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epochs of our lives are the occasions
when we gain the courage to rebaptize our evil qualities as our best qualities.
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关头就是当我们有勇气洗心革面、
把自己的邪恶品质变成最优秀品质的时候。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变革时代
鲍勃·黑尔在自己的领域里长期占据泰斗地位。2011年，精神病学协会在蒙特利尔举办两年一次的大会，邀请众多知名教授参加。我私下里邀请黑尔一起喝杯咖啡。
黑尔马上就给了我答复：“我更想喝杯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到酒店的酒吧来找我吧，我请客。”
我一边喝着20年的陈酿啤酒，一边试探性地问他：“你那时候在《病态人格检测表》中到底得了多少分，鲍勃？”
他笑了。
“哦，分数很低，”他说道，“一两分吧。我的学生说我真应该多努努力。但是我不久前确实也干了点‘精神病’才干的事。我花了一大笔钱买了辆崭新的越野车，而且还是辆宝马。”
“真不错，”我说，“也许你的学生对你的影响很大，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又问他：“当你环视四周，看看现代社会，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整体上的精神病越来越严重？”
这一次这个大人物没有像回答刚才那个问题那么干脆。“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整个社会的精神病日趋严重，”他说道，“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二十年、十年甚至几年前都没有发生过。由于过早地在网络上接触成人色情，孩子们对正常的性行为感到麻木。人们因为忙碌，或对在现实生活中结交朋友缺乏耐心，使租友网站越来越盛行。前些天我读到一篇报告，说女性犯罪团伙的大量增长与现代网络游戏越来越暴力有关。事实上，我觉得你要是想寻找社会精神病加剧的证据，女性犯罪的大幅增长就很有说服力，根本不用跟我提华尔街！”
就算是不常读报、不常看电视和上网的人，也能理解黑尔的这种观点。2011年，日本一个17岁的男孩为了买一台iPad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在中国，一个两岁的小孩被困在集市上，被车碾过，肇事者不仅没有施救，反而又轧了一次。事件过后，一名对此次事件大感震惊的中国人大代表向政府提议，希望通过“行善的撒玛利亚人法”[48]，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但是不好的事情总在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平克认为，实际上暴力活动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减少了。恶性谋杀和其他恐怖的犯罪案件之所以能够登上报纸头版，不是因为犯罪行为司空见惯而是恰恰相反。
以杀人案为例。学者们在查阅几个欧洲国家的法院记录后，计算出的谋杀率连年大幅下降。以14世纪的牛津郡为例，跟现在比起来，那个时候的牛津郡就像到处都是杀人犯似的：当时，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110人是杀人犯；而在20世纪中期的伦敦，每10万人中只有一个是杀人犯。其他地区——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也是如此。
战争的变化趋势也一样。平克经过计算得出，在战争肆虐的20世纪，死于战场的人有4000万，而世界人口是60亿，两个数据的比率仅为0.7%。把疾病、饥荒和种族灭绝等与战争相关的因素也考虑在内，那么死亡人数将上升到1.8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从数据上来说真不算大，差不多只相当于世界人口的3%。
把这个数据与史前数据对比一下——那个时候可是15%，你就明白了。克里斯托夫·佐里科夫在法国西南部发掘出被击伤的尼安德特人头骨只是冰山一角。
当然，看到这些数字，人们脑海中马上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这些数字是否与社会上精神病态者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相符；其次，在这些犯罪行为急剧减少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扼制了人类进行谋杀的暴力冲动？
首先谈第二个问题，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答案是法律。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国家管控，我们就会变成野蛮人。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平克从自下而上的观点出发，间接地提出了渐进的文化和心理成熟进程这一因素。
“自11或12世纪起到17、18世纪，欧洲人日渐学会了抑制冲动，学会了预先对自我行为的后果进行评估，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他这么说，“荣誉文化，即时刻准备报复的文化，渐渐演变为一种尊严文化——愿意时刻控制自己的情感。”这种观点首先来自文化界权威人士对上流社会和贵族的公开教化，使他们能够把自己跟恶人和粗人区分开来。后来这种观念又融进了对后代的教化中，直到这些观念变成他们的第二天性。然后，这些标准又逐渐从上流社会扩展到竭力模仿贵族的中产阶级，继而扩散到下层社会，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都很容易理解。平克的观点里暗含着几个具有直接意义的重要原则：假如对细微的社会生物学线索条分缕析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了。这个悖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前面所说的第一个问题：一方面，社会暴力倾向正在逐渐减轻；另一方面，社会精神病却越来越严重。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平克颇有见地的观点，即“文化权威人士”在促进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传统的文化权威人士基本上都是牧师、哲学家或者诗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是君主。但时至今日，随着虚拟世界的无限扩张，文化权威人士成了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当红明星、当红演员、媒体和电子游戏大亨。这些人没有向社会宣扬高尚的品德，而是向人们宣传五花八门的精神病态。
你打开电视看一下。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谁敢来挑战》（Fear Factor）节目上，一大群竞争选手大口吞食着各种令人作呕的蛆虫和昆虫。在《谁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节目上，我们听到人们脱口而出的“你被炒鱿鱼了”。西蒙·考埃尔（Simon Cowell）[49]正是以其直率、无情、极具个人特色的评审风格而出名。安妮·鲁宾逊（Anne Robinson）用她那淫荡的、做过整容手术的眼睛盯着失败的选手，像疯狂的母夜叉一样大声宣布：“你弱爆了，再见。”
文化传播对行为规范的影响仅仅是平克社会生物学等式的一边，当这些行为倾向逐渐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并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金融行业为例。贪婪和腐败已经开始吞噬大企业的边缘——从美国内战时期的投机商，到20世纪80年代在资本主义及撒切尔主义[50]的掩护下英国私下进行的内部交易丑闻。新千年似乎还带来了一股全新的企业犯罪潮流。投资骗局、利益冲突、审判不公和企业界长盛不衰的欺诈和挪用公款，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史无前例。
企业治理分析师指出了一系列导致如今商业气候污浊的原因。贪婪作为戈登·盖柯[51]主义的核心就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游击会计”（guerilla accounting）。由于华尔街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都想不停地赚钱，商业发展的速度和复杂程度都呈指数飙升，违规操作和混淆是非突然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业手段。
“由于证券、会计操作和商业交易的手段变得极其复杂，诈骗越来越容易得到隐藏。”资深商业诉讼律师赛思·陶布指出。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前教授克莱夫·博迪在《商业伦理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原因简单明了，所有的问题都是精神病在作祟。博迪解释说，精神病企业人士利用现代企业相对动乱的本质，包括变化速度快、不断更新以及核心人员调动频繁等，通过他们“外在的领导气质和魅力”进入大金融机构角落里的办公室（通常指高级主管或者经理的办公室），使自己的行为不为人所知，更有甚者，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正常，甚至跟理想中的领导人物一样。
当然，根据博迪的分析，这些企业的阿提拉[52]一旦进入角色就“能够影响整个机构的道德风气”，而且还能大权在握。
博迪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一心想着自己发财，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完全不顾及给别人和社会造成的其他后果，把‘位高者不负众望’、平等、公平等传统观念抛在脑后，也完全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
不可否认，博迪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特拉华大学温伯格企业治理中心（the Weinberg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主任查尔斯·埃尔森指出，整个社会也难辞其咎。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一味归咎于企业大亨，而应该反思一下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中，真理被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所扭曲，道德边界远远偏离了良心底线。
埃尔森认为，至少从政府层面上来说，造成这一变化的分水岭是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婚外情。这场风波过后，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倒台，其家庭也没有因此而破裂，其政治遗产也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但是其他领域的荣誉和威信受其影响开始降低。警察因为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而备受诟病；体育运动因为普遍的兴奋剂丑闻受到广泛批判；教会也因儿童性虐丑闻而饱受争议。
就连法律也不可幸免。在盐湖城伊丽莎白·斯马特（Elizabeth Smart）绑架案中，布赖恩·戴维·米切尔（Brian David Mitchell）是个流浪传教者，自称先知，他绑架、强奸了14岁的斯马特，还将她拘禁了9个月——根据斯马特的证词，米切尔在此期间每天都对她进行强奸。但在审判中，米切尔的代理律师却要求审判法官宽大处理他的当事人，理由是：“斯马特女士并没有死，她挺了过来，而且成功获救了。”
假如法庭鼓励这样的论调，社会还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自我”的一代
我对平克说，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有证据表明社会暴力倾向正在减弱，另一方面社会的精神病正在加剧。
“好吧，那我们就说社会精神病正在加剧，”平克接着反驳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暴力倾向就会大幅加强。据我所知，大多数精神病态者其实都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情感伤害，而非肢体伤害。
“当然，假如社会的精神病真的在加剧，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四五十年来社会暴力有小幅增长。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暴力方式的变化，比如变得更加偶然，或者手段更加多样。
“我觉得社会上精神病态者越来越多会使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中，比如说中世纪。但是，单纯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品性或者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小幅波动，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但是现代社会的道德习俗和礼节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内心，融于我们的美好品质之中，绝不可能因为一时的变化而改变。更何况现在的变化很小，只是轻微地将我们向邪恶品质推了一下而已。”
平克认为精神病不能长期持续地存在下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借助上一章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精神病态者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下毫无永远存在下去的希望。平克认为暴力举动的心理动机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伦敦国王学院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者询问120名被判刑的街头抢劫犯他们为什么要犯罪，他们的回答按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快感、一时冲动、社会地位以及财物。这正是精神病态者独有的任性、无情的行为。这些犯人的回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英国的街头生活。
这么说来，精神病态者这一漠视社会的群体是不是正在崛起？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社会规范概念、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顾及自己行为后果的群体？也许平克是对的，现代社会人性结构的细微变动正在邪恶地将人性推向黑暗面？如果不考虑萨拉·康拉特和她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团队最近的研究的话，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康拉特对14000名志愿者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共情水平（根据人际反应指数[53]衡量）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降，并且在过去10年内尤为突出。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大学生的共情水平下降了40%。”康拉特报告说。
更令人忧心的是，根据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琼·温茨的研究，在同一时期内，大学生的自恋水平与共情指数的变化恰恰相反，呈直线上升趋势。
康拉特接着说：“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是‘自我的一代’，他们是近代以来最以自我为中心、最自恋、最好胜、最自信，也最有个性的一代。”
英国前武装部队司令洛德·丹纳特勋爵最近呼吁对新入伍的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以此作为基础训练的一部分，因为很多新兵严重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鉴于前面提到的调查研究，丹纳特勋爵的这个提议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代人没有像前几代人那样接受过传统价值观的洗礼，”丹纳特解释道，“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为他们设置一条道德底线。”
所以提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人们常说把他们送到部队去。
至于导致社会价值观滑坡的确切原因，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与其他大多数问题一样，环境、榜样和教育等种种复杂的因素都有影响。但更加根本性的答案也许可以从杰弗里·扎克斯和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动态认知实验室的团队的研究中得出。
扎克斯及其合作者借助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了人在阅读时大脑深层结构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构建自我意识提供了新鲜而有趣的认识。当阅读到书中人物位置的变化（比如从屋里走到街上去）时，大脑负责空间定位和感知的颞叶区的活动就会增强，而阅读到书中人物操持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比如拿起一支铅笔）时，大脑额叶区的活动也会有类似的增强。一般认为额叶区对于理解运动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书中人物活动目标的变化会导致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性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损害会破坏人们对计划和目的性行为的顺序和结构的认知能力。
想象一下，有可能真的就是这样。这项研究的带头人妮科尔·斯皮尔说，当我们读故事时，我们与故事的互动就是我们“用大脑模拟故事里的情境”，然后大脑会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和经验将这些新碰到的情境交织成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
阅读可以在我们的大脑皮层上刻出新的神经路径，这将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他最近出版的论文《读者的梦境》（The Dreams of Readers）中所说，阅读使我们“更加在乎别人的内心生活”。
我们变成吸血鬼，但是不会去咬人。换言之，我们会变得更有共情力。阅读带给我们的全新体验是因特网和枪林弹雨的虚拟世界所不能提供的。[54]
有罪无责
回到蒙特利尔，我和鲍勃·黑尔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在谈论共情和世界观的话题时，我们谈到了“神经法学”的出现。这是由于法院对顶尖神经科学越来越感兴趣而发展起来的次级学科。
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研究发表于2002年。该研究在一种神经传输代谢基因中发现了一种功能性多晶体，说明成年人的神经性行为与童年受虐待的遭遇有关。这个问题基因，即前文中提到的媒体所谓的“斗士基因”，控制了单胺氧化酶A的分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基因不足以与老鼠的攻击性行为有关。
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研究所的阿瓦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特里尔·莫菲特（Terrie Moffitt）进一步开拓了一项前沿性的研究，即研究人类在儿童—青少年—成年时期的状况，发现了与老鼠身上类似的结果。在儿童时期遭受了虐待或者忽视的人身上带有一类可以导致单胺氧化酶A分泌过低的基因。等到成年之后，这些孩子变成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态者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而童年经历与其相似，但单胺氧化酶A分泌更多的人却很少出现这类问题。
这一发现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了法庭上，也许会彻底改变犯罪与惩罚的根本原则。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部分归因于我们的基因，部分归因于我们的成长环境。
这两个因素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
2006年，布拉德利·沃尔德鲁普的辩护律师怀利·理查森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精神病学法医威廉·贝尼特请到了证人席。
他手头有件大活要做。
沃尔德鲁普涉嫌制造了田纳西州历史上最残暴的惨案。跟他分居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和朋友去他的拖车房看他的时候，沃尔德鲁普说，他“失去了控制”。他拿起0.22口径的步枪，硬生生地在妻子朋友的后背打了八个洞，然后用砍刀劈开了她的脑袋。随后，他又拿着砍刀冲向妻子，砍下她的一根手指，在连砍数刀后又拿起铁铲将她打昏。
沃尔德鲁普的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她的朋友不幸去世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沃尔德鲁普被判有罪，那么他将被判死刑。
理查森不这么认为，他问贝尼特：“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拥有限制单胺氧化酶A分泌的基因？”
“是的。”贝尼特回答道。
“他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被父母暴打？”
“是的。”贝尼特回答道。
“那么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对他自己的行为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呢？”理查森接着说道，“他的基因构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意志？”
这个破天荒的问题，对于命悬一线的布拉德利·沃尔德鲁普来说，其答案将直接影响到他是否能够活下来。
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也是破天荒的。法庭认为，以上辩护足以赦免沃尔德鲁普的一级谋杀罪名，而改判故意杀人罪。这个案子也足以创造历史，因为行为基因学使犯人免于死刑。
神经法学诞生于人们对文化神经科学领域的广泛讨论：社会价值观念、时间和信念是如何通过时间和文化影响基因、神经和心理进程，并反过来被这些因素影响的。如果社会精神病态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基因正在发挥作用，成批地“生产”精神病态者？或者如史蒂文·平克在“尊严文化”理论里说的那样，这种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越来越社会化，最终会演变为人类的第二天性？
黑尔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精神病态正呈现出疯狂蔓延的趋势。精神病态越蔓延，精神病态者的行为就显得越正常。他提到了主流基因学的一个新兴热门分支，即表观遗传学的兴起。简单来说，这个学科不仅研究基因活动变化对基因编码的影响，还研究其对后代遗传的影响。这种基因表现被基因组最上层的小“开关”控制着。诸如饮食、压力甚至出生前的营养等环境因素都是通过这些“开关”影响基因的，而不是通过复杂的内部反应发生作用。这些环境因素就像恶作剧一样打开或者关掉你的基因，使它们的影响在遗传自祖先的基因组里表现出来。
黑尔给我讲述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在瑞典进行的研究。19世纪上半叶，瑞典北部一个偏远的小地方上卡里克斯（Överkalix）总是连续好几年都严重歉收，丰收年和歉收年相互交织。
通过对精确无误的农业档案和相应的国民健康记录进行对比，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一种流行病传染模式完全改变了基因科学。在歉收年度过青春期[55]的人的子孙死于心血管疾病（如中风、高血压或冠心病）的可能性减小；而另一方面，在丰收年度过青春期的人的子孙患上与糖尿病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加大。
真是难以置信！没有任何直接的媒介，后代子孙的心血管和内分泌情况就被偶然的生态变化决定了。那个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有出生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试着将这些东西——平克和他的文化权威、博迪和他的企业阿提拉，还有表观遗传学现象，联系到一起，问道：“所以精神病态者转动了上帝的骰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跟着一起转骰子，有没有这种可能？”
黑尔又点了两杯酒。
“不仅如此，”黑尔说，“而且，就像你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表观遗传学在发挥作用，骰子的分量就会越来越重。毫无疑问，精神病态中有一些品质十分适合社会领袖。当然，这些人一旦当上领袖，他们就会让其他的精神病态者也活跃起来。看看华尔街，其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只要那些人坐稳了领袖的位置，他们就会为最适合这种环境的人往上爬开路。
“20世纪60年代有个作家，名叫艾伦·哈林顿，他认为人类进化的下一步就是精神病态者：随着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松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自然选择的下一步就是把人变成精神病态者。也许他是正确的，但现在还完全无法评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眼下各地的基因实验室正在进行一些有趣的工作。
“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这篇论文？上面提到，那些睾丸激素水平高的人和血清素传输基因上有长等位基因的人，在面对社会压力时杏仁核会受到压迫。这对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精神病态基因，它能让人不仅具有极强的进攻性，而且胆子还很大。”
捐献眼角膜的冷血杀人犯
我看了一眼手表，刚过九点，酒吧里的人越来越多，“广告”（The Adverts）乐队的《加里·吉尔摩的眼睛》（Gary Gilmore’s Eyes）在酒吧里回响。这是首后朋克小调，歌手在歌里思索通过吉尔摩的眼睛能看到什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某个人知道答案。在被处决前，吉尔摩要求捐献眼睛用作移植。在他死后几个小时内，遵照他的遗愿，有两个人移植上了他的眼球角膜。
吉尔摩无疑是犯罪史上精神病态最严重的犯人——其“混音台”上的所有旋钮都调到了最大。1977年，这个曾经是鞋类销售员的美国人被一群行刑人员带到犹他州默默无闻的小镇德雷帕。前一年7月，他开枪打死了一名服务员，杀人的原因他自己都不清楚——然后他跟女友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他再次出手，近距离射杀了一名汽车旅馆的职员。
6个月后，吉尔摩吃完由汉堡、鸡蛋和土豆组成的“最后的晚餐”，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抓进犹他州监狱。行刑队一共有5个人。监狱长将吉尔摩头上和胸前的皮绳系紧，往他心口上固定了一个圆形靶心。然后他走出行刑室，把脸贴到观察室冰凉透明的玻璃上。
吉尔摩在几个月前就放弃了上诉。他想死，他跟他的辩护律师这么说过。
早上8点，行刑队举起了行刑枪。按照传统，监狱长在给吉尔摩戴黑色头罩之前问他临刑前还有什么话要说。
吉尔摩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睛比大白鲨还要冷酷，死亡闪电无声地穿过他的灵魂。
“动手吧。”他说。
歌曲播放完了，我转过身焦虑地看着黑尔。“不知道通过吉尔摩的眼睛看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说，“说真的，如果有人能够让你当一个小时的疯子，你会接受吗？”
黑尔笑了笑。“也许我现在会接受，”他拖着长调说道，“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但他们首先要把我的宝马车钥匙从我身上拿走。”
我们喝完酒就分别了。这首歌让我思绪纷飞，走在蒙特利尔老旧的街道上，一个古怪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盘桓。艾哈迈德·卡里姆的研究怎么样呢？他用经颅磁刺激技术破坏决定人们道德抉择的前额叶皮层，从而让人们更善于撒谎。
如果你能够把“混音台”上的一个旋钮调大，那为什么不再多调几个呢？
撒谎能力改造实验
经颅磁刺激技术于1985年由安东尼·巴克（Anthony Barker）和他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同事首创，但是这项技术的实际历史却更早。早在18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用电刺激神经和肌肉的科学，比巴克早了约200年。那个时候，意大利解剖学家兼内科医师路易吉·伽伐尼与另一个意大利人亚历山德罗·沃尔塔借助一个简单的发电设备和一对断掉的青蛙腿，发现神经线并非笛卡儿所推测的输水管道，而是传导信息的导电体。
自那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巴克和他的团队首次应用经颅磁刺激技术，通过刺激肌肉引起简单的收缩，初步展示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的神经波动。从抑郁症、偏头痛、中风到帕金森病，经颅磁刺激在多个神经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实际应用。
经颅磁刺激技术的主要假设是大脑是通过传输电波信号来维持运转的，我们有可能通过改变电波环境改变大脑的运转方式。标准的经颅磁刺激设备包括一只强力电磁体和内设塑料线圈。实验的时候，电磁体被固定在颅骨上，按照预先设定好的频率产生稳定的磁场振动，磁波动通过线圈穿透颅骨皮层，传导至大脑的目标区域，以刺激下方大脑皮层。
现在，我们知道精神病态者大脑“电灯开关”的连接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受影响最大的是杏仁核。杏仁核是位于大脑中心的一个花生大小的器官，是大脑的情绪控制塔，控制着我们的情感空间，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感受。但在精神病态者身上，这个情感空间的一部分，也就是恐惧空间，是空白的。
如果以电灯开关打比方，那么经颅磁刺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亮度调控器。当我们加工信息时，大脑会产生微小的电报信号。这些信号不仅会通过神经传输控制我们的肌肉，而且还会深入大脑。当这些电子信息积聚时，就会产生思想、记忆和感受。通过经颅磁刺激精确定位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并释放电磁流，我们可以调节这些信号的强弱——促进或者阻碍这些信号的积聚进程。
当然，像艾哈迈德·卡里姆及其在图宾根大学的同事那样，调低通往杏仁核即大脑道德控制区域的信号强度，你就能给别人做“精神病态改造”。实际上，杨莲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在正确的颞顶交叉点——该区域内部一个特别的神经路径使用经颅磁刺激技术，其作用不仅仅在于严重影响人们的撒谎能力，更为特别的是，它还可以决定别人的行为动机。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老朋友安迪·麦克纳布（Andy McNab）的电话。他当时正在沙漠进行为期一周的消遣，开着一辆哈雷V-Rod摩托车周游内华达州。
“没有头盔！”他说道。
“嘿，安迪，”我说，“回来后找点刺激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他大声喊道，“有什么刺激的事？”
“咱们俩一起去实验室，看看谁更冷酷无情，然后我把你打败怎么样？”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狂放的笑声。
“不错，”他说，“你就等着瞧吧，凯文！小事一桩，不过你他妈怎么知道你赢得了我呢？”
“这很简单。”我回答道。
特种部队的疯子：狭路相逢勇者胜
对于你们这些过去20年里一直生活在洞穴里面的人来说，在2005年哈里王子在伊顿公学[56]高举马球槌之前，安迪·麦克纳布无疑是最有名的英国军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安迪统帅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小分队二零敢死队（Bravo Two Zero），这支由八位特种兵组成的特遣队的任务是通过巴格达和伊拉克西北部的地下联络网搜集情报，追踪并破坏该地区内伊拉克供给线上的飞毛腿导弹发射器。
没过多久，这些特种兵就有了新的任务。潜入该地区几天后，特遣队的行踪被一个牧羊人泄露。所以，他们只能采用最传统的方式，即步行穿过185英里的沙漠，向叙利亚边境跋涉。
只有一个人成功地穿越了沙漠。三名成员被杀，其余四个，包括安迪，在途中不同的地点被伊拉克人抓捕。1991年，安迪到白金汉宫接受女王授予的荣誉勋章。
勋章仅仅是开端。1993年，在一部印着他们名字的书中，安迪把这次巡逻的故事写了出来，里面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这本书是按照现代军事回忆录的题材和框架来写的。用当时特种空勤指挥官的话来说，二零敢死队“将被永远载入军团史册”。
他一点也没有开玩笑。实际上，二零敢死队现在已经融入更广泛的文化史，而安迪也成为一张招牌。
几年前的一天，我乘晚上的航班去悉尼，中途飞过阿富汗上空。飞机下方是兴都库什山脉[57]群峰间深邃而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透过云层，我看到若隐若现的微光。我猜测着，他们是谁呀？是古老的游牧民族的牧民，还是在此藏匿的独眼塔利班军阀？
机舱信号响了，飞行员打开了舱内通话器。“坐在飞机右首的乘客们，”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道，“特种空勤部队正在下面用笔记本电脑写畅销书呢，你们往下看看，应该能够看到他们的电脑。”
飞机上的乘客都笑了。如果安迪在的话，他也会笑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正从他的头顶飞过。
看到安迪的第一眼，你就知道，他天不怕地不怕。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伦敦桥车站，那个时候他向我解释说：“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刚出生没几天，实际上就离这儿不远，在盖伊医院的台阶上。当然了，我那时候被装在一个哈罗斯[58]袋子里。
“你在开玩笑吧？”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我说的一点都不假。”安迪肯定地回答道。
“妈的，”我说，“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觉得你更像是一个折扣商场里的销售员。”
“厚颜无耻的家伙！”他吼道，“不错，我喜欢。”
我曾经为英国广播公司做过电台节目，我和安迪做过搭档，节目的名字叫作《超级大说服》（Extreme Persuasion）。我现在很想知道特种空勤团里会不会有某些精神病态的特质，比如，打个很有趣的比方，天不怕地不怕的特质。我没有失望。
“进入军营，你最先注意到的就是玩笑打趣，”安迪说，“这种打趣无时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在挖苦别人、戏弄别人。跟在军队里的大多数事情一样，你这样做理所当然。如果被俘的话，你就需要变成‘影帝’。要假装很累，又要假装不累。要让审问你的人认为你连个屁都不知道，让他们以为你对他们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样的话，假如抓你的人不是很差劲，他们就会开始寻找你的弱点。他们会注意你最细微的反应，包括细微的表情变化和眼球运动，这些都有可能暴露你真实的心理状态。要是被他们发现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这么说：‘好了，朋友。游戏结束。这么说吧，要是你的‘老二’个头有问题的话，那伊拉克审讯室可不是你脱裤子检查的好地方。’
“所以在军营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游戏。打趣调侃也都是纯目的性的。这是培养心理免疫能力的有效方式。它就像疫苗一样，万一你被俘，你就能应付自如。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就知道这种看似错误的做法是正确的。还有，你也知道，没有什么比故意激怒别人更好的方法了，不是吗？”
是的，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是比故意激怒别人更好的训练方法。但是精神上的强硬并不是特种兵和精神病态者唯一的共同点。
他们什么都不怕。
几年前一个美妙的上午，在悉尼邦迪海滩一万两千英尺的高空，我第一次尝试自由跳伞。前一天晚上，我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于是给安迪发了一条短信，问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睁大眼睛，闭紧屁眼。”他这么回复我。
“我以前就这样跳过伞。不过我当时跳伞是在夜间，而且是在战场上。我跳伞的高度是你跳伞高度的两倍，而且还随身带着200磅的装备，跟一般的跳伞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这还不够刺激的话，跳伞中还有戏弄打闹呢。即便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们相互捉弄的兴趣也丝毫不减。”
“我们习惯找乐子，”安迪回忆道，“打发时间嘛。你想象一下，我们把装备丢下去，然后看自己能不能抓住。或者在降落过程中从背后抓住对方，给他来个熊抱，吓唬他，然后看谁能第一个摆脱对方，打开降落伞。真是其乐无穷。”
但是杀人就没有这么有趣了。我问安迪，他有没有对自己以前做的事情感到后悔。他曾经在世界各地执行过无数秘密任务，杀人无数。
“没有，”他冷冰冰地回答道，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你根本不用多想。当你处于危险境地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抢在对方之前扣动扳机，然后完事直接走人。就这么简单。干吗要傻站在那里思考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呢？赶快走人，要知道，下一秒你的脑袋可能就会被子弹打穿。
“军队的口号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过有时候，你可以把话说得更简单点，那就是‘去他妈的’！”
超然心态的凝聚力
不难想象，这种精神状态，这种问心无愧的淡定心态是怎么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在某些时候，这种心态能让人免于灾难。科林·罗杰斯是安迪的战友，他曾是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突击队成员，在1980年的“宁禄行动”[59]中，他曾轻轻敲打伊朗驻伦敦大使馆的窗户，跟他老战友的心态一样。从废墟中拉出一个恐怖分子，秘密爆破行动留下的大火和碎石瓦砾，这些都不是特种部队士兵要过多考虑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的肩上还挂着一挺射击误差只有几毫米的HK-MP5冲锋枪。寻找一个没有障碍的射击点，然后冲过去。集中注意力，保持冷静，镇定地扣下扳机。来不得半点犹豫。
这里面的诀窍就在于“防火”。不仅要在最危急的关头表现出来，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要表现自如。这就要求你不要激动，心态要平静。
“你进入兴奋状态了，是的，你进入状态了，”科林说，“这是你多年来，每天训练六七个小时的结果。这跟驾驶差不多。没有任何两段路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大多数路况下你可以顺利行驶，你可以自如地应对路况。你运用自己的判断，但这也是训练的结果。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你也很难解释。你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更加警觉。但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你就好像置身事外，跟电影观众一样，看着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在银幕中上演。”
他是对的，不仅在冲进大使馆的时候是这样。想起前文中外科神经医师的话了吗？“这种中毒不是让你感觉更迟钝，而是更敏锐。这是一种在痛苦的手术开始之前先入为主的心态。”事实上，在所有危机事件中，最有可能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冷静的人。他们既能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又能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
请看一下我采访美国特种部队教官的采访稿。我向教官询问了新兵在经过全世界最严格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测试过程、加入海军海豹突击队[60]后，身上所具备的素质。
为了击垮他，我们采用了各种办法。说句实话，我们对他比对别人都更狠一些。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虽然我们内心深处知道，他能够经受住我们的考验。他11岁成为孤儿，但从此走上犯罪道路——用自己的小聪明养活弟弟和妹妹。偷、抢、骗，什么非法的勾当他都干。16岁那年，他下手太重，把人打昏了，因此进了警察局。
白噪声、剥夺睡眠、感觉剥夺、断水、压力姿势[61]……我们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到他身上。48小时后，我把他的眼罩取下来，把脸凑到离他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冲他吼道：“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我觉得有点惊讶，其实是失望，因为这个家伙跟铁打的一样。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愿意让他通过测试——他表示同意。他有些话想说。
“想说什么？”我问道。
“哥们，你吃的蒜太多了，以后少吃点。”他说。
在15年的教官生涯中，那是我唯一一次放松神经。就在那一秒，一闪而过的瞬间，我竟然笑了。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我开始有点欣赏这个家伙了。你知道吗？就在那难受至极的状态下，这个家伙竟然捕捉到了我那一瞬间的微笑。
他竟然看到了！
他把我叫回去，凑到跟前，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挑衅。
“游戏结束，”他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道，“你输了。”
什么？我还想跟他说他输了呢！就在这时，我才发现他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刚不坏”。强悍者里面最强悍的人……
但他是个冷血的恶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半点良知，反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和冰霜一样冷酷，他是彻头彻尾的冷血动物。但在我们这一行，拥有这种性格未必不是好事。
实验室里的安迪
安迪说话算数，经过长途跋涉，在12月一个酷寒的早上来到了埃塞克斯大学的大脑科学研究中心。我们在门口见到一个男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将接受他的折磨。尼克·库珀（Nick Cooper）博士是世界上支持经颅磁刺激技术的领军人物之一。从他那天早上的表情来看，你很可能会以为他大多数的研究都是拿自己做实验的。
尼克把我们带进实验室。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两张并排放着的高靠背皮椅子。椅子旁边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卷纸筒。我知道这些手纸的作用：清理脑电图扫描仪电极上多余的电导凝胶。再过一分钟，尼克就会把脑电图扫描仪的电极安上去，收集我们大脑的深层信号。而安迪却摸不着头脑，还在胡乱猜想。
“天哪，”他指着这卷超大号的卷纸说，“卫生纸要是有这么大卷的话，那我现在就要出去！”
尼克把我们带到椅子边上，让我们坐下，并把我们固定好。他往我们身上接上线，连接到心率测试仪、脑电图扫描仪和皮电反应测试仪上。皮电反应测试仪用来测试皮电活动变化对压力水平的影响。等他弄完之后，我们俩就跟被装进了大接线盒里一样。我感觉头皮上晶体管上的凝胶有点凉，但是安迪并没有抱怨。他终于搞明白那个超大号卷纸是用来干什么的了。
在我们正前方，离我们大约10英尺的墙上，有一个大屏幕。尼克打开开关，屏幕就亮起来了。接着，他穿上白大褂。房间里飘荡着音乐。一道柔和光滑的光线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湖面朦胧的波纹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