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统治吗？”查理说。
他的脸上毫无血色，嘴角颤动。有两个小时，他听着我说，一言不发；现在，他焦虑地望着我：“这算是统治吗？”
在西班牙也是这样，流了许多血才平定了叛乱。镇压还在进行。在巴伦西亚、巴利亚多利德、托莱多，每天有成千颗头颅滚落在刽子手的斧下。
“要沉得住气，”我说，“我们把罪恶在世界上连根拔的这一天总会来的。那时我们开始建设。”
“但是，罪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说。
“罪恶招来罪恶，”我说，“异端邪说引起火刑，反抗引起镇压。所有这一切最后……”
“最后会结束吗？”
他整天在宫里悄无声息地游荡。傍晚，在会议中间，他神经发作跌在地上，侍从把他抱到床上，他全身发烫。我像从前一样，日夜守在他的床头，但是我找不到一句有希望的话对他说。形势十分渺茫。幸运之神给我们送来了一位杰出的将军，法国陆军统帅查理·德·波旁跟法国国王闹翻了，愿意投奔皇帝；但是，为他的背叛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没有钱，筋疲力尽的部队威胁要叛乱；我们还缺乏枪炮；我们担忧会被逐出意大利。
查理一星期来一直虚弱无力。他起床后在宫里摇摇晃晃才迈了几步，这时一位信使快马赶到。法国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法国最显赫的贵族死亡一半，国王成了我们的俘虏。查理没有说一句话。他走进祈祷室开始祷告。然后，他召集军机大臣，下令全线停止敌对行为。
不到一年，在一五二六年一月十四日，签订了《马德里条约》。弗朗索瓦放弃在意大利的权益，承认查理对勃艮第的追还要求，退出反帝联盟，他还答应帮助皇帝反对土耳其。作为保证，他把自己的几个孩子留下作为人质。查理亲自护送他到离马德里几里远的托雷洪·德·比拉诺大路。最后一次拥抱后，他把国王拉到一旁，对他说：
“兄弟，我们签订的内容您清楚吧？坦率跟我说，您有没有意思照着办？”
“我有意思全部照着办，”弗朗索瓦说，“您若发现我口是心非，您把我看做一个坏蛋、一个叛徒，我决没话说。”
我没有听到这些话，是查理在归途中告诉我的，但是我看到法国国王向皇帝露出动人的微笑，看到他举起白翎帽深深行了个礼，然后朝着巴约讷的大路疾驰而去。
查理五世的手指越过蓝色海洋，点在一个小黑圈上：韦拉克鲁斯。
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理学家画出了新世界南端的轮廓：火地岛，那里生活着巨足的印第安人，麦哲伦绕过了那边的海峡。在露出海面的黄色与绿色的大陆上，他们写上了一些神奇的名字：亚美利加、佛罗里达、巴西。现在由我把手指点在一张崭新的大地图上：墨西哥。
这不过是一张纸中央的一个黑圈，但是这也是科尔特斯在湖光山色、空气明净的地区中建立的首都。在马泽尔坦、特科庞、阿泰加尔科、库尔普庞这些旧营地的废墟上，今天兴建了圣胡安、圣巴勃罗、圣塞瓦斯蒂安和圣马利亚四个区。教堂、医院、修道院、学校在四方辐辏的城市里拔地而起。首都四周的荒地上已建起几座新兴城市。我的手指沿着一条黑线，它表示顶峰积雪的安第斯山脉；我指指山脉西边的一块处女地，上面写着“待测地区”。
“黄金国，”我说，“皮萨罗正在越过这些山岭。”
我指指离佛得角群岛三百七十古里的那条子午线，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签订以来，这条线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占领区的分界线。
“总有一天，”我喃喃地说，“我们要把这条线抹去。”
查理抬头向伊莎贝拉肖像看了一眼；她在镜框里微笑，漂亮，严肃，一头浅棕色头发。
“伊莎贝拉永远别想指望葡萄牙王冠。”
“谁知道呢？”我说。
我的目光越过印度洋，停留在香料国，在摩鹿加群岛与马六甲、锡兰之间游移。伊莎贝拉的侄子都可能死的，也可能我们不久会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一场战争，让查理做整个半岛和海外诸国的主人。法国国王认了输，现在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您不知足。”查理高兴地说。
他抚摸着丝一般的胡子，脸上神采飞扬，蓝眼睛洋溢着笑容。现在他是一个体魄强壮的人，显得和我一样年纪。
“为什么要知足呢？”我说。
他摇头说：
“应该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他的目光从黄色、蓝色的地图上移开了。我望了望有护壁的天花板、挂毯、图画。为了迎接伊莎贝拉，格拉纳达的宫殿里挂起了珍贵的丝绸；喷泉在花园里歌唱；泉水在夹竹桃与橘子树之间流过。我走到窗前。王后在宫女前簇后拥下，信步走在小径上；她穿了一袭金红色丝长袍。查理爱她。他爱这座宫殿、水池、花、漂亮的衣服、挂毯、丰腴的肉、加香料的调味汁；他爱笑。这一年他幸福。我说：
“您不希望有一个世界帝国吗？”
“不。把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圆满完成，这已够了。”
“我们会完成的。”我说。
我笑了。我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我不能满足于布置一座宫殿，爱一个女人，听一场音乐会，过幸福的日子。但是我高兴查理有这份闲情。我想起那个瘦骨嶙峋的初生婴儿，昏昏欲睡的少年，优柔寡断的青年，我立志要他当上皇帝，如今我钦佩这个沉着、有头脑的美男子，他的能力是我的杰作，他的幸福是我的杰作。我建立了一个世界，我给了这个人生命。
“您记得吗？”我说，“您对我说：‘我要轰轰烈烈干一番……’”
“我记得。”
“您看，您已创造了一个世界。”我说时，把手放在写满奇奇怪怪地名的地图上。
“这全亏了您，”他说，“是您向我指出了我的职责。”
科尔特斯的成功，帕维亚的胜利，与伊莎贝拉联姻，在他看来，是他遵从了天主旨意的明证。今天怎么还能为几群红人、黑人的死而感到遗憾呢？一星期前，我在桑卢卡尔港湾，亲自监督一批动植物的装运工作，这是我给科尔特斯送去的，让他在印度的天空下驯化引种。一支巨大的船队正准备扬帆出海，驶向新大陆。码头上，一堆堆大包货物往大帆船、甚至战船上装。登船的不再是军人，而是农民、移民。查理派遣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派僧侣，去韦拉克鲁斯兴办医院和学校。我也给托莱多的医生尼古拉·费尔南代兹筹划大笔款子，由他组织一支考察队。随同他一起去的有博物学家，负责编写美洲动植物志；有地理学家，准备绘制新地图。装船运给新西班牙的移民的货物中，有甘蔗、葡萄藤、桑树、蚕茧、母鸡、公鸡、绵羊、母羊；他们已经驯养了骡子、驴子、猪，种植了橘树、柠檬树。
查理指指表示墨西哥的小黑圈儿。
“要是天主假我天年，我有一天要去亲眼看看他赐给我的这个王国。”
“您若允许，我跟您去。”我说。
我们两人肩挨着肩沉默地出了会儿神：韦拉克鲁斯、墨西哥。对查理这只是一场梦，印度远在天外，而他来日无多，但是我会看到的，不管发生什么。我突然站了起来。
他瞧我一眼，有点吃惊。
“我要回德国去，”我说。
“您在这里住厌了？”
“您已经决定召集一次新的帝国会议，何必再等呢？”
“就是神在第七天也休息的，”查理说。
“因为他是神。”我说。
查理笑了一笑。他不理解我迫切的心情。过一会儿，他要仔细打扮后去参加晚会，他要吃美味的鹅肝酱，一边听音乐，一边向伊莎贝拉微笑。我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等得太久了，应该让这一天早点到来，让我可以环顾四周说，我还是有所作为的，这就是我创立的事业。那时，我的目光落在那些都出于我的愿望才在大地出现的城市，落在那些到处体现了我的梦想的平原；我就能像查理一样面露笑容，仰身倒在一张靠椅上；我就会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我胸中平静地跳动，不用再为未来奔波；在我周围，时间像一池宁静的湖水，我浮在水面上，像神在云端上，悠闲自得。
几星期后，我又重新穿越德国。我这时好像正在接近目标：农民暴动使亲王们心惊胆战，这样就有可能解决路德派问题，把所有国家组成一个联邦。我就可以去开拓新大陆，那里的繁荣会使旧大陆获益匪浅。我观看四周曾受战火蹂躏的乡野。荒芜的乡镇上已盖起了新屋，男人在开垦田地，女人在门前摇晃怀抱的婴儿。我望着兵燹之灾的遗迹无动于衷。“这又怎么样呢？”我想。死的死去，活的活着，世界照样满满的。空中照耀的还是同一个太阳。无人需要惋惜，无物值得遗憾。
“我们永远没个完！”我愤怒地说，“我们两只手永远闲不下来！”
刚抵达奥格斯堡，我获悉弗朗索瓦一世早把誓言抛在脑后，跟教皇克莱芒七世，跟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结成联盟，准备再跟皇帝打仗。他也联合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不久前把匈牙利国王路易率领的两万大军打得大败，对基督教国家形成严重的威胁。我只得搁下计划，去应付眼前千百桩急事。
“您打算到哪儿去弄钱？”我对斐迪南说。
钱是不可少的。波旁公爵在意大利率领的帝国军队要粮食、要欠发的饷银，他们公开叛乱。
他说：
“我想问富格尔去借！”
我知道他会这样回答的。我也知道这么一个权宜之计后患无穷；奥格斯堡的银行家要求抵押，慢慢地，奥地利银矿，阿拉贡和安达卢西亚最肥沃的土地，我们所有收益的源泉都将落入他们手中；美洲黄金还没进入我们港口，已属于他们的了；这样，国库依然是空的，又得重新举债。
“人呢？”我说，“我们到哪儿去弄人？”
他犹豫片刻，然后跟我说，眼睛没朝我看：
“明德尔海姆亲王向我们提过派援兵来。”
我吓了一跳：
“我们去依靠一个路德派亲王？”
“别的能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声不出。只有一个办法……别的能做什么呢？……机器安装了，齿轮啮合了，不可更改地空转起来。查理梦想复兴神圣罗马帝国，发誓要保卫教廷，不惜他的疆土、他的鲜血、他的生命；现在我们要依靠我们的敌人去跟教皇作战，而我们曾以教皇的名义在西班牙、尼德兰到处竖立火刑架。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斐迪南反复说。
“没有，”我说，“不会有其他选择。”
二月初，我们向意大利南下，带了德国雇佣兵、巴伐利亚人、士瓦本人、蒂罗尔人组成的增援军，总共八千人，都是路德派教徒，为首的是明德尔海姆亲王。我们首先跟波旁会合，他们在阿尔诺山谷等我们。大雨倾盆，日以继夜，没有一条道路不是泥泞难行、坑坑洼洼的。
当我到达兵营时，叛军正走向将军的营帐；士兵高喊：“不发饷银，血战到底！”他们举着明亮的火把往装弹药的枪支上凑，他们的短裤褴褛不堪，脸上横着一条条大刀疤；他们看来更像一群土匪，而不是士兵。
我带来十万杜卡托，一下子分完了。但是这些大兵拿了金币还冷嘲热讽，他们要的是两倍那么多。为了恢复平静，明德尔海姆亲王向他们喊叫：“我们可以在罗马找到金币。”立刻，路德派、德国雇佣兵、德国人、西班牙人都朝罗马大道狂奔，发誓要用教廷的国库来解决他们的缺衣少食。我们企图阻住他们，可是没用。一位前来宣布教皇已向查理讲和的信使，只有逃跑才保全了生命。半路上有几群意大利亡命徒觉察这是个抢劫的机会，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群乱兵无法制止，反而裹胁我们一起去：我们做了自己部队的俘虏。
“这就是统治吗？”
我们在他们鬼叫狼嗥声中一声不响，骑着马淋在滂沱大雨下。这些人是我召集的，他们的金钱和粮食是我给的，而他们挟持我走向最荒谬的灾难。
五月初，一万四千多名土匪来到罗马城下，大声喊叫要求献出贡金。波旁为了不致被他们割断咽喉，只得同意率领他们攻城。他刚随同人潮涌上去，就在我身边给杀死了。两次被教皇军队打退后，这些西班牙雇佣兵、路德派德国雇佣兵、土匪冲进了城里。八天来，他们屠杀了教士、世俗教徒、富人、穷人、大主教和厨工。教皇逃跑了，是被他的瑞士卫兵救出的，卫兵自己全部遭到杀害。教皇向继波旁任职的奥朗日亲王投降。
尸体在阳台晃动，人肉在广场上腐烂，成群的蓝苍蝇在其四周嗡嗡叫；浮尸顺着腥膻的台伯河水漂流；人行道上是一摊摊鲜血，水沟的垃圾堆中有血迹斑斑的破布。野狗贪婪地吞食灰红色的怪东西。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女人在屋里哭泣，士兵在路上唱歌。
我的眼睛是干的，我没有唱歌。“罗马，”我对自己说，“这是罗马。”但是，这句话再也引不起我丝毫的感受。从前，罗马这座城市比卡莫纳更美丽、更强大。如果有人跟我说“有一天你会成为罗马的主人，你的士兵会把教皇赶走，把他的大主教吊死”，我会高声欢呼；后来，我崇敬罗马，把它看做意大利最高贵的城市，如果有人跟我说：“西班牙兵、德国兵屠杀了罗马居民，洗劫了罗马教堂”，我会热泪盈眶。但是今天，罗马与我漠不相关，罗马的毁灭对我既不是一场胜利，也不是一场失败，只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又怎么样呢？”我以往这句话说得太多了。要是乡镇夷为平地，苦刑、屠杀不重要，那么新盖的房屋、丰收的作物、婴儿的微笑又有什么可稀罕的呢？我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吗？我已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欢乐：我是一个死人。掘墓人在清理道路和广场，人们在擦干血迹、扫除废墟，女人胆怯地走出屋子，到井边去汲水。罗马会重生的。而我，我可是死了。
几天来，我心灰意懒地在城里走动。突然，有一天早晨，正当我在台伯河边停下来，仰望圣昂日城堡雄伟的侧影，在这个无生命的景致另一边，在我这颗空虚的心灵另一边，有样东西苏醒了；它在我的身外活着，也在我的灵魂最深处活着：紫杉的浓香、蓝天下的一堵白墙、我的过去。我闭上眼睛，看到了卡莫纳的花园。在这些花园里，有一个人内心激荡着欲望、愤怒、欢乐；我曾经是这个人，他就是我。那边，天涯的尽头，我怀着一颗跳动的心存在着。当天，我向奥朗日亲王告个假，离开罗马，策马奔驰在大路上。
意大利全境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我自己也曾鏖战在这些山谷和平原，我们焚烧庄稼地，毁坏葡萄园，但是只要过上一个季节，我们沿途留下的痕迹便抹去了。法国人不一样，他们和帝国的士兵恣意蹂躏这块异国的土地，对当地居民毫不留情；小村子烧了，粮食毁了，牲畜遭杀，堤岸决口，田野水茫茫一片。我不止一次窥见大路旁一群群孩子在找寻野草树根。世界扩大了，人口增多了，城市也更宽阔，他们把森林与沼泽改造成良田，他们发明新工具；但是，他们的斗争也日益残酷，历次屠杀中牺牲者成千上万；他们学会了一边建设，一边毁灭。可以说，一个脾气执拗的造物主，一心要在生命与死亡、繁荣与贫困之间保持一种不变的、荒谬的平衡。
四周景色我愈来愈眼熟了：我认出了土地的颜色、空气的香味、百鸟的歌声；我策马前进。离这几里路，从前有一个人他热爱自己的城市，他对着开花的巴旦杏树微笑，他捏紧拳头，感到身上热血沸腾；我急于要找到这个人，与他融为一体。我咽喉紧压，穿过种上橄榄树、巴旦杏树的原野。卡莫纳进入了我的视野，屹立在山地上，四边矗立着八座金黄色塔楼，还是原来的模样。我对着它谛视良久；我已勒住马，等着，等着，什么都没有出现。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熟悉的景色，仿佛前一天才离开似的。只一眼，卡莫纳进入了我的现在。此刻它在那里，平淡无奇，冷漠无情，过去的事一去不复返了。
我爬上山岗。我想：“他在城墙后面等我。”我越过城墙。我认出了宫殿、店铺、酒馆、教堂、漏斗式烟囱、玫瑰色街道、长在墙旁的翠雀花。一切都在原来的地方，而过去则再也找不到了。好一会儿，我一动不动呆立在大广场上，我坐到大教堂台阶上，我漫步在坟地里。什么都没有发生。
纺织机声不绝于耳，锅匠敲打着铜锅，小孩在陡坡上玩。什么都没有变化。卡莫纳满满的，没有人需要我。没有人需要过我。
我走进大教堂，对石板地望了一眼，地下躺着卡莫纳的历代亲王；穹顶下，曾响起过主教喃喃的声音：“让他们安息吧。”他们正在安息。而我，我是死的，但我却还在这里，为我的不在作证。我想：“永远不会有安息的时刻。”
“只要路德还有一个信徒，德国就别想统一。”查理没好声气地说。
“路德影响愈小，新宗派号召力愈大，他们更加狂热。”我说。
“把他们统统消灭，”查理说，强壮的手撑在桌上，“是时候了。早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已经十年啦！十年骄奢淫逸，十年钩心斗角，十年无益的战争，十年杀戮。除了在新大陆，我们仍然一事无成。曾有一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希望：弗朗索瓦一世放弃对意大利、奥地利、佛兰德的权益；德国人聚集在斐迪南身后，把土耳其人挡在维也纳前。伊莎贝拉给查理生了一个肥壮的儿子，西班牙王位和帝国的继承有了保证。皮萨罗准备去征服一个新帝国，比科尔特斯的帝国还要富裕。一五三〇年二月底，查理在布洛涅大教堂正式由教皇加冕称帝。但是好景不长，意大利、尼德兰出现了骚乱；路德派亲王结成联盟，弗朗索瓦一世与他们相互勾结。苏里曼一世再度使基督徒感到不安，查理把天主教亲王团结在周围，准备向他发动进攻。
“我在想，我们烧死异端分子，真能把异端邪说根除吗？”我说。
“我们传教士说的话，他们不爱听。”查理说。
“我愿意去理解他们，”我说，“我现在不理解。”
他皱了皱眉头：
“他们心里钻进了魔鬼。”
他对虐待印第安人那么优柔寡断，如今在尼德兰、西班牙全境，却鼓励人们效忠教廷；与魔鬼斗争，这是他基督徒的义务。
“我将竭尽全力驱逐魔鬼。”我说。
我理解查理恼火的原因。我们依靠路德派反对教皇，依靠天主教徒反对路德派联盟，这是一种搞平衡的游戏，不会给我们带来出路。我们消除不了宗教冲突的因素，梦寐以求的政治统一就不可能实现。我深信我们可以做到统一，问题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镇压只会激起异端分子顽强反抗；传教士对他们说的又是一种狂热的欺骗性的语言。但是，让他们听到理智的声音，关心自己真正的利益，就不可能了吗？
“什么叫做自己真正的利益？”我把这些想法谈出来时，巴尔蒂斯对我这样说。
他带着揶揄的神气瞧着我。我希望他这样的人能与我合作。但是，自从把路德定罪后，他跟我说话总是有所保留。
“您说得对，”我说，“应该了解什么是问题的症结，”我盯住他看，“您了解吗？”
“我跟异端分子没有来往，”他说，谨慎地笑笑。
“我去跟他们来往，”我说，“我要弄个明白。”
查理率领大军离开时，我到尼德兰去问教廷大使亚历昂德尔。信徒最多的宗派是再洗礼派，叫这个名字的缘由是他们接受一种新的洗礼。我得知后要求接近他们。我听说，把我介绍给他们不难，他们并不藏头露尾的，好像还在找寻殉教的机会。我果然成功地参加了他们好几次会议。挤在一家点了两盏油灯的店铺后间，一些工艺匠、伙计、小商人睁着两只发光的眼睛，倾听受到神灵启示的演说者向他们讲解《圣经》的要义。最常见的是一个矮小个儿的人，长了两只温柔的蓝眼睛，自称是先知以诺的化身。他的讲道一般没有什么意义。他宣称一个新耶路撒冷即将出现，在那里事事讲公正，人人是兄弟；可是他谈到这些梦想时声调激昂。听众中有许多妇女，还有年轻人，听得热情高涨，呼吸变得急促，不一会儿叫了起来，跪在地上，相互抱着号啕大哭，有时甚至撕碎自己的衣服，用指甲划破自己的脸；有的女人扑倒地上，两臂十字形张开，几个男人在她们身上踩。过后，他们平平静静地回家去，显出一副与世无争的神情。火焰法庭庭长不时把一小批人送上火刑架，他对我说他也对他们的温良恭顺感到吃惊。女人唱着歌上刑场。我多次试图跟先知说话，但是他笑而不答。
我有几个星期没去店铺后间了。有一天晚上，我又去了，发觉演说者的语言变了。他比前几次骂得更凶，布道结束时，激昂地喊道：
“脱下富人手上的戒指，取下富人颈上的金项链，这是不够的。应该毁灭存在的一切。”
全场疯狂地跟着他高呼：“应该毁灭！应该毁灭！”他们的喊声那么激昂，使我心中产生焦虑。我走出会场，抓住先知的胳膊：
“您讲道时为什么说应该毁灭？”我说，“请说说您的理由。”
他温和的目光注视着我：
“应该毁灭。”
“不，”我说，“应该建设。”
他摇摇头：
“应该毁灭。人得不到别的。”
“可是您讲道时谈到新城市。”
他笑了：
“我讲道时谈到新城市，因为它是不存在的。”
“您真的不希望新城市建起来吗？”
“假若新城市建起来，假若人人幸福，他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看到了我的内心深处，眼里也流露出焦虑的神情——“世界压在我们肩上太重了。只有一种救世之道，这就是把建成的毁掉。”
“多么奇怪的救世之道！”我说。
他狡黠地笑笑：
“他们要让我们变成石头，我们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突然，他先知的声音在黑夜中洪亮地响了起来：“我们要毁灭，我们要破坏，我们要活下去！”
不久以后，再洗礼派蔓延到德国各个城市，火烧教堂、市民房屋、修道院、书籍、家具、坟墓，焚烧庄稼，强奸妇女，进行血腥的狂欢；对企图抵抗他们疯狂的人格杀勿论。我听说先知以诺当上了明斯特的主人，在他的统治下发生可怖的纵酒胡闹，这类消息不时传入我的耳中。当主教终于夺回城市后，他把先知关在一只铁笼子里，挂在大教堂的一座塔楼上。我不愿再去思索这种荒谬的命运。但是，我惴惴不安地想道：“人可以征服饥荒，人可以征服瘟疫，人可以征服自己吗？”
我知道路德派看到再洗礼派犯下的暴行，也会感到骇怕；我愿意对这种感情寻根究底一番；我要求跟两位奥古斯丁派僧侣谈谈，布鲁塞尔宗教法庭刚判处他们火刑。
“你们为什么拒绝在这张纸上签字？”我对他们说，一边向他们出示撤消令。
他们笑笑，没有回答。这两个是中年人，相貌粗俗。
“我知道，”我说，“你们不怕死，你们急于要升入天堂，你们只想到拯救自己的灵魂，这种自私行为你们以为天主会赞成吗？”
他们望我一眼，有点吃惊；审判官一般不会说这样的话。
“再洗礼派在明斯特和德国各地犯下的暴行，你们听说了吧？”我说。
“听说了。”
“那好！你们要对这些暴行负责，就像你们要对十年前的大叛乱负责一样！”
“您知道，您所说的是不正确的，”其中一个僧侣说，“路德早已否认这些下贱的人。”
“他觉得自己有罪才那么竭力否认他们。您想一想，”我说，“你们声称有权在自己内心追求真理，并高声宣扬这个真理，谁还会阻止疯子、狂热分子去大喊大叫他们自己的真理？现在你们看，产生了多少宗派，造成了多大危害。”
“他们宣讲的是谬误，”僧侣说。
“如果你们不承认任何权威，怎么来证明这是谬误呢？”
我急切地又加上一句：
“教廷有时也可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还承认它有时也传播谬误，我不禁止你们在心灵深处谴责它。但是为什么要大声嚷嚷地攻击它呢？”
他们听着我说话，脸朝地上，两臂伸在长袍的衣袖里；我自信理由十足，满以为要把他们说服了。
“人应该团结一致，”我说，“他们需要对严酷的大自然、贫困、不公道、战争展开斗争；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虚掷在无益的纷争中。你们不要在他们中间搞分裂。为了你们兄弟的好，你们不能放弃一下自己的意见吗？”
他们抬起头，一直没有开口的那个僧侣对我说：
“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
第二天，布鲁塞尔广场中心响起劈劈啪啪的燃烧声，刺鼻的焦肉味直冲云霄；火刑架旁边，俯首沉思的人群默默地为烈士祈祷。我倚在一扇窗前，瞧着浓烟缭绕而上。“没有理性的人！”火焰把他们活活吞噬了，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像一个没有理性的安托纳选择了死亡一样；像一个没有理性的贝娅特丽丝拒绝活下去一样；先知以诺在塔顶上是饿死的。我望着火堆问自己，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理性，还是在会死的人心中隐藏着一种我没法窥透的秘密。火焰熄灭了，广场中心只留下一堆不成形的灰烬。我多么想问一问这堆灰烬，可是灰烬给风吹散了。
这时，查理战胜了苏里曼。他把对抗异教徒的战争带到了非洲，把海盗红胡子逐出突尼斯，把承认西班牙宗主地位的穆莱·哈桑捧上了王位。查理动身到罗马去过复活节。在圣彼得大教堂，他坐在教皇旁边的御座上；他们一起做宗教仪式，一起从大教堂出来。帝国几世纪来第一次，获得了与罗马教廷平起平坐的权力。但是就在全世界面前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刻，我们听说弗朗索瓦一世突然要为他的次子提出米兰公爵的继承权，他刚派了一支军队开赴都灵。
“不，”查理说，“我不要再打仗了。打不完的战争。战争劳民伤财，有什么用呢？”
他一向善于克制感情，也不由满房间地走来走去，神经质地拉扯胡子。
“我打算这么办，”他说，“我约弗朗索瓦一世决斗，一个对一个，以我的米兰来赌他的勃艮第，败的人由赢的人率领去跟异教徒开战。”
我说：
“弗朗索瓦一世不会接受这个挑战。”
我现在明白，我们永远不会完，我们的双手永远闲不下来。摆脱了法国人，就要向土耳其人进攻；征服了土耳其人，又转过身来对付法国人；西班牙的叛乱平定不久，德国又发生另一次叛乱；我们刚把路德派亲王的力量削弱，便要去压服盛气凌人的天主教徒。我们在无益的战斗中消耗力量，甚至不清楚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德国的统一，新世界的征服，我们永远没有余暇去思考这些鸿图大业。查理只得南下往普罗旺斯，我们向马赛进军，但是攻不进去。我们不得不撤至热那亚，登船前赴西班牙，订立尼斯和约，放弃萨瓦和三分之二的皮埃蒙特。
查理在西班牙跟伊莎贝拉共同度过冬天。王后的健康令人极为不安。五月一日，早产后病情急转直下，一场高热在几小时内夺去了她的生命。有几个星期，皇帝独自幽居在托莱多近郊的一座修道院。当他隐匿归来，老了十岁，背弯了下来，脸色灰白，两眼无神。
“我以为您不会再出修道院了，”我说。
“我是不愿出来。”
查理坐在椅子上不动，两眼盯着窗外明亮耀眼的蓝天。
“这事您不能做主吗？”我说。
他望了我一眼：
“是您有一天跟我说的：您的健康、您的幸福算不了什么。”
“啊！”我说，“这些话您还记得？”
“现在是记起这些话的时候了。”
他手抹前额，这是一个新的动作，一个老年人的动作。
“我应该把一个完整的帝国交给腓力。”他说。
我低首无言，卡斯蒂利亚夏日的炎热和沉默笼罩在我们身上。我那时怎么会鲁莽地向他指出他的职责所在？我那一天听着格拉纳达的喷泉怎么竟会自负地说“我给了这个人生命和幸福”？今天我应该这样说：“他这双无神的眼睛、这张痛苦的嘴、这颗颤抖的心是我给的，他的不幸是我造成的。”他的灵魂透出阵阵凉气。就像我触到了尸体的手一样，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这颗冰冷的灵魂。
几星期来，我们陷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查理的妹妹玛丽一声呼唤，把我们惊醒了。玛丽以哥哥的名义统治着尼德兰。根特发生了暴乱。很久以来，安特卫普的繁荣使那座古老的城市大为不安，因为商人看到大部分订单撤销，无活可做的工人在贫困中生活。当摄政女王企图向所有城市征收国家税，根特拒绝缴付。叛乱者撕毁了一五一五年为根特人订立的城市宪法；他们骄傲地把一小块羊皮纸缝在外衣上，作为联络信号；他们杀死了一名官吏，开始抢劫城市。法国国王同意我们借道，二月十四日，查理五世偕同玛丽进入根特，随行的有教皇特使、德国与西班牙大使、亲王和贵族；后随的还有帝国骑兵、两万名德国雇佣兵、扈从队伍；这一长串箱笼车辆，走了五个钟点。查理驻跸在他四十年前出生的城堡里，他的部队分遣到城内各区，全城立刻一片恐怖。三天后，叛乱的领袖不得不放弃战斗。三月三日开始审判。梅赫伦大法官向各位君主奏述城市的罪行。一个根特代表团前来恳请女王宽恕，但是她听申诉时满脸怒容，她要毫不留情地镇压。
“您不是惩罚得厌倦了吗？”我对查理说。
他惊奇地瞧了我一眼。
“我的意见又怎么样呢？”
他表面上又显得从容安详，能吃，能喝，仪表细致周到，举止上叫人看不出内心的空虚。
“您真的认为这些人是罪犯吗？”
他眉毛竖得高高的：
“美洲印第安人是罪犯吗？这是您教我的，要统治不可能不做坏事。”
“指非做不可的坏事。”
“给我举个例子。”他说。
我打量他，然后说：
“我钦佩您。”
他转过头去：
“我没有权力损害留给腓力的遗产。”
第二天，处决开始了。十六个首要分子斩首，而这时西班牙雇佣兵正抢劫市民的房屋，强奸他们的妻女。皇帝把一个区连同区内的教堂夷为平地，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要塞。根特的公共财产没收；不许他们保留武器、枪炮、辎重和一个命名为罗兰的大钟；城市的特权一律取消，居民还要当众请罪。
“为什么？”我喃喃地说，“这是为什么？”
玛丽坐在哥哥旁边微笑。三十个穿黑衣的士绅，光头赤足，跪在君主们的脚下；在他们背后，身穿衬衣、颈上拴了一根绳的是每个行业的六名代表，五十个纺织工，五十个老百姓。个个低下头，嘴抿得紧紧的。他们要求做自由人，为了惩罚他们这个罪行，我们逼迫他们跪在尘土中。德国境内几千人遭车刑、分尸、火焚；在西班牙，几千个贵族和市民身首异处；尼德兰的城内，异端分子在烈火中身子绞作一团。为什么？
晚上，我对查理说：
“我要到美洲去。”
“现在？”他说。
“现在。”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唯一的想望。我们一年前知道，皮萨罗在阵上生擒遍地黄金的秘鲁国的皇帝，征服了他的领土。从这个新王朝来的第一艘帆船驶入塞维利亚，装载了四万二千四百九十六金比索和一千七百五十银马克。在那里，没有必要用无益的战争、残酷的镇压去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过去，从而消耗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从头设计未来，在建设，在创造。
查理走近窗前，凝望夹在石堤岸之间的灰色运河水，远处可以看到那座阴沉的钟楼，里面引人自豪的铜钟已拆走了。
“美洲我永远看不着了！”
“您通过我的眼睛去看。您知道您可以信任我。”
“以后再说吧。”他说。
这不是一道命令，这是一声请求；从他嘴里吐露出这种哀求的声调，说明他内心感到莫大的颓丧。他又坚决地说：
“我这里需要您。”
我俯首听命。现在我还想望看一看美洲，再过一段时期，这种想望我还会有吗？要走应该现在走。
“我等吧。”我说。
我等了十年。一切不断地在变，一切跟原来没有两样。在德国，路德派胜利了，土耳其人又在威胁基督教，地中海又是盗贼丛生；我们要向他们夺取阿尔及尔，但是失败了。跟法国又开始一场新战争；根据克雷皮昂瓦卢瓦条约，皇帝放弃勃艮第，弗朗索瓦一世退出那不勒斯、阿图瓦和佛兰德。二十七年的你争我夺，已使帝国和法国民生凋敝，大伤元气；如今这两个交战国又两军对峙，一点没有改变他们相互的地位。查理很高兴看到教皇保罗二世要在特伦托召开一次盛大的主教会议；路德派亲王立即发动一场内战；尽管受到风湿病的折磨，查理英勇地御驾亲征，制伏了他的敌人；但是，皇帝派在米兰的总督冒冒失失占领了欢乐宫，教皇大发雷霆，开始与法国新国王亨利二世谈判，把特伦托主教会议改在布洛涅召开。查理不得不在奥格斯堡采纳一项折衷方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双方对此都不满意。两派都拒不接受德国宪法草案，自从查理当上皇帝以来，我们为了这个草案从不间断地进行着斗争。
“当时我不应该在这份折衷方案上签字。”查理说。
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安乐椅里，患风湿痛的那条腿平搁在一只小圆凳上；当国事不迫使他过戎马生活时，他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
我说：
“您当时没法不这样做。”
他耸耸肩膀：
“人总是这么说。”
“人这么说是因为事情确实如此。”我说。
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当时没法不这样做……一年复一年，一世纪复一世纪，历史巨轮在滚动；应该说，蠢人才会去想象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历史巨轮的轨道。我的鸿图大业起过什么作用吗？
他说：
“我当时应该拒绝的，不论花什么代价。”
“那时是在战争，而您又给打败了。”
“我知道。”
他手抹前额，这个动作他已习以为常了。他像在问自己：“为什么不给打败呢？”可能他是对的。无论如何，有些人的愿望在地球上留下了痕迹，路德、科尔特斯……这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给打败的想法？我们选择了胜利。现在，我们问自己：“什么样的胜利？”
过了一会，查理说：
“腓力当不上皇帝了。”
这个他早就知道了。斐迪南最近又突然坚持要把一个帝国留给自己的儿子。不过，查理还从来没有把这次失败说出口过。
“那又怎么样？”我说。
我望着褪色的挂毯、橡木家具、窗外风吹飘零的秋叶。这里的一切灰尘扑扑、死气沉沉：朝代、边疆、因循守旧、横行不法；为什么还要死死抱住这个腐朽的旧世界的残骸？
“让腓力当西班牙亲王和印第安人皇帝，只有在那里，可以创造，可以建设……”
“办得到吗？”查理说。
“您怀疑？在那里，您征服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您盖教堂，建城市，您还播过种子，收过庄稼……”
他摇摇头：
“谁知道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局势确实是混乱的。皮萨罗和他的一个同伴发生火并，那位同伴打败了，并被处决，但是，他的党徒又把皮萨罗杀了。皇帝派去调停纠纷的总督又被贡萨尔维斯·皮萨罗的士兵暗杀，这些士兵不久前又被忠于皇室的副官斩首伏法。有一条是肯定的，新法律没有得到遵守，印第安人始终遭到摧残。
“以前，您希望亲眼看看美洲，”查理说。
“是的。”
“您还希望吗？”
我犹豫了，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跳动，可能这就是一种想望吧。
“我总是希望为您效劳。”
“那么，”他说，“您去看看我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我需要知道。”
他慢慢抚摸患风湿痛的那条腿。
“我应该了解我给腓力留下的是什么。”
他压低了声音又说：
“我应该了解我在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六个月后，一五五〇年春天，我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登上了一艘快帆船，它与三艘商船、两艘战船结伴同航。我没有一天不是伏在栏杆上，望着船航行时留在海面的一长条水花，这也是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的快帆船队走过的道路；我经常在羊皮纸上用手指行驶过这条道路；但是，今天的海洋不是我可以用手掌遮住的一块平坦的图面；海上波涛汹涌，粼粼发光，我的视线达不到它的边际。我想：“怎样占有海洋？”我在布鲁塞尔、奥格斯堡或马德里的办公室内，曾经梦想把世界握在我的股掌之中，世界只是一个光滑的圆球。现在，一天又一天航行在蓝色海面上，我问自己：“世界到底是什么？它在哪儿？”
一天早晨，我闭目躺在甲板上，突然随风飘来一种气味，是我五个月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热烈辛辣的气味，一种土地的气味。我睁开眼睛。在我前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是一条平坦的海岸，岸上黑压压的一片森林，树上叶子巨大。我们正在驶近卢卡亚岛。我观赏着这一块仿佛浮现在海面的大平台，内心非常激动。从前瞭望水手一声叫喊：“陆地！”哥伦布的同伴都跪了下来。他们也像今天一样听到百鸟鸣啭。
“我们在这些岛上停留吗？”我问船长。
“不，”他说，“这些岛荒了。”
“荒了，”我说，“真的？”
“您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没相信。”
一五〇九年，斐迪南国王批准贩卖卢卡亚人。拉斯·卡萨斯神甫证实说，他们赶了獒犬，像追猎似的去捕捉卢卡亚人，有五万印第安人不是被消灭便是失散了。
“十五年前，岸上还有几个移民，靠经营珍珠过日子，”船长说，“那时一只潜鸟值一百五十杜卡托，这种鸟很快绝种了，最后几个西班牙人只得离开小岛。”
“这个群岛有多少岛屿？”我说。
“三十来个。”
“都是些荒岛？”
“都是些荒岛。”
在地理学家画的地图上，群岛只是稀稀落落几颗毫无意义的黑点。如今眼前，每一座小岛都是存在的，像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那样绚丽夺目。岛上到处是火红的花，是鸟，是香料作物；礁石圈住海水，相互隔绝，形成一个个宁静的湖泊，水手称之为“水上公园”；在清澈见底的水里，珊瑚虫、水母、海藻、珊瑚等，像花似的盛开怒放，红色、蓝色的鱼悠游自在。隔一段距离，可以看到一个孤单的沙丘浮在水上，宛若一艘触礁的船；有时，沙岗上经经络络地密布着攀援茎和藤本植物，山腰上生长蒲葵。然而如今，这片温暖的、隔一段距离翻滚着甜水泉的湖面，再也没有一条小船滑过了；再也没有一只手撩开这些垂帘似的藤本植物；这块欢乐的土地，从前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一个懒洋洋、赤身裸体的民族，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