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还要进行战斗，”阿尔芒说，“但是今天，我们是征服者。不管发生什么，这是一场胜利。”
“是的。”
我望了他一眼。我望了斯比内尔和洛拉一眼。今天。这两个字对他们有一种意义。对他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未来，因而，也有一个现在。在流动的河流中间——自北向南——还是自东向西？——他在笑，我爱这个时刻！伊莎贝拉漫步走在花园里，阳光在华丽乌亮的家具上晃动，他含笑抚摸丝一般的胡子；在广场中间，竖起了火刑架，围着一群默祷的人，他们唱歌前进；他们把全部过去紧紧抱在胸前。老百姓以前喊叫：“打倒共和国！”他们也曾为此哭泣，就因为他们哭过，就因为他们此刻笑着，他们的胜利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未来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他们知道，明天他们又得重新开始坚持、拒绝、战斗；明天，他们又会重新开始的；今天，他们是征服者。他们彼此望着，共同笑着：“我们是征服者，”他们相互谈着；就因为他们彼此望着，相互谈着，他们知道自己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蚂蚁，而是人，重要的是活着，是做征服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献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真理。
我朝门口走去；我没法冒生命的危险，没法向他们微笑，我眼里永远流不出眼泪，心中永远点不燃烈火。一个无处存身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步步朝天涯走去，天涯一步步往后退；水珠往空中喷去，又溅落地上，时光摧残时光，我双手永远是空的。一个陌生人，一个死人。他们是人，他们活着。我不属于他们同一类。我没有一丝希望。我跨出了门口。
* * *
marquis de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早年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作为贵族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起草《人权宣言》。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属君主立宪派，复辟时期转为资产阶级自由分子反对派，参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支持建立七月王朝。
即路易–菲力浦一世（Louis-Philippe d'Orléans，(1773-1850），出身于波旁家族的一支旁系瓦卢瓦，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法国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被推翻。
Jean Maximilien Lamarque(1770-1832)，法国议会中自由派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的病逝成为一八三二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导火线，后起义被镇压。
即今日的巴黎协和广场。
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相信古罗马的获释奴隶会佩戴弗里吉亚帽，因此这种帽子成为自由和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Armand Carrel(1800-1836)，法国新闻记者，自由立宪派喉舌《国民报》创办人，七月王朝时投向反对派。
一八三四年，里昂丝织工人罢工，发展成暴动。内务部长梯也尔下令镇压，工人死伤六百余人。接着又发生一次起义，骚乱蔓延至巴黎，一分队士兵经过特朗斯诺南大街遭到攻击，于是在这条街上进行了大屠杀。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之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今意为乐土、富饶之地。
François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阁部长、总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被迫去职。
尾声
叙述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福斯卡的声音发颤了；他低下头，手摊在漆布上，分放在蓝碗的两边；他望着那两只手，像不认识似的；他动了动右食指，然后左食指，手指又一动不动了。雷吉娜移开目光。天已大亮，几个农民围在桌旁喝汤，喝葡萄酒；在人的世界上，新的一天开始了；在窗的另一边，天空是蓝的。
“在门的另一边，”雷吉娜说，“那时还有什么东西吗？”
“有。市政厅广场，巴黎。然后是一条通往乡野的大路，一座森林，一个矮丛林；还有睡眠。我睡了六十年。他们叫醒我时，世界还是原来那个样。我对他们说，我睡了六十年。他们把我送进一家疯人院。我在那里倒不坏。”
“别说得那么快。”雷吉娜说。
她盯住门看，想道：“他说完后，要跨过这道门，门的后面还会有些东西。我睡不着，我也没有死的勇气。”
“没什么好说的了，”福斯卡说，“太阳每天升起来，落下去。我进了疯人院，又从疯人院出来。发生了几次战争，战争以后，是和平，和平以后，是战争。天天有人出生，天天有人死去。”
“您别说啦。”她说。
她用手捂住福斯卡的嘴。焦虑的感觉从她的喉咙落到她的心房，又落到她的腹部。她想叫。片刻以后，她问：
“现在咱们做什么？”
福斯卡往四下望了望，突然脸孔挂了下来：
“我不知道。”
“睡觉？”她说。
“不。我不能再睡了。”
他放低了声音：
“我做噩梦。”
“您？噩梦？”
“我梦见再也没有人了，”他说，“他们都死绝了。大地是白的。天空中还有月亮，照着白茫茫一片大地。我孤零零一个人，跟那只老鼠。”
他的声音非常低，目光是一个很老的人的目光。
“什么老鼠？”
“那个受到天罚的小老鼠。人已经没有了，老鼠继续在永恒中团团打转。它这份罪是我让它受的。这是我最大的造孽。”
“它不知道，”雷吉娜说。
“是呀。它不知道，团团打转。总有一天，在地球表面只剩下它和我。”
“而我在地下。”雷吉娜说。
她抿抿嘴。叫声从腹部升至心房，又从心房升至喉咙。她脑中晃动着一团强烈的火光，比黑夜更叫人眼睛迷惘。不应该叫出来，可是，要是她叫了出来，在她看来有些东西会发生的；可能这阵阵刺痛会消失的，火光也会熄灭的。
“我要走了，”福斯卡说。
“您去哪儿？”
“哪儿都行。”
“那您为什么要走？”
“我的腿想活动，”他说，“这一类的冲动是不应该放过的。”
他朝门口走去，雷吉娜跟在他后面说：
“我呢？”
“噢！您！”他说。
他耸耸肩膀。
“这总会完的。”
福斯卡走下门前的两步台阶，然后大踏步穿过通往村外的路；他走得非常快，仿佛那边，在天涯深处，有东西等着他：一个埋在冰帽底下的世界，没有人，没有生命，白茫茫，赤裸裸。雷吉娜走下两步台阶，“让他走吧！”她想，“让他永远消失吧！”她望着福斯卡远去，好像他一走会把妖术带走似的。这个妖术曾使她失去她的实质；福斯卡在拐角上消失了。她走了一步，停了下来，留在原地生了根似的；福斯卡已消失了，但是她依然是福斯卡说的那样：一根草、一只小飞虫、一只蚂蚁、一簇水花。她往四下看了一眼：可能有条出路；有样东西，像眼皮跳动那样一闪而过，触动了她的心；这还算不上是一个希望，然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太累了。她手紧紧捂住嘴，低下头，她被征服了；在害怕中，在恐惧中，她接受了形态的变化：小飞虫、水花、蚂蚁，如此一直到死。“这只是开始，”她想；她一动不动站着，好像跟时间可以故弄玄虚，阻止它继续流转。但是，她的手贴在她挛缩的嘴唇上僵硬了。
只是当钟楼开始报时的时候，她才吐出第一声尖叫。
译后记
根据基督教《圣经》，亚当与夏娃在天上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谪降尘世。人犯有原罪，要终生补赎；人人都是背着苦难的十字架生活在世界上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儿》中说：“如果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长生不老，试问谁愿意接受这件不吉祥的礼物？”
然而，有一个人接受了这件礼物。他祈求不死，他希望以不朽的岁月去征服无垠的大地，按照他的理智建立人间天堂。这个人出生在十三世纪的意大利，经历了欧洲近六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体验了人生的荣辱福祸，时而振奋，时而消沉，时而激昂，时而绝望，终于在漫长的生涯中明白永生乃是一种天罚。但是，他已是一个存在的人，回天乏术，不得不继续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无穷无尽地活下去。他就是法国当代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中的主角雷蒙·福斯卡。
中世纪时期，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上并存着一百来个各自为政的小城邦，频年相互攻战，企图争雄称霸。城邦权力的建立依靠暴力和阴谋。君主们的生活骄奢淫逸，党同伐异，政权的更迭异常迅速。
一二七九年，雷蒙·福斯卡出生于卡莫纳的一个贵族家庭。后来当上了该邦的君主。他努力振兴城邦，欲与当时强盛的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并驾齐驱。可是他感到人生须臾，无法在短短几十年的岁月中治理好一个国家。他盼望长生不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从一名老乞丐手里取得来自埃及的不死药，服下后以为从此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意大利各城邦争权夺利的结果，反而招致法国势力的入侵。
福斯卡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命运是相通的，要励精图治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掌握一个统一的宇宙。他不惜把卡莫纳献给疆域庞大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自己充当皇帝的谋士。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位四十年，不但没有如愿地建立起依照基督教教义行事的世界帝国，反忙于镇压各地诸侯的兴起与叛乱。兵连祸结，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也分裂成新旧两派。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上，欧洲殖民者推行种族灭绝政策，贪得无厌，强占尽可能多的土地，使原来庞大昌盛的印加帝国、玛雅城镇、阿兹特克民族的家园只剩下一堆废墟。福斯卡看到这种情景心灰意懒，认为统一的宇宙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分裂的人。一个人形成一个宇宙，他的内心是无法窥透的。一个人妄想为他人建立的幸福秩序，在他人眼里可能是一种灾难。在这些短暂、多若恒沙而又各不相干的心灵中，能不能找到可以共同依据作为真理的东西？他无法肯定。一个人唯一能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其结果则难以预测。除此以外，人不能有其他奢望。
尔后，福斯卡与法国探险家卡利埃勘探加拿大大草原；在法国度过一七八九年革命爆发前的启蒙时期；参加一八三〇年推翻波旁王朝的群众起义；目睹一八四八年席卷欧洲、使工人阶级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革命运动。在与普通人的接触中，福斯卡逐渐明白：人生虽然短促，谁都无法避免死亡，但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潜伏着铄石流金的生命岩浆，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生命过程中，一旦得到诱发和机遇，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时的胜利会成为日后失败的伏笔，一时的失败也可能是日后胜利的种子。从有限的人生来看，一切成就还是具体而微的，胜利来临而失败未至的时刻人总是征服者，不管未来如何是奈何他不得的。福斯卡又看到，有了这样的信念，值得人去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为了实现这样的信念，又值得人去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生命一代代往下传，人始终有爱，有恨，有微笑，有眼泪，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福斯卡这个人物自然是虚构的，然而他参与的历史是实有其事的，他的感情又是一个普通人的感情。我们要问：这部体裁别致的现实主义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又出于什么原因要这样写？我们知道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上，波伏瓦的名字与萨特的名字几乎不可分离。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波伏瓦是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主将。两人共同生活，各自写作，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奋斗一生。
四十年代初，萨特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学说影响下，在法国提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西欧各国风靡一时。也在这个时期，它又遭到各方面的激烈攻击和批评。人们责备存在主义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面，热衷于描绘消极的事物，不信任人性的善良，否认人心向上的欲望，因而说存在主义是一种虚无主义哲学。为了回答这些责难，萨特一九四五年先在演讲台上宣讲，一九四六年再在刊物上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车载斗量，不计其数，在此只对有助于理解这部小说的几个要点简略地说几句。
萨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在他看来，“人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个人在提这个问题时已经存在了。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存在的。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人是否愿意继续存在？争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存在？也就是在存在的既定事实下去确定自己要成为什么。
萨特还说：“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出生后处在一定的环境中，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采取行动。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任何选择不是孤立的；在为本人选择的同时，也影响到他人选择的地位，因而也应对他人负责。人做出选择，也即显示和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人无法回避选择，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是英雄还是懦夫，都是本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萨特的意思是：人只是他自己试图要做的那么一个人；人只是在实施自己的意图时才表现自己的存在；人不外乎是他自己行动的总和，也无非是他自己的一生。
在萨特一文发表的同一年，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也出版了。对两部作品对照之后，不难看出这位女作家的用意。波伏瓦在欧美两洲历史中选择了这些事件，用一个悲剧性的神奇人物贯穿古今，亲身参与和冷眼旁观，无疑是以小说的形式来阐明同样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我们不妨这样说，萨特凭说理，波伏瓦借形象，共同参加了当时文坛和哲学界的一场论战。《人都是要死的》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艺术注解。
西蒙娜·德·波伏瓦生于巴黎，是一家的长女，父亲是律师。青年时代欣赏超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哲学，成绩优异。一九二九年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萨特有了交往。他们两人在这一年通过法国教师学衔考试；波伏瓦是法国历史上通过该项素以严格著称的考试的最年轻女学生。萨特年轻有为，才气横溢，使波伏瓦甚为倾心，此后也深受他的影响。波伏瓦在自传体小说中写道：“萨特完全符合我十五岁时的想望；他是另一个我，在他的身上我感到我所有的爱好升华到炽热的程度。我永远与他分享一切。……我知道他再也不会走出我的生活了。”他们不久结合在一起，却不举行传统的婚礼，这也是他俩对自身所处的布尔乔亚社会的一种叛逆心理。
三十年代，波伏瓦先后在马赛、鲁昂等地教书，同时尝试文学创作。最初的作品屡遭退稿。她把日记给萨特看，萨特建议她多写关于自身的事。那时她已三十二岁，觉得已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但是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女性。一九四〇年，萨特在前线被俘，第二年逃出俘虏营，波伏瓦与他一起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一九四三年，波伏瓦发表第一部小说《女宾》，借陈旧的三角恋爱形式，灌注存在主义的哲学，提出本人与他人的关系，在读书界获得成功。她随即放弃教育工作，参加萨特等编辑的《现代》杂志，从此跻身文坛。接着问世的有《皮洛士与基尼阿斯》（1944）、《他人的血》（1945）、《多余的嘴》（1945）。《他人的血》谈到战争中的人质问题。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在法国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抵抗活动，往往扣押法国平民作为人质处死。波伏瓦提出：我们可不可以为了自认为正义的目的，而把无辜者的生命卷入进来。这种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道德讨论，使她声名大噪。
战争结束后，存在主义首先在法国，其后在意大利、英国、美国声誉日隆。波伏瓦一边创作，一边与萨特联袂游历了许多国家。其时主要著作有：《人都是要死的》（1946）、《模糊性的道德》（1947）、《美洲散记》（1948）、《第二性》（1949）、《名士风流》（1954）、《长征》（1957）。《名士风流》一书为她赢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这部长篇巨著细腻地反映了法国光复前后抵抗组织中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痛心理想的幻灭，感觉自身的弱点，在投身斗争与逃避现实之间彷徨苦闷。她后来又陆续发表四部自传体小说：《大家闺秀回忆录》（1958）、《风华正茂》（1960）、《世事难》（1963）、《回顾》（1972）。其间还出版了《一个非常恬静的死》（1964）、《美丽的形象》（1966）、《疲劳的妇女》（1968）、《老年》（1970）等。波伏瓦后期的创作风格有很大改变，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一九八一年发表《告别仪式》，悼念萨特的逝世。萨特从七十年代初双目相继失明，被迫辍笔，但是思想仍很活跃，时常发表谈话说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九七四年八九月间，波伏瓦精心选择一些问题向萨特提出。萨特在答复中回顾和概述了自己的一生与思想。这些都刊载在《告别仪式》一书中，无疑是研究萨特晚年思想的可贵资料。
波伏瓦是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著作丰富，态度鲜明，同情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她和萨特都对中国怀有极为良好的感情。
波伏瓦企图为存在主义的伦理奠定一个普遍基础：“自由是对各种自由的尊重。”不论她以何种方式（小说、散文、评论、自传）进行创作，主题不忘追求一种真正的道德。她阅历广，涉世深，观察细致，小说中相当一部分的情节是她本人的经历，许多人物在法国社会中也是有名有姓的。她在身世叙述中掺杂哲学阐义，因而她的自传小说是了解法国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存在主义在法国兴起和发展的文献资料。法国文艺评论家认为波伏瓦在谈到自身和周围人物时最能打动读者。
波伏瓦作品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点，是尖锐地提出了当今世界妇女受歧视的状况。她是国际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写的《第二性》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西方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著作。作品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女性地位的演变，认为今日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形成，是女性长期屈从男性权威的结果。她不承认由于生理结构、母爱天性等原因，而有什么“永恒的女性”。萨特提出：“英雄不是天生的，懦夫不是天生的，都是自己选择的。”按照这个模式，波伏瓦在妇女问题上也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自己变成的。”她在中国访问后，“妇女要顶半边天”这句话也一时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战斗口号。
波伏瓦作品行文不露感情，字句简练扼要，崇尚文采华丽矫饰的人觉得她的文笔有点“干”，其实她的文章像古典乐曲那样非常清醇。她刻画心理，渲染气氛，也用墨不多，在达到非说不足以表露时却又是淡淡几笔，一表而过，给读者的遐想留出意外的巨大空间。这些特点在本书中尤其突出。她创造了一个神奇人物，在真实的时代基础上展开活动，前后长达六百年，疆域横跨两大洲，倘若文字不是无比简洁，选材不是十分典型，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是容纳不下这些内容的。表面看来，波伏瓦使用的是一种所谓的“中性”笔法，但掩饰不住为人类在发展中遭受反反复复的苦难而感到的痛苦：前车之覆居然难为后乘之诫，眼前的胜利又隐伏未来的危机。“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但是人心中自有一种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坚韧，使人永远走在希望和自由的道路上。从这点来说，福斯卡和卡利埃在洪荒般的大草原上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也许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
无穷的岁月与旺盛的生命力相结合，是会有所发现的。只是发现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期望的东西。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全书叫人看来，“人的作为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而是无定限的。”
制作说明
〔精〕文学卷–009
人都是要死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排版、校对：林可可
版本：v1.0（2017.10.11—2017.10.20）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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