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作者笔记
主要人物关系表
序曲：冷冽之城
第一部分 房租
Chapter1 房东这一行
Chapter2 凑房租
Chapter3 热水澡
Chapter4 大丰收
Chapter5 第十三街
Chapter6 鼠窝
Chapter7 病号
Chapter8 400室的圣诞节
第二部分 驱逐
Chapter9 外送服务
Chapter10 随叫随到的瘾君子
Chapter11 贫民窟是个好地方
Chapter12 “一次性”关系
Chapter13 E-24号拖车
Chapter14 能忍则忍
Chapter15 妨害行为
Chapter16 雪地上的灰烬
第三部分 后来
Chapter17 这就是美国
Chapter18 用食物券买龙虾
Chapter19 小不点
Chapter20 没人想住在北边
Chapter21 大头男婴
Chapter22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Chapter23 宁静俱乐部
Chapter24 永无翻身之日
终曲：家与希望
关于我的故事——研究始末与回顾
致谢
导读 家：占有与驱逐
项飙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谢伦娜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1] 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贫民区里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谢伦娜买的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为它们没什么升值空间。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
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所以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扫地出门》一书解释了，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2009年至2011年间，密尔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贫穷、暴力、毒品进而聚集到了一起。为保证按时缴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扫地出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除了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大范围的档案检索，作者又在成书后专门聘请了一名校对人员，对他所有的田野笔记一一进行核对。但是，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这里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框架，甚至没有概念。学术作品中常见的内容，比如文献回顾和数据陈列，也都隐身于脚注间。整本书像是一部深度的纪录片，从一个场景推移至另一个场景。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细致的描写有如特写镜头，把各个人物的表情语气、所感所思直接呈现给我们。诸多具体场景叠加在一起，逐渐呈现出强制驱逐这一现象的历史、制度和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最让我感叹的是，马修能从“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东西”。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之所以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当我为了写这篇导读和马修对谈时，他援引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话说，如果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幅画，说“它是新古典风格的”，这是一种肤浅无聊的“看法”。站在一幅画面前，为什么一定要下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不以自己的直觉进入画本身？
我问马修，他是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的。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对身边的事物予以高度的关注，是他一贯的生活方式。“你看坐在眼前的朋友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蓝色。但那究竟是哪一种蓝色，它和通常说的蓝色可能又不一样。”只有深入到细节，才能看清生活的肌理。他很受几位被他称作是“观察天才”的小说家的启发。除了大家熟知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天堂》（Paradise）的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之外，他还提到了拉尔夫·艾里森 [2]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 [3] ，丹尼斯·约翰逊 [4] ，以及杰斯米妮·瓦德 [5] 。他们从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马修还有一种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访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为在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自己，受访者就是很具体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理论定义了的“角色”。调查者在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也会让受访者在调查者身上看见自己，彼此都可以放松。调查者无需时刻惦记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不着为一问一答间可能出现的冷场担心。如果一时无话可说，就观察对方怎么自言自语，怎么在沙发上发愣打瞌。受访者对马修坐在身边埋头写笔记也毫不在意。
马修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他出身贫寒，父母曾有过被驱逐的经历。后来他又认识了不少被驱逐的、不得不自己动手盖房的游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能研究和自己生活经历相似的群体。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亲密互动，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要达到这种状态，靠投入、靠执着、靠想象，归根到底靠对生活的关怀和热爱。能与街头小贩随意地聊天、和建筑工人轻松地玩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能力。如果不培养这种能力，那么方法和理论学得越多，你和这个世界的距离也许就会拉得越远。
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这和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志书写风格迥然不同。从影响深远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出版后，把自己写入民族志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一项义务。学者们强调，研究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总是以某种具体身份、在某个具体位置上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所以需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说明如何在互动中理解对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做一个对比的话，“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即报道的基本内容。
然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同样不言而喻。读者固然清楚地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怎么想，但是你的所见所想，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蜕化成了一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尤其没有对信息的可靠性、代表性、局限性做检测。信息碎片化、感官化。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这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客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被视为调查对象的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责任。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仅仅是我们在后现代认识论的轨道上滑得太远吗？人们一般认为《写文化》代表了人类学学界内部的反思和转化。但是媒体、甚至文学界在同时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说明背后可能有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原因。80年代后期的北美和当下的中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但是社会却没有统一的“大问题”感。“大问题”感，在冷战初期、在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是很明显的。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了公共问题，成为思考的引擎。
除了大问题感的消解，“公共感”的削弱也可能造成了“我文本”的兴起。原来现实主义作家和实证主义学者在描述世界时那么自信，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位置缺乏反思吗？不尽然。他们有那份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代表一个“公共”：他们在代表公共观察问题，在向公共报告他们的发现，在推进公共改变。现在，对个体多样性的强调，替代了对公共的想象。这样，我碰到、我听到、我看到就成了最真实的内容。
马修这么写，我不觉得他是刻意要在文本形式上复古。他可能认为这是最自然、最经济的写法。马修不可能不了解80年代以来的反思性写作，但他没有在简单的客观主义的思维上，相信一个先验的公共、跟着预设的问题走。他的公共感和问题感是在和调查者深度互动中形成的，是具体的、扎根的。
中国近来的非虚构写作、私写作、自媒体的发展令人兴奋，但是如何在这些多样、分散的表达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大问题感和公共感，将是一个重要课题。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
马修告诉我，他要把这本书写成一个道德批判。这个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础，如书在结语部分中强调，是认为家居（home）是生活意义的载体。“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他还援引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马修对家居的阐释，很多中国读者听来可能像丝竹入耳。而书中记录的被驱逐的悲惨故事，更让一些读者感到买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占有了房，才不会被驱逐。一张房产证，意味着安全、尊严、自我、意义，意味着可以放松地去参加同学会。中国的私人住宅拥有率领跑全世界（90%），要比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士（43%）高出一倍左右，也远高于日本（62%）、韩国（57%）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上较为超前的国家。 [6]
然而，家居是不是从来就是“人之为人的泉源”？游牧者，山民，水上民族居无定所，是不是就丧失了他们的人格（personhood）和自我身份意识（identity）？
我读大学前的十八年人生是在两个完全没有产权证的家度过的。一个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厂的宿舍，由码头边的仓库改建而成；另一个则在我母亲工作的中学，由教室改建的宿舍。虽然我们不必担心被驱逐，但要是单位要我们搬，我们也必须搬。我并不觉得，在仓库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们，不算是完整的人。现在身边的“炒房团”，尤其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房奴”，过得也并不比我们舒心。
有人可能会说，“房奴”总比无家可归者好。如果人人都成为“房奴”，没有人被驱逐，岂不是很好？事实可能没那么简单。当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家成为被占有的资产，占有的逻辑可能会不断强化和扩张，不断产生新的排斥和驱逐。驱逐是占有的前提。驱逐也是占有者维持、提升占有物价值的手段。如果没有排斥和驱逐，就不会有额外的市场价值。倒过来，驱逐又成为占有的动力。我们渴望占有，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历史上，对占有的渴望和面临的驱逐风险是成正比的。“家天堂”的意识比较盛行的年代，比如维多利亚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也是无家可归者数量剧增的时期。在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西欧，“家天堂”的意识则相对薄弱。上世纪60和70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欧取得长足发展；当地的年轻人很少会动买房的念头。
虽然中国没有像这本书里描述的驱逐，但那些在城里买不起房、落不了户、租不到合乎标准的房子、孩子因为不够条件上不了学的，常常有被劝退清理的可能。相反，被正式占有的房产进一步升值。这种情况刺激着更多的人去占有，以防再被“扫地出门”。在美国，认为占有房产是天经地义、提倡“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形态，和大规模的驱逐现象是紧密相联的。《扫地出门》告诉我们：2008年，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补贴上的金额不足402亿，但业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高达17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教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当年的预算总和。美国每年在业主津贴上的投入，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预估的三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人是业主”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有者的利益远远压过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条，那么政策可能就会向居住者倾斜，驱逐可能不会那么普遍。
占有者保护资产价值的动机，也在促进驱逐。美国大量的房客被扫地出门，原因不是房子不够。就密尔沃基而言，其人口在1960年是74万，现在却不到60万。驱逐数量的增加与房源的相对宽松是同时出现的。为什么空出来的房子不能成为被驱逐者的家园？占有者不愿意。我10万买下来的房子，白给别人住，岂不是降低了房子的价值？中国二线以下城市政府办公楼前和房产开发商公司门口时不时有业主静坐，对房子降价表示抗议。不许房产降价，直接动机是保护自己投资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不许那些比我穷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房子。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能让别人便宜地住。业主当然不是坏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为利润的源泉，对利润的追逐就难免沦为“要命”的肉搏。
“家天堂”意识的背后，也许是一个诡异的“双重异化”。这个过程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起居空间——变成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她/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来。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的发起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可能是最重视家居的思想家之一。他设计的住宅、家具、（特别是）壁纸，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被奉为经典。莫里斯强调精心设计、手工制作、独一无二，从而让人彻底享受家居；他强调人和生产工具、物质产品、制作过程、物理环境的有机融合。在他眼里，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今天的“家天堂”意识、对装潢（在高度程序化标准化的格式下展示所谓个性）的重视，显然大不一样。
当起居空间成为被占有的资产，本来自然的人际关系和不成问题的人的存在价值，也成了问题，被异化为要通过奋斗去“证明”、去追求的对象。房产证现在是你人之为人的一个基础。没有房产，年轻人找不到对象；不能帮子女买房，父母内疚自责，可能还会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而所谓双重异化，是指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为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等等。“家是最后的圣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7] 、“有恒产者有恒心” [8] ，这些说法将私有住宅的意义提高到了政治层面。但是，如果你买不起房、动不动被驱逐，国王进不进你的房又有什么意义？有产者确实可能趋于保守，但是说只有买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则心，这完全不能被历史经验证明。把对房产的占有理解为民主的条件，更是臆断。
我完全同意马修对居住权的强调。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权。但是居住权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有个地方住和有碗饭吃、有口水喝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在今天的语境下，就可能在为双重异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圣化，也是把家和社会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我们把家绝对化成为一个私人祭坛。如果家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那么，工作越折磨、学校越有压力，街头越危险，家就越显得温馨而珍贵。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循环里：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占有者，是驱逐者，也是被驱逐者——从安详、得体、自洽的生存状态中被驱逐。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看到这些问题。他们在疑问，他们在反思，他们在想象新的生活方式。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这也许会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革命。向成长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2017年10月—2018年5月
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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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lwaukee，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县的县治所在，但本身也有一部分面积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华盛顿县（Washington County）和沃基肖县（Waukesha County）境内。
[2] Ralph Ellison，美国作家，著有《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
[3] Leslie Marmon Silko，“美国印第安文学”四大家之一，作品中有强烈的印第安民族意识和深厚的印度安文化底蕴，著有《仪典》（Ceremony）。
[4] Denis Johnson，美国作家，著有《耶稣之子》（Jesus’Son）。
[5] Jesmyn Ward，美国黑人女作家，著有《拾骨》（Salvage the Bones）。
[6] 参见“Home Ownership Rate”，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home-ownershiprate。
[7] 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演讲中提到了这句话，之后被人们广泛地援引，用于表达财产权保护的理念。另有一说是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在波茨坦地区修筑行宫的过程中强拆了一座磨坊，磨坊主将皇帝诉至法院，败诉的皇帝只好在原地复建了磨坊。故事的本意即“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财产保护理念。
[8] 选自《孟子·滕文公上》，战国时期孟子的经济思想。孟子主张直接将土地分配给生产者使用，以此维护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
献给陪着我一路走来的米歇尔
“房租要是能从天而降，多好。”
——《（很重要的）小情歌》，兰斯顿·休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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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ngston Hughes（1902—1967），美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黑人，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这场运动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传统驯顺的旧黑人形象。这首诗的原名是Little Lyric（Of Great Importance）。——译者注（后文页下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作者笔记
本书为非虚构作品。书中的真实事件集中发生于2008年5月至2009年12月。除非注解中另有说明，所有事件均为作者亲眼所见。引用的资料皆来自数码录音记录，或官方文件的副本。为保护隐私，租户及其子女或者亲属，还有房东和他们请的工人均使用化名。
主要人物关系表
阿琳（Arleen）
拉里（Larry）—阿琳的前夫
博西（Boosie）—阿琳和拉里所生的大儿子
杰拉德（Gerald）—阿琳的大儿子，非拉里所生
乔里（Jori）—阿琳和拉里所生的二儿子
贾法瑞（Jafaris）—阿琳的小儿子，非拉里所生
迈尔沃（Merva）—阿琳的阿姨
马丁（Martin）—阿琳的哥哥，拖车营租户
特丽莎（Trisha）—阿琳的“朋友”
谢伦娜（Sherrena）—阿琳的房东
克里斯特尔（Crystal）—阿琳的“室友”
卡罗尔（Carol）—阿琳的新房东
谢伦娜（Sherrena）
昆汀（Quentin）—谢伦娜的丈夫
拉马尔（Lamar）—谢伦娜的租客
多琳（Doreen）—谢伦娜的租客
拉马尔（Lamar）
卢克（Luke）—拉马尔的长子
埃迪（Eddy）—拉马尔的小儿子
柯林（Colin）—拉马尔所属教会的传教士
卡玛拉（Kamala）—拉马尔的新邻居
多琳（Doreen）
帕特里斯（Patrice）—多琳的大女儿
娜塔莎（Natasha）—多琳的二女儿
C.J.—多琳的大儿子
鲁比（Ruby）—多琳的小儿子
米奇（Mikey）—多琳的外孙，帕特里斯的大儿子
杰达（Jada）—多琳的外孙女，帕特里斯的大女儿
凯拉·梅（Kayla Mae）—多琳的外孙女，帕特里斯的小女儿
范妮（Fanny）—多琳的朋友
塔巴莎（Tabatha）—多琳一家人的社工
托宾（Tobin）
连尼—托宾聘用的拖车营经理
办公室苏西（Office Susie）—托宾聘用的拖车营管理员
维特考斯基（Witkowski）—建议吊销托宾拖车营执照的议员
罗杰（Roger）—社区服务部派往拖车营的调查员
杰拉尔丁（Geraldine）—托宾聘请的比克管理公司的经理
海洛因苏西（Heroin Susie）—拖车营租户
米特斯夫人（Mrs.Mytes）—拖车营租户
拉瑞恩（Larraine）—拖车营租户
帕姆（Pam）—拖车营租户
拉瑞恩（Larraine）
毕可（Beaker）—拉瑞恩的哥哥
杰里（Jerry）—拉瑞恩的第一任丈夫
梅根（Megan）—拉瑞恩和杰里所生的大女儿
洁美（Jayme）—拉瑞恩与杰里所生的二女儿
格伦（Glen）—拉瑞恩的男友
奥黛莎（Odessa）—拉瑞恩的大姐
莱恩（Lane）—拉瑞恩的姐夫
苏珊（Susan）—拉瑞恩的二姐，莱恩的妻子
鲁宾（Ruben）—拉瑞恩的弟弟
贝蒂（Betty）—收留过拉瑞恩的拖车营租户
达布斯（Dabbs）—拉瑞恩在教会的朋友
达里尔牧师（Pastor Daryl）—拉瑞恩所属教会的牧师
帕姆（Pam）
奈德（Ned）—帕姆的男朋友，拖车营租户
布利斯（Bliss）—帕姆的大女儿，非奈德所生
珊卓拉（Sandra）—帕姆的二女儿，非奈德所生
克里斯廷（Kristin）—帕姆和奈德所生的小女儿
司科特（Scott）
泰迪（Teddy）—司科特的室友，拖车营租户
琼（Joe）—司科特的母亲
卡姆（Cam）—司科特的继父
比利（Billy）—司科特的“毒友”，海洛因苏西的男朋友
皮托（Pito）—司科特的“毒友”
米拉（Mira）—司科特的前老板，搬家清理公司女包工头
安娜（Anna）—帮司科特戒毒的互诫协会成员
大卫（David）—帮司科特戒毒的互诫协会成员，安娜的丈夫
奥斯卡（Oscar）—司科特的“毒友”，安娜和大卫的大儿子
克里斯特尔（Crystal）
罗达（Rhoda）—克里斯特尔在寄宿家庭的阿姨
瓦内塔（Vanetta）—克里斯特尔的“好友”、“室友”
巴伯牧师（Barber）—克里斯特尔所属教会的牧师
帕特里夏（Patricia）—克里斯特尔的“室友”
瓦内塔（Vanetta）
小肯德尔（Kendal Jr.）—瓦内塔的大儿子
藤碧（Tembi）—瓦内塔的女儿
波波（Bo-Bo）—瓦内塔的小儿子
德肖恩（D’Sean）—瓦内塔的前男友，波波的父亲
序曲：冷冽之城
乔里（Jori）和同辈的亲戚小孩挖地上的雪，搓成雪球朝经过的车辆扔去，乔里所在的街角位于密尔沃基县的中偏南部，车辆行经第六街（Sixth Street），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双联式公寓，公寓的门廊前有台阶，台阶向前延伸至人行道布满蒲公英的一边。往北行的车辆前方是圣约沙法特大教堂（Basilica of St.Josaphat），教堂的圆顶在乔里眼里像巨大的马桶吸盘。时值2008年1月，那是密尔沃基有史以来雪下得最凶的冬天。时不时会有车子从第六街转入亚瑟大道（Arthur Avenue），却发现自己成了雪地里的瓮中鳖。该男孩们出动了——乔里攥了个格外结实的雪球，朝一辆车扔去。车子倏地一停，一名男子跳下车，男孩们旋即冲进乔里和母亲阿琳（Arleen）、弟弟贾法瑞（Jafaris）同住的公寓。门锁是个便宜货，男人踹了几下门就开了。不过他什么都没做就悻悻离开了。可事情尚未结束，房东发现被破坏的门后，决定将阿琳和她的两个儿子逐出家门。就这样，母子三人将要告别这个住了八个月的家。
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外头天寒地冻，阿琳再不走，房东太太就会把治安官 [1] 找来。配枪的治安官会带领一票穿着靴子的搬家工人上门，还会出示一纸法官的命令，告知这里已不再是她家了。阿琳有两个选择：卡车或者路边。“卡车”是指她的东西会被装进一个18英尺（5米多）长的货车，清点登记后放入保税仓库 [2] 。进了仓库，她得另掏350美元才能拿回自己的家当。她哪有350美元？所以她选了“路边”，也就是看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统统被搬运工堆在路旁：几张床垫、一台落地式的电视机、一本《不要惧怕管教》 [3] 、一张漂亮的玻璃餐桌和尺寸合宜的蕾丝桌布，还有她的假花盆栽、几本《圣经》、冰箱里切好的肉、浴帘、贾法瑞的哮喘雾化机。
阿琳带着十三岁的乔里和五岁的贾法瑞住进一家游民收容所，大家都管那里叫“旅馆”（Lodge），因为这样父母就可以跟孩子说，“我们今晚要去住旅馆”，听起来像是住进了某间汽车旅馆。事实上，要不是因为挂着那个“救世军” [4] 的招牌，你还真会以为这是间汽车旅馆。阿琳在这个有120个床位的收容所住到4月，直至她在密尔沃基北部以黑人为主的旧城区 [5] 找到房子为止。她的“新”家位于第十九街和汉普顿街口，离她儿时的住处不远。新房子的窗框与门框宽厚，原本漆成了肯德尔绿 [6] ，但年久月深，油漆早已龟裂斑驳，木头的边缘裸露，看上去宛若一座迷彩屋。曾经有人尝试要把房子漆白，但半途而废，房子的一大半继而没被漆到。在这里，没有自来水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乔里常得用水桶清理厕所里的排泄物。不过阿琳喜欢这栋独门独院的宽敞房子。“那里不吵，”她回忆道，“而且一整套才租525美元，楼上两间房，楼下两间房。我超喜欢那地方。”
几周后，市政府判定阿琳超喜欢的这个地方“不适宜居住”（unfit for human habitation），勒令她搬迁。这栋房子的门窗被绿色木板封死，房东也收到了罚单。阿琳只得带着乔里和贾法瑞往更靠旧城区的地方搬。这次母子三人来到阿特金森大道（Atkinson Avenue）一处邋遢的公寓社区，很快她就听闻此地是毒贩的天堂。阿琳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尤其是乔里：这个肩膀松垮、有着胡桃般褐色肤色的男孩儿，脸上总挂着微笑，而且来者不拒，遇到谁都能聊两句。
阿琳在阿特金森大道挨了四个月，度过夏天，然后才搬到将近两公里之外第十三街跟基辅大道（Keefe Avenue）交叉口一栋双联式公寓的底层。阿琳和儿子徒步把东西搬了过去，开灯前她紧张到不敢呼吸；直到灯亮了，她才笑着松了一口气——这下子她可以靠别人付的电费撑一段时间了。客厅窗户上有个拳头大小的洞，前门得拿一块丑丑的木板卡进金属凹架才能锁上，肮脏的地毯藏污纳垢。不过优点是厨房空间很大，客厅的采光也不差。阿琳拿了块布把窗户的洞塞住，接着挂上了象牙白的窗帘。
房租是一个月550美元，不含水电及燃气。对美国第四穷城市的底层社区来说，这算是2008年两居室的行情价。阿琳找不到比这儿更便宜的房子，或者应该是比这儿更便宜而且还能住人的地方。再说，大部分的房东看她带着两个小孩，也不愿意把小一点的房子租给她。阿琳每个月可以领628美元的社会福利补助，光房租就占去了88%。她或许能够撑过这个冬天吧，熬到番红花和郁金香从融雪的大地冒出头来。春暖花开，那是阿琳最喜爱的季节。
外头响起了敲门声，上门的是房东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谢伦娜是一位身材娇小、顶着波波头、指甲修得漂漂亮亮的黑人女性，这会儿她带来了大包小包的食品杂货。她自个儿掏40美元买了一些东西，其余的则是在食物救济站 [7] 领的。她知道阿琳会需要这些。
阿琳谢过谢伦娜，关上门。好像有了个不错的开始。
从前，即便在美国城市里最荒凉的区域，驱逐房客也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行为往往会引起众怒。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 [8] 期间，虽然被逐出家门的户数跟今日相比不值一提，但还是发生了驱逐引起的暴动。1932年2月，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三户人家遭到驱逐，结果社区的居民群起反抗。对此，《纽约时报》评论道：“可能是天气太冷了吧，现场抗议的才一千人。” 1 有时邻居们会直接杠上联邦法警 [9] ，一屁股坐在被驱逐家庭的家具上，让人想搬都搬不走；有时他们会无视法官的命令把当事人的家当搬回去。联邦法警本身对强硬执法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不觉得身上的警章和枪该用来对付老百姓。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治安官之下有一个个小组，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执行驱逐和发布止赎令 [10] ；有的搬家公司专接驱逐案子，员工从周一到周五都不得闲；还有上百个公司四处挖掘数据，制作房客筛选报告，列出租客过去的驱逐记录与法院档案，将资料出售给房东。 2 现今的房屋法庭人满为患，特聘法官 [11] 被逼着在走廊上或塞满旧书桌和破档案柜的临时办公室里处理案子——但会去出庭的房客少之又少。对于轰隆隆的卡车引擎声、大清早传来的敲门声，还有街边一整排自己的锅碗瓢盆，低收入家庭早已见怪不怪了。
许多家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与此同时，居住成本却一路飙升，今天美国大多数贫困的租房家庭得砸超过一半的收入在“住”这件事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要用七成以上的收入支付房租和电费。 3 每年因为缴不出房租而被扫地出门的美国国民，数以百万计。密尔沃基的租房家庭不到105000户，房东却想得出办法每年驱逐大约16000名成人和儿童，相当于每天都有16个家庭经由法庭程序被驱逐。不过，比起走法院这条路，房东其实有更省钱省事的办法让租房家庭离开——有些房东会直接拿出200美元打发房客，叫他们在周末前搬走；有些房东会强拆房门，让人住不下去。密尔沃基半数租房家庭经历的“强制性搬迁”都发生在法律无法触及的死角，属于“非正式的驱逐”。如果把各式各样非自愿的搬迁全部算进去——正式的、非正式的、房东的房子被查封、房子被宣告为危楼等等——你会发现从2009年到2011年，密尔沃基每八名租户中至少有一名经历过强制性搬迁。 4
说到被逐出家门，密尔沃基并不是特例。将镜头转至堪萨斯城、克里夫兰、芝加哥等其他美国城市，驱逐的数据同样相去不远。2013年，全美每八户贫穷的租房家庭就有一户没办法付清租金，认为自己不久就会因此遭受驱逐的家庭比例大致是1/8。 5 尽管这本书的背景是密尔沃基，里面的故事却是整个美国的缩影。
本书记录了八个家庭的身影与足迹——有黑人家庭，有白人家庭，有人携家带口，有人孑然一身——所有人都被卷入驱逐的风暴中。扫地出门的情况在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牵涉其中的不只是房东和租户，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旧爱新欢、法官律师，甚至毒贩和教会长老。驱逐连带的后果不容小觑：一旦没了栖身之所，许多家庭的下一站就是收容所、废弃的空屋，甚至有人会流落街头。抑郁和疾病随之而来；一个个家庭被迫搬至危险的治安死角，住进条件更差的房子；街坊邻里的根基被连根拔起，社区轰然瓦解；年幼的孩子们成了无辜的受害者。驱逐让我们看到了人在悬崖边缘的脆弱与无助，也让我们见证了生而为人的智慧与胆识。
对越来越多的家庭来说，有个屋顶能遮风避雨已不再天经地义，而这正是美国现今最亟须面对与处理的问题。认知居住问题之普遍及其影响之深，将改变我们看待贫困的方式。过去几十年，我们眼里尽是就业、公共援助、养育子女与监狱人满为患等问题，我不否认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议题，但根本问题似乎被遗漏了：有多少贫困的成因与居住问题绑在一起？破落社区的居民不见得跟帮派分子、假释官、老板、社工或牧师有所往来，但他们的生命中（几乎）都会有位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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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eriff，美国广义警察体系中普遍经由选举产生的执法人员，也有某些州（如加州）仍要求担任治安官者必须具有司法警察任用资格。一译“警长”，治安官之下通常有若干其亲自挑选的助理治安官（deputy sheriff）。
[2] Bonded storage，存放的货物均有担保，减损可获得赔偿的仓库。
[3] Don’t Be Afraid to Discipline，心理学家露丝·彼得斯（Ruth Peters）所著，讲的是爸妈如何不要被小孩牵着鼻子走，如何在家里建立起前后一致而公平的规矩。
[4] The Salvation Army，基督教的国际性慈善公益组织。
[5] Inner city，指的是紧邻中心商业区外围的区域，通常是城市较早开发的地区。工业革命以降，乡村人口与工人迁入这些区域，创造城市经济活动，支持都市发展。然而随着世界大战后经济结构转变，以及追寻“美国梦”的跨国移民涌入，这些地区遂出现产业外移、高失业率、高犯罪率、高住宅密度、种族冲突、住宅与环境品质恶化等问题。详见吴郑重：《导读：重新发现生活城市的魅力》，收录于Jane Jacobs著，吴郑重译：《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6] Kendal，英格兰西北镇名，以羊毛（线）产业闻名，并习于使用一种取自菘蓝的绿色染料。
[7] Food Pantry，在美国是指为穷人提供食物的组织，其资金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当地居民。
[8] The Depression，1929年—1933年间发源于美国，旋即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这期间，股票市场的价格跌至最低点、诸多银行破产、劳动力市场上的解雇和失业现象显著增加。
[9] 这里的联邦法警不是法院的法警（bailiff），而是在美国法警局（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任职的司法警察。美国法警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算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联邦执法单位。
[10] Foreclosure，止赎权，也称“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此处指的是以房屋为抵押品的贷款者，因未能履行还款义务而丧失赎回房屋的权利。
注释
1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9），53-55；St.Clair Drake and Horace Cayton，Black Metropolis：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World，1945），85-86；Beryl Satter，Family Properties：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关于被扫地出门这件事情，具全美代表性的历史资料付之阙如。20世纪前半叶的《纽约时报》将被驱逐描述成一件罕见而会使人讶异的事。到了20世纪后半叶，据某些地区性的研究记载，非自愿搬迁在美国的发生频率已是不容小觑。参见Peter Rossi，Why Families Move，2nd ed.（Beverly Hills：Sage，1980[1955]）；H.Lawrence Ross，“Reasons for Moves to and from a Central City Area，”Social Forces 40（1962）：26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