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态公式
在偶然发现郑雅薇的研究后不久，我就登上了去往华盛顿的飞机，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 NIMH）去见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布莱尔是精神病态研究方面世界顶级的专家之一。“成为精神病态者有什么好处吗？”我问他。他回答道：“很好，不过要看情况。”
布莱尔很谨慎。“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精神病态者也许不会那么担心，确实是这样，”他告诉我说，“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还有，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对受到的威胁做出恰当的分析，他们也许会踏入危险中，而不是远离危险。”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推理稍微改变一下，在逻辑里添加一点冷静，那么精神病特征就可能带来诸多好处。反之，就不要指望能有什么好处了。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这不正是我们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找的东西吗？没有人会指责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贝沙拉、希夫和列文斯坦的“功能性精神病态者”理论结果如何？弗里德曼的行骗高手呢？（单胺氧化酶A基因多态性决定了冒险和暴力的密码，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就会成为精神病态者。不过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结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会比你我的要好。或许就是这样吧。只是需要对这个公式进行小小的调整：
功能性精神病态=精神病态-错误的决策
还有第二种看法。这时我遇到了精神病猎手、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副教授肯特·基尔，他还是阿尔伯克基[47]精神研究网（the Mind Research Network）移动成像和临床认知神经科学主任。我结识他的时候他正在旅行。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普通的旅行，他在旅途中开着一辆有18个轮子的卡车——这个设备简直太庞大了，每次他停车的时候我都很惊讶，他居然不需要拿规划许可证就能停靠。他倒是有扫描许可证，因为这辆卡车里装着一个定制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价值200万美元。基尔用车装着它在新墨西哥州的多家监狱里转悠，目的是揭开精神病的神经原理。我把问过詹姆斯·布莱尔的问题拿来问他：“有时候，做个精神病态者是不是也有好处？”基尔与布莱尔一样，对于这个问题非常慎重。
“在正常情况下，精神病特征分布在一般人群中，所以这句话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告诉我说，“但是关键在于，处于谱系最高点的那些人，他们有时候无法将畏惧的闸门关上。一名首席执行官在某些商业领域里可能不知道规避风险，但在深夜里他可能不会在治安不好的地区走动。而精神病态者无法区分二者的差别。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不是全好，就是全坏。”
因此，我们的公式需要考虑第三个因素：
也就是说，功能性精神病还取决于环境。用人格理论的话来说，就是与“特征”相对应的“状态”。而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功能性精神病能够提高决策的速度和质量，而不是减弱它们。
早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约翰·雷（John Ray）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约翰·雷假想出了一个倒U形函数，恰到好处地表示出了精神病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见图4.2）。
约翰·雷说：“极高和极低水平的精神病可能都不是最佳状态，中间水平可能最具有适应性。之所以说高水平的精神病不具有适应性，是因为临床精神病态者经常给自己招来麻烦。说低水平的精神病也不具有适应性，是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精神病态者不会表现出丝毫焦虑。过于焦虑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精神病态者对焦虑的迟钝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图4.2 精神病与适应性的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与埃亚尔·阿哈罗尼在罪犯中调查的结果完全相同。决定着精神病态者能够成功实施犯罪的，不是较高水平的精神病，也不是较低水平的精神病，而是适度水平的精神病。当鲍勃·黑尔和保罗·巴比亚克对企业家的精神病人格进行研究时，他们没有忽略这一点。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商业扫描仪”的设备，还有一份包括4个小项（个人风格、情绪类型、组织效率和社会责任）的问卷，专门用来评估企业界人士的精神病特征（见表4.1）。
表4.1 商业扫描仪：领导特征与其对应的精神病特征
在企业环境下，精神病的核心特征有时候也会摇身一变，成为具有明星般影响力的领导者的特征。为了对这些特征进行评估，有必要采用恰当的措辞来问合适的问题。（例如：“为了做成这笔交易，撒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同意/不同意，共分为1到4四个等级。）目前，我们正在将律师、商人和特种部队士兵作为独立的样本进行研究，想具体看看他们的构成，对各种高风险职业进行心理学上的切片研究。
我想起曾经与英国一名顶级皇室法律顾问在他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会议室里的谈话。
“在法庭上，我简直就像是在杀人，”他告诉我，“我折磨证人席上的每一个人，甚至诱使强奸嫌疑犯在听证席上伤心落泪。我对这些坦然受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客户花钱雇我做的事。一天结束后，我摘掉假发，走出法庭，同妻子一起去餐馆，对这一天发生的事毫不在意，哪怕我明明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可能会毁了受害者的人生。
“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我妻子在一家商店买了一件礼服，她丢了发票，让我去取回来，这就完全不同了。我讨厌做这样的琐事，我会觉得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没用……”
我问他：“你认为我们通过商业扫描仪可以找到成功与精神病特质的黄金点吗？这个黄金点与最佳表现有关系吗？”
他耸了耸肩说：“或许吧。不过我想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范围。由于职业的不同，可能存在一些小小的差异。”
我赞同他的说法，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朋友约翰尼，不知道他属于哪个范围。詹姆斯·邦德被赋予了杀人的权力。虽然他不能随心所欲，滥杀无辜，但是必要的时候，他会出手杀人，而且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疯狂、糟糕还是极度理智？
汤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英国特种部队的一名军人，在世界上最偏僻又最危险的地方做着最疯狂的秘密工作。他对这份工作乐此不疲。我跟他讲了赌博游戏、情感识别任务、艾哈迈德·卡里姆通过经颅磁刺激技术提高撒谎技能的实验以及针灸医师的故事，然后我告诉他詹姆斯·布莱尔、肯特·基尔、鲍勃·黑尔、保罗·巴比亚克和彼得·乔纳森说的话。
当我最后向他讲起戴上夜视镜，在阿富汗北部群山中漆黑一片的山洞里与塔利班持刀肉搏时——也许并不是每个士兵都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你到底想说什么？”他这样问我，“我疯了吗？居然闯到魔鬼都不敢涉足的地方去。我图什么呢？就为了钱吗？”
我被噎住以后，汤姆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的一天夜里，他和女朋友看过电影《电锯惊魂》后返回公寓。突然，一个人手持刀具从门口蹿了出来。汤姆的女朋友吓得快要喘不过气来，而汤姆只咳嗽了一下，从从容容地卸下那个家伙的武器，让他滚蛋了。
“很有趣，”汤姆说，“我确实觉得那部电影很惊悚。不过当我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同样的境况中的时候，我还是回过神来了。没什么，不会紧张。也没有什么戏剧性。”
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位神经外科医生也同意这种说法。《马太受难曲》常常让他感动得泪流满面。说到足球，他从小就支持的那支球队，有时候他都不敢看。
“精神病？”他说，“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的病人知道了这些，他们会做何感想。不过这个词是个好词。而且，当你要做一个高难度的手术时，在开始彻底清洗消毒的那一刻，确实就像是有一股寒意穿过静脉。就像是中毒。不过，这种中毒不是让你感觉更迟钝，而是更敏锐。那时我的意识处于清醒状态，清晰而准确，而不是模糊和无序……也许‘极度理智’这种说法更好，少了点邪恶的色彩……”
他笑了起来：“又来了，也许听起来显得更疯狂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