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and Good are seldom the same man.
美德与伟大不能兼得。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一只蝎子和一只青蛙坐在河岸边，它们都需要过河到对岸去。
“您好，青蛙先生！”蝎子在芦苇丛中喊道，“您愿意行行好，让我骑在您背上过河吗？我到河那边有要事要办。河水太急了，我没法游过去。”
青蛙立刻警觉起来。
“噢，蝎子先生，”它回答说，“您有要事要过河到对岸去，对此我深表理解。不过您的要求就需要斟酌了。您是蝎子，您的尾巴上有一根大毒刺，一旦您骑到我背上，您就会本能地蜇我。”
蝎子早就料到青蛙会拒绝，于是反驳说：“亲爱的青蛙先生，您有顾虑，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很显然，蜇您对我也没有好处啊。我真的需要到对岸去。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伤害您。”
青蛙勉强地相信了蝎子，它让这只巧舌如簧的节肢动物爬到了自己背上，然后一跃而起，跳进了水中。
开始，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可是游到河中央时，青蛙突然感觉背上一阵刺痛，余光一瞥，它看到蝎子缩回了毒刺，似乎怕被它看见，继而一阵麻木的感觉瞬间蔓延到它的四肢。
“你这个蠢货！”青蛙呱呱大叫，“你说过你要到河对岸去，有要事要办。现在我们都完了！”
蝎子耸了耸肩，在青蛙背上抖了抖，与青蛙一起慢慢下沉。
“青蛙先生，”它无所谓地说，“您自己说过的，我是蝎子，蜇您是我的本能。”
话音未落，蝎子和青蛙一起消失在浑浊的急流中。
“我不过是无照经营墓地”
1980年，美国著名连环杀手约翰·韦恩·盖西（John Wayne Gacy）在法庭上受审。一声叹息后，他说：“我不过是无照经营墓地。”
他经营的确实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墓地。在1972年到1978年的六年之间，盖西至少虐待和谋杀了33位青年男性，这些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是18岁，盖西把他们的尸体放在了他住所的供电管道下。其中一个受害者罗伯特·唐纳利起初逃脱了，后来又被盖西抓了回去，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后这个受害者乞求盖西：“你就结果了我吧。”
盖西困惑了一下，说：“我考虑考虑吧。”
我曾亲手拿过盖西的头颅。他于1994年被执行注射处决，之后他审判时的被告证人、世界顶尖连环杀手研究专家海伦·莫里森（Helen Morrison）博士在芝加哥医院协助对其验尸并取走了他的大脑。在莫里森开车回家的路上，盖西的头颅在她车椅上的一个小玻璃缸里摇来晃去。她想弄明白这个头颅与一般人的大脑究竟有什么不同，是受了损伤、长了肿瘤，还是患有疾病，导致盖西如此与众不同。
研究结果显示，这颗头颅不存在任何异常。
几年以后，我到莫里森在芝加哥的办公室跟她喝咖啡，聊起这件事，问她后来有什么重大发现没有，她告诉我研究的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异常。
“没有任何异常是不是意味着，”我问她，“我们实际上都是精神病态者？我们每个人都潜藏着强奸、杀人和施虐的倾向？如果我的大脑与盖西的大脑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莫里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道出了神经科学领域最基本的真理之一。
“死亡的大脑和活着的大脑是完全不同的，”她说，“从表面上看，人和人的大脑没什么不同，而事实上不同人的大脑，功能完全不同。就是在开灯和关灯的瞬间，大脑的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如此才能维持大脑整体功能的平衡。盖西是个极端的例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他的行为，比如大脑受到损伤，或者其他什么异常，但是没有，一切正常。问题复杂，让人难以理解，其中必定隐藏着奥妙。比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可能有偶然性的经历使得他的大脑回路和化学物质产生了细微变化，从而使他以后的行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那天莫里森的话点醒了我，“行为上的结构性变化”使我想起曾经听过的一个关于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的故事。黑尔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世界精神病研究的顶尖权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向一家学术期刊提交了一份研究论文，其中就包括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辨识词汇时的脑电图成像。黑尔让他的实验对象看了一系列的字符串，让他们尽快判断这些字符串里是否包含某个单词。
结果令人惊讶。非精神病态者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比如cancer（癌症）或rape（强奸）的识别速度远远快于中性词，比如tree（树）和plate（盘子），然而这一现象并不存在于精神病态者身上。于他们而言，情感未参与其中。
那家学术期刊拒绝刊登这篇论文。据审稿人说，拒绝的原因并不在于论文的结论，而是一些脑电图成像很反常，不可能来自真实的人。然而，它们确实是真实的人的脑电图成像。和莫里森的谈话激发了我对精神病态者谜一样的大脑的兴趣，于是我又去温哥华访问了黑尔。我问他那个传言是真的吗，论文是否真的被打回来了，如果是，那是为什么。
“大脑一共有四种波段，”他对我说，“β波是高警戒状态，从α波到δ波是深度睡眠状态，其间不同的波段显示了大脑在不同时间脑电波的波动水平。我们正常人处于昏昏欲睡、思考或睡着的状态中，大脑处于θ波段，而精神病态者则是在清醒状态甚至亢奋激动的时候也会出现θ波……
“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语言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没有感情参与其中。一个精神病态者也许会说‘我爱你’，可实际上对他而言，这句话与‘我想要一杯咖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精神病态者也能保持冷静和镇定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追逐报酬和敢于冒险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大脑‘开启’得比我们少。”
我又想到了盖西，还有与莫里森博士的谈话。“见鬼去吧！”就算盖西正走进死刑室，他也会这样说。
盖西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他是当地社区的重要人物，甚至与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合过影。他将蛇蝎般阴暗的一面用招人喜爱的外表掩盖起来，蜇人才是他的本性，而他还会说服你，让你相信他不会蜇你。
精神病都尾随哪些人？
法布里齐奥·罗西35岁，曾经是一名门窗清洁工。但他喜欢研究谋杀案，并最终选择以此为主要职业。
一个和煦的春晨，我坐在沙发上，罗西心神不宁地在约翰·韦恩·盖西的卧室附近走来走去。我问他精神病态者身上到底有什么不可抗拒的魅力如此吸引我们。
很显然，他不是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想，精神病态者最重要的是，”罗西说，“一方面他们很正常，与其他人毫无二致，而另一方面，他们与我们截然不同。盖西过去经常打扮成小丑的样子，在儿童聚会上表演节目……精神病态者就是这样，表面上看，他们很正常，而透过表象看本质，窥探一下他们的地下世界，你就会大感震惊。”
我们并不在盖西真正的卧室里，而是在一个卧室的实体模型里，这里展出的物品完全可以使之参选世界上最恐怖博物馆，这就是位于佛罗伦萨的连环杀手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坐落于加富尔街一条繁华的小巷里，距离大教堂并不太远。法布里齐奥·罗西任其馆长。
这家博物馆经营状况良好。怎么会不好呢？从开膛手杰克到杰弗里·达默，还有特德·邦迪[10]，都陈列在那里。
我告诉罗西，邦迪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这种可怕的征兆背后隐藏着精神病态者的惊人力量。其中的暗示很有趣，如果你努力观察，就会发现，地下世界里隐藏的远远不只是黑暗的秘密。
对此，他很惊讶。
“邦迪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杀人魔之一，”他说，“他也是博物馆最大的看点之一。除了黑暗的秘密以外，还能有什么？”
当然还有。当邦迪被绑在佛罗里达州立监狱的电椅上准备接受死刑的时候，当地电台呼吁听众关闭家用电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电力供应。20年后，也就是2009年，心理学家安杰拉·布克（Angela Book）和她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同事们才开始相信这个冷酷的杀人恶魔所说的话。在20世纪70年代的4年时间里，邦迪敲碎了35名女性的头盖骨，他在接受采访时还带着美国式颇具孩子气的微笑，声称仅通过女性走路的方式，他就可以判断出她是不是个“合适”的受害者。
“我是你见过的最残忍的杂种。”邦迪一字一顿地说。他的供词几乎无懈可击，他是最精明的精神病态者吗？
为了证实这一点，布克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首先，她向47名男大学生分发了《精神病态自测表》（Self-Report Psychopathy Scale），这是一份专门用来评估一般人精神病特征的问卷调查表，与监狱和医院的不同。布克根据他们的作答结果将这些男大学生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接着，她让另外12名志愿者沿着走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并录下他们的步态，再让他们填写标准的人口统计调查表。这份调查表包括两项：（1）你过去受到过伤害吗（有还是没有）？（2）如果有，这类伤害发生过几次？
最后，布克让最初的47名志愿者观看录制的12段录像，并要求他们按照1到10的等级对每个目标的易受伤害程度进行评级。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布克推测，如果邦迪说的是真的，即他确实能够通过受害者走路的姿势发现他们的弱点，那么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高的人会比得分低的人更擅长判断另外12名志愿者的弱点。
结果与她的推测完全相符。此外，当布克将这一实验重复应用于被囚禁在一家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的精神病态者身上时，她得到了新的发现。第一个研究中“精神病”得分高的大学生可能很擅长识别他人的弱点，然而这些临床上的精神病人却更胜一筹。他们明确地说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人们走路的姿势。他们跟邦迪一样，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要寻找的对象。
以眼杀人：偶尔疯狂也有好处
安杰拉·布克的研究并不是个案，这只是近年来从更复杂而全新的角度对精神病态者展开研究的诸多案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研究呈现出的精神病态者的形象与新闻标题和好莱坞的编剧们给我们留下的骇人听闻的印象完全不同。这也许让人难以理解。
“你的意思是，”罗西满腹怀疑地问，“有时候，做个精神病态者并不一定就是件坏事？”
“不仅如此，”我点头表示同意，“有时候还是件好事，精神病态者实际上比正常人拥有更多优点。”
看得出来，罗西并不相信这一点。看看现实中的例子，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不相信。邦迪和盖西的例子就让人难以接受这个论调。现实中，如果你周围真的有几十个这样的精神病态者，你也很难接受精神病态者身上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事实。不过连环杀手博物馆反映的事实也未必能完全还原事情的真相。海伦·莫里森曾意味深长地说过，精神病态者的命运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包括基因、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智力水平和机遇。
美国国家警察局局长协会（the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副会长吉姆·科里（Jim Kouri）对此持类似的观点。科里认为，精神变态的连环杀手有一些共同特征：过度自我膨胀、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外表迷人、冷酷无情、从不自责、喜欢控制别人。而这些特征也是政治家和世界领袖所共有的，只是他们不是在逃避警察的追捕，而是在参加公职竞选。科里强调说，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往往为所欲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少顾及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社会、道德或法律后果。
举例来说，如果你刚好出生在幸运的星座，拥有如月亮掌控潮汐起落一样的能力，能操纵他人的生死，你可能会下令实行种族屠杀，灭绝10万库尔德人[11]。而当你从容地迈向绞刑架时，那些曾猛烈抨击你的人会对你心生一种莫名的、有悖常理的敬畏。
“医生，别害怕，”萨达姆·侯赛因被执行绞刑前，站在绞刑台上说道，“我们是男人。”
如果你很暴力而且狡猾，一如现实版“食人者汉尼拔”罗伯特·莫兹利（Robert Maudsley），你可能会引诱一位朋友进入你的房间，敲碎他的头骨，然后用勺子舀出他的脑浆来品尝，镇定从容得像在品尝一个煮得很嫩的鸡蛋。顺便说一下，过去30年来莫兹利一直被单独监禁在英国韦克菲尔德监狱地下室的一个防弹囚笼里。
或者，你是一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师，能在巨大压力下保持冷静专注，那么恭喜你，你和詹姆斯·杰拉蒂大夫（James Geraghty）一样，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展示才华。站在21世纪的医学前沿，就像被时速100英里[12]的狂风吹着，氧气稀薄，给你思考的空间少之又少。“我对接受手术的患者生不出任何感情，”杰拉蒂对我说，“于我而言，感情是一种享受不起的奢侈品。一上手术台我就像变了个人，成了一部冷漠无情的机器，同手术刀、钻头、锯片等融为一体。当你手中的手术刀游走于脑组织和纤细的神经之间时，感情用事只会帮倒忙。感情好比是熵，对事业来说绝对有害。多年来我已经把它彻底驱逐掉了。”
杰拉蒂是英国最杰出的神经外科医师之一。虽然他的话让我们感到脊背发凉，但从另一个层次上来说又是有道理的。而与这些杰出人士极为相近的精神病态者则常常被看作孤僻残忍的食人恶魔；他们喜欢独处，外表迷人，极度危险。一听到精神病态者这个词，我们的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连环杀手、强奸犯以及潜伏的恐怖分子的形象。
换一个思路吧。如果我告诉你，烧掉你家房子的那个纵火犯可能摇身一变在另一个场合中成为英雄，他奋勇冲进熊熊燃烧着的、即将倒塌的房屋，搜寻并救出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想？而那个怀里揣着刀子、躲在电影院后排阴暗角落里窥伺机会的小孩，若干年后是不是也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合摆弄另一把完全不同的刀呢？
人们很难接受这类说法，但事实的确如此。精神病态者具有无畏、自信、魅力非凡、冷酷、专注等特质。与普通大众的看法相反，精神病态者并不一定有暴力倾向。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者可不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要么有精神病，要么是正常人”那么简单，而是像地铁地图上的收费区段那样，存在着内区、外区等不同情况。精神病态的程度，如你们将在第二章看到的，可以用一张“精神病态图”来表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对应于图上的某一点，只有极少数人属于“非正常”人群。
我们可以把精神病态的各种特性想象成混音台上的旋钮。如果你把所有的旋钮都调到最大，那么所得到的声音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但如果各声道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某些成分如无畏、专注、冷酷、坚韧不拔等调得比其他成分高一些，那么就极有可能打造出一位能力超群的外科医生。
当然，外科手术仅仅是精神病态的“天才”们展示优势的舞台之一，还会有其他一些场合供他们施展天赋。2009年，我决定做一些研究，以弄清楚如果精神病态者真的更善于“瞧出破绽”，会有什么用处。肯定可以找到某种方式证明精神病态者不只会作恶，也可以造福社会。可是如何开展研究呢？
有一次，我在机场见一位朋友时，突然一下来了灵感。我觉得人们过海关时总是有点疑神疑鬼、紧张不安，即使自己“什么坏事也没干”也是如此。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瞒报了什么东西会有什么感觉？而如果某位海关检查员特别精明，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的紧张情绪又会怎样呢？
为了弄清真相，我做了一个实验。一共有30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实验，其中一半的人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高，另一半人则较低。此外，我还找了5个人来做“搭档”。实验要求他们做的事非常简单：只需坐在教室里，看着这些搭档从一扇门进来，走过一段抬高的平台后从另一扇门出去。不过，他们还有一项任务，观察这5个人中哪一个“心中有鬼”——身上藏有一块红色手帕。
为了让这一过程更加刺激，也为了让观察者有玩下去的兴致，我们发给身上藏有手帕的“嫌疑犯”100英镑。观察者通过投票得出结果，票数最多者即为他们认为的“嫌疑犯”。如果真正的“嫌疑犯”被认出，他就要退还那100英镑；如果观察者猜错了人，让嫌疑犯蒙混过关，那后者就该得到奖励了，100英镑归他所有。
哪些学生会成为更出色的“海关检查员”？精神病态者的“掠食本能”能起作用吗？他们对破绽的嗅觉是否会失灵呢？
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高的学生，70%以上认出了那个身上藏有手帕的家伙，而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低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30%。善于看出他人弱点可能是连环杀手的必备特质之一，不过它同样能在机场海关找到用武之地。
黑暗中的掠食者
200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里德·梅洛伊（Reid Meloy）做了一个实验，进一步对红手帕问题进行研究。我们都知道，精神病态者的所作所为让人毛骨悚然。在临床实践和新闻报道中，接触过这些冷酷无情的社会猎手的人，一提起他们就发自肺腑地说他们“神秘兮兮”“令人汗毛倒竖”“让人毛骨悚然”。这些评价能够真实反映精神病态者的情况吗？我们的直觉经得起推敲吗？我们能像精神病态者识别出我们一样迅速识别出他们吗？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梅洛伊询问了450名刑事司法和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员，想了解当他们检查精神病态者时，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觉。这些精神病态者都是暴力犯罪分子，其“混音台”上的所有旋钮都调到了最大。结果毫无悬念。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有过类似的感觉，女性被调查者的相似程度高于男性（分别为84%和71%），硕士和学士学位的临床医生高于博士和非专业执法人员（分别为84%、78%和61%）。这些感觉包括“感觉我要被当成午餐吃掉”“恶心……厌恶……难以接受”和“太邪恶了”。
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梅洛伊追溯到了暗黑、混沌的史前时代，考察了精神病态的起源，相关理论我们稍后将进行探讨。这涉及病原学说的庞杂问题，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的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它：是从临床角度看，把它当作一种人格障碍，还是从博弈论角度看，把它当成情理之中的生存策略，一种早期原始环境中的重要生存优势？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临床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肯特·贝利（Kent Bailey）赞同后一种说法，他还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博弈是精神病态最初的发展病因。
贝利说：“在原始社会，在跟踪和捕杀大型动物时，人必然会与动物展开激烈残暴的厮杀。”所以人类通常另外组织一支彪悍的“战鹰”[13]分遣队，专门负责跟踪和捕杀动物，同时他们还可作为击退其他部落分遣队袭击的主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进化到现代社会后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呢？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也支持贝利的说法。邓巴回溯到公元9世纪至12世纪的古北欧人时代，用了“狂武士”（berserkers，又译作“巴萨卡”）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据传说、诗歌和历史记载，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生活在部落杀戮中的好斗的维京武士在战斗中异常残暴、野蛮。而当他对文献进行进一步研究时，一个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出现了：一个对敌人造成威胁的维京武士精英也会转而对他誓死保护的种群同胞干出同样残暴的事。
梅洛伊认为，人的“精神病雷达”经过长期进化会练就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态思维，肯特·贝利也认为具有残暴掠夺本性的原始人类具有病态特征。但如果是这样，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看，在群体的自然进化过程中，病态特征应该是双方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单方面形成。群体中那些性情更加平和的成员会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隐性的神经监督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一旦某位成员感知到危险或者威胁，它就会发出信号和危险警示。这样，凭借这种隐形的预警系统，他们可以迅速避开危险。
安杰拉·布克对受攻击的受害者的研究和我本人对红手帕问题的调查证实，这一机制可以准确解释梅洛伊实验中的性别和身份差异问题。就如一个阴险的情绪识别师，精神病态者非常擅长在深奥的“低音阶”中嗅出受害者的弱点。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女性在身体上的脆弱性使得她们在面临危险时会更紧张，从而更快地做出反应。同理，心理素质低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
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你越是感觉到威胁，遇到危险的风险就越大，加强安全保护就显得越重要。
当然，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混沌时代，冷酷无情的猎人更深谙黑暗捕食之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些拥有预警能力的猎人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病态者，还有待商榷。要确定这一点，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尚且不能真正了解精神病态者的内心。
也许你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原始时代，收获最丰富和狩猎技术最高超的猎人，并不是最嗜血和最强势的人。相反，他们最冷静，心思最敏锐。他们能够感受猎物的心思，看透猎物的内心，能够准确地预测出猎物构思巧妙的躲避路线和逃跑计划。
要想弄清个中缘由，我们只需观察一下婴儿蹒跚学步即可。直立行走让人具备了流线型的身躯，预示着人能够更高效地移动，也使得我们的祖先摆脱了四肢爬行的局限，能够更长时间地从事捕猎活动。
但是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穷追狩猎”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羚牛和羚羊轻轻松松就可以跑过人类，在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观察它们奔逃时留下的线索或者猜测它们的心思，来准确地预测出它们要去哪儿，那么你的速度就可以比它们快，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你就可以提高生存概率。
所以如果“捕食者”具有很强的共情心，他们怎么可能是精神病态者呢？如果对于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一件事，精神病态者无动于衷，严重缺乏对他人的理解，那么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对此认知神经科学也许能够提供一点帮助，只是还需要借助一点伦理学知识。
电车难题：我不在乎世界的逻辑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曾观察过精神病态者是如何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我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你不可不知的说服心理学》（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过一些格林无意中发现的有趣结果。比如，共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已故哲学家菲利帕·富特最先提出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
一辆电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五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身。幸好你可以扳动控制方向的拉杆，让电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五个人。然而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那个人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拉杆呢？
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容易做出决定。虽然扳动拉杆的后果算不上好，但功利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五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动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提出的。
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电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五个人困在铁轨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站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伟的陌生人。挽救那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电车，从而让那五个人逃过一劫。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账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一条命挽救五条命），但这次做出抉择使我们更谨慎，更紧张。原因何在？
格林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他认为，案例一属于“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是前额皮层及后顶叶皮层（特别是前扣带回皮层、颞极和颞上沟）中主要与客观体验有关的理性共情的部位，也就是主要负责推理和理性思维的部位。而案例二则属于“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着大脑的情感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病态者在遇到案例一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中的问题，精神病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推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清晰地反映了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14]，然后向你提出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对于精神病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病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对里德·梅洛伊和肯特·贝利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区别出了“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我们观察别人时“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和冷冰冰地对别人的感受进行机械、客观的推算——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前者过于感性，精神病态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到了后一种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理性”而不是“感性”了：需要做出客观、冷静的判断；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符号处理，而不是情感共生——这也是老练的猎人和读心者都具备的认知技能。不仅在自然界中如此，在人类的竞技场上也是一样，但精神病态者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凭借一个共情引擎，就能比拥有两个共情引擎的人飞得更好。当然，这只是他们具有超强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对罗宾·邓巴来说，区别出“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当然也是好消息。如果他不是在研究狂武士，你有时候能在莫德林学院的教员办公室里找到他。一天下午，在一间橡木凹室里，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环视四周的回廊。我跟他讲了电车难题及其所显示出的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之间的大脑差异，他对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维京武士大受欢迎。而狂武士也不是好惹的，不过他们不会做什么有损于他们声誉的事。他们也有自身的职责，即比一般的维京武士更残酷无情、更冷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给狂武士的大脑连接上脑部扫描仪，向他们提出电车难题，我很确定，得到的结果会与精神病态者的完全一样。那个被推下天桥的大胖子注定会名垂千秋。”
我在一块司康饼上涂了点黄油。
“我认为，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些特别的人，来为另一些人收拾烂摊子，”他继续说道，“有些人并不害怕做艰难的决定、问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他们甘冒风险。历史赋予这些人的使命决定了他们并不会成为你想坐下来与之一起喝杯下午茶的人。你要不要来点黄瓜三明治？”
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巴特尔斯和康奈尔大学的戴维·皮萨罗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还拿出了研究结论来证实这一点。研究显示，90%的人都不会将陌生人推下天桥，虽然他们很清楚只要克服了自己的道德洁癖，死亡人数就会只有原来的1/5。还有10%的人是没有道德洁癖的少数派，他们主宰他人的生死却少有悔意。这不择手段的少数派都是些什么人？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向200多名学生提出了电车难题，让他们按照4个等级对是否支持将那个胖子推下天桥打分，看他们有多“功利”。另外，这些学生还要回答一系列人格测试题目，用以测量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病态水平。其中包括诸如此类的说法：“我喜欢看打斗场景”和“控制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同意或不同意，按照1～10打分）。
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很想知道，精神病和功利主义，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所关联。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的分析显示，用功利主义的方式解决火车问题（将胖子推下天桥）和一种重要的病态人格类型有非常显著的关联。至少根据罗宾·邓巴的预测，从金钱方面来考量，还是很划算的。然而，就功利主义的传统观点而言，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从总体上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又译J.S.密尔）这两位19世纪确立了功利主义理论的英国哲学家，通常都被视为好人。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道德与立法之根本。”这是边沁的一句名言。
而继续深入研究，一个更棘手、更怪异、更黑暗的画面就会出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选择，一种危险的道德激流。例如，起草法律、发掘其中的道德准则都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利益。即使是简简单单的彩票抽奖，某些团体或组织也要为了“更大的利益”勒紧腰带。可是谁有资格来决定这一切呢？巴特尔斯和皮萨罗或许已经在实验室里找到了一种理想模式。但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样呢？精神病态者在何处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什么决定了你坐头等舱还是经济舱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在某一行业中取得成功？尽职尽责，努力工作？这似乎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法律界、商界以及你想要奋斗的任何一个领域中，要想有所建树，除了具备各种必需的专业才能外，你还应该具备一些特殊的个性素质。
2005年，英国萨里大学的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进行了一项调查，试图弄明白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商界领袖脱颖而出。她们想弄清楚，决定某个人是坐头等舱还是坐经济舱的关键个性要素有哪些。
博德和弗里松考察了三类群体——企业主管、精神病态者和住院刑事犯人（包括精神病态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并比较他们在接受心理分析测试时的表现。
她们的分析揭示，精神病态的许多要素，比如魅力十足、以自我为中心、具有非凡的说服力、缺乏共情能力、独立、专注等，在企业主管身上其实比在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更为常见。这两个群体的主要差别在于，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的那些“反社会”要素，即无法无天、暴力、冲动等特质的旋钮被调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其他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个“混音台”理论：功能正常型精神病态与功能失常型精神病态之间的界限，与精神病态的诸种特质是否存在无关，而与这些特质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关。悉尼麦考瑞大学的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及其同事不久前证明，犯罪型精神病态者与非犯罪型精神病态者的大脑功能失常模式（即他们在做出决策时，情感输入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模式）之间的差异仅在于量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穆罕默德认为，此发现意味着这两组人不应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群体，而应被视为同一大类下的不同小类。
我做过一项与此类似但简单得多的研究。我请一个班级的大一学生想象自己是职业介绍所的经理，我对他们说：“不留情面、无所畏惧、无视道德、魅力非凡而且专注，假定你的某位客户具有这些性格特征，你觉得他适合做哪种工作？”
学生们的回答颇具洞察力，其中有精英也有罪犯，包括CEO、间谍、外科医生、政客、军人，乃至连环杀手、刺客、银行劫匪等。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两个法宝之一，”一位事业有成的CEO告诉我，“记住，人们把成功比喻成难啃的硬骨头是有道理的。通向巅峰的道路非常艰难。如果你善于借助他人之力，攀上顶峰会容易一些。如果你认定这一点的话，那攀登起来就更容易了。”
伦敦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乔恩·莫尔顿对此表示赞同。他在不久前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把决断力、好奇心和镇定列为他成功的三大法宝。
前两项素质的价值不言自明，但镇定真有那么重要吗？莫尔顿解释说：“镇定的最有力之处在于，它会让你在别人辗转难眠之时安然入睡。”
如果说精神病态者的这些特征能够助商界人士一臂之力，这并不出人意料，那么这种优势在太空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你可能会认为如果把精神病态者送上太空，别说让他们发挥在地球上的优势了，那时他们吓都吓破胆了。你兴许也认为，相对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独有的、让人望而却步的宇航员选拔标准，精神病态者拥有的“优势”特征根本是无稽之谈。但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形象地解释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精神病特征中的冷漠、超然确实具有优势，这在罗伯特·黑尔的脑部扫描中显示出来过。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杰拉蒂那种缺乏人情味的专注和绝对的超然，有时预示着他不仅能够在会议室、法庭和手术室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可以。
故事是这样的。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伴巴兹·奥尔德林滑过月球表面，寻找登陆地点，他们只有几秒钟迫降停留的时间。此时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地表状况复杂，而他们的燃料又极其有限，月球表面岩石和大块巨石密布，要想安全着陆几乎不可能。奥尔德林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了一眼气压表，又看了看地形，明确地向阿姆斯特朗发出最后通牒：尽快确定着陆地点——要快！
可是，阿姆斯特朗看起来冷漠又沉着。他根本没有时间听人指手画脚。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燃料即将耗尽，他们随时可能因失重死亡。[15]阿姆斯特朗冷静地想出了一个策略。他让奥尔德林将剩余燃料可支撑的时间以秒倒计时，并大声喊给他听。
奥尔德林照他的话做了。
“70……60……50……”
奥尔德林一边喊，阿姆斯特朗一边仔细勘探月球坚硬复杂的地表。
“40……30……20……”
复杂的地形不给阿姆斯特朗丝毫机会。
只剩下10秒钟了。此时，一片银色的空地出现在地平线下方，就像一片绿洲。阿姆斯特朗赶紧抓住机会。他的注意力迅速集中，熟练地操纵着宇宙飞船，像猎手接近猎物一样驶向目标区——唯一一块方圆几英里的空地。他圆满地完成了着陆任务。这是人类的一大步。然而毫厘之间，他们假如失误就可能酿成太空史上一次重大的灾难。
拆弹专家的秘密武器
以上发生在太空中的不可思议的事件正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的缩影，在这里，成功和灾难只有一线之隔。然而这一次通往灾难的道路被封锁了。尼尔·阿姆斯特朗在压力之下的冷静，挽救了一场宇宙开发史上的灾难，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壮举。不仅如此，随后的报告显示他的心率正常，而且他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流一滴汗。也许对他来说，宇宙飞船在月球上着陆与在加油站加油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是一个心脑血管产生了异变的天才吗？科学显示，并非如此。
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斯坦利·拉赫曼对拆弹专家进行了研究，他想知道在这个高风险行业里，到底是什么把人们区分出了优秀和平庸。所有的拆弹专家都不是平庸之辈，否则他们早就死掉了。但拆弹专家到底具备哪些普通技工不具备的品质呢？
为了查明这一点，拉赫曼找来了一批具有1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拆弹专家，然后将他们分为两组：一组是在工作中获得过勋章的，另一组是没有获得过勋章的。之后他对他们在进行高专注度工作时的心率进行了比较。
研究结果令人惊讶。虽然所有专家的心率都很平稳，但获得过勋章的人身上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差异——他们的心率居然降低了。一旦进入危险区域，他们就会处于更加冷静的、冥想般的专注中——这是一种人和设备合而为一的意识状态。
接下来，拉赫曼揭示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自信。测试发现，获得过勋章的专家比没有获得过勋章的专家更有自信。
是自信激励了他们。
斯坦利·拉赫曼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理学家，他的调查结果引起了爆炸性轰动，就连他自己都表现出了担忧：我们是不是应该密切留意下拆弹专家？不过，他的结论似乎也非常明确：“拆弹专家因勇敢无畏而获得表彰，所以他们不会产生心理异常行为或反社会行为。”他指出精神病态者比较重要的特征包括不负责任和冲动，但在他的研究中，拆弹专家们没有这些表现。
然而，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2005年的调查证实，患精神病的罪犯的一些特征在商界更为普遍。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态者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未被驯服，野性未改。在一系列精神病态特征中，只有“反社会”的方面，包括冲动和不负责任等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造就或毁灭了精神病态者。例如这些特征的程度不同，可能导致他们坠入深渊，或者取得成功。
事实证明，并不是只有拆弹专家在工作时心率会下降。畅销书《当男人对女人动手》的作者、两性关系专家尼尔·雅各布森和约翰·戈特曼发现，这些拆弹专家在工作时心血管的状况与某些施虐者相同。与闭上双眼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相比，施虐者在殴打他们的配偶时感觉更放松。
雅各布森和戈特曼把这种施虐者比喻为“眼镜蛇”，与“眼镜蛇”对应的是“比特犬”。与“比特犬”不同的是，“眼镜蛇”能迅速而残忍地发起攻击，并保持控制力。“眼镜蛇”型的人大多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有权力为所欲为。另外，就像其名字一样，他们在发动攻击前会变得冷静而专注。“比特犬”型的人在情绪上则不稳定，更容易把事情搞砸，一发不可收拾。
表1.1具体列出了这两种人的不同。
表1.1 “眼镜蛇”型与“比特犬”型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