化的情绪，比如羞愧、尴尬、内疚和骄傲，也都与大脑脑岛内部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有联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克里斯蒂安·凯泽斯博士曾经开展了一项研究，他让参与者观察一个人伸出手去抚摸他人，后来却突然被另一个人粗暴地推开。有趣的是，参与者的镜像神经元也被激活了，他们也能体验到被拒绝的感觉。
在几乎所有镜像神经元的激活研究中，研究人员都发现，在同理心测试中得分较高的参与者，其镜像神经元比较活跃。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它表明虽然儿童的正常大脑活动具有同理心倾向，但镜像神经元被激活的程度则既取决于先天因素，也取决于后天因素。
相反，研究人员发现，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镜像神经元环路要么完全无法发挥作用，要么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已经崩溃了。自闭症儿童的特点是无法读懂他人的意图，无法表达情感，无法学习语言，无法做出亲社会行为，也无法表达同理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脑成像研究表明，一个孩子无法模仿别人的面部表情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缺乏活性具有明显联系。该校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系副教授米雷拉·达普雷托在其团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闭症患者之所以在模仿他人、理解他人情感方面存在障碍，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失调。”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及其潜在影响同样也让那些处在认知科学前沿的研究人员兴奋不已。不过，他们却谨慎地提醒，这些新发现只是探索认知机制的开端。他们发现人体的生物环路会被社会经历激活。换句话讲，父母的养育方式和社区环境会激活孩子的镜像神经元环路，在他们的大脑内部建立同理心通路。这些发现让我们重新反思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使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长期以来，尽管英国学者查尔斯·珀西·斯诺等人呼吁找到生物学与人类文化的共同之处并将其融合，但人们一直认为它们运行在不同的轨道上。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笛卡儿的二元论，还表明将生物学和文化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认为：
“镜像神经元为文化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牢固的生物学基础。现在，我们看到镜像神经元直接吸收了文化，使一个人可以通过社群共享、模仿和观察将文化传授给下一代。”
我们曾经认为只有人类是通过创造文化来实现进化的，而其他动物都被其生物机理所束缚。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生物学家仍然认为，人类通过教育下一代来传递文化资本，而其他动物也是通过精确严密的、预先确定的行为模式传播自己的文化资本。这些行为模式通常被称为本能。即便近些年来，对于大多数生物学家而言，其他动物也会教育下一代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牵强。
如今我们知道，很多物种的行为既是继承下来的，也是后天习得的，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我们曾经认为大雁之所以每年都会迁徙到南方某个具体的目的地，是由它们的基因决定的。而现在我们知道，大雁必须把具体迁徙路线教给下一代。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的一份实验报告显示，黑猩猩将新学到的技能教给其他黑猩猩，实际上这就相当于通过文化传播确立了一套新的行为模式。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两种从容器中取食物的方法分别教给两只黑猩猩，之后让它们回到各自的群体，并开始使用新学到的本领。其他黑猩猩观察它们学到了什么，也开始纷纷尝试着使用了。2个月后，两组黑猩猩仍然使用着新本领。新本领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生物学家们发现，在动物世界里，尤其是在具有社会性、能给幼体哺乳的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往往存在一套完整的、后天习得的行为模式。这就意味着很多动物至少存在一种基本的文化模式。对于它们而言，在世界上的行为方式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下面，我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几年前，动物学家们在南非一家动物园注意到，正处于青春期的大象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奇怪的改变——它们开始欺负犀牛和其他动物，甚至杀死它们，这种现象之前从未出现过。科学家们对这些大象的怪异行为感到非常困惑，却又不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后来，一个动物学家回想起在几年之前，为了缓解动物园的拥挤状况，他们剔除了年长的雄性大象。他们推断这可能与大象目前的怪异行为有关，但不确定真实情况是否如此。然而，他们还是决定往动物园空运两头年龄较大的雄性成年大象。短短几周之内，那些处在青春期的大象便停止了反社会的行为，开始模仿年长的雄性大象的行为。动物学家观察到年轻的大象倾向于向年老的大象学习。在这一点上，年轻大象跟人类的孩子是一样的。年老的大象作为行为榜样，可以教年轻的大象学会得体的社会行为。如果失去榜样的力量，这些年轻的大象就会无所适从。
人类和灵长类动物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为我们了解生物学与心理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神经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称，镜像神经元系统使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成为可能，人类在发现这一生物机制以及激活镜像神经元的文化催化剂之后，就能够逐渐开始理解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之间的互动方式，理解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他指出，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心理学的思考方式，就像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生物学一样。
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相信，除了灵长类动物之外，其他许多动物可能也有基本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大象、海豚、狗和其他社会性动物很有可能具有这种生物机制，能够表达出一些原始的同理心。大象和海豚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它们像黑猩猩一样具有自我意识。许多认知科学家认为，要读懂另一种生物的情感和意图，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是必需的。
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黑猩猩具有自我意识，它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科学家们为了检验动物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设计了“镜子测试”，而黑猩猩能顺利通过测试。例如，如果在黑猩猩的额头涂上一个口红印记，然后把它带到一面镜子前，那么它就会检查和触摸这个印记，并试图将其抹去——这表明它知道镜子中的那个黑猩猩就是自己。
最近，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和亚特兰大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实验表明，大象也能通过“镜子测试”。研究人员在一头名为“哈皮”的大象的左脸颊上涂了一个白色的X形标记。当这头大象站在镜子前面时，反复用自己的鼻子去蹭那个标记。这个动作需要大象明白那个白色标记不是在镜子中，而是在自己身上。另外一头名叫“玛克辛”的大象利用镜子来检查自己嘴巴和耳朵的内部。这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动物园的饲养员们在这个实验之前从没有目睹过此类举动。
大象也会表现出具有同理心的行为。杰弗里·马森在《哭泣的大象》一书中讲述了一头大象试图拯救一头小犀牛的故事。这头小犀牛被困在了盐碱地的泥沼里，一头成年大象走近这头小犀牛，轻轻地把鼻子伸向了它，然后，大象跪了下去，把长长的象牙放到犀牛腹部下面，试图把它从泥沼中拉出来。但小犀牛的妈妈看到这一幕后，向大象发起了攻击，大象不得不后撤。大象又反复尝试了几次，试图解救小犀牛，但都遭到了犀牛妈妈的拒绝，最后大象只能选择离开。对于大象的行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同理心意识。大象意识到小犀牛处于困境，便决定前去搭救。
科学家猜测海豚可能也具有自我意识，而据我们所知，其他物种则无法识别自我。当它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根本不知道镜子里的图像就是自己。
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种动物通过了“镜子测试”，人类也只在少数几种动物的大脑里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大多数物种还没有被纳入研究范围，但许多动物的行为表明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懂得一些“心智理论”。
哈佛大学的布莱恩·黑尔和德国马普学会莱比锡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迈克尔·托马塞洛联合开展的实验表明，当一个人指着某样东西时（如“食物在这下面！”），家犬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一个人指向一个物体时，另一个人知道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但对于犬类而言，要做同样的事情，就需要明白人类那个动作背后的真实意义，而不只是手与胳膊的动作。换句话讲，犬类需要读懂人类动作背后的真实意图。
有些动物甚至能理解“公平”的概念。要做到这一点，动物需要具有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能够辨别自己与其他个体的关系。埃默里大学人类学家莎拉·布罗斯南曾经协调开展过几个相关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教猴子用“代币”换食物。如果猴子看见其同伴用一个代币换到了令人垂涎的葡萄，而它自己只换到了一根普普通通的黄瓜，那么它往往会拒绝参与交换，因为它意识到了这种交易并不公平。
鲜为人知的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通过对动物的深入观察，预料到了认知科学近年来出现的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社会性在物种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这部晚期著作中，他注意到了大多数动物的社会性，甚至它们的情感和道德责任感。关于它们的社会性质，达尔文写道：
“每个人肯定都注意到了马、狗、羊被迫与它们的同伴分开时有多么痛苦，以及它们和同伴团聚时彼此之间表现出的情感有多么强烈。”
达尔文还注意到了动物之间的互助行为。他说，社会性动物会相互帮忙。马和牛会通过咬和舔的方式帮同类理毛，猴子会帮同类寻找身体上的寄生虫。
其他生物的幽默感尤其令达尔文惊讶。他观察到：
“狗的某些表现或许应该被解释为幽默感，而不是单纯的玩耍。如果你给它扔过去一个木棍或其他东西，它就会先叼着走一段距离，然后蹲下来，把东西放到自己面前，等着主人过来。而当主人快走到它跟前时，它又会叼起来跑开，像个胜利者一样。它会重复这个动作，显然很喜欢这种恶作剧。”
达尔文认为人性是野蛮残忍的，大自然就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战场。但其实这过于夸张。实际上，达尔文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温和、微妙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指出，“比较复杂的情绪往往常见于高等动物和人类自身”。（目前，人们之所以对达尔文的思想存在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错，因为斯宾塞为了适应自己的社会议题，大范围地扭曲了达尔文的理论，制造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晚年，达尔文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看待物种进化，这与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表达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许多高等动物是社会性动物，充满情感，而且天生就有能力和处于困境的同伴们守望相助。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达尔文对于动物拓展同理心的评论。达尔文的生活经历中，有一只小狗和小猫是很好的朋友，小猫生病了躺在篮子里，小狗每次经过时都会用舌头轻轻地舔几下小猫，显然是在表达一种善意。达尔文说，很多动物会对其他遭遇痛苦或危险的个体表示同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尔文花了更多的时间描述生物之间的社会性，甚至是深刻的情结。达尔文相信适者生存之道既需要竞争，同样也需要合作、共生和互利。生存能力最强的物种往往是最富有合作精神的物种。所有达尔文的观点可能会让那些传统进化论者感到非常惊讶。
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似乎为当时功利主义者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找到了生物学的解释，但在晚期的作品中，他却挑战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当时其他一些功利主义思想家，指出人类的冲动并不仅仅来自于预期的快乐。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尔文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男子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急急忙忙地拯救一位深陷火灾的陌生人，却不计较任何功利的回报。达尔文说这种行为源自于一种更为深刻的人性冲动——人类的“社会本能”，而不是源自于追求快乐。
达尔文生活的那个年代，心理学意识还没有达到鼎盛时期，同理心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但他却独具慧眼地预料到了同理心的重要性。在那个男子救人时，本能地感觉到了被困者的挣扎，仿佛自己被困一样，所以迫不及待地前去搭救。这就是达尔文说的“社会本能”。
《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有一段话很有先见之明——在未来某个时代，人类的社会本能和交感神经冲动会逐渐变得更温和，范围更广，最终覆盖所有具备感知能力的物种。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达尔文在深思后写道：
“一旦这种美德得到少数人的尊重和践行，就会通过教导和榜样传给年轻人，最终会成为民意的一部分。”
游戏与人类进化
今天的认知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达尔文对人性的直觉看法，在此过程中也改变着我们对于人类进化的看法。他们发现，在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某些方面，许多其他哺乳动物都表现出了与人类非常相似的行为方式。社会性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往往都能读懂后代及同伴的情感和意图，具备一些基本的同理心意识，从而能够哺育后代，与同伴建立情感。
现在，许多动物学家认为“游戏”在动物形成同理心以及建立亲社会行为模式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和人类是相似相通的。在共同游戏中，动物们会产生依恋感、专注力、信任、情感和社会联系，进入成年期之后，游戏也是维持社会性的一种手段。
如果失去了游戏的机会，幼小的动物们往往无法形成社交技能，长大以后也无法以合适的方式在群体中生活。比如，很多饲养员都发现，如果一匹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与同伴共同游戏过，那么它经常表现出不合适的社交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成年以后也无法得到马群的完全接纳。马科动物繁殖专家卡伦·海耶斯博士指出，和人类婴儿一样，小马驹与它们的母亲建立依恋关系后，便开始同其他的马一起游戏。海耶斯说：“如果马没有学会社交技巧，它们未来的生活注定会充斥着困惑与压力。”
华盛顿州立大学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指出，所有幼小的动物都渴望游戏。他在《情感神经科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哺乳动物都存在如同人类那种能够产生游戏冲动、激发快乐的大脑回路。
游戏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鲜明特点。譬如，美国医生、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写道：“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游戏发挥着基础作用，其他任何行为都无法与之相比。”麦克莱恩认为，游戏有助于人们培养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并促进人类责任意识和亲善关系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协调，通过游戏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促进人类同理心的发展。
要理解游戏在同理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先退一步，看一看游戏过程的基本特征。首先，这个过程需要各方的深度参与，是一个身体体验的过程。如果我们认为游戏是一个人通过想象就能完成的，那么这纯属幻想。游戏在更大程度上是“众乐乐”，而不是“独乐乐”。游戏很少带有工具色彩，人们很少会带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去游戏，游戏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游戏环境的内在特征。在游戏过程中，虽然参与者的某些行为可能会引起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但所有参与者都感觉轻松自在，愿意敞开心扉地袒露心声，整个过程弥漫着宽容的气氛。人们在一起游戏时，往往会为自己之前的伪装而坦白，可能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游戏过程往往是开放的，没有限制。每一个曾全身心地投入游戏而忘记时间的人都知道，游戏过程往往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游戏的地点往往也不同于工具色彩明显的地方。在很多人的意识里，用来游戏的“操场”往往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安全场所——不是被某个人拥有或占有的，而是一个能够让人放下伪装的地方，一个让人暂时放松的地方。
因此，虽然游戏行为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但其给人们带来的体验却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制约。这种体验能够超越人类的感觉和思考，既有世俗性，又能带来超凡脱俗的感觉。
游戏环境为人类培养同理心提供了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锻炼想象力，去想象他人的性格、角色和处境，然后努力站在他人的立场去感知、思考和行动。当小女孩和小男孩一起玩“过家家”时，有人当“妈妈”“爸爸”“哥哥”“姐姐”，有人模仿他们的老师，还有人模仿美国总统，他们实际上都是在练习如何拓展自己的同理心。
如果没有游戏，很难想象人类如何才能形成同理心。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甚至将人类称为“游戏人”。赫伊津哈提出，所有文化都是在游戏中形成的，人类社会正是在游戏过程中，逐渐表达对生活和世界的解读。
20世纪早期，苏联伟大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曾提醒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创建虚构情境可以被视为发展抽象思维的一种手段。比如，当一个孩子想象自己骑着一匹马时，他会抓住一块木头，把它放在双腿中间，吆喝着在街上奔跑。木头变成了一匹虚构的马，为孩子创造了一种模拟体验。同样地，当孩子们扮演医生和护士，并把空心罐当成听诊器放到对方胸口上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放飞自己的想象力，让想象力为他们打开一扇探索他人状态的窗户。通过游戏，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形成和增强同理心意识。维果茨基认为，在学前教育阶段，游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高水平的活动。可以说，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游戏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社会化的有力工具，根源就在于它释放了人类的想象力。在游戏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替代性的现实”，并沉浸其中。我们变成了探索者，去探索他人的状态。这些状态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将这些想象中的体验融入现实，构建起彼此之间的联系。
想象过程能够让我们将自己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抽象思维汇集成一个整体，即同理心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想象力既具有情感色彩，也具有认知功能，使我们能够同时表达情感和创造抽象思维。
许多哲学家认为游戏是人类发展的最高表现。在1795年出版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席勒认为，人生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是游戏，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做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我们出于对人类交流的热爱而同其他人做游戏。游戏是需要深度参与的行为，需要集体信任。每个参与者都会暂时放下防御的面具，沉溺于游戏中，关心他人，从而体验沟通带来的喜悦。
自由和游戏也有共同点。真正的游戏往往是自愿参与的，一个人在被强迫的状态下不可能愉快地游戏。人们总是出于对游戏的热爱而自由地参与游戏。我们参与游戏的目标是获得快乐，并重申求生的本能。从文化范畴上讲，人类正是通过游戏体验才学会了与同伴平等开放地相处。我们陶醉其中，并彼此欣赏。人类如果无法完全自由地参与游戏，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说：“当人类理解自己是自由的，并希望利用其自由时，他的活动是去做游戏。”难道还有比做游戏更让人感觉自由的事情吗？
因此，做游戏绝对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追求。通过游戏，我们能够拓展同理心意识，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人。
语言的同理心根源
人类对于镜像神经元和游戏在社会技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所取得的新认识，引发了人们对于探索语言的由来与发展的兴趣。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一种内在的、自发的生物机制，近年来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也坚持这种观点。但现在，这种观点却受到了新一代神经认知科学家的挑战。
南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阿尔比布提出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假说”，认为语言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灵长类祖先具有一种能够使其模拟手部动作的神经机制。他认为，人类语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最初只是手部动作，之后演变成较为复杂的哑剧，在哑剧中，人们不仅仅是在操纵一个物体，而是开始了真正的交流。之后，哑剧又进化成“原手语”。所有这些都提高了人类的交流能力，为“原话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动物行为学家为了弄明白语言的演变历程，开始研究我们的近亲——类人猿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这其中既有在野外环境中的研究，也有在实验室环境中的研究。他们猜测语言实际上可能是用于表达同理心和相互交流的一种高级机制，灵长类动物通过做游戏和理毛行为促进了手部动作的演变，最终形成了这种机制。
从很多方面来讲，灵长类动物都与人类具有相似之处，只是生命形态较为原始。观察黑猩猩特别有趣，因为它们的行为与人类两三岁婴儿的行为非常相似。如同人类和其他社会性动物一样，黑猩猩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也具有等级制度的特征。虽然它们无法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同周围世界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概念表述，但它们的确具有一种基本的文化。它们教会年轻的黑猩猩使用工具，从事互利性的活动，在游戏中合作与竞争，学会相互容纳，表达多种情感，形成原始形态的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是，相互表达同理心。关于最后一点，在数十年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都认为，黑猩猩之所以更具社交属性，根源在于它们初步形成了同理心。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深刻地指出：
“（灵长类动物的）同理心是语言产生之前，不同个体的原始联系方式，语言和文化产生后，才成为次要的联系方式。”
同英国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美国动物学家戴安·弗西等灵长类动物学家一样，德瓦尔博士也认为“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交流是情感驱动的结果”。
德瓦尔博士指出，自然选择所催生的机制一定是有利于个体读懂其他个体的情感和意图的，以便做出相应的回应，并建立合作关系，巩固社会团结。毕竟，交流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此。同理心就是这样一个交流机制。换句话讲，表达同理心是促进交流的生物学途径，对于一些进化程度较高的哺乳动物而言更是如此。
如果认真观察一下其他动物，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同理心也是随着进化过程而缓慢发展的。比如，在半个世纪前开展的一项经典研究中，一只白鼠已经学会通过按压杠杆获得食物，但如果每按压一次，它视线内的一个同伴就遭到一次电击，那么它就会停止按压杠杆的动作，这是因为它具有同理心意识，能体验到同伴遭到电击时的痛苦，就像它自己遭到了电击一样。后来，研究人员对恒河猴开展的类似实验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只不过猴子的情感反应更为持久，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看到同伴因为自己按压杠杆而遭到电击，一只猴子连续5天没有按压杠杆，另一只猴子则连续12天没有按压杠杆。这些猴子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不愿给同伴造成痛苦。如果说白鼠和恒河猴没有同理心，那么它们的行为就十分令人费解了。
人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动物对同类表现出同理心，但研究人员还记录了无数只动物对其他种类的动物表现出同理心的案例，比如，我们在前面列举的那个大象拯救犀牛的故事。
德瓦尔博士讲述过一只名叫库尼的倭黑猩猩解救北椋鸟的案例。这只猩猩卷起北椋鸟，爬上一棵树，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的翅膀展开，将其抛向墙外。小鸟掉入了一个沟里，而猩猩则走过去守护它。德瓦尔指出，如果库尼无法从这只鸟的视角看问题，就无法理解小鸟的困境，也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德瓦尔解释说：
“库尼的做法肯定不适用于同类。它曾经多次看到过鸟儿飞翔的情景，似乎知道怎么做才是对一只小鸟好，便表现出了如同类人猿那样的同理心。”
灵长类动物学家们还注意到，黑猩猩具有安慰的能力，这种情绪化的行为需要黑猩猩具有相当发达的同理心意识和交流能力。在黑猩猩群体中，两只黑猩猩发生冲突后，第三方介入调停、安慰受害方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恒河猴和其他种类的猴子则并没有这么发达的情感。虽然研究人员记录了多种动物在冲突后的和解案例，但安慰却不同于和解。德瓦尔指出，和解在更大程度上是由自我利益以及恢复社会和谐的愿望驱使的，而安慰则纯粹是一种同理心驱动的行为，只是认识到了其他个体的痛苦并加以安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图。科学家指出，黑猩猩之所以具备安慰能力，是因为它们能表现出自我意识，毕竟它们能轻而易举地通过“镜子测试”识别出自己，更能够将自己同其他个体区别开来。这就使它们能够安慰其他个体，意识到自己能根据其他个体的具体困境而表现出相应的情感。恒河猴在这方面的能力要逊色得多。
在黑猩猩的生活中，与安慰行为同样重要的是感激行为。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感激。黑猩猩往往将食物作为礼物赠送给帮助自己理毛的同伴。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理毛行为是黑猩猩群体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占据了黑猩猩大部分的清醒时间。德瓦尔的一份实验报告指出，研究人员发现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黑猩猩群出现了数百次理毛行为。中午，每一只给予帮助的黑猩猩得到了两捆树叶和树枝——这是它们之前“服务”过的黑猩猩送来的食物。此后，研究人员记录了近7 000次食物交换行为。他们发现，黑猩猩更倾向于同那些帮助过它们的黑猩猩分享自己的食物。德瓦尔强调说，从理毛行为到分享食物，中间隔了很长时间，这意味着黑猩猩会记住同伴给予的善意帮助，并通过分享食物来表达感激。感激行为将黑猩猩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社会关系。
理毛行为不仅仅对于诱发感激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动物行为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相信，它对于在大脑中形成同理心回路以及手部动作、原手语，再到原始语言，最后到人类现在使用的语言的演变，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了沟通方式的演变，而沟通方式的演变又为个体读懂其他个体的情感，理解其他个体的意图以及在同理心基础上建立人际关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手段。
如同做游戏一样，理毛行为也会催生社会情结，因为社会性动物所构建的社会制度安排往往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而游戏和理毛行为却为弱化个体差异、消除身份障碍创造了天时地利，使不同个体能够在更加密切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系。某些动物每天都会把20%以上的时间投入到理毛行为上。
游戏和理毛行为都有助于促进同理心的形成和更深层次的沟通。然而，游戏通常是一个集体行为，而理毛行为往往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形式。在理毛过程中，两个参与者运用各种感官去探索对方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帮其他个体理毛时，理毛一方需要理解对方的需要和感受，必须明白什么样的动作会给对方造成痛苦以及什么样的动作会让对方感觉舒服。接受理毛服务的一方必须能够以理毛的一方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感受，比如可以通过发出轻柔的声音、做出某个剧烈的动作、轻轻地推一下，或者依偎等方式。对于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而言，理毛行为是一种比性接触还要亲密的交流方式，也是动物们了解对方内心世界最重要的途径。动物们对于理毛的体验最早来自父母的护理和喂养。与游戏一样，这也有助于让动物们学会相互交流。理毛行为会刺激动物机体分泌内啡肽，这种物质具有麻醉阵痛的作用，能够让动物放松下来，堪称“天然鸦片”。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理毛行为会促使动物建立信任和友谊，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
如果理毛行为如同游戏一样，也是社会性动物之间最基本的交流形式，那么它和人类语言的起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生物进化领域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谜团。
英国人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在1996年出版的《理毛、闲谈及语言演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但却颇具争议的观点。他首先提出，理毛行为是动物培养亲密关系、信任关系和社会技能的必要机制，然后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生物现象——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哺乳动物的大脑内新皮质的大小决定了动物群体的规模。新皮质是大脑的一部分，负责认知和有意识的思考等更高级的功能。他发现，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新皮质在脑容量中所占比重大约为30%~40%，而在灵长类动物中，这个比重则从50%（原猴亚目）上涨到80%（人类）。
事实证明，动物新皮质的大小与其群体规模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一种动物而言，新皮质在脑容量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这类动物形成的群体往往也会越大。邓巴推测的原因是社会性动物需要不断地跟踪对方的情感，需要开展互动，以便适应彼此的需要和情绪，并保持适当的群体凝聚力。
动物的新皮质越大，就越有能力组织更多个体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新皮质是最大的，相应地，人类群体的规模往往也是最大的。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氏族通常约为150人。比氏族大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牧群，通常约为500人。最大的组织形式——部落，人数通常为1 500~2 000人，部落成员通过统一的语言或方言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看看人类最亲密的“亲戚”——灵长类动物，再进一步看看其他哺乳动物，就会发现群体规模与动物用于理毛行为的时间直接相关，因为理毛行为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有助于动物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和团体凝聚力。如前所述，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每天将多达20%的时间用于理毛，而其所生活的群体只有大约40~50个成员。科学家们研究了当今人类社会一些依靠狩猎和采集谋生的社会群体，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每天平均将大约25%的时间用于社交活动，这与人类的灵长类近亲每天用于理毛的时间大致相当。但如果人类生活在成员多达150人的氏族，就意味着人们每天至少要将40%的时间用于社交活动，才能维持社会的凝聚力。因此，邓巴推测，当人类群体的规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人类需要每天将30%多的时间用于社交活动时，狩猎、采集等生存活动所需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这时，人类便自然而然地需要更加便捷的口头交流方式来维系扩大了的社会关系。邓巴认为语言开始于闲谈，这是人类以有声的方式进行社会交流、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
口头语言以及之后的文字传播、印刷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极大地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并生活在一种更加密集、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无论是猿类时期的理毛行为，还是现代社会的互联网闲聊——交流的首要任务都是扩大同理心发挥的作用范围，这样就可以表达我们的社会性，和对友谊的深切渴望。
理解游戏和理毛行为在人类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反思人性的本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动物行为学家们曾经认为游戏的作用是为了增强雄性动物本能的竞争力，使其在狩猎和战斗中获得更大利益，以及为了增强雌性动物看护幼崽的能力。这类观点强调的是功利主义的实用功能。相似地，长期以来，动物学家们还猜测理毛行为主要是为了让动物个体和群体保持身体卫生与健康。今天，尽管动物行为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不否认这些实用功能，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理毛行为促使动物建立社会纽带的功能更为重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游戏和理毛行为的首要功能，是帮助动物了解彼此的感受、情绪、意图和愿望，以及建立社会关系。这些新观念引发了人类对于语言起源的新辩论。研究人员指出，通过游戏和理毛行为，动物体验了身体上的交流，因此有理论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肢体动作。
阿尔比布认为，生物进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先天语言能力的大脑”，正是得益于这样一个大脑，儿童才能在一种语言环境中逐渐掌握这门语言，但语言本身的发展是文化因素驱动的。换句话说，一个孩子之所以在两岁时就能开口说话，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掌握了语法，而是因为他经历了前几个阶段的肢体交流，同理心不断拓展。婴儿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掌握比前一个阶段更为复杂的肢体交流方式，这些新的交流方式刺激着婴儿的镜像神经元，逐步形成了更为复杂精密的共鸣环路，从而为婴儿掌握最复杂的交流方式——语言交流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同理心意识的成熟。这就是说，我们的说话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同理心拓展和文化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日益复杂的肢体交流而最终掌握的。
芝加哥大学的语言学和心理学教授戴维·麦克尼尔认为，手势和语言是共同发展的。他在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手与心》中提出，“如同单词、短语和句子一样，手势也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手势和语言是一个系统”。
我们仍然保留着早期的手势交流方式。在我们的一生中，语言交流往往伴随着手部动作、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它们提供了视觉上的细微差别，丰富、制约并修饰着我们的话语。它们让我们的交流呈现出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帮助别人解读我们的真正意图。因此，在表达人类意图方面，这些非语言要素与语音、语调同样重要。
“语言源于手部动作”的说法似乎为“交流源于游戏和理毛行为”的说法平添了几分可信度。在理毛过程中，灵长类动物用双手探索其他个体的情感、情绪、需要和欲望，并做出相应的反应。理毛一方的双手变成了亲密的交流语言，不断感知对方的身体反应和面部动作，并不断地调整。也就是说，双手变成了一种感官，触摸变成了表达同理心和交流的主要方式。不难想象，为了表达身体的感觉和意图，并拓展同理心，理毛过程可能会逐渐演变成更抽象的哑剧，继而演变成使用符号的原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