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了起来，走了一步，又是一步。她问：
“我想知道，贝娅特丽丝后来怎么样？”
“您要她怎么样？有一天，她死了，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别的我不知道了。当我回到卡莫纳，她已经离开了，我也没有设法去打听。此外也没什么值得打听的。她死了。”
“归根结蒂，一切故事的结尾都是好的。”雷吉娜说。
第二部分
尘土飞扬的阿尔诺河码头上，德国兵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比他们矮一个头的比萨人中间。古老的美第奇宫里响着他们的马刺声、军靴声。他们让我等了好久，我没有等待的习惯。后来一个卫兵引我走进内室，皇帝坐在里面。他一头金发，像棍棒似的直挂耳下，鼻子又大又瘪。他看来四十岁左右。他彬彬有礼地示意我坐下。卫兵早已退出，留下我们两人。
“福斯卡伯爵，”他对我说，“我经常盼望跟您认识。”
他好奇地打量我。
“关于您的种种传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直到今天为止，天主眷顾我战胜了老年和死亡。”
他高傲地说：
“哈布斯堡家族也是千古不朽的。”
“是的，”我说，“这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统治世界。只有世界才能与千古相配。”
他微微一笑：
“世界是广阔的。”
“千古是长久的。”
他一声不出观察我，神情狡黠多疑。
“您来我这里有什么要求？”
“我把卡莫纳献给您。”
他笑了。我看到他洁白的牙齿。
“我怕这份礼物代价很高。”
“不要您付任何代价。我统治了两个世纪，厌倦了。我只是希望您允许我共享您的命运。”
“您不要任何报答？”
“我从一个人那儿——即使他是个皇帝——又能够得到什么呢？”
他显得那么手足无措，不免引起我的怜悯：
“意大利不久必然成为法国国王或是陛下您的囊中物，我对它已不感兴趣，但是世界却是另一回事。我愿意看到世界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意大利进行改造。”
“但是您为什么要出力把世界集中在我的手里呢？”
“那又怎么样！”我说，“您不就为自己的儿子在奋斗吗？为了您的还没有出生的孙子，为了您永远不会见到的曾孙？”
“他们是我的后裔，”他说。
“这没多大区别。”
他带着稚气、痛苦的神情在思考。
“我把我的城堡和要塞献给您后，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您侵入佛罗伦萨。征服佛罗伦萨后，整个意大利便是您的了。”
“意大利是我的了。”他恍恍惚惚地说。
他皱眉蹙额的脸松了下来，不出声地微微笑了一会，然后说：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发饷了。”
“您缺多少？”
“两万弗罗林。”
“卡莫纳有钱。”
“每个月两万弗罗林。”
“卡莫纳非常有钱。”
三天后，马克西米利安进入卡莫纳。那时为了纪念查理八世而竖在城市中心的金百合花玉石碑被拆了下来，换上了皇帝的纹章；老百姓四年前欢呼法国国王，而今用同样的声调欢呼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女人向他们抛鲜花。
竞技和宴会举行了一个星期，马克西米利安吞下一盘盘浓味的肉，灌下一桶桶葡萄酒。有一个晚上，一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我们离席时，我问他：
“我们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进军？”
“啊！佛罗伦萨。”他说。
他的两眼又红又混浊；他看我在观察他，又摆出威严的神气说：
“我有急事要回德国。”
我鞠了一躬：
“什么时候动身？”
他一瞬间做出了决定：
“明天早晨。”
“我和您一起走。”我说。
我看着他离去，步子庄重，但是不稳。这样一个皇帝不会有多大作为。只一个星期，我已对他做出判断：无知、古怪、贪婪、缺乏雄心和坚韧精神。可是这也就有可能对他施加影响；他有一个儿子，他的气质或许更能实现我的希望。我决定跟他去。我走出宫门。月光皎洁，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各路兵马驻扎的平原上，传来嘶哑的歌声；二百年前，灰色橄榄树丛中一簇簇红的，那是热那亚兵营，而我把城门关得严严的。我走到卡特琳、安托纳长眠的坟地上，我坐在大教堂的石阶上，我绕着城墙走了一圈。奇迹完成了：我的生活的味道已经变了，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卡莫纳；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清晨，我跨过暗道时，望了望这块塔楼林立的山地，那么久以来它被看作是世界的心，如今只是帝国的一块小小的领土；世界除了我这颗心外没有其他的心。我赤身裸体地被抛进了这个世界，不知道身寄何处。在我头上的天空不再是一块荫庇，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我们几天几夜马不停蹄。天色淡白了，空气变得更为清新，树林颜色浅了，大地不及原来红艳。天边出现了高山，在林木葱茏的村子里，房屋四壁画满了花鸟。人们嗅到的是前所未闻的味道。马克西米利安很乐意跟我说东道西。天主教国王向他提议两门亲事，让他的儿子腓力娶他的女儿胡安娜，让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王子唐·胡安。他还在犹豫，我力促他答应。西班牙以及它的舰队是掌握世界的钥匙。
“但是腓力永远别想登上西班牙王位，”他遗憾地说，“唐·胡安年轻力壮。”
“年轻力壮死去的有的是。”
我们缓步走在一条散发青草与松木清香的陡坡上。
“葡萄牙王后是胡安娜的姐姐，”马克西米利安说，“她有一个儿子。”
“他们也会死的，如果天主保佑哈布斯堡家族的话。”
马克西米利安的眼睛闪闪发亮：
“天主会保佑哈布斯堡家族的！”他说。
王子在结婚后六个月死了，不久，一场怪病把葡萄牙王后和年幼的唐·米盖尔也带走了。当胡安娜公主生了一个男孩时，这个男孩与西班牙王位之间已经一点障碍不隔了。我俯身望着摇篮，娇弱的婴儿在呱呱啼哭，这是西班牙、尼德兰、奥地利、勃艮第和富饶的意大利土地的继承者。他身子包在花边襁褓内，和其他婴儿一样发出酸腐的乳臭，只要我手一捏，他这颗头颅就要脑浆迸流。我说：
“我们要叫这个孩子做皇帝。”
马克西米利安无忧无虑的脸上掠过一片阴云：
“怎么做得上呢？”他说，“我没有钱。”
“我们可以铸造。”
“您立刻就能铸造？”
“还不到时候。”
他带着失望困惑的神情观察我：
“您陪我去意大利吗？”
“不。”
“为什么？您不相信我的福星？”
“对我来说，您家族的光荣比您个人的光荣更为珍贵，”我说，“如果您允许，我留在这里，照顾这个孩子。”
“就留在这里吧，”他说。
他对婴儿望了一眼，笑了。
“好好教育他，可不要像他的祖父。”
我就这样留在梅赫伦宫，马克西米利安在意大利白打了一仗，跟瑞士人交战也一无所获。我取得了他的信任，他非常重视我的谏议；但是，这对我并无好处，因为他从来不去实行。我早已对他不存期望。他的儿子腓力不喜欢我，可是他体质虚弱，登王位的机会不多；至于胡安娜公主，她行为乖僻，周围的人都为之不安。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惴惴不安地窥视他下地学步，牙牙学语。他的体质也不好，经常神经发作扑倒在地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叫他安静下来。我始终侍候左右，他逞性妄为不受拘束，就是看到我皱眉头还有点顾忌。但是我不安地思忖：他活得长吗？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死了，如果他恨起我来，我可能等上几个世纪才会实现我伟大的梦想。
一年年过去。腓力死了。胡安娜看来完全疯了，关在托德西利亚斯城堡。查理活着，长大成人。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图谋不如从前那么渺茫；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梅赫伦雾濛濛的路上散步时，我瞻望未来，满怀信心。我喜欢这座阴郁安静的城市。我走在路上，花边女工伏在她们的纺锤上，隔着小方格玻璃窗目送我过去，但是没有人窥知我的秘密，没有人认识我。我蓄了胡子，照镜子时，连自己也对自己的形象产生了疑惑。我经常走出城外，坐在运河岸上，望着静止的水面上呆板的倒影出神。本世纪的有识之士说，洞悉自然的秘密、制服自然的时刻已经来了，人将开始获得幸福。我想：“这是我要做的工作。会有这么一天，我将把宇宙掌握在手中；任何力量不会浪费，任何财富不会流失。我将结束人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对立，我将结束不正义造成的混乱。我将像以前管理卡莫纳粮仓那样，锱铢必较地管理世界。任何事物都不会受世人的任性、命运的无常的摆布。将由理智——我的理智——来统治世界。”天色开始暗下来，我慢慢踱回宫里。街上最初几盏油灯已经亮了，酒馆里响起人声、笑声、啤酒罐的碰击声。在这块灰色的天空下，在这些讲外国话的人中间，我陌陌生生，甚至马克西米利安本人也把我忘了，有时我感到自己才降临这个人世不久。
我俯身在查理躺的卧榻上。他的外祖父斐迪南驾崩，几个月前，查理加冕为西班牙国王。但是，他的臣民并不掩饰他们更爱戴他的弟弟，弟弟是在他们中间出生，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陛下，您的行期不能再耽误了，”我说，“这会叫您失去王冠。”
他没有回答。他重病缠身。医生声称他命在旦夕。
“您的弟弟那一派很有势力。我们应该迅速行动。”
我不耐烦地望着这个高大苍白的青年，他听我说话，嘴巴微张，没有表情；在垂落的眼皮下，眼睛像死了似的，下嘴唇往下挂。
“您害怕了？”我说。
他的嘴唇终于动了。
“是的，”他说，“我害怕。”
他的声音严肃诚恳，我愣住了。
“我的父亲死在西班牙，”他说，“医生说那里的气候对我有危险。”
“一个国王不该在危险面前退却。”
他说话声音缓慢，还带点结巴：
“我的弟弟会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国王。”
我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要是查理死了，不会造成损失，他的弟弟年纪还轻，会在我手中变成一个驯服的工具；但是如果大公活下去并把西班牙丢了，那世界就会分裂成两派，我的计划就会失败。
“天主选中的是您，”我语调坚定地说，“我经常把天主对您的期望讲给您听，这就是把四分五裂的世界重新变成统一的世界，像他亲手创造的那天一样。您若把西班牙让给斐迪南，您就会让世界四分五裂的局面永远继续下去。”
他抿紧嘴唇，额上冒出汗珠。
“我可以把一切让给他。”
我望了他一眼。他身体弱，思想慢；但是，正是这种胆小怕事的性格才对我有用。斐迪南我不认识。
“不，”我说，“您的弟弟是西班牙人。他关心的只是西班牙的利益。只有您才能完成天主赋予的任务，拯救世界非您不可。您的健康、您的幸福是算不了什么的。”
这下叫我说中了。他变得更加苍白。
“拯救世界，”他说，“这太重大了。我无力担当这项使命。”
“有了天主的协助，您能担当的。”
他把头捧在手里，我由他默默祈祷。这是一个孩子，他喜欢在野外奔跑、竞技、音乐；他预感到我要放在他肩上的是个怎样可怕的重担。他祈祷良久，然后又说：
“一切遵照天主的旨意办吧。”
几天后，查理在沙丘中间建立了他的朝廷。一支四十艘帆船组成的船队排列在弗利辛恩港口，几星期来等待着顺风；一待风起，我们就朝着西班牙进发。我靠在甲板栏杆上，日复一日望着太阳东升西落。我不仅仅是朝着西班牙驶去。那边，在天涯的那一边，森林里栖满了色彩斑斓的鹦鹉、满腹锦花的鸽子，火山口喷发滚烫的金黄色熔流，草原上驰骋着头插羽毛的土人。西班牙国王是这些蛮荒天堂的主人。我想：“有一天我将在那里登岸，亲眼看一看这个天堂，并按照我的愿望来塑造。”
九月十九日，船队望见了阿斯图里亚斯河岸。岸边不见一人；我看到一座山腰里有一大队人马；小孩、女人、老人，跟着背驮包裹的骡子走，他们好像在逃难。突然一丛荆棘后面响起一排枪声。嫔妃尖声大叫，水手抓住步枪。查理脸部仍然毫无表情，他瞧着这块他王国的土地默不作声；他对这种粗野的接待不表惊异，他来这里找寻的不是幸福。又是一排枪声，我用尽全力喊：
“西班牙！这里是你们的国王！”
全体水手重复叫了一声，我看到朝海边倾斜的荆棘丛中有了动静，一个男人爬着过来。他无疑从国王的大旗上认出了卡斯蒂利亚的族徽，站了起来，舞动火枪大叫：“西班牙！国王万岁！”顷刻间，从荆棘丛里，从岩石后面，山民高呼着向我们跑来：“唐·卡洛斯万岁！”他们后来对我们说，看到大量船只，他们害怕这是一次北非人的入侵。
我们到了比利亚维西奥萨镇。接驾的准备工作一点没有做，大多数朝臣、甚至有些女眷只得睡在草堆上。天一亮，我们又动身了。国王骑了英国大使提供的一匹小马赶路，他的妹妹埃莱奥诺骑马走在他旁边。随从女眷坐在牛车里。许多宫廷侍从步行。路上碎石嶙峋，我们在明亮刺目的蓝天下艰苦跋涉。十字路口没有一个人，田野里、大路上也没有一个人：一场流行病蹂躏了这块地区，禁止居民任意迁徙。可是查理似乎对酷热的阳光、萧索的景色无知无觉，没有表示一点不耐烦或忧郁。完全出乎医生的预料，西班牙的气候像是反而增强了他的健康。可能对自己居然还活着感到惊奇，他的眼睛深处生出了一点怯生生的光芒，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庄严进入巴利亚多利德的那天，他笑了。
“我待在这个国家会开心的。”他说。
几星期来，他显得喜气洋洋。他高高兴兴参加庆祝和竞技，有时还和同龄青年在一起欢笑。我心中暗喜：“他现在活了，他现在是个国王了！第一步棋赢了！”我一听到马克西米利安驾崩，便匆忙赶到德国。现在，应该想到帝国。
在位的最后几年，马克西米利安向选帝侯又是送礼又是许愿，他以为可得到他们中间五票的支持。尽管他给过他们六十万弗罗林，但是在他死后第二天，选帝侯认为又可以重开谈判讲价钱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马上参加角逐，发誓说若是可能，他愿花三百万来猎取帝国的皇座。查理没有钱，但是在海洋的彼岸，他占有金矿、银矿、肥沃的土地。我去找安特卫普的银行家，说服他们给我签几张期票，以我们在海外的财富作为担保。然后我去奥格斯堡。我从富格尔家族那里得到几张选举后即可兑现的期票。我立刻派使臣带了馈赠去找选帝侯，我自己也逐个儿拜访他们；我到了科隆、特里尔、美因茨。时时有弗朗索瓦和英国亨利的使臣带了新的礼品来，不动声色的选帝侯照单全收，登录在礼簿上。弗朗索瓦一世用硬币埃居支付，勃兰登堡选帝侯、特里尔选帝侯和科隆大主教开始上钩了。一天，我得知弗朗索瓦送给美因茨大主教十二万弗罗林和德国公使职。当天晚上，我出发去找弗兰茨·冯·济金根，他指挥强大的士瓦本联军。我马不停蹄跑着，往日一动不动堆积在蓝色沙漏底上的时间都在我的马蹄下耗尽了。
弗兰茨·冯·济金根恨法国。我们率领了两万步兵和四千骑兵组成的一支军队，向离法兰克福几里地的赫希斯特进发，同时其他队伍直逼普法尔茨伯爵领地。选帝侯们大惊失色，做出传统的誓言，宣称他们的选票是纯洁的，双手是清白的，查理总共花了八十五万两千弗罗林当上了皇帝。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查理进入艾克斯拉沙佩勒。选帝侯齐集迎驾；他不戴冠冕，默默接受他们的祝福，然后，队伍跨进旧城城门。首先入城的是擎旗手、伯爵、市政大臣、手执白棍的艾克斯的枢密大臣、带领宫廷侍从和传令官的朝廷大臣，所有人都往人群中扔钱；然后，在两排弓箭手中间，走来高官贵胄、西班牙公爵、金羊毛骑士、亲王、选帝侯亲王。帕彭海姆元帅腰佩帝国宝剑，在国王前面引路，国王身穿铠甲绣袍。
一五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古老的查理曼教堂内举行了仪式。科隆大主教庄重地询问观礼者：“你们愿不愿意依照使徒的谕言，听从这位亲王和大人？”老百姓齐声欢呼：“愿意！愿意！”于是大主教亲手把皇冠戴在查理头上；他登上了查理曼的宝座，接受了骑士昀颂歌，这时教堂的穹顶下响起了《谢主词》的唱声。
“我得到帝国全仗您的大力，”当我们单独在他的书房里时，查理感激地对我说。
“这是托天主的洪福，”我说，“他创造了我就是为了辅佐您。”
我早向他披露了我的秘密，他并不十分奇怪，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任何奇迹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要是说他与我相处虽不像童年时那样胆怯顺从，他却把我当作一个受到天主青睐的人那么敬重。
“派您伴随我左右，这是他对我极大的恩宠，”他说，“您会辅佐我做个贤明的君王，不是吗？”
“我会这样做的。”我说。
他的眼睛发亮了。自从大主教给他戴上神圣的皇冠，他的表情变得更坚定，他的眼神变得更活泼了。他激动地说：“我要轰轰烈烈干一番。”
“您会做到的。”
我知道他梦想复兴神圣帝国，但是我要借他的手统一宇宙。科尔特斯正在为我们征服美洲，不久黄金将会滚滚向西班牙流来，那时我们就能建立庞大的军队。一旦实现德意志联邦，我们就可叫意大利、法国俯首称臣。我说：
“有朝一日，整个宇宙都是您的。”
他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望我一眼。
“没有人占有过整个宇宙。”
“那是时机没有成熟。”
他好一会儿沉思不言，突然微微一笑。可以听到书房墙外琴声悠扬。
“您不去听音乐？”
“等一会儿去，”我说。
他站起身：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音乐会。您应该去听听。”他说。
他推开门。他年轻，他是皇帝，天主的身影庇护着他，世界的幸福与他个人的幸福交融在他的心中，他可以安安静静沉浸在幽雅的琴声中。至于我，胸中心潮澎湃，除了这个从未在任何人耳边响过的凯旋之声外，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这也是我自己的声音，它在对我说：现在宇宙永远属于我了，只属于我一个人了；这是我的采邑，无人可以与我分享。查理将统治几年,我面前则有无穷的岁月。我走近窗前，抬头仰望星空灿烂，中间横贯一条乳白色玉带；亿万颗星星。在我脚下只有一个地球——我的地球。它浑圆的，有蓝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斑点，浮沉在太空中；我看到它。船只在海洋中航行，公路在大陆上扩展，留下一道道轨迹。我只一挥手，就能拔掉盘根错节的树林，放干沼泽地的淤水，调整河道的走向。大地上满是田野和牧场，十字路口兴建一座座城市。最低微的纺织工也住上明亮宽敞的房屋，粮仓装满精白的面粉，个个富裕、强壮、漂亮，人人生活幸福。我想：“我要重建人间天堂。”
查理轻轻抚摸五彩缤纷的羽毛斗篷。他喜欢鲜艳的料子、珍贵的珠宝。当水手打开箱子，把盛满绿松石、紫水晶的大理石盆放到地上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声音充满激情：
“多富啊！”
他望着堆在箱底的金币银锭；但是，我知道他指的不是这些财富，而是越过布鲁塞尔宫殿的灰墙，他看到滚烫的黄金喷泉冲向蓝天射去，红宝石熔流顺着一座火山山坡奔泻，他看到大道上铺砌着红彤彤的金砖，花园里竖立着实心的金树。我笑了。通过千万个灼灼发光的小太阳，我自己也看到装运金块银块的大帆船驶入桑卢卡尔港湾。我们抓了满把亮晶晶的彩纸像泼水似的洒向旧大陆……
“您怎么还能犹豫呢？”我说。
查理的手从闪光耀眼的料子上移开了。
“这些人也有一颗灵魂。”他说。
他开始在狭长的穿廊里慢慢踱来踱去；他把那位嘴唇开裂的船长交给他的一封信塞进紧身衣里；那是科尔特斯的信。前一年的耶稣受难日，科尔特斯登上了一个荒凉的海岸，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他命名为韦拉克鲁斯。为了阻止手下人重返西班牙，他叫人凿沉了全部帆船，只留下一艘，装了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的财宝进贡给查理。他要求援助，反对总督贝拉斯克斯的种种阴谋，后者企图阻挠他远征。查理在犹豫。
我不耐烦地望着他。西班牙多明我教派僧侣的信件、拉斯·卡萨斯神甫的奏札使他心神不宁；我们得知，尽管公布了法律，印第安人依然被当做奴隶看待，动辄遭到殴打屠杀；他们无力胜任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劳役，成千成万地死去。对我来说，我毫不关心这些求神拜佛、头脑愚昧的野蛮人的命运。
“派一些可靠的人，去那儿监督法律的执行。”
“远隔千里，哪个可靠？”
他又开始沿着桌子走起来，桌上堆放着水晶杯、宝石项链和镂金人像。我说：
“这些好心的神甫说得过分了。人总是爱夸张。”
“他们说的事只要有一件是真的……”
“非洲黑人是没有灵魂的，”我说。
“以我看，用的药与治的病同样可怕。”皇帝说。
他不再注视那些诱人的金锭，他什么也不再注视，脸上又显示出年轻时毫无表情、昏昏欲睡的神气。
“那么，您要怎么办？”我说。
“我不知道。”
“您要放弃一个用金子铺地的帝国？”
我把手伸进箱子，让金币在我指缝间簌簌往下落。他声音低沉地说：
“我不知道。”
他的神气非常幼稚，非常痛苦。
“您没有这样的权利，”我强调说，“天主创造这些财富是为人类服务。那里有肥沃的土地，如果我们不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过来，永远没有人会去开垦的。想一想您的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当美洲的金子一船船驶入您的港口后，他们就会富裕起来。怜悯这些野蛮人，您不就是叫德国农民饿死吗？”
他没有回答。他平生还不曾做出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须臾即逝，无足轻重；不管怎么样，一百年后，查理担心的这些可怜虫没有一个会记得身受的痛苦，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些已死的人。但是，他不能那么轻易同意剥夺他们的生命；他根据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他们的欢乐与忧苦。我突然朝他走过去：
“您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净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对每个人公正，使每个人幸福，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心地太好，不愿做出必要的牺牲，您就该隐居到修道院去。”
他抿紧嘴唇。从他半闭的眼皮中透出一种又硬又冷的光。他爱尘世，他爱奢华与权力。他说：
“我要统治，但是不要不公正地伤害别人。”
“您要统治，但是不要战争，不要绞刑？应该面对现实，哪怕看一眼也好！”我严厉地说，“这会使您省下许多时间，最贤明的亲王在他的良心上也有几百条人命。”
“有的战争是正义的，有的镇压是必要的。”他说。
“您可以用您为大众所谋的福利，来辩白您给某些人造成的伤害。”我说。
我停了一会儿。我不能用我的语言来跟他说话：一个生命、一千个生命并不比一群蜉蝣生物更重要；而我们要建造的这些公路、这些城市、这些运河，将留在地球表面经历千秋万代，我们将帮助一个大陆千秋万代地摆脱原始森林和愚昧迷信的阴影。这个他不能亲眼目睹的尘世前途，他不会关心。但是，我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扣动他的心弦。
“我们叫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受的只是尘世的痛苦，”我说，“我们给他们、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带来的却是不朽的真理、无穷的幸福。当所有这些无知的民族在今后没有穷尽的世纪里，永远投入天主的怀抱，您不就会觉得当初帮助科尔特斯是有道理的吗？”
“由于我的过错，有一批人是在身犯大罪的情况下死去的。”他说。
“不论怎么样，他们不是在偶像崇拜中死，便是在犯罪中死。”我说。
查理颓然倒在椅子里说：
“统治可不容易。”
“永远不要做不必要的坏事，”我说，“天主对一个皇帝的要求不过如此。他明白有时做坏事是必要的，说到头来，坏事还不是他自己给创造的吗？”
“不错。”他说。
他望了我一眼，神情沮丧，说：
“我要的是心地踏实。”
“您永远不会心地踏实。”
他叹了一口气，一时默默无言，把项链狠狠地扭动。
“好吧，”他说，“好吧。”
他突然站起身，躲进祈祷室里。
“这个城市疯了。”我俯在窗前说。
这是头一天晚上开始的，那时城里来了一辆大车，车柱子歪斜，皮车帘厚厚的。成千群众上街去迎接这辆车子，农民、工艺匠、商人，有的骑马，有的坐骡，他们吹着笛子，敲着钟鼓，走出了北城门。圣约翰骑士旅舍满是男人、女人、教士、显贵人物，他们都挤在走廊里、楼梯台阶上。房顶上有青年、孩童、甚至成年人放哨。当那位僧侣从轮椅上下来，群众高声怪叫，向他拥去；有的女人跪在他膝前，撩起风尘仆仆的法衣衣角亲吻。整整一天来，透过大主教宫殿的高墙，我们听到他们的歌声和叫声。入夜以后，群魔又乱舞起来。这些演说的人高高站在喷水池边沿上、桌子上、酒桶上，大声宣讲路德完成的奇迹；铜乐队满街跑。小酒馆角落里传出激昂的圣歌声和打架声。我以前见过节日狂欢的城市，卡莫纳居民在凯旋的日子唱歌，我理解他们这是为什么。但是这些毫无情由的欢呼表示什么？我猛地关上窗子：
“荒唐可笑！”
我转过身，看见两个人不声不响瞧着我；他们在窥伺我，尽管我对他们有感情，但这叫我恼火。
“这个人正在变成一位殉道者，一位圣人。”巴尔蒂斯说。
“这是迫害的必然结果，”皮埃尔·莫雷尔说。
“你们知道，这事我无能为力。”我说。
当查理要召开这次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时，我以为我们是去解决帝国的宪法问题，给一个由皇帝主持的联邦打下基础。他坚持要给路德定罪，叫我失望，更使我恼火的是帝国会议不听到被告的申诉就拒绝表态，我们只好接受他出席会议。我们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时机。
“皇帝对路德的印象怎么样？”巴尔蒂斯说。
“他觉得他不会造成危害。”
“要是不把他定罪，他永远不会造成危害。”
“我知道。”我说。
在这一时刻，整个宫里、整个城里议论纷纷。查理的顾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把这个异端分子逐出帝国国境，毫不留情追缉他的全部信徒。另一派主张宽容，他们跟我一样，认为僧侣之间的这些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世俗权力不要插手这些关于信仰、慈善事业、圣事的讨论；他们还认为，对帝国来说，路德不及一位忙于和法国谈判订盟的教皇危险。我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是今晚，他们的坚决主张突然使我感到不安。诉之于理智、摆脱了一切迷信的人据说头脑冷静，怎么也会这样焦急地等待着皇帝的决定？
我突然冲口问：
“你们为什么那么起劲为他辩护？难道他的思想把你们也争取过去了？”
他们一时显得不知所措。
“要是路德定了罪，”皮埃尔·莫雷尔说，“火刑架又将燃遍尼德兰、奥地利、西班牙。”
“强迫一个人否认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这是办不到的，”巴尔蒂斯说。
“假若他坚持的是错误呢？”我说。
“谁有审定的权力？”
我望着他们困惑不解。他们没有把所有的想法都谈出来。我此刻可以肯定，路德的有些想法吸引了他们，那是什么呢？他们对我有怀疑，还不愿告诉我。我要知道。窗外人声鼎沸，而我通宵达旦，又一次审阅了约翰·埃克的报告、路德的小册子。我曾出于好奇浏览过路德的著作，觉得通篇胡说八道；我认为这位僧侣要打倒罗马教廷迷信活动的热诚，至少与罗马教廷的迷信活动一样愚蠢。至于路德本人，我在今天下午才对他看了一眼；约翰·埃克在帝国会议上对他提出质疑；他说话结结巴巴，宣称他需要时间来准备他的答辩词，查理高兴地对我说：
“会叫我成为异端分子的，还不是这位小僧侣。”
为什么这些满口酒气的人在黑夜里闹得那么欢？为什么这些博学睿智之士那么焦急地等待着黎明？
第二天，会议开始时，我迫不及待地窥视着那位僧侣将会走过的那扇门。查理坐在御座上，身穿黑色绣金西班牙服装，脸上毫无表情。一顶丝绒贝雷小帽盖在他的短发上。在他四周，几尊石像似的，一动不动站着披白鼬饰带、戴翎毛的大臣以及穿绣金袍子、姿势僵硬的亲王。在走廊里响起喊声：“勇敢！勇敢！”这是路德的朋友在叫唤。他进来了，把黑色便帽往后脑勺一推，露出修剪不齐的头发，向皇帝走过去，非常自信地向他行了个礼。他的神气不慌不忙。他坐到自己的桌前开始说话。桌上堆着他的书籍和小册子。我观察他，脸孔瘦削，肤色发暗，颧骨高，两只深色眼睛闪闪发光。他风靡一时的威望从哪儿来的呢？他身上显示出一种力量；但是他又谈到了圣事和赦罪，这叫我厌烦。我想，我们在浪费时间。应该把所有僧侣，不论是多明我会还是奥古斯丁派统统消灭，用学校代替教堂，用数学、天文、物理代替讲道。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议论德国的宪法，而不是去听这些废话。查理可是全神贯注地在听路德的讲话，手指不停地盘转挂在褶裥衫前的金羊毛勋章。僧侣的声音高亢昂扬；现在他一个人侃侃而谈，在这个过于狭小、热气熏人的大厅里，没有人不在静听他慷慨陈词：
“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取消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违反良心做事，既不心地踏实，也不光明正大。”
我身子一颤，这些话像一个挑战，令我吃惊。不仅是这些话本身，还有他说这些话的语调。这个人敢于说他个人的良心比帝国的利益、世界的利益更有分量。我要把宇宙集中在我的手里，他却宣称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他放肆的言论会使世上的人各执己见，无疑是这一点叫小百姓和有识之士都听入了迷。他在人心中点燃了从前煎熬着安托纳、贝娅特丽丝的这种骄傲的怒火。如果听任他宣讲，他会点醒世人，说每个人都是判断自己与天主关系的法官，也是判断他自己行为的法官，到了那时候，我怎么还能叫他们唯命是从呢？
他继续在说，他攻击主教会议。现在我明白了，谈的不仅是主教会议、宽恕、信仰。处于危险中的是其他东西，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我的事业，只有人人放弃了个人的任性、个人的自尊、个人的疯狂后才会完成。教会教导他们的正是这些，教会还要他们服从一种信仰，屈就一种信仰；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这种信仰也可以就是我的信仰：我借教士之口，任意解释天主。如今，若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良心中去找寻天主，我知道他们找到的不会是我。“谁有审定的权力？”巴尔蒂斯对我说。原来他们维护路德的原因在这里，他们要每个人审定自己的良心。那时，世界会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四分五裂。应该由一个意志来统治，那就是我的意志。
突然，听众中有一阵骚动。路德宣称康斯坦茨主教会议做出的决定，违反《圣经》中最明确的经文。听到这话，查理五世把手套一挥，猛地站了起来。大厅内鸦雀无声。皇帝朝窗口走去，对着天空望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命令大家退出会议厅。
“您说得对，陛下，”我说，“路德比法国国王更危险。如果您听之任之，这个小僧侣会毁灭您的帝国。”
他的目光焦急不安地询问我；尽管他对异端邪说十分反感，但那时他认为不顾我的反对而把路德定罪，是违反了天主的意志。
“啊！这是您的意思吗？”他对我说。
“是的，”我说，“我也开了眼界。”
一百条手臂把路德高举在空中；外面，他们向他欢呼，他们这是在向骄傲和疯狂欢呼；他们愚蠢的喊叫把我耳朵也震聋了，我脸上还感觉到那位僧侣向我挑战时投射过来的灼热的目光。他要诱使人们背弃真正的利益和幸福。那些人无可理喻，竟然准备追随他。若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永远不会回到天堂的道路；但是我在这里，我知道应该把他们引往哪儿，走哪一条路。为了他们，我曾经克服过饥荒，战胜过瘟疫；为了他们，若有必要，我准备去反对他们自己。
第二天早晨，皇帝在帝国会议上宣布：
“一位僧侣依靠他个人的判断，来反对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义倡导的这种信仰。我决定保卫这个神圣的事业，不惜我的疆土、我的肉体、我的血、我的生命、我的灵魂。”
几天后，路德被逐出德国。在尼德兰颁布了一条法令：未经大主教批准，禁止印刷任何谈论信仰问题的文章，否则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官员接到命令，要他们追捕路德的信徒。
正要提出宪法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怀着失望的心情解散了帝国会议：弗朗索瓦一世没有争得皇座大为气愤，准备向我们宣战；西班牙发生了骚乱，查理只得前往马德里；他请我留在他弟弟斐迪南身边，德国政府工作已交给他代理。路德定了罪，席卷帝国的骚动并没有平息。僧侣抛弃了他们的修道院，深入乡村宣传异端邪说。由学生、工人、冒险分子组成的武装队伍，焚烧教士的房屋、图书馆、教堂。城里出现了比路德更加狂热的新宗派，发生了暴动。每个村子都有预言家振臂高呼，鼓动农民打破亲王的枷锁，而在乡野，从前的暴乱者揭竿而起，他们在一面白旗上画了一只金鞋，周围光芒四射，写着一句格言：“争取自由的人朝着这个太阳前进。”
“不用担心，”斐迪南说，“只要来几个带兵器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一切都会陷入不正常，”我说，“这些穷人是对的，必须进行改革。”
“什么样的改革？”
“这要从长计议。”
我没有忘记那次卡莫纳纺织工大屠杀。当我希望把世界掌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第一个计划是改造经济。自古以来，财富分配从没像现在这样不合理。货物源源不断进入我们港口，全世界都进行开放贸易，我们的船只从世界各地运来宝贵的货物，可是乡村农民大众和小商人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穷困。一斤红花，一五一五年值二点五弗罗林、六个十字币，那时值四点五弗罗林、十五个十字币。一斤面包涨了十五个十字币，一担糖要卖二十弗罗林，原价是十弗罗林，希腊科林斯葡萄从五弗罗林增至九弗罗林，所有物价都上涨了，而薪水却下降了。
“这种局面不能容忍。”我气愤地对着我召来开会的财政学家说。
他们都带着一种宽容的微笑对我望着。是我的天真无知使他们发笑。
“说吧，”我对银行家米勒尔说，“这种物价猛涨的起因是什么？”
他们谈了。我听到说，这些年的贫困的确是发展贸易带来的。西班牙征服者用印第安人的血汗榨取黄金，黄金进入旧大陆后引起所有食品价格上涨。资力雄厚的公司纷纷成立，租赁船只，垄断贸易；在排挤小商行的同时，这些公司在短短几年内，从经营的货物中获利高达成本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这笔丰利引起农林产品衰落；白银贬值了，薪水锐减了，而物价节节上涨。少数人积聚的财富惊人，穷奢极欲，挥霍浪费，广大贫民百姓则在挨饿。
“应该公布几条法令，惩罚垄断公司、高利贷和投机倒把。”米勒尔对我说。
我一言不发，所有德国亲王，从皇帝本人开始，没有一个离了大公司能活下去，他们不断用高利贷的利率向公司借钱。弗朗索瓦一世进攻纳瓦拉、卢森堡、意大利，我又被缚住了手脚；查理必须拿起武器抵抗，他要我筹钱支付军饷：我们的命运捏在银行家、大商人的掌握之中。
几星期后，法兰克尼亚的福希海姆发生了暴动，蔓延到德国全境。农民宣扬博爱、平等、分土地；他们焚烧城堡、修道院、教堂，屠杀教士、贵族，分配亲王的庄园。到了年底，到处是他们的天下。
“只有一个办法，”斐迪南说，“必须召集士瓦本联盟。”
他在灯光明亮的大厅里大步踱来踱去，来向他求援的亲王必恭必敬的目光随着他转。他们心中又怕又恨，使呼吸的空气在我看来也感染了毒菌。那里，在乡野，农民点燃了篝火，他们围在一起跳舞，齐声歌唱；他们喝到了葡萄酒，吃饱了肚子，胸中烧着烈火。我想起纺织工烧焦的房屋，想起践踏在马蹄下的妇女孩童。我喃喃地说：
“可怜的人！”
“您说什么？”斐迪南说。
“我说只有一个办法。”
各位亲王点头赞同。他们眼中只有他们自私的利益，他们横征暴敛，鱼肉乡民；我要在世界上伸张正义，确立理性，我要人们幸福。可是我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仿佛我的思想、我的想望，仿佛我历来的经验，我曾经生活过的这几个世纪，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分量。我被缚住了手脚。一架巨大的机器开动了，一个齿轮带动着另一个齿轮。环境迫使我身不由主地去做斐迪南要做的事，去做任何人处于我的地位不得不做的事。只有一个办法……
农民只是靠突然袭击、贵族的孤立无助才赢得了这场脆弱的胜利，一旦贵族们惊魂甫定，集合他们的力量，立即把叛乱的乌合之众镇压了下去。我那时前赴尼德兰，从那边上船去西班牙，准备朝觐皇帝。五年前，我带了皇帝赠送选帝侯的礼物穿越的也是同样的这些松林、草原、荒野，如今我又骑马穿越了。当时我满怀希望地想：“我将把一个帝国抓在手里。”我成功了，我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可是不得不把时间精力消耗在保护自己，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异端邪说，反对人的野心和顽固；我以毁灭的方式保护自己。我在疮痍满目的土地上前进。村庄成了废墟，田园一片荒芜，半死不活的牲畜在烧焦的农舍四周游荡；大路上看不到一个男人，只有两腮无肉的女人和孩子。所有参加叛乱的城市、乡镇、村子都付之一炬，农民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在柯尼希斯霍夫，人们把他们像一群野猪似的追逐；为了活命，他们爬到树上，但是敌人用长矛火枪把他们打下来；跌落地上的人遭到马蹄的践踏。因戈尔施塔特镇上屠杀了四千个农民；有的逃进教堂，被活活烧死在里面；有的集中在城堡里，紧紧挤在一起，头钻进土里，好似要避开人们的目光，哀求天主的慈悲，但是无一得到幸免。即使现在，贵族的怒气还没有平息；苦刑与处决接连不断；把可怜的农民放在火上烤，割他们的舌头，斩他们的手指，剜他们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