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have given suck, and know
How tender’tis to love the babe that milks me：
I would, while it was smiling in my face，
Have pluck’d my nipple from his boneless gums，
And dash’d the brains out, had I so sworn as you
Have done to this.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
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
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
从他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
把他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
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
——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听到丈夫不肯谋杀国王邓肯时说的话）
蓝色海洋上的恶魔
1841年3月13日，“威廉·布朗”号从利物浦扬帆起航，开往费城。安全航行5个星期后，4月19日晚，这艘船在距离纽芬兰250英里的海面上撞上冰山，船体迅速下沉。30多名穿着睡衣的乘客和船员挤上一条原本只能载7个人的大艇。风暴渐渐逼近，大西洋上风雨交加，大副弗朗西斯·罗兹（Francis Rhodes）清楚地知道，如果大家想活命，就必须减轻大艇的载重量。此时船长乔治·哈里斯也在为此忧虑，他与另外很多人挤在另一艘小艇上，祈祷好运从天而降。
“我知道到时候你会怎么做，”他悄悄地向罗兹说道，“不过现在还不能说。这是迫不得已的时候的权宜之计。”第二天早上，他们驶向新斯科舍，撇下这艘危在旦夕的大艇，任其自生自灭。
当天入夜时分，海浪汹涌，情势越发严重。更糟糕的是，大艇破了一个洞，他们疯狂地往大艇外排水，还是无法阻止海水涌入艇内。晚上10点钟，罗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以某些人的牺牲换取其他人的逃生。罗兹认为这样做对那些牺牲的人也并无不公，因为反正他们都会丧命的。但如果他不采取任何行动，他就对不起那些他本可以挽救的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罗兹的决定。反对者认为，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大家同归于尽，那么谁都不需要对其他人的死亡负责。相反，哪怕只牺牲一个人来换取其他人的生命，都算是一种谋杀行为，并且，作为杀人犯，他们也可能夺取其他任何人的生命，而这是更加无法饶恕的罪恶。
面对指责，罗兹不为所动。他分析说，只有船漂浮于海上，他们才有存活的希望，只靠划桨来保住大家的性命是不可能的。必须牺牲一些人。
“上帝啊，保佑我吧！我们动手吧！”罗兹和船员亚历山大·霍姆斯边喊边将人扔进海里。北大西洋像一口汹涌翻腾的大锅，黑漆漆的一片。其他水手站着不动，罗兹冲他们喊道：“小子们！动起来，否则我们就全完了！”
越来越多的人被扔进海里。14名男乘客——其中两个还是藏起来后被找出来的——都成了凶残大海的囊中之物。最后剩下一个男孩、两个已婚男人和仅有的两名女乘客，她们是自愿被扔进海中的一名男乘客的姐妹。
最后，这些人被一条开往勒阿弗尔的拖网渔船拯救。他们最终抵达了费城，向美国地方检察官上诉。1842年4月13日，也就是这些人在冰冷的大西洋上死里逃生之后一年，一等水兵亚历山大·霍姆斯被指控犯谋杀罪而接受审判。他是唯一一位在费城被找到的船员，也是唯一一个因当时的“谋杀”被起诉的人。
如果你是陪审团的一员，对于这个案子，你会怎么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几年前，我做了一个实验，向40名大学男生提出这个问题。在这40名大学男生中，有20名精神病指数较高，其余20名精神病指数较低。实验给每个人三分钟时间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把思考结果写下来，以匿名的方式放进信封。通过这个实验，我得知了精神病指数与人们对这次事件的看法的关系。
在精神病指数较低的20名大学男生中，只有一个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了裁决，其他人都还沉浸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而精神病指数较高的20名大学男生则无一例外地做出了裁决，并且结果惊人地一致：霍姆斯应该获得自由。
群体中的异见者
如果你竭力想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主流道德规范，那么恭喜你，你是正常人。1842年4月23日，也就是审判首次开庭十天后，陪审团花了整整16个小时才做出最终判决，这个时间几乎与霍姆斯当年在海上的时间一样长。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霍姆斯行为的对错难以以道德来评判。最终，陪审团判定霍姆斯为过失杀人。法官象征性地判处霍姆斯6个月的监禁以及20美元的罚款。便于比较，请看一下《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2007年的一篇报道：
一名高级警官称，其下属的两名社区服务警察之所以没能救起溺水的10岁男童而导致其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相关训练”。当10岁的男童乔丹·里昂因为救自己8岁的异胞妹妹而遇险时，这两名警察就站在离事发地点不远的池塘边上。两名60多岁的渔民跳进水中救起了女孩，这两名警察也赶到了现场。然而他们并没有施救，而是等待“接受过相关训练”的警察赶来。今天，在就男孩的死亡进行审讯时，男孩伤心欲绝的父母要求他们解释为何不采取措施营救这个可怜的孩子。男孩的继父问道：“救一个溺水的孩子，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训练？”
乍看之下，这个案子和霍姆斯的案子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事实上它们更像是两个对立的案子。那两个警察毫无挽救他人生命的意愿，而霍姆斯挣扎在挽救他人的奇怪矛盾中。不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两个案子惊人地相似。
例如，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要违反规则。在男童溺亡事件中，社区服务警察因为被职业守则束缚而不知所措，他们认为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他们就像会表演的海豹，被训练得丧失了本能，丧失了变通能力。而在“威廉·布朗”号悲剧中，“规则”隐藏得更深，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也更体现了人们的“道德洁癖”。当然，这些规则不一定对解决当下的危机有利。可以说，“威廉·布朗”号上的水手与池塘边上的社区服务警察处于同样的境地：在惨淡的人道主义的紧要关头，陷于道德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必须无视后果地果断行动。当然，水手们与警察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然而，隐藏在这两个悲剧故事背后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悖论，也对我们现有的道德体系提出了质疑。
顺从是人类及动物的本性，这一特性在进化过程中一代代沿袭。当一只群居动物受到捕食者的威胁时，它会靠近群体，与同类挤成一团。个体的个性减少，生存机会就会增加。这一规则在动物界及人类社会普遍适用。从史前血雨腥风的蛮荒时代起，进化机制就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大脑。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将最新的社交网络与最初的生物本性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当网络聊天室的用户感受到威胁时，他们会显示出“团结一致”的迹象。他们让自己的观点逐渐趋同，从而更容易与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达成一致。不过有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善于打破社会惯例、有着“非群体思维”的人才能够救人于水火。1952年，社会学家威廉·怀特提出了“群体思维”的概念，用以解释将不同个体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群体机制。这一机制使个体迅速形成规范、“正确”的定位，从而免受外界的影响：对群体外部的反对无所顾忌，对群体内部的异议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自身的公正性无懈可击，非常自信。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对这种现象做了很多实证工作，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当人们处于紧密的内群体中时，群体成员为了达成一致，会置他们的个人目标于不顾，这是一种从现实的角度对备选行动方案进行评估的思维模式。”但这样并不一定就能够做出最优决策。举例为证，比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事件。
当时，为了推进太空计划，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国会加大了税收力度，然而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发射的延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国会必须保证“挑战者”号发射计划顺利进行。然而就在航天飞机离地升空前24小时，一名合作者对火箭助推器的O形环提出了质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对这一担忧敷衍应对。虽然召开了一系列电话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但事后还是不可思议地推进了航天飞机的升空计划，“挑战者”号发射升空。
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调查显示，罪魁祸首不仅仅是O形环，其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更致命的元凶——一种陈腐的、令人窒息的群体心理状态。当时的总统里根下令成立专门的工作组——罗杰斯委员会（The Rogers Commission），负责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证实了当时全世界社会心理学家难以言喻的担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组织文化和决策程序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其中，达成一致意见的压力、对警告的不加重视、自我感觉良好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那么，独立于社会规范之外，站出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的能力也是人类固有的吗？证据表明确实如此。勇敢无畏、无拘无束的少数派早已形成。
疯狂的数学游戏
精神病的基因是如何成形并被遗传下来的？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这种“变异”在人类基因的发展中适应性不强，那么为什么其发生率一直如此稳定，一直有1%～2%的人有精神病？莱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科尔曼（Andrew Coleman）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趣。
1955年，电影《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首映。此前，没有一部描写叛逆青年的电影曾像这一部那样让人满怀同情。对博弈论者来说，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把其他电影都比下去了：在一次致命的博弈中，主角吉姆和巴兹分别开着一辆偷来的汽车，无情地冲向悬崖。
科尔曼让我们从司机的角度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或者换一个我们更熟悉的版本，在即将发生的迎面撞击中，两名主角都加速冲向对方。他们都有选择的机会：采取明智的“非精神病”的策略，将车转向以避免撞击，或者选择危险的“精神病”方式，脚踩油门。不同的选择会得到不同的“回报分数”，这也就构成了一个经典的“你帮我我就帮你，否则咱们都完蛋”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博弈论对此进行模拟。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博弈个体的行动，而是博弈双方行动的交互作用，它是一个将最优决策程序量化的过程（见表3.1）。
表3.1 精神病演变的博弈论模型
如果吉姆和巴兹都采取理智的选择，将车转向，结果就是平局，两人都会安好（3分）。相反，如果两个人都呈现出精神病的特征，决定开车冲过去的话，那么两个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最轻微的情况也是重伤，所以两人都会得到最差的结果（1分）。
科尔曼解释说，如果一个司机，比如吉姆选择谨慎行事，将车转向，而巴兹是个“疯子”，这时候，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吉姆的生存可能性降低，他成了懦夫，得到的结果很低（2分），而巴兹的生存可能性会增加，获得最高分（4分）。
数学世界的这个微观缩影解释的各种可能性与社会学世界里真正的精神病态者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我们在实验室里反复对这个游戏进行实验，从生物学的角度预先运用电脑程序对几种响应策略进行编码，之后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以进化论的标准设置结果的时候，假设获得更好结果的玩家有更多的子孙受其影响采取同样的策略，这些人的进化最终就会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即他们会保持祖先的精神病态特征。这个结果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格障碍的发病率（1%～2%）。
也就是说，那些脚踩油门的人，那些“疯狂”的人，如果他们的对手是正常人，他们终究会是胜出者。有时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可能才是真正正确的行为。
2010年，名古屋大学心理学家大平英树和他的博士生大隅尚广证实了科尔曼的理论。他们发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相比正常人，精神病态者能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方式确实显得有点荒谬。
英树和尚广设置了一个“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这是一个神经经济学领域广泛采用的范例，从广义上说，它主要对我们评估货币以及其他类型的收益方式进行研究。游戏中有两名参与者，他们共同选择如何对他们得到的一笔钱进行分配。第一个人提出一种分配方案，第二个人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提议。如果第二个人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么两个人都得不到这笔钱。如果第二个人接受这个方案，那么这笔钱就按照第一个人的提议进行分配。
请见图3.1，你会发现这个游戏中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图中，第一个人提出的分配方案有可能是公平的，也有可能不公平。比如说，他们可以按照50:50的比例分配这笔钱，也可以按照80:20的比例进行分配。当分配比例开始接近70:30这个点（有利于第一个人）时，第二个人就会进入拒绝模式。毕竟，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原则问题！
图3.1 最后通牒博弈（1=游戏参与者一；2=游戏参与者二；F=公平的分配方案；U=不公平的分配方案；A=接受分配方案；R=拒绝分配方案）
英树和尚广发现，精神病态者玩这个游戏的方式与常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在处于吃亏、应该自我保护的紧急状况下，他们也会按照简单的经济效益原则选择分配方案，并且更少为分配方案的不公平而烦恼。“皮电反应”（GSR，一种根据汗腺的自然反应测出压力指数的方法）实验显示了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之间的差异。当对方占便宜时，与对照组相比，精神病态者明显更不容易烦恼，而且研究结果表明，他们银行账户里的钱千真万确是多了起来，是没心没肺让他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所以说“傻人有福”“吃亏是福”这些话，可能蕴含着有趣的心理学真理。
英树和尚广总结说，有时候成为精神病态者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安德鲁·科尔曼的不同。科尔曼证实的结果是采取果断措施（换句话说，在他的案例中就是放弃），而英树和尚广的发现结果却恰恰相反。
如果你需要证实任何一种策略的价值，就问问了解内情的当事人吧。
美国黑帮怎么上位？
“洛克”，也就是雅利安兄弟会，是美国联邦监狱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帮派之一。“就像一道耀眼而强烈的闪电，划过监狱上空。”一个私家侦探这样描述他们。监狱内外，没有几个人不赞同这种说法。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美国监狱中21%的谋杀案都是他们犯下的——虽然他们的成员只占囚犯总数的1%，但你不可能认不出他们。其成员留着海象般的胡子，看起来更像美国拓荒时代的西部人，而不像当今的杀人犯，他们的文身是三叶草和纳粹党的“666”标记，在三叶草的每片叶子上还有“666”的图案。如果你为了向人炫耀，未经他们允许在身上文了这个图案，他们一定会帮你把它去掉——用剃刀剃掉。
洛克是监狱世界里的“特种部队”，其成员都是些心狠手辣的角色。1964年，该组织由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加利福尼亚的圣昆丁特级监狱里创立，其成员人数虽然比其他帮派少，但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血雨腥风，它就飙升为最臭名昭著的帮派。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机灵点可没有什么坏处，这是一定的。
尽管很多帮派成员都被关在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而且经常是23个小时都被单独关押，他们仍然能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协调行动，例如用尿液制成看不见的墨水，使用由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培根爵士发明的、有400年历史的二进制密码系统……各种奇妙精绝的方法层出不穷。洛克组织冷酷无情，时至今日还保留着其简单而邪恶的会规：“流血进，流血出”（Blood in, blood out）。
“流血进”指每个准成员只有杀死一个敌对帮派的成员才有资格入会，并且他们必须按照指令执行其他命令。“流血出”指洗手不干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在地球上消失，要么死于各种离奇的自然因素，要么是被杀（更有可能）。洛克成员承认，这个规则最简单又最冷酷无情，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得提出任何质疑。“天不怕，地不怕”是他们的准则。他们在人数上的缺陷，用无所畏惧的残忍得到了弥补。毫无疑问，这一点在被高度激发的精神病态者中很常见，而无情也有利于他们行事。
洛克成员会进行大量的研修工作，比如锒铛入狱后在监狱图书馆阅览图书，通过其他途径也能弄到一些资料来看，他们把这当成“毕业”前的学习模块。和尼采、马基雅维利、托尔金和希特勒一样，他们钻研人体解剖学，寻找在突发情况下人体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在安全级别最高的、时空似乎扭曲的监狱里，他们用10秒钟就能打开一扇窗户，仿佛进入了一个永恒自由的时空隧道；监狱里犯人之间的打斗量级相当于日常生活中长达12轮的激烈殴斗，速度至关重要，他们眨眼间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割断气管，割裂颈动脉，刺穿脊髓，刺破脾脏和肝脏。他们知道，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应该怎么做，这一点非常重要。
洛克前成员巴里说，在联邦监狱幽暗的角落里，潜藏着一面不可理解的道德高墙，你看不到它，也无法控制它。然而这种策略也许非常适合监狱这种环境，它能灭火而不是引火上身。从长远来看，它能够控制局势，而不是煽风点火。
“在监狱里，”巴里解释说，“环境复杂恶劣。与外面的世界相比，它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监狱是社会中的社会。如果你不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就随时会有人找上门来，所以你必须做点什么。你要靠近人群，但不必太过，因为一两次后就会有人警告你：不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与其补救已然，不如防患未然。”
巴里关于解决冲突的观点很有意思，并且得到了被监禁的沉默寡言的音乐制作人菲尔·斯佩克特的认同。这个携带玛格努姆手枪的怪人曾经这样阐述：“一枪在手而不发，胜过用时没枪在手。”至于他今天是不是还这样认为，我们不得而知。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军事战略家孙子坚持这样一个更为微妙的立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种至高境界，与我们刚才在吉姆和巴兹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样，都很难伪装出来。而且很显然，它们都必须根植于自信——不是虚张声势的虚假的自信，而是一种源自信仰的真正意义上的自信。
曾是特种部队战士、现为武术指导的迪安·彼得森说：“有时候，当你处于劣势时，最好的办法是迎合对方对你的攻击意图，然后先他一步而动。刺激他，就像打扑克那样。一旦你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就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你才能一举将他拿下。”
怎样在挑战者动手前就让他信服，从而更好地维护你的权威呢？
巴里的话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不仅包含了冷酷无情，还与无畏和迷人的外表等其他精神病特征有关。现在看来，冲突并不是在自然界确立统治地位的唯一方法。回溯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那时的生存与在监狱里一样并非易事。虽然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群体还是给予了挑起事端的冒险者极大的奖励。
有人发现，时至今日，在猴群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雄性黑猩猩（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亲，有96%的基因与我们相同）通过采取有利于下属的举动，也就是“慷慨”来取胜。这种慷慨主要体现在食物上：它们承受着向群体提供食物而自己长期面临食物匮乏的危险，慷慨地分配自己的猎食成果，并将其他成员的成果没收，进而将食物重新分配。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指出：“首领并不是通过获得什么东西脱颖而出的，相反，它们是通过给予群体东西来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的。”
同时，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或者“领导能力”来与同类争夺地位，例如促进群体间的合作，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们是通过非凡的领导力、说服力和魅力获胜的。占统治地位的黑猩猩、短尾猴和大猩猩都是通过干预下属之间的争斗进行竞争的。然而，与我们的想象不同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它们的干预并不是偏向亲属和朋友。如德·瓦尔所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恢复和平”。
德·瓦尔接着说：“因此，它们并不是采取分散的方式解决冲突。大猩猩们会在它们中间找出一个最有效的仲裁人，然后全力支持这个人，使之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以此取得和平和秩序。”
冷酷无情、无惧无畏、具有非凡的说服力、富有魅力，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是致命的，然而有时候也可以救命。如果说在进化过程中，现在的杀手渐渐背负了曾经的冲突调节者所拥有的英勇，那么结果又会怎样？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暴力是稀松平常的事。
精神病态者的生存法则
1979年，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托夫·佐里科夫（Christoph Zollikofer）发现了一副大约36000年前冰河时代的骨架残骸，那个时候古代欧洲人下巴突出、眉骨高耸。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人类学意义。经过确认，这是尼安德特人的残骸。不过这具残骸的头盖骨非常奇特。在头盖骨右上方的一段骨头上，有一条大约四厘米长的裂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样本损坏是常有之事，但这具残骸有点异乎寻常。
这条裂痕似乎暗示着谋杀，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是地球物理学上的衰退现象，更像是史前时期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都深深地隐藏在幽暗的历史中。可以推测，这不是个简简单单的冒险故事，而是一次暴力事件，或者说得更具体点，这个伤痕是由带有锋利刀片的工具劈出来或砍出来的。根据已有证据，对裂痕的位置及形状进行推理发现，这个头盖骨的其他部分既没有断裂，也没有扭曲变形。佐里科夫得出的结论就是：人类相互攻击的历史远远久于我们的预料。由此可见，伤害他人是人类的本性。
他还认为，大约40000年前，不断流动的尼安德特精神病态者就在史前欧洲大陆上游荡。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不过并不让人吃惊。的确，与刚才描述的关于“背负说”的论点相反，精神病态者在传统演变中主要体现在人格障碍的掠夺性和攻击性方面。在《利文森自评量表》（the Levenson Self-Report Scale）中，有下面这样一个典型的测试项目：
“适者生存，我不关心那些失败者。”在从1到4的4个等级中，1表示“强烈反对”，4表示“非常赞同”，请你对这一表述进行评级。
多数精神病态者都对这一说法表示出强烈的赞同——当然，这也不总是坏事。
“两只老鼠掉进了一只奶油桶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样说道。他在电影《猫鼠游戏》中饰演的弗兰克·阿巴内尔[27]是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骗子之一。“第一只老鼠很快就放弃了，它被溺死了。第二只老鼠不肯放弃，它拼命挣扎，最后把奶油搅拌成了黄油，终于爬了出来……我就是那第二只老鼠。”
不过在谱系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规劝，例如宗教上、精神上和哲学文本中信奉的信条，有很多关于节制、忍耐和善待地球之类的典故。
那么你属于哪一种？精神病态者、圣人，还是介于两者之间？从概率上来说很可能是后者，这可是有充分的生物学依据的。
囚徒困境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看到了博弈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博弈论作为应用数学的分支有助于战略形势的研究，使我们在成本与收益可控的情况下，制定出理想的行为策略。相比较而言，博弈论从本质上设置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场景。它更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和更广阔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分支。在这种模式和理论下，我们能够了解到多种行为或生活策略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安德鲁·科尔曼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实，精神病态也不例外。
为了继续科尔曼的研究和对精神病态人格的进化动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策划一个与吉姆和巴兹的悬崖困境类似的情景，只是这一次，我们让这个情景与个人有更多关联。
假如你和一个共犯都被怀疑实施了一起重大的犯罪行为，警察抓到了你并对你进行审问。
在警察局里，警察分别对你们两个人进行审问，不过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你们提出指控，于是就采取了这个老掉牙的办法，让你们互相争斗，他们好坐收渔利。他挑明了对你说，要跟你做个交易。如果你供认了，他就会把你的供词作为起诉你同伙的证据，你的同伙就会被判10年监禁。同时他不会对你提出指控，你可以自行离开。这个交易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的，不过还有一个前提：警察告诉你，他也会与你的同伙做同样的交易。
你现在有时间单独考虑一下这个交易，但是这时你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问道：“如果我们两个人都供认了会怎么样？我们两个人都要蹲10年大狱吗？还是我们都可以自由离开？”警察笑了。他回答说，如果你们都供认了，他会把你们两个人都送进监狱，不过你们都可以减刑5年。那如果两个人都不供认呢？你们还是要进监狱，不过只有1年（见表3.2）。
表3.2 囚徒困境
警察非常狡猾。你可以想想看。实际上，他的这个提议你几乎无法拒绝。事情的结果很简单。不论你的同伙如何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供认。如果你的同伙守口如瓶，你也不供认，你就面临着一年的监禁，或者你举报他，你就会获得阳光下的自由。同样，如果你的同伙决定举报你，而你坚持不供认的话，你就会在监狱里待上整整10年，或者你也供认了，你们都将刑期减半。可想而知你们两个人的窘境。从逻辑上来讲，出于自我保护，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供认。也正是这个逻辑让你们麻痹，使得你们两个人都丧失了通过保持沉默来使你们双方共同的刑期最小化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涉及正直与否的问题，即并不存在为了“正义”而守口如瓶的情况。此处道德价值很模糊，囚犯可能会考虑自己会处于被利用的境地，但囚徒困境的全部目的就是抛开道德框架，由执法者来确定囚犯可以采用的最佳行为策略，这就是一个零道德压力下的心理真空状态……而这样也就最大限度地构成了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那么精神病态式的做法正确吗？真的是适者生存吗？这个策略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在囚徒困境这样的一次性例子中，你可能会认为，采取果断行为（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背叛）就可以抢占先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放手去做呢？
原因很简单。生活并不是一次性的，它有其复杂性。如果生活真像一次性筷子那样用一次之后就可以随意丢弃，那么人类生存的全部不过就是无穷无尽的船只在黑夜里行驶，那么，精神病态者的做法就是正确的。他们很快就会统治这个地球。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生活这面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填充着成千上万的像素点，它们相互交织，构成更大的图景。我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历史。与囚徒困境中的角色不同的是，我们能够相互交流。这一点点的不同会造就多大的不同啊！如果我们能够来一次囚徒困境的话，我们能够重复进行很多次，可以反反复复地进行下去。利用奖惩制度中的分数得失来代替刑期（见表3.3），通过一些简单的数学运算，采用与吉姆和巴兹故事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就能够模拟出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
表3.3 囚徒困境游戏样例
这样会怎么样？如果不断循环重复，精神病态者能做得更好吗？或者他们的策略会被简简单单的“数字保平安”打败吗？
好人与小人，谁能统治世界？
好人与小人，究竟谁能统治世界？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想象一个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稍微有点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就像过去的西方社会，工人们每个周末都会从老板手里接过棕色信封，里面装着自己一周的工资。设想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工人分为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诚实、勤奋，把整整一周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之中，我们暂且称他们为好人；另一种人不但不诚实、懒惰，而且还会在周五的时候打劫走在回家路上的同事，或者等在工厂大门外伏击他们，将他们的辛劳所得据为己有，我们权且称他们为小人。[28]
刚开始的时候，小人们似乎得手了：至少在短期内，他们的恶行换来了回报。好人们打卡上班，维持群体的运转，小人们却得到双重好处。他们不仅充分享受着繁荣社会的悠闲生活，并且打劫同事还让他们不劳而获。
行得通的话，这样生活似乎也不错。
但是，这种行为模式一直持续下去会怎样？好人开始变得疲乏，进而病倒。然而他们的收入并不足以供他们自由支配并照顾自己。好人开始慢慢消亡，随之而来的是“劳动”人群结构的逐渐改变，小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显然，这并不是小人们希望看到的情况。一周又一周，好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小人偷小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小人遇到好人的次数屈指可数，并且就算遇到，也很可能毫无收获——其他小人比他先一步下手。如果这个游戏一直玩下去，其动力平衡就会兜一个圈子，回到最初，钟摆又会摇摆到有利于好人的一边，社会也会恢复到以工作为生的状态。历史就是这样，不断重演。只有当经济衰退时，好人才会起决定性作用。只要好人能让小人免于破产，那么小人也会努力维持局面。繁荣与衰退就这样循环往复，像不停旋转的木马。
退一步说，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道德的简短刻画，是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动态过程简化了。然而，正是这种简化和行为上的两极化，赋予了这种模式以力量。在社会分工精细而各行各业又相互联系的复杂社会结构中，纯粹的无条件的暴力行为和纯粹的无条件的妥协行为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从本质上说，在不断变化的拉锯效应中，一旦一方占上风，那么其每一种策略都很容易被另一方所利用——直到这种策略的支持者不断壮大，壮大到能够依靠竞争策略存活下去。借用社会生物学中的一个词来说：所谓生存策略，不论是绝对的合作还是绝对的竞争，都不能形成进化稳定模式，它们都可能因为遭遇相应的对策或突发情况而失败。
我们能对这个迭代过程的实际运行，也就是囚徒困境的动态演变进行观察吗？毕竟这一切都属于思想实验的范畴。这些抽象的假设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吗？这要看我们如何理解“现实”这个词。如果我们把“虚拟”也纳入“现实”之内，那么我们很幸运，确实如此，假设会在现实中出现。
一报还一报
我给你一个获得五百英镑的机会，但你需要按照我所说的去做：脱掉所有衣服，一丝不挂地走进酒吧，与一群朋友聚会。你必须在桌子旁坐下，然后与他们交谈五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可以得到一百英镑），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感受到社交尴尬带来的全部压力，会感到无比痛苦，毋庸置疑，其中可能还伴随着各种风险。不过五分钟过去，你就可以毫发无损地离开酒吧。我保证，不论是你，还是在场的任何人，都不会记得这件事。我会把一切都抹去的。除了放在你口袋里的一沓崭新的纸币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地花销以外，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你愿意吗？事实上，你怎么知道你以前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呢？
我敢保证，肯定有人会以科技进步为由而欣然宽衣解带。如果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我们能够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如过客般出入一个密闭的世界，停留在那个世界里的时间，我们按小时付费，以获取有别于现实生活的体验，那将多么自由自在啊！而这正是《黑客帝国》的主题：人类栖居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这个虚拟世界有时候真实得让人不得不信以为真。但是反过来，如果电脑制作的虚拟世界栖居在人类世界里，又会怎么样呢？
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提出了这个与囚徒困境有关的问题，并最终想出了将这种模式数字化和确定策略的方法。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复不断的交互作用，进而设定了满足进化稳定性所需的所有标准，最终排列出了日常生活中社会交换的基因序列。
首先，阿克塞尔罗德邀请了多位世界领先的博弈论学者，向他们咨询对举行囚徒困境锦标赛的意见，这次比赛的唯一参赛者就是计算机程序。然后，他要求每位学者提交一个程序参加比赛，这个程序包括一套预先设定的合作和竞争反应策略。收到所有的参赛程序后（一共有14个），他进行了初赛，让每一个程序都分别与其他程序进行比赛，胜者得分。他将每个程序所累计的分数相加求和，然后比赛的序幕拉开了。程序的比例数值代表在上一轮中的累计得分情况，这一点正好与自然选择中受到的限制一致。然后他坐下来，对结果进行观察。
结果一目了然。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程序也是最简单的程序。“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程序是由出生于俄罗斯的数学家兼生物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设计的，他在社会互动和系统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正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其成果都在解决冲突和裁军事务方面发挥着全面性的作用。“一报还一报”程序以合作开始，然后需要准确反映对手的最后反应。比如在实验一中，如果开始时对手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就将持续下去。相反，如果对方的程序展开竞争，那么在后续实验里，它就会自食其果……直到它改变策略，开始合作。
实验证明，“一报还一报”程序具有完美的实用性和富有弹性的优异表现。随便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出个中缘由。在没有组织管理和突触感应的情况下，它奇异而又惊人地向人们展示：正是感恩、愤怒和宽恕的基本特性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采取合作的态度，对方也会与你合作，从而使整个集体获利。而与对方竞争，他就会与你干戈相向，让你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双方又会逐渐放弃相互指责，转而相互利用。这样，那些可能造成持久破坏性的竞争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与进化论中老生常谈的群体选择——有利于群体的特性会被保存在个体中——没有关系。如果说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还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利他主义是构成群体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它必然会引起一些更高层面上的差异，例如它有利于种族甚至整个部落，但是个体之间还是存在着生存差异的。
这样看来，宏观的和谐和微观的个人主义就组成了“进化”这枚硬币的两面。神秘主义者的言论已经过时。“施”并不比“受”更高尚，施予反而就是得到。
并且，也没有什么“良药”能够挽回“付出”这一道德标杆的江湖地位。
与之前的好人和小人的例子不同的是，一旦拉锯效应中的一方取得一定优势，就会出现一个“临界点”，“一报还一报”策略就会不断地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能够将竞争策略永远地从这个领域中剔除出去。获胜只是第一步。“一报还一报”不只是赢家，一旦继续下去，它将所向披靡。
两全其美
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不仅在生物学界，而且在哲学界，都让人们大感惊讶。如果说“善”是自然之道，是实现社会互动的必备条件，那么善也就是打入正邪世界的一个棋子。如果我们所谓的“善”并不是出于友善而仅仅出于本性，那又会怎样？
这种令人生厌的理论早已出现。大约在阿克塞尔罗德进行实验10年之前，哈佛大学年轻的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就颇有预见性地推测，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的某些特征优先得到了进化：当意识得到情感上的肯定，也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蓝图，而“一报还一报”不过是个简洁的数学术语。毫无疑问，在我们对这个术语进行深入了解之前，它不过栖身于低等动物之列。特里弗斯沉思道，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才第一次感受到友谊和敌意、喜爱和讨厌、信任和背叛，也让我们在数百万年后，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可以说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了“暴力和欺诈”的概念，准确地预见了这种观念：暴力和欺诈是造成这种结果最基本的、唯一的因素，而“持久的恐惧感和暴毙的危险，人这一生中的孤独、穷困、肮脏、残忍而短促”的唯一镇痛剂就是“达成共识”，也就是与其他人团结起来。
诚然，阿克塞尔罗德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反映了人类和前人类的进化过程。“个体”经过了几十轮有规律的交互作用，那么这种情形与早期群体的真实情况非常接近。同样，每个程序都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能力：不仅要记住此前的遭遇，还要相应地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调整。所以说这个观念和这种道德进化的理论都很有趣。不仅如此，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结果，还存在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适者生存”并不像之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不加选择地鼓励竞争，它是有选择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可能敞开暴力行为的大门（你可能会想起吉姆和巴兹）。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更有可能关上这扇大门，比如在好人和小人的例子中出现的情况。
现在看来，关于精神病态者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残酷无情与野蛮确实存在，“适者生存”也确实是自然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有做到残酷与野蛮方能立足于世。实际上，尽管自古以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存在着诸多杀戮与伤害，但妥协才是真正掌控地球的生存法则。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今天，多亏了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我们才最终用数学方法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精神病态特征，这是独立于数学平衡之外的一种生物谱系属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造物主通过自然选择赋予了精神病态者一个进化庇护所。当然，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好人和小人的道德品性可能一直都是一成不变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将各自的道德打倒在地，最终人类也将不复存在。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增强道德感。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冷静地“选择我们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