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because I don’t care doesn’t mean I don’t understand.
我只是不在乎，并不意味着我不懂。
——霍尔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
我的好朋友不太正常
我最好的朋友是个精神病态者，我们是在幼儿园的时候认识的。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老师把我带到沙堆旁，把我介绍给了这个金发碧眼的小胖墩，当时他正在玩一个智力游戏，就是把特定形状的物体插入对应的洞里。我二话不说，抓起一个星形物就拼命往洞里塞，但无论怎么用力也塞不进去，而且还卡住了。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洞是该放鹦鹉的。但约翰尼大约只花了20秒钟，就轻轻松松地把它搞定了。然后他混账地用手指戳我的眼睛。坦率地讲，对于幼年时期的我来说，这种攻击行为来得让人害怕又莫名其妙，然而它却将我们的友谊推向了巅峰。
光阴荏苒，大约10年后，我和约翰尼一起上了中学。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来到我旁边，问我他可不可以借一下我的历史试卷，他的“落在家里了”，而下一节课就是历史课。
“别担心，”约翰尼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有什么法子，不过我保证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把试卷给了他，又在上课前抓住了他。“约翰尼，我的试卷呢？”我低声问他。
约翰尼摇了摇头，说：“不好意思，我也没办法。”
我开始害怕起来。这位历史老师可不是好糊弄的，没有试卷就意味着没有成绩，并且还会遭到课后留校的处罚。
“‘没办法’是什么意思？”我倒吸一口气，“你把我的试卷弄哪儿去啦？”
约翰尼泰然自若，就像在讲一个睡前故事一样地跟我周旋，但他还是说漏嘴了。“好吧，凯文，是这样的，”他解释说，“你也知道，我没有时间重写一遍了，我刚才也说过了。所以我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一遍。”
“可是，”我尖叫起来，“我也没法跟老师交代我的试卷到底去哪儿了啊！”这时历史老师大踏步地走进了教室，他可是同学眼中出了名的希特勒式的人物。
约翰尼看着我，好像我完完全全是个疯子似的。“可是我们俩总不能交一模一样的试卷吧。”他说。
“废话！”我大声喊道，很显然我还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当然不能！可是我卷子到底在哪儿？”
约翰尼耸了耸肩，拿出“他的”试卷，等着交卷。
“在垃圾桶里，”他漫不经心地说，“音乐大楼后面。”
我本能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也许在正式上课前我还有时间把试卷拿回来。
“你这个混蛋，”我在心里骂道，“我真他妈想杀了你！”
约翰尼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住我的衣袖把我拉了回来。“看看，”他指着窗外，带着关心的语气说，“雨下得正大呢，你会被淋湿的。你不想得个什么病，结果错失下周打破学校一英里记录的机会吧？”
约翰尼的语调里没有一丝戏谑。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以为自己是真心实意地为我好。虽然我怒不可遏，可我还是认同他的话。这个王八蛋说得对。那个记录从60年代保留至今，屹立不倒。我的训练进行得也很顺利。在最后一刻犯糊涂，让这么久以来的辛勤付出毁于一旦，实在是不划算。
我退回到座位上，只能听天由命了。
“好小子，”约翰尼说，“不管怎么说，那不过是一张试卷。人生短暂啊。”我没有听他废话。我绞尽脑汁，想编造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自己没能交上试卷。如果大雨造成的损坏不那么大，我可以把试卷烘干，不行的话，我可以抄写一遍，稍后再交上去。
我没有多少时间来编造借口。“死神”已经开始巡视了，他就在我们前面几排的座位前，一步步地向我走近。
约翰尼双手捧起他要上交的试卷，带着欣赏的表情看了一眼，然后拍拍我的背，瞥了一眼窗外的雨，皱了皱眉头。
“还有，”他补充说，“凯文，反正来不及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刚才的话说得详细点。剩下的试卷确实是在垃圾桶里，不过我把它烧掉了，伙计。”
你可能很想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我到底为什么还要跟约翰尼做朋友。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可是，不要忘了，约翰尼是个精神病态者。[29]约翰尼的一个长处就是，他几乎可以把任何情况都变得有利于他自己，这一点在跟他一样拥有高智商的人群中并不罕见。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一些世界顶尖的骗子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着非凡说服力的神童。
当时我们五六岁，约翰尼的家人要去加拿大参加一个葬礼。约翰尼留下来了，在我家过年。到了九点的时候，我的父母对我们说：“该上床睡觉了。”跟所有已经有自尊心的六岁孩子一样，我并没有乖乖去睡觉。
“不，妈妈，”我哀求道，“我和约翰尼还不想睡觉，我们想玩到午夜。求求你……”
妈妈显然不吃这一套。即便这样，我还是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缓和气氛，其中包括我们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新年前夜玩到很晚等。而约翰尼则一言不发。我能想象到，他就坐在那里，听任这一幕上演。他把什么都听在心里，就像个高级辩护律师等待着反戈一击的时刻一样。
最后，妈妈受不了了。“快点！”她说，“就这样了！睡晚了，你又暴躁发脾气，赖到中午才肯起床。”
我心不甘情不愿，感到很沮丧，最后打算缴械投降。我又看了一眼对面的约翰尼。游戏结束了。该道晚安了。但是接下来的事谁都没有想到。这正是进行雄辩的最佳时机。正当我拱手认输，向楼上走去的时候，约翰尼打破了安静。
“达顿夫人，”他说，“您不希望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四处疯跑，您躺在床上头疼吧？”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上床睡觉。
“黑暗三性格”和詹姆斯·邦德心理学
在生活的每个转折点，约翰尼都有讨价还价的本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能随机应变、扭转局面，把事情导向有利于他的方向。他因此能够左右逢源，稳稳地立于不败之地。后来他加入了情报机构。
“不是只有金子才会发光，凯文，”他说，“泡沫也可以，你知道吗？我两者都是。这就要看我喜欢什么了。”要想挑剔他出众的洞察力并非易事。
后来，约翰尼在军情五处谋得了一份差事，我们一点也不意外。从各方面来说，不论在泰晤士大楼里做什么，他都能胜任。在一次聚会上，他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他冷静、有着超凡的魅力和魔鬼般的说服力，就算他用电话线套住你的脖子，你也会为他神魂颠倒，束手就擒的。
“他会用他身上的光环勒死你，”那个家伙说，“然后将一切都安置好，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对于这一点，我也毫不怀疑。
说到这里，你可能想起了詹姆斯·邦德[30]，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不难想象，女王陛下情报部门里的这位知名雇员可能也是个精神病态者。在充满了密探、反侦察员和间谍的黑暗世界里，他随时可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低调而神秘的连环杀手正面交锋，他被允许可以干掉任何妨碍他行动的人。如果我们让詹姆斯·邦德做一下《精神病态特质量表》，相信他会在谱系中得到很高的分数。问题是这种推测有什么依据呢？推测是一方面，而看到幻想如何在现实中实现是另一方面的事。约翰尼也是个精神病态者，又碰巧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纯粹是巧合吗？
2010年，心理学家彼得·乔纳森（Peter Jonason）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名为《詹姆斯·邦德何许人也？间谍人际交往中的“黑暗三性格”》的论文，这篇论文显示，具有以下三种特别人格特质的男人能够在某种社会阶层中游刃有余：
高度自信、自恋；
精神病态式的无畏、冷酷、冲动和渴求刺激；
马基雅弗利主义[31]的欺诈和利用。
不仅如此，与在这些方面水平较低的男人相比，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性伴侣，经历过更多短暂的风流韵事。乔纳森坚信，“黑暗三性格”在处理异性关系上并不存在障碍，恰恰相反，它更可能让女性心跳加快，并且由于提高了基因繁殖的可能性，它还代表着一种成功率更高的繁衍策略。
你只需迅速瞥一眼小报标题和八卦专栏，就会相信，这个理论也许是合乎逻辑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很有可信度。不过乔纳森认为，最好的例子是詹姆斯·邦德。
“他确实招人喜欢，非常外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说，“包括杀人和找女人。”
乔纳森对200名大学生进行研究，让他们填写人格问卷表，以此对“黑暗三性格”的特征进行评定。研究问到了这些学生对两性关系，包括对露水情缘和一夜情的态度。结果不出所料，与得分较低的人相比，那些在“黑暗三性格”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倾向于有更多的性行为，这就意味着这三种性格类型——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弗利主义——促进了“阿尔法男”[32]的交配策略，他们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殖潜能：
1.使尽可能多的女性怀孕；
2.在有人叫你爸爸前抽身离去。
这些年来，这一策略看起来进展顺利。否则，正如乔纳森所说，为什么带有这些特征的人还在四处游荡呢？[33]
精神病态者掌控世界
有趣的是，精神病态者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生殖能力上。进化心理学家[34]如彼得·乔纳森的研究结果证明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他们也获益匪浅。精神病态策略不仅让他们情场得意，而且在会议室里，他们同样能够如鱼得水。
2005年，由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艾奥瓦大学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包括一个20轮的赌博游戏。游戏参与者被分为三组：正常人，大脑中与情绪有关的区域（杏仁核、眼窝前额皮质、右侧岛叶和躯体感觉皮质）受过损伤的病人，大脑中与情绪无关的区域受过损伤的病人。研究人员分发给每个参与者20美元，每一轮游戏开始之初，研究人员都会让他们准备好以1美元做赌注，通过抛掷硬币定输赢。如果输了，就要被处罚1美元，如果赢了的话，这笔资金就会增加2.5美元。
聪明人不难看出取胜的法则。“从逻辑上来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巴巴·希夫说，“参加者应该做的就是每轮都投钱。”
但是，正如政治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所说，逻辑往往只存在于逻辑学家眼里。
如果事实就像博弈论所预测的那样，你只要把油门踩到底就会有所斩获，而精神病态者会踩得更用力，那么随着游戏的发展，那些具有相应病症（情绪处理缺陷）的参与者就可以大捞一笔。他们应该胜过那些没有病症的人，也就是另外两组游戏的参与者。
这也正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随着游戏的进行，情绪功能正常的参与者开始拒绝下赌注，转而选择保守的方案：牢牢抓住他们赢得的钱。与此相反的是，其他参与者并没有像我们多数人一样牢牢抓住情感这条安全带，还在不停地下注，直到游戏结束，他们远比其他人获利更丰。
“这也许是第一个证明了在某种情况下，大脑受损的人能够做出比普通人更好的财务决策的研究。”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兼心理学教授乔治·列文斯坦说。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兼神经科学教授安托万·贝沙拉更胜一筹。“研究需要确定在何种情况下情绪是有利的或具有破坏性，‘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引导，”他指出，“最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很可能被称为‘功能性精神病态者’，一方面，这些人更擅长控制自身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们感受不到与其他人同等程度的紧张。”
巴巴·希夫赞同这种观点。“很多首席执行官，”他颇为气馁地补充说，“还有很多顶级律师，很可能也具有这种特性。”
经济学家卡里·弗里德曼和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弗里德曼交给每个志愿者25美元，然后向他们提出多个棘手的理财问题。志愿者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是稳扎稳打，接受稳定的收益，比如得到2美元，还是下赌注，承担风险，以此换取更大的收益——可能获得10美元，也可能失去5美元。谁会大捞一笔，谁又会破产？
这并不是随机选择的问题，结果显示，有一小部分志愿者远比其他人聪明，他们能够冒着风险不断做出最佳选择。这些人并不是什么金融奇才，也不是经济学家、数学家或世界级扑克大赛冠军。他们不过是携带了“斗士基因”——单胺氧化酶A基因L型变种（MAOA-L），这种基因之前被认为与危险的“精神病态”行为有关。
“与之前文献中的讨论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行为模式并不一定不好，”弗里德曼团队写道，“因为在做财务决策时，这些人只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才会做出冒险行为。”
弗里德曼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如果两个赌徒在玩牌，其中一个下了很大的赌注。”他说，“看起来似乎他更暴力或冲动，但是你并不知道他手中的牌，他也许有更好的机会呢。”
另外，鲍勃·黑尔及其同事在2010年所做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黑尔向200多名美国企业高管分发了《病态人格检测表》，对企业高管与一般人群的精神病态特性进行了比较。企业高管们不仅在得分上遥遥领先，而且他们的精神病态与个人魅力和演讲方式正相关：他们拥有创造力、良好的战略思维能力和高超的沟通技巧。
随后证实这一点的还有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进行的调查。博德和弗里松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Broadmoor Hospital）——英国一家高安全级别的鉴定机构——的住院者的心理特征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在精神病态特征方面，首席执行官们胜出。要知道，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里关押的可是英国最危险的犯人。
我对黑尔说，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缩小、改组和并购，企业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为精神病态者提供了更好的温床。而且，政治的动荡和不稳定性也为精神病态者的“培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贸易与工业的自由空间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他点头表示赞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不在监狱里研究精神病态者，我就一定会到股票交易市场上去研究的，”他兴奋地说道，“毫无疑问，在商界名流大腕中，精神病态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人群。你在任何组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在那里，他们有相应的地位和身份，有控制他人的权力，还有获得物质财富的机会。”
与他共同撰写企业中的精神病态人格相关论文的合著者、纽约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家保罗·巴比亚克对此表示赞同。
“精神病态者在处理突发情况方面几乎毫无困难。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游刃有余，”他解释说，“组织内部的混乱既为精神病态者寻求刺激这一特性提供了条件，又为其强烈的控制欲和滥用行为提供了足够的庇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热衷冒险和寻求刺激的人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他们与废墟上的崛起者拥有完全相同的个性。正如弗兰克·阿巴内尔所说，他们是掉进奶油里的老鼠，通过不断抗争，最终将奶油搅拌成了黄油。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巴比亚克和黑尔的说法，与博德和弗里松的一样，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从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为精神病态提供了研究素材。这里又将更多从实际中得来的观察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例如神经经济学家巴巴·希夫和他的合作者——提出“黑暗三性格”的彼得·乔纳森，还有坚持数学方法的博弈论学者安德鲁·科尔曼，他们都明确证实，在这个社会里，确实有精神病态者的一席之地。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精神病态者能在社会中长期存在，他们黑暗且永恒不变的基因流势不可当。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职位和工作——人们可以利用自己本性中的竞争性、残酷或冷漠的强制性，在职场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他们那些精神病态特征都躺在光鲜的神经文件夹里待价而沽。他们与生俱来的压力和危险，回报他们以地位和声誉，而且这类职业还常常伴随着更多的财富。正如彼得·乔纳森所说，坏男孩似乎对某一类女孩有一套，无怪乎他们的基因会四处散播。你可能会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增加了自身的筹码。
当然，诸如魅力超凡和处变不惊之类的特征，都可以在那些善于利用社会的人身上找到，例如世界顶尖的行骗高手。当这些特征与欺诈这种天分结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以格雷格·莫兰特为例。莫兰特是美国最成功和最令人难以捉摸的骗子之一。说到精神病态，他是我见过的最富有魅力、也最冷酷的五个人之一。我在新奥尔良的一家五星级宾馆的酒吧里遇见了他。他买了一瓶400美元的水晶香槟以后，才把我的钱包还给我。
“对骗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极强的判断力，他能够准确地探测出别人的弱点。”莫兰特解释道。他的这番话不禁让我回想起心理学家安杰拉·布克。本书的第一章讲述了布克的发现，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在实施暴力前，精神病态者仅仅凭借走路的姿势，就能识别出受害者。“你遇到的大多数人，他们在与你交谈时都不会留意自己说的话。话一说出口，他们就忘了。但是如果你是骗子，你会留意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就像在开药方之前医生需要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一样，你要想欺骗某个人，就得先了解这个人。通过各种小细节去了解，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一开始你可以先谈谈你自己，一个称职的骗子要会讲故事。然后迅速而自然地变换话题，打断刚才滔滔不绝的交谈。那么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会把他们刚才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了——不是现在开始，而是一两个月以后，你得耐心点。不管他们跟你说过什么，你都可以随便编造，找准重点，改点什么内容，然后就像是在讲你自己的故事一样讲给他们听。然后，你想要什么，就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拿走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有钱又成功的家伙，是个CEO，他工作卖力得像头牛。小时候，他有一次放学回家发现自己收藏的唱片不见了。他老爸是个无赖，把他的唱片卖了买酒喝。这些唱片他可是收集了好多年呢。
“我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拼命地工作了。是因为他老爸。他很害怕。这些年来其实他的生活一直停滞不前。他其实不是什么首席执行官，而只是那个受了惊吓的小孩，那个某一天放学回家发现收藏的唱片不见了的孩子。
“猜猜发生了什么事？几个星期后，我告诉他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一天夜里我回到家发现我的妻子和老板在床上，之后我妻子申请离婚，将我扫地出门。”
莫兰特停了下来，给我们的杯子里添了点香槟。
“我其实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笑了起来，“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我帮了那个家伙一把，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它们。嗯，总得有人当这个老爸吧。”
莫兰特的话让人不寒而栗。对于我们在新奥尔良的会面以及我当时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些话离经叛道，让人心生恐惧，但又非常吸引人，就跟第一章里里德·梅洛伊采访那些临床医生和刑事审判人员的感觉一样。对于我正在打交道的那类人，我几乎不抱任何幻想，虽然他的派头就像是个拥有自驾游艇的百万富翁。那时的他踌躇满志，不过他是个精神病态者，一个具有掠夺性的社交变色龙。在香槟的流动中，南方黄昏时柔和的天光映照在他的劳力士手表上，熠熠生辉。他会毫不费力地一点一点入侵你的大脑，而你还被蒙在鼓里。
然而，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从莫兰特的话里发现了一种简单而无情的真理。他的做法符合严格的科学原理。调查显示，让其他人开口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谈论你自己，自我表露是相互的。研究还显示，如果你不希望别人想起什么事，就要分散他的注意力。总而言之，行动要迅速。[35]在临床心理学中几乎每一次进行治疗性干预时，都会有一个临界点，临床医学家往往在此有所收获：在一段时间内，通过一个固定的时刻或事件，你就可以揭开潜在的问题，或者将其封藏。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功能性障碍。核心的人格结构、交际风格、个人价值，所有这一切往往都能够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当你与人交谈时，你总是会对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保持警惕。”诺丁汉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约瑟夫说，“比如，10年前因为账户问题，你与布莱恩的矛盾在办公室里一触即发；老师说你迟到了，不能参加考试；或者你做了所有的工作，那个默默无闻的人却来享受成果；你要找的是针，而不是稻草……生活的弹片都深深地埋在大脑里。”
你做了所有的工作，而别人来享受成果？没门！
谎言背后的真相
如果说与我交谈的那名英国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的观点颇有几分道理，那么行骗高手和间谍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她还指出，这还要看他们冒充别人的能力、思维敏捷的程度和迅速识别圈套的水平。
2011年，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后埃亚尔·阿哈罗尼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提过的问题：如果在某些条件下，精神病态是有益的，那么它能够让人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罪犯吗？为此，他向全州多家中等安全级别监狱里的囚犯发出了300多份调查表。通过对每名囚犯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总量与他们未被定罪的案件数量进行比较，计算他们的“犯罪能力”。例如，10次犯罪行为中有7次未被定罪，那么成功率为70%。调查结果非常有意思：精神病态确实能提高犯罪成功率。但存在着一个极限。重度精神病态（各项精神病态特征都趋向极致）与极低水平的精神病态成功率都低，而中等水平的精神病态成功率格外高。
至于精神病态如何让犯罪更成功还存在争议。一方面，精神病态者是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的高手，这就很可能为他们驾车逃跑或者在会面室里掌控局面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他们非常冷酷，可能会威胁目击者不得做证。不过同样是冷酷和无畏，与间谍和骗子之类不同的是，精神病态者还拥有另一种更为完善的人格优势。与世界顶级的扑克玩家完全相同，赌注的风险很高、无路可退时，他们比其他人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就不仅为他们在法庭外取得一定的优势，比如实施穷凶极恶的方案和行动，而且在法庭上也是如此。
截至2011年，这类证据多数都是间接的。赫尔辛基大学的心理学家赫莉娜·哈卡宁-尼霍姆与鲍勃·黑尔合作发现，有精神病态的罪犯比没有精神病态的罪犯在表示悔恨时更可信——出现这种情况很奇怪，因为他们自身并没有办法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快速浏览一下得出这种结论的具体环境：出庭时，宣判前；出庭时，上诉前；假释委员会的心理学家和监狱长在出席听证会前——这些引起了心理学家斯蒂芬·波特的怀疑。这属于“情感真实性”问题。波特想知道，比起感到悔恨，精神病态者是不是更擅长假装悔恨？
波特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颇具独创性的实验。他们给志愿者看了一系列能够引发多种情绪的图像，观察他们的反应，判定他们的表情是发自内心的还是装出来的。当参与者看着这些引发情绪的图片时，他们用一台录像机以30帧/秒的速度记录下他们的“微表情”——这种真实、纯粹的情绪反应稍纵即逝，多数人用肉眼无法及时看到，而这种技术却能将这种刻意隐藏的表情呈现出来（见图4.1）。
图A显示的是真实的笑容。图C显示的是虚假的笑容，其中流露出悲伤的痕迹（眉毛、眼睑和嘴角位置较低）。图B则是中性的表情。即便是这种转瞬即逝的变化也能够改变整个面部表情。
图4.1 微表情
波特想知道，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参与者是不是比那些精神病态水平较低的参与者更擅长掩饰真实情感。实验结果证实了他的设想。有无精神病态特征可以预示其做出虚假表情的逼真程度。当向精神病态者展示表示高兴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悲伤，或向他们展示表示悲伤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高兴时，他们表现得远比非精神病态者更令人信服。[36]不仅如此，他们的表现与在情商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志愿者一样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如果你能够假装真诚，那么你就是真诚的。
认知神经科学家艾哈迈德·卡里姆进一步借助电磁的神奇功能，大幅度提高了骗子和间谍的职业发展前景。卡里姆和他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团队能让你说谎说得更高明。在一个实验中，志愿者们玩了一个游戏：从一间办公室里偷钱，然后由一个扮演警探的调查者对他们进行询问。为了激励他们努力欺骗警探，游戏规定充当小偷的志愿者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拿走所偷的钱。卡里姆发现，当一种被称为经颅磁刺激的技术作用于大脑中与道德抉择相关的前额叶皮层时，参与者的撒谎商数（Lie Q）就能够提高。也就是说他们的谎言商数更高。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暂时还不清楚，研究者正在对其可能性进行研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经颅磁刺激对前额叶皮层产生了抑制作用，限制了神经禁区对意识的反应，这就使说谎者免于受到道德冲突的干扰。这种假设与对精神病态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我们通过之前的研究可以知道，精神病态者的前额叶皮层的灰质减少了，而且最近由迈克尔·克雷格和他位于伦敦的精神病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同事们采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简称DTI）[37]所做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了钩束[38]完整性下降：轴突束（一种神经导管）与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连通性降低。
换句话说，精神病态者不仅天生不诚实，而且他们感受到“道德痛苦”的时间也比其他人少得多。在不得不做决定的紧要关头，拥有这样的特质也许并不是坏事。
瞬间的冷静
当然，不仅仅是骗子从道德缺失中受益。除了赌场和法庭，“违反道德”而捞到好处的事在各行各业中都随处可见。以下是1962年的电影《战火佳人》（The War Lover）中的一段对话：
中尉林奇：现在，说说里克森吧。我们永远都猜不透他接下来又会玩什么把戏。我们能扛得住这种飞行员的折腾吗？我们能不要他吗？医生，你有什么意见？
上尉伍德曼：里克森处于英雄和精神病态者之间。
中尉林奇：你把他放在哪一边？
上尉伍德曼：时间会证明一切。我想也许我们是在玩火……不过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战火佳人》以二战为背景，主角名叫巴兹·里克森，是一个骄傲自大、勇敢无畏的B-17轰炸机飞行员，在空战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他天性中的冷酷和无视道德等阴暗面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因为天气恶劣，他们的轰炸任务被迫中止，机组人员平日里恭维他艺高人胆大让他得意忘形，以致这次他不遵守返航命令，反而从云层中俯冲，将装载的致命武器投射了下去，最后导致另一个投弹手再也没能返回基地。里克森掠食的本能在战场上展露无遗。指挥官指派他去执行常规飞行任务——空投传单，他就让飞机在机场嗡鸣，以示抗议。上面的对话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在他的领航员和航空军医之间。
正如上尉伍德曼所说，英雄和精神病态者仅一线之隔，而且这取决于谁在画这条线。
里克森这样的角色并不只存在于电影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多名特种部队战士做过测试，他们所有的人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测试中的得分都很高。不过鉴于有些对常人来说骇人听闻的事他们都习以为常，所以得高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其中一个战士轻描淡写地说：“击毙本·拉登的那帮伙计不过是在玩周末的彩弹射击游戏。”
精神病态者在危险之下的冷静和专注在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该项研究是由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兼神经系统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雷恩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一项简单的学习任务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如果犯错就会遭受一下痛苦的电击，精神病态者掌握学习规则的速度就比非精神病态者慢。不过这只是其一。如果成功了不仅可以避免遭受电击，还能获得经济奖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次，就是精神病态者领会得更快了。
结果显而易见。如果能够“摆脱”某种境遇，获得奖励，精神病态者就会努力争取，而完全不管会有什么风险或负面影响。他们不仅能够在受到威胁和遭遇困境时保持冷静，而且在不祥预感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会变得像激光一样专注，会“倾尽全力”。
那么精神病态者像捕食者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专注在大脑中是如何映射的呢？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精神病态者的感觉，并为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精神病态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研究的第一部分，志愿者们按照精神病态水平的高低被分为两组，研究人员分别向他们分发了一剂兴奋剂（也就是所谓的安非他明[39]），然后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PET）[40]仔细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
“我们的实验假设是，某些精神病态特征，比如冲动、被奖励激发和敢于冒险，与多巴胺[41]奖赏回路的功能不全有关，”该研究的首席作者乔舒亚·巴克霍尔兹说道，“而且由于多巴胺的过度反应，一旦精神病态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获得奖励上，他们就无法转移注意力，直到得到他们追求的东西。”
此言不假。研究结果与这个假设一致。在对这种刺激做出反应时，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所释放的多巴胺几乎是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的4倍。在实验的第二部分，研究人员对志愿者类似的大脑活动模式进行观察，他们告诉志愿者，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就可以得到金钱奖赏。果不其然，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与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相比，具有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的伏隔核，也就是大脑的多巴胺奖赏区域的活动明显更活跃。
研究人员通过对健康而极具创造性的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多巴胺D2受体和发散性思维的测试研究，发现二者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的密度比低创造能力的人低，这表明精神病与创造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另外，多巴胺受体基因同发散性思维能力、推理和认知能力有一定联系。
“长久以来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对精神病态的研究集中在对惩罚的敏感性和畏惧感的缺乏上，”该研究的合著者、心理学兼精神病学副教授戴维·萨尔德（David Zald）说道，“但是这些特征并不完全预示着暴力或犯罪行为……奖励、诱饵对这些人看似有很强的吸引力，它压倒了对受到惩罚的担心……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风险，而是对奖赏的期待或奖赏的刺激压倒了他们的那些担心。”
对此还存在着来自法律语言学方面的确凿证据。研究显示，一名犯人对自己罪行的表述取决于他是什么类型的犯人。康奈尔大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教授杰夫·汉考克（Jeff Hancock）和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们，通过对14名患有精神病的男性犯人和38名非精神病男性犯人的资料进行对比，揭示了其中存在着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情绪失常有关（精神病态者使用的与生理需求有关的词，比如食物、性或者金钱，是非精神病态者的两倍，而非精神病态者更强调社会需求，比如家庭、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还与个人认为正当的理由有关。
通过计算机对录音的文字记录进行分析发现，精神病杀手在其证词中使用的连词更多，比如“因为”“自从”和“所以”等，暗示着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他们“必须实施”犯罪行为。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更倾向于描述谋杀案发生当天他们吃了些什么这类细节——这难道是原始的捕食者本性在作怪吗？
即便如此，这个结论却毋庸置疑。精神病态者为了得到奖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无视后果，把风险搁置在一边。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与监狱中的囚犯相比，首席执行官们有着更明显的精神病特征。金钱、权力、地位和控制欲，这些都是公司董事所拥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它们本身都是让人孜孜以求的东西，都对企业界的精神病态者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在通往公司权力巅峰的阶梯上，他或她都是冒着这样那样的风险的。你可以回忆一下前文中鲍勃·黑尔颇具预言性的告诫：“你在任何组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在那里，他们有相应的地位和身份，有控制他人的权力，还有获得物质财富的机会。”
有时候他们也会做得很好，但有时候也会不可避免地做得不好。如果奖励的道德体系失控，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激情很快就会转变成冷淡。在你能够想到的几乎任何领域里，巴兹·里克森式的骄傲自大、勇敢无畏的人物随处可见。
至于里克森的结果，如果你还在惦记的话，告诉你，他死了。因为飞机坠落，他和飞机一起化作燃烧的火球，撞在多佛白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42]上。
热读术[43]
传统上一般把精神病态者的无畏和专注归因于情绪处理缺陷，尤其是杏仁核的功能障碍。直到今天，这种观点还让研究人员相信，精神病态者不仅不知道恐惧为何物，而且还不会“产生”共情。但是2008年，雪莉·费克图和她在波士顿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阐释。研究显示，精神病态者不仅拥有认知情绪的能力，而且他们比所谓的正常人更精于此道。
费克图和她的同事们使用经颅磁刺激技术，对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得分高的志愿者大脑中的躯体感觉皮质（处理和调节生理感受的部位）进行刺激。此前有研究显示，在经颅磁刺激反应中，受测者在看到别人遭受痛苦时，他们身上与对方疼痛部位相同的部位的躯体感觉皮质区域的神经兴奋会减弱。这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这种大脑结构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镜像神经元。费克图猜测，如果精神病态者缺乏共情，那么，与那些精神病态水平较低的志愿者相比，精神病态水平较高的志愿者神经兴奋减弱的程度会降低。这一点与以下情形中出现的情况完全一致：与“正常人”相比，在旁人打哈欠时，精神病态者更不容易被传染上而跟着打。
然而研究人员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惑之中。令费克图和她的团队惊讶的是，实际的结果与他们的预期恰恰相反。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得分高的志愿者，具体说来就是在“无情”一项上得分高的志愿者——“无情”这一特征与共情最接近——在经颅磁刺激反应中，他们神经兴奋减弱的程度更大。他们在认知他人的情绪方面并不存在障碍，甚至还拥有某种天分。问题不在于情绪认知本身，而在于感觉和情感之间的不相关性，也就是无法区分什么是情绪和这种情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心理学家阿比盖尔·贝尔德也有类似的发现。在一个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情感识别任务中，她发现，在一个根据面部表情识别情绪（与情绪处理中存在缺陷的情况一致）的实验中，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得分高的志愿者与得分低的志愿者相比，杏仁核的活动会减缓，并且视觉和前额叶皮层背外侧区的活动性增强，这就暗示着“精神病态水平较高的参与者依赖于与感知和感觉相关的部位来完成情绪识别任务”。
一名精神病态者曾经这样对我说道：“即使是色盲也知道在遇到红灯时停下来，你也许会感觉惊讶，但事实就是这样。”
或者正如霍尔默·辛普森之前提醒我们的：不在乎和不理解完全是两码事。
当然，精神病态者认知他人情绪的高超能力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们高超的说服力和操控本领。毋庸置疑，这一点与他们伪装自己的情绪的高超能力一样。然而他们将“冷的”感官共情从“热的”情绪共情中分离出来的能力，还有其他优势，在一些场所中也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执业者和主顾之间存在一定的情感疏离也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在医疗行业中。
英国一名顶级神经外科医生讲述他进入手术室前的感觉：“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我会不会紧张？不会，我不会紧张。不过跟其他所有的工作一样，你要让自己从精神上准备好。你需要集中注意力，对手头的工作保持专注。你必须做好。
“你几分钟以前提到了特种部队。实际上，外科医生的心态与一名战斗精英将要攻入一栋建筑物或攻打一架飞机时的心态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工作都是‘行动’。他们都必须‘装备齐全’，戴上面具。当你第一次切开伤口时，多年的实践和训练都无法让你完全避免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与战斗中那令人兴奋的爆炸性突破的瞬间一模一样，当你填回病人的皮肤时会突然意识到……你成功了。
“爆头时的一毫米误差，与你在两条重要的血管间游走时造成的一毫米误差，有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的手中都掌握着生死，你的决定事关生死或荣耀。做手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在刀尖上行走。”
这位朋友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的得分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如果你因为这样一个人居然是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大感惊讶的话，那就再想想吧——说不定你就会觉得这也很理所当然。中国台湾阳明大学的郑雅薇和她的同事对两个小组进行了实验，一组是拥有两年以上针灸经验的医师，另一组是非医学专业人士，他们通过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这两组人员的大脑进行检查，观察他们在看到针刺入口腔、手和脚时的反应。实验结果非常有意思。当非医学专业人士看到针刺入口腔、手和脚的视频时，他们身体相应部位的体感皮质区域就像圣诞树一样亮了起来。大脑的其他区域，比如导水管周围灰质（协调恐惧反应）和前扣带皮层（错误、异常和疼痛处理）也是如此。
然而，那些经验丰富的医师的大脑中几乎没有一丝与疼痛相关的反应。相反，他们前额叶皮层的中部和上部的激活情况有所增强；颞顶连接处，即与情绪调节和心理理论[44]相关的大脑区域的激活情况也有所增强。另外，与非医学专业人士相比，医师们对针灸的反应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不适。这就让人回忆起无数的实验结果，这些结果显示，在内心感到恐惧、厌恶某件事或者某样东西和遭遇情色刺激时，以及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应激测试，比如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45]时，精神病态者的生理反应（如心率、皮电反应和皮质醇[46]水平）都会减弱。这些医师从经验中获得的东西，精神病态者从一开始就拥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