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妨害行为的传票都是寄去密尔沃基北部的。在白人社区，每41处符合开票标准的房产，只有一处会真的收到传票。但换到黑人社区，真正收到传票的比例则是16比1。住在旧城区的女性若报案说遭到家暴，房东收到传票的几率就更高了。 7
在绝大多数（83%）的案件里，房东收到传单后的反应不是立马驱逐房客，就是威胁再接到警察来电就驱逐他们。有时候这意味着男女双方会一并遭到驱逐，但多数时候房东只会驱逐遭施虐的女性房客，因为男方并没有和女方正式同居。 8
有一名房东去函密尔沃基警局说：“这只是我其中一间公寓里的某位女孩子跟她男朋友出了问题。她一直都是我的好房客，是后来交了男朋友才会有这些状况。但我估计事情也很难扭转了，所以随函附上我今天送出（给她）的租约中止通知副本。”另外一名房东写道：“我跟她（房客）讨论过收到的报告书……她的男朋友威胁要伤害她的人身安全，所以才会有报案电话。我们达成的协议是她男朋友不得进入公寓。万一这男人跑回来造成房屋损害，将由她全权负责，同时我也会把她驱逐。”还有一名房东写下了：“开门见山，我们决定驱逐席拉·M，也就是那名数次报警求助的女士。她的‘男人’跑来踹门、殴打她，然后被羁押了一两天（逮捕完就放人的话效果不大）。我们建议席拉去买把枪，然后以正当防卫的方式将这男人击毙，但很显然她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所以我们只好将她驱逐。”
上述三名房东从密尔沃基警局收到了同样形式的回函，行文都是：“您的书面行动方案已获警方认可”。 9
警方打电话给谢伦娜的那一年，威斯康星州每周平均超过一人死于（现任或前任）交往对象或亲戚之手。 10 这组统计数据曝光后，接受地方电视台访问的密尔沃基警察局局长表示很困惑，受害者怎么一次都没有向警方求救？一名夜间新闻记者这么总结了局长的观点：“他认为若能经常联系警方，受害者就可以获得援助，避免日后遭遇致命的危险。”但我们的局长有所不知，或者根本是在装傻，他手下单位那不成文的规矩，正是造成受虐女性进退两难的主因：沉默以对会被渣男打，报了案又会失去家。 11 遭受暴力的女性找警察，根本就是在做一场魔鬼的交易。
克里斯特尔开门冲进来，一阵寒风随即灌进室内，全屋的人都抖了一抖。上教会花了克里斯特尔不少力气，她饿得前胸贴后背，给自己倒了碗克朗齐船长（Cap’n Crunch）谷物早餐，然后一屁股瘫坐在双人沙发上。这时她身上还穿着黑金双色的丝质上衣、过膝的长裙，头系一条红色的头巾。克里斯特尔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回了谢伦娜电话，所以她知道阿琳的处境。谢伦娜已经愿意稍作让步了。阿琳现在可以待到周四，前提是克里斯特尔同意搬进谢伦娜名下的另一处房产。如果克里斯特尔说不，那阿琳隔天就得走人。
麦片统统下肚之后，克里斯特尔依旧很饿。她拿了些阿琳的饼干到烤箱去烤。“亲爱的，你要不要也来一点？”她问小贾法瑞。
“他不吃那玩意儿啦。”阿琳冒出这么一句。
“你别把气出在我身上好吗？要凶你去凶谢伦娜。”
“谢伦娜让我火大，你也让我很火大！”
“房东太太怎么说，我管得了吗！”克里斯特尔的口气忽然软了下来，“我跟你们说了可以待到二月啊，怎么说你们也付了我住到那时的钱。但谢伦娜……说你们非走不可。这件事又不是‘我说了算’，毕竟我不打算因为谁给了我150元就去睡大街，”克里斯特尔深吸口气，然后继续，“我不打算生气，也不打算烦恼、失落，也不会打电话给我妈说我不开心，因为我现在心情平静，而这份平静我想要保持下去。”
“但你平静的代价是我跟我儿子要滚蛋。”
克里斯特尔咬着嘴唇，看向天花板。
“没关系，我可以明天就走，但你从冰箱哪儿拿我的饼干，就最好给我放回哪儿去。”阿琳怒吼道。
克里斯特尔摇摇头，拨电话给谢伦娜。“你说你希望阿琳哪天走？……周一吗？你不是说周一吗？”
阿琳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事情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这真的太夸张了，我跟上帝发誓，我真的没遇到过这么倒霉的事！”
“我打电话报警不对吗？”克里斯特尔继续跟谢伦娜讲电话，“克里斯他们在楼上吵得要死，他摆明了就是在揍那个女孩子。”
阿琳跟克里斯特尔要电话，但克里斯特尔不理她。
阿琳气到发抖。“你听着！我的小孩现在没有家了！我们没地方去也没有钱……我该死，我的小孩也该死。我们都该死就对了！该死！”
克里斯特尔头一回见识到失控成这样的阿琳。她把电话递了过去。
“我的意思是，”阿琳对谢伦娜说，“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把我跟我孩子扔在外头！我现在明明就拿出钱来了，但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接到警察电话之前，我们在这里不也待得好好的……我只能说我很谢谢你帮我和我的孩子们做了这么多。周四之前我和孩子们一定会搬走，这我向你保证，其他的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阿琳听了几秒钟的回话，还没等谢伦娜把话讲完，就按掉了电话。“我觉得我们被利用了。我跟孩子被利用了！”她看向克里斯特尔，带着一个老灵魂、异常冷静的克里斯特尔。“我觉得很无力，”阿琳道歉，“我不应该拿你出气的，我刚刚气疯了……明明是我的生活，却都是别人在做决定。”她双手一摊。
“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我家里也是……你的那些问题，没有人能帮你，能帮你的只有上帝。”
“但我就是没办法相信别人，我怎样都不能相信别人。”阿琳坐了下来。
“你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无缘无故加害于你。”
“但事实就是这样啊……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被自己的爸爸动手动脚、妈妈却不闻不问是什么感受！”阿琳说的是那个从她十岁起骚扰她到十六岁的牧师继父。
“喔，不不不，我懂，”克里斯特尔说，“我懂，我完全懂！因为我小时候就被继父骚扰过，我会被送去寄养家庭，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对上帝发誓，你经历过的事情我真的懂！我愿意对上帝发誓！”
阿琳把这话听进了心里。乔里已经带着贾法瑞进到母子三人的房间，拧开音乐。歌声在客厅里流淌，两个女人坐着一声不吭，好像在某个瞬间谅解了对方。她们体会到了彼此的伤痛。男孩儿正坐在床垫上跟猫咪小不点玩。阿琳低下头说：“我不想再受伤害了。”
“你听我说，”克里斯特尔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到了教会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吧，圣灵就进入了我的身体，然后我跟上帝说：‘我不想再受伤了，我不想再掉眼泪了，我不想再受苦了，我不想再被伤害了。’……但这些都是为了造就你，造就你这个人。因为像我被伤害、被谎言欺骗、被说闲话、被虐待，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被送去安置，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兄弟姐妹不管我，阿姨们不管我，叔叔伯伯也不管我，但这些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你要我爱你可以，但你不相信我的话，叫我怎么爱你？叫我怎么安慰你？你把心关起来，那就没人有办法帮你。你被侵犯过？我也被侵犯过……十岁的时候我忽然记起自己五岁时被摸过。我看了看我妈，结果我妈继续吸她的毒，还继续跟那个男人……她习惯用烟斗抽快克可卡因，她那时肚子里还怀着我。我爸会打我妈，我妈后来背上被人刺了十一刀。经过这一切，我感受到了神的呼召。但那需要我主动感应才行，不然神也无能为力，不是吗？……教会真的很棒。去那儿我可以看到、感受到上帝的圣灵。我知道圣灵何时进入教会，因为当下真的会有烟。有些人觉得我疯了，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但，我要说，这才是我的信仰啊……比起我妈，我的牧师更把我当女儿看待，这一点都不夸张。我不敢说你对这件事会有什么感觉，毕竟你妈妈不在身边，但我可以说……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历很多，你在未来也将继续经历各种苦难。你现在的处境正在造就你……这个夏天我经历了自己的苦难，当时我觉得自己无所依靠，已经准备好去吸一吸快克可卡因了。但我念着牧师两年前为我祷告的祷文，我相信这些话语，并且得到了依靠。而且我根本没跟牧师提过我妈妈吸快克可卡因的事情，是牧师自己过来，把她的手搭在我身上说：‘你有个吸快克可卡因的妈妈，但你绝不会吸快克可卡因。’当时我一下子哭了。”
克里斯特尔吐出的最后一个字在空气中回荡，慢慢消逝在电视发出的噪音中。坐在那里的阿琳惊呆了；等到电话铃声响起，她才回过神来。电话另一头，朋友找她，跟她说有间公寓不错。“房东有要求身家调查那些吗？”
“你过来，”克里斯特尔对讲完电话的阿琳说，阿琳很听话地凑过去，克里斯特尔一下子揽过她。“那儿的房租一个月多少？”
“糟糕，我忘了问。”阿琳打回去，月租说是600美元，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价格不行。”
克里斯特尔出了门，她去看谢伦娜要她搬去的那间公寓长什么样。“别担心，”她这么跟阿琳讲，“别的我没办法保证，但这回一定没事的，你听我的就是了。”
* * *
[1] 连尿壶跟窗户都没有，是英文俚语里用来形容人一穷二白的说法。
注释
1 .心理学家已经证实：当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的求生本能和同理心（empathy）狭路相逢，人们通常会选择自保。参见Keith Campbell et al.，“Responding to Major Threats to Self-Esteem：A Preliminary，Narrative Study of Ego-Shock，”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2（2003）：79-96.
2 .“Dot your eyes”在这里的意思是“插瞎你的眼睛”。“Scary”一般指“恐惧、害怕”，此处是说人“胆小、怯懦”。
3 .在20世纪，随着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及其警力的成熟，公民被要求不得在案发现场逗留，并且必须退到黄色封锁线外。追诉和惩戒行为人的工作由州政府一手操办。到了1960年代，许多反越战的示威群众被标准配给的警棍打到头破血流。公民高声抗议警察在少数族裔社区中实施的暴行。贪污腐败的流言蜚语在各地四散。洛杉矶的华兹（Watts）因为暴动陷入火海，暴力犯罪节节升高。面临接踵而来的社会变迁，美国民众对一整套刑法体系渐渐产生了质疑。而1974年发生的事件可以算是“致命一击”：罗伯特·马丁森（Robert Martinson）检视了231笔相关研究，并在《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期刊上发表了如下结论：“排除个别特例，见诸于资料的教化和矫正都未能使再犯率有显著的降低。”“做什么都没用。”为政者与犯罪学学者只有叹气的份。司法体系发觉手头的权力大打折扣，做了一系列摸不着头脑的回应。他们一方面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又引进了不具司法警察身份的行为人来控制犯罪。关于由第三方来维持治安（third-party policing）的兴起与特性，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Nicol Valdez，“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Consequences of Third Party Policing on Inner-City Wome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2013）：117-41；David Garland，The Culture of Control：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Lorraine Mazerolle and Janet Ransley，Third Party Polic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4 .Reinier Kraakman，“Gatekeepers：The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 2（1986）：53-104.
5 .Desmond and Valdez，“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Table S1.Mazerolle and Ransley，Third Party Policing.
6 .妨害条例曾是反毒战争中的一大利器。而在2008年到2009年，密尔沃基地区列载的1666起妨害行为里，仅4%涉及毒品相关的犯罪。关于导出这些数据的方法论，参见Desmond and Valdez，“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122-25。
7 .“黑人/白人社区”在此处指人口普查的分组中至少2/3居民是黑人/白人的社区。“符合开单标准的地址”是在三十天内曾拨打三通及其以上报案电话的住址。多数的妨害行为清单会发去黑人社区。原因并不是黑人社区里犯罪猖獗，单纯是那儿的人“比较黑”。即便控制了犯罪率、报案件数、社区的贫穷率和其他相关的变量，黑/白社区被开单的频率差距也仍旧存在。想象一下：两名女性同时报案说被家暴。她们一个住在黑人占八成的社区，另一个住在黑人只占两成的白人社区。第一位女子的房东被开单的几率要比第二位高3.5倍以上。就算控制了（根据不同住址/社区的家暴率计算得到的）家暴热线发生频率这项变量，上述的现象也不会有任何改变。Desmond and Valdez，“Unpolicing the Urban Poor.”
8 .这项分析可能会让人质疑：近期家暴案件数量减少，究竟应该“归功”于家暴定罪的范围变大，还是财产妨害条例的常规化阻碍了正常的报案。参见Cari Fais，“Denying Access to Justice：The Cost of Applying Chronic Nuisance Laws to Domestic Violence，”Columbia Law Review 108（2008）：1181-225。
9 .还有些房东在收到妨害行为清单后的反应是叫房客不要老打911报案。他们常跟房客说，遇事不要报警，先跟房东通气。一名向“身心障碍人士”提供租房服务的房东曾把这样的告示贴在其名下房产的外墙上：“请勿打911报案／您可能会因为拨打非紧急电话而遭到警方罚款／有类似需要请拨（414-×××-××××）／找一位道恩（Dawn）的先生为您服务。”他们甚至还用驱逐或罚款来威胁房客。在收到妨害行为名单后，一名房东寄信给所有房客：“房客中若有去电密尔沃基警局投诉妨害行为，或是滥用911紧急报案电话者，一概罚款……每通50美元。”
10 .Wisconsin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Wisconsin Domestic Violence Homicide Report：2009（Milwaukee：Wisconsin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September 2010）.
11 .密尔沃基于2011年修订了自治条例。修订条例的时间点就在我跟警察局、公设辩护律师和住房法方面的专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后不久。现在的清单上会特别强调“妨害行为”不包含家暴、性侵和被跟踪等情况。踏出这一步后，密尔沃基加入了芝加哥、麦迪逊、新泽西菲利浦斯堡（Phillipsburg）和纽约东罗彻斯特村（Village of East Rochester）等城市的行列，正式在房产妨害条例中禁止以重复家暴报案为由发出名清单。但它们只是少数、是例外。光是把家暴报案从妨害行为的名单“下架”，就可以保障被虐待的妇女不被法律玩弄吗？这不太可能。原因有二。
首先，家暴案件经常湮没在警方欠缺细节和分类的材料里。分明是家暴，档案中记录的却是“财产损失”（Property Damage）——其实是前男友一脚把门给踹了，或“持有刀械”（Subject with Weapon）——其实是丈夫用两把美工刀把妻子给划了。虽说家暴、性侵和被跟踪的情况被排除在妨害行为的范畴外，但密尔沃基的自治法规仍将像人身攻击、骚扰和误用报警电话等情况列在法律容许告发的妨害行为里（共计32项）。而在上述情况中，仍旧有可能出现类似家暴的犯罪行为。
Chapter16 雪地上的灰烬
终于到了月初，谢伦娜的银行账户金额又变成了三位数。本月是二月，跟平常稍有不同，是房客们收到租税扣抵 [1] 、可以大手笔缴租金的月份。有名房客兑现了退税支票，付了谢伦娜2375美元；多琳依照跟房东签的和解条件挤出了950美元；拉马尔拿出了550元，但因为他的油漆工作完全是白忙一场，所以对谢伦娜来说他还是没能把房租还清，拉马尔还是将面临驱逐。
也许是为了彻底抚平最近“濒临破产”的创伤，又或许是单纯想去挥霍一下，周三晚上谢伦娜跟昆汀跑去赌场玩了几把。谢伦娜套上了Rocawear牌红褐拼金色的上衣。昆汀的行头则是黑人饶舌团体“五角兵团”（G-Unit）的皮外套、一顶帽舌平得像被烫过的黑色棒球帽、外加一只偌大的粉红色戒指。他在离波塔瓦托米赌场酒店主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残障人士车位，然后把证件往后照镜上一挂——一名行动不方便的房客送了他这份大礼。
在前往吧台跟烧烤区的途中，他们经过了犹如森林般茂密，还叮当作响的机器。谢伦娜露出了顽童般的笑容说：“希望你明天不用早起。”她可以在赌场泡到凌晨三四点，续航力差的昆汀一般早就回家睡觉了。
谢伦娜即将做一场名为《双重成交 [2] 的套利艺术》的简报，夫妻俩就着汉堡和长岛冰茶讨论谢伦娜的简报内容。晚餐后他们直奔二十一点扑克游戏。谢伦娜缓缓穿过牌桌，最后决定加入一场已经有两名白人男性的战局，其中一人只身在牌桌前吞云吐雾，另一人看起来如坐针毡，身后站着一个跟人举手击掌的金发女伴。谢伦娜摆了100美元的筹码在桌上——这儿的赌注是25美元起跳，而她很少赌不到100美元——然后拉出一张凳子，安静地上手游戏：要牌的时候就点一下桌面，想跳过的时候就用两根手指在空中画一道线。
在城市的另外一头，精确地说是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拉马尔发牌的对象则是卢克、埃迪、巴克和其他几个围在桌边的社区少年。这一晚冷得刺骨，在场者身体的热度让厨房窗户蒙上了一层雾气。因为卡玛拉也在场，所以这一晚的牌局节奏跟平常稍有不同，速度慢了一点、气氛也更加和缓。自从卡玛拉搬到楼上之后，拉马尔就一直邀请卡玛拉来玩黑桃王，但直到这天她才终于说好，为此卡玛拉找了她爸爸来看着孙女们入睡。卡玛拉有个男友叫德文（Devon），也就是她孩子的父亲，但拉马尔照样有意无意对她放电。房子里有女人在场，气氛就是不一样。在升级为孕妇前，娜塔莎曾让黑桃王的牌桌上充斥着一种奇妙的“张力”，实际上她什么都没做，只能说美人的存在就会有这种效果，为此拉马尔只得提前叫停牌局，把所有人统统踢出去。所幸孩子们在卡玛拉面前算是相当“乖巧”，他们既没有拿女生当成话题，也没有笑拉马尔是“猴子屁股”（自从拉马尔把八字胡剃掉后他们就一直这么喊他）。卡玛拉比娜塔莎大不了多少，但在少年们的眼中，卡玛拉比较像个“女人”，她似乎包裹着一层威严与世故的外壳。 1
拉马尔的新年愿望是“敬拜上帝，远离毒品，找个新居”。谢伦娜始终没理会他想修缮房子的诉求：厨房碗槽渗漏好几天了，水都流到了地板上。拉马尔心想，谢伦娜横竖不会让他再待太久，让水继续漏着也没什么关系。他的新家也许可以继续作孩子们的庇护所。拉马尔不懂谢伦娜为何如此对待他。“别人无意跟她作对，她何必这样待人？”他十分纳闷。有意思的是，谢伦娜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拉马尔说碗槽坏了，但谢伦娜说碗槽是他自己弄坏的。
昆汀没有跟谢伦娜一起玩二十一点。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在旁边远远看着，确保没有人生他老婆的气，也不准有人对他老婆动手动脚。对昆汀来说，来赌场唯一的乐趣就是看自己的老婆高兴。至于赌博，昆汀没有丁点兴趣。“妈的，50元就这样飞了。”他小声咒骂谢伦娜刚输掉的一把牌。
牌不断摔落下来，黑夜继续前行。昆汀接了一通电话，挂断后走向二十一点的牌桌。他把脸贴近谢伦娜，悄悄告诉她十八街跟莱特街口烧起来了。她立刻收起筹码，跟着昆汀走出赌场。
“是多琳家吗？”谢伦娜跟紧昆汀的脚步。
“不是，是后面那排。”
“拉马尔家？”
“也不是，是拉马尔的楼上，卡玛拉家。”
昆汀一脚踩下油门。“老天爷啊，拜托，拜托不要太过火。”谢伦娜嘴里念念有词地祈祷着，手则紧握Suburban车门。他们抄小路赶往十八街。谢伦娜抬起头，焦躁不已。“这些人在搞什么啊……但愿房子不会被烧到面目全非。”
正要将车转进第十八街时，昆汀遇到了路障。“王八蛋，那儿已经烧得他妈的像在过圣诞节了。”他说。可以看见一辆辆消防车停在房子前面，警示用的红白灯光朝着四方闪烁不停，但他就是看不到房子本身。昆汀相继换了几条线路，想进到现场，但周遭的大街小巷早就被消防车跟救护车塞满。就在昆汀打着方向盘找缝隙钻的时候，谢伦娜从邻屋的空隙瞥见了现场的火光。最后昆汀试着开到跟第十八街隔一个街区的某条巷弄。透过Suburban的车窗，首先映入谢伦娜眼帘的是阴影中的车库后方，然后是积雪覆盖的废弃空地，最终才是公寓的全貌。
谢伦娜忘记了呼吸。
“天啊！怎么烧成这样！”昆汀脱口而出。
房屋被一片火海吞噬。火舌从屋顶窜出，融入乳白色的烟雾与蒸气，渐渐上升，消失在冬夜的天空中。昆汀跟谢伦娜看着消防员的身影在原本是卡玛拉的住处冲进冲出。说“原本”，是因为现在那儿只剩下空荡荡的焦黑外壳，像是被开膛破肚一般。侥幸没“惹火上身”的部分，因为灌救的水结冻而变得湿滑。
昆汀朝着房屋走去，谢伦娜则留在原地。这场火让她想起，一个心怀不满的房贷顾客曾把土制炸弹丢进她办公室的窗户。从那之后，任何一点火花都会让她惊慌失神。
昆汀认出了拉马尔的大儿子卢克，他把头埋在两腿中间哭泣，一名十来岁的少女在多琳的门阶上安慰着他。想在现场听清他们的对话并不容易，因为当下实在太过嘈杂：柴油引擎的轰隆声、抽水泵钻地的震动声、水与高温物体表面接触时的嘶嘶声、斧头劈开木块的撕裂声，全部杂糅在一起。帕特里斯也跑到了外头，她身上只有薄薄一件T恤跟牛仔裤，正瑟瑟发抖。她指着昆汀，拉高嗓音对一名消防员说：“房东来了！”消防员点点头，向昆汀走去。每每有火焰向外窜出，围观民众的面孔就会在黑暗中闪烁着橘红色的光芒。帕特里斯忍不住多看了眼聚在救护车后方的急救人员，然后转身回到屋内。
辛克斯顿家与拉马尔、卡玛拉住的那栋房屋，只隔了一小片泥巴跟杂草，这一小块地此时却挤满了人。多琳坐在离前门不远的地方，抱着才两岁的孙女凯拉·梅。娜塔莎盖着毯子躺在地上，鲁比就在她身旁。辛克斯顿家其余的小孩则在床垫上坐成一排，睁着大眼见证现实的沉重。拉马尔瘫坐在轮椅上揉头，试图擦去眼中的泪水。埃迪跟巴克站在一旁陪他。戴着工地帽的白人穿梭于人群中，一边寒暄一边搜集信息。“不好意思，可以提供一下您的姓名吗？”
一名消防员扛着用白布盖着的担架往救护车上送，看到这一幕，帕特里斯朝卡玛拉的方向张望。只见她瘫在地上扭曲着身子呼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的头发有一边已经被烧掉了。她弓起背，把脸整个埋在地上。一个上了点年纪但没人认得的女士试图抱住她。“好了，”她安抚着卡玛拉，“好了。”后来这位老人家也累了，她松开手，卡玛拉重新倒落于地，哭得声嘶力竭。
德文走进屋内，两手抱着卡玛拉的女儿，她们俩都是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孩。他把惊魂未定的小女孩推向卡玛拉——她正被警官们团团包围着。卡玛拉坐起来，接过两个女儿，紧抱着她们，亲了又亲。母女三人的头倚靠在一起，卡玛拉的眼泪淌在了女儿的头发上。
一名资深的消防人员踏进辛克斯顿家中，跪在卡玛拉身边重复她已经知道的噩耗：她才八个月大的小女儿死了。卡玛拉向后一瘫，颤抖着发出了一声难以名状的哀号。
“他杀了我的孩子！”卡玛拉在嘶吼，身体不自主地抽动，“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德文手握拳头在房子里踱步。低声重复着：“第二个了，这是第二个了。”到了某个点上他停下脚步，站在卡玛拉的身旁。屋里一片沉默，大家静静注视着这一切。德文看似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所幸情绪的峰头过了，他也只是继续踱步，口中念念有词。“这是第二个了。”原来一年前他们才因为死胎失去过一个女儿。她的骨灰就装在卡玛拉和德文脖子上那一对锁盒里。
“喔，老天爷啊，”谢伦娜在听到昆汀的描述之后说，“他们怎么会把婴儿独自丢在家里。”谢伦娜的思绪飘回了还在当四年级老师的那段日子，卡玛拉就是她班上的学生。“她一直是个乖孩子。”谢伦娜说。
回到家中，昆汀与谢伦娜尝试拼凑起事情的全貌。“德文跟卡玛拉……”昆汀开了个头。
“在楼下。”谢伦娜接了他的话。
“跟拉马尔玩牌。或许家里有东西忘了关……等他们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冒火，这时再想上楼处理，已经来不及了。”
昆汀敲击键盘，他想看这场火灾有没有上新闻。答案是肯定的。“消防队抵达现场时没听到烟雾警报器的声音，”他读起了报道，“厨房里就装了一个啊。”他说。
“是每个睡觉的地方都要装才对，”谢伦娜回答他，“我记得我们有装几个在楼上啊，不过现在才问，我可想不起来。” 2
事发的隔天，火场调查员联络了谢伦娜。他说这场火会烧起来，是因为卡玛拉的一个女儿下床时不小心踢翻了灯。卡玛拉的爸爸有可能第一时间就逃命去了，也不管自己有个孙女还是婴儿。但更有可能的是他那晚早早地把三个孙女扔在家里，偷偷溜出家门。卡玛拉跟卢克都想要抢救年幼的孩子，但大火铺天盖地，人从外头根本没办法进去。卡玛拉的另外两个女儿是自己走出来的，当时火势还没有完全失控。至于烟雾警报器，没有人听到丁点儿声响。
火场检查员对谢伦娜说：“你没什么好担心的。”这次的事情她一点责任都没有。知道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之后，谢伦娜追问起火场调查员另外一件事。她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义务要归还卡玛拉跟拉马尔的租金，毕竟1日刚过，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几天。对方说“不用”，她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我的钱他们别想要拿回去。”她说。谢伦娜估计卡玛拉跟拉马尔都会想要拿回租金，而她猜得一点都没错。
谢伦娜想把着火的整块地推倒，再将保险金收入囊中。“不幸中的大幸，我还可以发笔财。”她说。当然，能顺便摆脱拉马尔，对她也是“好事一桩”。红十字会会安置拉马尔跟他的两个儿子，省去了谢伦娜还得自行驱逐他们的麻烦。
当天稍早，巨大的敲门声吵醒了熟睡的多琳。她直接穿着睡袍去开前门，发现家门口全是摄影机跟麦克风。应付了记者几个问题后，多琳关上门，想着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她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她穿过厨房，从后窗看出去，卡玛拉的二楼公寓好像一个黑色洞穴。窗户都破了，屋顶烧去大半，只剩下孤零零的梁柱。原本的米色外墙被高压水枪冲刷出了一条条灰色的污垢，地上的白雪被余烬染黑，屋瓦、木条、家具和各种残骸散落一地——这一团扭曲而狰狞的垃圾，除了表面焦黑，上头还覆盖着消防软管留下的、已经干硬的泡棉。树枝上的水珠尚未滴落，便已凝结成上千个冰球。多琳压低了视线，看到自家前廊上的六朵白百合，束着米色缎带，如若凛冬里的春暖日和。
* * *
[1] Tax credits，指直接减少纳税人支付的税金。常见可以申报税收抵免的支出有基本个人抵免额、年长者的税务福利、家庭抵税额度等。一般来说，税收抵免是不可退款的。
[2] Double Closure，房地产术语，炒房者身兼买方与卖方，以中间人的身份通过买低卖高进行套利。双重成交是因为买卖两笔合约大约同时完成，所以是一个接近买空卖空的无本生意，同时中间人的交易记录也不容易浮上台面。
注释
1 .那天晚上我一开始跟谢伦娜和昆汀在赌场。拉马尔与卡玛拉玩牌的场景是根据相关资料重建的。我访问了拉马尔、卢克、埃迪和社区少年们，还检视了由法医和消防安全专家撰写的报告。从赌场回来之后的发展则都是我亲眼所见。
2 .一个世纪前就有母亲发出哭喊了。彼时，恶火肆意侵袭廉租公寓。出于成本考虑，这些公寓一般没有防火设备。时至今日，当城市里的贫民窟深陷火海、徒留一片残垣断壁的时候，我们仍能听见母亲们的哭喊。在芝加哥，1947年到1953年间，贫民窟中发生的火灾就带走了180多条生命。当中63人是孩子，是不到10岁的孩子。引发火灾的元凶——过于拥挤、粗制滥造的建筑工程——还会在发生火灾时使居住于此的人无可逃遁。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有不少房东为诈领保险金，一把火烧了自家的房子。骇人的是，这些房子不见得都是空房，有时里头还住着人。现在，相比住在精装公寓的同龄人，劣质住房里的孩子有高出10倍的可能死于火灾。按照雅各·里斯（Jacob Riis）的说法，入夜后的火警是“人类经验里少有的骇人事件”。这句话的出处是：Riis，How the Other Half Lives：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New York：Penguin Books，1997[1890]），35-36，88。关于贫民窟的火警，参见Jacob Riis，Battle with the Slum（Mineola：Dover Publications，1998[1902]），89；Marcus Anthony Hunter，Black Citymakers：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chapter 3；Arnold Hirsch，Making the Second Ghetto：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1940-196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25-26；Thomas Sugrue，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37；Beryl Satter，Family Properties：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335；Douglas Parker et al.，“Fire Fatalities among New Mexico Children，”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22（1993）：517-22。
第三部分 后来
Chapter17 这就是美国
阿琳坐在第十三街公寓的客厅里瑟瑟发抖。她没有冬衣，所以多套上了一件T恤，外加一件大得过头的连帽衫。密尔沃基的气象主播这阵子特别忙碌，他们说这会是近十年来最冷的一周，还说风势恐怕会让体感温度下降至零下四十度。地方新闻台不断以快报的方式提醒民众：暴露在外十分钟就会冻伤，所以建议待在室内，避免外出。但阿琳得在三天内租到房子。
谢伦娜不想再跟阿琳或克里斯特尔纠缠了。与密尔沃基警局的一席话把她吓得不轻。她决定让治安官把阿琳赶走，还要发驱逐通知单给克里斯特尔。“我可不想让那些人害我被抓，或害我房子被拿走，”谢伦娜说，“我受够这些有的没的了……阿琳太自私了。她的眼里没有其他人，只有自己跟小孩。完全不顾我的死活。”谢伦娜把要给克里斯特尔的驱逐通知单传真给密尔沃基警局。事隔数日，她收到了回函：“您的书面行动方案已获警方认可”。
阿琳约了一名女性房东见面。她在房东的公寓社区外头候着，等了差不多半小时，房东终于开着辆斯巴鲁（Subaru）姗姗来迟。她是个身材高挑的白人，身穿北面牌（The North Face）的羊毛外套，脚踏崭新的网球鞋。房东急忙道了歉，然后自我介绍说她叫卡罗尔（Carol）。
卡罗尔要出租的是间面积不大的一居室，月租525美元，在密尔沃基北区的北角。阿琳“足足”花了三十秒的时间环视室内，就决定租了。其实她不喜欢这间公寓，也不爱这一带的环境，更不乐意面对一搬家儿子又得转学的事实，但这些考量现在都是次要的。“管不了那么多了，”她心想，“现阶段有地方住总比没地方住好。”
卡罗尔决定当场“面试”阿琳，她在空无一物的客厅一屁股坐下，然后请阿琳拼出她的姓名，还要了她的出生年月日和社保号码。卡罗尔问的第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你最近三年有被驱逐过吗？反正我会去CCAP案件管理系统那儿查，所以你还是老实点好。”阿琳给了卡罗尔真名，而她不确定自己的真名会联结到哪几次驱逐记录。所以从被迫搬离那间没水的房子开始、和在之后的一切经历，她都一五一十地跟卡罗尔说明。她提到了阿特金森大道的毒贩、自己好姐妹的离世。这花了她一些时间，毕竟当中包含了多次搬迁和不少细节。卡罗尔听得一头雾水，慢慢失去了耐性。她直接打断阿琳，问了她的收入：“你参加威斯康星的W-2有多久了？为什么会参加？”
“其实，他们把我放进W-2 T是因为……嗯……我因为抑郁症去做了咨询，每周我都会跟治疗师见面。然后他们让我做职业配对，想要我做好就业的准备，但他们也想让我去申请联邦救济金。”
“最好不要靠这两种福利过日子。”卡罗尔一边这么说，一边叫阿琳去找份真正的工作。
“我知道。”阿琳答道。
阿琳搪塞了自己的收入，说自己有在领取育儿津贴。但卡罗尔说：“我们这栋都没有小孩喔。”这之后，阿琳连孩子的事情也撒了谎。收入她是以少报多，小孩她是以多报少，只提了贾法瑞。“我得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卡罗尔这么跟阿琳说。她说两个小时后她会绕去第十三街看一下。
回到第十三街的公寓，阿琳把垃圾拎出去，地毯扫干净，还把乔里的衣服全部藏了起来。可浴室她就束手无策了——堵塞浴缸中的积水一动不动，洗脸盆也不通——所幸灯也不亮，也许卡罗尔根本不会注意到。来到厨房，阿琳站在洗碗槽旁，眼皮底下是肮脏碗盘堆成的小山。小不点蹭着她的腿，喵喵叫着喊饿。家里的洗洁精没了，所以就拿克里斯特尔的洗衣粉凑合着用。水哗哗地放，阿琳的双手在两侧的洗碗槽里忙活。她一边刷锅子一边哭。此时电话响了。“没事啦，”她对着电话另一头说，“真的没什么，没事。”说完她才崩溃地放声大哭起来。
克里斯特尔原本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着阿琳像无头苍蝇似的忙进忙出，这时她起身给了阿琳一个拥抱。阿琳把头埋进克里斯特尔的肩膀里哭，克里斯特尔也没有躲避。等阿琳抬起头来，克里斯特尔才对她说：“我向你保证，相信自己，你一定能租到房子的。”
卡罗尔终于找上门来了，公寓看起来马马虎虎，还算像样。阿琳甚至还喷了些纺必适（Febreze）牌的空气芳香剂。把里里外外扫视一遍后，卡罗尔在玻璃餐桌边坐下来。“老实说，这里看起来不是很理想，”一上来就是狠话，“然后，我知道你好姐妹过世和其他一堆杂七杂八的事，但这些也不是房东的问题吧？”
“我懂你的意思。”阿琳总觉得白人喜欢听到“我懂你的意思”、“我正想办法要振作起来，不做那些蠢事”，还有“我打算回学校去取得高中同等学力”。然后就是眼神交会，很多的眼神交会。
“我不是说你的这些遭遇没什么，”卡罗尔接着说，“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也有个员工母亲过世，她也没有保险什么的，但政府会付钱。那个，他们会给你300美元吧，让你去办后事。我们那个员工就这样把丧礼给办了。”
四目相对。
“所以你打算怎么洗心革面？我可不想没过一个月就出手赶人。”卡罗尔点了点手中的笔。
这个节骨眼上，阿琳申请过或是去看过的公寓已多达二十五间，卡罗尔是她最后一线希望。如今连这最后的希望也即将飘走，阿琳只好打出手里的最后一张牌。她主动问卡罗尔要不要跟W-2的主管机关申请成为“卖方支付款”（vendor payment）的收受对象，让房租自动从每个月的W-2支票金额中扣除。“这样我一领到支票，你就会收到房租。”
“这样好！”卡罗尔快人快语，甚至有点喜出望外。“这样算是大家各退一步，”但她马上又补了一刀，“不能养猫喔”。
“好。”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你应该先想法子喂饱自己和孩子。”
