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should not be a journey to the grave with the intention of arriving safely in a pretty and well preserved body, but rather to skid in broadside in a cloud of smoke, thoroughly used up, totally worn out, and loudly proclaiming‘Wow！What a Ride！’
人生的旅途不应波澜不兴，想着走进坟墓时身上仍一丝伤痕不带，完好如初。人生的旅途应是在抨击中滑落飞扬的尘雾，精疲力竭，耗尽所有，然后大声喊道：“哇哦！真是刺激！”
——亨特·斯托克顿·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
现代人都有点精神病
牛津曼达琳学院小教堂的后墙上挂着一块祷告板。一天，在众多祈祷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条：“我的主啊，请让我的彩票中奖吧，这样我就不会再来烦你了。”
奇怪的是，只有这条祈祷得到了上帝的回复。上帝这样写道：“我的孩子，我喜欢你的脾性。这个悲惨混乱的世界让我伤心不已，而你让我不禁微笑了起来。真该死，我真想再听到你的祈祷。那么，祝你下次好运，你这个厚脸皮的家伙！爱你的上帝。”
认为上帝毫无幽默感的人，或许应该再考虑一下；认为上帝遥不可及，对自己那些笨拙、迷茫、可悲的子民的琐碎烦扰毫不关心的人，或许也要再琢磨一番。很显然，在这个地方，万能的上帝就像一位精明、强悍、正经的管理者，能够尽其所能地给予——他十分了解人类的心理。上帝也认为他应该适当地表现自己各个方面的品质。如果你认为必要时上帝也会毫无畏惧地来回拨弄混音台上的旋钮，那么恭喜你，你的理解是对的。
1972年，作家艾伦·哈林顿出版了一本鲜为人知的书：《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s）。在书中，他就人类进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全新理论。哈林顿认为，精神病态者是一种危险的新智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病态者是在现代社会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进化出来的特有产物。
这一理论认为，几千年来联系人类的原始纽带——道德、情感和依存纽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减弱，西方文明接受了资产阶级追名逐利的传统观念，之后精神病态者便处于主流社会边缘。他们受到歧视，被头脑正常的同胞们当作疯子或亡命之徒。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社会发展脚步加快，社会结构变得松散，精神病态者也走出了冷宫。作为一位没有专业学科背景的小说家，艾伦·哈林顿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他描写精神病态者的笔触多种多样，实际上，他的某些描写甚至超越了人们在今天读到的很多精神病态者形象。根据哈林顿的描述，精神病态者是“新人类”：没有忧愁和痛苦的心理超人。精神病态者冷酷，无所事事，敢于冒险，但在另一些场景中又会变得快乐而安详。
他引述了几个例子：“醉鬼、造假者、瘾君子、花童……残忍的高利贷黑手党、魅力非凡的演员、杀人犯、流浪吉他手、四处奔忙的政客、躺在拖拉机前的圣徒、靠窃取实验室助理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所有人都在做着他们自己的事情。”
所有这些人，都对别人毫不关心。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圣人？
哈林顿将天才列入其中，并以理智、精彩的文字将精神病态者与天才做对比，在书中，哈林顿引用了赫维·克莱克利于1941年编纂的经典著作《精神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一书中对精神病态者的临床描述，该描述是最早的精神病态者临床描述之一，内容如下：
结果证明，他（精神病态者）认为自己需要抗议的并不是某个团体、某个制度或者某个思想体系，而是人生本身。他似乎在人生中找不到什么意义深远或者能够让他一直兴奋的东西，他似乎只看到了一些转瞬即逝、相对渺小而让人愉悦的空想，一系列让人难以忍受却不断重复的小挫折，以及倦怠……和很多青少年、天才、创造历史的政治家以及其他著名领袖一样，他表现出了不安分：他想要改变这一切。
哈林顿还引用诺曼·梅勒[81]的话：“他（精神病态者）是精英中的精英，是冷酷、没人性的精英……他对死亡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内在体验就是他的逻辑，同样，天才、斗士和情人也都如此。”
其含义令人不解。哈林顿问到，天才和精神病态者是不是不同于常人的、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不是都把精神病态者最邪恶、最难以饶恕的一面抹杀掉而认为他们姿态优雅，把他们的残忍看作一种纯洁？他们折磨别人并自我折磨，最后使自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而他们的精神却在影视、公共宣传、名声以及恐惧情绪中得到净化，而成为天才？”
这样的恭维与他们的低智商反差太大，所以研究《圣经·新约全书》的学者们可能会极力反对。两千年前，一位大数的扫罗[82]公开处死了一名基督徒领袖，之后无数基督徒被处死——放到现在，根据《日内瓦公约》，这人应当被控种族灭绝罪。
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83]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一夜之间，他从一个穷凶极恶、残酷无情的帐篷生产商变成了西方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就是圣保罗，是整部《新约全书》一半多内容（整部书共27卷，其中14卷被认为出自他之手）的作者，是《使徒行传》中的英雄，也是一些教堂中质地最好的彩绘玻璃中的绘画的主角。
但除此之外，他更有可能是个精神病态者，具有精神病态者的冷漠无情、非凡魅力、一往无前的特质。
我可以给出证据。不论是在宽敞的大路上，还是在拥挤的城内，保罗喜欢待在危险和气氛冷淡的地方，这使他处于不断受到暴力攻击的危险之中。另外，他在地中海盆地旅行时，遭遇了三次船只失事，有一次甚至在广阔的海面上待了二十四小时才获救。一个对自己的安全一点都不在乎的男人形象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他是一个不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惯犯。保罗在做牧师期间曾多次被投进监狱，关押时间长达六年，曾被施以残酷的笞刑[84]，三次被处杖刑。有一次在位于现在的土耳其的路司得城（the city of Lystra），他被一群暴民恶毒地施以石刑[85]，直到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才停手，然后他们按照当时的规矩把他扔到了城外。
经文记载了之后的事情：
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使徒行传》14：20）
城里的居民刚刚还竭力想用石头砸死你，此刻你还能平静地走进这座城吗？我可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保罗还是个四处云游的流浪者，因为总是遭到通缉或受到威胁而不断迁移。大马士革总督为了抓捕他下令封锁该城，他躲在一个藤筐里，后穿过城墙夹缝才逃了出去。
他也是个冷漠、精于算计的政治煽动者和先锋人物。他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也不在乎这些人有多么重要或者对他多么忠诚。保罗与圣彼得在安提阿决裂，当时他当面指责彼得是个伪君子，强迫非犹太人接受犹太习俗的同时自己却像非犹太人那样生活。《从耶稣到基督》（From Jesus to Christianity）一书中对此说到，这“完全是失败的政治虚张声势，而保罗很快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离开了安提阿，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一城市”。
最后，他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精神飞贼。他善于使用冷酷无情、不动声色的手段操纵他人，有着圆滑世故的自我推销技巧。
回想起欺诈大师格雷格·莫兰特的话了吗？骗子的邪恶招数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准确地探测出别人的弱点”。
这些招数也曾经为保罗熟练使用。或者，换个说法：
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20-22）
如果耶稣真想找个信使帮他传教，保罗自然是最佳人选。在基督徒中，他也是最令人畏惧和厌恶的人，在皈依之时，保罗也正处于他发挥迫害能力的顶峰。事实上，他前往大马士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煽动更多的流血事件。
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态者都是圣人，也不是所有的圣人都是精神病态者。但是有证据表明，在大脑的某个角落，精神不正常与圣性是由相同的神经主导的。另外，如禁欲、自控、活在当下、皈依、英勇、无畏，甚至包括共情等一些精神病态特征实际上也是人的本性，这些品质特征不仅能改善一个人自身的福祉，同时也能改善他人的福祉。
如果你需要证据的话，你只需要偶尔看看曼达琳学院的祷告板。
眼盯红点挥杆，志在冠军
在面对苦难时仍能面带微笑，这一能力一直被用来衡量人的情商的高低。以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为例，在一名运动员走上温布尔登中央球场时，你最后看到的是：
如果你坦然面对胜利和灾难，
对虚渺的胜负荣辱胸怀旷荡……
这通常被认为是圣人所拥有的心态，很少有人把这种心态跟精神病态者联系起来。
200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德里克·米切尔（Derek Mitchell）决定扭转这一趋势。他对两组志愿者，也就是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进行“情绪中断任务”（EIT）测试，以此测定他们辨识事物的速度。测试要求志愿者坐在电脑屏幕前，屏幕上会闪过圆形或方形图案，志愿者看见什么就按下相应的按键。
你可能会想，这非常简单，但事实上非常棘手。
原因在于，屏幕上出现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图形。每隔200毫秒，就会有一对人脸图像与圆形或方形同时出现，人脸图像分别是两个积极图像（笑脸）、两个消极图像（生气的脸）或者无明显特征的图像（没有表情的脸）。
当有表情的图像出现时，大多数人会感到辨识困难。原因很简单：带有感情的人脸图像会使人分心。米切尔假定，如果精神病态者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无所顾忌、逍遥自在，能够平淡地看待挫折，那么他们就不会有辨识困难。当有干扰的人脸图像出现时，他们应该能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更不容易分心。换言之，形象以某种方式揭示了“情绪效价”[86]。相反，在没有表情的人脸图像出现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这种差异应该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组志愿者都不太会分心。
结果不出所料，精神病态者的确在有干扰的情况下能更快速而准确地识别出目标，并且在其他人阵脚大乱的时候，他们更为镇定。
坚忍克己这一品质一向备受推崇。其原因也非常简单。在各种情况下，人都需要克己，如痛失亲人时、分手时、赌桌上输钱时，有时甚至是你写书的时候。不过，只有在跟足球扯上关系的时候，这一品质才会跟我有点关系，作为英格兰足球队坚定不移的支持者，面对点球决胜时的无数次崩盘，我无法做到克己。
我并不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作为一面心理三棱镜，运动无疑是将坚忍克己的两大要素——无畏和专注发挥到极致的最佳方式，而无畏和专注是精神病态者和圣人共同拥有的品质。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圣保罗这样写道，“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高挂在温布尔登中央球场的吉卜林的话也肯定不是巧合……而且他的话也不仅仅适用于网球。在揭示运动的伟大之处时，斯诺克传奇选手史蒂夫·戴维斯回答说：“当比赛意味着一切的时候，你就当它什么也不是。”“放下”打好的球，同样也要“放下”没打好的球，然后百分之百集中精力打好下一球。
打高尔夫也是如此。
2010年，在圣安德鲁英国高尔夫公开赛中，来自南非的路易斯·乌修仁[87]爆冷门获胜。他在公开赛前的赛事中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即使他在比赛中领先四杆，人们也料定在最后一轮激烈的竞争压力下他必将功亏一篑。但是他赢了。原因非常简单：一个小红点。这个小红点就位于他手套拇指的根部，非常显眼。这个解释令人惊讶，难以信服。
小红点是曼彻斯特运动心理学家卡尔·莫里斯给乌修仁画上去的。乌修仁找到莫里斯，请他帮忙纠正他内心潜藏的精神病态。莫里斯告诉他，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这杆球上，而不是在比赛过程中对结果耿耿于怀。
莫里斯制订计划，让乌修仁每次挥杆时都要沉着、冷静，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小红点上。小红点就是最重要的，此时不是他在击球，而是球在击他。
最终，他以七杆夺冠。
乌修仁的红点是体育心理学中“过程目标”（process goal）的经典案例。“过程目标”的技巧就是要求运动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事物上，以免想其他事情。在这一案例中，乌修仁就是要避免去想所有输掉比赛的情况。小红点牢牢地将乌修仁的注意力拴住了。拴在击球之前，拴在动作做出之前，最重要的是，拴在信心消退之前。事实上，这种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头事务上的能力，也就是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所谓的“最优体验”或“心流”[88]，它是心理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的关键技巧之一。不仅仅是在高尔夫高手身上，在各项体育运动的高手身上，情况都是如此。
在出现“心流”的时刻，过去和未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令人高度紧张、异乎寻常、让人全神贯注的现在，一种完全无法抗拒的“很在状态”的感觉。这是一种身心高度一致、陶醉其中的完美状态，在业界称为完美“金三角”。在这种状态下，你的身心完全放松，又集中于一点，你无须刻意用力就能获得最佳效果，此时，时间和人合而为一——人既掌控了一切，又无所掌控。
不出所料，这种状态在人脑中有一个神经指示信号。
2011年，亚琛大学的马丁·克拉森发现，“心流”有其独特的心理学剖面图。他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电子游戏玩家的大脑，发现人在高度专注和精神集中的时候，前扣带回皮层（大脑产生错误和冲突的部位）的活动会减少，这表明注意力得到集中，人不容易分心，与任务不相关的信息会被抑制。
犯罪型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也遵循类似的规律。
就在同一年，肯特·基尔重新启用了他那台特制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开始在新墨西哥开展新的实验。基尔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决定着精神病态者道德上的决定？他们在压力下真的会镇定自若吗？在事件关乎成败的时候，他们真的能达成更好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有可能是他们的大脑不同寻常吗？冷静的认知推理过程战胜了冲动的感情处理吗？
为了找出答案，他给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制造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困境，分别是他所说的“高冲突性（个人）”和“低冲突性（个人）”困境[89]，两种例子如下：
高冲突性（个人）
敌方士兵占领了你的村子。敌方的命令是不留活口。你和其他人躲在一个地下室里。你听到敌方士兵进入了你上面的屋子。这时，你的孩子开始大声哭喊。你捂住孩子的嘴以便堵住哭声。如果你把手从孩子嘴上挪开，孩子就会大声哭闹，敌方士兵就会听见。如果听见孩子的声音，他们就会找到你，并杀死包括你和孩子在内的所有人。为了保全你和其他人，你必须闷死自己的孩子。
为了保全你自己和其他人而闷死自己的孩子，对你来说，这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
低冲突性（个人）
周末你去看望祖母。她通常会在你到来时给你几美元作为礼物，但是这次她没给。你问她原因，她说是因为你给她写的信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你生气了，决定戏弄她一下。
于是，你从药柜里拿出几粒药片，放在祖母的茶壶里，心想着能够让她难受难受。
为了戏弄祖母而在她的茶壶里放入药片，对你来说，这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
要预测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反应非常简单。基尔猜测，如果精神病态者不容易受外在感情的影响，在面临生死攸关的问题时，会比正常人更加镇定、冷漠和坚强，那么他们与正常人最明显的区别应当体现在高冲突性（个人）困境中——也就是冲突性很大、问题切中要害的时候。
实验结果证明，恰是如此。
在高冲突性困境下，精神病态者确实比正常人更倾向于以功利为判断标准，也就是“道德上可以接受”。与在伦理道德上更加脆弱的对照组相比，精神病态者更容易闷死孩子，或者至少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这一行为带来的痛楚。如果实验中的情境是真的，他们大概更有机会活下来，并能保全地下室里同伴的性命（见图7.1）。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三章“威廉·布朗”号那个例子中发现的一样，基尔和他的合著者也发现，总体而言，在道德问题上，精神病态者同样比非精神病态者在衡量眼前的难题时用的时间更少。他们能够更快地做出合理的决定。
图7.1 精神病态者更不容易受到道德约束——只是在冲突强烈的情况下
但是，难就难在这里，只有在高冲突性困境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低冲突性困境中，慎重的程度差别就消失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一样很有可能否定往祖母茶壶里放药片这种想法。
结论看起来清楚无疑。在赌注很高、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你会更希望和精神病态者站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利害关系，那跟精神病态者站在一起和跟正常人站在一起就没什么差别。精神病态者切断“心流”就会变得和正常人一样。
的确，脑电图研究发现，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面对极端有趣或极其鼓舞人心的任务和情况时，其头脑反应方式均存在差别。如果出现不好的预兆，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大脑的左脑前额叶（左前额正后方）区域明显活跃得多。左右脑活跃情况不对称会使不安情绪显著减少，强化积极情绪，集中注意力，并使渴望得到报偿的欲望增强。
同时，左右脑活跃情况不对称还会使精神状态得到提升。威斯康星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发现，高喜马拉雅[90]的精神智者，也就是佛教和尚中的精英，在深度冥想时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
埃克塞特大学运动心理学家蒂姆·里斯（Tim Rees）解释说：“很多证据表明，优秀的运动员都掌握着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控制不安的心理技巧。”另外他还补充说，“一旦一个人的技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使顶尖精英们有高下之分的是他们的心理态度。”
正如肯特·基尔向我们展示的，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真正将伟大与优秀区分开来的是内在的心理差别。
同样，也是内在的精神差别。
停掉所有的钟表
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和其他人关于“活在当下”即可消除不安的观点并不新鲜。举例而言，“正念”就是八圣道的第七道，而八圣道是两千五百年前佛陀乔达摩·悉达多最重要的教义之一。
菩提长老是小乘佛教的一位和尚，他在《八圣道——灭除烦恼之路》一书中描述了获取正念所需的训练：
修习正念即是训练心安住当下，保持开放、平静而警觉，去直观当下正在发生的事物。同时，所有的判断和诠释都要中止，一旦它们生起，只需觉知并放掉。
根据小乘佛教《巴利文大藏经》的主要论说之一《大念处经》，不断进行这种训练最终可“正知正念，舍离世间之欲贪、苦恼”。如我们所见，精神病态者似乎天生就拥有这类品质。
但是西方的精神病态和东方的超然心态的相似性远不止于此。最近，包括马克·威廉斯和理查德·戴维森在内的心理学家开始以经验为依据，对佛教中冥想使人恢复良好状态的功效进行了探索。正如前文所说，干涉其心念，可以有效地处理不安和消极情绪。精神病态者对于不安和消极情绪具有异常强大的免疫力。
这一疗法的基本原则在极大程度上衍化自传统佛教的教义。但是该疗法另外加入了一项，即如孩童般天真的求知欲。这一点容易让人想到第二章中探讨过的“大五人格”中的“经验开放性”，精神病态者在这一要素上的得分非常高。
2004年，精神病学家斯科特·毕晓普解释说：“‘正念’的第一要素即对注意力的自我调节，使其集中于当前体验，从而增加对此时此刻思维的认知。第二个要素即对自己此时此刻的体验采取一种特定的取向，这一取向的特征为好奇心、率真和认同。”
或者，又如武术禅僧大师们所说的初心，也就是“初学者的心态”。
近代著名的佛教导师之一铃木俊隆阐释说：“初学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多种多样，但专家看待问题的角度少之又少。”
基本上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狄更斯[91]决定送给斯克鲁奇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幽灵，而他选的这三个幽灵也一直萦绕在我们所有人心头。但是，如果目光完全停留在眼前，筛除充满抱怨和指责的过去以及虚幻而纠缠不休的未来，不安就会开始消退，洞察力也会随之变得敏锐。此时，问题就具备了现实性：当我们拥有了“现在”，我们能对这个包含一切、宏大而鲜明的“现在”做什么？我们是像圣人一样“品嗜”这一时刻，还是像精神病态者那样“抓住”它？我们会思考体验的本质，还是会在疯狂追求片刻愉悦的过程中将精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
几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到日本一座偏远的佛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其中涉及一项测试：对那些武艺及精神境界都达到至高水平的人进行的测试。
该测试需要一个人屈膝跪下，双臂置于身体两侧，蒙住双眼，而另一个人站在这个人背后，用手将武士刀举于其头顶上方。在脆弱的对手不知情的情况下，站着的人自己决定在某一时刻松开手中的刀，让其落向跪在地上的人的身体，对其造成伤害，甚至可能导致死亡——除非这一刀意外地出现偏差。当然，跪在地上的人最终解除了持刀人的武器。
这一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刚刚描述的测试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项精心安排的古老而精妙的仪式，在日本神秘难解的道场和高喜马拉雅都有，那些追求伟大的人会定期接受这一测试，他们是幽灵般的心灵低语者，远比黑带高手厉害。
现在，刀被仁慈地换成了塑料刀。但在以前，刀是货真价实的。
一位年过八旬、鲜为人知的老师父揭开了谜团。
在古老的丹泽山山毛榉林深处，我们盘腿坐在云雾缭绕、种满丁香的花园里，他对我说：“必须完全清空头脑，专注于当下。当你达到那种状态时，你就能够感受到时间，它透过你的感官起伏而过。你能感受到遥远地方的细微变化。你与天地融为一体。这并不难，多加练习即可。”
老师父的话让我想起第四章中那位神经外科医生的话。只是几年前我去日本时还不知道这位医生，不然我肯定会欣然向老师父讲述他在面临高难度手术时的感受。而那位身穿简朴的黑色裙袴和血红色和服的老师父肯定会露出微笑。
外科医生将自己的心理状态称为“超清醒神志”，也就是极端精确和清晰的意识状态。他的描述似乎与那位老师父所说的心境非常相似：也就是蒙着双眼跪在地上的人要解除悬于头顶的武器所必须进入的放松的精神状态。
我也想起了乔·纽曼的研究。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里证明，在某些情况下，精神病态者并不是感受不到不安，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威胁，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无关的干扰都被过滤掉了。
当然，同样是拥有活在当下的专注力，精神病态者就很少被人们善意地看待了。人们认为他们是游荡在城市里的冷酷的凶手，像贪婪的螳螂一样搜寻着猎食目标，或者是排斥异己的独裁者，无视道德和法律，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
对于精神病态者，很少会有人考虑到仁慈、超凡或者富有内涵这些特质。
但是，最近有许多研究都在尝试了解精神病态者的这些特质，企图以全新的角度重新了解他们。
英雄与恶棍
悉尼麦夸里大学的梅姆·马哈茂德有了一项超乎寻常的发现。精神病态者并非总是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无私。
马哈茂德做了一项研究，其中包括一系列求助者向路人寻求帮助的真实情景。在这一研究中，毫无戒心的志愿者都已接受了精神病态测验，并根据测验结果被分为高分和低分两组。
但是，这其中有个圈套。求助者和路人都不完全是随机出现的。事实上，他们是马哈茂德的同事。这是一个特别的实验，专门用来调查精神病态者是否愿意帮助他人。
实验包括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马哈茂德的同事们假装迷路，直接向路人问路。在第二部分，求助的请求不再那么直接和明显：一位倒霉的女士手中的一捆纸掉在了地上，纸张撒了一地。在第三部分，请求变得更加隐秘：一位胳膊有残疾的实验室研究员由于行动不便，无论是拿出一个纸杯还是在登记簿上填写资料，都非常困难，但她仍然在坚持不懈地工作。当然，这个人是假装残疾的。
马哈茂德想知道，在这三种情境下，谁更有可能提供帮助：是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的精神病态者，还是他们更加热情、更加容易对人产生共情的对照组？
研究的结果完全出乎马哈茂德的预料。事实上，结果太过离谱，他到现在还想不明白。
在实验的第一部分，同事们向“路人”问路。结果和预料的一样，精神病态者提供的帮助少于非精神病态者。
在纸张散落一地的第二部分，两组志愿者在利他方面的差别神秘地消失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提供了等量的帮助。
到同事假装残疾的第三部分，马哈茂德本以为精神病态者会更不愿意提供帮助，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更加乐意走上前去帮忙拿出纸杯，在登记簿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当需要帮助的人非常脆弱而又没有主动寻求帮助的时候，精神病态者会主动提供帮助。在事情的紧要关头，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更有可能伸出援助之手。
马哈茂德的实验肯定让不少人大感震惊。当然，正如某些开明而愤世嫉俗的人士曾经指出的，原因也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利他行为。无论我们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得多好，人总有一份隐秘、自私而无耻的动机。在马哈茂德的研究中，精神病态者依靠他们对脆弱特性高度敏感的特质，轻易便“闻到了血腥味”。你可以回想一下安杰拉·布克的实验，在实验中，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更容易从人们走路的姿态中识别出易遭受暴力袭击的受害者。
“你的每一项善举中都潜藏着私底下的愉悦，”小说家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写道，“人们做出举动是因为这些举动对他们有好处，人们只有在这些行为对他们有好处而且是人们所认为的善举时才会行动……你是为了自己私下的愉悦而给乞丐两个便士，正如我为了自己私下的愉悦会再喝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一样。我不是你那样的骗子，所以我从不会为自己的愉悦鼓掌，也不需要你的赞赏。”
真是鞭辟入里。
此外，有证据表明，马哈茂德的发现并非偶然。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的黛安娜·法尔肯巴赫和玛丽亚·楚卡拉斯最近开始研究所谓的“适应性”精神病态特征的概率，研究对象是被她们称为“英雄职业”的第一线从业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军人和救援人员等。
她们的发现和马哈茂德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尽管这些人示范着亲社会的生活方式[92]，但他们也很粗暴。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职业的危险性，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的无畏、自制和冷酷无情等精神病态特征上得分较高，从而在面对社会压力和减轻焦虑等方面，比普通人拥有更大的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特质（如马基雅弗利主义、自恋、不顾后果、毫无计划以及反社会）相关的特征。
这一鲜明的特征与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对英雄形象的剖析一致。1971年，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设立了一座模拟监狱，随机指派12名学生志愿者扮演囚犯，再随机指派12名学生志愿者扮演警卫。
刚过六天，研究便被中止了。一些“警卫”滥用职权，开始虐待“囚犯”。
40年后，津巴多参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培养我们所有人内在的“英雄气概”。在找到我们体内作为恶棍和受害者的妖魔之后，津巴多开始寻求其对立面：找到方法，在普通人因为恐惧而默不作声的时候，促使普通人挺身而出，发挥作用。这些人不仅仅要应对身体对抗，同时也包括心理上的对抗，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心理上的对抗也会造成非常大的挑战。
“在人生中的某些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被期待做一个英雄。”津巴多对我说，“要做一个英雄，就要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不畏惧后果，不害怕失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做这样一个英雄？”
在津巴多的办公室里，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探讨心理学问题，不出所料，我们又谈到了群体思维。
津巴多引用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的袭击。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对美国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该袭击意在先发制人，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防止其阻碍日本袭击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同盟国军队的计划。
后果是毁灭性的。188架美军飞机被毁，2402名美国人遇难，1282人受伤，促使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天正式对日本帝国宣战。国会用了不到60分钟的时间，就做出了支持宣战的决定。
但是，珍珠港事件是否可能被阻止？灾难性的伤亡和混战的后果是否可能扭转？证据表明，答案是肯定的。错误的假设、不正确的共识、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不可战胜的错觉等，这一系列的群体思维因素都是驻夏威夷美国海军官员对珍珠港事件严重缺乏警惕的原因。
举例而言，在拦截日本信息方面，美国有可靠消息表明日本准备发动攻势。华盛顿将这一情报转给了珍珠港高级军事指挥官，但这位指挥官忽视了这一军事情报——他以为这只是武力恫吓，是日本为了保住敌国领土内的使馆而耍的“诡计”，理由包括：“日本绝对不敢对夏威夷发动突袭，因为这将引发全面战争，而美国必然会赢”；“即使日本真那么鲁莽，派航空母舰袭击美国，我们肯定会有所察觉，有足够的时间消灭他们”。
但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法尔肯巴赫和楚卡拉斯发现，魅力、低焦虑和压力免疫等特征在英雄人物身上更为普遍，而这些心理特征是不是因其解决冲突的能力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呢？我们先前讨论了这一可能性。黑猩猩、短尾猴和大猩猩中的统治者都会通过干涉下级个体间的纠纷来争夺配偶。
另一种解释是，这些特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其在进化过程中得以保留的原因或许恰好相反——它们拥有煽动冲突的能力。
这一观点符合人们对精神病态进化的正统解读。传统上，达尔文学说对精神病态的解释在极大程度上源自精神错乱、离经叛道的一面，也就是精神病态者对社会传统毫无顾忌的态度。这些传统包括诚实、可靠、责任和一夫一妻[93]等，还有深深根植于我们文化的传统，比如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在某些时候不仅会导致人们做出危险的错误决策，在动荡的年代还会造成恐怖的死亡。
剥衣手杰克
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通常认为精神病态者不会产生共情——他们的杏仁核毫无生气，他们对事物的感觉和我们根本不一样。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面对痛苦情景的时候，比如面对饥荒难民时，他们大脑里掌管情感的“开关”根本就不会打开：通过观察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他们的大脑拉下了情感的百叶窗，神经处于绝缘状态。
如我们所见，有时候这种绝缘会显示出优势，比如在医学界。但是，有时候窗帘会完全挡住光线，不能穿透黑暗。
2010年夏，我跳上一架前往弗吉尼亚州匡蒂科[94]的飞机，去联邦调查局行为调查支援科采访督导特工詹姆斯·比斯利。比斯利是美国精神病态者与连环谋杀案调查方面最权威的人士之一，不论是儿童绑架犯还是强奸犯，毒枭还是狂暴杀人犯，比斯利都了如指掌。
他为联邦政府工作的27年间，后17年一直在国家暴力犯罪行为分析中心工作，因此他对犯罪行为几乎无所不知。几年前，他审问过一个犯人，那个犯人体温非常低，甚至差点使温度计破裂，这让他甚为惊讶。
“当时发生了一系列持枪抢劫案，”比斯利解释说，“不管持枪的人是谁，他们都不会担心扣动扳机的事。抢劫案的犯罪分子通常只会拿枪用来威胁。
“但是这个家伙不一样。他总是在距离受害人很近的地方给人当头一枪。我当时就确定无疑地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个精神病态者。他心狠手辣，冷血得要命。但他身上有一件很不对劲的事让我感到不安。
“那是他最后一次犯罪。在他杀死受害者之后，我们很快就抓到了他。他拿走了受害者的夹克。这件事非常不对劲。一般来说，一个人从杀人现场拿走一件衣服只会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件衣服跟性犯罪有关，二是罪犯想把这件衣服当成战利品。但这两种情况都与这个家伙不相符。在所有事情上，他是个功利主义者，没好处的事情不做。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拿受害者的夹克，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他说：‘哦，那个啊，只是一时兴起。当我走到门口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到那哥们瘫在柜台上，突然想到这夹克还挺配我的衬衫。所以，管他呢，反正那家伙已经死了，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就拿走了。那天晚上我穿着那件夹克去了家酒吧，这是常有的事，然后就被抓了。你可以说那是我的‘幸运’夹克。对那哥们来说是不幸，但是对我来说是幸运的……’”
听到这种故事，一般人都会坚定地认为精神病态者毫无共情心，就更别说体验了。但令人吃惊的是，后来的很多实验都证明精神病态者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么冷血无情。比如马哈茂德向我们证实，精神病态者比其他人拥有更强的共情心，或者说，更加乐于助人。此外，雪莉·费克图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更加活跃，尤其是大脑皮层体感区神经细胞，正是这些神经细胞帮助我们识别别人的身体是否有伤痛。
究竟是精神病态者比其他人拥有更强的共情心，还是精神病态者更能体会别人的感受同时又不受他人感受的影响，抑或是精神病态者更能假装对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真实情况不得而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直接指向精神病态者的真实面目这一核心。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将引发长期的激烈争论。
我就连环杀手向比斯利询问这个问题。我问他，在他的经验中，他们是否会测试犯人的共情心？我非常确定自己早已知道答案，但比斯利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说连环杀手缺乏共情心，这种观点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他说，“当然，确实有像亨利·李·卢卡斯[95]一样的杀手，对他们来说，杀人就像碾死一只虫子一样。这种杀人犯像被赋予了杀人功能的机器，他们不断地杀人，为了逃避追捕像流浪汉一样东躲西藏。对他们来说，缺乏共情心可以帮助他们躲避追捕，是好事。
“但是对于另一类连环杀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施虐连环杀手，杀人本身就是重点。他们有更强的共情心，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以特德·邦迪为例。邦迪善于假装受伤或残疾，比如把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或者拄着拐杖，以此诱惑受害者，而受害者都是女大学生。至少在理智上，邦迪知道怎么做可以获取她们的信任，得到她们的帮助。如果他不会换位思考，他能每次都骗过她们吗？
“不能。一定程度的认知共情能力，可以使他们更好地把握受害者的心理，这是施虐连环杀手所必备的。不过，另一方面，他们还得具备一定程度的情感共情能力，否则他们怎么能够从受害者的痛苦中获得愉悦呢？他们鞭打、折磨受害者还有什么快感呢？
“所以，虽然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事实就是，施虐连环杀手对受害者痛苦的感受和你我完全一样。他们既能够从认知上客观地感受到，也能够从情感上主观地感受到。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将这种痛苦转变成了自己的愉悦。共情能力越强，他们获得的愉悦就越多。”
事实几乎就是如此。但是坐在那里听比斯利讲述的时候，我开始将信息联系起来，突然，我明白了事情是怎么回事。
格雷格·莫兰特是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骗子之一，已经被确诊为精神病态者。他能很坦然地说出自己对受害者感受的理解。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如此厉害：冷酷、熟练、专注，能精确地找出受害者的心理弱点。
在雪莉·费克图所做的镜像神经元研究中，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表现出了更强的共情能力。她向志愿者展示了一段表达身体疼痛的视频：一根针扎入手中。
当然，随后还有马哈茂德极有意义的实验。在看到“断臂”的画面时，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表现出了更强的共情能力。对于这一发现，或许连马哈茂德本人都大感惊讶。
但是，詹姆斯·比斯利不惊讶。
“预料之中，”他毫不犹豫地说，“不过我想，这跟他选的是哪些精神病态者也有关系。”
比斯利给我讲述了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海尔布伦在20世纪80年代做的一项研究。海尔布伦分析了150多名犯罪分子的人格结构，区分出了两类非常不同的精神病态者：缺乏控制力、智商低且缺乏共情能力的（亨利·李·卢卡斯类），以及控制欲强、智商高、虐待成性且共情能力强的（特德·邦迪和汉尼拔·莱克特类）。
但是数据掩盖了一个出人意料、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根据海尔布伦的分类，共情能力最强的，是有着极端暴力犯罪史的高智商精神病态者，特别是强奸犯：在强奸过程中，强奸犯偶尔能感受到虐待受害者的快感。海尔布伦指出，让别人遭受痛苦和折磨的暴力行为通常是蓄意而为，而非一时冲动。不仅如此，海尔布伦还发现，正是共情能力和对受害者痛楚的了解激发了这类犯罪分子实行犯罪行为，并且在虐待受害者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