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iment is a chemical aberration found on the losing side.
只有失败者才会感情用事。
——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跨越边界
有这样一个笑话：想进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容易，想出去难。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走进大厅后，当我将装着手提电脑、手机、钢笔，还有我最信赖的物件格洛克17式手枪的公文包寄存到有机玻璃锁柜时，前台小姐大声问我：“里面有什么危险物品吗？”
“有我的聪明才智。”奥斯卡·王尔德[66]曾经对一名海关人员这样说过，我模仿他的语气说道。
不过，看起来这位前台小姐对我和奥斯卡·王尔德都不怎么感兴趣。
“你那点聪明才智还远远不够，小伙子，”前台小姐毫不示弱，“现在把你的左手食指按在这儿，然后抬头看摄像头。”
一旦你通过了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的入院检查，就马上会有人带你进入一个封闭的狭小空间，这个临时的玻璃小屋连接着医院大楼和前台。这时，前台就会通知你要见的人，然后带他过来见你。
接下来就是焦灼的等待，还有对小房间的幽闭恐惧。我打开一本杂志，随手翻了翻，想了想自己为什么来这里——事情源于我在开展英国精神病态者大调查后收到的一封邮件。那项调查很特别，它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上班族的精神病情况进行调查。参与调查的人登录我的网站，然后在线完成精神病评估量表《利文森自评量表》，电脑当场就会计算出得分。
但是整个调查不仅包括在线测试，被调查者还需要输入自己详细的就业信息。我很想知道，在英国究竟哪种职业精神病最为普遍，哪种职业精神病态者最少。表6.1列出了调查结果，看起来很有趣，特别是对那些周末要参加一两场布道的人而言。
表6.1 英国精神病态者在职业中的分布情况
两星期后，我收到一位受访者发来的一封邮件。他是一名职业律师。实际上，他可以算是英国最优秀的律师之一，他的成就引起了很大关注。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成就根本就不算什么。
“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看待事情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他写道，“但是，这种不同的角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帮了我的忙。精神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就好像现代社会的一味药，如果你适量摄取，它将对你大有裨益。因为我们脆弱的心理免疫系统不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庇护，而精神病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许多现实的痛苦。但是如果你摄取过多，用量过度，那么跟其他药物一样，它会造成很多令人不快的副作用。”
这封邮件引发了我的思考。这位声名卓著的刑事辩护律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精神病是不是“现代社会的一味药”呢？在某些特殊事件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适量摄取，在对应的精神病操作盘上适当地拨动指针，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益？
这种可能性很有意思，而且让人感觉很有道理。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指针：无情、魅力非凡、专注、坚忍、无所畏惧、活在当下和执行力。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稍微调高这些指针，谁不会从中获益呢？不过，重要的是你要能把它们调回来。
我决定用实验检验这一理论。也许我并不能推翻它，但至少能给它有力的一击。接着，我访问了几家医院，采访了一些同行。但如果我自己去病房看看，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我除了访问医生之外，再找几个病人聊聊，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去找精神病态者，问他们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他们在酒馆里的唠叨，他们会做何反应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想法看起来还不错。
“达顿教授？”我的思绪被打断，抬头看到一个金头发的家伙，他三十五六岁，站在门前左右打量着我，“嘿，我是理查德·布拉克，帕多克中心的一名主管。欢迎来到布罗德莫尔！我带您四处看看？”
我们出发了，在弥漫着药味、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医院里穿梭。我们穿过一个个相互连通的走廊和空荡荡的前厅，这些前厅就跟我们出发的地方一样，理查德管这种地方叫“安全气泡”——布罗德莫尔的黄金法则就是，在确定屋里的人是被锁着的之前，绝对不要打开任何一扇门。接着他又向我讲了一些细节，说了说我们要去的地方。
帕多克是一家高度专业化的封闭式精神障碍治疗中心，里面有六人间病房和十二人间病房。在这儿住院的病人中有20%可以被称为“纯粹”的精神病态者，这些病人被关在两个专门的病房区，即危险级与严重级人格障碍患者病房区，进行单独治疗，接受对其病情的持续评估。其他病人被称为普通精神障碍患者——根据《病态人格检测表》诊断，他们的精神病症状较为严重，比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现错觉和幻觉。他们有医学上重要的精神病特征，同时伴有其他明显的人格障碍，比如精神失常、多疑和自恋等。
我突然意识到我将要进入的地方并不是忧国忧民的健康人端着摩卡细细品味的地方，而是一个神秘的、没有良知可言的巢穴，待在里面的是一些痛饮意大利红酒的人，一群无忧无虑的病人——这个巢穴里密封着精神病院里最邪恶的神经化学物质。在这里，人的脑袋有时候很有可能被架到刀刃上。“约克郡屠夫”[67]在这里，“斯托克韦尔扼杀者”[68]也在这里。这个精神障碍治疗中心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呃，我会安然无恙的，不会发生什么事吧，理查德？”我轻声问道。这时候，我们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宽大的户外封闭空间，空间顶部密布着带刺的铁丝网。
他咧嘴笑了笑，说：“不会有事的。实际上，危险级与严重级人格障碍患者病房区的麻烦相对较少。精神病态者的暴力表现是我们评估精神病症状的主要参考。也就是说，在这里，精神病态者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而且，就算发生突发情况，我们也很容易控制局面。反倒是普通精神病态者的情况更加难以预料。
“实际上，跟其他人格障碍相比，精神病更好应付。由于某种原因，精神病态者比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和偏执狂等更善于处理日常事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容易感到无聊，他们喜欢给自己找乐子。”
走近住院病人
“我们是邪恶的精英，不要神化我们，但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不要丑化我们。”此时，我在精神病院病房里陪着一群精神病态者看足球比赛，丹尼对我说。
病房里的气氛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设备齐全的学生宿舍。房间里的家具用的都是光亮的金黄色木料。病房内光线明亮。我发现里面还有一张台球桌，上面竟然还放着一套被褥，想着要是我能把今天的火车票退了就好了。
拉里是个头发花白、长着络腮胡子的胖子，他穿着一件织有费尔岛图案[69]的花毛衣和一条宽松的卡其色弹力裤，看起来就是深受大家欢迎的知心叔叔——但是你要是想晚上出去的话，还不如让希律王[70]来帮你看孩子呢。他冲我使了个眼色，说明他不想看足球比赛了。
“你相信吗，”他边说边跟我握手，用他那如月光一样迷蒙的眼睛盯着我，“他们说我是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最危险的人之一。但是，我保证不会杀你。来吧，让我带你四处看看。”
拉里把我带到病房区最里面的一个角落。我们停下来看他的房间。他的房间跟你在任何一家医院看到的单人病房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摆设。比如他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脑、一张书桌，床头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放满了书籍和文件。
也许他察觉到了我的好奇，所以凑近了一些。“我已经在这里住了20年，”他对我耳语道，“这么长的时间……”他清了清嗓子，诡异地笑了，“人生一共有多少时间呀……”
我们接着走到花园里。这是一个凹陷的露天场所，四周围着灰砖，跟一个网球场差不多大，针叶植物和长椅点缀其间。拉里的评论是：“20年了，这个花园都没有什么变化，很单调。”
他说得对。我们接着向病房区的另一端走去，顺便拐到了杰米的房间。
“这个家伙是从剑桥大学毕业的，”拉里说，“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
杰米起身到门口拦住我们，他婉拒我们访问他的房间，他想跟我一起再走一遍我们刚刚走过的路。我们只好照办。但这次走得很快，不一会儿我们又回到了病房区的僻静处。通过交流，我发现杰米和拉里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身材魁梧，身高将近一米九，光头，深蓝色的眼睛锐利有神。他看起来很像那种极端暴力的孤僻杀手，阴郁、邪恶、充满仇恨。他穿着一件伐木工人式的格子衬衫，刮过胡子的脸看起来像铁球一样，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他用伦敦腔咆哮道，跟流氓恶棍差不多，而后他又走到门口，双臂交叉，左手紧握着拳头支撑着下巴，“应该是一些老掉牙的警告。把我们锁起来，然后把钥匙丢掉。你也不知道这种故事有时候听起来是否可信。还有，我能不能加一句，危险性高？他是不是危险人物，拉里？”
拉里竟然夸张地大笑起来，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人物表达苦恼一样，还双手捶胸。这个时候，杰米竟然假装擦拭眼泪。
太好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面临不断出现的困难时，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学着玩世不恭一些。
“你知道吗，杰米，”我说，“我也想写一本书，但我的想法正好与你相反。我觉得你们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你们的某种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我是指适度地学习。这很重要。就跟刚才一样，你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耸耸肩一笑了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们能有一点这样的心态，他们将会受益良多。”
杰米见我要向他征求意见，似乎觉得很好笑。精神病态者看待事物的这种极端的角度，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但是，他仍然有点放心不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和这里的‘博尔德赛义船长’（Captain Birdseye）[71]拥有过多好品质了？”他冷笑道，“汽车是无罪的，要怪就怪司机开得太快了？”
这是个有趣的类比。
“有点这个意思，”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把脚从油门上拿开一会儿，让车停一会儿？”
杰米眯着眼睛。“我不会为任何人停车的，”他喊道，“如果你想搭车的话，跳上来吧。”
我们回到刚才出发的地方，也就是病房区的另一端。足球比赛仍在进行。
“我看他还没有杀你，”丹尼轻描淡写地说道，迅速地往“博尔德赛义船长”扫了一眼，“拉里，你上了岁数，心也变软了吗？”
我笑了，心里有点发毛，感到焦躁不安。但是拉里还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
“嘿，”他义正词严地说，“先生，你还没明白吧，我刚才说过我不会杀你。你看，我的确没有杀你，不是吗？”
我这时候才明白，原来拉里刚才不是在吓唬我，可能是想在跟我交流的时候控制自己，表示自己跟外在形象所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一下子放松下来，想要一笑了之。但我不但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他激怒了。
“没有，我明白，拉里……”我高声说道，“……明白了。真的，非常感谢你。我非常感谢你。”
杰米笑了。很显然，他觉得有点好笑。但是现在除了我如履薄冰的样子，没有任何值得笑的地方。我差点就忘了，跟这些家伙在一起，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些家伙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没有道德车闸，杏仁核像开足马力的引擎，车子很容易开出车道。
足球赛结束了。丹尼关掉电视，靠在椅子上。
“哦，一本书，是吗？”他说。
“是的，”我说，“我对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很感兴趣。”
丹尼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什么样的问题？”他问。
“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我说，“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瞥了一眼拉里和杰米，说道：“我能给你们举个例子吗？”
丹尼看看表。“说吧，”他叹了口气，“只要你能在五年之内说完就行。”
“我会尽量说得简短一些。”我说。接着，我跟他们讲了几个朋友准备卖掉自己房子的故事。
无情
怎样赶走不受欢迎的房客？唐和妻子弗兰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最近，弗兰年迈的母亲弗洛突然搬到他们家住，老太太居住了47年的老房子用不着了，于是夫妻俩准备把它卖掉。房子在伦敦市区，地段优越，想要买的人很多。问题是，老房子的房客——一个老头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不怎么高兴，一点也没有收拾东西走人的意思。
唐和弗兰真是没有办法了。上一次，夫妻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买主，就因为这个房客不愿意打包走人，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谈好的买卖泡汤。下次要是还这样，那栋房子就真难出手了。可是，到底怎样才能让那个讨厌的房客搬走呢？
“咱们应该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吧，”丹尼问道，“我说得对吗？”
“对，”我说道，“我们也不想看到那样的结果，对吧？”
丹尼朝我竖了竖中指。不过，这个问题暴露出在精神病态者心中，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你们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杰米低声说道，“老太婆在她女婿家住，房客老头子一个人在家，对吗？然后你去他家门口，就说是委员会的，想跟房子的业主谈谈。他就会告诉你房主不在家。然后你就说没关系。不过，你要问他有没有房主的电话，因为你有急事要找她。
“这时他就变得好奇了。‘出了什么事？’他警觉地问道，事实上他已经非常警惕了。你就说：‘哦，我只是在例行测试石棉[72]浓度。你知道吗，这座房子里的石棉浓度太高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73]跟这儿比起来，都得甘拜下风。我得马上联系到这座房子的业主，我们要做一个结构性检查。这座房子的住户必须赶快撤离，等委员会确认可以在这里安全居住后，才能继续入住。’
“这样一来，你就成功地骗到他了。如果幸运的话，还没等到你说‘肺癌会致命的’这句话，老家伙就已经夺门而出了。我看，他前脚跑，你后脚就把门锁换了，那还挺好玩的。不过，还有个问题，他的行李还在房子里。不过没关系，只要搞个汽车后备厢市场[74]，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样你还能从老家伙身上揩点油水，最起码换锁的钱是有了。
“我会选择既保险又安全的方法。哈，秘密又安全的方法这一说法应该更恰当！我想，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那个令人讨厌的房客，而且他还会感谢你，觉得你救了他一命。”
杰米针对唐和弗兰家那个赖着不走的房客的解决方案很简单，聪明而且新奇，我甘拜下风。不过，我没有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当然有我的理由。我又不是精神病态者！我还真没想过要急着将房客赶出去，让他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我压根就没动过这个念头。我更没想过拍卖他的东西来为换锁买单。然而，就像杰米说的，人生有时候就需要做“最好的选择”。有时候，为了得到你想要的，或者使事情有最好的结果，你就必须狠一点。
杰米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从客观角度来讲，这没有什么不道德的。
“为什么不把那个浑蛋赶出去？”他问，“你想一下，你在谈的是‘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哪种情况更糟？是好好收拾那些本来就欠揍的人，还是让无辜的人活受罪呢？如果你是一名拳击手，你会竭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对手，对吧？那么，为什么人们可以容忍体育运动中的无情，却不能容忍日常生活里的无情呢？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很多人认为的美德其实不过是伪装的邪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让一个人相信自己理智、文明，比让一个人相信自己软弱可欺更容易，难道不是吗？”
“好人晚上可以睡安稳觉，”乔治·奥威尔[75]曾经这样说，“因为粗暴的人随时准备为自己打抱不平。”
但是，如果连世界上最危险的精神病态者的话都可信，那么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还是设置一个闹钟吧。
魅力与专注
对于唐和弗兰面临的房客难题，杰米提出的解决方案无疑显得无情。但是就像丹尼在最开始时说“咱们应该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吧”，这种无情不需要表现得特别明显。计划部署得越周密，无情的讲述者讲起来就越绘声绘色，你可能就越察觉不到不对劲的地方。此时，个人利益就像一把匕首，很有可能被巧妙地掩藏在一件不透光的、令人迷惑的魅力外衣之下。
毋庸讳言，精神病态者极具魅力，且有很强的专注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试想一下，如果把它实际应用起来，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莱斯利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的魅力让人难以抗拒：“你要有能力铺开红地毯，让你不喜欢的人不由自主地跟随你，乖乖地往你想要他去的地方走。”
莱斯利长着一头整齐的金发，操着清脆的口音，不论是外表还是谈吐上，他都像个能干的人。“你想让别人怎么样别人就怎么样，”他说，“这样一来，你自然就对别人有影响力了。”
莱斯利也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特别是当他在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利用这方面的意识，获得了许多势不可当的优势。
“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尽量避免跟别人打架斗殴，”他对我说，“我长大以后还是这样。我想这一点我跟杰米很像。”
杰米扬扬自得地笑了。
“你看，我很早就意识到，人们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所走的路通往哪里。他们太沉迷于当下，有时就会偏离方向。就在这个时候，变化发生了。你的努力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东西，而是在追求别人认为你想得到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成功。
“杰米一分钟前提到拳击，我以前听到某个顶级拳击教练这样说过。他说，假如你听到比赛铃声后拼命冲向对手，一心想要把他打得不省人事，那么你很有可能被击倒。但是，如果你专注于赢得比赛，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拳术上，那么你更有可能把对手打倒在地。”
我能理解莱斯利的话。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次遭遇——在那次遭遇中，报复和暴力很有可能势均力敌，但最后还是魅力和专注获胜。
戴·格里菲思身高一米八几，体重将近110公斤，绝对是个大块头。他在英国某个警察部门连续服役23年，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的得分比他逮捕的很多人都要高，他深知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我们逮捕的这些人中，”他指着拘留所的关押室对我说，“百分之二十的人耗费了我们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撇开其中有趣的数学计算，他的意思是，惯犯是一个很让他们头疼的问题。
惯犯里面有个人叫伊恩·克拉科内尔。
克拉科内尔可能就是你所认为的那种职业醉鬼。每到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他就会准时丢下光明美好的未来，跑到酒吧里。
他通常都喝一瓶杰克·丹尼[76]威士忌，然后不知还要喝多少啤酒。
喝完酒后，他就开始展示精彩绝伦的舞蹈。相比之下，《天鹅湖》简直就是土里土气的乡村舞。首先，克拉科内尔开始“发疯”。然后，一个精神病医生会被警察请过来检查他的精神状态。但是，精神病医生赶到的时候，克拉科内尔又表现得出人意料地正常。他依然是醉醺醺的，但是一点都不疯。看到这种情况，精神病医生就会离开，抱怨警察不称职，净耽误自己的时间，克拉科内尔却忍不住笑了。然后，他就被关进看守所，倒头就睡。这样的戏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
克拉科内尔的问题似乎无法解决。怎样才能终止他这种无休止的思维游戏呢？与大多数惯犯一样，克拉科内尔的问题在于，他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个游戏，知道怎么玩。这样一来，你就面临一个选择：抓或者不抓他。抓他，你就要承担被愤怒的精神病医生严厉责备的后果。
直到一天晚上，格里菲思想到了一个点子。他把克拉科内尔带到拘留室，和往常一样派人去请精神病医生，他自己则去了失物招领室。没过多久，他回来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丑——头上戴着假发，脸上涂满胭脂，安了一个假鼻子，手上还拿着铃铛。
格里菲思问克拉科内尔早餐想吃点什么。
克拉科内尔当时就震惊了。以前就算运气好，别人也只会给他杯水喝，而且杯子还是塑料杯。现在受到这样贵宾式的待遇，他简直不敢相信。
“你想吃什么样的鸡蛋，”格里菲思接着问，“炒鸡蛋、荷包蛋、煎鸡蛋，还是煮鸡蛋？”
格里菲思就像酒店的大堂经理一样耐心细致，把克拉科内尔的每项要求都记录下来，甚至包括鲜榨的橙汁。然后他就走了。
十分钟后，格里菲思穿着警察制服回来了，带来一位值班的精神病医生。
“这次又有什么问题？”精神病医生问道。
克拉科内尔紧张起来。
“你要治疗的人不是我，”他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我知道你肯定不信，但是就在刚才，他穿着小丑的衣服，问我早餐想吃什么！”
精神病医生狐疑地瞥了一眼格里菲思，格里菲思一脸无辜地耸耸肩。
“看来我们这次真要好好治治你了。”他说。
相信我，千万不要跟格里菲思作对，他可不是好惹的。
很显然，格里菲思有很多手段可以整治克拉科内尔，轻而易举就能给他一顿教训。大家都知道，醉鬼经常发生“意外”，动不动就撞到什么东西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格里菲思完全可以制造这样的“意外”，但他没有这么做。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富有魅力、专注和无情是精神病态者最明显的三种特征，如果同时具备这些特征，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能一一将其攻破。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是，如果你真的足够幸运，同时具备这三项特质，那么你很可能获得超乎寻常的、杰出的、长期的成功，史蒂夫·乔布斯就是典型的例子。
乔布斯去世不久，新闻记者约翰·阿利吉曾这样评价他：“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为教主级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专注、热情（据乔布斯之前的一位同事说，乔布斯身上散发着一种‘无尽的炙热激情’）、追求完美、从不妥协、精力旺盛，所有成功的商界领袖都能做到这些，尽管他们高薪聘请的公关人员极力塑造他们清闲、悠然的生活，说得跟我们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绝不仅仅因为这些。阿利吉指出，乔布斯极具魅力，富有远见。据科技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透露，即使在私人场合，乔布斯也会用布把产品蒙上——放在明亮的董事会办公桌上的崭新产品——然后给产品“揭幕”，颇有几分炫耀的意思。
苹果公司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实际上，它一点也算不上创新。相反，苹果公司最擅长改进别人的构思。苹果公司不是第一个开发出个人计算机的公司（是IBM），也不是最早开发出智能手机的公司（是诺基亚）。事实上，苹果公司的创新之路一败涂地。还记得苹果公司开发的牛顿掌上电脑吗？还记得苹果公司的Power Mac G4 Cube吗？
但是乔布斯引领了潮流。他让人们领略到尖端科技超越时间的深邃魅力。客厅、办公室、工作室、电影制作室，随处可见苹果公司的产品。
坚毅
苹果公司在“统治世界”的道路上遭遇过种种挫折，事实上，在成立初期，苹果公司好几次都差点关门大吉。这也提醒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挫折与磨难在所难免，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就像莱昂纳德·科恩[77]在歌曲里唱的那样，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有可能被某个人“晾在地板上”。今天、明天或者将来某个“幸运”的时刻，你就会发现自己被“晾在地板上”。
对于像杰米这样的精神病态者来说，影响其他人的事物对他们造不成任何影响。但是，对于能够影响他们的事物，他们也能够应付自如，比如命运不济、遭遇挫折。这种坚忍与超然，如果我们能够拥有，那该多好。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杰米说道，“我们就喜欢竞争，比谁晚上出门被女孩子灌醉的次数最多，就像在‘鸟眼珍珠’案例中一样，我们必须拓展自己的领域。”
拉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不管怎么说，天亮之前被灌醉次数最多的家伙，第二天晚上出去就会有免费酒喝。
“当然，你希望自己被灌醉的次数越多越好。虽然同伴不大可能整晚照顾你，但其中也自有乐趣：当你开始有点收获的时候，要进一步成功就变得更难。一旦意识到自己获胜，你就开始变得骄傲自大，开始以一种无所不知的口气说话，有些人也就开始相信你的胡话了！”
无视阻碍，你便无往不利。
无畏
最早把无畏和坚毅这两种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不是杰米和他的同伴。
根据林肯大学的李·克拉斯特和理查德·基根的研究，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在“坚毅”一项中的得分高于害怕冒险的人。在测试中，“挑战和尝试新事物”一项的得分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冒险精神最主要的因素，信心指数的高低是决定冒险精神高低最主要的因素。而精神病态者这两方面的特质都很突出。
还记得上一章中安迪·麦克纳布的话吗？你知道自己很有可能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杀，或被敌军俘虏，你知道自己降落时很有可能会被外国海域的滔天巨浪吞没，但是，“去他妈的”，你还是会继续干你的。当特种兵就是这样。
特种部队的成员都既无畏又坚毅，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过我的测试，其结果都跟精神病态者差不多。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对新兵的筛选过程非常残酷，甚至有点不人道，筛选通常持续九个月，并只录用几个候选人。在这个严格的筛选过程中，教官要找的就是具备无畏和坚毅特质的人。
在采访过程中，一位在特种兵选拔中脱颖而出的士兵使我深受启发，他的讲述让我明白是怎样坚毅的内心区分出了男人和男孩。让我们看看最后脱颖而出的人具备怎样的心态和心理结构。
“真正无法承受的不是暴力，”他说，“而是来自暴力的威胁。这种隐约的担忧让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接着，他给我讲了特种兵选拔过程中的一个具体场景，吓得我胆战心惊。
“到了这个时候，候选人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蒙上他的脑袋，在这之前，他最后看到的一件东西是一辆两吨重的卡车。我们让他躺在地上，听着卡车渐渐临近的声音。大约半分钟过后，卡车开到他的正上方——卡车发动机距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我们让发动机猛地提速，然后司机跳出车子，甩手关上车门走开。过一小会儿，远处就会有人问手动车闸开了没有。这个时候，一个人轻轻地把备用轮胎推到那个躺着的人的太阳穴上，逐渐增加压力，而另一个人让卡车稍微加速，让人感觉卡车好像马上就要开动一样。这样折腾几秒钟后，我们把轮胎挪开，取下蒙在那个人头上的东西，然后把他暴打一顿……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认输。”
我跟丹尼、拉里、杰米和莱斯利分享我在一次电视试播中参加特种兵选拔的经历。我被绑着，躺在阴冷昏暗的仓库地板上，一辆铲车托着一托盘的钢筋混凝土悬在我头顶几码高的地方，我只觉得毛骨悚然。托盘慢慢降下来，轻压我的胸口，我能感觉到托盘底部尖锐不平的表面。十几秒后，我听到铲车操作员在轰隆作响的噪声中埋怨道：“妈的，机器坏了，启动不了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洗完一个热水澡之后，我的精神状态就完全恢复过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实际上车上的“钢筋混凝土”根本不是真的钢筋混凝土，而是一些涂了颜色的聚苯乙烯，而且铲车也运转正常。但是，铲车下的我和其他候选人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在那一刻，所有的假象都跟真的一样吓人。
对于这样惊险的场面，杰米丝毫不为所动。“就算机器真的出了故障，”他说，“也不意味着托盘就一定会压到你身上，不是吗？只是你需要在机器下面多待一会儿，但这又能怎么样呢？我在想一个问题，人们都说勇敢是一种美德，是吧？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需要勇气呢？如果从一开始你就什么都不怕呢？如果你什么都不怕，你就不需要战胜恐惧的勇气，对吧？那种钢筋混凝土和卡车轮胎的惊险表演吓不倒我，它们只不过是心理游戏罢了。但是这种游戏并不能使我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我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怕的话，我还要勇气干什么？
“我不买你的账。在我看来，你一直谈论的‘勇气’，人们觉得自己需要的‘勇气’，都只是我生来就具有的。你可以说它是美德，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勇气只是一种天赋，一种使人情绪高涨的兴奋剂。”
正念
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光头精神病态者[78]，他强大的精神磁场笼罩着我，影响着我的道德准则，这种感觉真不好受。精神病态者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也会有意识地阻止他们的思想强行“侵犯”自己的大脑，但我不得不承认，杰米的话有些道理。在危急情况下，“英雄”可能会出于强烈的求生本能而惊声尖叫，而精神病态者则可以不动声色——甚至连汗都不流一滴。莱斯利接着又讲了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我的道德准则动摇得越来越厉害。
“但是这也不全是指能力，”他接着说道，“我的字典里没有‘害怕’这个词，我从来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在我看来，大多数时候，害怕都是毫无必要的。有句话不是说吗，人们担心之事，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发生。那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我觉得问题在于人们永远在担心将来的事，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们看不到眼下的情况，一点也意识不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一切都很好。你自我反思一下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那个家伙说什么来着？打败你的不是暴力，而是来自暴力的威胁。所以，为什么不活在当下呢？
“你想想，就像杰米说的，当你躺在‘钢筋混凝土’之下时，其实并没有什么坏事降临，是不是？如果你睡着了，那就跟睡在床上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是你的想象吓坏了你。你的大脑飞速转动，像放电影一样回放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恐怖镜头，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所以，诀窍就是，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让你的大脑跑得比你快。坚持做到这一点，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戒掉这个习惯。”
“或者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丹尼插了一句，“下次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你就想：‘如果我不这么想，那么我会怎么做呢？’然后你照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被吓得神志不清的话，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杰米、莱斯利和丹尼各抒己见。我觉得，说自己是在聆听一群伟大的人布道也不为过——三个遵循八圣道[79]的佛教徒走在通往涅槃的路上。当然，他们绝对不是佛教徒。活在当下这样的认知在精神病学领域和佛教领域是相通的。
牛津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临床心理学教授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将“活在当下”这个中心原则与他的正念疗法相结合，用于治疗那些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
“正念，”在马克·威廉斯的办公室里，我开玩笑似的对他说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信奉佛教，难道不是吗？”
马克递给我一块小点心。
“你忘了说聚光灯和等离子电视，”马克补充道，“不过，我的很多理论和实践确实都蕴含着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
马克接着向我讲述了正念疗法是怎样治疗恐惧症病人的。我们假设有人害怕坐飞机。“有一种方法，”马克解释说，“你可以安排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与一个非常喜欢坐飞机的人坐到一起。飞到一半时，你向他们出示两张大脑扫描图片：一张显示开心，一张则焦虑不安，充满恐惧。然后你告诉他们：‘这组图片充分展示了你们大脑此刻的活动。你们看，它们完全不一样，说明不了什么，它们又不能告诉我们飞机运行的状态。飞机的运行状态怎样，只跟发动机有关。你们感觉到的喜悦或者焦虑，都只是感觉而已，并不会影响飞机的运行。’然后你对那个害怕坐飞机的人说：‘所以，你要理智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感觉，任它在心中来来回回，但是不要受它影响，只关注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慢慢地，你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行动
杰米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正念”的支持是精神病态者的典型特征。当然，他们的支持未必能够获得杰出的牛津大学教授的赞扬。他们强烈赞成活在当下，正如拉里所说：“放过明天，尽情享受今天。”在某些时候，这样的想法是十分有益的，并且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拿金融界来说吧。唐·诺维克（Don Novick）从事金融交易16年来，从没在任何一笔交易中赔过一分钱。而他恰巧是个精神病态者。现在，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他已经退休了，在苏格兰高地安逸地生活着，搜集好酒和名表。
我之所以说诺维克是精神病态者，是因为这是他自己说的。最起码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个精神病态者。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对他进行几项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他确实有精神病特征。
诺维克住在一座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城堡里，城堡里的车道有好几个公交站那么长。我坐在其中一间客厅里，非常实在地问了他一个关于赚大钱的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员？我说，比起好交易员与差交易员之间的区别，我对一般好的交易员与特别好的交易员之间的区别更感兴趣。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我，以一种客观、专业的态度为我做了分析。
“我认为，判断一个交易员是不是特别优秀，关键要看他在游戏结束后的表现，也就是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的表现。”他对我说，“你要明白，从事金融交易这个行业，只要你的心理稍微脆弱一点，这份工作就能毁掉你。我见过有的交易员在交易惨淡的时候痛哭流涕，甚至生病。这个行业的压力很大，环境和竞争都很残酷。
“但是你会发现，最优秀的交易员在一天工作结束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你看不出他是赚了几十亿，还是亏得血本无归。
“总而言之，这就是成为优秀交易员的根本原则。在做交易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让情绪影响你的决策，更不能完全被情绪左右。你必须毫不留情地专注于当下，不能让昨天发生的事影响今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马上就会失败。
“如果你容易受情绪的影响，那么你在交易大厅里是待不下去的。”
诺维克的这些话是对他16年实战经验的总结，很容易让人想起巴巴·希夫、安托万·贝沙拉和乔治·列文斯坦在赌博游戏实验中得出的结果。当然，从逻辑上讲，正确的做法是每一轮赌局都下注。但是随着游戏继续，一些参与者开始不愿意下注，而是把赢到的钱攥在手里。换句话说，他们开始“活在过去”，也就是做了情绪的奴隶。
失败之举。
但是其他参与者保持“活在当下”的心态，继续下注，把每一个回合都当作第一局对待，最终获得丰厚的收益。按照安托万·贝沙拉的说法，这些人被称为“功能性精神病态者”——他们要么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要么不容易紧张。
他们的手气越来越好，赢了那些谨小慎微、不敢冒险的人。
但整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几年前，这个研究报告首次登上大众报刊，相关报道的标题十分吸引眼球——“急招：能在市场上赚大钱的精神病态者”。按照诺维克的说法，这个标题富有深意。
“举个例子，职业杀手就跟交易员一样，在夺取别人性命后不会有任何感觉，”他解释说，“他们根本不会感到良心不安或者懊悔。当交易员完成一笔交易后，他也会说‘执行完毕’。在交易行业，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交易完成后，真正优秀的交易员不会感到丝毫的良心不安。他们根本不会寻根问底，不会权衡交易的利弊，不在乎这么做的是非对错。”
当然，活在过去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活在未来，“思维超前”，将会导致我们胡乱想象，就像我在“钢筋混凝土”下面的时候一样，这样的情况同样有害。研究表明，无论在什么时候，当我们评估常见的日常行为时，比如跳进游泳池或者拿起电话通知对方坏消息时，我们所设想的结果总是比真实情况更令人不安。
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
但是一个精神病态者从来都不会拖拖拉拉。
还记得我之前去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时招待我的理查德·布拉克说过的话吗？他认为精神病态者之所以能够在医院的活动中表现出色，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需要手头有事可做，无所事事可不行。
“感觉良好时我就会觉得危机重重，”丹尼说，“我喜欢过山车一样的生活，转动命运的轮盘，冲击无限可能。”
“至少我曾经是这样，”他说着耸耸肩，“来到这里之后就不是了。”
这句话从一个精神病态者口中说出来再自然不过——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或多或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在我小的时候，”拉里对我说道，“每年放假，我们都会去黑斯廷斯[80]。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妹妹在大海中玩水。突然一阵巨浪袭来。她哭着跑了过来，从此再也不玩水了。当时我也就七八岁，在岸上看着妹妹，我对自己说：‘如果海浪扑过来的时候你原地不动，你就会有危险。所以，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乖乖地待在岸上，干脆别下海；要么就奔向大海的更深处，让巨浪把你高高地托起，然后放下，再在你身后拍出浪花。’”
杰米站了起来。
“当然，最重要的是别跑太远，”他咕哝道，“不然你就会尸沉大海。”
“拼搏、克服和战胜”心理
“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会去。”
我跟杰米握了握手，告诉他我下次路过时还会来看他，他也告诉了我他的动向。拉里和莱斯利已经走开，他们最后对我的态度都相当恭敬，莱斯利还对我行礼致敬，也许这个老男孩年轻的时候当过水手。丹尼回去接着看球了。
回到走廊和连接危险级与严重级精神障碍患者病房区跟外部世界的“安全气泡”，我感觉自己像刚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航天员。
“感觉还好吧？”在我们急匆匆往回走的路上，理查德问道。
我笑了笑：“终于有点回到家的感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