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伸出援手，谢伦娜也没有从中作梗，所以阿琳得快点行动，省得待会儿有人换主意。阿琳看这位小姐穿得不错，一袭长裙，头上包了丝质头巾。她面容温暖，有着马鞍般的棕色皮肤，颧骨边的色调会更深一些。她说话轻声细语，不是那种不友善的、散发着恶臭、衣服也破破烂烂的女性。她看起来确实很年轻，同时阿琳还在无意间听到这是她第一次租房子。阿琳听到的另一个情报是她每周二会去查经班，所以她应该不是那种狂野的类型吧。阿琳有很多疑问，但她只能选择跟这位陌生女子当室友，不然就只能去收容所了。很现实的是，阿琳只要说声谢谢，圣诞节以来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压力就能烟消云散了。
“谢谢你。”阿琳说，她笑了，陌生小姐也报之一笑。阿琳给她了一个拥抱，小声地欢呼，这名陌生小姐也跟着欢呼。阿琳这才松了一大口气，同时也非常感激，为此她也拥抱了没有表态的谢伦娜。之后她问了陌生小姐的芳名。 2
克里斯特尔·梅伯里（Crystal Mayberry）搬进第十三街的家当是三个垃圾袋的衣服，没有家具、电视、床垫或微波炉。虽然阿琳的东西也不多，但这几样必需品她还是有的，所以她想，克里斯特尔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自己跟儿子留下。阿琳让乔里与贾法瑞搬进她自己的房间。另外一个房间成了克里斯特尔堆放东西的私人空间，因为没有床，所以她干脆睡在阿琳放在客厅的双人沙发上。
阿琳并不打算久住，所以克里斯特尔也没有要她分摊房租。但社福支票寄来时，阿琳还是会给克里斯特尔150美元，算是负责自己的电话费和逾期的电费。这样算下来，剩下的钱还能给乔里换双新的运动鞋，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1990年春天出生的克里斯特尔十八岁，比阿琳最大的儿子杰杰还小一点。她出生时是个早产儿，主因是妈妈被抢匪在背上刺了十一刀引发阵痛，提前分娩。经此劫难的母女俩都活了下来，但这不是克里斯特尔的妈妈第一次遭受攻击。从克里斯特尔记事以来，她的爸爸就一直打她妈妈。她的父母都在吸快克可卡因，就连外婆也是。
五岁的时候，克里斯特尔被安置到寄养家庭里，自此她在几十个寄养家庭间来回穿梭。她跟罗达（Rhoda）阿姨住了五年，然后罗达阿姨把她还了回去，这是她跟寄养家庭“缘分”最长的纪录。在那之后，克里斯特尔待最久的寄养家庭是八个月。进入青春期，克里斯特尔开始跟“团体家庭” [1] 里的其他女孩打架。她曾以伤害罪被起诉，右脸颊上还留下了一道疤痕。她身边的人，还有这些人的房子、宠物、家具跟碗盘，对她来说都只是不断地来回往复。唯一比较稳定的是“吃”，而这也是她开始从食物上寻求慰藉的原因。
十六岁那年，克里斯特尔从高中辍学了。满十七岁时，负责她的社工开始慢慢将她移出社福系统。当时她经历了超过二十五次的寄养安置。因为有伤害案在身，克里斯特尔暂时不能住进面向低收入者的公共住房。为此社工想办法安排她搬进一个由儿童福利机构补贴的公寓，前提是她得找到工作。问题是，她对在夸德制图轮半日班或在汉堡王炸洋葱圈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后她只投了一份简历。另外就是她已经因为躁郁症得到了领取联邦救济金的资格，而克里斯特尔觉得她不管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都不可能比这张每月754美元的社福支票更稳当。就这样死拖活拖了八个月后，社工跟克里斯特尔说公寓她不能待了，于是她结束了寄养生活，正式开始四海为家。 3 她开始睡在收容所或街上。另外她曾先后短暂投靠过自己的外婆、教会的一名女性教友，还有一个同辈的亲戚。
阿琳跟克里斯特尔认识的机缘或许并不寻常，但其实很多穷人为了让自己跟孩子活下去，都会采取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求生大作战。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会常态性地搭上线，这点在旧城区并不少见，无论是在街道、职业培训中心、或是社福大楼，他们都会想办法互通有无。在遇见阿琳之前，克里斯特尔曾在公交车上认识一名女子，两人同住了一个月。 4
在1960与1970年代，一文不名的家庭总是依靠亲属关系网络苟延残喘。身无分文的黑人家庭会“在亲族的网络中，依靠众多亲友的接济度日”，人类学家卡罗尔·斯塔克（Carol Stack）在其所著的《我们这一族：黑人社区中生存的策略》（All Our Kins：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中这样写道。在这样的亲族网络中，互相交织的个体会在日常生活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种程度的互助虽不太可能助人脱贫，但至少可以免于被压力拖垮。 5 只不过，随着社会变迁——毒品（如快克可卡因）的泛滥、黑人中产的崛起、还有“监狱潮”的不期而至——都严重耗损了贫困社区的亲族安全网。另外就是由州政府执行的联邦“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s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等社福政策，同样限制了人对亲族的依赖，因为比起跟亲戚同住的人，政府会给予独居和与非血亲同居的妈妈较高的给付金额。 6
时至今日，血亲或家庭已不再是穷人的生活支柱。中产阶级的亲族通常不想插手，或不知如何插手。 7 此外，本身已经深陷各种麻烦或毒瘾的穷亲戚自顾不暇，更不可能去多管闲事。司法体系也经常扮演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罗达阿姨不肯在克里斯特尔超过寄养系统规定的年龄后对她敞开大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条太过僵硬。警方曾经在罗达家抄出了她儿子的毒品，为了帮儿子顶罪，罗达被判缓刑两年，而这也代表执法人员可以合法临检她的公寓。知道罗达有这样的苦衷，克里斯特尔曾问过能不能让她睡在前廊，但罗达还是说不（怕被发现收容超过寄养系统规定年龄的成年人）。
要靠一己之力在赤贫的状态下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8 要是没有家族亲戚可以依靠，去跟陌生人碰运气，建立“一次性”的人际关系总可以吧。但话又说回来，开口要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人帮忙，有时候真的是强人所难。 9
克里斯特尔搬进来一周后的某天，阿琳坐在厨房的桌前圈出报纸跟红皮书上的公寓招租广告，其中只要提到“身家调查”四个字的她都一律跳过。贾法瑞在玩昆汀留下的那支用于居家修缮的硅胶枪。阿琳的计划是在下个月1日前搬离。“我不想住在旧城区了。”她说。遇到克里斯特尔是她行了好运，所以她想乘胜追击，精挑细选下一个家：“要是能在闹市区找个月租不到525美元的两居室公寓就好了。”她心想。
乔里进门时，阿琳挺直腰。他穿着新鞋，拖着背包进了厨房，头低低的不敢抬起来。“你知道老师打给我了吧？”阿琳的声音颇为严厉。乔里急着想要解释，但阿琳没给他机会。“我不想听，你就是个惯犯，去哪个学校都要惹事。”
“不是，是因为同学踩我的鞋子。情急之下我一转身就说：‘你踩够了没！’然后老师就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学校里的同学都说那老师对学生说话态度很差。”
“这些都是借口，我不想听。”
“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乔里不甘示弱地回应，“连老师都在欺负人！他们对小孩也照样飙脏话！”
“还不是你先惹事，你不能稍微忍耐一下吗？”阿琳也大声起来。
乔里吸了吸鼻子，想把眼泪忍住。阿琳叫他去做作业，他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母子三人的卧室。
抓起报纸，阿琳出门开始找房子，两个儿子就交给克里斯特尔照顾。她的第一站是条顿大道，也就是以对角线切过密尔沃基北部的主干道。出门后，阿琳的第一个念头跟雪有关。她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眼前这么厚的积雪。到达条顿大道后，她造访几个租房处，结果并不顺利，有些房东没有回应，而有些房东的开价她负担不起。
找着找着，阿琳来到了她兄弟马丁住的社区。她发现这里有些出租招牌，但还是决定跳过这一区。“马丁随时都会来吃我们的、用我们的。”她想。稍早阿琳也曾经看过大儿子杰杰生父住的地方，她对那里也敬谢不敏。“那地方离那家伙实在太近了。” 10
在看了九间房子之后，阿琳的电话响了，一接起来，就听到克里斯特尔大吼：“你他妈的今天晚上就给我搬走。今天晚上！东西收一收，今天晚上就滚蛋！”
阿琳多等了几秒，然后才把电话挂掉。“这也太荒唐了。”她这么对自己说。克里斯特尔说乔里对她不礼貌，但阿琳感觉克里斯特尔只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发飙，她真正想说却没说出口的是：我饿了。克里斯特尔经常抱怨家里没什么吃的。食物从来不在她们二人协商的范围内。克里斯特尔一毛钱都不出就算了，就连她的食物券也被砍了。 11 “只要家里有吃的，她就乖得像只猫，”阿琳想，“一旦食物没了，她就像吃了炸药。”
阿琳来到附近街角的一家商店，点了99美元的肉品组合。这是旧城区热卖的产品，里头有超过20公斤的鸡翅、鸡腿、猪排、猪颈、咸猪肉、猪脚、火鸡翅、培根和其他部位的肉。站柜台的男子边用阿拉伯语讲着电话，边把两袋免费的马铃薯丢到袋子里。结账的时候，阿琳又多带了汽水跟薯片。买这些吃的，她付的不是美元，而是食物券（她每个月可领298美元额度的食物券）。另外她用现金买了包烟，是Newport 100s的长版薄荷烟。
阿琳脚一踏进公寓，乔里就急忙上前喊冤。“她说什么都不给贾法瑞穿外套、鞋子，什么都不让他穿，然后要把他赶到外面去！”
“贾法瑞是自己出去的，”克里斯特尔呛回去，“是乔里在那边说什么，‘贱人，看我不揍扁你！贱人，看我不这样，贱人，看我不那样。’”
阿琳安静地听着两方的说辞，像小孩吵架时从中斡旋的妈妈。乔里说他想要替贾法瑞出头，毕竟克里斯特尔威胁要把弟弟赶出去。克里斯特尔则说她只是开玩笑把两兄弟锁在屋外，乔里却莫名其妙地爆发。
“好了，”阿琳跟乔里说，“你不可以对她不礼貌。”然后她又转头对克里斯特尔说：“你也不准动我的小孩。”乔里意犹未尽地还想开口，但被阿琳先发制人：“你给我闭嘴。”
“她并没有把事情讲清楚！”乔里央求着。
“你叫她贱人做什么？”阿琳问。
“她叫我也很难听啊！” 12
“你知道吗？”克里斯特尔吼着，“对，我很贱。但向你们敞开大门留下你们的，不就是我这个贱人吗？我跟你们素昧平生啊。我就是那个收留你们的贱人啊，怎么样！房东会管你们这么多吗？她有必要理你们吗？”
“你提这些干吗，这些我心里有数。”阿琳答道，她的声音坚定而清晰。她先支开乔里，派他去杂货店买东西。
克里斯特尔在空中挥舞着电话。“等会儿我妈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做。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克里斯特尔的意思是，她要把阿琳母子的命运交由她的“干妈”，也就是她在团体家庭里认识的一位年长女性决定。她拨了号码，把电话按在耳朵上，同时仍不断跟阿琳说话。“他要是只叫我一声贱人，那就算了，我会叫他闭嘴。但我能让他这样连叫一个小时吗？”
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克里斯特尔重新拨了一遍。
阿琳走进自己的房间，朝着天花板嘶吼发泄。“她老是抱怨没有吃的，但我为什么要养她啊，我养我的孩子天经地义，而她又是个什么东西！”
“我有叫你买东西给我吗？”克里斯特尔在屋外吼，“不要自以为是好吗？拜托！老娘要什么东西没有，你说啊？什么东西？顶多我去卖色相而已。我要什么都有办法！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懂吗？”
阿琳看着两个儿子。“算了，我受够了！”她吼叫着，“早知道要受你这些鸟气，当初我还不如睡马路算了。我这是何苦？在家打扫卫生的是我，刚刚花钱买食物回来的也是我，我这是招谁惹谁？”
克里斯特尔重拨了一回号码，但还是没有人接。这会换成她对天花板嚷嚷。她开始向上帝祈祷：“主啊，请你现在就回答我。主啊，拜托，我需要跟干妈、我的主教说话。主啊，我没骗你，我真希望你没有教会我要爱人爱到这个程度……我真应该愤世嫉俗点，为我吃过的这么多苦。喔，主啊！”
克里斯特尔唱起了赞美诗。她一边绕着公寓踱步，一边哼着小曲，然后用鼻子吸气。偶尔她会停下来闭上眼睛，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冷静。
阿琳盯着乔里。“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现在说‘你们得滚’，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她……”乔里又忍不住。
“没听到我说什么吗，我们要去哪儿？”
乔里陷入了沉默，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阿琳的社福支票已经花完了，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克里斯特尔赶出门，她真的不知道还能带两个儿子去哪里。她看着贾法瑞，才发现刚刚大家吵作一团时，他一个人在本子上画着东西玩，合计他画了一大一小、两只戴帽子而且都穿着鞋子的怪物。
“你知道吗？”克里斯特尔终于开口。泪水在眼眶打转的她不再嘶吼了，而是以微弱且宽慰人心的声音说：“好啦，听我说。主啊，我真希望你没有赐予我爱的精神……你们母子俩伤了我的心，但要我把你们统统赶出去，这种事我实在做不出来……毕竟我刚刚说过我内心充满了圣灵，而圣灵要我不能那么狠心。”
“充满圣灵，嘴巴还放得那么不干净。”阿琳压低声音咕哝着。在阿琳看来，让克里斯特尔这位“二房东”回心转意的，才不是什么圣灵的指引，根本是肉块、薯片跟沙发床的魅力吧。毕竟刚刚吵得正凶时，她也没忘了提醒克里斯特尔：“我走的话，绝对会把行李收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会留给你。”
乔里坐在卧房里的床垫上，有种失落至极点的感觉。在这件事儿有了结果后，阿琳在乔里身旁坐下，她打算向儿子解释：“妈妈不应该只听她而不听你的，做父母的不应该这样，”她轻声细语地说着每一个字，“但现在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只能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 * *
[1] Group home，除了寄养家庭之外，团体家庭是针对少儿进行家外安置的另一种模式。团体家庭的人数通常不超过六人，其中至少一名会是二十四小时常驻的专业照顾人员。
注释
1 .这么做是为了让房客无缝接轨、让公寓不会有任何空档。
2 .我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事件，而是事后根据与阿琳、克里斯特尔、谢伦娜的谈话重建了现场。
3 .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在长大离开寄养家庭后，有1/3到半数的人在二十六岁前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Amy Dworsky，Laura Napolitano，and Mark Courtney，“Homelessnes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Foster Care to Adulthood，”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2013）：S318-23.
4 .在日常谈话中，拖车营或旧城区的居民总是一会儿说自己没有朋友，一会儿说自己有很多朋友；一会儿说自己身边都是至亲，一会儿又说自己跟他们很是疏离。心情的剧烈变化使他们对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的描述变得极不稳定：前一天是万里无云，翌日却又倾盆大雨。我开始辩证地看待他们的言辞；我将它们视作主观意见，而非客观证据。换句话说，我不会凭借他们所言来判定其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我遇到困难的地方不仅在于如何判断某个居民与他人是否真的有交情，还在于如何去问出别人为他做了什么、而他又做了什么去报答人家。付出会提升人的自我价值，而收取则会降低自我价值。在救世军处舀汤给有需要的人和拿碗去接别人赠予的汤，二者带来的感觉完全不同。不难想象，人有可能会高估他们的付出，并低估他们的获得。民族志给了我机会去验证什么是“说一套，做一套”。驱逐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情境，让我们可以把他们口中自己从亲友那里得到的帮助和他们实际获得的好处进行对照。被驱逐的经验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变熟悉，还可以考验人与人之间感情深浅与否，以及承诺的执行度。我们“肉眼”观察不到的许多真相，都会在驱逐的情境下浮上台面。Matthew Desmond，“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2012）：1295-335.
5 .Carol Stack，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4），93，33，43.
6 .像联邦救济金与食物券这样的公共计划便是如此。如果你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在他或她的餐桌上吃饭，那你的联邦救济金就会减少1/3。家庭人口数越多，领到的食物券就越多——但大家庭领到的食物券总额再多，也多不过每个成员分开领食物券的总和。比方说，一对男女登记成一个家庭，那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到食物券的金额上限是347美元。但如果他们分开领，那每人每个月可以领足189美元，乘以2就是378美元。扣除少数的例外，住在一起的家庭就必须合并申请发放食品救济券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而不得分开申领。参见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Applicants and Recipients，December 30，2013.关于联邦救济金上的规定，参见U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implifying the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Program：Options for Eliminating the Counting of In-Kind Support and Maintenance，”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68（November4，2008）；Brendan O’Flaherty，Making Room：The Economics of Homelessne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222。关于依赖亲属与“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的详情，见M.Lisette Lopez and Carol Stack，“Social Capital and the Culture of Power：Lessons from the Field，”in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eds.Susan Saegert et al.（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1），31-59。即便排除掉收入这项变量的影响，在密尔沃基领取联邦救济金的租房者相较于其他人还算住得宽松。《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
7 .说到基本需求的满足，穷亲戚一向是比中产亲戚更可靠的资源。参见Desmond，“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Stack，All Our Kin，77-78。
8 .像阿琳这样的单亲妈妈是没办法靠社福收入让收支平衡的。平均而言，社福补助、食物券跟联邦救济金加总起来，只能支应单亲妈妈约3/5的生活费用。就算兼差赚钱或向社会服务机构求助，很多人还是得咬牙度日。挨饿、不能添置冬衣、不能看病，都是常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Making Ends Meet：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
9 .范例参见Lee Rainwater，Behind Ghetto Walls：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Chicago：Aldine，1970），73；Sandra Susan Smith，Lone Pursuit：Distrust and Defensive Individualism Among the Black Poor（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7）。欲了解详情，可参见Desmond，“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其他民族志学者也曾在穷困社区中记录过类似的人脉动态。参见Elliot Liebow，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163-65，182；Rainwater，Behind Ghetto Walls，73。当然这些情感流动可以在社会的各个层级观察到。比方说，中产阶级就经常有向素昧平生者寻求情感抚慰的倾向，这在飞机上相当常见，所以它被称为“飞机上的陌生人”现象。穷人依赖“一次性”的人际关系，在性质上与中产向陌生人求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两者在程度上还是有所差别。穷人会经常性地依靠这种关系来满足吃住等基本需求。
10 .邻里跟社区在人们眼中并不只是孩子的学区或普通的生态环境指标而已。人们会用很私人的角度去观察社区，觉得社区的许多东西都无法量化但又非常强大。这股强大的力量会让他们对城市中的某块地区趋之若鹜或唯恐避之不及。
11 .祖母在一年前过世后，克里斯特尔就破罐破摔，没再去管食物券的事情。这项福利继而过期失效了。她记得祖母的死让她陷入了抑郁的深渊。“我什么都不管了，就是整天睡、洗澡、吃，然后回家又继续睡。我整个人都关机了——我对所有的人事物都没了兴趣。”克里斯特尔的例子，再次说明了心理创伤会怎样使贫穷恶化。
12 .乔里这么说，显然克里斯特尔也用了侮辱人的字眼称呼乔里。
Chapter13 E-24号拖车
在发现拉瑞恩未经允许，直接搬进他的拖车之后，毕可在病床上咒骂起来。愤怒却无助的他摸摸胸口，心脏三重搭桥手术在那儿留下了一道长达23厘米的缝合疤痕，像是条粉红色的虫在皮下蠕动。毕可跟拉瑞恩通电话时，拉瑞恩正忙得气喘吁吁。“毕可，”她说，“我们开始过新生活吧！我把东西全都丢了。”一整个上午她都在清理厨房，原先只是丢了被遗忘而发黑的苹果酱和停满了苍蝇的肋排，后来觉得留来留去留成愁，索性一股脑儿全丢了，甚至是未开封的食品罐头——因为上头有虫在爬。毕可要拉瑞恩住靠里面的卧房，但她嫌那里脏，不愿意。于是她拿出蒸气拖把，开始大肆清扫沙发。她打算把从旧拖车里抢救出的东西堆在沙发上，自己则睡在这些家当的旁边。
出院回家后，毕可在厨房的桌子前一屁股坐定，把烟头塞进一次性的塑料碗里，就是熟食店拿来装橄榄的那种。毕可是从小被叫到大的绰号，他的本名其实是罗伯特（Robert）。罗伯特留着向后梳的黑灰油头，整日郁郁寡欢；几年前他因为健康问题从市公交车司机的岗位上退休。
毕可要拉瑞恩分摊租金，但拉瑞恩说她没有办法，因为她不能断掉老鹰搬家仓库那边的保管费。为此他们吵了一架，最后毕可妥协让拉瑞恩负担有线电视和电话的费用就好。说到有线电视，他们之后又为看哪个台吵得不可开交。毕可喜欢像《冰路前行》 [1] 这类的节目，而拉瑞恩则是《舞魅天下》 [2] 的铁粉。还有一次吵架是因为毕可不肯跟她分享“流动送餐”慈善团体 [3] 送来的餐点。而毕可之所以闹别扭，是因为他还在不爽拉瑞恩丢光他罐头的事情；在此之前，拉瑞恩领取食物券的资格早已经被注销了——被驱逐那段时间昏天暗地的，她忘了跟社福单位有约。没了食物券，她只好向邻居要剩菜剩饭，再不然就是去教会的厨房觅食。
第一次去老鹰搬家的仓库时，拉瑞恩对着柜台后头一个反戴棒球帽、身上挂着金色十字架的黑人员工报上姓名。
“付了保管费，我就可以去看看我的东西吗？”拉瑞恩问。
“不行喔，女士。仓库这里是有投保的，我没办法让你进来。”财产一旦入库，就不让人随便翻了，不可能因为天冷就进去抽件冬衣出来。
“好吧。”
“我们这儿进来要钱，出去也要钱，然后你还得缴第一个月的保管费，”柜台后的黑人说，“这样大概是375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保管费会以每月125元的金额往上加。”拉瑞恩得到的建议是东西能早点领走就早点领走，这样才不会多花冤枉钱。问题是她刚刚上缴的钱就已经超过她这个月联邦救济金支票的一半，所以她只能这样耗着。因为同时要拿钱给哥哥毕可跟老鹰搬家，她得存上好几个月的钱，才有办法搬进新的公寓。
在拖车营里，拉瑞恩尽量保持低调，因为她不能让连尼跟办公室苏西看到自己。要是被这两人发现她躲在园区里，托宾就会得到消息，然后她跟毕可能会一起被扫地出门。
对托宾而言，连尼跟办公室苏西就像他的左右手，这两人对园区的房客们来说也同样不可或缺。无论是要赶你走，还是要修好你的马桶，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轻松。帕姆跟司科特会被驱逐，苏西有在后头使劲推一把；但如果她觉得托宾多收了某人的钱，或是前廊栏杆拖了很久都没修，她也会缠着凯迪拉克里的托宾直嚷嚷。不过比起这些，两人在拖车营里最重要的角色还是“文化翻译机”。他们就像托宾跟房客们之间的桥梁，遇到托宾拿捏错分寸，他们就会出来求情：就像某次托宾跑到某名房客的孩子面前说他爸爸迟缴租金，他们马上跳出来打圆场。连尼好几次用肉身挡在托宾跟房客之间。“以夷制夷”是这一行常见的做法——外来的房东会聘请“当地人”担任管理一职，人选通常会直接在房客里找。 1
那位被托宾向孩子们告状的爸爸是唐尼（Donny）。三十多岁的唐尼身形有些发福，满脸胡碴，拖车营里的房客都很喜欢他。唐尼没付房租，更准确地说是拒付房租，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觉得托宾不尊重他。原本要缴的租金被唐尼托放在交易中介机构 [4] 那儿，他提出的理由是拖车屋顶漏水，水槽底下也长了黑霉。为此唐尼对邻居罗比（Robbie）说：“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你租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拖车营里也有人不靠社会福利就能过活好吗，这家伙是有多无知啊！”
“就是啊！”罗比脱口而出，“他还问我有没有工作。我回他说，‘工你个头，我可是工会的人！搞不清楚状况！’”确实，罗比有工作，他是个坑道矿工，也确实加入了当地的第113号工会。“你当我是坨屎，我他妈的才不付钱咧！谁来我都不管，怎么可能让你在那儿像尊佛似的看低我！”
“就凭你是乡下来的，怎样！”
“住拖车又怎样，住拖车的他妈的也是人好吗！”
同是乡巴佬，连尼了解这些人的出身。他不否认托宾做得有点过分，但为了护主他也要把话说得清楚。“一堆人说：‘托宾就是个浑蛋啊’。但托宾怎么会是浑蛋呢，他是苦主，欠钱的是你们啊。”唐尼、罗比在内，整个园区都不知道的一个内幕是，他们交的租，连尼其实可以分红。以月计算，连尼要是能替托宾收到5万美元，那他就可以抽100美元，若在5万元以上，每2000美元他能再多分100美元。
有时，市府的社区服务部会派人上门，连尼就会跟在调查员旁边，一副有问必答的模样。调查员罗杰（Roger）低头看随身携带的手写板，回顾上次来都记录了什么。“嗯，W-45的那个车位是……”
“是个棚子，”连尼赶忙说，“我们已经撤掉了。”
“喔。”
“嘿，罗杰，”一名房客从前廊叫了检查员，“有看到什么吗？”
“什么意思？”
罗杰在拖车营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个人的厨房抽屉里都有他的名片。遇到房子问题让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不会威胁说要打给社区服务部，而会说要打给罗杰。罗杰是个微秃的白人，留着整齐的胡子，上半身穿社区服务部的POLO衫，下半身则是腰围33、裤长30的李维斯牛仔裤。
“我是说有发现违规吗？”房客解释道，一副很想插手的热心模样。
“这个嘛，这里当然不像乡间别墅，但只要屋子还能住人，我就没啥意见。”
“所以一切都合乎规定啰？”
罗杰不置可否地耸耸肩，继续向前走。违规当然有，怎么可能没有。比方刚那个热心房客的拖车后头有大堆垃圾，原本应该是窗户的地方变成了三夹板。有拖车的窗户玻璃破了好几块，有晚上用来生火的汽油桶，有垃圾浮在久久不退的积水中，还从园区两头那两个巨无霸垃圾桶中满溢出来。偌大的园区会只有两个垃圾桶，是因为托宾拒付年费来设置个别的小垃圾箱。而问题是，这两个垃圾桶在垃圾车前来回收的几天前就会爆满，招来浣熊和负鼠。罗杰来巡的前几天夜里，就有一名拖车营的住户拿刀宰了负鼠，就连连尼自己也曾用枪干掉过一只。清洁队员来收垃圾时，面朝垃圾桶的住户会好说歹说，希望清洁队的驾驶把垃圾桶移到别处。他们会指着某间拖车说：“那里面没住人！”通常他们说的是真的。
罗杰叹口气。“你们收敛一点吧，不然我真的会越写越多。”
“那你就不要那么勤快嘛。”连尼耍嘴皮子，想让罗杰放水。
“连尼，我是为你们好，真的。我每回来看，每回都有问题。”而且这还是在外头走马观花而已，罗杰通常不会巡到拖车内部，不然他会看到塌陷的浴缸被车子的千斤顶给硬架起来，还有热水器根本没连到通风管上。
罗杰停在一辆拖车前面。“这些窗户好像被枪打过？”
“嗯，”连尼答道，“住户没钱换新玻璃啊，我能怎么办？总不能叫我帮他们出这些钱吧。”这辆拖车的所有权在住户名下，意思就是住户除了要付房租，连维护费也得自掏腰包。
“我也不希望你破费啊。”
“所以没关系了吧。”
“我是无所谓啦。”
回到园区办公室之后，罗杰叹口气，用手扶额。
托宾挂上电话问：“怎么样？我们表现如何？”
“我说啊，”罗杰开口，“要让这种糟糕的拖车停进来，那你至少得让它们可以住人，不要太离谱。”说罢，罗杰开始列举较为严重的毛病：垃圾、存放物品的棚架没有遮蔽、窗户玻璃破损严重。
连尼打岔：“这个冬天大家都不好过啊。”
“这一条我不会报上去的。”罗杰回答，他指的是窗户破损这一项。他知道把种种违规的罪状写得巨细靡遗，不但不切实际，也不见得符合租房者的最大利益。
靠捡破烂维生的鲁弗斯踏进办公室。“我们不会有事吧？”他问了罗杰。虽然市府已经让托宾换照了，但不少房客还是很担心要搬家。
“嗯。”罗杰回答他。
“那就好，不用搬我那猫屋了，它太大了。”鲁弗斯的母亲过世时留下了七十二只猫咪，他身边现在还剩下三只。
接手拖车营后不久，比克管理公司就开除了连尼跟办公室苏西。看完合约终止书后，连尼便着手收拾他工作了十二年的办公室。各种工具、连墙上用螺丝拧住的鹿头也被他取走了。
这时门被推开，一名戴着墨镜的男人问：“我想办续租，可以吗？”
连尼顿了一拍。“我不清楚，”他终于还是开口，“这儿不归我管了。”
再熟悉、再平常不过的手续，现如今却仿佛悬在半空，令人手足无措。推门进来的男子脸上露出了愁容。离开后，他把所见所闻告诉了遇到的第一个人。人事变动的消息不胫而走，恐惧笼罩在整座拖车营之上。新的管理公司会承认口说无凭的租约吗？房租这下要涨了吗？驱逐潮该来了吧？连尼跟办公室苏西在园区里虽说不上万民拥戴，讨厌他们的人也有，但至少两人是熟面孔。“换一批人来，可能以后都要公事公办了，”药头道恩说，“办公室以前会给我们方便，是因为这里大家都是穷人。”消息传到了道恩的邻居谭美（Tam）耳里，这位怀着七个月身孕但有毒瘾的准妈妈，走进园区办公室，给了连尼一个大大的拥抱。
上班的最后一天，办公室苏西从语音信箱系统里删除了她预录的声音，连尼则把一串沉甸甸的钥匙留在了办公桌上。
比克管理找来接替连尼的，是最近才从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Eau Claire）毕业的小年轻，二十三岁，要说是连尼的儿子都可以。突然间要接手这样一个地方，年轻的经理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有点趾高气扬的感觉，总之他撑下来了。至于没能撑下来的，是只来了一周的维修师傅，他的“临别赠言”是：“这里的拖车屋九成九都无药可救、修无可修了……我修拖车屋也有七年的资历了，但没看过这么烂的。”
连尼和苏西离开之后，许多事情只能托宾亲自出面。这点他倒是不介意，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事必躬亲的房东。在经营学院路移动房屋营的这十二年里，托宾学会了如何将131辆残破的拖车变成一门赚钱的生意。最让人震惊的是，他可以把一辆几乎报废的拖车变成会吐租金的提款机——前后只要几天的时间，成本还几乎是零。
在把一名叫作西奥（Theo）的房客跟他女友从E-24拖车驱逐之后，托宾打算把拖车清理干净。西奥在园区是出了名的“一滴汗都不愿意流”的懒鬼，他没有工作，拖车的状况也是一团糟。
托宾花钱请了米特斯夫人来收拾西奥的烂摊子。比起园区里那些只知道吃处方药、在电视前呼呼大睡，说难听点像在等死的老妇人，米特斯夫人可以说是精力十足、“火气四射”。她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已经成年的女儿梅瑞狄斯（Meredith）大吵一架、互飙脏话。在拖车营的住户们开车上下班的途中，他们时不时会在离家好几英里的地方看到米特斯夫人推着铝罐多到要溢出来的购物推车前行。她有她的生存之道，她是个坚强的老人家。
有机会能多赚点钱，米特斯夫人非常感激，即便要打扫的是E-24，她也没有怨言。说到E-24，米特斯夫人在三米之外就能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异味。车内的凌乱不堪会让人抱怨住这儿的人“有病吗”。地板上都是烟灰缸跟香烟，碗槽里堆满了表面结了层食物的碗盘，马桶整片都是黑垢，还有一眼望不尽的垃圾；地毯上没干的猫尿有好几摊，天花板上垂着一条条蜂蜜色的捕蝇胶带。西奥跟女友走得仓促，很多东西都放着没拿：一双轮式溜冰鞋、一顶摩托车安全帽、一张沙发，一盒完整的工具箱、一架玩具直升机和一本驾照。米特斯夫人把东西全数拉到拖车营的垃圾桶扔掉。丢了几轮后，她向办公室苏西要了双橡胶手套。
这时捡破烂的鲁弗斯出现在门口。“哇，”他看了看四周说，“虽然我不想这样说，但黑人住的地方都不会这么脏。”
米特斯夫人爆笑了一声：“哈！”没有停下手头的动作。
鲁弗斯是来回收金属的。他从1984年开始专靠收破烂维生，让鲁弗斯感到骄傲的是，他从未有过“绕着信箱转”的日子。他不想像邻居那样，每个月巴望着联邦救济金的支票寄来。托宾叫鲁弗斯把微波炉、电冰箱、烘衣机等大件给搬出来，在鲁弗斯和洗碗机奋战到一半的时候，托宾穿着烫好的卡其裤跟POLO衫走过来。托宾眯起眼睛：这种事看多了，他早已见怪不怪。“鲁弗斯，”托宾说，“先把这堆东西清一清，我们再来看要怎么处理。”
花了两个小时，鲁弗斯终于把所有东西都搬上他那辆蓝色雪佛兰老爷车的车斗。托宾没付鲁弗斯一毛钱，回收厂给的废铁回收金倒有将近60美元。米特斯夫人忙了五个小时没有休息，最后才从托宾那里得到20美元。
清理完拖车，托宾便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没多久，就有一对对的夫妻或情侣上门看房。托宾又搬出了那套“修缮专业人士方案”吸引他们。拖车的屋况很差，为此托宾只得低头道歉——屋里仍有猫尿跟烟草的味道残留，有些窗户玻璃破了没修，马桶上的黑垢依旧顽固——为了补偿，托宾免除前两个月的租金。西奥走了几周后，托宾为E-24找到了一对新的住户。这对男女用之前存下的租金把房子整理一番。两个月后，他们才开始付托宾每个月500美元的车位租金。
在办公室苏西看来，托宾给米特斯夫人的那点钱实在少得可怜，但她也没说什么。托宾麾下有一群人帮他割草或捡垃圾来赚点啤酒钱，苏西管他们叫“拖车营里的零工班底”。在维特考斯基议员规定托宾得从外面聘请专业的维护人员之后，托宾便开除了这个班底。他们当中有人还是照常做着这些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搞不好托宾还是会付点钱。特洛伊（Troy）是个失业的摩托车机修工，他帮着托宾把闹上电视新闻的污水外溢解决了。这么拼死拼活，特洛伊只换得了珊曼莎（Samantha）的一顿嘀咕，其他什么好处都没有。珊曼莎是他“有名无实”的老婆。
“现在是怎样！”珊曼莎朝特洛伊大吼大叫，她身上还穿着连锁早餐店乔治·韦伯（George Webb）的制服。这对贫贱夫妻还欠托宾租金没还，而他们抱着的一点希望是托宾可以看在特洛伊做了八个小时非人工作的份上，给他们一点折扣，但其实托宾没开口要他们做。“你清的是大便，人的大便啊！”
“我跟你说，”特洛伊说，“以前在马场打工的时候，我用铲子清过马粪，鸡粪我也扫过。但人的我还真的没试过。这实在太恶心了！”
“我知道，因为你闻上去就很臭！”珊曼莎吸了口气。“要是我就会耍贱，我是个狠角色，”她接着说，“你呢，特洛伊，你就是好欺负。”
特洛伊低头喝了口珊曼莎从店里带回来的奶昔，一个字也没说，像是在默认老婆的说法。“托宾老爱装可怜，”他开口，“那家伙那么有钱，还尽想着赚钱。他每年靠这个拖车营就能赚超过100万吧，”他用动作示意外头成排的拖车，“全部加起来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